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飞单问题

第一篇：金融业飞单问题

金融业“飞单”问题

银行“飞单”，顾名思义是针对银行的工作人员而言的，是指其利用与客户接触的机会、条件，以银行的名义，向客户私售各类非本行的理财产品，从这其中收取各类提成、计价费、手续费的行为。“

银行的“飞单”简单说，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利用投资者对银行的信任，卖不属于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从中获得高额的佣金提成。对于客户来说，资金失去了银行严格风控的保护就很容易“打水漂”。

2018年2月11日，银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中所提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银行。并提到，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也适用该规定。

该意见稿明确表示，从业人员不得销售或推介未经审批的产品，不得代销未持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发行的产品，不得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未经监管部门允许不得向社会或其他单位和个人泄露监管工作秘密信息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本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承担主体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该意见并不明确）

第二篇：飞单心得体会

篇一：预防飞单感想

折断飞单的“翅膀”

针对近一段时间银行业频频爆出的员工私自参与民间借贷、飞单等现象，我行领导审时度势，深入基层网点，向一线员工宣讲总行关于防控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飞单等违反规定行为的精神，防微杜渐。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频频出现“飞单”现象，部分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网点擅自销售未经商业银行纳入销售渠道的金融产品，频频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作为现今这个竞争激烈的银行业的一员，我们却不能对竞争对手的丑闻感到一丝的喜悦，而是带来深深的反思，飞单这一现象对银行声誉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我行未来的发展和产品的推广也会造成不利影响。飞单现象的频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银行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工作人员无法抵御金元诱惑导致的。根据对原因的分析和对上级支行精神的领会，我网点领导及时调整对策，加强员工教育，将问题消灭在摇篮里：

第一，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防止理财人员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私售其他金融产品，最终导致银行信誉受损。对于理财产品的销售，严格区分营销人员和操作人员权责，严禁理财经理操作前台销售系统，擅自销售非银行金融产品。同时贯彻落实二级复核制度，复核人员严格履行复核授权职责，认真核准每一笔理财产品的销售，保证不发生销售“飞单”现象。第二，加强对理财人员的培训教育，在理财产品销售中，应当合法合规，充分向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不得为了卖出产品而损害投资者利益。在理财产品销售的过程中，要向客户充分提示风险，理财不是储蓄，会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不能为了增加收益，卖出产品而向客户推销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第三，明确自身责任，作出书面承诺。在对员工进行宣传教育、学习培训之后，针对不同岗位员工，印制承诺书，将规定落实到纸上，让每一名员工都能了解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用书面承诺书的形式明确责任，使员工们能够体会到身上沉甸甸的承诺，更好的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

“飞单”，民间借贷的现象不会马上消失，银行与它们的“战争”也不会停止，是因一己私利而殃及池鱼，还是为了长久发展而亡羊补牢，相信我们每一名中行员工心中早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篇二：银行飞单案件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大发展，银行理财产品日益受到投资者青睐，财富管理达到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截至2013年3月，中国的财富管理规模达8.2万亿元，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但近来一些银行员工非法吸存、私售非银行投资产品、非法集资案件频频被曝光，国内银行“飞单”事件纠纷时有发生，凸显了“银行在向投资者出售投资产品过程中引发的信誉风险”。

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银行合法合规代销的产品，银行作为中介机构也不提供代偿，投资风险应由按照合同规定在发行人、担保机构、投资者之间分担。由于我国表见代理制度建立时间不长，还有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相对人对义务人的选择权问题、无权代理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以及代理人的抗辩权问题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表见代理制度不完善，对“飞单”案件中银行的责任认定还存在困难。而商业银行的卖者之责应该体现在为客户提供其需要的产品上，即为合适的客户推介合适的产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于中后台部门对产品进行审批，这需要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独到的判断能力。对理财产品的审批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代销理财产品的机构进行审核，包括对这些机构做准入性审批，在合作期间按期作出复核、严格按照退出机制淘汰机构。第二是对理财产品作出审核，包括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手、结构设计、风控措施等。目前部分银行已经开始注意这两个方面。

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控制度是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实力的关键。良好的内部控制应该是一条环环紧扣的闭环循环链，每一个环节都不是静态孤立的，而是相互牵制影响的。但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的高速膨胀，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业务流程各环节经常被隔离开，不能从全面和全程角度进行控制。

同时，频频发生的违规经营也凸显出防范客户经理道德风险的重要性。客户经理站在商业银行客户营销的第一线，不仅是商业银行的利润中心，更是商业银行的风险聚焦点。由于客户经理对外是代表着银行与客户进行业务营销和维系，商业银行长期良好的信用和形象使得代表银行的客户经理在与客户打交道时，更容易得到客户对银行经理的信任。如果某个客户经理的职业道德出现偏差而银行未能及时发现，必然会发生风险事件。

目前出现问题最多的产品都是非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风险发生后，投资者都称受到了客户经理的误导，以为该产品是银行发行的产品。实际上，这类产品合同的产品管理人都不是商业银行，而与投资者签订合同的也非商业银行，合同中没有商业银行的logo，更没有商业银行的公章或者业务章。

