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要环节遏制跑官要官拉票贿选

第一篇：从主要环节遏制跑官要官拉票贿选

从主要环节遏制跑官要官、拉票贿选

冯建平

群众对干部工作不满意，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跑官要官，二是买官卖官，三是拉票贿选。有跑官要官的问题，说明不跑不要的干部还难以得到提拔；有跑票拉票的问题，说明我们的民主推荐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一方面要加大整治力度、监督力度，一方面党委以及组织部门要抓住选用干部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从源头上研究问题。

一是关于初始提名权问题。这是选任干部的关键环节。是先推荐后提名，还是先小范围推荐提名、后在大范围推荐提名，这要看用什么干部。从晋城的情况看，一个处级单位选拔副职，先民主推荐后由党组提名好。一个单位就二、三十个人，相互都了解，该提谁、先提谁，多数单位是有共识的。推荐也要有权重，在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中，要更注重个别谈话推荐；在个别谈话推荐中，要注意班子成员特别是不同意见的人的意见。

现在的难点是在正职，例如县长、局长。比如确定要去某一个单位推荐，由于补充正职毕竟是少数，为什么要到这个县、这个单位选正职，大家感到机会不均等。如果要在全市范围大推荐，又可能产生拉票现象。所以我们考虑，提拔正职，先在小范围提名、后在大范围推荐，可能会减少一些过度竞争和拉票、跑票。

情况，人选得准；另一方面，可以使广大干部看到，群众不推荐、单位不提议，找谁也不行，可以避免心浮气躁。

三是关于科学划定民主推荐范围。这是提高民主推荐质量、遏制跑票拉票的重要方面。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民主推荐范围越大就越能减少拉票，这是需要研究的。很可能是，范围越大，拉票的阵势越大。民主推荐与民主测评不是一个性质的事。民主测评的对象已当了一个地方的领导，大家都会了解一些情况；而民主推荐的对象还不是这个范围的领导，大家对他都不了解，甚至不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想遏制拉票是很困难的。所以还是要科学界定范围，以知情、了解为原则，让了解干部的人来推荐干部。以“管他的和他管的”为主要范围，适当吸收“两代表一委员”和服务对象参加。

四是关于把握既尊重民意又不简单以票取人的问题。这个精神看起来难把握，但只要抱着一个负责、公道的态度，也并不难。民主推荐不是民主选举，但民主推荐确实是衡量一个人群众公认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使用干部时，注重得票情况是干部工作的进步。但是，在得票数多而又相近的情况下，就要综合考虑、认真权衡，可能都优秀，主要是个先用谁更合适的问题，不能说得28票的人就一定比得27票的人强。干部工作是一门“比较科学”，永远没有最合适，只有更合适。这个时候，党委和组织部门要敢于负责，经过认真全面地比较、考虑，更充分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确定考察人选，而不能唯票是举，推卸责任。

第二篇：跑官要官

跑官要官

解读“跑官要官”

来源http://hi.baidu.com/373663030/blog/item/5af2e36e231c05d880cb4a66.html

《党章》在“党的干部”一章(第六章)中，首先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当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选拔干部的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现象。手头有的几份资料这样记录着：2005年9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原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犯受贿罪、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同年10月1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04年以来查处的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及邵建伟、武保安三起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同年12月13日，曾任安徽省定远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因受贿、巨额财产不明一案在淮南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材料记录，他们都开有“官帽工厂”，都做着“买官卖官”的买卖，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了。有顺口溜这样给“跑官要官”画像：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为了遏制“跑官要官”行为，每年，尤其是逢年过节，从上到下都会下发红头文件，各级领导在党风廉政会议上也反复强调，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请客送礼现象，我们局和各个下属单位对这项工作更是非常重视。

通过近期学习党章，笔者对“跑官要官”现象进行了再思考，试图对其进行一番解读，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跑官要官”的内涵

“跑官要官”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古已有之。正面的典型范例如“毛遂自荐”等；反面的典型则多得数不胜数，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反两种“跑官要官”相比较，一个主要是为了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为了一己私利；一个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一个是隐蔽的不敢见阳光的；一个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胆略，一个是凭借卑鄙无耻的手段。我们解读的是后者，可以定义为“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取以行贿等为主要手段的跑官要官行为”。

二、造成“跑官要官”现象的几个因素

1、心理因素。“跑官要官”从正面来看主要还是“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同时，“官”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利益大于风险的利好行当。单是正当的工资收入就已经相当诱人，何况有的人“跑官要官”，要的都是“肥缺”，期望自己的投资有更丰厚的回报。心理学家指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什么在“跑官要官”上面，总有人乐此不疲呢？答案是，走官场之路有贩毒的利润却没有贩毒的风险。

