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法院调解的完善
论法院调解的完善
商艳维 2006级民商法
【内容提要】
社会对于纠纷往往制定各种处理机制加以解决。纠纷的诉讼解决，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然而这并不是说诉讼可以包揽一切纠纷。调解，特别是法院调解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即诉讼调解，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现阶段，法院调解这一法律制度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建立调解与诉讼相对分离的模式、建立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关键词】 纠纷 诉讼 调解 法院调解 人民调解 审前调解 【abstract】The society often makes various treatment mechanisms to solve to the dispute.The lawsuit of the dispute is solved, is undoubtedly that the dispute of modern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solves an important link the most in the system.But this does not say that can take on all disputes in lawsuit.Mediate, especially the court is mediating and i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The court mediates promptly the lawsuit is mediated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of " civi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 mean the court hears the civil case, according to party's voluntary principle, On the basis that the fact is clear,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mediate.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urt mediates this legal system to need improving from three following respects: Set up and mediate the relative mode that separates with the lawsuit.Set up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ng mediated with the people.Mediate the system before setting up and examining 【key words】Dispute Lawsuit Mediation The court mediates The people mediate Mediate before examining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纠纷就相伴随行。从家庭争议到邻里纠葛、从民族矛盾到种族冲突、从地区对抗到国际争端等等一系列无序状态，都可以归结为纠纷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集中爆发和具体体现。纠纷本身就意味着秩序和同一被打破，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互相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是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
社会对于这类纠纷往往制定各种处理机制加以解决。这些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决定型解纷机制和合意型解纷机制两类，前者如诉讼和仲裁，后者如调解。纠纷的诉讼解决，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然而这并不是说诉讼可以包揽一切纠纷。20 世纪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崇尚诉讼的西方国家，迫于法院的案件负担、诉讼固有弊端等原因，纷纷把目光转向了诉讼之外，希望在其他领域寻求纠纷解决的有效机制，于是调解被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调解的含义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江伟、杨荣新主编的《人民调解学概论》中对调解的界定是，“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1]范愉女士认为，“如果排除因各国在制度上的差异而存在的定义上微妙的歧义，可以根据性质和功能把调解界定为：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调解是谈判（交涉）的延伸。二者的区别在于中立第三方的参与；而其中的第三方，即调解人的作用也是区别于审判和仲裁的关键因素—调解人没有权力对争执的双方当事人施加外部的强制力。”[2]闫庆霞博士认为“调解”的基本涵义应当是，中立第三方以适当的方式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平等协商，合意解决其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活动和纠纷解决方式。[3]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调解的特点做出如下总结：
第一、调解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和仲裁一样，调解能够独立地导致纠纷的解决。
第二、调解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所谓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指的是由于双方当事者就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来解决纠纷等主要之点达成了合意而使纠纷得到解决的情况。”这是调解与审判和仲裁相区别的最关键所在，即在调解中纠纷是由当事者之间自由的合意而不是由第三方有拘束力的决定来解决的。
第三、调解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中立第三方（调解者）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门机构或个人。但是，不论调解者原先具有何种身份，即便是法官，也不是作为裁判者参加调解过程的。在调解过程中，调解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或提供正确的信息来帮助当事者达成合意。“调解者始终不过是当事者之间自由形成合意的促进者从而与能够以自己的判断来强制当事者的决定着区别开来的场面，可以视为调解过程的基本形态。”
第四、调解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原则上，无论是调解的开始，还是最终协议的达成，都应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但是，如果我们对世界各国的调解制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调解中的强制性规定是常有的现象。例如，日本民事调停中的法官依职权交付调停，我国台湾地区诉前调解中的强制性调解，等等。即便如此，各国调解制度依然保持着其本质上的自愿性，当事人对于调解的结果即协议达成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即使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法院依职权作出的替代调解的决定，也须以当事人的自愿接受（明示或默示）为其生效的必要条件。
按照我国通说，在对调解进行分类时，可以依据中立第三方即调解主持者的性质不同，将调解分为法院调解、行政（机关）调解、仲裁（组织）调解和民间（组织）调解等几种形式；依据与诉讼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调解，法院调解属于诉讼调解，其他组织的调解均为诉讼外调解。它反映调解在程序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调解活动处于诉讼系属之中，归属于某一诉讼程序，则可以认为它是诉讼调解。而法院调解是与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民间调解相对应的，它反映的是调解在主体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种活动即符合调解的特征，具备调解的要素，而同时又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那么这种活动就可以称为法院调解。在我国，法院调解与诉讼调解被视为同一事物构建诉讼调解制度的总体思路应定位于诉讼内调解比重的调整和诉前纠纷救济机制的建立。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即诉讼调解，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建立调解与诉讼相对分离的模式
目前,我国法院的民事诉讼采取的是“调审结合”的模式,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调解作为与判决相并列的处理纠纷的一种基本方式而存在。但判决是以追求程序公正为目的,而调解追求的是纠纷的实体解决;判决是以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为手段发挥作用的,而调解作用的发挥则是以当事人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为前提的。由于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两者在同一程序中经常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在实践中往往是顾此失彼,不利于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真正实现。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调审分离(或调审分立)的模式,调解工作集中于诉讼之前或审理之前,大约有80%~95%以上的民事纠纷都能以调解或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仅有5%~20%的案件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这对于我国调解模式的构建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4]在诉讼内将调解与审理彻底分离(即案件一经开庭审理就不再调解),虽然能够有效避免调解与审判在同一程序中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但是一方面不利于法院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适时调解,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当事人随时请求调解和自行和解的权利。由于调解没有查明事实的功能,如果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条件,就增加了调解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强制调解、重复劳动、拖延诉讼等不良后果。因此,调整调解在诉讼过程中的位置和调解比重,建立与审判相对分离的调解模式,将会是诉讼调解重新焕发其应有价值的总体趋势。
