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存疑不起诉的思考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不起诉存在三种情形: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是因为证据的原因而造成的起诉不能。
因此,从诉讼质量上讲,我们应当大力降低存疑不起诉率。
1999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在执法执纪检查工作中,对1998年度办理的各类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发现1998年度全市各级检察机关作出各类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共有166人,其中绝对不起诉54人,相对不起诉38人,存疑不起诉74人。存疑不起诉率比往年增加45%。
从对存疑不起诉案件进行的分析来看,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存疑不起诉的原因
(一)侦查阶段收集证据不及时、不全面,难以弥补。在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中,由于侦查工作不得力,造成存疑不起诉的16人,占存疑不起诉案件总数的10.4%。主要表现:1.有的侦查人员未能及时把握战机,致使证据湮灭,从而造成侦查困难。2.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收集证据不全面,将本应收集的证据简单对待,甚至不予收集,使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证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的局面。
(二)补充侦查的针对性不强,盲目性较大。存疑不起诉是以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退回补充侦查仍不符合起诉条件为前提的,因此退回侦查机关和自侦部门补充侦查是一个关键环节。从1998年度存疑不起诉的情况看,导致一些案件存疑不起诉的原因是补充侦查带有较大的盲目性。有的检察人员所列的补充侦查提纲缺乏针对性,对于定性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证据没有通过补充侦查加以完善和充实,导致此问题发生的原因在于有的承办人对于法律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那些修订后刑法新规定的罪名的构成要件缺乏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在承办此类案件时只是凭过去积累的那些经验审查、分析、判断证据,因此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把握不准,导致补充侦查的盲目性较大。加之侦查机关对补充侦查的案件通常所采取的你要求什么我补充什么的习惯性作法,造成时限用尽,但关键证据仍未补充的被动局面,最终只好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三)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未采取有力对策,使案件的事实无法再继续查清。由于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处于将要和可能要被处以刑罚处罚的不利诉讼地位,因此,为了减轻或规避法律对其惩处,在审查起诉阶段推翻前供或时供时翻的现象经常发生,从而给案件审查带来困难,特别是在那些口供与其他证据一对一的案件中(如受贿案等)。口供的变化有时会给案件的审查判断带来阻碍,甚至使案件处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难境地。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或“一翻到底”的原因很复杂,除犯罪嫌疑人反侦查、反讯问等因素外,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和审查起诉阶段提讯的方法、策略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在提讯时不能围绕案件事实的要害问题有步骤地迂回进行讯问,或过早暴露讯问的直接目的,或不适时地向犯罪嫌疑人出示一些非关键性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不但不能迫使其就范,相反,往往会使犯罪嫌疑人猜测到办案人员的讯问意图,增加其反侦查(讯问)的信心,人为地造成侦查困难。
(四)调查取证不细致,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在1998年度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由于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致使案件存疑不起诉的13人,占存疑不起诉案件的12.8%。有些办案人员在办案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对比排他”工作。因为对证人证言的采信程度主要取决于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口供以及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和分析,对于相互矛盾或存在重大差异的证言,办案人员要客观细致地分析证人与犯罪嫌疑人有无利害关系、侦查阶段证人作证的时间、地点、周围环境;证言之间的矛盾点以及产生矛盾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工作,排除疑点,化解矛盾,而不能你怎么说我怎么记,将矛盾留给后面的诉讼阶段去解决,这样就难免造成经补充侦查仍证据不足的情况,致使案件存疑不起诉。
除上所述外,造成案件存疑不起诉的原因还有检察院内部的侦查与起诉部门对证据是否充分的认识不尽相同,如对某一案件已有的证据,侦查部门认为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标准,而起诉部门认为证据还不充分,一些怀疑尚不能排除,需要继续做工作,因而作了存疑不起诉处理。
对降低存疑不起诉率的几点建议
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存疑不起诉的运用是正常的,而且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出发,降低存疑不起诉率同样也是可行的。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强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素质。案件承办人要系统地学习修订后的刑法、刑诉法,还要对增加的新罪名、新条款反复研究探讨,在真正理解运用上下功夫。
(二)提高证据意识,注重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检察人员要从主观上认识到何谓案件事实已经查清,何谓证据确实、充分;侦查人员要善于抓住战机,讲究策略,以快速行动减少人为的证据变化或流失;
补充侦查的方向要明确,针对性要强,切忌含糊不清、主次不分。
(三)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制约机制。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批捕部门、审查起诉部门,要加强联系和协调,做到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尽量减少因对证据的认识不同而对案件存疑不起诉。
(四)加强请示、报告等办案制度,严把案件质量关。凡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均须检委会讨论;重大、疑难或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公众关注的案件必须向上级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请示、汇报。
第二篇:浅谈检察实务中的“存疑不起诉”
浅谈检察实务中的“存疑不起诉”
摘 要:存疑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的不起诉形式之一。当然,也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从检察实务角度探讨存疑不起诉案件的产生原因、存疑不起诉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提出完善存疑不起诉制度的有关建议,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存疑不起诉;产生原因;缺陷和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164--02
所谓存疑不起诉是指在一个证据有疑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中,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尚未达到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将此类案件起诉到法院,人民法院可能做出无罪判决。法学界称之为“存疑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4款的规定,适用存疑不起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案件经过补充侦查。这是程序要件。未经补充侦查的不能适用存疑不起诉。刑事诉讼活动是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体,既要有力地惩治犯罪,又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二者不可偏废。证据不足的案件,都存在犯罪的嫌疑,对其不起诉确有放纵犯罪之虞。经过补充侦查,让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在获取犯罪证据、证实犯罪上作再一次努力,就有可能使一些原证据不足的案件变成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从而最大限度地惩治犯罪,最大限度地保证不起诉案件的质量。(2)案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这是实体要件。首先,这里的“证据不足”,是指定罪事实的证据不足,而不是量刑事实的证据不足,因为量刑事实的证据不足不能作不诉处理。下面本文将从存疑不起诉制度的法律价值、适用情形以及存在的缺陷及补救措施展开论述。
