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宗教

第一篇：中国：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宗教

文章标题：中国：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宗教

内容提要

促进宗教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宗教是中国目前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时所提出的新理念、新目标。本文分析了中国基于什么样的缘由而倡导和谐宗教，在中国社会有着怎样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说明了实现和谐宗教这一理念的可能性，指出了为达成这一目标所

作的努力。认为中国提出的和谐宗教的理念和实践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经验，从而有助于实现宗教和睦，促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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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一、和谐社会的本质及对宗教的要求。

中国政府倡导建立的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自身的和谐，即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它是和谐社会的基点。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为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生存空间，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三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具体指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它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些关系和谐与否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根据国内持续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国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依托科学发展观，顺应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未来的共同美好愿望而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也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必将为世界人民所认同，并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对外需要世界各民族摈弃偏见、文明对话、友好相处，共同营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对内需要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宗教方面。所以，在中国，倡导和谐宗教成为时代的呼唤，宗教和谐成为社会对宗教的要求。

二、与当代的社会相适应是宗教发展的内在诉求。

宗教领域的和谐既是社会发展对宗教的要求，同时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和谐宗教是中国宗教在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内在诉求。

因为，宗教作为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相适应是其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和要求。纵观宗教几千年的发展史，至今尚存于世者，莫不是积极主动与当时社会相适应者。在长期的发展中，宗教自身逐渐形成了一种与不同社会相适应的机制，或迟或早地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那些与当时社会不相适应的教义和体制。仅以基督教为例，其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改革自己的教义信条、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使之适应于社会需要的过程，而这种社会需要，也正是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以下文字在时间有限时拟删）（如果早期基督教不接受圣保罗的主张，外邦基督信徒可以不按犹太传统律法行事，那么，基督教则不过只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新宗派，而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如果不渐渐弱化直至取缔基督教创教时期的与执政当局对立的教义主张，而转以上帝的名义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做论证，那么，基督教亦不会被定为国教；在中世纪末，面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教规进行改革，使其符合当时高涨的人文理性思潮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那么，基督教也难以在欧美社会维持其地位。）

所以说，宗教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作为“适者”而得以“生存”。当今中国倡导和谐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宗教和谐也就成了中国宗教自身努力的方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和谐宗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任务，它的实现更是双方互动的过程。

和谐宗教有三层含义：

1、各宗教内部信徒之间的和睦；

2、不同宗教间的和敬；

3、宗教与社会各领域的和谐。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和谐的本质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汉语中，“和”字源于音乐，从龠从禾，指古代的一种笙管乐器，“龠”乃象形，表示一组管子组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发出多样而又相融的声音。这种悦耳和谐之音是一种状态，一种局面，在其中，需要每种乐器保有各自的旋律，否则就只有“单调”。故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不分是非和无原则的苟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而是各行各业百花齐放，尽展神通。也就是说宗教可以保有自己作为宗教的本质，发挥独有的积极社会作用。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类。同理，倡导和谐宗教也并非要抹煞各宗教的特点，而是要互相尊重，各显其能。

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

中国倡导和谐社会，主张宗教和谐，不仅是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而且在历史上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它就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盛赞的“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的“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位居第一的“和气”。

一、中国贵和的文化传统

主张“以和为贵”，兼容各种文化是中

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向量之一，是中国古代贤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三千多年前，中国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和”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和而不同”。它强调世界万事万物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这种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内容。历史上，“和”包括了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中国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理念正是源于传统的文化哲学。

二、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是儒学，和谐是儒学肯定、倡导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都有丰富的和谐思想。

土生土长的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倡导信道、修道、行道。而“道”之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找材料到好范文 wenmi114.com-www.xiexiebang.com-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为柔弱不争。这正是和谐理念之要义。

佛教虽为外来文化，但经过两千余年早已融入中国文化。基于缘起思想和平等观念，佛教向来都讲“和”，是主张和平的宗教，按照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万事万物息息相关，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所以，人心和善，人际和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一直为佛教所倡导，并成为其修为、奋斗的目标。

