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跑官要官研讨会发言1

第一篇：治理跑官要官研讨会发言1

治理跑官要官专题研讨会发言提纲

一、“跑官要官”的主要表现

所谓“跑官要官”，就是违背组织原则和干部选拔程序，采取物质贿赂、感情投资、弄虚作假等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请托人谋取官职和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是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是物质贿赂谋取官位。通过权钱交易，把物质利益作为换取官位的工具。有的跑官要官者直接送钱送物给能够“左右”自己政治命运的人，或者邀请领导干部在经济实体入干股分红，金钱开路，财物搭桥，赤裸裸地伸手要官要权；也有的送钱送物给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亲友，或者为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家属的学习、考察、参观、旅游等活动提供种种好处，或者给领导机关及其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玩曲径通“优”谋己之私，借以获取领导干部好感，作为自己仕途升迁的交换手段。

二是感情投资谋取官位。通过感情开路，把本属正常的个人感情作为谋取官位的筹码。有的在同事、同乡、同学、战友、朋友的交往中，平时吃吃喝喝，或小恩小惠许以好处，注意培养感情，一有谋取官职的需要，就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源向有关领导推荐自己，为自己说情、打招呼、找门子，谋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拔重用自己；有的热衷于 搞你你我我、拉拉扯扯，表面上团结一片，颇有人缘，实质上别有用心，往往在领导岗位发生人事变动的时候，就有人拉帮结伙说前任者的坏话，说现任者的好话，乞望领导先在心理感情上认同自己，在选人用人时考虑自己，其借口是反映情况，实质是跑官要官。

三是弄虚作假谋取官位。通过欺上瞒下，把弄虚作假作为谋取官位的手段。有的在年龄、学历、经历、特长，甚至政治面貌、家庭背景、奖惩情况等方面弄虚作假，企图得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格外注意和关心，一旦目的达到，就会提出官职方面的要求；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注重表面功夫，追求表面形象，特别是在领导干部换届调整过程中，为了把竞争对手拉下马来，拉拢群众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为自己“升官”造势，并散布和编造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的谣言与不利消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形象；有的在政治上、仕途上工于心计之徒，别有用心地对权力部门和领导干部进行“持久战”，为领导政绩营造虚假“和谐”氛围，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提出官位职权的要求。

由于跑官要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在当前治理工作还存在“三难”突出问题。一是难界定。有的领导以推荐或提名干部为由，在调整任用干部中，向组织递条子、打招呼、施压力，为身边的人或亲朋好友谋取官位；有的跑官要官者以实际困难、专业对口为名，直接或间接地 向组织提要求、谋升迁，如何界定这些“正当理由”背后的跑官要官行为还难以把握。二是难监管。“跑官要官”无孔不入、无时不在，往往混杂于一些日常的工作联系、人际关系、亲情交往之中，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导致发现难、查证难、监管难。三是难查处。治理“跑官要官”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的责任，但由于权责不明确、制度不健全、惩处手段不过硬，存在着上级管得着却看不见，同级、下级看得见却不愿管、不敢管，群众既看不见也管不着的问题，助长了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

二、“跑官要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是“官本位”思想至上。在少数干部中，名利、地位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对权力的向往、崇拜和追求，深藏于潜意识中，当官不是为了做事，而是为了光宗耀祖，取得名利和地位。当今时代，“当官”仍被认为是最有脸面的职业，“级别”仍是区分人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不少干部认为，提拔重用是体现自己才干和人生价值的最好标志，既可得到相应的经济待遇，又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官”，必然不择手段地“跑官要官”。

二是物质利益驱动。从公务员队伍内部看，不同级别在住房、医疗、福利上的差别过大，同一级别的待遇在不同的地区、部门、行业、系统差别过大，升迁和调整是最直接的 激励方式，从而加剧了部分干部价值观的扭曲和对“官位”的追求。以致于一些人为了谋得更高的官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用巨额财物去贿赂那些掌握干部提拔任用实权的人物；一些掌握用人权力的人则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私有权力，通过权力变现谋取不正当利益，于是“跑官要官”就有了市场。