一、从检察实务分析存疑不起诉案件产生的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为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起诉裁量权提供了保证。近几年来,存疑不起诉率不断增高,我们在保证起诉裁量权正确行使的同时,也应该对其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予以关注。
(一)侦查环节的原因
1.侦查阶段收集证据不及时、不全面,证据缺失不可逆转。在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中,由于侦查工作不得力,造成存疑不起诉的主要表现:(1)侦查人员未能及时把握时机,从而造成侦查困难,如在办理某国有企业负责人涉嫌贪污一案中。由于办案人员没有及时对企业的账目及时提取和查封,致使涉及案件的账目被盗,失去了重要书证。(2)侦查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致使证据灭失。如孙某投放危险物质案,因侦查人员未能妥善保管从现场提取的药瓶,导致该重要物证丢失,造成投放毒物性质无法确定,无法认定作案的方法和手段,而这是该案成立的必备要件。(3)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收集证据不全面,将本应收集的证据简单收集,甚至不予收集,使证据链条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证人翻证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而存疑不诉。如在李某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中,侦查人员竟然将犯罪嫌疑人用来投毒的药瓶,由被害人家属送检,致使在起诉环节,嫌疑人的律师以重要物证来源不合法,质疑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导致该案重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补充侦查的针对性不强,盲目性较大。存疑不起诉是以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退回补充侦查仍不符合起诉条件为前提的,因此退回侦查机关和自侦部门补充侦查是一个关键环节。有的检察人员所列的补充侦查提纲缺乏针对性,对于定性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证据没有通过补充侦查加以完善和充实。导致此问题发生的原因在于有的承办人对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那些修订后刑法新规定的罪名的构成要件缺乏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在承办此类案件时只是凭过去积累的那些经验审查、分析、判断汪据,因此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把握不准,导致补充侦查的盲目性较大,造成“时限用尽,关键证据仍未补充”的被动局面,最终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3.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未采取有力对策,使案件的事实无法再继续查清。由于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处于将要和可能要被处以刑罚处罚的地位,因此,为了减轻或规避法律对其惩处,在审查起诉阶段推翻前供或时供时翻的现象经常发生,从而给案件审查带来困难,特别是在那些口供与其他证据“一对一”的案件中(如受贿案),口供的变化有时会给案件的审查判断带来阻碍,甚至使案件处理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或“一翻到底”的原因很复杂,除犯罪嫌疑人反侦查、反讯问等因素外,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和审查起诉阶段提讯的方法、策略等都有一定关系。
(二)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取向
无罪判决是我国检察实践中一个极受重视的问题,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一个检察机关如果存在无罪判决,就意味着检察机关没有准确把握案件证据,办了错案,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的权威受到社会质疑与挑战,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追求的是百分百的有罪判决率。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适用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因法院表示坚持诉则判无罪的情况下,撤回后做存疑不起诉处理的。还有一类案件,检察机关x~--些定罪证据有缺陷、无胜诉把握的案件,为避免起诉后判无罪,往往也采取存疑不起诉的方式来结案。
二、现行存疑不起诉制度存在的缺陷及相关建议
(一)现行存疑不起诉制度存在的缺陷
1.在配套制度的设计上,仍体现了强烈的追诉倾向,使存疑不起诉制度承载了其不应有的追诉职能。
从立法逻辑上讲,存疑不起诉制度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决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无法确定,检察机关又不能拒绝作出判定的问题。,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控诉、审判分工来看,在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并不具有侦查权力(职务犯罪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等除外)。一般情况下,未经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并将案件穆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主动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于法无据。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从法律上即推定被不起诉人无罪,是终结诉讼程序而不是中止诉讼程序,此后,未经侦查,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87条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之后,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仍可以提起公诉,并且没有规定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就相当于一方面宣告被不起诉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但又同时告诉公众检察机关把无罪的人仍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无罪的决定已经作出,却无法解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束缚,这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相当于虽然形式上宣告了被不起诉人无罪,但又没有限制地将案件挂了起来,又似乎回到了以前的“疑案从挂”的老套路上,使存疑不起诉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
2.对存疑不起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规定的比较充分,而未规定被不起诉人的救济权利。
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规则》都没有规定被不起诉人的救济权利。在实践中,存疑不起诉的被不起诉人有些确实是无罪的,对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从法律角度上来讲,他就是无罪的。但从社会事实层面上讲,他仍然戴着“犯罪嫌疑人”的帽子,《规则》第287条的规定使这顶帽子变得更加沉重。从法的感情上来讲,被不起诉人对存疑不起诉决定是无法认同的。但法律并未赋予被不起诉人的救济权利的途径,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二)存疑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1.应当赋予被起诉人申诉权