当今中国，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竭力促进世界和平，这为挖掘传统宗教中丰富的和谐思想、进而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基督教在中国虽然相对佛教、道教来说时间不长，但其本身具有的博爱、平等的理念也和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相吻合。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得到认同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基督教正在努力实践着“神人和好”的思想。

富有成效的政府努力

和谐宗教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各宗教自身的努力，但也和整个社会对宗教的认知、尤其是政府对宗教的引导等密不可分。下面，我仅谈谈中国政府为倡导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宗教所作的努力。

一、正确的政策指导：

中国政府历来都非常关注和重视处理宗教问题，将宗教关系列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其它四大关系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之一，强调要全面认识宗教具有的三个特性：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政府制定了处理和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基本政策，从中国特殊的国情教情及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多年来，中国各宗教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冲突，在参加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上，以多种方式团结合作，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在纷繁复杂、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开辟了一片宗教和谐的净土。

二、有效的法律保障：

法律是消除无序状态或预防无序状态的首要有效手段。中国政府向来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并于2004年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标志着中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已经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该《条例》的宗旨是“维护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目的是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规范宗教活动，使之健康有序，制止利用宗教或以宗教名义进行的非法活动，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

所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是对宗教和其正常活动的管制，而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对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的依法规范，是通过协助和方便为宗教界提供服务。同时，也是适应依法治国要求，对宗教事务部门的管理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说，中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有三个要素：保护、规范、服务。其中，规范是双向的，意即《条例》不仅要对宗教活动依法规范，而且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的权限、职责、行为等作了规范，管理活动应当依法而行。如果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要求政府带头守法，在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中，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公务员，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真诚的合作态度：

在处理与宗教界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相区别。尊重宗教人士的宗教信仰，倡导爱国爱教，并与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结成同盟。多年来，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真诚吸纳宗教界人士的建议；在制定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广泛征求宗教界人士意见；积极支持各宗教对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需求的解释；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等宗教文化中有利于时代进步、健康文明和社会和谐的内容；鼓励各宗教大力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这些努力，一方面促进了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同时，也使宗教本身赢得了社会的认同。近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大的活动使中国宗教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推动佛教界召开世界佛教论坛，与世界各地佛教徒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和谐世界；协助中国基督教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美国四大城市成功举办圣经事工展等等。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富有朝气的国家，讲仁爱、尚和谐，倡中道，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又体现了我们在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博采众长，求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博大胸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给人类带来福祉、让世界和平安宁。相信中国在这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将有益于世界。200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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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宗教和谐心得

以宗教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学习促进宗教和谐的心得体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各种文明相互激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面对多样文明共存的的世界，要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直接和宗教密切联系。可以说，各个民族、各种宗教都是多样性文明的重要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和谐，必须重视宗教和谐。作为一名多年在新疆从事中学政治教学的教师，把中学整个政治学科、以及这一学科中的《文化生活》部分与党的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结合，使得我们是时不时会把宗教和谐、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放在一起去思考问题，下面我就从这一方面谈一点自己的学习心得

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顺应了文明多样性的特点，以文化和谐促社会和谐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它充分顺应了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特点，为积极引导宗教文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目前，我国有1亿多信教群众，其中，有近17万名宗教界人士进入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每年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宗教自身建设提出大量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所以能够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充分尊重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从中央财政拨给寺观庙堂的维修补助费就达1.4亿元。宗教信仰自由适应了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基本国情，顺应了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点。当前，我国信教群众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使得那些那些攻击我国宗教政策的言论不攻自破。二、五大宗教共存反映了文明的多样性和互容性，其共有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和谐

我国境内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宗教之间的融合、和谐是主要的。这与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有关，多种宗教文明在创立或传入中国以后，在坚持自己基本教义、教理的同时，与儒家文明等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国“五教并存，和谐共融”的局面。各种宗教通过“文明对话”方

式，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吸纳正见，纠偏补弊。如佛教的禅宗、儒家的理学、道教的全真教就是取长补短，各自吸取其他两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教派、新学派。中国宗教文化源远流长正是得益于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学习、互相补充，推动了各种宗教的成长发展。

