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调查报告

关于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调查报告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刊登文章说，中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归纳起来，这个阶段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前景，一是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就可以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 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正蕴含着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

具体审视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则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决策的深谋远虑。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非典考验中暴露得更加充分，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可能会有6倍 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严书翰认为，现代社会中收 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保证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比如 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 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

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26年 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阶级，由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 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这类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复杂异常。可以 说，目前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社会阶层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

在国家创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和谐.不平等.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格人权问题.一.城市居民有退休养老金,国家或单位给交一大部分,自己交少部分,老有所养.有法定节假日,且收入颇丰.农民既无退休养老金也无法定节假日,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赶上丰收10来亩地一年剩几千块钱,如果赶上旱涝虫灾,这一年就白忙活了.二.城市居民有医疗保险,国家或单位报销,看病自己花不多少钱,且有些市民没病也看病开药,再把药卖给药贩子.农民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没人给报销,看病自己花钱.小病忍着,大病看不起.现在医疗费很高,一些人为看病花的倾家荡产.或只有等死.三.市民和农民的死亡伤残赔赏金额不一样,同样的事故,同样的性命因为市民和农民的区别,赔赏的金额大不一样.我国最高司法解释规定也是这么说的.四.由于计划生育,农村的独生子女结婚后要同时赡养双方4位老人,可想而知,只靠种地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包袱有多重.仅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市民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人格,人权是多么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农民是社会的最低层,受到社会的歧视.

第二篇：社会调查报告——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问题

社会道德现状分析

“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另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这是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道德准则的重

要性在这可算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可靠的道德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呼唤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要求妥善协调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新问题和各种新的人际关系。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要靠法制，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困惑

1、信仰不足。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性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当前中国社会信仰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一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信仰的危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其三是现代资本

主义文化信仰的危机。当前中国正处于信仰混乱，人心思凝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2、信任缺乏。据资料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因为信任危机导致八千亿的损失。善良的人们被淘汰，要么善良的人们放弃善良。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状态就必然出

现信任危机。

3、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滞后。道德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知识，一种规范，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判断、选择、评价、行动和创新能力。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以其导向功能、激励功能、调节

功能和控制功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发展形势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调查背景

道德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为了实现我们目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强化我们的道德建设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经济体制的转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外糟粕文化的侵蚀以及对思想、道德等精神建设倡导的弱化，使“向前看”变成了庸俗的“向钱看”，一味的强调经济，对金钱的顶礼膜拜膨胀了个人的私欲和胆量，接下来的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腐败的滋生和恶化。精神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建设性指导方针，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对个体是，对社会尤其是。而道德属于精神的范畴，并且是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道德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不仅表现为民众的行为规范，而且表现为民众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理想。“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缺乏这种精神，就会危害社会公平和正义，影响社会安定和秩序，和

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口号也只能成为空谈和乌托邦似的空想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促使人们的道德伦理、道德行为发生积极的变化。市场经济追求公平、法律、正义和效率的原则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重视青年志愿者活动，把它作为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合作精神和服务他人丰富自己的主要方式，并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和考核标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基于“基本道德规范”，把“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道德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把它提到了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目标价值的突出地位。

这对于社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雷锋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新旧体制交替之际，经济成份和文化的多元化激荡与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思想混乱乃至信仰危机，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乘虚而入。市场经济中的失信与社会道德体系的沉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一旦放任自流，势必带来恶性循环。失信将不仅存在于市场行为中，更会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要重视社会公德教育，应更多地给公德教育以制度方面的保证，使一切道德规范都尽可能地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

度”，都能够落到实处，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条文。

虽然作为百姓本身，遵守公德规范、履行公德意识不应以奖惩制度为前提，但制度层面上不能不考虑对其行为的奖惩，使有德者受奖，失德者受罚，让广大人民时刻体验到道德约束的客观存在和巨大效力，在实施社会公德行为的过程中，主动体验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和“律令”变成内在的需求，使之逐

渐养成自觉的社会公德意识。这个时代，雷锋精神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能够激励几代人的成长，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能够赢得人民的崇敬，一个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能够历久而不衰，这充分说明，雷锋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设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就是雷锋精神的实质。这种伟大精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