2、客观因素。不少“跑官要官”者本身在才学方面技不如人，不采取点“非常”手段，便会一世“庸庸碌碌”。部分有才学的人看到自己勤勤恳恳，也成绩斐然，却在“提拔”方面总是落后于人，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也只好奋起直追，开始自己本不愿为的“跑官要官”历程。

3、市场因素。经济学认为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卖官鬻爵”和“跑官要官”就是符合市场经济要素的一对孪生姐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一介平民“出资”给某领导，得到了一顶小官帽；某领导又“出资”给自己的上级，得到了一顶更大的官帽。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呈现出一派“官帽市场”繁荣的景象。

4、帮派因素。我们往往听说“某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是某某某的人”等。把组织上的提拔歪曲为个人的提拔，把组织上赋予个人负责的权利歪曲地说成是个人的特权，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和群众，而只是感谢某某人。这样一来，很容易在选人用人中搞团团伙伙或小圈子，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损害党组织的威信和凝聚力。官位有一个，你坐也是坐，他坐也是坐。看谁投资大，看谁有后台，看谁更愿意当奴才。一言以蔽之，看谁能给领导办更多的事，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这样，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就顺理成章了。

三、“跑官要官”的危害

一个社会如果“求官”之风盛行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法国杰出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谈到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曾经说过：“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把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之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可以说，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跑官要官”、“卖官鬻爵”。它是一切腐败现象中最大的腐败，是出现在我们党核心区的一颗毒瘤，危害可谓巨矣！

1、它败坏了党风民风。“卖官鬻爵”、“跑官要官”造就了一批心术不正、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贪官，压制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真正人才。群众气愤地说：“表扬了溜须拍马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使“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大打折扣，成为危害党的肌体的毒瘤、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使党的形象遭到歪曲，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影响，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地位有所降低。在一定区域范围，形成“家天下”的局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小人得志，横行无忌。

2、它是“窝案”“串案”的祸根。“跑官要官”的特点就是平民买小官，小官买大官，大官买更大的官。形成利益相关、生死相依的链条，成为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前文提到的，在“马德官市”中，向上连接着韩桂芝、田凤山等几位即将走上法庭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已经或即将被判刑的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所以，一旦天机泄漏，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就是形成“窝案”“串案”的原因。

3、给国家、集体带来巨大损失。首先是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从我们破获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案件可以发现：他们横行之时，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民主遭到破坏，政令难以畅通，经济发生倒退，群众有苦难言，正直之士被迫害；当我们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动手查案之时，他们又会启动庞大的关系网，设置种种障碍，隐瞒事实真相，销毁证据，甚至玩弄金蝉脱壳、丢卒保车把戏，甚至不惜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给我们查案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要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又往往在一定区域范围造成一定时间的行政工作难以维系，甚至瘫痪。其次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想富，提干部”。在“卖官鬻爵”、“跑官要官”的圈子里，往往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经济圈。卖官者一顶官帽卖几万到几十万，收入颇丰。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卖官鬻爵”中少则收入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千万，可是依旧“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平，直到被绳之以法。名难以见经传的买官者，可以想见绝不亚于卖官者。在买官时“投资”了5万，就要十倍百倍的捞取回来，可以说敛财的欲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家利税、企业利润等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个人的腰包，给地方或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官迷向中央要官.中央说没位置了.官迷:明明还有四个空位!中央奇怪哪还有?答:政治局局长,国务院院长,书记处处长,中央办公厅厅长.你给哪个?

根治“跑官要官”有赖民主政治建设 金羊网 2006-01-2

4默客

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昨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查处的一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近年来大家已是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了。说到“买官卖官”的症结所在，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如何遏制和根治“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也提出了不少对策和建议，上至中央下至各级政府在“高度重视”之余，也出台了各种治理制度和规章。然而，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似乎不但未受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之势，诸如“卖官书记”之类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久之让人产生“审腐疲劳”。

为什么对这种知其症结所在的“买官卖官”现象，却始终无法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像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是反腐利剑却被弃之不用一样令人莫名其妙，发人深省。可以见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治理“买官卖官”顽疾的思路和对策中，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有某种难言之隐，始终遗漏了权力制衡、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这样的重要内容，或者虽然有提及但却无实际的行动，所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大多停留于口号和报告上。