伊斯兰教作为新疆少数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其教派门宦和谐相处也进一步反映了文明的多样性。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关系问题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礼仪修持、历史变革及文化变迁等内容，而且与当代民族、宗教问题及西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关。1949年以来新型政教关系的确立、政教分离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革了教派门宦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教派门宦不分大小，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和谐共存已成为各教派、门宦关系的主流。不同教派门宦的教民之间、阿訇之间、清真寺之间的交往增多，促进了教派、门宦之间的和谐关系。具体表现在：穆斯林就近选择清真寺，不同教派的穆斯林经常在同一座清真寺礼拜、学习，淡化了原来的教派门宦意识。不同教派门宦的信教群众互相参加宗教活动的情况较为常见，阿訇、满拉到不同教派门宦的穆斯林家庭参加宗教活动的情况同样存在，教派门宦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一面，又有互相竞争、彼此排斥的一面。教派门宦的分布格局既动态变化，又相对稳定。教派门宦之间的交融、互渗现象较为普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彼此融合的现象。

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和谐相处反映了文明的多样性。伊斯兰文明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文明，它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源头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伊斯兰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如果离开了伊斯兰教，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定下了基调。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化都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二者只有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异中有同，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如儒家文明宣扬 “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人文精神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让”等伦理思想；而伊斯兰文明宣扬“认主独一”、“敬主爱人”、“和平中正”的人文精神和“惩恶扬善”、“诚信忠厚”、“平等公正”等伦理思想，二者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

“君子和而不同”我国五大宗教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求同存异，团结互助，相互尊重，和谐发展，形成了共同弘扬宗教智慧、协力济世利人的良好局面。

三、发扬五教文明当中的爱国爱教精神，积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爱国爱教是各大宗教不谋而合的共同主张和追求。1994年，五大宗教代表组成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其宗旨是“友好、和平、发展、合作”。

伊斯兰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提倡爱国爱教，爱国是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要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就要先做一个好公民，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主义。伊斯兰教提倡“两世俱修”，要修好“现世”，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也要修“后世”，严守穆斯林的基本规范。伊斯兰教同时提倡乐善好施，多慈善、做好事，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伊斯兰教尤其提倡孝敬父母，倡导“两世吉庆”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融。伊斯兰教认为，凡属人类，不论信教与否，不论信仰哪个宗教，不论肤色，不论民族，都应该相互尊重。伊斯兰教还是尊重生命的宗教，伊斯兰教的生死观是不怕死，不盼死，禁止自杀，更不允许伤害他人生命；作为穆斯林，自杀或者伤害别人的生命都是严重的叛教行为。因此，伊斯兰教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这对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益的。

和平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和平包含着内心世界的和平和外部世界的和平。中国佛教界一直致力于和平事业。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包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举办了首届“佛教与和平”讲坛。这次讲坛以弘扬佛法和彰显和平为主题，倡导“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最坚稳的基石”。五台山是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藏传、汉传佛教并存且和谐相处的典型，藏传和汉传佛教共居一山，和谐相处，共同弘扬佛法，五台山僧侣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发成立“五台山佛教抗日救国同盟会”，英勇投身抗战，浴血保家卫国。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说，佛教的“和合与慈悲理念”能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社会和谐也是佛教界追求的目标。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主张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主张“手不杀生，口不劝祸”。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

平”。丘处机的劝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残酷杀戮。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如济世有奇功。”中国道教协会负责人说，道教一向以“慈爱和同、众生平等”为处世理念。

我国当前五教共存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五大宗教汲取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并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的结果，是我国大力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结果，也是教内外广大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多元共存、和睦相处”的和谐宗教局面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强大的动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认识到促进宗教和谐的积极作用，利用好中学政治课堂这块阵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与政治这门社会科学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为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014/2/25