是教育和激励人们前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是雷锋精神诞生地和发源地。在这个时代更应该注重发扬雷锋精神。

材料

抚顺社会研究所曾于该地区抽取2000人进行调查。

其中15至25岁占12%，25至35岁占22%，35至45岁占28%，45至55岁占25%，55至6

5岁占9%，65至75岁占4%。

认为雷锋精神有必要发扬的占被采访者的59.5%；

认为雷锋精神有必要发扬，但要适当修改的占被采访者的27.8%；

认为雷锋精神没有必要发扬的占被采访者的8.7%；

持保留态度的占被采访者的4%。

其中认为没有必要和保留态度的受访者有73%是15至35岁间人。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思想的主潮流仍然是要求提倡和发扬雷锋精神的，雷锋精神仍在以它自己的方式促进着社会发展；年轻一代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影响，在思想上出现一定偏离。我们需要加大对雷锋精

神的宣传力度。

事例

1我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40余名志愿者曾来到劳动公园，向市民宣传如何保护好园内卫生、维

护公园秩序。

志愿者们对游人野浴、踩踏草坪、随手乱丢垃圾等行为进行了劝阻，并积极向他们宣传市民公德，并动手清理垃圾。

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是在共青团抚顺市委、市志愿者协会领导下，以全国、省、市劳模、人大代表、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学雷锋积极分子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组织。多年来，该中心一直以学习雷锋精神、弘扬雷锋精神、为社会义务服务为宗旨。自从公园重建开放后，在公园内始终存在着野浴、踩踏草坪、随手乱丢垃圾等不文明现象。为了阻止这些不文明行为，联谊中心组织志愿者40余人，分成3个小分队，到公园内宣讲市民公德，希望不文明现象有所减少。这次活动将持续半个月时间，利用早、晚市

民游园高峰期，向市民做宣传，使公园内的环境有所改善。

事例

2在元宵佳节之将来临之际，光明街道春光社区青年学雷锋志愿者小组全体成员走访慰问5户孤寡老人，为她们打扫了房屋并带去了元宵、水果等慰问品。老人们非常激动人心地说：“党的政策好啊，特别有你们这些志愿者经常来帮助我，使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走访后，学雷锋志愿者小组又来到光明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捐赠了数十件衣物，并亲自为他们穿上。当给85岁的老战士佟春富穿上新毛衣和外衣时，老人很高兴，拉着社区苗书记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党，元宵节之前还没有忘了我这个老战士。”春光社区青年学雷锋志愿者小组让她们感受亲人般的温暖、感受社会对她们的关心与关爱，深受孤寡老人的好评，传承了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结论

每当提到乐于助人，许多人都会想到雷锋，但雷锋逝世的时间越长，人民似乎对做好人好事的热情

也冷却了不少。

青年志愿者行动，既是锻炼和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式，也是进行有效思想正是教育的重要途径。志愿者行动是适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使人生价值升华体现的较好的形式，它把服务

社会与教育青年有机结合起来，符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乐于助人是一种美德”这句话，我相信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已经重复了许多许多遍了。但在社会中，我们会发现做好人好事有下降的趋势。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都觉得做好人好事只帮助了他人，但自己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他们的热情便倍减了。首先要明确的是“施恩莫望报”,助人只为了帮助他人，不是为了其它；其次，如果社会每个人都是乐于助人，大家互相帮助，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到了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义不容辞地来帮助你。这也算是回报。因此，我们为何不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去帮助别

人呢？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作为社会新一代的接班人的我们都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我们应该发扬雷锋的精神，乐于助人，让助人的风气吹遍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雷锋虽已逝世，但雷锋的精神却是不朽的。雷锋这个名字已经上升为一种精神，是一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象征，而且这种精神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只要社会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意识的强化对道德理论的学习和体会，并付诸实践，真正

