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大学生志愿者（推荐）

第一篇：和谐社会中的大学生志愿者（推荐）

和谐社会中的大学生志愿者 ——有感于多次大学生志愿者活动 导语： 和谐是社会本质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并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建设者,作为一个刚刚成熟却又面临着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志愿者工作给我们提供了社交和相互帮助的机会,让象牙塔中的大学生有机会为社会出力,亲自体会社会的人和事,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大学生用自己的热情服务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怀,降低彼此间的疏远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那么志愿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它有什么渊源? 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最有活力最有生气的力量,可以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具体做些什么?对于促进促进社会和谐,培养文明风尚究竟有怎样的帮助?大学生正是出于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志愿服务活动如何让缺少社会实践的当代大学生在活动中树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又该提供怎样的环境去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巨大作用?经过一年多参加和组织同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正文： 志愿者及志愿者工作源于西方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1990年深圳建立“青少年义务工作联合会”，1993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爱心社”，同年底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工作，1994年12月5日，团中央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标志着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逐步走上正规化、组织化、规范化的道路。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对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有这样的论述：“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探索和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新机制，引导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一、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现在的和谐社会不是以往其他形式的社会协调与和谐，它不同于封建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福利社会”。他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迈向未来共产社会的一个阶梯。简而言之，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学生是整个社会最有活力最有生气的力量，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努力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我们积极健康、务实进取。我们对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希望，对火热的生活充满激情，我们的人生观主流趋向积极健康、乐观进取。从我们离开父母的庇护，独自来到大学，准备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的价值不仅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包括了个人对社会的负责和贡献。但同时，因为我们年轻，阅历浅，缺乏社会实践经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定，对客观世界缺乏全面深刻地认识了解和掌握。

三、汇聚爱心，传播文明 志愿服务精神是追求和谐、和爱、高尚、奉献、利他的文明境界。只愿无偿的帮助的参与扶贫帮困和社会公益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和防止青年一代精神失范、信仰缺失的重要精神实践方式。中国的志愿精神有自身悠久的精神渊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兼相爱，爱无差”，都体现了希望人们帮助他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志愿者是联系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增加了和谐社会的亲和度和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志愿者活动可以促进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间的了解、认识和沟通，缓解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对于补救和防范某些社会矛盾的发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另外，志愿者行动不仅直接服务于社会，同样也是国家政府与人民群众相互了解、交流的桥梁。志愿者行动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通过志愿活动，各阶层各群体的人都可以为社会做贡献。所以可以认为，志愿者行动构筑了社会信任，有效的缓解了社会冲突，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志愿机制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重要补充。通过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建立与各国接轨的志愿服务平台，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远意义。

四、我们是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的主力军 作为朝气蓬勃的当代大学生，我们掌握着先进的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独特的观念、规范和行为模式。马克思说：“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就应当是年轻人职业选择的指针，不应当认为这两种利益是彼此敌对，互相冲突的。一个人只有为同时代他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专业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的伟大人物。和谐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建设者 当我们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除了热情，我们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大学是知识创新力量集中、技术创新先进手段的地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示范区和辐射区。大学生也是接受和传播先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锋。在今年过去的女足世界杯上，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工作贯穿始终。我们的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了行政助理，礼宾接待，竞赛协助，场地管理，餐饮服务，证件制作，会务协助等等中，国际大赛的工作事务繁多，要求甚高，每个国家的国际联络官主要就是由大学生担当。他们负责从世界杯抽签仪式开始,包括熟悉场地,观光游览,参加比赛,直到最后登机回国,全程陪同参赛队伍,不仅在语言能力上有要求,更对礼仪、异地文化交流、处理突发紧急事件有很高的要求。奥组委志愿者部的负责人说：“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工作让人放心，这样的志愿者队伍让人钦佩。” 面带微笑，我们是最有亲和力的志愿者刚刚脱下中学的校服，佩戴上大学的校徽。带着心底的一丝纯真与友善，我们戴上了志愿者的标志。06-07学年的第二学期，我们同济大学的一支“行新志愿队”每周都会前往特殊教育中心，协助老师为智障、聋哑，自闭的学龄前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在志愿者心中，特教儿童是最单纯最可爱的孩子，他们一起做游戏、唱儿歌、嬉戏玩耍。当志愿者与聋哑儿童一起用授予“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志愿者与聋哑孩子们有了共同的憧憬；当志愿者弹着吉他为白血病儿童唱歌时，志愿者与孩子的心中充满的时对生命的热爱…… 短暂的接触，感动得不仅是孩子。“在我们挥手告别一群无声天使，我深深地被他们那种充满朝气的精神打动了，他们虽然听不到，但并不代表不能健康成长，他们需要的是关怀和乐观，而我们带来的正是动力！” 点点滴滴，在体验中成长 为社会奉献爱心，为人民办好事。志愿活动反映出的是中华民族最质朴、最平凡、最伟大的传统美德。这对于我们来说，正是最好的教诲。孜孜求实，饯行不已。切实的行动是对我们最深刻的教育。07特奥会，前期接机，由于飞机晚点，有些联络官在机场静候将近10小时，才接到自己的代表团。其中斯里兰卡代表团因运动员特殊要求，分三批到达上海浦东机场，而我们的志愿者也毫无怨言的一次次往返于宾馆和机场。10月8号，台风“罗莎”侵袭上海，负责场外交通协管的同学，连续一整天的站在雨中协调各国代表团车辆来往。在台风中，橙色的志愿者身影一点点变得坚强。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其中的艰苦与感慨我们的志愿者在心里自己体会。志愿活动教育了我们的志愿者，教了我们如何成长，教会了我们如何坚强。“草根”爱心活动的志愿者林晨说：“这些孩子比我们更懂得尊重与赞美，几个女孩子见到我打得第一句手语就是„你很漂亮‟。正是因为他们听不见这嘈杂的世界，他们的心灵九更纯洁、更平和。” 特奥会志愿者说：“他们是特殊的，他们也是普通的，爱是最美好的沟通良剂和心理糖果，无论来自什么国家，什么地区，无论什么肤色与信仰，爱让我们手挽手，心中溢满幸福。” 在志愿服务的岗位上没有“谆谆教诲”，没有精美包装的教科书，但是我们学会了担当，知道了承担责任，学会了尊重与关爱，体验了奉献的快乐，也学会了团队合作、互帮补助。“10月12号清晨，我习惯性的5点半就醒了，收拾床铺时突然意识到：昨晚，特奥会已经闭幕了。笑了笑，又淌了下来，却再也睡不着。总有一种错觉，总是以为特奥会还是没有结束的，仿佛这场盛会要在我生命中延续下去……”是的，活动总有结束的时候，但它却在我们记忆深处留下了奉献的种子，留下了爱的愿望。

