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五种不起诉情形新标准

第一篇：刑事诉讼法五种不起诉情形新标准

刑事诉讼法五种不起诉情形新标准

原《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修改后的《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符合上述相对不起诉的质量标准部分，同时具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依法决定不起诉：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

2、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

3、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

4、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

5、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条文释义】

一、“生活无着”、“偶然犯罪”如何认定？

对“生活无着”、“偶然”的判断问题，最高检官员表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个具体案情实事求是的加以认定，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法律条文对所有司法中需要解释的问题做出明确无误的规定，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司法适用的过程，很大程度也依赖于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包括对法律的理解、证据的判断。

具体到关于生活无着问题，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就是民政部在2003年7月曾经公布了一个规定，叫《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了，城市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这条规定可以为我们判断什么是生活无着提供一个参考，当然这对于盗窃犯罪嫌疑人来讲，并不一定是乞讨人员，但可能是生活无助而偶然盗窃。在具体案件中，可以借鉴这个规定，从犯罪嫌疑人有无能力解决生活需要问题，是否真心解决了这个问题，看一下有无亲友可以投靠来帮助他解决生活问题，看一下是否享受了城市最低生活保证或者是农村无保供养，是否有其他的生活来源，等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一样，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也不一致，具体判断的时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在具体案件中，还需要注意结合这些标准搜集相关证据，为下一步是否做出不起诉处理提供条件。

至于偶然的定位问题，“结合到偶然犯罪，从刑法理论上看，偶然犯罪主要是相对于习惯犯罪而言的。一般是因偶然的因素触动犯罪的情况，包括受到恐吓、挑拨、诱惑、贫困等等，偶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主观上并没有主动的犯罪意识和犯罪倾向，只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形结合之下导致的犯罪，其对社会的危险性比较弱。”

二、如何理解和把握“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害性较小”？

对于依法做出不起诉的情形，一般都有一定限制，比如：因生活无助，偶然实施盗窃，犯罪嫌疑人可以做出不起诉的规定中，有一个限制，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人身危害性不大。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人身危害性的问题，对于人身危害性的概念在刑法理论上也有分歧，在具体认定中也比较复杂，但是一般认为所谓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初犯及再犯的可能性，人身危害性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对于人身危害性小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可以给以相对宽缓的处理，对于人身危害性较重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要给予严厉的图利。”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应该遵循几个原则，1、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断出来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客观事实表现出来的。

2、要注意到影响人身危害性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的，既有犯罪事实方面的因素，也有犯罪以外的因素。犯罪事实方面，比如说犯罪起因、犯罪的目的，实施犯罪的性质，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犯罪后果等等，这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最直接、最明显和最集中的表现。如果一个人的犯罪手段很凶残，对犯罪目的追求很强烈，对社会造成的后果很严重，这就表明行为人对社会的危险性就比较大。犯罪以外的事实，比如说犯罪以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认罪态度等等，这也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根据。【执行原则】

各级检察机关在执行这两个标准的时候应该遵循严格依法、全面把握、区别对待、注重效果4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严格依法。也就是说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有法有据，切实做到宽严合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实践中有个别案件在适用宽缓刑事政策时，存在着偏离严格执法的轨道，比如说有个别地方对重伤害案件做出不起诉处理，对数额极大的盗窃案件做出不起诉处理，这违背了严格执法的原则。有一些案件可能已经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但是由于犯罪数额、情节等方面都属于严重犯罪的范畴，对此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不能任意抛弃法律，对于法律需要修改的问题，可以提出立法建议。

第二个原则：全面把握。因为宽严相济刑事法政策存在宽和严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正确把握、有效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要坚决避免因强调宽缓刑事政策而忽视了严打方面的贯彻。

第三个原则：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法的核心就是区别对待，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案件中应当区别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案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造成的后果等方面，结合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和治安形势，具体加以分析，依法做出从宽或者是从严的处理。

第四个原则：注重效果。也就是要求我们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法政策时，必须做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第二篇：简论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条件

●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的赔偿责任，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含义及诉讼价值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一种不起诉类型，它同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一同构成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理基础。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无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当视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于经两次补充侦查证据仍然不足的案件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能够使公安司法机关从积案中摆脱出来，这也体现了不起诉的诉讼效益价值。

