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法治社会中的酌定不起诉[范文模版]

第一篇：和谐法治社会中的酌定不起诉[范文模版]

和谐法治社会中的酌定不起诉

杨丽蓉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刑事诉讼不起诉是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我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酌定不起诉的价值优势，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酌定不起诉；和谐社会；适用条件；正义；公共利益；经济利益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刑事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冲突，是极不和谐的因素。刑事司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即保障社会生活的和谐。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变化，人类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化，由强调有罪必罚的报应刑罚观念所支配的追诉思想，而让位于预防主义的刑法思想及非刑罚政策紧密联系的更加注重实现具体正义及诉讼效率的追诉思想，绝对的起诉法定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司法实务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追诉裁量的挑战。为了减少社会中的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笔者拟从刑事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为起点，着重探讨酌定不起诉的价值观念，以期推动不起诉更好地为和谐法治社会服务。

一、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规定是人民检察院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对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规定。如何正确认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是正确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关键。目前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于“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是酌定不起诉的前提条件。

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是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前提条件，不具备该条件不能适用；“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是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这两个条件的案件才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一方面区别于刑法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区别于情节不轻微的犯罪行为。犯罪情节是否属于“轻微”应当综合案件的各种情况辨证地看待，原则上应是法定最

[1] 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案件。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142条规定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但这种观点认为上述酌定不起诉很狭窄的，因为据此只能对犯罪情节轻微案件中的一部分，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才可以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犯罪情节虽然很轻微，但不具有法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但不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均不能作酌定不起诉处理。这种条件设置不能充分发挥酌定不起诉的作用，应当在原有基础上适当放宽，即适当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适当突破依照刑法规定不需

[2] 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界限。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只是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不是免除刑罚的的前提条件。不论情节是否轻微，都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如果加上犯罪情节这个前提条件，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却容易限制公安机关的手脚，使其不敢大胆使用不起诉决定。这样，实施重大犯罪但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的犯罪人也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

我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犯罪情节轻微就是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反之，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不一定就是犯罪情节轻微。既然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与依法是否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密切相关，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作为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性要件就不具有合理性。“从实在法规定看，‘不需要判处刑罚’所蕴涵的外延要大于‘犯罪情节轻微’，因为在法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下，即使犯罪情节不显著轻微也

[4] 可能不需要判处刑罚。”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作为情节轻微的限制条件，本来是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本身内涵于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作为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条件不仅无法达到限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立法宗旨，反而使得犯罪情节的规定虚无化。另外，即使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况下才有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适用。所谓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是指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免除刑罚的不同情况，如犯罪后的自首、中止犯等。如果某一犯罪情节轻微，但没有法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情节，即使具备酌定免除刑罚情节，也不能适用起诉便宜主义。这样一来，犯罪情节轻微和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互相制约，人为地限制了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对象，使得我国的酌定不起诉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也与国外普遍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的立法趋势相背离。在德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张到所有轻微刑事案件，并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限制。其他国家基本上将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张到除严重犯罪外的所有刑事案件。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规定：“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我国台湾地区检察机关1995年以前酌定不起诉范围限于其刑法规定第61条规定的微罪案件，后扩张至“第376条所规定之案件”，包括“

一、最重本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

二、‘刑法’第320条、第321条之盗窃罪。

三、‘刑法’第335条、第336条第2项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339条、第341条之诈骗罪、五、‘刑法’第342条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346条之恐吓罪。

七、‘刑法’第349[5] 条第2项之赃物罪。”因此，我国应当适当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使得国家公诉权的干预强度与社会公益成适当比例，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具体而言，酌定不起诉的范围可以确定为：（1）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从犯罪嫌疑人年龄、动机、目的、手段、危害结果、认罪态度、一贯表现、社会和被害人的反映等因素综合考虑，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从犯，预备犯等。如果犯罪行为不具备法定的免除刑罚的情节，该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能适用酌定不起诉。（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不起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这是在法定刑上限制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指从公众利益考虑，被告人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起诉是否符合一般民众的需要。具体而言：一是出于国家安全、国防、外交和其他国家政治需要的考虑；二是出于社会效果和民意趋向的考虑；三是出于预防犯罪维护适合治

[6]安效果的考虑；四是符合被害人的意愿和要求。（3）对于初犯、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偶犯以及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不起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这些特殊群体主观恶性较小，通过非刑罚的方式也可以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因此存在酌定不起诉的空间。