勇气，让我们学会了要开朗的面对生活，无论未来是坎坷还是顺利； 分享，让我们明白人类的感情是能够跨越种族，跨越国界，跨越一切障碍的； 欢乐，让我领悟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质朴内涵。志愿服务与社会和谐的统一以人为本，促进社会进步，降低社会代价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志愿精神更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在我们身边，弱势群体的数量还是十分巨大，它们在社会主流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话语权，他们却又承担了社会进步的绝大部分的社会代价。志愿者，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努力解决这种不公平、增加社会公平度。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变好，而在云南省文山县，山里的人们仍然过着自己自足甚至不能温饱的生活。熊保维是寨子里唯一的高中生，他与13个同学一起住在一间半个教室大的寝室；一顿饭1块到1.5块之间；周末从来不回家，因为往返一次要26元车票；无论是7月还是1月，洗澡永远是用寝室里的脸盆接水洗，因为学校的公共澡堂太贵了…… 到今年，同济大学对云南文山的爱心助学系列活动已经走过了十一个年头，其中“一对一结对资助”十多年来的传统，仅今年就为150个贫困孩子找到了结对大学生。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方面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那个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社会进入不可调节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的客观现实。这一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和社会问题共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并存。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人的人格，就是实实在在的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维护了社会朝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社会管理，善制与和谐 和谐社会不会自动到来，他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制的不断尝试和努力。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定下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治理的过程是自上而下互动的过程，适用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80年代以来，包括志愿组织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被称为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既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建立起自上而下完备的组织网络，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又具有贴近社会基层、直接联系志愿者和受服务群众的优势。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善制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谐社会是双赢互利的社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志愿精神更是直接促进了社会双赢互利，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双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志愿者向社会的强者提出了“关心”、“支持”的呼声，也同时向弱者发出了“自助”、“增权”的口号。建立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分担社会代价、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的社会机制，非常重要。

五、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志愿服务的动力，从热情到责任 每个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同学，最初的动力多是对于某个志愿服务内容的好奇，进而有了热情，但是很多志愿服务，除了热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责任感。同济百年校庆期间，新建成的校史馆两天接待了将近一万的参观者。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四十多位志愿讲解员接待来访的新朋友、老校友。当校庆的大幕落下，这些志愿者也逐渐离开了校史馆。志愿服务不是任务，不是一窝蜂的参加，然后集体消失。我们需要规范志愿者观念，在全体大学生心中树立起大学生志愿者的形象。让志愿者体会到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唤起他们内心最深处的责任感。校史馆的志愿者是同济百年历史的传播者，是最贴近母校百年历史的学子。带着这份责任，想着活动的意义，我想更多的志愿者会选择留下。志愿服务的内容，发挥我们大学生的优势 志愿者行动常被看作学雷锋做好事，认为志愿者行动是乐善好施的表现，把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看成单方面的给予，平常得志愿者活动名目很多，但是往往把它简化成一些具体的劳动和事务。大学生是有学科优势的志愿者群体，在很多活动中，可以给大学生志愿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充分发挥我的作用。赋予志愿服务崭新的内容。体现出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积极态度。把活动内容从简单的扶贫帮困扩大到更多的领域，例如学龄前儿童课余活动、保护妇女、移民难民安置、社会义举、社会正