任何一笔交易都存在买卖双方，错误的交易可能是卖方的误导，也可能是买方的失误。故减少理财产品不当销售，应从商业银行和投资者双方同时入手，明确权责，而不应当在出现问题时，把责任一味地推向某一方。

从实际情况分析，切实防范“飞单”案件发生，首先需要加强银行内控体系建设，确保各流程、各岗位均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下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其次，应严格把好客户经理选人关，银行配备的客户经理不应是信贷员和存款外勤“翻牌”，更不应是分流富余人员的渠道，而应是银行工作人员中德、智、美都比较优秀的人才群体。

从长远来看，“飞单”案件的有效遏制还有赖于理财市场的逐步完善。“飞单”产品从性质上看，多属于收益高、风险高的私募产品，此类产品很多资质较差甚至是虚假的项目，在无法通过银行、信托风控关的情况下，往往采用理财模式来包装募集资金。而最近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代销代理其他机构发行的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的，必须由商业银行总行审核批准。

相信随着理财市场的逐步规范，理财产品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频发的“飞单”案件将得到有效控制。篇三：银行预防飞单感想

银行预防飞单的感想

针对近一段时间，银行业频频爆出的员工私自参与民间借贷、飞单等现象，我行领导审时度势，深入基层网点，向一线员工宣讲总行关于防控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飞单等违反规定行为的精神，防微杜渐。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频频出现“飞单”现象，部分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网点擅自销售未经商业银行纳入销售渠道的金融产品，频频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作为现今这个竞争激烈的银行业的一员，我们却不能对竞争对手的丑闻感到一丝的喜悦，而是带来深深的反思，飞单这一现象对银行声誉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我行未来的发展和产品的推广也会造成不利影响。飞单现象的频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银行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工作人员无法抵御金元诱惑导致的。根据对原因的分析和对上级支行精神的领会，我网点领导及时调整对策，加强员工教育，将问题消灭在摇篮里：

第一，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防止理财人员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私售其他金融产品，最终导致银行信誉受损。对于理财产品的销售，严格区分营销人员和操作人员权责，严禁理财经理操作前台销售系统，擅自销售非银行金融产品。同时贯彻落实二级复核制度，复核人员严格履行复核授权职责，认真核准每一笔理财产品的销售，保证不发生销售“飞单”现象。第二，加强对理财人员的培训教育，在理财产品销售中，应当合法合规，充分向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不得为了卖出产品而损害投资者利益。在理财产品销售的过程中，要向客户充分提示风险，理财不是储蓄，会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不能为了增加收益，卖出产品而向客户推销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第三，明确自身责任，作出书面承诺。在对员工进行宣传教育、学习培训之后，针对不同岗位员工，印制承诺书，将规定落实到纸上，让每一名员工都能了解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用书面承诺书的形式明确责任，使员

工们能够体会到身上沉甸甸的承诺，更好的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

“飞单”，民间借贷的现象不会马上消失，银行与它们的“战争”也不会停止，是因一己私利而殃及池鱼，还是为了长久发展而亡羊补牢，相信我们每一名中行员工心中早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篇四：银行员工飞单

（银行员工）飞单：

在银行业，飞单是指未经上级行授权或批准，员工借助银行平台，擅自销售第三方发行的金融产品，第三方与银行之间委托销售合约关系。但员工擅自销售的第三方金融产品是真实的金融产品，仅没通过银行官方销售。篇五：常见飞单方法

常见飞单方法

量贩式ktv一般都是预付费的，因此黑单的几率比夜总会要小的多，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门路的，需要提防：

一、服务人员点单时报高价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黑单方法，服务人员在为客人点单时，将店内酒水价格报高。比如，一打啤酒卖120元，服务人员报180元，从中抽取差额。而通常客人在购买时是不会去看价目表或者索取小票的。管控办法：建议将超市主要商品价目表做在包厢内显著的位置（如：酒水例牌），有条件的最好制作精美的酒水牌。同时，提醒顾客结账时主动索取小票。

二、以次充好

一般来说量贩式ktv超市成列同品牌酒水有多种，比如青岛啤酒，就分为青岛啤酒，青岛崂山，青岛纯生等等，因为进价和口味不同，售卖价格也不同。这就给服务人员一个很大钻漏洞的机会。服务人员会在为客人推销时介绍价格相对贵的酒水，却为客人购买同类商品相对便宜的酒水，从中抽取差额。

管控办法：建议商家超市进货同品牌商品选择单一品种。尽量拒绝重复、多样的系列产品。有的夜店，开心果或者话梅等商品因为品牌、克数等名目不同，拉拉杂杂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三、私藏客遗酒水售卖

在顾客消费过程中经常有没有喝完的酒水或者小食品，在管理不严格的情况下，这些商品很容易被服务人员私藏积累后再次售卖，甚至于把客人吃喝剩下的商品进行售卖也有可能。藏匿方式很多，如：员工更衣室、更衣柜、沙发底座，天花板吊顶，消防栓后面，机柜内等等。

