的完善委托调解制度

第一篇：的完善委托调解制度

委托调解制度的完善

柳殿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该条规定的即是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作为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处理程序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法院层面来讲，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涉诉信访的严峻形势;从当事人层面讲，委托调解能够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执行风险;从社会层面讲，委托调解可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途径。

但委托调解在探索性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几方面的问题。

一、委托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认识问题 1.社会各阶层对委托调解的误解。有些相关部门甚至认为法院在推脱责任。2.司法理念更新迟缓。有的法官习惯了“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对委托调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认识，对运用多元纠纷解决的新方法、新途径的探索和适应能力不强。

(二)机制问题 委托调解目前还主要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或者由相关部门和法院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没有组成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三)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 1.调解员的经费没有保障，调解员缺乏积极性。2.法律效力问题。有限委托调解的相关制度对调解员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不能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应有的功能。

对上述潜在性问题与机制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1.建立委托调解的法官培训与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法官对委托调解的认识，把委托调解纳入审判流程管理之中，时刻关注委托调解的进展，并加以督促。2.建立调解员学习培训机制。扩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范围，把调解员纳入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之中，提高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3.建立委托调解考核机制。由本级党委牵头，把委托调解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实行目标管理。

对经费保障与程序规范问题，下文从委托调解主体与程序规范方面重点探析。

二、委托调解主体的规范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发展性和可塑性，可从主体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一)调解员的范围 《调解规定》第三条确定调解员为以下组织或个人：1.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定关系;2.与案件有一定联系;3.具有专门知识;4.具有特定社会经验。由于委托调解本身是一种开放式调解，因此，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可以考虑以下范围：一是公、检、法、司离退休人员，具有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二是其他离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觉悟;三是街道、社区、村组等基层干部，具有较好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群众语言做好调解工作;四是工青妇组织、消费者协会、工商界联合会等具有专门知识的组织;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六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易被当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条件且愿意做委托调解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二)调解员的选任 对于需要委托调解的案件可选择协商、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聘调解员。凡是愿意从事调解工作并通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调解员。法院通过审查备案，并出具委托手续即可进行调解。

(三)调解员与法院的关系 法院委托调解时出具委托调解函，与调解员或组织建立委托调解关系。

(四)调解员的待遇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把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之中，统筹安排调解员经费，根据调解员的能力和调解案件情况支付其报酬。可建立调解基金，基金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按年支付。

(五)调解员的考核 调解员可以划分等级，每年按调解纠纷的数量和委托调解后调解成功的比率划分或晋升等级，等级越高，支付其的调解费用越多，以提高其积极性。

三、关于委托调解程序的规范

(一)调解时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和《调解规定》第三条的意见，委托调解如同诉讼调解一样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从立案至判决送达之前都可以启动委托调解。这里的立案应当从宽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还应当包括预立案。纠纷当事人未启动诉讼程序或不准备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不能启动委托调解程序。

(二)调解启动 委托调解应当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法院根据案情建议进行委托调解;二是纠纷一方或双方申请委托调解;三是熟悉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或组织认为纠纷通过委托调解能够顺利解决的，可以向法院建议或申请。启动委托调解还应做到：(1)向纠纷当事人释明委托调解的含义、目的和程序，使纠纷当事人对委托调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⑵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调解。对诉前委托调解，法院应当

征询原告的意见，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预立案，把案件交给委托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对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调解的，要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三)调解过程 与法官主持的调解相比，委托调解可以相对灵活。但为了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调解员回避。对于调解中出现的问题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四)调解结果 纠纷经委托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不需要法院确认的，调解人员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法院撤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由当事人协商诉讼费用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案件结案。委托调解不成功的，法院及时进入诉讼环节。对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法院应当从两个方面审查：一是询问纠纷双方，看调解协议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规定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委托调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五)案件范围 同诉讼调解一样，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要求法院应“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调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

(六)调解原则 委托调解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当事人同意进行委托调解的，应当进行委托调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进入诉讼程序。二是及时调解原则。纠纷进入委托调解后，调解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解，调解不成立时及时告知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不能久调不决。三是保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接触到双方关于诉讼的有关证据或当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应当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应当让纠纷对方或案外人知晓。四是合法合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能违法调解，不能采取欺诈、胁迫、利诱、强制等方式调解，调解的方式和结果还应当符合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二篇：4委托调解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4委托调解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第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从该条规定上看，委托调解是指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符合一定条件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调解。