义、环境保护、法律帮助、社区开发、文化和艺术、卫生和社区医院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发挥志愿者巨大作用的地方，还可以降低社会建设成本。同济大学每学期都会有几百同学到上海科技馆做志愿者,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学仅仅是作为普通的场地管理员,没有发挥大学生与社会各群体间都有亲和力的优势。可以让志愿者从管理设备变为引导游人参观上来。让志愿者活动的内容更加有意义。建立灵活的志愿活动管理机制 不得不说现在的很多活动，就是组织者全部安排好，找到足够的人数参加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活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地方，如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是要改进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快速的反映程序，及时更正或者提高服务质量。另外，在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志愿者是亲身接触服务对象，他们的意见是最符合实际要求的。某些活动完全可以邀请志愿者一起参与策划，不仅仅提高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更是完善了工作方案。关注志愿者自身的权益平时提到志愿者，总是提到他如何去服务对象，如何提高服务质量。而所有行为的主体志愿者本人的权益却总是好像没有被重视。志愿者也是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他们凭着自己的热情，无私的奉献着，从不奢求什么回报。但是我们能忘了他们吗？ 今年的特奥会期间，在某赛区出现过志愿者静静的在休息区等待轮到自己去吃饭，结果有部分志愿者竟然被遗忘掉了。这可能只是一时的工作失误，但我们还是要说，对于这些无私的奉献的人，我们也该为他们考虑更多。结语：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指导，我们不该只从理论层面认识它，而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它，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评论者，更不是旁观者。我们应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求实，抱着一个踏实的心态去践行服务。用我所学、服务社会，使身边的社会更美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才是和谐社会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真正含义！它需要所有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作出自己的贡献。大一加入校团委共青志愿服务大队，一年中参加了很多志愿者活动，也组织了很多活动。在每个学生的眼力，志愿者总是让人感觉很亲切的一个称呼。一年的志愿者生活让我收获颇丰。让我记忆中多了很多可能会触动我一生的回忆…… 当一个同济在李庄办学期间在同济读书的老校友来到校史馆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颤颤巍巍地指着展板上的一张合影说：“我们当年在李庄的时候可好了！去年他走了，现在这个也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了……”我不免想到50年后，当同济一百五十年校庆的时候，当我回来的时候，同济又是个什么样子？ 去年暑假去了云南，以前也看过希望工程的片子，也读过贫困人家的故事。但是在云南的每一天，我的心都在颤抖，身边是秀丽的难以形容的云山，眼前的却是原始到令人震惊的生活。也许，对很多人，他们依然是那么渺小，无足轻重，许能博得几缕同情，却转瞬即逝，但对于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真实的故事，恐怕是在灵魂上留下了印记。一年的志愿者生活，我成长了许多。

第二篇：毛邓三论文 和谐社会中的大学生志愿者

和谐社会中的大学生志愿者

摘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不能只从理论层面认识它，更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它，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求实，抱着一个踏实的心态去践行。用我所学，志愿服务社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才是和谐社会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真正含义。关键字和谐社会志愿精神社会实践价值实现

志愿者及志愿者工作源于西方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1990年深圳建立“青少年义务工作联合会”，1993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爱心社”，同年底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工作。1994年12月5日，团中央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标志着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逐步走上正规化、组织化、规范化的道路。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对于大学生社会实践有这样的论述：“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探索和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新机制，引导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和谐是社会的本质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并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现在的和谐社会不是以往任何形式的社会协调与和谐，它不同于封建形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福利社会”。他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迈向未来共产社会的一个阶梯。简而言之，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建设者。大学生是整个社会最有活力最有生气的力量，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理应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前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我们要积极健康、务实进取，要努力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我们要对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希望，对火热的生活充满激情。从我们离开父母的庇护，独自来到大学，准备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人的价值不仅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包括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作为刚刚步入成熟却又面临着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志愿者工作恰好就给我们提供了社交和相互帮助的机会，让象牙塔中的大学生有机会为社会出力，去亲自体验社会的人和事，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但同时，由于我们阅历尚浅，缺乏社会实践经验，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定，对客观世界缺乏全面深刻地认识、了解和掌握。因此，我们大学生更要志愿积极投身社会，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潮流中，用自己的热情服务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怀，降低彼此间的疏远感，促进社会和谐。志愿服务精神是追求和谐、友爱、高尚、奉献、利他的文明境界。通过无偿地参与扶弱帮困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志愿者活动已经成为改变和防止青年一代精神失范、信仰缺失的重要实践方式。中国的志愿精神有着悠久的精神渊源，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兼相爱，爱无差”等等，都体现了希冀人们相互帮助，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思想。