[3]

二、酌定不起诉在和谐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尽管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在立法上存在瑕疵，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率偏低，甚至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影响其质量和效率，但仍有其不可掩盖的魅力和价值。随着法治国际化的趋势的加强，有罪必罚的报应刑理念和重刑主义的法律传统日益摒弃，尤其是程序正义、诉讼效率、人权保障、轻刑化、非刑法化等观念已渗透刑事司法领域。酌定不起诉的价值是评价和判断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否正当合理的伦理标准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下面具体陈述其价值：

（一）正义价值

酌定不起诉源远流长，其自身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会对正义构成实质性的损害。其实正义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样的。关于刑罚的目的，古希腊柏拉图先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犯人的威吓、改善、保安，刑罚应在改善人与剥夺犯人生命的过程中，达到威吓与警戒世人，遏制犯罪的目的。贝卡利亚、冯·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刑罚论者，他们认为适用刑罚并不是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遭到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因此，确定刑罚与犯罪的比例尺度应该是预防。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刑主义者认为根据理性和正义的要求，恶因有恶果，恶行必有恶报，刑罚就是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刑罚和报应。他们主张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刑罚实证学派中龙勃罗梭，李斯特等代表人物反对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也反对罪行报应主义，他们特别强调刑罚个别化，认为对犯罪有同样罪行的人判处同样的刑罚，是愚蠢的做法，应当着眼于犯罪的特殊预防，采用教育刑和社会防卫来预防犯罪。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刑罚目的论，即把犯罪一般

[7]预防、报应、威慑、犯罪人改造等都作为刑罚的目的。正义观念的理解多元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酌定不起诉。同时对一个确实实施了犯罪的人来说，一旦实施强制措施将会感到法律的威慑和尊严。

约翰·R·戈姆主张恢复正义，他认为恢复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论特征有三方面：首先，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法律的违反、对政府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其次，恢复正义理论还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第三，恢复正义理论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

[8] 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恢复正义理论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的社会。正义的实施途径不再是刑罚与服从，而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恢复。恢复正义所追求的是全面的平衡：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心理的创伤；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对社会而言，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社会关系得到改善。因此，在酌定不起诉中，对于罪行轻微，犯罪嫌疑人已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使轻微犯罪的人有感于国家的宽大处理，悔改自新，提高守法意识，将功补过，尽快地融入社会，为社会服务。

刑诉法142条第2款的规定赋予检察官适当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但是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保护正义的时候又极易伤害正义，如果被滥用将成为作恶的工具。为了确保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正义的要求，有必要建立自由裁量权行为的监督机制。对不起诉案件进行程序分流前公开审查，让老百姓看到公正、感觉到公正，正义要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实现。

（二）公共利益价值

公共利益是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公众所共同享有的权益、福利和价值。它一般包括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公共财产、公共安全等。法律的终极原因和终极目的是社会的福利，司法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与商业交往所要求的诚信以及实际生活的需要相和谐；而在掂量相

[9]互冲突的利益时应当帮助那些更有理性基础并且更值得保护的利益。“两权相利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保护公共利益以实现最大幸福应是应是酌定不起诉的基本价值追求。在外国刑事诉讼中，有的国家规定了因公共利益考虑而对轻罪不予起诉。英国皇家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时，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检验证据；二是检验公共利益。在完成证据检验后，起诉通常会继续，除非存在阻止起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明显压倒支持起诉的因素。最重大公共利益因素是犯罪的严重程度。即使有充足证据要起诉，也必须满足公共利益标准。因此公共利益是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所谓公共利益检验，就是要从公共利益考虑，看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起诉。德国刑诉法也将追究刑事责任与是否有益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予以考虑，倘若追究刑事责任于公共利益毫无意义，检察机关有权决定撤销终止刑事诉讼。

我国刑事法142条第2款的规定中有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但过于抽象，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笔者认为我国不起诉制度应明确规定，对于酌定不起诉案件，检察机关一定要进行法律审查，二要进行公共利益衡量。因此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原则指导检察机关依法作出准确的不起诉决定。公共利益的细化规定建议如下：（1）被害人的的合理要求是否得到满足；（2）当地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法律感情容忍程度；（3）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对其本人和家庭今后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4）对于无直接利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及其他相关人的正常生活；（5）被害人的态度；（6）当地媒体对案件的关注程度；（7）不