与无罪推定直接联系的是证明责任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证明责任严格地由控诉方承担。如果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使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处于不能证实的悬疑状态，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证据不足的界定标准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要件是案件的证据达不到起诉所必须具备的证明标准的要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具备：“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所规定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了解释。也就是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犯罪：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当然这种疑问或者是根据常识推断出来的，或者是根据其他证据事实而形成的，即应当是合理的怀疑，而不是无根据的怀疑。

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具有三种作用：一是确认存在犯罪；二是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三是衡量罪轻罪重。缺乏确认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必要的证据的，应当被认为是证据不足。这种缺乏还包括因取证行为严重违法而导致证据被排除使用所造成的证据欠缺。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必然造成疑罪，应当本着“罪疑从无”的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这主要指犯罪人是谁而言。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要件

补充侦查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退回补充侦查，补侦是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必要条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次数以两次为限。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与刑事赔偿问题

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三类情况来看，酌定不起诉是在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意见比较一致，但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意见却不一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刑事案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根据法律规定，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是：遭受错误羁押即被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或者虽未被羁押，但司法人员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殴打等暴力行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此外，对于财产被错误查封扣押造成财产损失或灭失的，也应给予赔偿。据此，针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所提起的赔偿请求必须首先存在错误逮捕的情况。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逮捕的证据要求和起诉时的证据要求是显然不同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采取逮捕措施后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才能满足起诉时的证据要求，逮捕错误的案件必定不能提起公诉，但逮捕正确并不意味着该案一定能够提起公诉，能否起诉，关键看证据收集的情况，不能以该案在后来的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了证据不足不起诉这种结果来反推侦查阶段的逮捕一定错了。

此外，我们还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刑事赔偿问题，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存在矛盾。由于国家赔偿法颁布在先，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后，新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实质性修改，批捕条件已较原刑事诉讼法放宽，即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应予赔偿，因而容易将赔偿条件理解成“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把握逮捕这一条件时，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与证据充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证明程度显然低于后者。国家立法机关应适时地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重新修正或重新解释有关错捕赔偿的规定。因为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条件批捕的，即使后来出现证据不足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情况，也不承担错捕的刑事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表明，逮捕是在没有证据或伪证情况下作出的，逮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检察机关在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篇：不起诉制度研究（本站推荐）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在新的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代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现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扩大了检查机关不起诉的职权范围，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这样的规定是由于免予起诉制度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合作负责的原则，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结案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缺少制约机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也违背诉讼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与此同时，新的不起诉制度的实行，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以及对不起诉制度的制约和救济做了规定，基本上形成了我国比较完善的不起诉制度的，这为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不起诉的概念

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本质

1．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2．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3.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4.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

二、不起诉制度的价值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

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

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 〖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

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二）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4〗

2.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是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的重大改革，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四、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1.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2.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

（二）应扩大不起诉的范围，扩大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

1．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适用的案件范围只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5〗犯罪情节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前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情节；后者为决定犯罪性质的基本事实之外的、影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事实情况，它不决定犯罪的性质，但影响量刑的轻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情节特别恶劣。只有情节轻微的案件，检察机关才能适用自由裁量权。

2.裁量不起诉不仅限于考虑量刑情节，也应考虑案件性质，对于特定性质的犯罪，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如除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允许自由裁量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对于情节较轻的过失犯罪，也应允许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决定不起诉。

3.检察机关在听证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的决定，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检察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查，如认为请求有理的，作出撤销不起诉决定，并要求下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认为被害人的申请不当的，作出驳回被害人的申请。被害人对于上一级检察机关的驳回申请不服的，才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法院裁决，法院进行审查后裁定是否由检察机关起诉，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对待的态度，也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适当尊重。〖6〗

五、完善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制度，加强不起诉的监督，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

（一）召开听证会的范围可定位于：

1.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认识不一致的案件。

2.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

3.当事人提出需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4.其它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件无争议，以及符合《刑法》第37条规定的案件不用召开听证会，可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二）不起诉书备案制度。

不起诉书下达后，3日内送交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以便上级随时抽查，如发现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可以予以纠正。