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虽然意味着诉讼程序的终止,但是,检察机关在发现新的证据之后,如果符合起诉条件的,仍然可以提起公诉,所以诉讼程序并未实际终止,被不起诉人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最终确定。刑事Vv-V~法中有关于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之规定,但被不起诉人作为可能受到刑事追究的对象,其权利尤为需要保障,同时也避免了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权利过于失衡的不合理局面。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犯罪事实或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就应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关于“可以”不起诉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的自由裁量权。对条文中的“可以”我们应当作何种理解?有学者认为,可以不起诉既是指可以起诉也指可以不起诉,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是起诉或是不起诉,也有学者分析认为可以不起诉应该理解为应当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的原则相一致的。因为存疑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相协调一致,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如果法律赋予检察机关遇有此类情形时,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也可以作出起诉的决定,将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证据不足的案件,属于疑罪案件,从疑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出发,也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因此,笔者认为,这里规定为“应当”不起诉似乎更合理、更准确,也便于实践中操作。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在根本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个人权理应也包括诉讼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诉讼不仅要求惩治犯罪,同时也要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当事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存疑不起诉制度的合理设立,将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包括被害人的权益。当然限于本人知识水平有限,仍需以后作进一步研究。
第三篇:谈存疑不起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若干问题
谈存疑不起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若干问题
对于存疑不起诉案件适用国家赔偿法的问题,总说纷纭,有人认为存疑不起诉就意味着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因此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也有人认为不能将批捕、起诉两个环节相等同,即达不到起诉要求的存疑不起诉不能等同于错误批捕,对存疑不起诉这类案件只要是在批捕阶段是符合逮逋条件的,就不应该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范畴。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个观点,但在实际案件中不仅仅存在是否错误拘留、错误逮捕的问题,在其中还会夹带有超期羁押的问题,在处理国家赔偿案件时如果单单看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来认定作出赔偿与否,就往往会对案件分析得不够全面,一棍打死对该案一概不赔,特别是对一些符合批捕条件但存在超期羁押的存疑不起诉案件不给予赔偿。
笔者认为,案件进行到做出不起诉决定时,已经经历了至多可达拘留、批捕、起诉三个环节。因此,在处理存疑不起诉案件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时,不妨按阶段性进行划分,并围绕着“存疑不起诉案件中何种情况的拘留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存疑不起诉案件中何种情况的逮捕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存疑不起诉案件中发生有超期羁押的是否应给与赔偿”为核心的三个问题,看清存疑不起诉案件如何全面地适用国家赔偿。
第一,拘留阶段,首先我们来看拘留的标准,来断定何为错误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得知:错误拘留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而在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中有没有犯罪事实是出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的,对此,笔者认为对存疑案件中的拘留是否系错误拘留的标准应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拘留条件为标准进行衡量。《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因此,没有达到法定的拘留条件而拘留的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
对于拘留的期限,按《刑事诉讼法》六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 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天内提出,在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至4日,即不超过7日,检察机关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可见,公安机关等待批捕的时间是7日,加上前面自行掌握的3日或7日,从拘留到执行逮捕的时间不得超过10日,在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14日。但是对于有以下三种法定情形的,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一是流窜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二是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三是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如果再加上检察机关审查批准的7日,前后将使拘留的期限达到37日。超出这个拘留期限是明显违法的,但是否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这里先按下不谈。
第二,在批捕阶段,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符合条件的批捕和不符合条件的批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得知:错误逮捕是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同样,存疑不起诉案中,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事实出于不确定状态,不起诉不能等同于错误逮捕,因此,认定逮捕错误与否的标准应看是否系依法定逮捕条件作出的批捕。《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可见,逮捕应符合的法定条件是: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有关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即可:有证据证明犯有数罪中的一罪的;有证据证明有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逮捕不同于定罪,逮捕的标准低于定罪的标准,不要求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所有证据都已查证属实,只要求有证据已被查证属实即可。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是关于犯罪严重程度的规定,基于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不是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等轻刑或者可能被 免除刑罚的,才符合逮捕条件。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由于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可以适用。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上述两项条件,但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足以防止其危害社会的,即无逮捕必要,不应逮捕。2001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有逮捕必要”:(1)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3)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6)其他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同条还规定,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逮捕的上述三个条件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对其逮捕。另外依据法律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法。这一规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因此这一阶段中,不符合以上逮捕条件而逮捕的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应依法赔偿。