一、委托调解产生的背景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承担着定纷止争，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职责。从法院的司法角度讲，单一的运用司法手段解决和化解纠纷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谈判、调解和仲裁[2]。委托调解是调解方式与诉讼程序融合而产生发展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委托调解的形成、发展并成为指导全国法院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模式，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3]。

从法院层面来讲：1.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4]。委托调解可以将一部分案件“分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法院审判任务过重的压力。2.委托调解能够缓解涉诉信访的严峻形势。通过委托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非对抗性。对部分纠纷通过委托调解予以解决，能够减少这部分案件裁判后发生涉诉信访的风险。3.委托调解有利于司法目标的实现。委托调解也可以说是一项司法便民、利民的举措，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树立司法权威。

从当事人层面讲：1.委托调解能够降低纠纷解决成本[5]。纠纷当事人通过委托调解及时化解纠纷，不仅可以减少一定的诉讼费用，而且能够减少很多诉讼环节，减少诉累，不致于过多地影响生产和生活。2.委托调解能够降低执行风险。纠纷通过委托调解得到解决，双方当事人能够通过自我内心监督履行协议，大大降低了为兑现裁判可能需要强制执行的风险。3.委托调解能够避免矛盾激化。通过委托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在心理上没有“输掉面子”的阴影，不致于因纠纷而激化矛盾，也不致于在纠纷解决后形成新的矛盾。

从社会层面讲：1.委托调解减少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委托调解能够及时将矛盾解决化解，实现了“纠纷形成——法院起诉——委托调解——矛盾解决——社会和谐”这样一个纠纷解决的模式，减少了社会矛盾的积累。2.委托调解深化了纠纷解决的多元化。委托调解制度的形成，丰富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内涵，与人民调解、仲裁、劳动争议、消费者纠纷、交通事故处理、医疗纠纷、信访、公证和诉讼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管齐下，化解社会矛盾，开创了社会矛盾解决多元化的新途径。3.委托调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委托调解容易达到案结事了、群众满意的目的，体现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

二、委托调解的性质

从《调解规定》第3条的文意上看，委托调解与其他形式的调解存在以下区别：

1.与人民调解不同。人民调解的启动程序具有主动性，纠纷发生后人民调解员可以主动上门调解，而委托调解的启动具有被动性，只有法院委托有关组织或个人后方可进行。

2.与诉讼调解不同。诉讼调解进行调解的主体是法院或者说是法官，而委托调解的调解主体是法院以外的特定组织和个人。

3.与协助调解不同。协助调解的调解主体是法院和法官，参与人员起辅助作用，而委托调解的调解主体是被委托的有关组织或个人，在调解过程中有引导权和一定的主导权。

4.与律师调解不同。律师调解的主体特定，而委托调解的主体不特定，其不是基层调解组织及其成员，不是法院工作人员，而是具有一定优势的组织和个人。

5.与司法ADR,尤其是法院附设的调解不同。法院附设的调解是一种在法院附设的经常性调解组织，而委托调解是一种松散的调解，不但没有常设的调解机构，也没有常设的调解人员，在委托调解任务完成后，调解成员即解散，可重新组成调解组织参与新调解任务。

因此，委托调解是由具有一定条件的调解代理人接受法院的委托以自己为主协调纠纷当事人的矛盾，由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处理程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

三、委托调解的规范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具有新型性、发展性、探讨性和可塑性。故，委托调解的规范可从调解的主体、调解的过程进行完善。

（一）关于委托调解的主体

1.调解员的范围。《调解规定》第3条确定调解员为以下组织或个人：⑴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定关系；⑵与案件有一定联系；⑶具有专门知识；⑷具有特定社会经验。由于委托调解本身是一种开放式调解，因此，委托调解的调解员可以考虑以下范围：一是公、检、法、司离退休人员，具有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6]；二是其他离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觉悟；三是街道、社区、村组等基层干部，具有较好的基层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群众语言做好调解工作；四是工青妇、消费者协会、工商界联合会等等具有专门知识的组织；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六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易被当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条件且愿意做委托调解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2.调解员的选任。对于需要委托调解的案件可选择协商、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聘调解员。凡是愿意从事调解工作并通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担任调解员。法院通过审查备案并出具委托手续即可进行调解。