审前调解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形式。审前调解也叫庭前调解,是诉讼调解的一种方式,是在诉讼程序启动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组织纠纷当事人进行和解,并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从而解决纷争的诉讼活动。一方面审前调解将对案件施以调解的机会集中于起诉后到开庭审理之前,使调解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也有固定的促成当事人形成合意的时间保证,不至于因调解而拖延诉讼;另一方面,调解人员与主审人员相对分离,使调解与审判分阶段进行,既能避免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也能有效避免审判权对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也能够强化庭审的功能,节约诉讼成本。在庭前准备过程中,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主张,通过对证据的相互开示,确定案件是否需要调解,避免盲目性。当事人也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对方的抗辩意见,尤其是获悉了对方用以攻击或防守的证据后,才能够确定是否接受调解,如何调解等,才能使调解有明确的目的性;主持人员的说服教育才更有针对性,调解成功率才会增加。当事人和解的直接记录在案,经法院认可后送达调解书。对于经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的,也可以将证据交换的笔录作为固定当事人证据和诉讼请求的材料用于庭审,从而使庭审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将审前调解与审判相对分离并不是说在开庭审理后就不能再进行调解。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当事人随时提出和解的要求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只不过在案件进入审判流程后,不能再刻意进行调解。通常以当事人自愿提出和解或调解的申请为前提,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当庭判决或限期判决,防止拖延诉讼和审判过程中的暗箱操作。
第二、建立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
建立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机制,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缓解法院工作的诉讼压力。目前,人民调解已经严重萎缩,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调解人员素质不高;培训力度不够;调解队伍组织不健全;对人民调解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等等。要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良好衔接机制。通过聘任、选任等形式,从退休法官、律师等人员中选聘专业人员建立专业的调解组织,由乡镇司法所对其登记造册,由县(区)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形成以乡镇、街道为主导,以村、居、企业为基础的人民调解网络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良好的培训指导机制,通过增进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的沟通,使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做到有机结合,建立两者良好的程序性接触,通过定期的培训、以案释法等形式,增强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普遍提高公民对纠纷处理结果的可预测能力,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5]对于当事人已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协议,由法院的专门机关经过专门的程序予以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协议即具有强制执行力,以强化人民调解的效力。
第三、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审前调解的运行切忌盲目为调解而调解。因为调解绝非靠法官的热情就能实现,它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的。诉讼调解的权威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对该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同,违背了自愿原则,调解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当事人的自愿包括自愿参加调解、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和自愿履行协议内容。因此审前调解的启动应当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对于当事人双方起诉后都自愿接受调解的,调解人员可以直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方当事人先有调解的意思表示,通过法院作为中间人向对方当事人示明,并通过说服教育,阐释法律规定,晓以利害,最终撮合当事人接受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都不同意调解的案件,法院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强行调解,可以径行进入审判程序。而是要在法律上确定适用审前调解的案件范围，建立审前调解组织。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在探索,将法官分为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没有依据。审判实践中真正称得上“疑难复杂”的案件,确需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较少,因此专门从事案件审理的人员不需要多,而在于精。审前调解处于庭前准备阶段,其事务比较繁多,工作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审判人员。在基层法院,可只留一个(最多二个)民事合议庭,专门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判,就能够满足“疑难复杂”案件审判的需要,以大部分从事民事审判人员成立“速裁庭”或庭前准备组织参与庭前准备,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或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判。[6]通过庭前准备,对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不符合立案或起诉条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对于经调解能够达成一致协议的,调解结案。对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再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流: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直接交由庭前准备组织以外的审判人员,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依法做出判决;案情复杂的案件纳入审判流程,由专门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排期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这样就能实现“繁简分流”,保证科学合理的分配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审前调解与简易程序的结合，审前调解与庭前证据开示的结合，审前调解与查清事实原则的运用.。“事实清楚”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调解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审前调解突出的是“审前”的特征,根据法律的规定,证据只有经过开庭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当事人的辩论之后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坚持要求审前调解以查明事实为条件,势必迫使调解人员极力以非审判手段获取所谓的“事实”,严重违背了诉讼的规律。因此,审前调解不可能以查明事实为前提。然而调解不可能不涉及案件的事实,同时也为了使调解更趋近于公平,更容易被双方接受,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对案件事实的揭示,需要把准一个“度”。既不能回避对事实的揭示,又不能对案件事实未审先决。调解人员应尝试“启而不发”的调解方式,就是由主持人基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证据开示、辩论意见予以归纳总结,让当事人在其内心对纠纷的事实形成一个更加趋近于正确的认识,然后由调解人员有针对性地向当事人阐释法律规定和适用,使当事人自行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期待。其间穿插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教,敦促当事人自行决定参与调解和能够承受的调解条件,使当事人既能注重法律的保护,又能照顾到双方之间的和睦关系和将来友好合作的可能,从而促成调解合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2]
范愉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 [4] 闫庆霞：《法院调解论》2004年 博士论文
[5] [6] 张英俊 裴秀峰《诉讼调解的价值分析与改革构想》
《政法论从》，2005年10月
第二篇：论法院调解制度
论法院调解制度
发布时间: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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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谭宝昌