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实行民主有助肃清吏治腐败的流毒。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吏治腐败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但民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有基于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否则，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以民主的普适性原则来衡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和体制环境，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只是看起来漂亮，听起来动听，一遇实际情况便显示出难以操作，或者一操作就变形，缺乏制衡力量的窘况和软肋。

比如，在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常委票决等制度外衣下，难以掩饰的依然是“一把手”拍板、定夺的现状。其结果是，实际上仍由“一把手”决定一切的现状，却披上了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合法外衣。如此一来，实际上又反过来强化了“一把手”决策的权威和“合法性”，巩固了“一把手”的权力和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最起码表面看来更具“合法性”的“一把手”决策，使人们更难以从中找出其违法乱纪的破绽。显然，这对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没有帮助。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然而，在现实中，许多类似的悖论就隐藏在这些程序和细节之中，滥权的魔鬼就在其中游刃有余。我们一方面要预防一把手腐败，但另一方面又时刻强调一把手的权威，无条件地维护其权威，甚至容不得党内的批评和坊间的议论。难道这不是矛盾吗？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讲究制约和平衡的。如果一个国家当中某种政治力量始终处于强势的、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甚至连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也没有，那么这种力量势必会加剧膨胀，大至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小至民生小事，无不受其主导和影响。如果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发生异质化，或者在其内部发生了与当代社会文明相悖的变化，也势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发生深刻影响。这个问题深不得浅不得，不说也罢。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家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反对者或反对的声音，同样是一种保持稳定和平衡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可见，培养一种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健康发展，其实也是必须的。在谈到希特勒发动二战之时，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希特勒疯狂的反人类阴谋为何没有人反对？或者说，为何反对的力量没有起到作用？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反对的力量和声音太弱小，以致根本无法对希特勒集团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其根源又在于高压和专权。

扯远了。说回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表面上看这是封建社会的“遗毒”、顽疾，其直接表现就是对人身的依附，由于利益的关系又使人身依附变成了一种系于金钱的买卖关系，使国家权力货币化。但其实质是权力私相授受和利益分赃。其症结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即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卖官鬻爵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其原因正在于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那就是人治，是权力高度集中，就是专制，是等级森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这样的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之下，要想获得权力和升迁只好实施人身依附的策略或者进行权钱交易。

如何遏制和治理这种“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强化中央集权，利用铁腕统治，以整肃吏治，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这须基于统治阶级的自觉，以及吏治腐败已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之时，比如清朝雍正时期的铁腕反腐。但是，这种基于集权的反腐路径，不但成本极高，效果不好，而且也难以长久坚持。因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卖官鬻爵等吏治腐败，其根源在于其政治体制——专制政权。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虽然已呈现了新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权力过份集中和缺乏民主监督的结果，而“买官卖官”这种吏治“毒瘤”久治不愈的现实，使得反腐败的剑锋已经集中指向当下的体制弊端和政治环境。事实上，不独反腐败领域，其它诸如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等在眼下遇到的困难，同样也跟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滞后而导致的“瓶颈”有关。

因此，治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其治本之策是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现有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生态。倘若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始终在政治体制改革面前逡巡不前，那么再多的反腐手段，再多的花样，再大的力度，“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个最丑陋的吏治腐败依旧会层出不穷，不仅如此，而且还会使反腐败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发生严重扭曲。

不过从目前看，在推行党内民主也步履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殊非易事。

跑官：动词，指通过行贿、拉关系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

(点评：官本应是选举产生的，或是集体讨论后任命的，可是由于人事制度不严，官本位滋长，有些人成了官迷。跑官不是空手去的，大多是贿官。这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出现的较严重的问题。———邓伟志)其他：科学发展观、打黑、反腐倡廉、反恐、接访、勤政、双规、套改、问责、政治文明，等等。