第三,在审查起诉阶段,在存疑不起诉决定作出前,存在赔偿可能性的情况是侦查羁押时间超过法定期限。《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八条,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违反这一规定明显是违法的,但是否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则存在着争议。又,综合以上第一点中提到的拘留期限内可能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超期羁押发生的时间段不同,因此可一并思考: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超期羁押是否应给予国家赔偿?
首先我们来看大范围的超期羁押赔偿问题的立法及实践现状这一个“面”,再切入存疑不起诉案件中存在的超期羁押这一个“点”来进行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国家赔偿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了大量有关禁止超期羁押的通知和文件,其中不乏严厉之措辞,硬性之期限,严格之督促,但仍然“有禁不止”,究其原因超期羁押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症结是因国家赔偿法这一重要 的救济途径的不完善造成了“有权利,无救济”的困境。在实践中,因超期羁押的刑事赔偿问题就得不到完全落实,被超期羁押者往往只有在最终被宣告“无罪”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国家赔偿。有人认为,有罪公民被羁押,无论是轻罪重判或者超期羁押,或者是不追究刑事责任,国家都不予赔偿。也有人认为,不管被超期羁押者最终是判“无罪”还是“有罪”,都应进行国家赔偿,但并没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笔者赞同后者观点,不管被超期羁押者最终是判“无罪”(包括人民法院判决无罪和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还是“有罪”,都进行国家赔偿。理由有下:一,超期羁押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这对于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泛滥猖獗,制约刑事执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超期羁押直接侵犯了被羁押者的人身自由权,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法剥夺。超期羁押不管是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造成损害或者导致死亡,超期羁押事实的存在的本身也就表明了被羁押者遭到了损害;三,对被超期羁押者进行国家赔偿,是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的,有权利就应该有救济,不能把国家赔偿这一救济途径的路都给堵死了;四,被超期羁押者进行国家赔偿,体现了“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是对被刑事追究者人权的保障。因此,对被超期羁押者应认可其寻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合法性,并通过国家赔偿法实现救济。
再来看存疑不起诉中发生的超期羁押问题这一个“点”。超期羁押本身有违法性,是不以罪否为前提的,因此被超期羁押者最终是判“无罪”、“有罪”,还是有罪与否不确定的存疑不起诉决定,都不影响超期羁押违法性的性质,因此,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超期羁押包括拘留阶段与逮捕后的侦查阶段的超期羁押,都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综上,对于存疑不起诉引起的索赔案件对国家赔偿法适用,整合起来就是:
1、仅存在错误拘留、错误逮捕的,应赔偿的时间段应是从刑事拘留起计算被错误羁押的时间。
2、不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即符合法定条件的拘留、逮捕),亦不存在超期羁押的,对依法执行的羁押不予赔偿。
3、不存在错误拘留、错误逮捕,但存在超期羁押的,应赔偿的时间段是除法定羁押期间外的超期羁押时间。
4、既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的,又存在超期羁押的,应作出国家赔偿的计算时间就是从刑事拘留起到超期羁押终止的时间。
在处理存疑不起诉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时,从这三个环节中一个一个地看过来是否出现了违法现象,就更易于发现情况,便于作出正确的裁量,一旦发现是 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错拘、错捕及超期羁押的,就应依法进行国家赔偿。我们在处理此类国家赔偿案件时全面分析该案件情况作出正确的赔偿决定,既是依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法治秩序的要求,又是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求,更是我们依法办案的职责要求。
第四篇: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条件
●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赔偿责任,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含义及诉讼价值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一种不起诉类型,它同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一同构成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无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当视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于经两次补充侦查证据仍然不足的案件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能够使公安司法机关从积案中摆脱出来,这也体现了不起诉的诉讼效益价值。
与无罪推定直接联系的是证明责任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证明责任严格地由控诉方承担。如果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使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处于不能证实的悬疑状态,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证据不足的界定标准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所规定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了解释。也就是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当然这种疑问或者是根据常识推断出来的,或者是根据其他证据事实而形成的,即应当是合理的怀疑,而不是无根据的怀疑。
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具有三种作用:一是确认存在犯罪;二是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三是衡量罪轻罪重。缺乏确认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必要的证据的,应当被认为是证据不足。这种缺乏还包括因取证行为严重违法而导致证据被排除使用所造成的证据欠缺。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必然造成疑罪,应当本着“罪疑从无”的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这主要指犯罪人是谁而言。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要件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退回补充侦查,补侦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必要条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以两次为限。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与刑事赔偿问题
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三类情况来看,酌定不起诉是在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意见比较一致,但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意见却不一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刑事案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根据法律规定,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是:遭受错误羁押即被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或者虽未被羁押,但司法人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殴打等暴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此外,对于财产被错误查封扣押造成财产损失或灭失的,也应给予赔偿。据此,针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所提起的赔偿请求必须首先存在错误逮捕的情况。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逮捕的证据要求和起诉时的证据要求是显然不同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采取逮捕措施后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才能满足起诉时的证据要求,逮捕错误的案件必定不能提起公诉,但逮捕正确并不意味着该案一定能够提起公诉,能否起诉,关键看证据收集的情况,不能以该案在后来的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了证据不足不起诉这种结果来反推侦查阶段的逮捕一定错了。