内容提要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平等原则很好地体现了法院调解的本质，但由于我国采取的调审结合、交互运行的调解模式往往会造成调解与审判的混同，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重点分析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在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就如何对其进行制度完善和改革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法院调解 制度 完善 改革 建议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点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我国调解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纷争的解决基本上都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到了阶级社会，调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的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同时也正由于调解的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套的制度，为以后西方国家把调解作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借鉴提供了依据。当然，这种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纠纷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为调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及宗法关系的基础上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为目的，忽视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要求通过劝和的办法折中妥协的解决双方的纷争，追求息事宁人的效果，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法权要求明显相悖。
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 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与判决相比仍占绝对多数，这也与我国现存的民事审判方式有关，在我国的审判方式中，调解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调解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已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调解制度本身的问题，调解作为处理和消弭纠纷的一种方式，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且与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心理定势、经济基础、基本国情等诸多背景因素紧密相连，在审判实务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们心平气和的达成协议，以及对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超职权主义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调解的基本模式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以下3种模式：
1、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与审判没有分开，没有专门独立的调解程序，调审互相结合、交互运行。德国、法国和我国均采用此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国的法院调解是通过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的，通常使用“和解”来表述。但由于这种“诉讼上的和解”的达成是在诉讼中进行的，法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和解协议具备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与我国民诉上的和解含义（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质上与我国的法院调解的含义是相同的。[2]
2、调审分立式。即单独设立调解程序，同审判程序并立，一般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调解成立，调解协议书具有类似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日本、丹麦、中国台湾省的法院调解均属于这种模式。[3]
3、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即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方式。放在审判之前进行，代表国家为美国。[4]
（三）我国法院调解的特点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是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工作沿袭而来。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从本质上来看，我国法院调解采取的是调审结合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与其他实行调审结合模式的国家有诸多的不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则结束诉讼；未达成协议则进行下一诉讼程序，这种调审紧密结合、交互进行的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滞后性。
二、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问题及消极影响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5]。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审判的公开性与调解的不公开要求发生冲突。
审判公开是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除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应当公开审判,包括允许群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调解与此不同,调解需要和谐气氛,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进行调解。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贯穿于审理活动的全过程,即使在庭审过程中,在公开的法庭上,也应当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场所,再加上群众的旁听,当事人往往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
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仅数百字，对调解中的许多具体做法并未作具体规定。在调解适用阶段上，法律未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在判决或裁决之前的任何一个阶段可适用调解。在调解的组织形式上，规定随意。民诉法第86条规定调解既可以由审判者一人单独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使当事人无法判定调解意见到底是法官个人意见还是合议庭意见。这些简单的规定也大大促使了审判人员在调解适用上的随意。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审判人员在调解时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审判人员为了回避判决带来的风险，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劝说甚至诱逼当事人接受调解。当事人迫于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判决以及主审法官的畏惧，通常可能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这就形成了强制的合意，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甚至是不平等的调解方案。另外，审判员在合意庭评议之前对当事人进行的“分清是非、说服教育”的工作，如果与合意庭意见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据。
（四）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 条规定调解是“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案件本身客观真实的放弃。但第7条又规定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第85 条又规定了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事实未查清也不能结案。审判是强制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就在本质上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要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应当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调解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决那样查明事实。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息讼，减少诉讼成本。结果为了查清事实，又不得不继续审理。违背了调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同时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损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对调解过程的有效监督。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法院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因为主审法官在调解中得到的好处相对于判决而言，几乎没有多少风险可言。另外，律师也可能在调解过程中配合法官劝告当事人息讼。因为缺少监督和法律风险的调解简单而有效，对律师而言，不仅省时省力且可以与法院搞好关系。[6]这一切都导致了调解结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有悖。