落实到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

第三篇：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结项报告

调解是一朵极具中国特色的化解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东方之花”，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的日益复杂化，原有的调解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新的调解方式――“大调解”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调解就是通过调的方式来达到解的目的，具体而言，它是指由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道德、习惯、法律等）对纠纷当事人进行劝告，提出建议，以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和为贵”的儒家纲常伦理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尚中庸和谐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诉讼的态度。《易经・讼卦》说:“讼，惕，中吉，终凶”。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认为“讼”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为物质利益而争讼的人视为“莠民”和“小人”，即“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调解作为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在中国已经运作了数千年，它不仅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重负，而且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深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世界法律文化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部分。“在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们特别倾向调解，而不是诉讼，而且这种偏爱调解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一.调解的历史与沿革

大调解植根于深厚的调解文化。我国调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争端由部族首领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而对于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使其归顺，认识错误，达到平息矛盾、排除争纷、调整好相互间关系的目的，以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可以说，这就是调解的原始形式。奴隶社会的调解与原始社会相比，在性质和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具有了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划分。周代专门设有“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之职。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提倡调解，他在做鲁国司寇时就宣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进入封建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礼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发挥调解的息事省讼功能。《汉书×百官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主要职责就是调解争讼。唐代乡里讼事，则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到了宋代，调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确认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员“当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在元朝，调解被广泛用于解决民事纠纷，乡里设社，社长负有调解职责。其《至元新格》规定社长的职能之一就是“诸论诉讼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事重，并听社长以量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典》都有关于调解的规定。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调解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1941年起，各根据地民主政权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等，使调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与法律化轨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作出规定，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确立了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种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在行政复议中也最终确立了调解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惯于把人民调解作为“防止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的国家产生了构筑一种更具实效、更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要，以改变过去各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2003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二.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己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面对新时期纠纷解决的实际情况和不同主体的特定需求，基于实现公平、正义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种单一的体制和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只有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是合理的选择。在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和现实运作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定位。对于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调解这一前车之鉴的。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的规定，人民调解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属于ADR即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的一种，同时也是我国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现实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承载着超越纠纷解决的功能。如宣传法律与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的功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关人民调解的研究中，我们很难发现“争端解决机制”的阐释，却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人民调解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意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意义。可以说，过多强调人民调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仅是对其性质的误解，而且阻碍了人民调解功能的正常发挥，客观上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严格定位大调解机制：将其定位于纠纷解决，严格限制强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调解的覆辙。将大调解的功能单纯化，就是要保证其能全力做好纠纷解决工作。

（2）健全网络。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观念等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生成，新型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逐步增强。可以在这些新型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扩大大调解的组织基础，以避免出现调解“盲区”。

（3）提升素质。调解员的素质是确保公正调解的关键。在英国，其裁判所除主席由法律人士担任外，其他成员也多由具备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有的成员还是相关行业的代表，如雇员代表、工会代表。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大调解工作，也必须逐步提高调解人员的资质条件，特别是对于法律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要求，可实行选举和聘任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优化调解员队伍。发动并鼓励在职和退休的法律工作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同时要加强对现有调解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4）确保效力。大调解机构出具的协议的效力是目前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调解协议仅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的“君子协定”，使得一方可以随意反悔，这对认真协商并打算切实履行协议的他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为了赋予此种调解协议的效力，各地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杨浦区的“三会一代理”制度(即听证会、协调会、调解会和群众代理)。其运行机理是:当群众上时，调处中心主动召集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召开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商讨解决措施;在听证会和协调会的基础上，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可以出具调解协议书的，纠纷移交至同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召开调解会，对于调处成功的案件及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三会一代理”制度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将大调解所达成的成果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从而改变大调解没有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人民调解协议书本身就带有效力不强的痼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它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的性质，使人民法院参照合同法来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理。如果人民调解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当事人就必须履行协议；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从而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问题。

与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其进步性。但它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第一、人民调解所涉及的纠纷并不限于民事纠纷，它还涉及非民事法律关系的、比如纯属道德问题方面纠纷的协议，或者属于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的协议;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后，其法律后果是退还财产或请求损害赔偿，而人民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后，其原纠纷并未得到解决。因此，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性质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法定的解纷方式，与仲裁并无二致。作为经过法定程序而产生的结果，法律就应当赋予其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从立法层面考虑赋予调解协议与仲裁协议相当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们的大调解协议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5）简化程序。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是诉讼的价值追求。它之所以以严格的程序来追求公正的结果，是由于在法律疑难案件中，结果是否公正并无客观的度量标准，而必须以苛刻的程序来扼制法官的恣意妄为。所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判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有的地方的大调解工作规则也明确规定了这一条件。