管控办法：楼面的现场管控非常重要，发挥管理人员的能力，第一时间回收顾客可疑食品。并随时检查有可能藏匿物品的地方，杜绝藏匿隐患。

四、茶水的再次售卖

ktv的茶水是经常售卖的一种商品，也是最不好管控的一种商品。如果茶壶管控不得当，服务人员会很轻易的自己带茶叶将泡好的茶水私自推销给客人，后将售卖的金额归为己

有。即便是茶壶管控得当，也会有服务人员将上一批客人消费过的茶水，再次冲泡售卖给客人。

五、果盘再次出售

果盘如同茶水一样，也存在再次出售的可能性。同时，外场服务生和吧台果盘师勾结，也将是黑单最大隐患。另外，一般ktv果盘都分为豪华、大、中、小等档次不同的果盘，这样也会给服务人员以次充好的一个黑单机会，如向顾客推销豪华果盘，在替顾客购买时却购买大果盘，赚取差价。

对于四、五的管控办法：如果具备人力条件，可设置专人做茶壶、杯具等水吧用品的洗涤、保管登记工作。如在操作间指派专人负责管理茶具，杯具。制作领用登记表，注明：房号、房型、领取时间、归还时间、领取人等。盯房服务人员必须在使用器皿的房间，等客人离开后，第一时间将所领取的器皿归还至操作间，指派楼面领班定时抽查领用归还情况。果盘应明确区分大、中、小的承装器皿大小，并以实物照片为依据做好酒水牌。

六、私自索取附加收费

服务人员会利用不熟的顾客对店内的生疏感向顾客索要无须有的收费，比如：服务费、小费、赔偿费、清洁费等等。举例：多数量贩式ktv的包房里都列有类似于物品赔偿价目表，在顾客消费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无意中损坏物品、杯具等情况，包括包房弄的太脏后的清洁费问题，服务人员都有可能将这些赔偿的金额归为己有。

管控办法：现场管理人员，随时了解自己管辖区域内的所有动态。并可利用包房公播字幕提醒顾客店内的消费明细，并提醒顾客在任何消费过程中主动索要小票。

七、私带商品售卖

这里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香烟，香烟可以随身携带，即便是管理严格的夜店，对员工上班后的携带物进行了要求，也不好控制员工身上携带香烟。而一般夜店香烟的价格要比店外商店售卖的价格高的多。因此员工将自己私带的商品进行售卖，从中赚取差价。

管控办法：禁止员工携带和店内所售卖商品相同的商品（包括：饮料、香烟、小吃等）进入店面。

八、套餐散卖

通常ktv都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套餐形式来吸引顾客消费，套餐形式不外乎酒水加小食品加小吃捆绑以比原价便宜的方式销售给顾客。员工就会将套餐的品种分开来推销给顾客，收取顾客套餐品种总和的原售价，再到超市购买套餐价，从中赚取差价。

管控办法：本人建议有超市的量贩式ktv，尽量引导顾客自行到超市购物，这样不仅能避免部分黑单情况，还能更有利于促进顾客自动消费意识，提高营业额。对于员工代顾客购买套餐类的商品时应引起重视。九、一次性为顾客购买商品过程中的黑单

很多具备消费能力的顾客，尤其是酒醉客，在消费中是不太注重商品价格以及消费商品的，他们总是将一定的现金交给服务人员，要求他们为自己搭配购买相等金额的酒水和小吃。此时员工就会抓住客人不在乎的心态，为客人购买并不等值的商品，将剩余的金额归为己有。

第三篇：银行员工飞单

（银行员工）飞单：

在银行业，飞单是指未经上级行授权或批准，员工借助银行平台，擅自销售第三方发行的金融产品，第三方与银行之间委托销售合约关系。但员工擅自销售的第三方金融产品是真实的金融产品，仅没通过银行官方销售。

第四篇：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研究

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特别是利用系统和工具的洗钱犯罪活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世界各国执法机构、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进入本世纪，反洗钱更成为衡量政府能力、国家信誉的标志。特别是“9〃11”以后，反洗钱又与打击恐怖组织联系起来。因此，尽快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已迫在眉睫。

一、“洗钱”涉及的基本问题

（一）洗钱的定义

洗钱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把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的来源，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

2000年10月，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温哥华共同主办召开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打击洗钱及金融犯罪会议”。该次会议对于什么是洗钱这一问题，表现出以下趋向，即把洗钱犯罪涉及的非法所得来源不断扩大，并且从把犯罪收益洗为合法收入这一模式扩大到：1.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变为某人在赌场的资金（即所谓白钱洗黑）。2.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的目的（即洗钱本身就成为犯罪过程）。3.把非法收入通过洗钱合法化，如把偷漏税款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即所谓黑钱洗白）。

