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第一篇：《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2010年08月14日 16:23:31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北京众多的现状问题（比如旧城大拆除的破坏、中心大团继续膨胀、新城规划难以落实等）的解决常常为体制所限，规划的真正落实必须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上月底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传出消息：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下称200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介绍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实际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

“目前北京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北京市人大代表吴守伦发出警告。

2005年版总体规划指出，“根据预测，在考虑内部挖潜和南水北调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规划可供水资源量为54.2亿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国家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40立方米/年测算，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约为1600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多案例的统计分析，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现代小康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和可预见的经济技术水平，北京的水资源可承载人口为1800万人左右。”

这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仅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并不意外——它只不过是为北京“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长篇故事写下了最新段落。

是不是“短命”规划

北京的上一版总体规划——1993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下称1993年版总体规划）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为1250万人，城镇建设用地为900平方公里。但到2003年，北京市的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456万人，城镇建设用地突破至1150平方公里。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1983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下称1983年版总体规划）上。这一版总体规划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市区城市用地440平方公里。但到1986年，全市总人口就增至1000万，比规划年限提早将近15年；1989年，规划市区用地规模由1980年的346平方公里增至422公里，趋于饱和。

“这两次规划因缺乏指导性，使城市建设超越规划范围而出现了无序蔓延的状况。”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欣葵等编著的《首都体制下的北京规划建设管理》一书（下称《首都体制》），对1983年版和1993年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作出评价。

由于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被迅速突破，上述两版总体规划成为“短命”规划，期限未到即须重修。突破了人口规模不会直接导致规划重修，只有用地规模被突破了，才构成重修理由。尽管人口规模的预测在规划编制中举足轻重，但总体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其核心任务是引导城市建设布局和调整土地利用，建设用地一旦告罄，规划便失去意义。

因此，人口规模被提前突破，并不意味着北京2005年版总体规划被提前终结。这一版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可达1650平方公里，只有这一规模被突破了，才有理由开始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

2003年，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约1150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约101平方米。其中，中心城人均建设用地约76平方米，远郊区人均建设用地约162平方米。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首都和经济特区城市的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宜在105平方米～120平方米之间确定。2005年版总体规划采取了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最低限105平方米，体现了“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原则”。

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用地规模有着对应关系。在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万美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关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8.5亿元、164.6亿元和1973.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分别为0.9%、7.6%和91.5%；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1251.6亿元，占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个百分点。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趋势之下，建设用地规模被提前突破，也不会令人惊诧。未导致“全市一盘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晨日前在调研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情况时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五年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体情况比较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目的、总体把握，依据专家评审成果，从战略高度解决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05年版总体规划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建设的经验总结，提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要求“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这一愿景在目前人口规模被提前突破的情形下，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应当是重点评估的内容之一。

在2005年版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各方形成的共识是：自1950年代开始在旧城上面建新城，以旧城为单一的城市中心不断向外扩张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北京的城市就业功能过度集中于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心区域，大量工作人口在郊区居住，引发城郊之间巨大规模的长距离交通，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虽经1980年代以来不断投入巨资修路架桥仍难以缓解，因此必须改变以改造旧城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向，通过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推动全市平衡发展，从战略层面走出困境。

这意味着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城市中心区的建设量向外围新城转移，避免外围新城继续承载因中心区改造被迫外迁的工作人口而沦为巨大规模的睡觉城。只有保护旧城，严格控制中心区的建设量，才能产生“挤出效应”，使外围新城的建设获得最为充分的支持，城市结构的调整才能顺理成章。

从2004年8月31日起，北京市禁止经营性土地协议出让，统一采用招标、拍卖和挂牌的方式进行出让，市级政府对全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权得以确立，总体规划的实施也获得了最可宝贵的施工手段——市政府能够通过土地一级市场的调控，使中心城的建设量和过度密集的城市功能向外围新城转移，通过外围新城的高强度开发获得充足收益，并以此补贴旧城保护和中心城其他地区的调整改造，从而达到城市结构调整的目的。可是，这一情形并未出现。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市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功能区开发，仍呈现较大的分散性，市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并未导致总体规划实施中的“全市一盘棋”。

分散性

先看旧城，它虽被总体规划确定为整体保护的对象，但在其62.5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拆除重建至今未绝。今年3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所作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称，旧城的“整体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如对于旧城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护落实不够。据有关课题研究介绍，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

比较2008年出版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著的《北京旧城胡同实录》披露的数据可知，2003年至2005年之间，旧城之内的胡同数量已从1571条减至1353条，两年内共减少218条，年均减少109条。截至2005年，旧城内还有相当一批拟建和在建项目，涉及419条胡同，处理原则是：保护区内必须保留，协调区内和其他区域只保留“较好的胡同”。《北京旧城胡同实录》课题组据此原则作出胡同数量再度减至1191条的预测，即还有162条胡同在2005年版总体规划被国务院批准之后将被继续拆除。

截至今日，旧城之内，胡同还残存多少？过去五年中，又批准和实施了多少改造项目？现在，还有多少改造项目正在或将要实施？在今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为调研“重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做好古都风貌和文物保护工作”而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有关部门未能作出说明。