3.调解员与法院关系。法院委托调解时出具委托调解函，与调解员或组织建立委托调解关系，法院与未被委托调解的人员或组织不产生关系。

4.调解员的待遇。调解员的待遇由专门的调解经费支出，按件支付或按案件调处难度支付。既可以化解纠纷，又可以创造就业途径。可建立调解基金，基金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按年支付。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协商按每件20－30元捐助纳入调解经费。此外，也可以接受社会捐助。

5.调解员的考核。调解员可以划分等级，每年按调解纠纷的数量和委托调解后调解成功的比率划分或晋升等级，等级越高，支付其的调解费用越多，提高调解的积极性。

（二）关于委托调解的程序

1.调解时机。根据民诉法第87条和《调解规定》第3条的意见，委托调解如同诉讼调解一样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从立案至判决送达之前都可以启动委托调解。这里的立案应当从宽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还应当包括预立案。纠纷当事人未启动诉讼程序或不准备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不能启动委托调解程序。

2.调解启动。委托调解应当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法院根据案情建议进行委托调解；二是纠纷一方或双方申请委托调解；三是熟悉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或组织认为纠纷通过委托调解能够顺利解决的可以向法院建议或申请。启动委托调解还应做到：(1)向纠纷当事人释明委托调解的含义、目的和程序，使纠纷当事人对委托调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⑵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调解。对诉前委托调解,法院应当征询原告的意见,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预立案，把案件交给委托调解的组织或个人，由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对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调解的，要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同时释明委托调解的相关事项、委托调解的程序、委托结果的处理等。

3.调解过程。与法官主持的调解相比,委托调解可以相对灵活。但是,为了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调解员回避,对于调解中出现的问题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4.调解结果。纠纷经委托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当事人双方订立和解协议，不需要法院确认的，调解人员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法院撤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由当事人协商诉讼费用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案件结案。委托调解不成立的，法院及时进入诉讼环节。对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确认的，法院应当从两个方面审查：一是询问纠纷双方，看调解协议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规定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委托调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5.案件范围。同诉讼调解一样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5条要求法院应“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可以调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调解，同时，根据省法院调解年活动的安排意见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落实，凡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都要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处理纠纷，但是根据《调解规定》第2条:“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故，这些案件也不适用委托调解。

6.调解原则。委托调解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所谓自愿，包括程序启动、程序进行以及调解协议接受的自愿[7]。当事人同意进行委托调解的，应当进行委托调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审理并进行诉讼调解；二是及时调解原则。纠纷进入委托调解后，调解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解，调解不成立时及时告知法院，进入诉讼程序，不能久调不决；三是保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接触到双方关于诉讼的有关证据或当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应当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应当让纠纷对方或案外人知晓。四是合法合理原则。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能违法调解，不能采取欺诈、胁迫、利诱、强制等方式调解，调解的方式和结果还应当符合情理，不违背公序良俗。

四、委托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委托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处理的方式之一，其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与其他纠纷解决手段的协调、配合、补充和衔接，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但从目前委托调解探索性实施的过程中发现还存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识问题。一是社会各阶层对委托调解的误解。有些相关部门甚至认为法院在推脱责任。二是恶意调解。包括调解人员恶意调解和当事人恶意调解掩盖非法目的。委托调解中调解员恶意调解不但严重损害法院的形象，有损司法公信力，还容易引发调解员的腐败。三是司法理念更新迟缓。有的法官经历了多年的“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对委托调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认识，对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新方法、新途径的探索和适应能力不强。三是调解员积极性不高。既然是委托调解，调解员的积极性即委托调解能否顺利进行并形成制度是最大的问题。靠一部分人对和谐社会的努力而致力于委托调解当然是好的，但委托调解能否彻底实现关键在于调解人在委托调解过程中取得的利益，或是物质利益，或是精神利益。没有既得利益，调解员的积极性发挥不充分。

（二）机制问题。一是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化。委托调解目前还主要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或者由有相关部门和法院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没有组成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二是调解员的经费没有保障。委托调解需要对被委托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促使其提高调解的效率和积极性，从目前来看该问题还没有被重视。三是工作机制不完善。有限委托调解的相关制度对调解员没有有效的约束力，不能充分发挥委托调解应有的功能。四是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待进一步规范。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只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以及公证后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8]。因此，委托调解协议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限制。