第三篇：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和谐社会中的人民调解

——结项报告

调解是一朵极具中国特色的化解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东方之花”，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的日益复杂化，原有的调解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新的调解方式――“大调解”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调解就是通过调的方式来达到解的目的，具体而言，它是指由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道德、习惯、法律等）对纠纷当事人进行劝告，提出建议，以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和为贵”的儒家纲常伦理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尚中庸和谐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诉讼的态度。《易经・讼卦》说:“讼，惕，中吉，终凶”。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认为“讼”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为物质利益而争讼的人视为“莠民”和“小人”，即“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调解作为化解利益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在中国已经运作了数千年，它不仅承载着传承传统文化和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重负，而且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深影响着我国民众的社会价值观，成为世界法律文化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部分。“在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们特别倾向调解，而不是诉讼，而且这种偏爱调解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一.调解的历史与沿革

大调解植根于深厚的调解文化。我国调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争端由部族首领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而对于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使其归顺，认识错误，达到平息矛盾、排除争纷、调整好相互间关系的目的，以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可以说，这就是调解的原始形式。奴隶社会的调解与原始社会相比，在性质和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具有了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划分。周代专门设有“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之职。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提倡调解，他在做鲁国司寇时就宣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进入封建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礼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发挥调解的息事省讼功能。《汉书×百官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主要职责就是调解争讼。唐代乡里讼事，则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到了宋代，调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确认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员“当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在元朝，调解被广泛用于解决民事纠纷，乡里设社，社长负有调解职责。其《至元新格》规定社长的职能之一就是“诸论诉讼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事重，并听社长以量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典》都有关于调解的规定。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调解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1941年起，各根据地民主政权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等，使调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与法律化轨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作出规定，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确立了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种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在行政复议中也最终确立了调解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惯于把人民调解作为“防止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的国家产生了构筑一种更具实效、更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要，以改变过去各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2003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二.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己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面对新时期纠纷解决的实际情况和不同主体的特定需求，基于实现公平、正义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种单一的体制和纠纷解决方式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只有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是合理的选择。在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和现实运作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准确定位。对于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调解这一前车之鉴的。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的规定，人民调解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属于ADR即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的一种，同时也是我国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现实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承载着超越纠纷解决的功能。如宣传法律与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的功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关人民调解的研究中，我们很难发现“争端解决机制”的阐释，却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人民调解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意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意义。可以说，过多强调人民调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仅是对其性质的误解，而且阻碍了人民调解功能的正常发挥，客观上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严格定位大调解机制：将其定位于纠纷解决，严格限制强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调解的覆辙。将大调解的功能单纯化，就是要保证其能全力做好纠纷解决工作。

（2）健全网络。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逐渐解体，以利益、价值、观念等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体正在生成，新型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逐步增强。可以在这些新型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扩大大调解的组织基础，以避免出现调解“盲区”。

（3）提升素质。调解员的素质是确保公正调解的关键。在英国，其裁判所除主席由法律人士担任外，其他成员也多由具备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有的成员还是相关行业的代表，如雇员代表、工会代表。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大调解工作，也必须逐步提高调解人员的资质条件，特别是对于法律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要求，可实行选举和聘任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优化调解员队伍。发动并鼓励在职和退休的法律工作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同时要加强对现有调解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4）确保效力。大调解机构出具的协议的效力是目前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调解协议仅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的“君子协定”，使得一方可以随意反悔，这对认真协商并打算切实履行协议的他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为了赋予此种调解协议的效力，各地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杨浦区的“三会一代理”制度(即听证会、协调会、调解会和群众代理)。其运行机理是:当群众上时，调处中心主动召集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召开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商讨解决措施;在听证会和协调会的基础上，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可以出具调解协议书的，纠纷移交至同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召开调解会，对于调处成功的案件及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三会一代理”制度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将大调解所达成的成果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从而改变大调解没有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人民调解协议书本身就带有效力不强的痼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它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的性质，使人民法院参照合同法来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理。如果人民调解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当事人就必须履行协议；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从而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问题。