综上所述,自由与效率价值在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实现。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观点有全盘否定说、审前调解说、全程调解说。
（一）全盘否定说
全盘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法院调解,但这并不是说民事诉讼中不允许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依民法的自愿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具有和解的权利, 因而能够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达成和解解决纠纷。就诉讼上的和解而言,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审判人员是无法主持、无法实际介入和干预,因而也难以将其意志和影响力渗入和解中,[7]诉前调解说主张像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那样,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8]
（二）审前调解说
审前调解说认为,无论是从调解结果的公正性,还是从诉讼成本的节约方面来看，审前调解比其他几种调解模式更适合纠纷的解决的需要。它以当事人自由合意的运行方式来积极回答对“审判式效果”的社会心理,同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审前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
（三）全程调解说
全程调解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原则和制度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在原理上也并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符合民事纠纷解决的特点和规律,并且与现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殊途同归,无取消之必要。调解原则仍应作为基本原则贯彻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并应该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过确立审前准备程序,加强审前调解;同时,把审判中的试行调解时机调整到法官认证之后判决之前。[9]
笔者认为,在考虑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时,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要总结我国法院调解的经验教训,又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此，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落实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合意，保障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过程中的意志自由。为此,笔者总体上赞同全程调解说。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应当注重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即调解主要在审前进行,随着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审前准备阶段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此阶段,当事人完成了起诉与答辩,甚至完成了证据交换,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观点及双方争议的争执点有了基本的认识,此时,法院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调解,如有的法院开预备庭进行调解,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是不公开的。在开庭审理阶段,如果当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调解的,法院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和解。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审判公开并不意味着调解也要公开,庭审中的调解原则上应当是不公开进行。在法官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都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要案外人协助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如法官的办公室进行调解。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调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调解或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并记入法院笔录后,即产生与终局判决一样的效力。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改革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发展改革，建立和完善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简捷、经济的诉讼程序近年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调解组织在实际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方面与社会发展不符。对于一些不遵守调节的纠纷情况束手无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发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调解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法院。此时人民法院也应该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作出调解协议，努力使法院调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无形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一）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1、在适用诉讼阶段上，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
2、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权益的案件和经济纠纷的案件都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诉讼调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0]
笔者认为，在诉讼阶段上，法院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在诉讼的其他阶段，不再适用调解程序，同时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作为补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为理论基础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不适用调解。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违背了立法意图。如对于确认违法的经济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中就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严重违反法律，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3）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二）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即从调解开始，进行到达成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关于调解效力问题
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别规定，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字或捺印即生效，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民诉法规定调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决效力。但却规定不得就调解协议提出上诉，笔者认为这与两审终审的原则相悖，其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使调解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但却不能否认调解协议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者一方当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应该允许当事对有缺陷的调解协议申请再审予以补救。
（四）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
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利益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第13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即调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反悔也不能确定调解协议无效。
在这个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人们思想行为也尤为变化无常的社会，如果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要做好如何对待纠纷的对策，在这些对策的发展中调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各个阶段的调解工作做好，才能使案件得到有力的解决，对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提高办案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更加权威，实效地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五、结束语