尽管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对洗钱活动本质的理解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综合来看，洗钱作为一种犯罪，是指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一种活动和过程。作为一项罪名，洗钱罪是对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所有各式各样犯罪活动的总称。通常犯罪收益被称为“脏钱”、“黑钱”，所以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活动就被形象地称为“洗钱”。而“反洗钱”则是政府动用立法、司法力量，调动有关的组织和商业机构对可能的洗钱予以识别，对有关款项予以处臵，对相关机构和人士予以惩罚，从而达到阻止犯罪活动目的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洗钱犯罪的与现状

洗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宗洗钱案是美国一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现。

目前洗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正常运转。2002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执行主任称，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一万亿至三万亿美元。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GDP 的2％至5％。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脏钱”重新进入流通并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对利率和汇率产生影响。所以各国政府均视洗钱为大敌。

（三）洗钱的过程

通常洗钱活动的过程相当复杂，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从逻辑上讲，一个典型和完整的洗钱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放臵阶段、培植阶段和融合阶段。

1.放臵阶段：是指将犯罪收益投入清洗系统的过程。该阶段的目的是将犯罪活动得来的资金改变得易于控制并减少怀疑，例如将现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可流通票据；或将钱存入地下钱庄，通过地下钱庄将犯罪收益转移到国外，然后进入外国银行；或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或在股票市场购买股票。

2.培植阶段：是通过在不同国家间的错综复杂的交易，或在一国内通过反复持续地运用不同金融手段来掩盖和模糊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性质以及犯罪收益与犯罪者的联系，使得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难以分辨。

3.融合阶段：是洗钱链条中的最后阶段，犯罪收益经过充分的培植后，已经和合法资金混同融入到合法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中。犯罪收益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犯罪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该犯罪收益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的洗钱操作过程中，三个阶段有时很明显，有时则发生重叠，交叉运用，难以截然分开。同时，洗钱犯罪活动的构成并不要求完全完成上述三个阶段。

（四）洗钱的手段

国际刑警组织所列举的洗钱方法包括：现金走私；将现金改变成可流通证券；建立并使用前台公司或空壳公司；使用税收和保密天堂所提供的设施；伪造虚假的发票；使用现金交易所或经纪人交易所；使用娱乐场所或赌博场所；使用地下钱庄系统所提供的设施等。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考察了大量的洗钱实例后，指出了洗钱方法中的共同因素：改变现金的形式；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机构使资金在国际范围流动；将现金运到对支付系统不加限制的他国；使用技巧掩饰资金的真实所有权和来源。

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种洗钱手段：

1.保密天堂。其特征如下：（1）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除了例外的情况，披露客户的账户构成刑事犯罪。（2）

有宽松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3）有自由的公司法和严格的公司保密法。这些地方允许建立空壳公司、信箱公司等不具名公司。并且因为享有公司保密特权，了解这些公司的真实面目极其困难。较为典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士、开罗、巴拿马、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

2.空壳公司。亦称为被提名人公司，一般是指为匿名的公司所有权人提供的一种公司结构，这种公司是被提名董事和持股人所享有的所有权结合的产物。被提名人往往是为收取一定管理费而根据外国律师的指令登记成立公司的当地人。被提名人对公司的真实所有人一无所知。空壳公司的上述特点特别有利于掩饰犯罪收益和犯罪人的需要。空壳公司在一些保密天堂得很快。

3.金融机构。洗钱者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技巧包括：匿名存储、利用银行贷款掩饰犯罪收益、控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4.现金密集行业。为避免大量现金存入银行被怀疑，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开始利用现金密集行业，如赌场、酒吧、金银首饰店作掩护，将犯罪收益清洗为经营所得的合法收入。

5.伪造商业票据。洗钱者首先将犯罪收益存入甲国银行，并用其做保证金，申请开立信用证，该信用证用于支付某项虚构的从乙国的进口商品交易，然后由乙国同谋（信用证受益人）用伪造的单据在乙国的银行兑现。有时犯罪者也利用一些真实的商业单据来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但在数量和价格上做文章。

6.走私。洗钱者将现金通过种种方式偷运到其他的国家，由其他的洗钱者对偷运的现金进行处理。除了现金走私外，洗钱者还通过贵金属或品的走私来清洗犯罪收益。

7.投资。洗钱者通过投资移民，或在国外购买房屋、酒店等房地产模糊犯罪资金来源进行洗钱。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现状、趋势、形式和主要特点

（一）我国洗钱犯罪现状及趋势

长期以来，国人对“洗钱”一词很陌生，认为离我们很遥远。但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涉及的洗钱数额也在不断上升。统计显示：我国国际收支“误差和遗漏”项中每年皆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之和已有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的数额占有相当比重。原因是：首先，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源源不断。其次，贪污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境外大量“黑钱”以各种方式进入漂洗绝非鲜见。第四，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分子通常利用以下方式将诈骗、走私、贪污、受贿、侵占、制贩毒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获取的赃款进行转移：

1.利用地下钱庄把在国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境外。首先赃款所有者在境内将要清洗的赃款交给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然后在境外从地下钱庄的海外（境外）同伙处提取被清洗过的赃款，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则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获利。