与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其进步性。但它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第一、人民调解所涉及的纠纷并不限于民事纠纷，它还涉及非民事法律关系的、比如纯属道德问题方面纠纷的协议，或者属于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的协议;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后，其法律后果是退还财产或请求损害赔偿，而人民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后，其原纠纷并未得到解决。因此，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性质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法定的解纷方式，与仲裁并无二致。作为经过法定程序而产生的结果，法律就应当赋予其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从立法层面考虑赋予调解协议与仲裁协议相当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们的大调解协议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5）简化程序。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是诉讼的价值追求。它之所以以严格的程序来追求公正的结果，是由于在法律疑难案件中，结果是否公正并无客观的度量标准，而必须以苛刻的程序来扼制法官的恣意妄为。所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判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有的地方的大调解工作规则也明确规定了这一条件。

我们认为，调解就其性质来说，它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本身就蕴涵着对某些难以查清的事实和难以界定的责任的含糊不究。当事人在“权利可以自由处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应当允许并赋予其法律效力，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审判”程序。“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仅可能对当事人的处分权造成侵害，而且本身为保障实体正义而设置的诉讼程序，可能在调解中反而丢失了实体正义。三.大调解机制的两种模式

大调解机制的建构是由我国特殊的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司法资源的供给所决定的，是我国调解制度重构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过程中的新动向。近年来，包括我们镇海区在内，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这一模式主要是针对人民调解资源配置的松散无序问题，主张构筑党委政府主导，融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履行职责与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为一体的社会化大调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构是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基层司法所为主体，吸收乡镇信访、法庭、计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常设办事机构，由乡镇分管副书记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调处方案由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共同研究确定，而重要案件的调处方案则由调解中心之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这一模式的出现是为了是针对一些“法院管不着、村里管不了、乡里管不好”的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多发而复杂，而且村民与村委会干部之间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日益突出，单纯依靠过去依托村、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显然无法很好的达到解纷止争的最佳效果。目前，我们区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以社区司法调解中心的出现为标志的城市社区大调解架构。基本架构是以基层司法所和信访办为组织构成，构建街道（乡镇）“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以此作为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纠纷的平台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安置帮教、信访接待、“110”公安司法联动和“12348”电话法律咨询及社区矛盾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与信访部门组合而成，现已形成村居委、街镇、区三级调节网络。这一模式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通过属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门与审判机关领导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关系，建立调解人员业务资质考核定级制度，向准专业化方面引导，同时通过调解实体、程序审核确认制度，最终取得审判机关谅解，解决现存的调解书效力过软问题，提高调解的权威性。

通过分析，这两种调解模式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与民间两种纠纷解决资源，强调官方与民间纠纷解决资源的互动与合作。注重整合权力资源，各权力部门在乡镇司法调解中心的协调下，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调解中心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官方身份”，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乡镇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常设办事机构，或者说是由有着“官方背景”的调解人组成的综合性办事机构，这使“调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个党政各部门联手处理民间纠纷的“俱乐部”。

第二，强调多个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个互动联通的协作沟通渠道。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机构内部，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上下联通、部门协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来致力于纠纷的调处和解决。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乡镇、街道与县区政府工作部门的联动，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在纠纷解决上的互相推委与扯皮，破除各自为政的观念，树立全局观念，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第三，强调调解程序规范化与方式多样化。目前对于大调解的性质法律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普遍性的把它归入到人民调解的范畴。相应的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仅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质。因此为了保证调解协议的效力，为了保证调解协议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大调解架构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强调“依法调解”，在法律依据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调解的倾向。因此两种模式在强调依法调解和规范调解的同时，为了不使调解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从而失去生命力和灵活性，纷纷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优势并保证了与诉讼的衔接，成为连通诉讼与人民调解的柔韧环节。

第四，大调解机制与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调解机制下司法调解中心的活动及其调解协议仍然称之为“人民调解”。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面对新型矛盾纠纷时，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纠纷中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更无法去担当解决矛盾纠纷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时由于司法调解中心所具有的权力背景，使得纠纷当事人更加信赖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调解中心在解决纠纷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下的司法调解中心明确的定明“身份”，而它们的活动和达成的协议要想得到法院的认可，只能往“人民调解”方面挂靠。