第三篇：防治“跑官要官”问题研究

当前，在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方针指引下，广大干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勤政为民，踏实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干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专就干部队伍中“跑官要官”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跑官要官”专指那些为了个人升官得益而四处攀附权贵、行贿受贿的行为。这里有两层涵义，主要是指为获取官职头衔而行贿的“买官”者，也指为获取个人私利而慷慨赠官的“卖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现与危害说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会振振有辞地说，毛遂不是曾主动向平原君自荐，结果如愿以偿，功成名就吗？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荐来自比，其用心是为自己“跑官要官”寻找根据，其实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毛遂自荐，是要去担负最危险的任务，要官者哪个又不是拈轻怕重？毛遂只求负重任，并不要官职，要官者哪个不计职务高低？毛遂执行任务，不为名利，而要官者哪个不是倚权得利，大捞“油水”？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有的四处活动，以亲戚、朋友、老乡关系大套近乎，拉拢上层领导，表面上没有经济往来，无形中在进行感情投资；有的慷慨解囊，借领导至亲红白喜事、本人生日、搬迁、逢年过节之机，大兴行贿之实；有的利用手中权力，为领导及亲属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乐当轿夫、吹鼓手，为领导“政绩”营造“和谐”氛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属那些工于心计、勤于钻营、不学无术者，让这些人混入领导干部队伍，不仅败坏党风政风，带坏干部队伍；而且严重影响干群关系，阻碍地方发展；甚至贪赃枉法，为害一方，极大地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近年来，“跑官要官”的歪风屡禁不绝，导致有的人刚刚提拔，便因案发翻身落马。那么，“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其一，发现选择机制不健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领导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组织考察干部，也是找单位少数几个头一问就完，倾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表面凑个热闹，搞个民主推荐、拟任公示之类，实则流于形式，走走过场。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绩”全面衡量，实际上重“能”轻德现象十分严重。于是，那些溜须拍马者、作风飘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领导看作“能人”了。其二，择优劣汰机制不健全。考察作风官僚，考察手段陈旧，考察政绩不全面、不客观、不准确。没有把是否实践了“三个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标准，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为政绩衡量，客观上导致了那些投机分子削尖脑袋，一味表现。由此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不是“干”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其三，讨论决策机制不健全。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一把手说了算。这种一把手的绝对权力也让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标，自然也就与其“过从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随，生活中也就格外关照了。其四，约束机制不健全。不管上级、班子内部还是普通群众对用人都缺乏监督，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者有意见不发表，甘当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级，我无权监督，少说为妙。于是对组织上用人，用准了巴不得，用错了也没关系，大家求得个相安无事。其五，用人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纠错机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带病上岗”、“带病任职”现象，按理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方面对错用者该下的下，该撤的撤，另一方面对用人失察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顺藤摸瓜，追究相关责任。但因这方面制度不健全，责任无从追究，惩戒难以到位。加之现今能上能下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一旦提拔，除了极个别错用者因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外，违法情节稍轻的照样稳坐官位，逍遥自在。

第四篇：防治“跑官要官”问题研究

当前，在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方针指引下，广大干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勤政为民，踏实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干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专就干部队伍中“跑官要官”

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跑官要官”专指那些为了个人升官得益而四处攀附权贵、行贿受贿的行为。这里有两层涵义，主要是指为获取官职头衔而行贿的“买官”者，也指为获取个人私利而慷慨赠官的“卖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现与危害说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会振振有辞地说，毛遂不是曾主动向平原君自荐，结果如愿以偿，功成名就吗？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荐来自比，其用心是为自己“跑官要官”寻找根据，其实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毛遂自荐，是要去担负最危险的任务，要官者哪个又不是拈轻怕重？毛遂只求负重任，并不要官职，要官者哪个不计职务高低？毛遂执行任务，不为名利，而要官者哪个不是倚权得利，大捞“油水”？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有的四处活动，以亲戚、朋友、老乡关系大套近乎，拉拢上层领导，表面上没有经济往来，无形中在进行感情投资；有的慷慨解囊，借领导至亲红白喜事、本人生日、搬迁、逢年过节之机，大兴行贿之实；有的利用手中权力，为领导及亲属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乐当轿夫、吹鼓手，为领导“政绩”营造“和谐”氛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属那些工于心计、勤于钻营、不学无术者，让这些人混入领导干部队伍，不仅败坏党风政风，带坏干部队伍；而且严重影响干群关系，阻碍地方发展；甚至贪赃枉法，为害一方，极大地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近年来，“跑官要官”的歪风屡禁不绝，导致有的人刚刚提拔，便因案发翻身落马。那么，“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其一，发现选择机制不健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领导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组织考察干部，也是找单位少数几个头一问就完，倾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表面凑个热闹，搞个民主推荐、拟任公示之类，实则流于形式，走走过场。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绩”全面衡量，实际上重“能”轻德现象十分严重。于是，那些溜须拍马者、作风飘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领导看作“能人”了。其二，择优劣汰机制不健全。考察作风官僚，考察手段陈旧，考察政绩不全面、不客观、不准确。没有把是否实践了“三个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标准，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为政绩衡量，客观上导致了那些投机分子削尖脑袋，一味表现。由此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不是“干”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其三，讨论决策机制不健全。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一把手说了算。这种一把手的绝对权力也让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标，自然也就与其“过从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随，生活中也就格外关照了。其四，约束机制不健全。不管上级、班子内部还是普通群众对用人都缺乏监督，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者有意见不发表，甘当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级，我无权监督，少说为妙。于是对组织上用人，用准了巴不得，用错了也没关系，大家求得个相安无事。其五，用人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纠错机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带病上岗”、“带病任职”现象，按理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方面对错用者该下的下，该撤的撤，另一方面对用人失察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顺藤摸瓜，追究相关责任。但因这方面制度不健全，责任无从追究，惩戒难以到位。加之现今能上能下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一旦提拔，除了极个别错用者因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外，违法情节稍轻的照样稳坐官位，逍遥自在。由于以上五大机制的不够健全，给少数干部通过非正常渠道晋升提供了方便和可能，“跑官要官”也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如何实现由“以人选人”到“以制度选人”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三、防治“跑官要官”的对策结合《干部任用条例》和当前的工作实际，以笔者之愚见，提出防治“跑官要官”对策如下。㈠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要坚持任人唯贤。历朝历代开明的官吏都十分重视选拔有德才的人为官。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力谏“亲贤臣，远小人”；绵延10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虽有不少弊端，但它注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可取的。诚然，这种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历史证明，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大批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举人，绝大部分成为了国家的栋梁；如今的向社会公开招聘领导干部，历经笔试、面试和考察，则更为科学和合理。今后要进一步加大考试选拔人才的力度。传统的举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继续运用，但要加强民主举荐的力度，切忌少数领导干部凭好恶推荐人才。望城县委从去年9月开始试行票决制任免干部，一年任免科局级干部13