作为朝气蓬勃的当代大学生，我们掌握着先进的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独特的观念、规范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青年志愿者的主力军。马克思说：“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就应当是年轻人职业选择的指针，不应当认为这两种利益是彼此敌对，互相冲突的。一个人只有为同时代他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专业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的伟大人物。”当我们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除了热情，我们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大学是知识创新力量集中、技术创新先进手段的地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示范区和辐射区。大学生也是接受和传播先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锋。

在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工作贯穿始终。我们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了行政助理，礼宾接待，竞赛协助，场地管理，餐饮服务，证件制作，会务协助等各种工作中。国际大赛的工作事务繁多，要求甚高，每个国家的国际联络官主要就是由大学生担当。从开幕式开始，他们负责包括熟悉场地，观光游览，参加比赛，直到最后登机回国，全程陪同参赛队伍，不仅在语言能力上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礼仪、异地文化交流、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等有着更高的要求。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的负责人曾说：“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工作让人放心，这样的志愿者队伍让人钦佩。”面带微笑，我们是最有亲和力的志愿者。刚刚脱下中学的校服，佩戴上大学的校徽。带着心底的一丝纯真与友善，我们戴上了志愿者的标志。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其中的艰苦与感慨我们的志愿者在心里自己体会。志愿活动教育了我们的志愿者，教了我们如何成长，教会了我们如何坚强。

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方面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社会进入不可调节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的客观现实。这一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和社会问题共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并存。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人的人格，就是实实在在的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维护社会朝着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更要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制度，着力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良性发展。

志愿服务的动力，从热情到责任。每个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同学，最初的动力多是对于某个志愿服务内容的好奇，进而有了热情，但是很多志愿服务，除了热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责任感。同时，要建立灵活的志愿活动管理机制。不得不说，现在的很多活动就是组织者全部安排好，找到足够的人数参加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活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地方，如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是要改进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快速的反映程序，及时更正或者提

高志愿服务质量。另外，在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志愿者是亲身接触服务对象，他们的意见是最符合实际要求的。某些活动完全可以邀请志愿者一起参与策划，不仅仅提高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更是完善了工作方案。

在每个学生的眼里，志愿者总是让人感觉很亲切的一个称呼。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大三学生、支教志愿者——赵小亭。赵小亭把她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贵州那片倾注了她无限热爱的土地上——在2010年7月21日，赴贵州支教的赵小亭被一块飞落的山石砸中头部遇难。武汉大学校团委、武大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追授赵小亭“武汉大学杰出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2010年7月26日，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明作出批示，盛赞赵小亭是全省乃至全国青年志愿者的楷模，要求深入推进向赵小亭学习的活动。赵小亭先进事迹也改变了社会对于90后的偏见。

赵小亭生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生前既没有舍己救人的壮举，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平凡孕育伟大，淡然彰显崇高。正因为她的平凡、平实，因为她是“凡人的典范”，才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共鸣，感动了中国。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赵小亭现象”的社会意义在于，赵小亭就在我们身边，每一位大学生，只要你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够成长为像赵小亭一样的优秀人才。赵小亭之所以让人如此感动，是因为人们从小事中品味了她的大爱，在平凡中发现了她的崇高。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精神风貌，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赵小亭关爱他人，乐于奉献，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上大学两年，她两度支教，以自己稚嫩的肩膀，为边远山区的孩子送去知识和温暖。她在这次去贵州支教前给老师发的短信中写道：“知识是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唯一希望，我想去帮帮他们。”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中华传统美德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通过赵小亭，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青年志愿者，看到了青年志愿者这个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看到了在他们身上闪耀的志愿精神的璀璨之光。社会的进步需要青年一代的推动，青年志愿者已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洪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许多大学生像赵小亭一样，出于“我想去帮帮他们”的想法，走上了偏远山区的讲台。仅仅在武汉大学，就有数十支大学生支教队伍。例如，赵小亭所在的电气工程学院贵州支教队，已连续四年赴贵定支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可欣毅然休学一年到乡村为留守儿童“种太阳”„„这一次，赵小亭再次让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在武汉大学，在全国，有千万个“赵小亭”在继续追寻梦想，完成她未竟的事业。

“赵小亭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顾赵小亭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我们清楚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提升了赵小亭的人生境界。理想信念对人的思想言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能成就伟人的巨大成功，也能造就凡人的非凡卓越。武汉大学近年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对赵小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在记录自己成长心路的日记中说：“只有在自己心底燃烧起来的热情之火，才是真正的前进动力。”“经过大学里面的磨练，我们的思想愈加成熟，并将指导我们一生。”社会实践教育对赵小亭人生境界的提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参加社会调查、勤工助学、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去认识和了解国情，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赵小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学学习包罗万象，不只指课本知识。生活是一本大书，社会是一本大书。”因此，在上大学后的两个暑假里，她都按照学校的要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和服务社会，赵小亭受到了教育，增长了才干，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升华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先争优活动则进一步提升了赵小亭的人生境界。赵小亭积极参与并努力通过创先争优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赵小亭是武汉大学2008级第一批入党的大学生，她曾经在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中写道：“我将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接受党组织的检查考核。”赵小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