四.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国各地对大调解架构的有益探索，是对当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调解机制提出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一）正确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大调解机制与司法审查目前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大调解机制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司法行政性的，它与其它行政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协调行政机构纠纷处理与司法审查程序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大调解机制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因此，在大调解架构下，应给当事人保留一个最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和机会，使司法权力能对大调解机制的运作产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保证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大调解这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采取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以此来保证大调解架构下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威性。

（二）解决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大调解机制与人民调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大调解机制作出明确的定位，为了得到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现在大调解机制仍是以人民调解的名义存在着。实际上人民调解是一种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大调解则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间早已开始逐渐分化。因此，确定大调解机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架构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权力资源和民间资源，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的协调配合和良好互动使得纠纷解决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也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人民调解所无法企及的优势，而赋予大调解这一行政性纠纷解决方式以高于人民调解更高的效力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需要的。这有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重构，使大调解机制作为衔接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的有力桥梁，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更加有利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积极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在大调解架构下，财政问题仍然是制约大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瓶颈。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纠纷调解服务这一方式，为大调解机制下的纠纷解决工作注入了资金源泉，使得调解工作能够正常的开展和进行。虽然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有众多的优势且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它无疑是大调解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创新。财政制度为大调解机制所带来的困境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方式来摆脱的，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因为财政的困境而改变目前大调解架构的公益性质，否则大调解机制将无法发挥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架构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篇：论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论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经历了从社会和谐思想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断的发展过程，内涵丰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建设。无论是作为一种信仰，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中国宗教都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宗教关系已成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之一，与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深度关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宗教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共建和谐世界等方面，中国宗教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不断完善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科学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已经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扩展1，社会和谐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经历了从社会和谐思想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断的发展过程。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社会和谐思想，但对社会和谐内涵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展开，对实现社会和谐途径的探索也没有系统阐述。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些列讲话3中，逐步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探索。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1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建研究》2002年第10期。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2003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就能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1

发展观。发展观的更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至为重要，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有了和谐发展,才可能有社会和谐。这不仅为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指出了方向, 而且也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断的前奏。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社会和谐提升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治国安邦的目标、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的战略高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4。

民主法治，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和谐社会的建构，真正依赖的是对民主的追求和法律对民主的保障。只有当依法治国方略切实得到贯彻时，社会才能在一个共同的规则之上和谐运转，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切实的调动。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不同社会利益群本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只有加以有效地协调和解决，确保公平正义，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构建有效的现代信用制度。因此必须从基本的道德建设做起，加强政府、公民、社会等各领域中的诚信体系建设，加强诚信法制建设保障信用体系的效用。

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历史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发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更需要全面顾及、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广泛、最充4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

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组织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管理仍有待完善，维护稳定仍是第一责任。这就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良好社会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5。中国作为 13 亿人口的大国，其快速发展需要极大的资源和能源供给，中国要保持持续增长，就必须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应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发展。

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有机的统一体，既要通过加强“三个文明”建设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精神支持，又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三个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宗教参与其中

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社会共同建设。无论是作为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宗教都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宗教关系已成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五大关系之一，与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深度关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宗教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各宗教教义教规中无不蕴含崇尚和谐、追求和平的思想理念，加以深入的挖掘和积极的阐释，可以为构建社5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同上。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们要建设的和谐文化固然要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也应该包括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和谐思想资源，而宗教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有一亿多信教群众，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既可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怎样对待宗教，宗教自身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全面调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热情，积极引导宗教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宗教关系作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五大关系”7之一，对于团结各种社会力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意义重大。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将继续长期存在，并影响大量的群众。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随着信教群众的增多、宗教社会影响的增大，宗教关系已经成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之一。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对于增强社会认同，凝聚各方面力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努力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8。

三、宗教发挥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途径

近年来，中国宗教界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和谐的方法和途径，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爱国爱教、参政议政，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人士响应党的号召，7 胡锦涛在2006年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大关系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