2.利用同境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将在境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国外，或将国家和的资金洗成黑钱，占为己有。

3.利用他人身份证件或假身份证件开立账户，通过机构进行洗钱。

4.利用借贷方式洗钱。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再用赃款偿还债务，使赃款被清洗成来路合法的款项。

5.利用外汇黑市把赃款兑换成外汇，再将其走私出境，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

6.利用股票市场等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洗钱。先用赃款作为投资，随后在短时间内收回投资，从而完成洗钱。

7.利用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洗钱。

（三）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内贪污腐败公职人员洗钱不断发生，这类洗钱犯罪的案例和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黑社会组织。贪官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洗钱的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一些公职人员在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办公司或炒股，以掩盖不正常暴富的原因；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是洗钱的重要渠道。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痕迹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可以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掩盖犯罪事实，因此被不法分子视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宗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目前现金结算还是个人消费使用最多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

3.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呈发展趋势。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

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由于注册各类企业并且开立银行账户非常容易，有些专门为转移资金而成立的公司或开立的账户屡见不鲜。在现金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在我国应引起重视。

三、洗钱犯罪对我国的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一）动摇社会信用，诱发金融危机，威胁国家的安全

反洗钱的实践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生命线”。但是如果有消息披露某银行被洗钱分子利用，公众将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

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会带来金融体系不稳定，金融危机的产生必然带来经济的混乱，进而造成上的混乱。

另外，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东突等恐怖组织，都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资金的转移都是通过洗钱完成的。洗钱已成为反政府组织、国际恐怖组织等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这本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二）造成资本外逃，使腐败资金转移境外，导致社会财富流失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仍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已经排世界第4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三）助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就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了资金支持，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比如黑社会就通过洗钱为其发展寻得了掩护资金，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和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四、业反洗钱的难点

（一）金融环境不规范，金融秩序尚待完善

随着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进而引起竞争的白热化。为了多争取储户和存款，很多银行都程度不同地通过放宽开户条件，直接或变相提高利率，放松支取管理制度等各种手段吸引客户、扩大业务、吸收存款。在这样的状况下，银行是见钱就揽，有钱就收，而忽视了对钱的性质和来源的了解。甚至有的明知该钱的来路有问题，但仍佯装不知，帮助其转款或做其他处理。所以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非法的民间借贷组织是洗钱的又一渠道。目前，不仅在经济发达地区有私人“地下钱庄”

存在和运营，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也有从事非法集资借贷活动的“地下钱庄”存在。有些地区还有地下钱庄性质的“合作基金会”。这些组织甚至享有比银行更为宽松的政策，在开立账户、吸储、提供转款服务等方面比银行更为灵活。此外，地下钱庄和民间的合作基金会运作都很不规范，对于存款和出入账户的资金都不会进行审查。虽然这些机构在经营风险上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大，但在逃避司法查处风险上却要小得多。因此已经成为重要的洗钱渠道。

（二）部分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有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尚未认识到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还糊涂地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们国家没有必要跟风，否则会造成失去大量客户的风险，而在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哪家银行管理严，哪家银行流失客户的情况。

因此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经营者睁一眼、闭一眼，对反洗钱工作反应麻木。

事实上，反洗钱工作已经关系到了经济运行的安全和国家声誉。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资金流动的载体和媒介，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进行现金交易、账户往来、离岸业务、贷款等将非法所得合法化，客观上使银行做了整个“洗钱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和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有效掩体和重要渠道，有的甚至成了洗钱的机器。洗钱不仅损害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而且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洗钱犯罪活动也呈现全球化趋势，增加了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难度。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要求各国银行对国际反洗钱予以配合，并将其作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条件。目前，一些国家已将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情况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将我驻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作为监管重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已与我国商谈反洗钱问题。

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把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开展情况列为一项重要报告内容。因此，做好反洗钱工作关系到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关系到树立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金融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强，存在道德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和网点猛增，使得各金融机构无法严把从业资格的关口，接收了大量未经过专业训练、业务素质欠佳的青年人进入金融从业队伍。他们当中有些人程度很低，虽然自己可以做到不违法、不犯罪，但由于没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使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

另外，在一些地方，金融系统的领导重业务发展和经济效益，轻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操守教育。结果在这些金融机构里，部分工作人员因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在金钱、美色面前失去了立场，陷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制不遵、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结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四）反洗钱的、法规和规章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有些规定操作性不强

从我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对金融诈骗、侵占、骗税、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的侦办，目前仍处于一种较为被动、滞后的状态。经侦部门经手的大案要案大都是由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发现问题后反映出来的，而由金融机构主动发现线索或在案犯作案过程中予以查获的寥寥无几。同时，大量案件的事后调查表明，巨款都是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境外的。因此建立金融机构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等反洗钱措施十分迫切。