[10]起诉是否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等等。

由此可见，国家是否提起公诉，不仅要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还要权衡起诉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样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存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起诉与不起诉实际上是公诉机关在权衡公共利益后的抉择，如果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共利益，即使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也可以酌定不起诉。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与不起诉决定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作出最优化选择。

（三）经济效益价值

酌定不起诉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不起诉经济效益追求诉讼效益最大化。诉讼效益起源于60、70年代，经济分析学派开始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学问题，诉讼经济效益随之产生。伴随着犯罪数量的不断增长，诉讼成本日益成为设计法律制度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效益指的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使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同样多的效果，或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效果。在经济法律学家看来，所有的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都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的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效率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

[11]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美国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理查德·波斯纳曾对诉讼程序进行经济分析。他认为，经济学是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的有利工具，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效益是公认的法律价值。法律程序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刑事诉讼程序也要追求经济和效益，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尽可能采用简便、迅速、节约成本的方式加以解决。刑罚的适用是高成本的，一个国家现有的控制犯罪的资源投入总是有限的，并且其缓慢增长总是落后于犯罪数量的增长。在英国，虽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皇家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诉讼经济效益则是确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时无法回避的要素。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法定主义的德国，由于犯罪率剧增，新型犯罪和复杂犯罪不断出现，导致可能经费日益紧张起诉法定主义开始受到挑战，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当今司法效率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所以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从而有效地节约诉讼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总之，和谐社会中的酌定不起诉要求不应对所有的犯罪实施追究或者实施同样的追究，在刑事案件中应有所取舍。既要弘扬中国以“和为贵”不起诉的优良传统，又要放眼世界，借鉴国外刑事和解，辩诉交易等简化公诉程序的做法，逐步限制起诉法定主义的适用，扩大起诉便宜主义的范围，顺应国际社会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司法改革潮流。同时，提高诉讼效益，能够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司法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姜伟：《公诉业务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武延平：《不起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诉讼法学研究》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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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作翔：《遵循先例：原则规则和例外》[A]，《比较法在中国》[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第92页

[10]樊崇义、冯中华、刘建国中主编：《刑事起诉和不起诉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11]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第二篇：浅论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法治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必要手段和途径。政法机关是社会主义法治重要实践者和推动力量。本文从维护稳定、社会管理、打击保护、公正执法等方面的职责职能角度出发，提出政法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当积极履职尽责，严格公正执法，有效发挥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并详细阐述了其肩负的重点工作任务，以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法机关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法治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实现民主必须推行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治的保障，激发活力需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安定有序是法治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离不开法律的有效调整。总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治的支持和保障，需要以法治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法机关是社会主义法治重要实践者和推动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结合自身工作职能和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充分发挥法治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根据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总结我省政法工作实践经验，政法机关应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发挥法治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一、推动法制健全，依法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法制性稳定

稳定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的法律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减少矛盾的产生，同时还裁判纠纷，定纷止争，使已经产生的矛盾纠纷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部门，肩负着依法调整社会关系，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定职责，必须努力提高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的工作水平，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善于通过执法司法工作，推动法制健全，使社会稳定有法制保障。经验表明，保持国家稳定与发展，最根本、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我们党依法执政，必须要善于运用法律来解决各种矛盾问题，并通过领导和推动立法，把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度法律化，依靠法律的稳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来提高社会稳定的程度。比如，在应对“非典”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凸现了应急反应工作上、法制上的不足，于是中央抓紧制定出台了《公共卫生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研究制定《紧急状态法》等法律法规。各省建立健全了公共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政法机关在执法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发现法律的欠缺失当，发现法律体系中不完善的地方，同时，根据执法司法的社会效果，也使法律得到直接检验。从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出发，政法机关要善于从执法司法活动中发现法律规定、法律制度上的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及时向党委、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自觉加强有关工作，推动法律修订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使一些适应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则能够及时用法律明确下来，通过完善的法律促进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省加强了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的调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研究建立了政法系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调研提出了惯习性违法犯罪的治安管控与打击对策；研究制订出台了律师会见、加强行政审判、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等规范性文件，有针对性地指导和加强执法司法工作，社会反响非常好，也较好地推动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法律的制订出台。