三是权力集中难以制约。在现行体制下，干部的选任权力握在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手中，且这种“少数人选人”和“个别人说了算”的权力难以实施制约，无疑为“跑官要官”提供了生存空间。少数原则性不强且握有这种权力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喜好来选人用人，沾亲带故的、给了好处的、关系密切的，就成为他们的首选；而不跑不送的，实权者既不熟悉，更没私交感情，自然要被撩在一边。虽然《干部任用条例》颁布以来，各级党委制定了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但现有的制度大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可操作性，系统化程度也不够，一些惩处性的规定分散于其他法规制度之中，难以发挥整体功能。

四是考评体系不够完善。由于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有的领导在评价干部政绩与能力时，往往凭主观印象，看表面功夫、看关系亲疏，而不是看实绩，有的甚至把那些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水分经济的干部看成是“有魄力、有开拓精神”的能人；把“能跑会送”看成是干部“思想活、外交和协调能力强”的表现，以致于一些善搞“花架子”、搞假政绩和能跑会送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三、治理跑官要官的建议对策

第一，突出一个“育”字，加强教育引导，使之“不愿跑”。要切实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个人的名利地位，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化“官本位”观念，消除“跑官要官”的思想根源。要坚持抓好以《干部任用条例》和四项干部监督制度为核心的干部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让干部正确把握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不断强化法律法纪意识，自觉抵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光彩举动、不正派行为。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既要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又要充分调动各个年龄阶段干部的积极性；既要重用招商引资、基层一线的干部，又要关心综合管理、执纪执法部门干部的成长，让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干部都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和成长进步的机会，努力形成干部埋头干事、业绩群众评价、成长组织关心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各级干部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思发展、谋发展、抓发展上来。

第二，突出一个“堵”字，拓宽监督渠道，使之“不能跑”。一方面，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监督。坚持干部选拔任用全程记实制度，为准确界定责任、实施责任 追究提供基本依据。坚持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推行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列席下级党委讨论决定干部工作会议制度、“一把手”用人行为离任检查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制等制度，实现对干部选任工作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督。另一方面要做好群众监督。畅通干部信访举报渠道，加强干部监督员和干部监督信息员队伍建设，建立“便捷、安全、高效”的举报机制，将选人用人权力臵于群众监督的“广角镜”之下，让跑官要官者没有藏身之地，显身立现，露头就打。

第三，突出一个“惩”字，强化警示惩诫，使之“不敢跑”。要坚持集中整治与定期督查相结合，切实加大对跑官要官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跑官要官”者严肃批评教育，直至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让那些跑官要官者心生畏惧，自我收敛。要认真落实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对那些为“跑官要官”者创造条件甚至卖官鬻爵的，追究组织、纪律和法律责任，从源头上堵住“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对查处的案件要予以通报，做到查处一起、教育一片。

第二篇：跑官要官

跑官要官

解读“跑官要官”

来源http://hi.baidu.com/373663030/blog/item/5af2e36e231c05d880cb4a66.html

《党章》在“党的干部”一章(第六章)中，首先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当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选拔干部的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现象。手头有的几份资料这样记录着：2005年9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原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犯受贿罪、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同年10月1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04年以来查处的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及邵建伟、武保安三起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同年12月13日，曾任安徽省定远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因受贿、巨额财产不明一案在淮南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材料记录，他们都开有“官帽工厂”，都做着“买官卖官”的买卖，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了。有顺口溜这样给“跑官要官”画像：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为了遏制“跑官要官”行为，每年，尤其是逢年过节，从上到下都会下发红头文件，各级领导在党风廉政会议上也反复强调，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请客送礼现象，我们局和各个下属单位对这项工作更是非常重视。