我们认为，调解就其性质来说，它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本身就蕴涵着对某些难以查清的事实和难以界定的责任的含糊不究。当事人在“权利可以自由处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应当允许并赋予其法律效力，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审判”程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仅可能对当事人的处分权造成侵害，而且本身为保障实体正义而设置的诉讼程序，可能在调解中反而丢失了实体正义。三.大调解机制的两种模式

大调解机制的建构是由我国特殊的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司法资源的供给所决定的，是我国调解制度重构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过程中的新动向。近年来，包括我们镇海区在内，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这一模式主要是针对人民调解资源配置的松散无序问题，主张构筑党委政府主导，融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履行职责与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为一体的社会化大调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构是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吸收乡镇信访、法庭、计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常设办事机构，由乡镇分管副书记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调处方案由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共同研究确定，而重要案件的调处方案则由调解中心之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这一模式的出现是为了是针对一些“法院管不着、村里管不了、乡里管不好”的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多发而复杂，而且村民与村委会干部之间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日益突出，单纯依靠过去依托村、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显然无法很好的达到解纷止争的最佳效果。目前，我们区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以社区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为标志的城市社区大调解架构。基本架构是以基层司法所和信访办为组织构成，构建街道（乡镇）“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以此作为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纠纷的平台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安置帮教、信访接待、“110”公安司法联动和“12348”电话法律咨询及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与信访部门组合而成，现已形成村居委、街镇、区三级调节网络。这一模式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通过属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门与审判机关领导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关系，建立调解人员业务资质考核定级制度，向准专业化方面引导，同时通过调解实体、程序审核确认制度，最终取得审判机关谅解，解决现存的调解书效力过软问题，提高调解的权威性。

通过分析，这两种调解模式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与民间两种纠纷解决资源，强调官方与民间纠纷解决资源的互动与合作。注重整合权力资源，各权力部门在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协调下，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调解中心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官方身份”，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乡镇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常设办事机构，或者说是由有着“官方背景”的调解人组成的综合性办事机构，这使“调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个党政各部门联手处理民间纠纷的“俱乐部”。

第二，强调多个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互动联通的协作沟通渠道。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机构内部，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上下联通、部门协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来致力于纠纷的调处和解决。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乡镇、街道与县区政府工作部门的联动，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在纠纷解决上的互相推委与扯皮，破除各自为政的观念，树立全局观念，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第三，强调调解程序规范化与方式多样化。目前对于大调解的性质法律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普遍性的把它归入到人民调解的范畴。相应的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仅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为了保证调解协议的效力，为了保证调解协议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大调解架构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强调“依法调解”，在法律依据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调解的倾向。因此两种模式在强调依法调解和规范调解的同时，为了不使调解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从而失去生命力和灵活性，纷纷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优势并保证了与诉讼的衔接，成为连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柔韧环节。

第四，大调解机制与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调解机制下司法调解中心的活动及其调解协议仍然称之为“人民调解”。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面对新型矛盾纠纷时，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纠纷中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更无法去担当解决矛盾纠纷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时由于司法调解中心所具有的权力背景，使得纠纷当事人更加信赖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下的司法调解中心明确的定明“身份”，而它们的活动和达成的协议要想得到法院的认可，只能往“人民调解”方面挂靠。

四.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国各地对大调解架构的有益探索，是对当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调解机制提出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一）正确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大调解机制与司法审查目前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大调解机制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司法行政性的，它与其它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大调解机制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因此，在大调解架构下，应给当事人保留一个最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和机会，使司法权力能对大调解机制的运作产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保证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大调解这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采取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以此来保证大调解架构下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威性。