（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司法途径，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始终存在，化解社会矛盾是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法律是消除和化解社会矛盾最根本最彻底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和司法途径预防和化解矛盾，正是法治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政法机关在处理和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法律对选择矛盾冲突解决方式的导向功能。法律本身对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这对于有效引导国家、社会、组织及个人选择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法律救济功能的重要体现。特别是法律的权威性、程序性使得它可以把一些影响稳定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效引导到法定的方式、轨道和程序中来，通过司法诉讼、调解等技术性手段予以解决，从而使复杂的甚至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简单化、程序化、平稳化。比如，一些国家的选举问题，就是通过引入法律轨道，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把本来可能形成对抗性政治冲突的问题引向了平稳有序的解决。近年来，我省政法机关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妥善化解非法集资问题，依法处置不少非法集资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坚持教育疏导和依法按政策办事，既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处置打砸抢行为，严厉打击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尽可能地把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汇编下发了依法妥善化解和处置重大不稳定隐患及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指导工作等。这些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有益经验。

（三）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利益关系，预防和减少矛盾冲突。利益冲突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确定权利义务，调整利益关系是法律及司法的重要功能。当前，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到司法领域，法律手段已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从我省情况看，近年来，法院收案数量持续增加，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涉外纠纷、疑难复杂案件和群体性纠纷增多。这使得政法机关必须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利益关系，充分发挥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功能，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要通过推动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产权法律制度、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信用法律制度，以及有关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种利益关系从法律上得以明确。通过严格公正执行法律，树立法治的权威，有效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坚持服务发展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加强对民事、行政、经济纠纷案件调处的力度，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省政法机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震慑打击犯罪，依法引导和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安定有序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是破坏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实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

（一）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整治治安突出问题。当前，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社会管理领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而社会面日常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与措施相对滞后，由此在治安状况方面，刑事案件发案总量仍然较大，暴力性犯罪、“两抢两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尚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犯罪活动呈现多样化、智能化的特点，一些新型犯罪活动不断出现，复杂性和危害性增强。政法机关必须充分发挥职能，坚决防范和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建立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和经常性“严打”工作机制，及时整治治安突出问题，努力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使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进而保护和激发各方面的活力。近年来，我省针对全省治安形势和突出治安问题，先后组织了“扫黑除恶”、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和“两抢两盗”，以及“追逃”、“禁毒”等专项斗争，保持了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建成“整体联动防范工程”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平安创建，积小安为大安，并不断加强和改进对犯罪多发人群的教育管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活动，有力维护了治安的平稳，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

（二）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和谐社会建设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法机关必须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严惩犯罪又教育挽救，既维护治安又保障人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节约司法成本，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确保治安大局稳定的同时，研究依法从宽的具体措施，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失足青少年，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特别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从有利于改过自新、有利于社会监督、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出发，能判缓刑尽量多判缓刑，通过社区矫治等进行教育改造，不断改进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司法工作，确保刑事执法司法工作取得最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近年来，我省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积极有益的探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待遇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制定出台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指导司法实践；开展了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一些地方开设了少年法庭等。这些对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高教育改造效果，减少社会对立，促进社会和谐，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积极引导和推进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形成管理服务的合力。这就要求政法机关必须眼界更广，思维更宽，切入更深，作用更大，着眼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通过严格公正的执法司法活动，有意识地加强司法引导，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体系的完善。必须围绕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法律援助、法律维权等活动，增添便民利民措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加强对涉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行政案件的审理，依法协调政府、社会、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依法行政。创新安置帮教工作，加强违法犯罪的预防及矫治，避免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通过司法活动，创设和影响社会管理规则，推动社会管理的加强。去年以来，我省通过对停车场丢失车辆的责任划分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审理停车场丢失车辆赔偿案件的意见。从在绵阳市进行试点的情况看，该意见试行之后，有力促进了停车场管理的规范，促进了车主行为的自觉调整，该市停车场丢失车辆纠纷案件与同期相比减少了近一半，且绝大多数接受一审裁判和调解，收到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依法打击制裁，积极保护和弘扬正气，促进社会和睦健康发展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睦共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政法机关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多策并举，倡导、促进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打击制裁不诚信、不友爱的行为，保护和倡导诚信友爱之举，保障和促进社会和睦；通过调整人与自然之间法律关系，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和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巩固和谐共存的社会局面。