通过近期学习党章，笔者对“跑官要官”现象进行了再思考，试图对其进行一番解读，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跑官要官”的内涵

“跑官要官”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古已有之。正面的典型范例如“毛遂自荐”等；反面的典型则多得数不胜数，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反两种“跑官要官”相比较，一个主要是为了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为了一己私利；一个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一个是隐蔽的不敢见阳光的；一个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胆略，一个是凭借卑鄙无耻的手段。我们解读的是后者，可以定义为“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取以行贿等为主要手段的跑官要官行为”。

二、造成“跑官要官”现象的几个因素

1、心理因素。“跑官要官”从正面来看主要还是“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同时，“官”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利益大于风险的利好行当。单是正当的工资收入就已经相当诱人，何况有的人“跑官要官”，要的都是“肥缺”，期望自己的投资有更丰厚的回报。心理学家指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什么在“跑官要官”上面，总有人乐此不疲呢？答案是，走官场之路有贩毒的利润却没有贩毒的风险。

2、客观因素。不少“跑官要官”者本身在才学方面技不如人，不采取点“非常”手段，便会一世“庸庸碌碌”。部分有才学的人看到自己勤勤恳恳，也成绩斐然，却在“提拔”方面总是落后于人，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也只好奋起直追，开始自己本不愿为的“跑官要官”历程。

3、市场因素。经济学认为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卖官鬻爵”和“跑官要官”就是符合市场经济要素的一对孪生姐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一介平民“出资”给某领导，得到了一顶小官帽；某领导又“出资”给自己的上级，得到了一顶更大的官帽。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呈现出一派“官帽市场”繁荣的景象。

4、帮派因素。我们往往听说“某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是某某某的人”等。把组织上的提拔歪曲为个人的提拔，把组织上赋予个人负责的权利歪曲地说成是个人的特权，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和群众，而只是感谢某某人。这样一来，很容易在选人用人中搞团团伙伙或小圈子，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损害党组织的威信和凝聚力。官位有一个，你坐也是坐，他坐也是坐。看谁投资大，看谁有后台，看谁更愿意当奴才。一言以蔽之，看谁能给领导办更多的事，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这样，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就顺理成章了。

三、“跑官要官”的危害

一个社会如果“求官”之风盛行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法国杰出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谈到19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曾经说过：“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并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把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之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可以说，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跑官要官”、“卖官鬻爵”。它是一切腐败现象中最大的腐败，是出现在我们党核心区的一颗毒瘤，危害可谓巨矣！

1、它败坏了党风民风。“卖官鬻爵”、“跑官要官”造就了一批心术不正、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贪官，压制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真正人才。群众气愤地说：“表扬了溜须拍马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使“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大打折扣，成为危害党的肌体的毒瘤、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使党的形象遭到歪曲，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影响，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地位有所降低。在一定区域范围，形成“家天下”的局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小人得志，横行无忌。

2、它是“窝案”“串案”的祸根。“跑官要官”的特点就是平民买小官，小官买大官，大官买更大的官。形成利益相关、生死相依的链条，成为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前文提到的，在“马德官市”中，向上连接着韩桂芝、田凤山等几位即将走上法庭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已经或即将被判刑的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所以，一旦天机泄漏，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就是形成“窝案”“串案”的原因。

3、给国家、集体带来巨大损失。首先是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从我们破获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案件可以发现：他们横行之时，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民主遭到破坏，政令难以畅通，经济发生倒退，群众有苦难言，正直之士被迫害；当我们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动手查案之时，他们又会启动庞大的关系网，设置种种障碍，隐瞒事实真相，销毁证据，甚至玩弄金蝉脱壳、丢卒保车把戏，甚至不惜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给我们查案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要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又往往在一定区域范围造成一定时间的行政工作难以维系，甚至瘫痪。其次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想富，提干部”。在“卖官鬻爵”、“跑官要官”的圈子里，往往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经济圈。卖官者一顶官帽卖几万到几十万，收入颇丰。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卖官鬻爵”中少则收入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千万，可是依旧“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平，直到被绳之以法。名难以见经传的买官者，可以想见绝不亚于卖官者。在买官时“投资”了5万，就要十倍百倍的捞取回来，可以说敛财的欲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家利税、企业利润等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个人的腰包，给地方或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官迷向中央要官.中央说没位置了.官迷:明明还有四个空位!中央奇怪哪还有?答:政治局局长,国务院院长,书记处处长,中央办公厅厅长.你给哪个?