赵小亭的离去只是一个意外，却出人意料地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人们被她的精神所感动，被以她为代表的青年志愿者、“90后”大学生群体的精神所感动。应该说，“90后”大学生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有时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个性张扬而脆弱，自私而缺乏社会责任感。国外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叛逆的一代”、“政治冷漠的一代”。国内也有人担心，他们将来能不能很好地接班？赵小亭的事迹再一次有力地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从舍己救人的“长江人链”大学生群体到赵小亭，从奥运会“鸟巢一代”到世博会“海宝一代”，“90后”大学生一次次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证明了他们的爱心、勇气、责任和担当。

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赵小亭事迹只是当代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个缩影。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导向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指引下，赵小亭逐渐提升了人生境界，树立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志愿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洪流中。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成就了凡人的非凡卓越。

应该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精神指导。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层面认识它，更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它，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评论者，更不是旁观者。我们应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求实，抱着一个踏实的心态去践行服务。用我所学，服务社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有困难的人，力争使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这才是和谐社会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真正含义！它需要所有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做出自己的贡献。

动力与机械学院能动一班

2009302650024

张昌明

第三篇：浅析和谐社会中大学生的人际关系

浅析和谐社会中大学生的人际关系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的提出过“和谐”的概念。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由此看来，“和谐”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尤为重要。

无庸质疑，人与人的和谐是最根本的和谐。因此，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各种因素中的关键和基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建设和谐社会无法脱离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而当代的青年是未来的希望，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培养自身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追求社会和谐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是人类的普遍信仰。在当前我国社会日趋多样化发展，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的人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上大学的目的，除了学知识外,最关键、最基本的是人的能力，其中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大学是人际关系走向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踏入大学，就会遇到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乡之间，以及个人与班级、学校之间的关系等等。大学生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其交往需要，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大学校园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环境，将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和发展健康的个性品质。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于几年大学生活和未来事业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培养良好的人际效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没有交际能力的人，就像陆地上的船是永远不会漂泊到壮阔的大海中去。在我看来，比起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交际面更为广泛，独立性更强，更具社会性。个体开始独立地步入了准社会群体的交际圈。大学生们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人际交往的需要极为强烈。每个人力图通过人际交往去认识世界，获得友谊，满足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因此，青年期的大学生尤其希望被人接受、理解的心情尤为迫切。然而，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身边许多的同学常由于不知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而经常为苦闷、烦恼的情绪所困扰。

实际上在大学生的交往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每个成长中的大学生，都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气氛中，应该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加强人际交往，这是每个大学生值得思考的问题。针对当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人际交往与人际需要的矛盾，作者认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或方法来缓解或解除这些问题，从而使大学生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培养和增进接纳自己的意识，懂得完善自己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从而完善自己的大学生活。

从进入大学到现在，已将近半年，在此期间我深刻的感受到，大学生要改善人际关系，就必须明确人际关系的原则。从心理上讲，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者，个人都希望别人能承认自己的价值，支持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就更重视自己的自我表现，注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能接纳自己，喜欢自己。据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重视、相互支持。对于真心接纳我们，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也更愿意同他交往并建立和维持关系。

但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其人际交往的基础只能是人格平等，以诚相待。大学生之间存在差别，由于生活的方式及家庭背景的不同，初始阶段往往存在着摩擦，因此，在学习生活工作特别是困难面前，需互帮互助。“善大，莫过于诚”，热诚的赞许与诚恳的批评，都能使彼此间愿意了解、信任、倾诉、交心。要学会帮助别人。

有经历的人都会发现，真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核心只有两点，一是合作，二是沟通。培养交往能力首先要有积极的心态，理解他人，关心他人，日常交往活动中，要主动与他人交

往，不要消极回避，要敢于接触，尤其是要敢于面对与自己不同的人，而且还要不怕出身、相貌、经历，不要因来自边远的地区、相貌不好看或者经历不如别人而封闭自己，其次要从小做起，注意社交礼仪，积少成多；再次要善于去做，大胆走出校门，消除恐惧，加强交往方面的知识积累，在实际的交往生活中去体会，把握人际交往中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另外，要认识到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打动人的是真诚，以诚交友，以诚办事，真诚才能换来与别人的合作和沟通，真诚永远是人类最珍贵的感情之一。

每个人生命的主宰其实就是自己，关键是你要有所改变，要有强烈成功的愿望，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总是要与他人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状况已经成为影响人们事业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是高等院校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大学生在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历程。