8名。“不善走上层路线”的李茜，通过票决制顺利当选团县委书记，一年来一直干得不错。事实证明，票决制的推广，有效地遏制了“跑官要官”行为，堵塞了“跑官要官”的成本通道，值得大力推广。选拔干部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还要坚持原则，注意方法科学和合理，严格区分“贤”与“庸”，切实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任用到重要岗位上来，力戒“任人唯亲”。毛岸英的一个亲戚写信希望在长沙谋个“厅长的位置”，毛泽东闻讯后非常恼火，觉得这个亲戚远不能胜任厅长，给湖南省委去信说：“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为我们在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二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一个干部干没干事，干没干好事，关键在考核。真正做到凭实绩认定和使用干部，把确有实绩、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选拔上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考核干部落脚点要放在群众的评价和工作成效的好坏，而不只是听本人的汇报。宁乡县基层司法干部袁雪松，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民请愿，因此得罪的人不少，在当地群众中口碑却极佳。作为上级组织和领导者，要有一双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主动辨别忠奸良莠，多把目光投向那些默默无闻、踏实干事者。三要加强责任追究。用人失察与贪污受贿，同属腐败；组织腐败较经济腐败，危害更甚。目前个别地方，用人准确，皆大欢喜，提拔失误，拍屁股走人，责任无从追究。而将那些道德品质低下的“能人”提拔上来后，“能力”越强，则危害国家和社会更烈。这几年曝光的某些动辄

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的巨贪，有不少当年即是走的“跑官要官”路线，这些“带病上岗”的贪官，到头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是巨额损失。所以，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一旦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到底，让那些“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腐败者没有市场，“跑官要官”者自然也就没有了对象。㈡建设一支公正严明的干部队伍加强学习是关键。现在的少数干部，满足于一知半解，“一本本子一支笔，一张寡嘴混饭吃”，甚至热衷于“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整天不学无术，庸庸碌碌，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使人失去理想信念，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挫伤开拓进取的锐气。我们的所有干部，特别是组织人事等重要岗位上的干部，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要借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契机，不断锤炼自我，提高修养，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拒腐防变的免疫力，把自己锻造成为一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正严明”的优秀国家干部。强化监督是保障。缺乏监督是干部滋生腐败的温床。要建设一支公正严明的干部队伍，就要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要以贯彻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契机，结合《干部任用条例》的实施，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切实落实监督措施，使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成为必然，也成为可能。奖优罚劣是手段。没有激励也就无所谓动力。勤与懒是相对的，廉与贪也是相对的，而且两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只有建立一定的奖惩激励机制，优者才会更优，劣者也会变优。奖励宜重，处罚宜准，让真正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让那些“平者让，庸者下”。㈢建立健全干部长效管理机制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干部任用条例》。各部门、各行业都要深刻领会精神，切实将精神融入到各项工作中。二是建立完善配套的干部管理制度。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干部考核、干部教育培训、干部过错责任追究、干部廉政制度等。三是建立上下联动、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严肃处理“带病上岗”、“带病提职”和“跑官要官”行为，一旦查出问题，不管官职多大，后台多硬，该处分的要处分，该判刑的要判刑。“跑官要官”虽是一种痼疾，但也并非不可救药。只要我们全社会高度重视，齐抓共管，找出良方，斩断买官卖官的腐败链，要彻底治愈这一痼疾，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缪咏春)