根治“跑官要官”有赖民主政治建设 金羊网 2006-01-2

4默客

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昨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查处的一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近年来大家已是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了。说到“买官卖官”的症结所在，其实大家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如何遏制和根治“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也提出了不少对策和建议，上至中央下至各级政府在“高度重视”之余，也出台了各种治理制度和规章。然而，这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似乎不但未受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积重难返之势，诸如“卖官书记”之类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久之让人产生“审腐疲劳”。

为什么对这种知其症结所在的“买官卖官”现象，却始终无法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像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是反腐利剑却被弃之不用一样令人莫名其妙，发人深省。可以见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治理“买官卖官”顽疾的思路和对策中，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有某种难言之隐，始终遗漏了权力制衡、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这样的重要内容，或者虽然有提及但却无实际的行动，所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大多停留于口号和报告上。

而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实行民主有助肃清吏治腐败的流毒。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吏治腐败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但民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有基于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否则，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以民主的普适性原则来衡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和体制环境，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只是看起来漂亮，听起来动听，一遇实际情况便显示出难以操作，或者一操作就变形，缺乏制衡力量的窘况和软肋。

比如，在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常委票决等制度外衣下，难以掩饰的依然是“一把手”拍板、定夺的现状。其结果是，实际上仍由“一把手”决定一切的现状，却披上了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合法外衣。如此一来，实际上又反过来强化了“一把手”决策的权威和“合法性”，巩固了“一把手”的权力和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最起码表面看来更具“合法性”的“一把手”决策，使人们更难以从中找出其违法乱纪的破绽。显然，这对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没有帮助。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然而，在现实中，许多类似的悖论就隐藏在这些程序和细节之中，滥权的魔鬼就在其中游刃有余。我们一方面要预防一把手腐败，但另一方面又时刻强调一把手的权威，无条件地维护其权威，甚至容不得党内的批评和坊间的议论。难道这不是矛盾吗？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讲究制约和平衡的。如果一个国家当中某种政治力量始终处于强势的、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甚至连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也没有，那么这种力量势必会加剧膨胀，大至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小至民生小事，无不受其主导和影响。如果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发生异质化，或者在其内部发生了与当代社会文明相悖的变化，也势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发生深刻影响。这个问题深不得浅不得，不说也罢。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家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反对者或反对的声音，同样是一种保持稳定和平衡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可见，培养一种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对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健康发展，其实也是必须的。在谈到希特勒发动二战之时，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希特勒疯狂的反人类阴谋为何没有人反对？或者说，为何反对的力量没有起到作用？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反对的力量和声音太弱小，以致根本无法对希特勒集团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其根源又在于高压和专权。

扯远了。说回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表面上看这是封建社会的“遗毒”、顽疾，其直接表现就是对人身的依附，由于利益的关系又使人身依附变成了一种系于金钱的买卖关系，使国家权力货币化。但其实质是权力私相授受和利益分赃。其症结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即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卖官鬻爵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其原因正在于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那就是人治，是权力高度集中，就是专制，是等级森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这样的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之下，要想获得权力和升迁只好实施人身依附的策略或者进行权钱交易。