（一）打击制裁不诚信、不友爱的行为。不诚信、不友爱、不道德行为，都影响着社会和谐，严重的就是违法行为。比如，民事上的违约、欺诈，刑事上的诈骗、遗弃、侮辱、诽谤、渎职等。尤其是目前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编造虚假信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等不诚信的行为还较多，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给社会和谐也带来影响。政法机关必须积极依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提高发现、预防、控制和打击经济犯罪的综合能力，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依法制裁利用各种方式获取非法利益、规避法律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利益的行为，大力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裁违约失信行为，努力营造竞争有序和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必须依法审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案件，保护当事人应得的权益；对涉及抚养、赡养、扶养费的案件，快审快结，必要时积极提供司法援助，促进和睦友爱。必须依法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以及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提升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相互信任。

（二）保护和提倡诚信友爱之举。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是诚信友爱的具体体现。政法机关必须加大对各类民间纠纷的调处力度，善于通过案件的审理化解矛盾和冲突，推动建立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积极妥善处理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尊重和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邻里团结的传统美德和良好风尚，促进家庭邻里关系的改善。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协调好劳资关系，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消费者权益案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大张旗鼓地表扬见义勇为行为，弘扬社会正气。

（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法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严格依法办事，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同时，注重充分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妥善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惩治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近年来，我省通过依法审理出现的环境污染案件，极大增强了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同时，下决心依法对私采滥挖矿产资源活动进行治理整顿，综合采用法律、纪律、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理顺矿产关系，查处了有关责任人和违法犯罪人员，并依法对部分矿产资源进行挂牌拍卖转让，促进了矿产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严格公正执法，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筑牢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只有实现公平和正义，社会才能真正祥和安宁，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必须严格公正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努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

（一）严格公正执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公正执法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政法机关必须努力从实体上、从程序上、从时效上全面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并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解决分配不公、消除城乡和地区差距、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措施得到落实。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对待各类主体，平等保护其合法权益；加强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保障困难、弱势群体能够打得起官司，有理有据的能够赢得了官司，确保机会平等，进而实现实质与形式的公正。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地执法，通过法律实施发挥其特殊强制性，惩罚非正义行为，促进和保障公平正义；通过公正地解决冲突，裁决纠纷，补偿损失，恢复公平正义。必须提高执法效率，保证公平正义实现的及时性，否则，迟来的正义也就成为非正义，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近年来，我省针对执法中存在的不规范、不公正等问题，深入查找队伍自身及执法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先后开展了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公正执法树形象、案件质量评查以及“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等活动，认真整改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制定出台了一些制度规范，有力推动了严格公正执法，对于切实维护公平正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改进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政法机关必须继续在全社会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大力传播法律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化管理水平，形成自觉尊崇法律、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依法维护权益，维护法制权威，促进和谐稳定。必须更加注重全民法制教育，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必须善于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媒体，加大法治文化宣传的覆盖面和渗透力，特别是运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进行有说服力的、有感染力的生动教育，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强化公民守法意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灌输和培育，传播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构筑法治的思想基础。多年来，我省政法机关积极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增强全民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尚有差距，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优化执法环境，维护司法权威。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的重要条件。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办事，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科学地领导政法工作，坚决支持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依法行使职权，自觉防止对执法活动的非法的、不正当的干预及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为政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创造良好为环境，确保法律的统一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充分尊重司法活动及结果，自觉履行生效裁判。依法打击各种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破坏司法权威的违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度，维护法律尊严。大力加强司法保障，健全完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加大科技强警投入，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政法干警，为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从根本上保证司法公正。

第三篇：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条件

●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赔偿责任，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含义及诉讼价值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一种不起诉类型，它同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一同构成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无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当视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于经两次补充侦查证据仍然不足的案件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能够使公安司法机关从积案中摆脱出来，这也体现了不起诉的诉讼效益价值。

与无罪推定直接联系的是证明责任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证明责任严格地由控诉方承担。如果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使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处于不能证实的悬疑状态，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证据不足的界定标准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所规定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了解释。也就是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当然这种疑问或者是根据常识推断出来的，或者是根据其他证据事实而形成的，即应当是合理的怀疑，而不是无根据的怀疑。

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具有三种作用：一是确认存在犯罪；二是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三是衡量罪轻罪重。缺乏确认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必要的证据的，应当被认为是证据不足。这种缺乏还包括因取证行为严重违法而导致证据被排除使用所造成的证据欠缺。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必然造成疑罪，应当本着“罪疑从无”的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这主要指犯罪人是谁而言。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要件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退回补充侦查，补侦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必要条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以两次为限。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与刑事赔偿问题