（五）在国际反洗钱合作上存在一定难度

国际反洗钱的法律框架虽然比较完善，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洗钱资金难追还。

当跨国洗钱活动已经完成，追缴洗钱资金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合作来解决。普通的国际司法合作因为受到各国国内法的种种制约，常常致使洗钱款项的返还难以实现。司法协助机关可能无权扣划账户（但美国可以根据《爱国者法案》，扣划该国在美的金融机构账户）；由于洗钱过程复杂造成根据普通民事程序举证困难，有的国家实行追缴的洗钱资金分享的制度，造成难以达成司法合作等等。总体上讲，洗钱资金的追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其二，跨国洗钱信息难采集、情报不易交流。这是因为国际反洗钱的法律体系需要和各国的立法达成一致，而各国的国内立法存在不少与这一框架不适应的规定。特别是在反洗钱信息采集和情报交换方面，商业机构需要识别客户的真实身份，前提是客户以真实身份开立账户。但有些国家的银行法并不要求真名开户，这就使国际反洗钱的链条可能发生断裂；另外很多国家商业银行法都规定了严格的保密责任，银行不能随意披露客户信息，否则构成侵权。这就需要在立法上明确银行披露客户信息的标准，使得可疑交易报告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此外，立法还要赋予国内反洗钱监管机构情报交流的权力。

建立健全完善的反洗钱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系统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尽管金融业的反洗钱工作在我国还有众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9月11日人民银行召开了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行长参加的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规章制度征求各商业机构的意见。戴相龙行长也对中国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人民银行各分行和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年内建立反洗钱的组织机构，并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知识培训。中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序幕已经拉开。

第五篇：银行飞单案例notes

一、华夏飞单

2011年11月起，投资者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嘉定支行购买了四期“理财产品”。四期产品名为“北京中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计划”，四期募集期共半年，计划筹资超过1.5亿元，实际出售1.19亿元。

2012年11月，投资者得知项目管理方通商国银已人去楼空，老板也被刑事拘留，该“理财产品”无法如期兑付。

2012年12月，愤怒的投资者涌向华夏银行上海分行门口，华夏银行当日股价放量下跌4.15%。

2013年1月，购买“中鼎”产品的客户与担保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本金全部收回，但未获得利息。私售产品的华夏银行员工濮婷婷被移交检察院处理。2013年10月，案件在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濮婷婷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2014-3-24，维持一审。

此案另有三人被起诉，分别是“中鼎”系列理财产品发行方通商国银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员王文明和李芳，第三方理财销售公司的张晓霞。在一审判决中，这三人也均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王文明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李芳五年，张晓霞四年。王文明和李芳分别是通商国银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各自负责有限合伙企业筹建、理财产品的销售业务等。在终审中，李芳维持一审原判，王文明错过上诉期不再改判，张晓霞则因有孕在身，被改判三年零三个月，缓期执行。

案件辩护律师丁长二透露，法院最终的认定是，代销环节的人员明知这些理财产品并不合法、合规，仍以高额回报承诺，向不特定公众人员推销，因此构成共同犯罪。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为何“飞单”行为，最终会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刑，是不少业内人士的疑惑。揭开了其中的利益链条和涉及的法律关系。通商国银案共涉及北京中鼎财富投资中心、北京中鼎迅捷投资中心和北京中鼎财富通航投资中心三家有限合伙企业。它们以吸收有限合伙人出资入伙名义，分别对商丘市永恒生典当公司、郑州新盛博汽车销售公司、河南奥鑫汽车销售公司、河南云顶文化娱乐投资公司中原云顶国际商务俱乐部四个项目进行股权投资。理财产品出炉的整个链条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策划准备，即在2011年10月至12月，通商国银设立三家有限合伙企业，确定四个投资项目并制造相关产品材料；其次是居间介绍阶段，即随后由王文明、李芳在网上找到第三方理财机构——新湖财富投资管理公司的员工张某，双方通过签订《居间协议》。

整个链条中，王文明、李芳、张某和濮婷婷分别获得募集资金总额的1.11%、1.1%、1.83%、1.68%的佣金提成。这些产品向投资者每 年承诺的固定回报是11%-13%，两者合计的总融资成本已经高达16.72%至18.72%。事实上，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向通商国银实际控制人魏辰阳，用 于弥补其它业务的巨额亏空，并未投向具体的项目。

法院认为，理财产品项目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以年化收益11%-13%的回报、提供担保等为诱惑，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向众多不特定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这种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4人在三个阶段的所为，被认定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犯罪行为，并且数额巨大。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因飞单产品发生风险而被入刑，对金融机构理财经理的私下飞单行为产生很大震慑力，进而也会影响很多第三方机构，因为他们主要依靠各种渠道来销售产品，其中80%-90%都是各种飞单销售。

“一旦是非正规的金融产品，在发生卷款的风险后，作为代销机构被认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风险是绝对存在的。而产品发行方甚至可能会以诈骗罪定罪。”丁长二律师表示。

二、2000万农行“理财产品”成飞单 回应：非本行发售 2015-4-23 多位市民称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通州支行次渠分理处客户经理李某处购买理财产品，但到期后本金与收益均未兑现，共涉及17人2248万元。对此，农行北京市分行称，理财产品非农行发售，建议客户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问题。