（二）解决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大调解机制与人民调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作出明确的定位，为了得到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现在大调解机制仍是以人民调解的名义存在着。实际上人民调解是一种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大调解则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间早已开始逐渐分化。因此，确定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架构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权力资源和民间资源，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的协调配合和良好互动使得纠纷解决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也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人民调解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而赋予大调解这一行政性纠纷解决方式以高于人民调解更高的效力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需要的。这有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重构，使大调解机制作为衔接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的有力桥梁，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更加有利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积极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在大调解架构下，财政问题仍然是制约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瓶颈。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这一方式，为大调解机制下的纠纷解决工作注入了资金源泉，使得调解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和进行。虽然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有众多的优势且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它无疑是大调解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创新。财政制度为大调解机制所带来的困境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来摆脱的，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因为财政的困境而改变目前大调解架构的公益性质，否则大调解机制将无法发挥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架构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篇：和谐家庭因素

和谐家庭的元素

作者：张明瑜日期：2007-09-17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度，造就了不同的人；时代的变迁、地理位置的改变、文化背景和知识的局限，让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所改变；就像同一个人，年龄不同、阅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社会地位及拥有的财富不同，心中的理想也会是不同的。我们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出生在中国真正有了放松、新鲜、和平空气的年代……同时，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里，我与我的几位同龄一同披上了婚纱，嫁为人妻，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使我们心目中对“和谐家庭”的定义又有了新的认识。一个家庭的建立，是由许多“元素”构成的，存在着不同的关系、不同性质的爱：子女对父母敬爱，兄弟姐妹间的手足友爱，夫妻间的情爱与性爱，父母对子女忘我无私的关爱。正是这些爱的力量，把家庭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彼此和谐相处，享受着特殊的关怀与信赖。家庭关系，是任何其他关系不能替代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爱”是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关注家庭、关注婚姻，关注妇女、老人和儿童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是子女之爱。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您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一位教授在报告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小时候夏天的一个晚上，全家在院子里纳凉，我在父亲芭蕉扇的摇动下进入梦乡。”“小时候，妈妈和我们三兄妹住在农村，爸爸在城里工作，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爸爸回来了，一家五口人聚在一起吃丰盛的晚餐。”

与父母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在这些三四十岁成年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迪凡教授发现这些回答与他在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有着相似之处：最快乐的时光往往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这与金钱无关。这位教授认为与家人共享美好时光，是构建和谐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子女，子女的身心成长是父母爱心滋养的成果。父母之爱使子女得到充分的发育，犹如阳光雨露滋养着花卉果木茁壮成长。父母全心全意的爱，感应出子女心中的爱，使孩子产生强烈的安全感、价值感和依赖感。孩子爱的能力是对其所受到的父母之爱的回应，其自尊、自爱、孝顺、负责任等素质也就由此形成。同时，孩子只有在看到父母真诚的爱、公正、以身作则、不滥用权威的情况下，才会心服口服地认同父母的观念，接受父母对其行为的要求和指导，也学会和谐中的“孝顺”，明白了付出与获得，为手足之情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手足之爱。血浓于水，同胞兄弟姐妹之爱，同年龄的同伴的爱，也首先是从家庭中学来的，因为看到父母及长辈爱他们的手足，我们才会有这一认知。在手足之爱的学习中，孩子们理解了“分享”––分享活动、设施、教室、交通工具等等，并从中学习照顾幼弱者，帮助困难者，建立最初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手足之爱的学习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使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了自信、责任感、自我牺牲等品质，学会了理解、宽容、忍耐的内涵。尤其

是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学习会使得他们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喜

好、欲望、情绪、脾气，克制自己的私心等等。这一切，难道不是培养一个人道德良知的机会吗？而这样的道德良知、人格品性，对下一阶段的夫妻之爱又是极好的准备和铺垫。

第三是夫妻之爱。夫妻之爱虽是通过婚姻这种法定形式来表现的，但其实质要比形式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夫妻之爱中，性爱是最具魅力的爱。性爱有其生物生理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心理情感内涵，即理解、接纳、欣赏、真诚和肯定。夫妻之间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比对性的生理满足更迫切，而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双方真诚的投入，为对方创设一个感情上的特区。这一特区的安全性极其重要，只有在安全感的基础上，夫妻才会相互信赖，从而坦诚地向对方敞开心怀并获得同等的回应。在夫妻交往中，学会把对方的利益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才能创造出成功的婚姻。