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三类情况来看，酌定不起诉是在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意见比较一致，但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意见却不一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刑事案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根据法律规定，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是：遭受错误羁押即被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或者虽未被羁押，但司法人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殴打等暴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此外，对于财产被错误查封扣押造成财产损失或灭失的，也应给予赔偿。据此，针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所提起的赔偿请求必须首先存在错误逮捕的情况。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逮捕的证据要求和起诉时的证据要求是显然不同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采取逮捕措施后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才能满足起诉时的证据要求，逮捕错误的案件必定不能提起公诉，但逮捕正确并不意味着该案一定能够提起公诉，能否起诉，关键看证据收集的情况，不能以该案在后来的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了证据不足不起诉这种结果来反推侦查阶段的逮捕一定错了。

此外，我们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刑事赔偿问题，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存在矛盾。由于国家赔偿法颁布在先，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后，新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实质性修改，批捕条件已较原刑事诉讼法放宽，即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应予赔偿，因而容易将赔偿条件理解成“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把握逮捕这一条件时，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与证据充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证明程度显然低于后者。国家立法机关应适时地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重新修正或重新解释有关错捕赔偿的规定。因为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条件批捕的，即使后来出现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情况，也不承担错捕的刑事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表明，逮捕是在没有证据或伪证情况下作出的，逮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检察机关在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四篇：不起诉制度研究（本站推荐）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在新的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代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现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扩大了检查机关不起诉的职权范围，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这样的规定是由于免予起诉制度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合作负责的原则，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结案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缺少制约机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也违背诉讼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与此同时，新的不起诉制度的实行，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以及对不起诉制度的制约和救济做了规定，基本上形成了我国比较完善的不起诉制度的，这为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不起诉的概念

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本质

1．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2．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3.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4.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

二、不起诉制度的价值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

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

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 〖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

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二）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4〗

2.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是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的重大改革，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四、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1.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2.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

（二）应扩大不起诉的范围，扩大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

1．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适用的案件范围只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5〗犯罪情节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前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情节；后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基本事实之外的、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事实情况，它不决定犯罪的性质，但影响量刑的轻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情节特别恶劣。只有情节轻微的案件，检察机关才能适用自由裁量权。

2.裁量不起诉不仅限于考虑量刑情节，也应考虑案件性质，对于特定性质的犯罪，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如除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允许自由裁量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对于情节较轻的过失犯罪，也应允许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决定不起诉。

3.检察机关在听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检察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查，如认为请求有理的，作出撤销不起诉决定，并要求下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认为被害人的申请不当的，作出驳回被害人的申请。被害人对于上一级检察机关的驳回申请不服的，才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法院裁决，法院进行审查后裁定是否由检察机关起诉，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对待的态度，也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适当尊重。〖6〗

五、完善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制度，加强不起诉的监督，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

（一）召开听证会的范围可定位于：

1.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认识不一致的案件。

2.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

3.当事人提出需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4.其它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件无争议，以及符合《刑法》第37条规定的案件不用召开听证会，可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二）不起诉书备案制度。

不起诉书下达后，3日内送交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以便上级随时抽查，如发现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可以予以纠正。

（三）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起诉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承办人应及时将案件材料转交受案单位。

总之，随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经济诉讼，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五篇：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一：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申请人(王x的父亲)：王xx，男，汉族，20XX年3月5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务农，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身份证号码：512223196703xxx439。联系电话：15095xxx583。

被申请人：王x，男，汉族，20XX年7月20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未成年人，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

请求事项：请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XX年3月21日丰都县公安局以其涉嫌抢劫罪将其刑事拘留，20XX年4月21日被贵院批准由丰都县公安局执行了逮捕。现丰都县公安局已经将此案移送贵院审查起诉。现我要求贵院对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理由如下：

1、嫌疑人王x是未成年人，是初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也没有主管犯罪的恶意，比如，他找同学拿了50元，还退还了他同学45元；

2、嫌疑人王x原来在忠县庙垭小学、拔山中学读书，表现很好，经常参加集体活动，而且还获得奖品，也就是说他人本质并不坏。后到丰都县xx镇中学校读书，该学校接收后读了近2个月，就不让他读书，强行将其引出教室，才导致这样的不良习惯；