如何遏制和治理这种“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强化中央集权，利用铁腕统治，以整肃吏治，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这须基于统治阶级的自觉，以及吏治腐败已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之时，比如清朝雍正时期的铁腕反腐。但是，这种基于集权的反腐路径，不但成本极高，效果不好，而且也难以长久坚持。因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卖官鬻爵等吏治腐败，其根源在于其政治体制——专制政权。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虽然已呈现了新的特点，但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权力过份集中和缺乏民主监督的结果，而“买官卖官”这种吏治“毒瘤”久治不愈的现实，使得反腐败的剑锋已经集中指向当下的体制弊端和政治环境。事实上，不独反腐败领域，其它诸如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等在眼下遇到的困难，同样也跟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滞后而导致的“瓶颈”有关。

因此，治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其治本之策是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现有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生态。倘若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始终在政治体制改革面前逡巡不前，那么再多的反腐手段，再多的花样，再大的力度，“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个最丑陋的吏治腐败依旧会层出不穷，不仅如此，而且还会使反腐败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发生严重扭曲。

不过从目前看，在推行党内民主也步履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殊非易事。

跑官：动词，指通过行贿、拉关系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

(点评：官本应是选举产生的，或是集体讨论后任命的，可是由于人事制度不严，官本位滋长，有些人成了官迷。跑官不是空手去的，大多是贿官。这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出现的较严重的问题。———邓伟志)其他：科学发展观、打黑、反腐倡廉、反恐、接访、勤政、双规、套改、问责、政治文明，等等。

第三篇：加大治理跑官要官的对策和建议

加大治理跑官要官的对策和建议

跑官要官现象让人深恶痛绝，这里，谈谈对治理跑官要官现象的一些简单看法。

一、应该完善的干部任用的机制和体制。考察评价干部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初始环节。许多跑官要官者，基本上都是绕过这环节，走上层路线才得逞的。因此，我们在治理跑官要官的现象时，应从选拔任用干部的第一步抓起。（1）有必要建立起一套综合、全面、客观评价干部的机制。所谓“综合”，就是评价干部不应该只看其某一方面、某一段时间的表现，而是对其平常时间点滴言行的综合评价；所谓“全面”，就是评价干部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或“以分用人”，而是要根据其工作性质及表现，结合民主投票全面评价；所谓“客观”，就是评价干部要结合其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和现在任职需要具体分析。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也起着导向作用，让广大干部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完善自我、扎实工作上来。（2）有必要建立动态考察评价干部的机制。跑官要官的行为不好，我们要对跑官要官的情况具体分析。“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绝大多数跑官要官者，最初都是想把自己积极要求进步的意愿向组织表达，只不过表达意愿时，没有选择找“组织”，而是找领导。对这些跑官要官者，应批评其行为，但更应该注意保护其要 求进步的积极性。因此，组织部门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介入干部的日常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位干部进行一次谈心谈话，随时掌握了解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思想情况，把对干部的考察评价放在平时，同时，这种动态考察评价干部的机制，也能让所有干部积极要求进步的愿望能得到及时表达。

二、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1）有必要畅通干部选拔任用信访渠道。通过调查了解，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跑官要官者提拔使用时，群众并不是没有意见，而是群众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表达意见。考察任用干部时，群众如果能通过一个他们信任的渠道，把意见及时表达出来，跑官要官者可以“跑、要”说话，群众不跑就可以说话，那么跑官要官的意图也未必能实现。（2）有必要建立考核责任制。在考察任用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应该明确具体内容、具体责任、具体人员。这样，一旦干部任用失误，谁推荐、谁考察、谁决定的，谁该负责就一目了然。

三、应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规定现在还是比较完善的，但关键是执行。立法容易执法难，跑官要官者会向谁去“跑、要”？现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规定那么多，可这些制度规定为什么在个别单位总是执行不好？主要是个别单位对一把手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只要一把手提名的人肯定会提拔，从而使跑 官要官者的意图能实现。长时间如此，就导致跑官要官的风气盛行，使我们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制度规定形同虚设。因此，在治理跑官要官现象时，应该制定一些具体、有效的对各单位一把手监督的措施要求。