夫妻之爱的另一要素是忠诚。夫妻不忠，尤其是性的不忠所导致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夫妻关系因性的不忠而扭曲，哪怕这种不忠尚未暴露，它也像身体中尚未查出的癌变，已在侵蚀着肌体的健康。

第四是父母之爱。夫妻之爱为日后的父母之爱准备了条件。由夫妻之爱创造的新生命必须得到爱的哺育。孩子的降临完全改变了父母的生活。可以说，为人父母者，没有一个是完全自由的，父母角色就是必要的自我牺牲。父母之爱是所有爱之中最无私的爱，也是最深沉的爱，它是家庭关系的根基和核心。

母亲妊娠期间，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获得营养；在经历痛苦而艰辛的分娩过程之后，父母要对初生儿给予无数心血的付出和无微不至的照护。哺乳的母亲继续把自己身体的养分给予孩子，父母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为满足孩子的需求而有所调整。慈爱的母亲与新生儿之间的关系，充满柔情密意，充满喜悦和神奇，父母沉醉在创造生命与抚育生命的幸福之中，孩子也就在爱的阳光和雨露滋养下健康地发育。

中外专家的研究都认为，父母双全并且和谐的家，是孩子成长的最佳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获得自尊、归宿感，学习规范概念和道德意识，而这些都是孩子人格健全的要素。亲生父母组成的和谐之家，给孩子安全感和充分的爱。父母之爱就像天空洒下的阳光，使植物茁壮成长，花叶满树绽放。

总之，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说和谐家庭，就必须讨论爱作为和谐的基础和核心，是怎样在家庭中培育和传递，又是怎样从家庭向社会延伸，使各种社会关系获得爱的滋养，社会生活就会充满温暖和阳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建设和谐家庭的基础，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和谐家庭会越来越多。让和谐的音符充满每一个角落。

对于进入婚姻的，谁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对有孩子的人，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是否是满意的和谐的关系？或者我们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满意的和谐的关系呢？

不是人创造了婚姻，虽然人结婚了，但并不是人创造了婚姻，婚姻是神创造的。婚约有法律的效力，是公开的见证，也是男女之间的委身。婚姻中，神把女人赐给男人，男人女人都有各自的角色，但是又都是神赐给对方的礼物。婚姻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让男女双方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神也借婚姻弥补人们之间的缺陷。神是三位一体的，三位各有角色，但又是完全的一位。神创造了男人女人，他们在婚姻中有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的价值是相同，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婚姻都是创造者带给人的祝福。

一、丈夫的角色

圣经中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这是做仆人的服侍的头，神创造男人时就需要有女人帮助他，不是男人应该控制女人，也不是男人不应该在家里做头。男人在家里是带头的作用，是爱的作用，承担爱的责任。这种爱显明出来就是服侍她、关心她、尊重她，把她也看作是从神而来的责任。

男人做头，他的责任是保护妻子，丈夫有责任提供物质、情感、精神上的各种需要。作为丈夫，应该安慰妻子，在内心当中真正尊重妻子。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夫妻之间是完全相通的。

一个男人，不能因为力气大而滥用权柄伤害女人。在不同的情况下，甚至需要丈夫作出牺牲来显出和谐、显出完全的爱，像耶稣以牺牲的爱来爱我们。

二、妻子的责任

妻子被创造的责任是帮助丈夫，她的责任也是爱自己的丈夫，尊重自己的丈夫，支持丈夫。在创造者的面前，妻子和丈夫的价值是一样的。妻子不能做丈夫的头，妻子应接受丈夫在家中带头，并支持丈夫。妻子要在智慧中、在爱中顺服和尊重丈夫，当丈夫在神的呼召和感动中时，妻子要支持丈夫向前行。

三、性爱的祝福

神创造婚姻是给人性爱的祝福和享受。实际上，当代的文化曲解甚至拒绝创造者给人性

爱的祝福，很多人在婚姻以外有性的行为。我们很容易看见超越婚姻外的性爱所带来的性的泛滥及给人的伤害。性爱纯洁，而且是在美好爱的婚姻当中，性爱是一种祝福。

父母亲在性爱方面也应对孩子有适当的教育，给予正确的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有性的需要，保持性方面的纯洁直到进入婚姻。