以主人翁精神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努力促进适应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新型政教关系的建立。通过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途径，宗教界人士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协商，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积极贡献力量。目前在中国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有近17000名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委员。他们提出的许多提案、议案和政策建议，不同程度上被各级党政机关采纳。各宗教团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积极协助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贯彻落实，关键时候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宗教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挖掘和谐理念、倡导和谐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各宗教都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中国宗教界努力挖掘各宗教中关于“和”的理念，努力对宗教经典、宗教教义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中国佛教一直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实践，近年来举办的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分别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为主题，在海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宗教又是一座文化资源宝库，有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学、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等。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对宗教典籍的整理，对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弘扬，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了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文化生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竞争激烈、社会矛盾突出，宗教文化能够缓解信教群众的精神危机，消除不安定因素，减少社会震荡，强化信众对现行秩序的认同。

（三）服务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宗教界努力发扬慈悲济世、服务社会、关爱人群的优良传统，根据各宗教的特点，发挥各宗教的优势，在解决自养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参与赈灾扶贫、助学助残、生态环保、医疗救助等工作，努力参与和兴办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尽自己的所能“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成为维护社会公信、保障社会稳定的一种积极的补充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开展国际及与台港澳的宗教交往，为“共建和谐世界”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宗教界广泛开展同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宗教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举办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祖国统一、共建和谐世界的交流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定期召开的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正编织成牢固的新“黄金纽带”，促进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基督教圣经事工展先后在美国、德国成功举办，增进了西方对我宗教政策和宗教现状的了解；成功举办的两届世界佛教论坛、一届国际道德经论坛以及佛指舍利赴台、赴港供奉，大型佛教交响乐《神州和乐》赴东南亚、韩国演出，道教音乐会演、中新佛教文化展等大型交流活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增强民族共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还探索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世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开展高层对话，以促进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沟通与和睦，为从深层次上解决国际社会的危机，促进社会和谐，共建和谐世界，发挥建设性作用。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宗教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共建和谐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宗教发挥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范围将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和宗教界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都应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共同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第五篇：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浅谈和谐社会中的社区建设

内容摘要：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

关键词：四个民主,社会人,社区,管理,居民,群众,群体,参与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发挥城乡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城市社区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作用，丰富了社区建设内涵，指明了社区建设方向。

一、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会利益关系调整。

和谐社会要求努力做到社会利益平衡，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群体的利益应统筹兼顾，不能以牺牲某一阶层（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阶层（群体）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实现各阶层（群体）利益平衡成为重大社会课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社区建设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宗旨，把发展社区服务，满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作为社区建设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居民群众生活品质，从基础性层面协调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营造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可见，发展社区服务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厦门市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以发展社区服务为龙头，区、街部份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有社区服务站，开展家政、卫生、治安、就业、托老、助残等130多个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站为60岁以上老人体检率达88%，建立老人健康档案率达86.23%；接收7万余名企业退休职工进入了社会化管理与服务；帮助2．4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为1.4万名贫困群众落实“低保”救助；捐助千余名贫困家庭学生上了大学；社区志愿者结对帮扶上千个贫困居民家庭，“老有所养，难有所帮，残有所助，幼有所托”的社区服务目标得以初步实现。社区服务最现实、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化解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赢得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和热爱，进而激发居民群众对社会的关心，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目前社区服务正处于发展时期，服务体制与机制、内容与形式、方法与手段均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当前，首先要改革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市、区、街均应建立完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设立社区服务站，形成上下衔接、功能完善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承接政府“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社会服务职能，开展面向居民群众的公益性、福利性服务项目。其次要积极构建大服务格局。坚持网络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方向，重点开展面向社区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以及面向居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使不同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普遍享受到社区服务带来的现实利益。还要努力改善社区服务条件和环境。通过立法等形式，明确社区居委会职能，切实解决目前社区居委会工作存在的行政化倾向问题；确定社区服务设施的解决办法，将社区用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型”社区建设，为居民群众创造高效、快捷、方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实现信息化和最优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