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提出以上问题，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能够更多的、更加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第三篇：关于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完善的探讨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当事人各方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自愿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从而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它不仅在国内被誉为“政法工作的第一防线”，还在国际上被誉为解决民间纠纷的“美好制度”、服务于社会的“东方经
验”。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人们诉讼的目的越来越复杂，对司法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具有传统性的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己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一些弊端，产生诸多负效应，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根本属性
关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调解是与审判并列的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属于审判制度的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愿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由于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在共同社会利益基础上发生的解决个体性权利争议的活动，从诉讼一开始就存在着当事人以自愿协商形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这是法院调解制度建立的自然理由和现实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对诉讼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意义。在法院调解中，经当事人各方协商一致而解决纠纷息诉结案，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享有处分权，这是法院调解制度赖以建立的法理和法律基础。由此可知，法院调解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是否愿意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的内容是纠纷的全部或是其中的一部分，调解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达成怎样的调解协议，这些都应是当事人自由、真实意志的体现，而不应是法院意志的体现。调解应当而且必须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自愿原则是人民法院进行法院调解的首要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人民法院在调解过程中的任务，是召集诉讼当事人进行调解，引导当事人自愿协商、谅解让步、达成协议。这个过程中不允许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行为存在。
笔者并不否认人民法院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如当事人不主动申请调解，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方案，调解达成的协议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等。但归根结底，调解的开始、进行、结束和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的结果，起基础和根本作用的只能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是法院的意志。至于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活动实行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院就应当予以确认。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与其说是行使权力，不如说是履行责任和义务。
二、现阶段法院调解制度的负效应及其成因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负效应。虽然调解的本质属性在于当事人的自由合意，但对于法官来说，由于现有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司法背景下运作的，往往带给法官较大的随意性，以致任意办案。“尽管我们期待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加之法官对调解的有关规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此导致了法院调解的负效应的发生。
1、法院调解制度软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往往造成法官行为的失范和审判活动的无序。审判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其正确、有效行使需要对其执掌者一一法官进行约束。当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调解书或调解协议的不可上诉性，上诉这一极其重要的监督机制不复存在，使法官严肃执法的责任压力大大降低。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再审理由仅限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并且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而调解书一旦生效，当事人是很难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是违法的，所以能够申请再审的可能性相当小。法院调解制度在应有的监督机制被弱化的情况下，在法官的素质、社会风气、执法环境均不容乐观的条件下，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官行为的失范和司法活动的无序。
2、法院调解制度软化了实体法对审判工作整体的约束，往往不利于法院公正司法和社会正义价值的体现。实体法的宽松性和适用上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调解结果的多元化、使事实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出现差异很大的调解结果。也就是说，适用调解解决纠纷，导致了案件处理的高度个别化。这不仅不利于我国民事、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和
第四篇：论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
论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
【引言】
基层法院是案件审判的第一线，是司法产品的“第一道工序”，是“司法大厦”的最大基石。基层法院要做到司法为民，减少上诉、申诉上访，实现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就要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诉讼调解是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形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随着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急剧上升，诉讼调解逐渐成为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形式，实践中也逐步强调“能调则调”。但近几年，以诉讼调解方式审结的民事案件在案件总审结中所占的比例却逐渐下降。以我院民一庭为例：2005年收案总数为168件，以调解方式结案为54件，占总结案数的32.14%；2006年收案总数为180件，调解结案55件，占总结案数的30.56%；2007年收案总数为145件，调解结案41件，占总案数的28.28%；2008年收案总数为122件，调解结案36件，占总结案数的29.51%。如此，全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而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的降低必定会增加案件的上诉率；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人民群众的矛盾也会因解决不好而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工作亟待改善。下面笔者即从考察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因及价值入手，就基层法院如何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谈谈自己的拙见。
一、深刻认识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
(一)诉讼调解的定义。诉讼调解，也称法院调解，是指对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诉讼调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诉讼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方式解决。诉讼调解的作用：l、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调解时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做大量的工作，促使双方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自愿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这时就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协议也能顺利履行。
2、法官通过调解，采取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的方法，可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思想觉悟，平等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安定。
3、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禁止的，增强守法观念，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而可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①