创造者建立的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终生祝福，神不喜悦离婚，因为离婚本身对任何一方都是伤害，所以离婚不应该被鼓励，因为爱的缘故，和解应该被鼓励。一些特殊的情形中上帝允许离婚存在，并不是因为他喜悦人离婚，而是因为人心太刚硬，罪的心刚硬。神最喜悦的是用和解的方式恢复爱的和谐的关系，和平地恢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恢复必须要有饶恕的力量，和解的力量。

四、家庭

创造者给家庭是祝福，给孩子也是祝福。我们在家庭中得到创造者的祝福，在家庭中，在物质上、精神上、情感上、属灵上建立美好的关系，也是为了荣耀神。当一个家庭有了情感、物质、属灵上的和谐的根基，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家庭，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实际上正是在家庭里，真正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才进入到孩子脑海里面。在家庭里面孩子看见父母亲把爱活出来，他们才会有美好的观念。神通过家庭给后代带来祝福。

五、家庭成员的责任

创造者让父亲在家中作为头，在家庭当中做主导者。一个父亲怎样爱孩子，最大的体现首先是爱他的妻子。一个孩子能否认识神也与他父亲的言行中直接相关。一个父亲要养育孩子，口头的教导很重要，实际的行动也很重要。父亲在孩子前要显出创造者的教导，要从行动中显出谦卑，顺从真理。做父亲的要真正有为父的心肠，这个心肠体现在爱孩子上。公务员之家:http://

神创造女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她们做母亲。一个母亲真正爱子女，首先体现在她爱自己的丈夫，尊重丈夫，让丈夫在家中作头。同时照顾好孩子，教育孩子。孩子是神给父母的祝福。

孩子的责任是爱父亲母亲，第二是顺服父亲母亲。一个孩子若不能在道德上、在价值观上健康成长，其中主要的障碍是来自于父母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用创造者的爱去爱他们，并在生活中显出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饶恕，这样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创造者的爱才能一代传向下一代。

作为爷爷奶奶应该得到尊重，爷爷奶奶的智慧对孩子也有益处，爷爷奶奶有责任把他们的价值观、把他们的爱、他们在真理中的生活方式行出来给子孙做榜样。爷爷奶奶也应在后辈需要时，扮演帮助者的角色，做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第五篇：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内容摘要：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

关键词：四个民主,社会人,社区,管理,居民,群众,群体,参与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发挥城乡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城市社区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作用，丰富了社区建设内涵，指明了社区建设方向。

一、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会利益关系调整。

和谐社会要求努力做到社会利益平衡，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群体的利益应统筹兼顾，不能以牺牲某一阶层（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阶层（群体）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实现各阶层（群体）利益平衡成为重大社会课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社区建设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宗旨，把发展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作为社区建设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居民群众生活品质，从基础性层面协调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营造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可见，发展社区服务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厦门市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以发展社区服务为龙头，区、街部份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有社区服务站，开展家政、卫生、治安、就业、托老、助残等130多个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站为60岁以上老人体检率达88%，建立老人健康档案率达86.23%；接收7万余名企业退休职工进入了社会化管理与服务；帮助2．4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为1.4万名贫困群众落实“低保”救助；捐助千余名贫困家庭学生上了大学；社区志愿者结对帮扶上千个贫困居民家庭，“老有所养，难有所帮，残有所助，幼有所托”的社区服务目标得以初步实现。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目前社区服务正处于发展时期，服务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方法与手段均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当前，首先要改革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市、区、街均应建立完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立社区服务站，形成上下衔接、功能完善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承接政府“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社会服务职能，开展面向居民群众的公益性、福利性服务项目。其次要积极构建大服务格局。坚持网络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方向，重点开展面向社区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以及面向居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使不同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普遍享受到社区服务带来的现实利益。还要努力改善社区服务条件和环境。通过立法等形式，明确社区居委会职能，切实解决目前社区居委会工作存在的行政化倾向问题；确定社区服务设施的解决办法，将社区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型”社区建设，为居民群众创造高效、快捷、方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实现信息化和最优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通过社区建设，培育和健全社会组织，将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辖区所有人员置于组织管理之中，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人口管理出现的漏洞；完善社会功能，通过居民教育、救助保障、医疗保健、普法维权、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社区服务，使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居民群众在社区组织与活动之中建立广泛的联系，改变过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强同驻社区，共建家园的理念。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占人口总数的1/3，外资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0%以上，这对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建设，先后两次全面调整社区规模，使调整后的社区地域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达到3000户左右，整合了社区资源，优化了管理环境。目前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普遍健全，建立了单位党组织联席会议、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流动党员登记与管理、社区党员分类管理等制度，党组织核心领导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增强。在建立健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的同时，社区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志愿者协会、文体协会等公益性、福利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不断发育壮大。通过这些新型的社区组织承接了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