第四篇：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结项报告

调解是一朵极具中国特色的化解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东方之花”，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的日益复杂化，原有的调解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新的调解方式――“大调解”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调解就是通过调的方式来达到解的目的，具体而言，它是指由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道德、习惯、法律等）对纠纷当事人进行劝告，提出建议，以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和为贵”的儒家纲常伦理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尚中庸和谐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诉讼的态度。《易经・讼卦》说:“讼，惕，中吉，终凶”。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认为“讼”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为物质利益而争讼的人视为“莠民”和“小人”，即“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调解作为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在中国已经运作了数千年，它不仅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重负，而且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深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世界法律文化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部分。“在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们特别倾向调解，而不是诉讼，而且这种偏爱调解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一.调解的历史与沿革

大调解植根于深厚的调解文化。我国调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争端由部族首领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而对于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使其归顺，认识错误，达到平息矛盾、排除争纷、调整好相互间关系的目的，以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可以说，这就是调解的原始形式。奴隶社会的调解与原始社会相比，在性质和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具有了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划分。周代专门设有“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之职。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提倡调解，他在做鲁国司寇时就宣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进入封建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礼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发挥调解的息事省讼功能。《汉书×百官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主要职责就是调解争讼。唐代乡里讼事，则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到了宋代，调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确认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员“当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在元朝，调解被广泛用于解决民事纠纷，乡里设社，社长负有调解职责。其《至元新格》规定社长的职能之一就是“诸论诉讼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事重，并听社长以量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典》都有关于调解的规定。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调解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1941年起，各根据地民主政权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等，使调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与法律化轨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作出规定，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确立了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种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在行政复议中也最终确立了调解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惯于把人民调解作为“防止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的国家产生了构筑一种更具实效、更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要，以改变过去各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2003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二.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己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面对新时期纠纷解决的实际情况和不同主体的特定需求，基于实现公平、正义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种单一的体制和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只有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是合理的选择。在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和现实运作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定位。对于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调解这一前车之鉴的。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的规定，人民调解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属于ADR即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的一种，同时也是我国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现实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承载着超越纠纷解决的功能。如宣传法律与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的功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关人民调解的研究中，我们很难发现“争端解决机制”的阐释，却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人民调解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意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意义。可以说，过多强调人民调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仅是对其性质的误解，而且阻碍了人民调解功能的正常发挥，客观上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严格定位大调解机制：将其定位于纠纷解决，严格限制强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调解的覆辙。将大调解的功能单纯化，就是要保证其能全力做好纠纷解决工作。

（2）健全网络。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观念等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生成，新型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逐步增强。可以在这些新型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扩大大调解的组织基础，以避免出现调解“盲区”。

（3）提升素质。调解员的素质是确保公正调解的关键。在英国，其裁判所除主席由法律人士担任外，其他成员也多由具备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有的成员还是相关行业的代表，如雇员代表、工会代表。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大调解工作，也必须逐步提高调解人员的资质条件，特别是对于法律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要求，可实行选举和聘任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优化调解员队伍。发动并鼓励在职和退休的法律工作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同时要加强对现有调解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4）确保效力。大调解机构出具的协议的效力是目前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调解协议仅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的“君子协定”，使得一方可以随意反悔，这对认真协商并打算切实履行协议的他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为了赋予此种调解协议的效力，各地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杨浦区的“三会一代理”制度(即听证会、协调会、调解会和群众代理)。其运行机理是:当群众上时，调处中心主动召集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召开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商讨解决措施;在听证会和协调会的基础上，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可以出具调解协议书的，纠纷移交至同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召开调解会，对于调处成功的案件及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三会一代理”制度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将大调解所达成的成果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从而改变大调解没有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人民调解协议书本身就带有效力不强的痼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它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的性质，使人民法院参照合同法来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理。如果人民调解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当事人就必须履行协议；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从而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问题。

与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其进步性。但它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第一、人民调解所涉及的纠纷并不限于民事纠纷，它还涉及非民事法律关系的、比如纯属道德问题方面纠纷的协议，或者属于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的协议;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后，其法律后果是退还财产或请求损害赔偿，而人民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后，其原纠纷并未得到解决。因此，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性质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法定的解纷方式，与仲裁并无二致。作为经过法定程序而产生的结果，法律就应当赋予其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从立法层面考虑赋予调解协议与仲裁协议相当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们的大调解协议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5）简化程序。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是诉讼的价值追求。它之所以以严格的程序来追求公正的结果，是由于在法律疑难案件中，结果是否公正并无客观的度量标准，而必须以苛刻的程序来扼制法官的恣意妄为。所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判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有的地方的大调解工作规则也明确规定了这一条件。

我们认为，调解就其性质来说，它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本身就蕴涵着对某些难以查清的事实和难以界定的责任的含糊不究。当事人在“权利可以自由处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应当允许并赋予其法律效力，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审判”程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仅可能对当事人的处分权造成侵害，而且本身为保障实体正义而设置的诉讼程序，可能在调解中反而丢失了实体正义。三.大调解机制的两种模式