(二)诉讼调解制度的产生。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在解放区普遍推行，当时的人民政权本着便利人民、有利人民考虑，先后提出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八字方针以及“依靠群众，调解研究，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建国以后，诉讼调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l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十二字方针，即“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将诉讼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法律上做了定位。
(三)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因分析。诉讼调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社会总体的法律意识水平和法治氛围的形成是息息相关的。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并巩固于建国后的数十年闾，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力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也没有建立起专业的司法队伍，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资源要靠国家计划来配置，人们大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生活空间闭塞狭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朴素的，相互依附的程度比较深，纠纷很少，即使产生了纠纷，也是依“情”和依“理”，依靠自立或者传统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当时，这样的办案方式不仅处理了纠纷，而且也迎合了中国“化干戈为玉帛”的传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至于破裂，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②
(四)诉讼调解的现实意义。传统的中国不仅社会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从西方社会传来的法治意识，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需要一个很长的同化过程，它不可能抛开中国的国情和现有资源空谈法治口号就能完成。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期，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因素很多，如司法的独立、社会法律意识水平的普遍提高等，实现法治的道路还相当遥远。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虽然以其反程序性而与法治社会治理形式不相适应，但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如果盲目抛弃一味追求理想中的法治，就会失去工作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并破坏与其他社会单位融洽的生存环境而使自己陷入困窘的境地，这样，司法裁判权就难有施展的空间，人民法院也难以从法律至上的观念出发作出公正的裁判。事实上，在我国目前，一个在法律上做得比较好的判决不一定就会产生好的影响。②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诉讼调解就在我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乐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于一些案件来说，一个规避了法律的调解结果不但能够彻底解决纠纷，而且也能迎合现实社会对审判权的现实需要。同时，诉讼调解的反程序性仅限于法学家们的评论，并不为社会所重视和理解。虽然在实践中很多人因为热衷于追求法治而对反程序性的诉讼调解不屑一顾，甚至出现了重判轻调的局面，但是，理想代替不了现实，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不会随着人们的意愿而能够马上实现。眼下诉讼调解再一次受到重视正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与人们对法治社会的认识过程，以及诉讼的本质规律和诉讼调解的优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美好愿望离不开中国现实的法治发展水平。②
二、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基层法院基本情况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133个基层人民法院，l0290个法庭，148555名基层法官。这些基层法院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数量，在全国法院系统都占80％至90％以上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基层法官克服审判任务繁重、新类型案件增多、审理难度加大、工作条件艰苦等困难，依法审结各类案件2078万余件，诉讼标的金额l0310亿元人民币；依法执行案件9299361件，执结标的总金额5288亿元；审结和执结案件分别占全国法院审结案件和执行案件总数的89.7％和94.16％。③事实证明，基层人民法院队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基层法制现状
首先，随着基层法院审判职能的加强及受案范围的扩大，法院逐渐成为“调整和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因而受理案件的数量在逐年增长，而这些案件中又有不少是群体性、集中性、复杂性的矛盾纠纷。如2008年我院所审理的民事侵权案件、财产损害案件和人身损害案件中，大部分都是村与村之间、村民之间、房族之间为了土地、通道、采光、水事等纷争或其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磨擦互打而引起的。这些纠纷与其他纠纷案件有所不同，虽然案件的标的不大，但案件的当事人积怨深，对立情绪严重，轻则闹个不休，重则会引起宗族械斗。这时候基层法官在审理时如果处理不好，就易激化案件中潜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其次，基层人民群众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不高。社会的进步，虽使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有了纠纷都会起诉到法院，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同时，由于基层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工作还相对滞后，多数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一些群众，他们大多还是以传统的道德良心来判断是非，证据意识不强，对基本的刑法及刑诉法、民法及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知之甚少；还有些当事人虽然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但在理解上还存在局限，只会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看问题……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制观念的淡薄，将直接影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司法的社会效果。
因此，社会形势的变迁虽然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持调解的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基层法院，法官们所面对的大部分当事人都还是身处偏远山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在他们生活的区域里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相应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意识水平、法治氛围等均没有形成，这些因素决定着诉讼调解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基层法院不能弱化诉讼调解工作。
(三)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面临着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基层法院的调解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人民群众的矛盾在内容、表现形式、主体上呈扩大化及多样化的趋势，导致了基层法院民事审判领域逐渐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调解工作的压力随之加大。其次，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大量纠纷主要表现为财产关系，过去是出于对维护彼此之间关系的需要，但现在当事人则更加重视经济利益的得失，因为调解中作出让步就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这样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的难度增大，基层法院往往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裁判来解决纠纷，调解的功能由此弱化。再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因当事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增强，法官的耐心说服教育已很难收到原有的效果。最后，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法官曾经享有的高度权威已开始动摇，调解工作有可能因某些当事人怀疑法官的能力、素质或法官人格方面的问题而降低认同感，加大调解的难度。
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处在审判“第一线”的基层法院不能弱化诉讼调解工作，其必须担负起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重任。而基层法官们要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在实践中必须耐心、细致地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去给双方当事人做说服教育工作，要“坚持能调则调，调判结合，调解不成再判决的原则，要防止„一判了之‟的做法”，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矛盾激化，减少上诉、申诉上访，维护社会稳定。