此外,我们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刑事赔偿问题,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存在矛盾。由于国家赔偿法颁布在先,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后,新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实质性修改,批捕条件已较原刑事诉讼法放宽,即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应予赔偿,因而容易将赔偿条件理解成“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把握逮捕这一条件时,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与证据充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证明程度显然低于后者。国家立法机关应适时地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重新修正或重新解释有关错捕赔偿的规定。因为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条件批捕的,即使后来出现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情况,也不承担错捕的刑事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表明,逮捕是在没有证据或伪证情况下作出的,逮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检察机关在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五篇:不起诉制度研究(本站推荐)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在新的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代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现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扩大了检查机关不起诉的职权范围,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这样的规定是由于免予起诉制度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合作负责的原则,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结案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缺少制约机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也违背诉讼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与此同时,新的不起诉制度的实行,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以及对不起诉制度的制约和救济做了规定,基本上形成了我国比较完善的不起诉制度的,这为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不起诉的概念
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本质
1.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2.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3.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4.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
二、不起诉制度的价值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
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
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 〖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
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二)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4〗
2.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是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的重大改革,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四、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1.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2.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
(二)应扩大不起诉的范围,扩大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
1.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适用的案件范围只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5〗犯罪情节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前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情节;后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基本事实之外的、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事实情况,它不决定犯罪的性质,但影响量刑的轻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情节特别恶劣。只有情节轻微的案件,检察机关才能适用自由裁量权。
2.裁量不起诉不仅限于考虑量刑情节,也应考虑案件性质,对于特定性质的犯罪,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如除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允许自由裁量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对于情节较轻的过失犯罪,也应允许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决定不起诉。
3.检察机关在听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检察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查,如认为请求有理的,作出撤销不起诉决定,并要求下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认为被害人的申请不当的,作出驳回被害人的申请。被害人对于上一级检察机关的驳回申请不服的,才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法院裁决,法院进行审查后裁定是否由检察机关起诉,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对待的态度,也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适当尊重。〖6〗
五、完善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制度,加强不起诉的监督,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
(一)召开听证会的范围可定位于:
1.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认识不一致的案件。
2.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
3.当事人提出需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4.其它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件无争议,以及符合《刑法》第37条规定的案件不用召开听证会,可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二)不起诉书备案制度。
不起诉书下达后,3日内送交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以便上级随时抽查,如发现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可以予以纠正。
(三)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起诉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承办人应及时将案件材料转交受案单位。
总之,随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经济诉讼,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