大调解机制的建构是由我国特殊的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司法资源的供给所决定的，是我国调解制度重构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过程中的新动向。近年来，包括我们镇海区在内，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这一模式主要是针对人民调解资源配置的松散无序问题，主张构筑党委政府主导，融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履行职责与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为一体的社会化大调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构是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吸收乡镇信访、法庭、计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常设办事机构，由乡镇分管副书记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调处方案由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共同研究确定，而重要案件的调处方案则由调解中心之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这一模式的出现是为了是针对一些“法院管不着、村里管不了、乡里管不好”的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多发而复杂，而且村民与村委会干部之间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日益突出，单纯依靠过去依托村、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显然无法很好的达到解纷止争的最佳效果。目前，我们区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以社区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为标志的城市社区大调解架构。基本架构是以基层司法所和信访办为组织构成，构建街道（乡镇）“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以此作为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纠纷的平台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安置帮教、信访接待、“110”公安司法联动和“12348”电话法律咨询及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与信访部门组合而成，现已形成村居委、街镇、区三级调节网络。这一模式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通过属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门与审判机关领导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关系，建立调解人员业务资质考核定级制度，向准专业化方面引导，同时通过调解实体、程序审核确认制度，最终取得审判机关谅解，解决现存的调解书效力过软问题，提高调解的权威性。

通过分析，这两种调解模式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与民间两种纠纷解决资源，强调官方与民间纠纷解决资源的互动与合作。注重整合权力资源，各权力部门在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协调下，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调解中心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官方身份”，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乡镇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常设办事机构，或者说是由有着“官方背景”的调解人组成的综合性办事机构，这使“调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个党政各部门联手处理民间纠纷的“俱乐部”。

第二，强调多个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互动联通的协作沟通渠道。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机构内部，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上下联通、部门协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来致力于纠纷的调处和解决。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乡镇、街道与县区政府工作部门的联动，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在纠纷解决上的互相推委与扯皮，破除各自为政的观念，树立全局观念，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第三，强调调解程序规范化与方式多样化。目前对于大调解的性质法律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普遍性的把它归入到人民调解的范畴。相应的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仅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为了保证调解协议的效力，为了保证调解协议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大调解架构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强调“依法调解”，在法律依据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调解的倾向。因此两种模式在强调依法调解和规范调解的同时，为了不使调解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从而失去生命力和灵活性，纷纷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优势并保证了与诉讼的衔接，成为连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柔韧环节。

第四，大调解机制与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调解机制下司法调解中心的活动及其调解协议仍然称之为“人民调解”。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面对新型矛盾纠纷时，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纠纷中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更无法去担当解决矛盾纠纷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时由于司法调解中心所具有的权力背景，使得纠纷当事人更加信赖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下的司法调解中心明确的定明“身份”，而它们的活动和达成的协议要想得到法院的认可，只能往“人民调解”方面挂靠。

四.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国各地对大调解架构的有益探索，是对当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调解机制提出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一）正确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大调解机制与司法审查目前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大调解机制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司法行政性的，它与其它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大调解机制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因此，在大调解架构下，应给当事人保留一个最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和机会，使司法权力能对大调解机制的运作产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保证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大调解这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采取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以此来保证大调解架构下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威性。

（二）解决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大调解机制与人民调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作出明确的定位，为了得到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现在大调解机制仍是以人民调解的名义存在着。实际上人民调解是一种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大调解则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间早已开始逐渐分化。因此，确定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架构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权力资源和民间资源，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的协调配合和良好互动使得纠纷解决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也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人民调解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而赋予大调解这一行政性纠纷解决方式以高于人民调解更高的效力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需要的。这有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重构，使大调解机制作为衔接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的有力桥梁，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更加有利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积极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在大调解架构下，财政问题仍然是制约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瓶颈。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这一方式，为大调解机制下的纠纷解决工作注入了资金源泉，使得调解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和进行。虽然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有众多的优势且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它无疑是大调解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创新。财政制度为大调解机制所带来的困境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来摆脱的，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因为财政的困境而改变目前大调解架构的公益性质，否则大调解机制将无法发挥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架构中的积极作用。

第五篇：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内容摘要：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

关键词：四个民主,社会人,社区,管理,居民,群众,群体,参与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发挥城乡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城市社区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作用，丰富了社区建设内涵，指明了社区建设方向。