第四篇：治理跑官要官问题研究提纲

治理跑官要官问题研究提纲

一、跑官要官的主要表现形式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当前，在一些地方跑官要官之风盛行，跑官要官者往往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使用的招数可谓五花八门。一是打“感情牌”。二是搞“直接交易”。三是走“迂回路线”。四是搞“长期投资”。

二、产生“跑官要官”现象的原因 一是“官本位”思想仍很突出。二是“权力利益化”诱惑力较大。三是“怕吃亏”思想造成心理失衡。四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缺陷。五是干部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治理跑官要官现象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干部教育引导机制。

（二）改革干部选任机制。

（三）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四）构建干部退出机制。

第五篇：德安县“治理跑官要官问题”调研报告

德安县“治理跑官要官”问题调研报告

“跑官要官”现象是“官场”腐败的一大顽症。所谓“跑官要官”，就是违背组织原则和干部选拔程序，采取物质贿赂、感情投资、弄虚作假等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自己或请托人谋取官职和权力的一种突出表现，是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一些干部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跑上级领导、跑推荐人、跑选举人，以得到上级的提名，拉到足够的推荐票、选举票。在他们看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似乎已成为目前当官的“潜规则”。“跑官要官”这一陋习的滋生蔓延，不仅腐蚀了大批党员干部，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摧毁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还会激发党群干群矛盾，引发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这种所谓的“潜规则”，正派干部很有意见，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是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一种严重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加以遏制和铲除。如何治理“跑官要官”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跑官要官问题的突出表现形式。

“跑官要官”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从近年来查处的的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看，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是长期投资式。这些人在政治上、仕途上工于心计，长期运用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和物质贿赂，达到水到渠成、为我所用的目的。有的整日围着领导转，投领导所好，不以物小而授之，平日里陪吃陪玩；有的借领导至亲红白喜事、本人生日、搬迁、逢年过节等各种机会给领导送钱送礼；有的搞“曲线救国”，给领导的配偶、子女或亲

友送钱送物，或为领导干部及家属学习、参观、旅游等活动提供好处；有的利用手中权力，给领导机关和部门提供各种方便，同权力部门的领导建立关系，为日后升迁奠定基础。

2、是集中突破式。这些人信奉“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平时很少围着领导转，但一旦听到即将有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调整的风声，立即抓住时机,找准跑要的目标，对主要或有任职决定权的领导干部进行重点攻关，甚至直接以金钱作筹码，赤裸裸地利用贿赂换取官职。尤其是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部门和单位领导干部调整变动或机构改革这些特殊时期，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3、是多层请托式。这些人把正常的人情往来作为谋取官职和权力的筹码，有的投亲靠友，在与同乡、同学、战友、朋友之间的交往中培养感情，一旦有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调整的风吹草动，就动用这些社会关系，为自己说情、打招呼、找路子；有的攀龙附凤，对能办事的人巴结讨好、见风使舵，尤其是上级领导、老板、能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抬高自己；有的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编织关系网，形成小圈子，为跑官要官积累资本，培植势力。

4、是上层路线式。这些人越过主管自己的组织人事部门，利用各种人际关系，请更上一级的组织人事部门或有利害关系部门的领导以及已离退休的老干部出面替自己说话讲情，利用上级的职权或老干部的余威向组织或领导施压，从而达到个人谋官得权的目的。

5、是下“跑”群众拉拢造势式。有的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注重表面功夫，追求表面形象。特别是在基层乡镇换届中，为了把竞争对手拉下马来，拉拢群众进行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和物质贿赂，为自己“升官”造势，并散布和编造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的谣言与不利消息，射暗箭，泼污水，损害竞争对手的形象，以此来混淆视听，欺骗民意。