第五篇：防治“跑官要官”问题研究

当前，在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方针指引下，广大干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勤政为民，踏实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干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专就干部队伍中“跑官要官”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跑官要官”专指那些为了个人升官得益而四处攀附权贵、行贿受贿的行为。这里有两层涵义，主要是指为获取官职头衔而行贿的“买官”者，也指为获取个人私利而慷慨赠官的“卖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现与危害

说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会振振有辞地说，毛遂不是曾主动向平原君自荐，结果如愿以偿，功成名就吗？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荐来自比，其用心是为自己“跑官要官”寻找根据，其实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毛遂自荐，是要去担负最危险的任务，要官者哪个又不是拈轻怕重？毛遂只求负重任，并不要官职，要官者哪个不计职务高低？毛遂执行任务，不为名利，而要官者哪个不是倚权得利，大捞“油水”？

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有的四处活动，以亲戚、朋友、老乡关系大套近乎，拉拢上层领导，表面上没有经济往来，无形中在进行感情投资；有的慷慨解囊，借领导至亲红白喜事、本人生日、搬迁、逢年过节之机，大兴行贿之实；有的利用手中权力，为领导及亲属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乐当轿夫、吹鼓手，为领导“政绩”营造“和谐”氛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属那些工于心计、勤于钻营、不学无术者，让这些人混入领导干部队伍，不仅败坏党风政风，带坏干部队伍；而且严重影响干群关系，阻碍地方发展；甚至贪赃枉法，为害一方，极大地贻害党和人民的事业。近年来，“跑官要官”的歪风屡禁不绝，导致有的人刚刚提拔，便因案发翻身落马。那么，“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现象产生的根源

其一，发现选择机制不健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领导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组织考察干部，也是找单位少数几个头一问就完，倾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表面凑个热闹，搞个民主推荐、拟任公示之类，实则流于形式，走走过场。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绩”全面衡量，实际上重“能”轻德现象十分严重。于是，那些溜须拍马者、作风飘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领导看作“能人”了。

其二，择优劣汰机制不健全。考察作风官僚，考察手段陈旧，考察政绩不全面、不客观、不准确。没有把是否实践了“三个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标准，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为政绩衡量，客观上导致了那些投机分子削尖脑袋，一味表现。由此也让不少人误以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不是“干”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其三，讨论决策机制不健全。单位或部门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一把手说了算。这种一把手的绝对权力也让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标，自然也就与其“过从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随，生活中也就格外关照了。

其四，约束机制不健全。不管上级、班子内部还是普通群众对用人都缺乏监督，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者有意见不发表，甘当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级，我无权监督，少说为妙。于是对组织上用人，用准了巴不得，用错了也没关系，大家求得个相安无事。

其五，用人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纠错机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带病上岗”、“带病任职”现象，按理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方面对错用者该下的下，该撤的撤，另一方面对用人失察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顺藤摸瓜，追究相关责任。但因这方面制度不健全，责任无从追究，惩戒难以到位。加之现今能上能下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一旦提拔，除了极个别错用者因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外，违法情节稍轻的照样稳坐官位，逍遥自在。

由于以上五大机制的不够健全，给少数干部通过非正常渠道晋升提供了方便和可能，“跑官要官”也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如何实现由“以人选人”到“以制度选人”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三、防治“跑官要官”的对策

结合《干部任用条例》和当前的工作实际，以笔者之愚见，提出防治“跑官要官”对策如下。

㈠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一要坚持任人唯贤。历朝历代开明的官吏都十分重视选拔有德才的人为官。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力谏“亲贤臣，远小人”；绵延10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虽有不少弊端，但它注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可取的。诚然，这种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历史证明，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大批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举人，绝大部分成为了国家的栋梁；如今的向社会公开招聘领导干部，历经笔试、面试和考察，则更为科学和合理。今后要进一步加大考试选拔人才的力度。传统的举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继续运用，但要加强民主举荐的力度，切忌少数领导干部凭好恶推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