（三）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起诉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承办人应及时将案件材料转交受案单位。

总之，随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经济诉讼，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四篇：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一：不起诉决定申请书

申请人(王x的父亲)：王xx，男，汉族，20XX年3月5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务农，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身份证号码：512223196703xxx439。联系电话：15095xxx583。

被申请人：王x，男，汉族，20XX年7月20日出生，重庆市忠县人，未成年人，住忠县xx乡插花村4组。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

请求事项：请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嫌疑人王x于20XX年3月21日丰都县公安局以其涉嫌抢劫罪将其刑事拘留，20XX年4月21日被贵院批准由丰都县公安局执行了逮捕。现丰都县公安局已经将此案移送贵院审查起诉。现我要求贵院对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理由如下：

1、嫌疑人王x是未成年人，是初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也没有主管犯罪的恶意，比如，他找同学拿了50元，还退还了他同学45元；

2、嫌疑人王x原来在忠县庙垭小学、拔山中学读书，表现很好，经常参加集体活动，而且还获得奖品，也就是说他人本质并不坏。后到丰都县xx镇中学校读书，该学校接收后读了近2个月，就不让他读书，强行将其引出教室，才导致这样的不良习惯；

3、王x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读书，给他一个学习改造的机会；

4、我们家长愿意加强对王x的教育管理，负起监护责任，让他成人成才，不危害社会；

5、王x的行为情节不严重，并没有造成其他同学身体伤害或不敢上学。而且他并没有到社会上强行要钱，也不是伙同其他人强行要钱，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6、我们家长积极赔偿了损失，有部分损失我们家长找学校、派出所要求赔偿给其他学生，他们拒不接受。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犯罪嫌疑人王x的行为及其轻微，社会危害不大，是初犯，又积极认错，悔改。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第20条等的相关规定，请求丰都县人民检查院依法、及时对犯罪嫌疑人王x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王XX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二：不予起诉申请书>>（1421字）

申请人：刘洪涛 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D-1708

电话：***

案由：申请人因XXX人民检察院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审查起诉一案，提出以下申请：

请求目的：

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致死案做不予起诉陈X的决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受故意伤害致死案嫌疑人陈X和其父亲(法定监护人)委托为陈伟的辩护人，经过查阅查阅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意见书》和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以及会见嫌疑人陈X，和调查了解了部分知情人员；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做为对申请不予起诉陈X的事实和理由。

一、据陈X供述，因陈X于20XX年9月8日被钟XX殴打，邓XX(本案另一嫌疑人)等就自发到何XX家门口找钟XX为陈X说理。陈X并没有召集他们去打本案受害人何XX，那时陈伟根本不认识何XX，完全不可能召集人去打受害人。受害人出来是跟邓XX争吵，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争吵，受害人是和邓XX扭在一起，陈X并没有和受害人扭在一起，反而是想劝架，更是没有任何殴打受害人的行为。XXX公安局对本案的《起诉意见书》对是谁与受害人争吵和扭在一起描述不清，是谁如何殴打受害人的什么部位和将其打死更是描述不清。

二、据本案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没有任何受害人任何部位有被殴打致使红肿淤血和其他被殴打外伤的描述与鉴定结论，因此认定陈X有对受害人进行殴打的关键证据没有，此对此不能构成陈X有对受害人故意伤害的客观行为的证据锁链，对陈X涉嫌故意伤害的证据明显不足。

三、法医鉴定《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报告》(法会20XX-287)认为受害人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是不客观的；受害人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只是XXX公安局送检时的描述，该法医鉴定不能认定受害人与人争吵的事实，尸检上也没有受害人与嫌疑人肢体接触的痕迹描述，当然也不能认定有肢体接触。而且假如有争吵和肢体接触的事实，法医也因在该情形导致受害人有什么样的生理变化，特别是有什么样的病理变化的基础上才能认定是否该情形促进了被害人死亡，而该法医鉴定并没有这些生理病理理由依据。根据常识很容易理解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一般是不可能致人死亡的，受害人的原有疾病和饮导致而心源性猝死是无疑的死亡原因。