二、“跑官要官”的形成原因

“跑官要官”问题之所以在少数地方和单位存在，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既有主观上的因素,又有客观上的因素,既有组织上的原因,又有干部个人的原因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和危害极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思想至上是“跑官要官”形成的历史根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崇尚的是“学而优则士”。进入当今社会，“官本位”思想至上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少干部认为：提拔重用是体现才干和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志，当上了官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不仅光宗耀祖,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老百姓得不到的利益,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取得双赢。在这种“官本位”思想支配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当官”，为了满足这种心理需要和现实需求，必然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跑官要官”，以追求职位的提升。

2、过于追逐现实利益是“跑官要官”形成的经济根源 干部职务晋升的途径主要是靠提拔，而领导岗位本身就很稀少，容易发生拥挤的状况，而且随着职务、职级不同，在住房、医疗、福利上的差别明显，同一级别的待遇在不同的地区、部门、行业、系统差别过大，升迁和调整是最直接的激励方式，从而加剧了部分干部价值观的扭曲和对“官位”的追求。以致于一些人为了谋得更高的官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用巨额财物去贿赂那些掌握干部提拔任用实权的人物；一些掌握用人权力的人则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私有权力，通过权力变现谋取不正当利益，于是“跑官要官”就有了市场。

3、权力集中难以制约是“跑官要官”形成的现实根源。在现行体制下，干部的选任权力握在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手中，且这种“少数人选人”和“个别人说了算”的权力难以实施制约，无疑为“跑官要官”提供了生存空间。少数原则性不强且握有这种权力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喜好来选人用人，沾亲带故的、给了好处的、关系密切的，就成为他们的首选；而不跑不送的，实权者既不熟悉，更没私交感情，自然要被撩在一边。虽然《干部任用条例》颁布以来，各级党委制定了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但现有的制度大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可操作性，系统化程度也不够，一些惩处性的规定分散于其他法规制度之中，难以发挥整体功能。

4、考评体系不够完善是“跑官要官”形成的体制根源。由于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有的领导在评价干部政绩与能力时，往往凭主观印象，看表面功夫、看关系亲疏，而不是看实绩，有的甚至把那些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水分经济的干部看成是“有

魄力、有开拓精神”的能人；把“能跑会送”看成是干部“思想活、外交和协调能力强”的表现，以致于一些善搞“花架子”、搞假政绩和能跑会送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三、我县在防治跑官要官问题的主要做法。

在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治跑官要官问题，建设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素质方面，我县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1、严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引导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继续抓好正面典型、反腐警示、党政纪条规、岗位廉政等反腐倡廉教育，深化对党的理论、党的传统、党的制度、党的纪律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淡化“官本位”等不良观念，消除干部“跑官要官”的思想根源。

2、严格管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各项制度。坚持严字当头，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坚决克服好人主义倾向，对干部选拔任用当中的问题要敢抓敢管，决不能姑息迁就、放任自流。坚持制度为本，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学习、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廉政，以及领导班子的党内生活、团结协作、议事决策、推动落实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并切实抓好贯彻执行，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

3、严格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力度，着力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违规用人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有跑官要官行为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加大对“跑官要官”等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形成吏治从严的良好用人环境。

4、加大竞争性选拔任用干部力度，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工作透明度。今年我县拿出了7个科级岗位，在全县范围内公开选拔，在干部群众中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努力做到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真正把选人用人的政策和标准交给群众，把程序和方法告诉群众，把选人用人的相关情况及时反馈给群众，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热情，进而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四、治理跑官买官问题的难点及对策建议。

由于跑官要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在当前治理工作还存在“三难”。一是难界定。有的领导以推荐或提名干部为由，在调整任用干部中，向组织递条子、打招呼、施压力，为身边的人或亲朋好友谋取官位；有的跑官要官者以实际困难、专业对口为名，直接或间接地向组织提要求、谋升迁，如何界定这些“正当理由”背后的跑官要官行为还难以把握。二是难监管。“跑官要官”无孔不入、无时不在，往往混杂于一些日常的工作联系、人际关系、亲情交往之中，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导致发现难、查证难、监管难。三是难查处。治理“跑官要官”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的责任，但由于权