（四）当前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基层法院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及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第一，调解指导思想不明确。一些法院和法官对调解的意义认识不足，从而重判决轻调解；还有一些法官为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忽视当事人的权益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拖延时间、对案件久调不决。第二，调解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4年ll月1日颁布施行，该规定对原来争议较大的调解制度，如调解案件的审限、当事人的反悔权、调解书的生效时间等问题都作出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对民诉法有关调解内容的进一步完善，但实践中有些基层法院没能认真学习并贯彻实施，仍沿用传统的调解原则和方法去做工作。第三，部分法官调解能力和调解水平下降。实践中许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调解意向，只要加以引导是可以调解结案的，但由于有的法官对调解策略缺乏研究而导致调解不成。
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引发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调解率下降，增加了案件的上诉率，从而增加诉讼成本，也容易产生二次冲突，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二是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三是为了追求调解结案率一味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由此会产生部分是非不分甚至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的案件，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四是不利于培养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调解中让步方往往是合法的当事人，致使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小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也可以获得利益。长期以往，淡化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五是损害法院权威，在调解过程中，有的法官过分追求调解的结果使得当事人一方有恃无恐，得以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从而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不负责任的倾向，动摇了司法权威的形象。
三、规范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率
在当前民商事纠纷案件逐年上升，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曰益繁重的形势下，诉讼调解要想在基层法院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其需要在以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深刻剖析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继续深入探索和研究提高诉讼调解质量和水平的途径及方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调解制度的优势，提高基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牢固树立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要做好案件调解工作，首先要坚持以公正廉洁为本，依法调解；同时在调解过程中要认真实践司法为民原则，要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原则出发，尽可能地做好原、被告双方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在依法的前提下使当事人双方做到平等协商、互谅互让。
(二)强化调解工作的观念不动摇。诉讼调解适合基层民情，基层法院应在工作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指导，把努力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确保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重中之重”来抓。
(三)坚持合情、合理、合法相结合的调解原则。
1、调审合一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把诉讼调解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就意味着它不仅适用于简易程序和普遍程序，在一审、二审和审监程序同样适用。并且，调解原则还应融入到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那种主张调、审分离的做法在实践中并不适用。
2、合法原则。调解必须依法进行，当事人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应当认真履行审查的职责，不能违法调解。
3、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放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自主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可，不能强迫调解或以压代调。
4、当事人申请调解和法官依职权调解相结合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有义务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协商调解的机会，因此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即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同时，法官在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之前，也可依职权先就庭审中已查明的事实对案情作个简单的小结，同时向双方宣传调解的意义，如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若还表示不愿调解，才可以放弃调解。
5、依法独立进行调解的原则。在民事案件调解中，法官必须排除种种干扰，依法独立进行调解，但并不排除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当事人亲朋好友在调解中的作用。如多次做工作当事人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就要终结调解，及时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6、调解与裁决并重原则。民事判决与法官调解结案都是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所制作的调解书也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法官不能片面追求任何一种结案方式，应当充分遵循当事人主义，视案件具体情况具体适用，既不重调轻判，也不重判轻调。
7、维护社会稳定原则。民事纠纷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这种矛盾如果能通过法院的调解得以平息和化解，那么当事人之间就可能继续和睦相处，有利于公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否则，纠纷扩大，矛盾激化，民事案件演化成刑事案件时社会就难以稳定。
(四)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坚持以公正廉洁为本，以良好的法官职业道德取信于民，把调解工作建立在平等、公正、真诚和心与心相通、法与情相融的基础上。其次，要自觉学习调解知识，探索调解规律，总结调解经验，并借鉴国外调解制度中好的做法，开阔自己的视野，逐步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和调解能力。第三，以法官的人格魅力感化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法官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包括法官对案件及相关法律的熟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当事人心理的了解和把握、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力、依法办事等等，法官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去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力争让他们感到心服口服。
四、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认真贯彻实施调解法律法规，尤其是2004年ll月l曰已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诉讼调解制度，如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调解开始的时间、调解方式、是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书生效方式等方面的自愿，确保了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诉讼调解自由。另外，该规定还对调解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生效、调解书的执行做了明确的规定，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够充分行使。基层法院在实践中应充分适用这些调解规定，以确保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调解案件，正确履行调解职能。
（二）灵活把握调解的时间、范围。(1)调解作为民事审判的一种主要方式，应该贯穿于整个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庭审前、庭审中、庭审结束前，甚至案件宣判前只要双方当事人愿意都可以进行调解。(2)民事案件除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以外，都可以进行调解。离婚案件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必须进行调解。此外，以下几类民商事案件应尽可能以调解结案：一是矛盾易激化的群体性案件。群体性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此类案件，法官要尽力调解，理顺情绪，化解纷争。二是是非曲直难断、真伪对错难辩的案件。有的案件时过境迁，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事实不清，真相不明，若判决结案，一方或双方申诉上访的几率较大。三是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增加当事人讼累的案件。这些案件如能调解解决，有利双方继续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五是涉及婚姻家庭、继承、亲属间财产、邻里关系等纠纷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当事人有的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有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通过调解可以化解矛盾，增进家庭和睦，共同发展。