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完善：

1.建立委托调解的监督机制。把委托调解纳入审判流程管理之中，时刻关注委托调解的进展，并加以督促。

2.建立恶意调解的惩罚和赔偿机制。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恶意调解的，应当按照民诉法中妨碍民事诉讼的条款对其进行罚款、拘留，情节严重并造成对方当事人重大损失的按照侵权损害赔偿处理。

3.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把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之中，建立调解经费基金，根据当地财力的一定比例和委托调解的情况，统筹安排调解员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调解员经费由法院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管理，根据调解员的能力和调解案件情况支付，作为其报酬。

4.建立调解员学习培训机制。把调解员纳入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之中，不定期撰写、整理有关调解工作的做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供调解员索取学习。扩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范围，采取开放式的培训和指导，让热爱调解工作的人有参加和接受培训的机会，提高参与调解工作的能力。

5.建立委托调解考核机制。由本级党委牵头，把委托调解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实行目标管理，逐步形成委托调解的社会化。

6.对人民调解协议赋予可强制执行的效力。“法院对人民调解最大的支持即在于对其工作的确认，可以赋予调解协议更大的证明力和确定力”[9]。因此，可考虑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力[10]。当事人持调解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法院经过一定的程序审查，符合强制执行条件的，做出裁定强制执行，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第三篇：关于完善庭前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曾被国人视为优良司法传统、被西方誉为“东方经验”，在速决纠纷、化解矛盾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分庭前调解与审理中调解两种方式。所谓庭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开庭审理前对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民商事案件，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所谓审理中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依职权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调解活动。其中，审理中调解又可称调解主导型民事审判方式，二者都属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它的存在充分契合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往往并未很好地被贯彻执行，逐渐暴露其弊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作为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深有体会，而且在审理中调解，既有开庭程序笔录，又有调解笔录，程序比较混乱，并使得原本是严肃庄严的庭审活动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庭前调解制度作为诉讼调解的一部分,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当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诉讼意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但我国目前对此仍处在探索阶段，并没有建立系统完整庭前调解制度，如何完善庭前调解就成了日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就如何完善庭前调解谈谈自己的浅薄拙见。

一、我国庭前调解制度的发展沿革

调解制度是我国法院在世界民事诉讼法上的首创。法院着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案件的做法，发端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９７９年重建法制之初，“调解为主”依然是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基调，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６条中将“调解为主”的方针改为“着重调解”的原则，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着重调解原则虽然在用语上避开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和调解优先的基调。１９９１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国家立法机关再度对它进行了修改，改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重判轻调”成了当时的普遍现象，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率直线下降。从最高法院每年工作报告的统计数据上看，法院民事、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从1989年的69%和76%，到2001年已经迅速滑落到36.7%和30.4%。2002年以后，民事经济案件不再区分，民事案件的调解率为31.9%。基层法院的民商案件调解率基本保持在30%上下（最高的可达50%以上），中级法院则为10%至20%左右。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最高法院、司法部先后就调解工作做出部署。在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调解工作做了专门的部署。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完善诉讼调解制度，提高诉讼效率；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开展庭前自愿调解等工作。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重新提出了“着重调解”的原则。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十四条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的前置条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同时对调解制度中一些具体问题予以明确细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工作报告将民事调解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提出要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2007年3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对庭前调解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2008年4月1日即将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亦为完善庭前调解作了原则性的铺垫。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调解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二、完善庭前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和文盲占有很大比例，这就决定了民事调解制度的中国特色，应当表现为这一

第四篇：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

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之中，采用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此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二、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本文仅讨论关于法院调解的相关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

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

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

3、合法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司法工作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精神已成为社会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三、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基于对以上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一）法院调解并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和责任含糊不纠，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应当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二）法院调解应严格遵循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

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诉讼当事人非自愿寻求调解来解决纠纷。

一是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

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笔者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是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三）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民事纠纷中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所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日臻完善。

第五篇：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国当代司法制度经验的结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现行调解制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日益凸显，与我国目前司法改革进程中追求的公正和效率的主题不相和谐，其中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本文拟就现行反悔制度存在的缺陷、反悔制度的认识及立法完善作些粗浅探讨，以利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

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

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反悔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条件，当事人可在一定时限内提出反悔，否则则丧失行使反悔权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否则当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反悔的时限也可以比照设定：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对符合反悔条件的，当事人应在达成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提出。这样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补救手段，可确保司法公正。设立这样的反悔时效制度，也是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高效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