二、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会结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务与公益事业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传统的单位制管理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创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立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城市社会管理的当务之急。通过社区建设，培育和健全社会组织，将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等辖区所有人员置于组织管理之中，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人口管理出现的漏洞；完善社会功能，通过居民教育、救助保障、医疗保健、普法维权、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社区服务，使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居民群众在社区组织与活动之中建立广泛的联系，改变过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强同驻社区，共建家园的理念。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占人口总数的1/3，外资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0%以上，这对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社区建设，先后两次全面调整社区规模，使调整后的社区地域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达到3000户左右，整合了社区资源，优化了管理环境。目前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普遍健全，建立了单位党组织联席会议、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流动党员登记与管理、社区党员分类管理等制度，党组织核心领导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增强。在建立健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的同时，社区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志愿者协会、文体协会等公益性、福利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不断发育壮大。通过这些新型的社区组织承接了大量与居民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事

务和公益事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城市前列，2004年10月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社区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从根本上优化了社会管理结构，使单纯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填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出现的真空，打造了新时期城市基层管理的坚实平台。

社区组织建设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区组织能够得到不断巩固与加强。首先是要牢固树立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把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工作能力强的社区干部配备到社区党组织班子，创新完善社区党组织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内容与形式。其次是要进一步理顺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原则，明确社区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建立工作准入制度，切实改变社区存在的牌子多、会议文件多、考核评比多的现状，切实发挥社区居委会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再就是要不断培育壮大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以社区活动为抓手，不断提高社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程度。组建市、区、街、居不同规模与形式的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形成社区服务组织网络。发挥社区建设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建立完善社区志愿者管理与服务体制机制，使之成为社区服务的主力军和城市社会管理的生力军。

三、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调动居民群众参与

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和谐社会要求不同利益主体有通畅、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及时了解群众呼声，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为居民群众提供对社区教育、治安、环境、卫生等社会事务的知情和参与的机遇与条件，保证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够在社区得到及时、有序的表达和体现，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利益需求，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厦门市社区民主选举日臻规范，社区居委会普遍推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并积极推进社区直选。民主决策逐步完善，涉及社区成员利益的大事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以“社区事务听证会”形式听取居民意见。如金尚社区就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建设、老年人活动休闲室设立、文化活动中心管理等28项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召开民主听证会，保证了社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民主管理渐入正规，社区的事务包括协助基层政府办理的与居民相关的工作，如“低保”对象确定、就业优惠证申领、应征入伍青年政审、党团关系管理、经费收支等社区事务，通过公开栏、简报等形式向社区居民公开。民主监督不断加强，普遍开展了社区居民代表评议社区干部、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活动，加强了对社区干部和基层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实行“四个民主”，落实了居民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居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与义务，为更好地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提供法律保障。政府部门应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出让社会自我治理空间，给予社区自治组织适当的权力和财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应加强居民自治的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居民自治的舆论氛围，使更多的居民群众掌握民主自治知识，提高民主自治能力。

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促进社会互助活动

蓬勃兴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路径正在从线状（家庭到单位）向块状转变，即向自己生活的社区转变，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成为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这不仅关系到有限的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关系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助，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厦门市通过建立社区建设协调机制、出台资源共享政策措施，有效整合利用了社区资源，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显著增强。辖区单位调整房屋面积数千平方米，改善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使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平均达到322平方米。中小学校的操场、健身房、图书馆等文体设施以及辖区单位财政拨款建设的非营利公共服务和活动场所向社区居民开放，社区人才、信息、物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市、区党政机关和辖区企事业单位纷纷与社区结对子共建，实现党员教育联抓、社会治安联防、公共事业联办、贫困对象联帮、文明社区联建。已组建的2000多个社区服务中介组织，4万余名社区服务志愿者，遍布城市角角落落，深入居民家家户户，开展扶贫、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40余万人次，深受居民群众爱戴。建有社区文艺队伍400余支，去年举办“共建温馨家园”文艺调演，历时3个月，社区自创自演的节目400多个，极大地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由此可见，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单位之间、居民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增强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对建设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带来生机与活力。坚持资源共享，落实共驻共建任重道远。首先要强化舆论引导。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应加大报道力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资源共享的舆论氛围；其次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建章立制，确定资源共享的范围、时机和条件，明确保障的措施与办法，促进资源共享深入有序地开展；还要强化典型引导。通过开展典型示范活动，总结经验，完善措施，由点到面，逐步拓展，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