（三）有针对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
1、在调解标的及争议不大、当事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对法院比较信任以及初次涉讼等纠纷时，可在案件受理时立即当面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可把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有时当事人会因自感理亏即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撤诉。
2、当案情较复杂、当事人感情较冲动、对立情绪较大时，法官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在庭审调查及辩论结束后先休庭而不急于调解，待“冷”一段时间后，当事人气消了，情绪稳定了，时机成熟了，有了调和的余地和基础时再做调解工作。
3、在调解当事人抹不开面子、一气之下引起的纠纷案件时，法官在调解初期可不让当事人直接接触，只让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分别给他们做调解工作，并反复转达一方的意见给另一方直。这样可避免双方当庭对立，有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
4、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在当事人中往往有几个威望较高、有号召力的带头人，他们所说的话较有影响力，法官可先做这些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过这些人的言行去改变其他当事人的思想观念，这对消除误会、化解纠纷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5、调解草率诉讼或诉讼另有其他目的的纠纷时，法官可先给双方当事人宣传法律法规，之后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各自的调解方案，如他们不愿拿出调解意见或意见过于轻率、情绪化、欠缺考虑、不计后果时，法官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摸清当事人的真正用意后提出一个较合理的建议性方案，然后再围绕这个方案合理、合法地做调解工作。
6、讼中当事人常会找熟人、跑关系，对此法官除坚持廉洁自律、依法办事外，可充分借助当事人的代理人或其亲属反过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这些人给当事人讲法律、讲道理，当事人往往能耐心聆听，认真思考，从而很好地避免了当事人的盲目抵触情绪，有利于改变当事人的观念，消除误解，进而化解矛盾。
【结语】
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基层人民法官要做到“以民为本，想民生，解民忧，排民难，保民安”，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优势，平息纷争，化解矛盾，提高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注释】：
①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第182、183页、第65页。
②裴秀峰、任玉峰：《诉讼调解的价值分析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普法网2005年1月l7日。
③《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人民法院基层建设剪影》，载于《人民法院报》2004.7.16期第八版。
作者：韦瓞绵
第五篇：浅议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其民事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1]法院调解是我国人民法院审理、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曾经被国际誉为“东方经验”。我国的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调解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法院调解进行研究总结，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法院调解。
一、现状透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的审视与反思
（一）审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现状 尽管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为大家广泛认同，它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及时审结大量民事案件,确保法院审判良性运转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我国民事审判权的主导型运作方式，但其弊端也随之出现。司法实践中，在现行法官业绩考核体系下，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不仅一次次费时费力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还采用哄、骗、强制甚至“央求给面子”等方式以达到调解成功的目的，结果使法官的威严和威信荡然无存。[2]当然，有的调解协议是在法官的“压制”下，一方当事人违心地让渡利益而达成的。这就必然导致有的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完字又反悔，于是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协议。无奈之下原告方只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又遭遇执行法官的“执行和解”，为了规避漫长执行过程的风险，不与“执行难”问题正面交锋，之前的原告方即申请执行人只能以再次“让利”的方式与被执行人再度执行和解，原告方的利益就这样遭遇了两次损失。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尊严和威信也大打折扣，公平和正义的形象也遭到了质疑。因此，几十年一贯的调解制度形成的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弊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尤其是传统的“调审合一”的审判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调解形势，调解制度的改革成为了诉讼法学界的热点。
（二）反思：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缺陷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社会的产物，在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时，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其弊端已日益凸显。1.“调审合一”模式的弊端 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实现相互转换、交替进行。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和法庭辩论以后都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则可以判决，判决生效以前也可以进行调解，这就必然造成法官的角色冲突。在调解不成时，由于法官已经对当事人的心理底线有所掌握，那么其判决的客观中立性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另外，由于法官的“避错”心理，也可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以劝压调、以判促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3]，以促调解成功。这使得法官并不能以一种亲民的形象来进行调解，相反会增加当事人的心理负担，易使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压制性的判断。同样也容易造成法官以职权调解代替当事人自愿调解，使当事人则会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形成强制的合意。事实上，这样调解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审判权发生异化。毋庸置疑，这种调审合一模式的随意性极易破坏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性,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也使司法公信力大为降低。另外，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具有的自愿性、协商性、保密性、程序的简易性、处理的高效性、结果的灵活性、费用的低廉性等比较优势在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中得不到充分发挥。[4] 2.对调解的审判监督不足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调解书不允许上诉，这说明调解结案的案件只有一审，如果当事人对调解书不服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但只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才能启动该程序。违反自愿原则，在实务中举证是相当困难的，要正确判断民事调解案件中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否违反了自愿原则并非易事。虽然某些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只要该让步在当事人处分权的覆盖范围内，无论其让步幅度有多大，无论调解协议的内容偏离可能“判决”的结果有多远，都难以当然认定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因为已经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法律首先推定是符合自愿原则的，除非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自己受到威胁或欺骗，但这些证据是很难搜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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