责不明确、制度不健全、惩处手段不过硬，存在着上级管得着却看不见，同级、下级看得见却不愿管、不敢管，群众既看不见也管不着的问题，助长了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

治理“跑官要官”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从加强领导干部党性教育、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综合考核评价、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防止和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从而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1、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着力解决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的问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高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的定位，直接影响到他能否正确行使自己手中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加强对干部的日常教育，充分发挥教育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拒腐防变能力，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建立领导干部定期学习教育制度，以提高其免疫力。要通过平时的日常教育和集中强化教育，让广大干部真正懂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涵义，从而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淡化“官本位”等不良观念，消除干部“跑官要官”的思想根源。

第二，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着力解决“一把手”用人权力过大的问题。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由“少数人选人”和“伯乐相马”的格局。深化改革，真正形成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有效的制度框架，不断提高干部工作的透明度,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程度，才能最大程度的限制和削弱个别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影响，从而铲除“跑官要官”问题滋生的土壤。一是规范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的提名行为，实行领导干部署名推荐干部制度，开展全委会成员推荐提名下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试点，积极探索党委全委会提名重要干部人选的方法和途径。二是加大竞争性选拔任用干部力度。要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范围，改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探索公推公选、公开遴选等其他竞争性选拔方式，探索差额选拔任用干部制度，努力做到优中选优，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三是增加干部工作透明度。阳光透明是杜绝“跑官要官”的根本举措。积极探索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努力做到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真正把选人用人的政策和标准交给群众，把程序和方法告诉群众，把选人用人的相关情况及时反馈给群众，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热情，进而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第三,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综合考评工作，着力解决坚持用人导向与实际用人“两层皮”的问题。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健全领导干部综合考评机制。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不断完善综合考评方法、强化考评结果的运用，客观、真实地掌握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各方面情况，真正把那些思想品行好、工作能力强、工作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那些靠跑官要官上位、思想动机不纯、工作能力差的干部无所遁形，也使那些想要“跑官要官” 的干部望而却步。一是在考察干部“德”的方面做文章。细化干部“德”的评价内容和要求，通过考评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重大是非考验面前表现和对待个人名利态度四个途径，全面考察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品质、工作作风和道德品行，努力把干部的“德”考实考准。二是在考察干部“实绩”方面做文章。科学合理地设臵干部“实绩”的考评指标，在日常考核和考核的基础上，通过换届考察和任职考察等方式，考察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实绩，增强考察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三是在考察干部“群众公认”方面做文章。畅通干部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创造群众参评的民主环境，召开干部职工大会，由干部职工对领导干部的实绩进行民主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其评价使用的重要依据。另外，在考评过程中，还要扩大谈话人员范围，广泛听取民意，正确评价干部。

第四，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力度，着力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违规用人问题。中央多次强调,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跑官要官问题的整治，既要坚持正面教育,又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跑官要官”等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形成吏治从严的良好用人环境。一是要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下级党委（党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每年进行检查或抽查，并形成长效机制；对举报较多、群众满意度和“一报告两评议”结果不高或调整干部过于频繁、数量过大的地区和单位，要进行重点专项检查，一旦发现违规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并责令其及时整改、查

找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防范的具体措施。二是加大对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要始终保持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长期性和顽固性。要充分利用信访、电话、网络“三位一体”的信访举报受理平台，切实加强对违规选人用人、跑官要官等问题的受理和查处工作。三是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要全面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事制度，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的负责人员及其工作职责，切实做到“谁推荐、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建立违规用人责任“倒查”机制，要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规定》，对正在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教育并根据具体情节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对跑官要官已经成功的,一经查实，不仅要降职或撤职,还要对其作出相应的纪律处理；对为“跑官要官”者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的责任人，要视情节从严追究其组织、纪律和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有关领导才不敢滥用跑官要官之人,跑官要官行为才能得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