3、王x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读书，给他一个学习改造的机会；

4、我们家长愿意加强对王x的教育管理，负起监护责任，让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会；

5、王x的行为情节不严重，并没有造成其他同学身体伤害或不敢上学。而且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强行要钱，也不是伙同其他人强行要钱，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6、我们家长积极赔偿了损失，有部分损失我们家长找学校、派出所要求赔偿给其他学生，他们拒不接受。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为及其轻微，社会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积极认错，悔改。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第20条等的相关规定，请求丰都县人民检查院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王XX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二：不予起诉申请书>>（1421字）

申请人：刘洪涛 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D-1708

电话：***

案由：申请人因XXX人民检察院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审查起诉一案，提出以下申请：

请求目的：

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做不予起诉陈X的决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受故意伤害致死案嫌疑人陈X和其父亲(法定监护人)委托为陈伟的辩护人，经过查阅查阅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意见书》和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以及会见嫌疑人陈X，和调查了解了部分知情人员；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做为对申请不予起诉陈X的事实和理由。

一、据陈X供述，因陈X于20XX年9月8日被钟XX殴打，邓XX(本案另一嫌疑人)等就自发到何XX家门口找钟XX为陈X说理。陈X并没有召集他们去打本案受害人何XX，那时陈伟根本不认识何XX，完全不可能召集人去打受害人。受害人出来是跟邓XX争吵，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争吵，受害人是和邓XX扭在一起，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扭在一起，反而是想劝架，更是没有任何殴打受害人的行为。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意见书》对是谁与受害人争吵和扭在一起描述不清，是谁如何殴打受害人的什么部位和将其打死更是描述不清。

二、据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没有任何受害人任何部位有被殴打致使红肿淤血和其他被殴打外伤的描述与鉴定结论，因此认定陈X有对受害人进行殴打的关键证据没有，此对此不能构成陈X有对受害人故意伤害的客观行为的证据锁链，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的证据明显不足。

三、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认为受害人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是不客观的；受害人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只是XXX公安局送检时的描述，该法医鉴定不能认定受害人与人争吵的事实，尸检上也没有受害人与嫌疑人肢体接触的痕迹描述，当然也不能认定有肢体接触。而且假如有争吵和肢体接触的事实，法医也因在该情形导致受害人有什么样的生理变化，特别是有什么样的病理变化的基础上才能认定是否该情形促进了被害人死亡，而该法医鉴定并没有这些生理病理理由依据。根据常识很容易理解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一般是不可能致人死亡的，受害人的原有疾病和饮导致而心源性猝死是无疑的死亡原因。

四、就算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显然争吵不属于故意伤害；肢体接触也不一定是殴打，所以肢体接触与故意伤害是两个概念。本案当时除了嫌疑人与受害人有肢体接触外，受害人的儿媳张XX、120抢救的医生等都有和受害人都有肢体接触，根据XXX公安局的意见岂不是他们都要涉嫌被追究对受害人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起诉嫌疑人陈X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该嫌疑人案发时不满16周岁，且故意伤害致死的认定和量刑的刑级很高，因此在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都模糊的情况下起诉和追究依法陈X本不应有的刑事责任，对陈X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将影响他一生的一种伤害。申请人也了解到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在XX县的关系网与影响力，以及政府部门人员与领导对司法机关工作的干涉与影响，希望你处能尽力保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对嫌疑人陈X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以维护陈X的合法权利和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洪涛

20XX-11-3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三：附条件不起诉申请书>>（1206字）

尊敬的公诉人:

我受受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依法为其辩护。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本案中具备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建议对被告人李某某作出予以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理由如下:

一、李某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出生于20XX年6月29日，在20XX年10月份作案时，才16周岁，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的基本方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

因此，李某某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符合法定从轻、减轻的条件。

二、李某某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犯罪主观恶性不深，且被告人李某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李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李某某归案后，除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外，还带领公安人员前往同案犯王某某的家中。因王某某在与李某某交往时，一直使用的假名，如果李某某不带领公安人员找到王某某的家中，查实其真实姓名的话，王某某很难被抓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五、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认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根据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李某某符合立功的条件，应认定为立功。

综上，鉴于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且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且有立功表现，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采取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则，及《刑事诉讼法》271条之规定，建议对被告人李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此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王律师

20XX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