家住通州区台湖镇的陈女士介绍，2011年左右，次渠范围内14个村庄开始拆迁，拆迁赔偿款被存入农行次渠分理处。自此，许多拆迁户开始用银行存款购买客户经理推荐的“理财产品”。

2013年9月，她与王先生等四人在农行次渠分理处客户经理李某的办公室购买了500万元的“政府工程理财产品”，期限为一年，收益为9%。合同显示，该投资计划名称为“中企华康股权”，受托管理方为“中诚联合(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但该“理财产品”到期后，他们到银行兑现本金与收益时被银行领导告知为“飞单”，即银行人员违规向购买者推荐代销非本银行的理财产品以获取提成。

客户王先生称，李某推荐“中企华康股权”时，说是农行次渠分理处保息保本的产品，安全性高。另一名客户张先生表示，每次购买理财产品都是在农行次渠分理处理财办公室内，并有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在场。

记者从他们出示的产品合同和担保函件及扣款单上均未发现盖有农行的公章。但客户张先生提供的一张客户风险评估回执单复印件上，印有农行次渠分理处的公章。该回执单显示，业务种类为理财协议签约信息变更，风险类型为进取型，评估人正是李某。张先生称，此风险评估是在购买320万元理财产品后开具的。另据崔先生提供的一份《账户监管协议》扫描件显示，甲方为“北京中投嘉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乙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东 区支行营业部”。协议中，甲方授权乙方对账户进行日常监管，乙方负责划款指令的接收。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8日，并盖有双方公章。

崔先生提供的合同显示，他于2014年4月购买了160万元的“北京中投嘉融投资”产品。

记者发现，李某售出的理财产品合同中，五个产品由中诚联合(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推出，其余两个产品由中投汇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上述理财产品的年收益比率从9%到12.5%不等，产品售卖时间集中在2013年下半年，有效期限均为一年。

经查询，这两家公司登记状态均为在营。中投汇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但不得从事业务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等业务。

涉事经理写证明称产品由农行担保

今年4月9日，农业银行通州支行通知17名客户与李某在次渠分理处会见谈话。据客户提供的视频显示，当日下午农业银行通州支行的工作人员与李某均在场。客户称，通州支行的工作人员不在场时，李某写下一则“证明”并签字。李某在“证明”中称，在农行通州支行次渠分理处任客户经理期间，向张某等17位客户推荐的理财产品是银行普遍代卖的理财产品及表见代理(指代理人之 代理虽无代理权，但有可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产品。推荐时向客户说安全性高，是农行正规产品，有农行担保，销售地点为农行次渠理财办公室内。多名客户表示，李某是农行的老职员，去年下半年事发后被调离次渠分理处。

农行北京市分行理财产品非本行发售

昨日，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回应称，经初步调查，该理财产品非农行发售，客户提供的“合同”及“协议”文本上无农行任何落款、签章及签字，农行对该产品也无任何担保。其次，目前无足够证据证明理财产品是在农行内部购买。回应还称，据了解，目前朝阳警方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中投汇富公司”立案。针对客户诉求，农行建议客户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问题。如系个人行为银行无需担责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称，若协议上盖有银行公章，则必然是银行责任，如果银行并未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代销协议，且经调查没有口头授意员工可有推销非本行产品，也非本行与基金公司签订产品的行为，那么属员工个人行为，银行无需担责。

从违约角度考虑，员工私售的产品，相关文本上并无银行签章，银行并未直接与投资者建立合同法上的法律关系。投资者依其他《合同法》上的理由要求银行承担违约责任，获得支持的难度很大。

三、警惕以私募基金为名的非法集资

典型案例一：据中国新闻网2014年11月4日报道，原广州市某银行工作人员卢某于2011年在深圳市注册成立了“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发行了一个专门瞄向高端客户钱包的“进取九号私募基金”项目，口头吹嘘该项目有价值高达3亿元的土地和物业作为抵押，同时许诺投资人每投资人民币100万元以上3至24个月可对应获得6.5%至14%的年化收益。该公司将募集的资金贷给某服务公司使用，收取每年24%的利息及费用。该服务公司于2014年9月垮塌，总计亏空高达人民币3.1亿元的投资款，违法行为最终暴露。该案牵涉投资者270余人，涉案金额7亿余元，成为广州市天河区有史以来第一单以私募基金为幌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1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典型案例二：据法制日报2014年7月25日报道，华融普银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自2012年起，以高额返利等方式，吸引客户投资，以山东高速等项目发行有限合伙基金产品，共有3700余人在该公司投资，涉及金额38亿余元人民币。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4年7月3日，随着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作出批准对华融普银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普银”)前法定代表人魏薇、董占海实施逮捕的决定，一起涉及金额38亿余元人民币、牵涉3700多名投资人的特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真相逐步浮出水面。这是北京地区历史上最大非法集资案件。并且，由于逾期未能兑付，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赶往北京，涌向华融普银索赔。此次出现兑付危机源于华融普银发行的有限合伙基金产品。所谓有限合伙基金，就是一个GP(管理团队)一个LP(投资团队)合伙成立的以基金规模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采用公司制运作的基金。