四、就算与人争吵和肢体接触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显然争吵不属于故意伤害；肢体接触也不一定是殴打，所以肢体接触与故意伤害是两个概念。本案当时除了嫌疑人与受害人有肢体接触外，受害人的儿媳张XX、120抢救的医生等都有和受害人都有肢体接触，根据XXX公安局的意见岂不是他们都要涉嫌被追究对受害人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起诉嫌疑人陈X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该嫌疑人案发时不满16周岁，且故意伤害致死的认定和量刑的刑级很高，因此在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都模糊的情况下起诉和追究依法陈X本不应有的刑事责任，对陈X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将影响他一生的一种伤害。申请人也了解到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在XX县的关系网与影响力，以及政府部门人员与领导对司法机关工作的干涉与影响，希望你处能尽力保持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对嫌疑人陈X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以维护陈X的合法权利和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

此致

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洪涛

20XX-11-3

>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三：附条件不起诉申请书>>（1206字）

尊敬的公诉人:

我受受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依法为其辩护。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本案中具备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建议对被告人李某某作出予以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理由如下:

一、李某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出生于20XX年6月29日，在20XX年10月份作案时，才16周岁，系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的基本方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

因此，李某某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符合法定从轻、减轻的条件。

二、李某某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犯罪主观恶性不深，且被告人李某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李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李某某归案后，除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外，还带领公安人员前往同案犯王某某的家中。因王某某在与李某某交往时，一直使用的假名，如果李某某不带领公安人员找到王某某的家中，查实其真实姓名的话，王某某很难被抓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五、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认定: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根据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李某某符合立功的条件，应认定为立功。

综上，鉴于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是初犯且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且有立功表现，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采取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则，及《刑事诉讼法》271条之规定，建议对被告人李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此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王律师

20XX年3月17日

第五篇：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有哪些？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有：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单位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挂靠的；违法分包的；必须招标的未进行招投标或中标无效的以及转包的，法律快车小编在本文就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详细介绍。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单位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建筑施工领域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制度，《建筑法》规定了施工企业实行资质强制管理。建设工程质量就是生命，施工企业的施工能力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对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与审察，是施工建设的基础，无资质和超越资质的企业签订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但是，承包人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不能作为无效合同处理。

(二)挂靠

没有资质或没有相应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名义的，通常说的“挂靠”。

由于国家基础建设的大规模上马，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投融资渠道不畅，建设工程高利润回报加之管理存在很多不足，“挂靠”这一特殊形式就随着建筑业空前繁荣的市场应时而生。

不具有法定资质的民营企业和实际投资人借用具有相应资质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况普遍存在，曾有意见认为将此种情况不应认定为无效，主要理由就是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不利于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司法解释最终否定了这种意见。

将此情形作无效规定，维护了法律的价值，规范了建筑业市场，使建设工程质量有了保障基础，也推动了建筑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司法解释没有对哪种情形属“借用资质”予以明确，将此认定交给了法官。

实务中一般有这么几个标准：

1、转让、出借企业资质证书的；

2、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

3、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等均非承包人本单位人员。工程承包中存在三种情况之一或同时存在的，可以认定为挂靠，签订的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

(三)必须招标的未进行招投标或中标无效的

《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对工程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进行了规定，详细的规定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凡属规定在招标范围的工程未进行招投标的，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

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1、必须招标的项目，总包土建与安装工程以招标方式，而附属工程如装饰工程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那么，该直接发包的合同也属无效合同；

2、必须招标的项目，总包中标后，建设单位基于各种情况将总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直接指定给第三方施工，建设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也属无效。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条规定了中标无效的六种情形。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对招标人和投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标是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前提条件，中标无效必然导致施工合同无效。

(四)违法分包

施工总包单位进行项目分包很常见，但违反规定的分包也可导致分包合同无效。如何认定违法分包，其标准就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几种情形：

1、总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的属违法分包；

2、总包合同中未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总包单位将部分工程交其它单位完成的；

3、总包单位将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的；

四、分包单位进行再分包的。这几类均属违法分包。

(五)转包

《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建筑法》第二十八条都明确规定禁止转包工程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不得转包工程，该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了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建设部124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有同样的规定。

法律快车小编温馨提醒：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劳务承包人与总包方、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不能以转包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