务和公益事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城市前列，2004年10月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从根本上优化了社会管理结构，使单纯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填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出现的真空，打造了新时期城市基层管理的坚实平台。

社区组织建设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区组织能够得到不断巩固与加强。首先是要牢固树立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把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工作能力强的社区干部配备到社区党组织班子，创新完善社区党组织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容与形式。其次是要进一步理顺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原则，明确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建立工作准入制度，切实改变社区存在的牌子多、会议文件多、考核评比多的现状，切实发挥社区居委会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再就是要不断培育壮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以社区活动为抓手，不断提高社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程度。组建市、区、街、居不同规模与形式的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形成社区服务组织网络。发挥社区建设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完善社区志愿者管理与服务体制机制，使之成为社区服务的主力军和城市社会管理的生力军。

三、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调动居民群众参与

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和谐社会要求不同利益主体有通畅、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及时了解群众呼声，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为居民群众提供对社区教育、治安、环境、卫生等社会事务的知情和参与的机遇与条件，保证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够在社区得到及时、有序的表达和体现，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利益需求，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厦门市社区民主选举日臻规范，社区居委会普遍推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并积极推进社区直选。民主决策逐步完善，涉及社区成员利益的大事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以“社区事务听证会”形式听取居民意见。如金尚社区就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建设、老年人活动休闲室设立、文化活动中心管理等28项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召开民主听证会，保证了社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民主管理渐入正规，社区的事务包括协助基层政府办理的与居民相关的工作，如“低保”对象确定、就业优惠证申领、应征入伍青年政审、党团关系管理、经费收支等社区事务，通过公开栏、简报等形式向社区居民公开。民主监督不断加强，普遍开展了社区居民代表评议社区干部、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活动，加强了对社区干部和基层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与义务，为更好地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部门应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出让社会自我治理空间，给予社区自治组织适当的权力和财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应加强居民自治的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居民自治的舆论氛围，使更多的居民群众掌握民主自治知识，提高民主自治能力。

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促进社会互助活动

蓬勃兴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路径正在从线状（家庭到单位）向块状转变，即向自己生活的社区转变，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成为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这不仅关系到有限的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关系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助，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厦门市通过建立社区建设协调机制、出台资源共享政策措施，有效整合利用了社区资源，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显著增强。辖区单位调整房屋面积数千平方米，改善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使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平均达到322平方米。中小学校的操场、健身房、图书馆等文体设施以及辖区单位财政拨款建设的非营利公共服务和活动场所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人才、信息、物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市、区党政机关和辖区企事业单位纷纷与社区结对子共建，实现党员教育联抓、社会治安联防、公共事业联办、贫困对象联帮、文明社区联建。已组建的2000多个社区服务中介组织，4万余名社区服务志愿者，遍布城市角角落落，深入居民家家户户，开展扶贫、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40余万人次，深受居民群众爱戴。建有社区文艺队伍400余支，去年举办“共建温馨家园”文艺调演，历时3个月，社区自创自演的节目400多个，极大地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由此可见，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单位之间、居民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增强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对建设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带来生机与活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任重道远。首先要强化舆论引导。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应加大报道力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资源共享的舆论氛围；其次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建章立制，确定资源共享的范围、时机和条件，明确保障的措施与办法，促进资源共享深入有序地开展；还要强化典型引导。通过开展典型示范活动，总结经验，完善措施，由点到面，逐步拓展，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