典型案例三：据中国广播网2014年3月17日报道，2006年7月至2012年8月 期间，时任北京金源鸿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梅晓春以公司名义，虚构公司拥有大庆龙华石油化工、芜湖联众石油化工、唐山金源鸿基镁电池、比特盾科技等 多家公司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与被害人签订虚假的《委托代理投资合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投资购买公司项目股份或代理投资能获得高额回报或到期保 本回购为诱饵，先后在北京、长春、大连、鞍山等地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共计人民币2亿余元，并将8600余万元非法占有，给被害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2014年3月17日，梅晓春等四名金源鸿基高管因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四、中国证监会在“两个加强，两个遏制”专项检查中发现，有个别机构或其业务合作对象涉嫌以私募基金为名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对社会金融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声誉和形象，影响了首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中，中金信安、中金赛富、中投金汇、山西和利已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华兴泰达已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北京市打非办进一步调查。基金业协会 拟对上述机构依照规定撤销管理人登记，并对有关责任人员加入黑名单。另经调查核实，首誉光控因其合作机构涉及非法私募活动已被基金业协会暂停备案3个月，纪律处分决定全文已在基金业协会网站公布。

从以上案件可以看出，非法私募活动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未履行登记或者备案手续，或借用登记机构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二是通过公众媒体或者公开方 式，向社会大众宣传推介；三是承诺保本保收益或以承诺预期收益率等方式暗示保本保收益；四是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五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采用“飞单”方式销售私募基金。

对于近年来频发的“飞单”事件，广东银监局则明确指出，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一是银行员工涉嫌误导销售;二是投资者多为银行高端客户，涉事员工利 用其掌握的客户财产信息，往往会有针对性地开展“飞单”营销;三是相关产品资质差、风险高，但许诺超常规的高回报;四是行为隐秘性强，“飞单”行为往往在 产品不能按期兑付收益，甚至出现本金亏损，引发投资者上访时，才得以暴露，银行事前预防和监控难度很大。

维权困局

据了解，银行理财产品分为银行自己发行的产品和代销产品，代销产品中，主要有基金、贵金属、私募、信托、保险等。而 “飞单”事件中的产品往往既不是银行自己推出的理财产品，也不是与银行有合约关系的代销产品，因此一旦发生“飞单”事件，银行多不会担负责任。

银行给出的态度大多较为一致：不是自己银行发行或代理的理财产品，银行并未在合同上盖章，有没有责任需要由公检法部门来定。

遭遇“飞单”后，只有很少部分投资人通过保证公司追回了部分本金，而更多的人目前依然走在维权的路上。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目前，理财产品中“飞单”频发，消费者维权却很艰辛。“如果在银行场地销售，那就是职务行为，银行应根据责任大小先行承担赔付责任。”对于“飞单”事件，黄震认为，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地售卖的产品，客户就有理由相信这是银行员工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银行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有法律界人士也表示，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要有风险提示，说明产品的内容，让客户充分了解，客户在明确产品内容后购买，出现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但根据合同法，如果有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银行营业场所向客户销售非银行的产品，其表现形式能够给客户造成误解，让客户有充分理由相信购买的是银 行的产品，银行与理财经理构成了“表见代理”，这种情况发生损失时，银行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客户在举证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不过，记者注意到，在多数法律界人士看来，银行应该承担的只是连带责任，而非全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投资人遇到“飞单”事件，即使损失后得到了银行的赔偿，也只可能是部分，而非全额。

那么投资者该如何辨别飞单呢?首先，投资者不能偷懒，对自己的资金一定要小心谨慎负责，认真阅读理财产品合同。许多吃飞单亏的投资者就是过于信赖银 行。一般来说，如果是银行自己或者正规代销第三方的产品，理财合同上一定会盖上银行的公章，有了这个公章，银行就不能说这份合同与自己无关，假如是银行理 财客户经理私自代销其他公司的产品，这个公章是很难盖的。

其次，投资者一定要认真阅读理财产品合同的细节。从头看到尾，看看这款产品有没有承诺保本或者保收益，看看其间银行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如果仅仅是资金托管，那么投资者应该慎重，如果有银行代销或者自己发售的字样，投资者就可以基本放心了。

一位资深理财经理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辨别银行理财产品是否为“飞单”产品。首先，看合同上是否有银行公章。银行的代 销产品，在客户所签署的产品协议书里肯定会提及银行名字，而且客户会签名，产品投资方和银行也会签名盖章。银行作为代销主体，成为销售过程中的当事人。通 常情况下，如果是银行代销的产品，为了利于监管和吸收存款，银行会要求客户购买产品的资金归集到自己银行。

其次，看宣传资料上是否有银行名称。投资产品的宣传资料上一定会显示出代销机构有哪些，比如说这个产品在某个银行代销，会有具体代销银行的名字。但有些宣传资料一般是投资公司印的，客户在查阅的时候也需要多留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