一、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会利益关系调整。

和谐社会要求努力做到社会利益平衡，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群体的利益应统筹兼顾，不能以牺牲某一阶层（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阶层（群体）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实现各阶层（群体）利益平衡成为重大社会课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社区建设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宗旨，把发展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作为社区建设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居民群众生活品质，从基础性层面协调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营造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可见，发展社区服务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厦门市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以发展社区服务为龙头，区、街部份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有社区服务站，开展家政、卫生、治安、就业、托老、助残等130多个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站为60岁以上老人体检率达88%，建立老人健康档案率达86.23%；接收7万余名企业退休职工进入了社会化管理与服务；帮助2．4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为1.4万名贫困群众落实“低保”救助；捐助千余名贫困家庭学生上了大学；社区志愿者结对帮扶上千个贫困居民家庭，“老有所养，难有所帮，残有所助，幼有所托”的社区服务目标得以初步实现。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目前社区服务正处于发展时期，服务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方法与手段均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当前，首先要改革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市、区、街均应建立完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立社区服务站，形成上下衔接、功能完善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承接政府“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社会服务职能，开展面向居民群众的公益性、福利性服务项目。其次要积极构建大服务格局。坚持网络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方向，重点开展面向社区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以及面向居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使不同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普遍享受到社区服务带来的现实利益。还要努力改善社区服务条件和环境。通过立法等形式，明确社区居委会职能，切实解决目前社区居委会工作存在的行政化倾向问题；确定社区服务设施的解决办法，将社区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型”社区建设，为居民群众创造高效、快捷、方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实现信息化和最优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通过社区建设，培育和健全社会组织，将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辖区所有人员置于组织管理之中，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人口管理出现的漏洞；完善社会功能，通过居民教育、救助保障、医疗保健、普法维权、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社区服务，使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居民群众在社区组织与活动之中建立广泛的联系，改变过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强同驻社区，共建家园的理念。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占人口总数的1/3，外资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0%以上，这对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建设，先后两次全面调整社区规模，使调整后的社区地域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达到3000户左右，整合了社区资源，优化了管理环境。目前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普遍健全，建立了单位党组织联席会议、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流动党员登记与管理、社区党员分类管理等制度，党组织核心领导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增强。在建立健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的同时，社区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志愿者协会、文体协会等公益性、福利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不断发育壮大。通过这些新型的社区组织承接了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

务和公益事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城市前列，2004年10月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从根本上优化了社会管理结构，使单纯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填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出现的真空，打造了新时期城市基层管理的坚实平台。

社区组织建设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区组织能够得到不断巩固与加强。首先是要牢固树立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把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工作能力强的社区干部配备到社区党组织班子，创新完善社区党组织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容与形式。其次是要进一步理顺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原则，明确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建立工作准入制度，切实改变社区存在的牌子多、会议文件多、考核评比多的现状，切实发挥社区居委会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再就是要不断培育壮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以社区活动为抓手，不断提高社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程度。组建市、区、街、居不同规模与形式的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形成社区服务组织网络。发挥社区建设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完善社区志愿者管理与服务体制机制，使之成为社区服务的主力军和城市社会管理的生力军。

三、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调动居民群众参与

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和谐社会要求不同利益主体有通畅、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及时了解群众呼声，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为居民群众提供对社区教育、治安、环境、卫生等社会事务的知情和参与的机遇与条件，保证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够在社区得到及时、有序的表达和体现，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利益需求，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厦门市社区民主选举日臻规范，社区居委会普遍推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并积极推进社区直选。民主决策逐步完善，涉及社区成员利益的大事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以“社区事务听证会”形式听取居民意见。如金尚社区就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建设、老年人活动休闲室设立、文化活动中心管理等28项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召开民主听证会，保证了社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民主管理渐入正规，社区的事务包括协助基层政府办理的与居民相关的工作，如“低保”对象确定、就业优惠证申领、应征入伍青年政审、党团关系管理、经费收支等社区事务，通过公开栏、简报等形式向社区居民公开。民主监督不断加强，普遍开展了社区居民代表评议社区干部、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活动，加强了对社区干部和基层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与义务，为更好地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部门应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出让社会自我治理空间，给予社区自治组织适当的权力和财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应加强居民自治的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居民自治的舆论氛围，使更多的居民群众掌握民主自治知识，提高民主自治能力。

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促进社会互助活动

蓬勃兴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路径正在从线状（家庭到单位）向块状转变，即向自己生活的社区转变，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成为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这不仅关系到有限的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关系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助，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厦门市通过建立社区建设协调机制、出台资源共享政策措施，有效整合利用了社区资源，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显著增强。辖区单位调整房屋面积数千平方米，改善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使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平均达到322平方米。中小学校的操场、健身房、图书馆等文体设施以及辖区单位财政拨款建设的非营利公共服务和活动场所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人才、信息、物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市、区党政机关和辖区企事业单位纷纷与社区结对子共建，实现党员教育联抓、社会治安联防、公共事业联办、贫困对象联帮、文明社区联建。已组建的2000多个社区服务中介组织，4万余名社区服务志愿者，遍布城市角角落落，深入居民家家户户，开展扶贫、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40余万人次，深受居民群众爱戴。建有社区文艺队伍400余支，去年举办“共建温馨家园”文艺调演，历时3个月，社区自创自演的节目400多个，极大地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由此可见，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单位之间、居民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增强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对建设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带来生机与活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任重道远。首先要强化舆论引导。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应加大报道力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资源共享的舆论氛围；其次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建章立制，确定资源共享的范围、时机和条件，明确保障的措施与办法，促进资源共享深入有序地开展；还要强化典型引导。通过开展典型示范活动，总结经验，完善措施，由点到面，逐步拓展，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