再看中心城。总体规划虽提出要把中心城（以旧城为核心、占地约1085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过度密集的功能和产业向新城疏散，但在中心城范围之内，中央职能仍以不可阻拦之势进行着空间扩张，两大金融贸易区也展开了空间竞赛——位于西城区的金融街去年迈开西扩步伐，其核心区将从原规划的1.18平方公里拓展至2.59平方公里；位于朝阳区的CBD去年宣布东扩计划，将在未来6到8年内，完成占地3平方公里的拓展区建设，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CBD。与中心城高度关联的重大建设还包括2009年11月北京市公布的《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根据该项计划，未来3年，北京将投入2900亿元，对崇文、宣武、丰台、房山和大兴5个区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民生工程加强发展，打造“一轴一带多园区”的城南产业发展格局。这2900亿元投资规模，与北京市为举办奥运会投入的2800亿元相当，后者分7年实施（2001-2008年），前者要在3年内完成，且规模多出100亿元，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最后看新城。总体规划确定重点发展位于东部发展带上的通州、顺义和亦庄3个新城，使它们成为中心城人口和职能疏解及新的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构筑中心城的反磁力系统。但在目前中心城功能持续“聚焦”的情况下，这3个新城的反磁力难以形成。最大的悬念是功能规划与中心城几乎同构的通州将如何发展。在2005年版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将通州设为新的中央行政区，以带动城市结构的调整，这一建议未获采纳。总体规划将通州确定为“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它显然无法与中心城展开同样内容的竞争。今年1月，北京市规划部门发布消息：将在通州建设一个北京最高端的商务中心区。但在中心城内金融街西扩、CBD东扩的背景下，这个“最高端的商务中心区”建设将遭到巨大挑战。最危险的情况是，不断自我膨胀的中心城如果吸干了通州的发展养分，后者就可能沦为一个巨大规模的睡觉城。“大北京规划”之困

2009年12月，北京地铁开始在早高峰期对5号线的重点站进行限流。此种做法，被迅速推广至地铁八通线、13号线。

这些地铁线因承担在郊区居住的工作人口进城上班的通勤任务，每天都上演着“春运”般的场面。为确保安全，一些重点车站不得不通过建立导流围栏、改变闸机方向等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

尽管如此，早高峰进城方向的地铁车辆，总是在上游车站就被“挤爆”，沿途车站乘客挤不上车成为一大问题。

“北京交通进入最痛苦时期，”当地媒体发表评论。今年4月，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车时间已由2008年的3.5小时增至现在的5小时；轨道交通不堪重负，5号线日客流量达80万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远期预测客流；交通拥堵范围正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和放射线道路蔓延。

交通专家发出警告：如果不继续实行综合措施缓解拥堵，北京市拥堵指数将接近于“9”（最高为10，最低为1），整个路网将处于严重拥堵的情况。

可以预见的是，上述进出城交通的拥堵现象还将加剧——检讨近几年北京旧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单中心空间结构仍保持着强大的发展惯性。

“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长，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时加强金融商贸等核心经济功能及其用地调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体制》一书指出，“结果必然是中心城经济功能强化、就业人口和建设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迁，加剧职住分离和潮汐交通现象。”

沿北京市轨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楼盘，而不是就业场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国际上鲜有成功经验。

二战结束后，英国伦敦通过实施大伦敦规划，将市区的就业功能向外围新城疏散，成功地带动了人口疏散，推动了区域的平衡发展，从根本上缓解了市区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

北京2005年版总体规划启动修编之前，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组织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编制“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正是希望收到大伦敦规划之效。

这项规划研究指出，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大北京规划”推动了北京2005年版总体规划的修编，可目前它们双双陷入困境。在“大北京”区域范围内，近几年，北京除了首钢搬迁，其他功能仍保持聚焦势态。北京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由于人才、资源不断向北京集中，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河北省内甚至还存在272.6万贫困人口，形成“环京津贫困带”。

北京在吸附了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之时，也吸附了足够大的人口规模。这个现象同样反映在北京市域内部——中心城的超常规发展也吸附了外围新城的机会，并导致人口的过度集中。

2005年版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中心城人口规模控制在850万人以内。对此，一位权威专家在2006年指出，即使立即停止在市区新增加住宅开发用地，已决定开发的住宅建筑量足可容纳1000万人口之多，“在目前对房地产开发一片乐观估计声中，市区住宅建设规模还将扩大，如此下去，又怎能控制住市区人口增长呢？”

这让人想起1983年版总体规划。该规划在1981年北京市区常住城市人口已达432万人的基础上，提出向远郊卫星城镇和外地疏散人口，使市区常住城市人口到2000年控制在400万人左右。这一“乌托邦”目标很快落空——1988年，北京市区城市人口已突破到520万人。

“北京众多的现状问题（比如旧城大拆除的破坏、中心大团继续膨胀、新城规划难以落实等）的解决常常为体制所限，规划的真正落实必须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因此，首都城市未来发展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还处于十字路口。”2006年，吴良镛在《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中写道。

“规划整体性与实施分散性的矛盾一直存在，”他对本刊记者说，“一个好的规划并不等于好的结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第二篇：《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只有让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无得失牵挂和后顾之忧，才能使民主生活会起到实效。“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抱怨。

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民主生活会上，也有人提意见，但多无关痛痒，或明贬实褒，比如“批评”领导“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

在他看来，部分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开。“有时就是以提高认识为名，找几个文件，轮流念念，自我总结，没有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安排人写个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访者还提到，一些民主生活会被开成了“牢骚会”、“诉苦会”，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敞开思想剖析自己，“在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上，能听到的就是发牢骚、诉苦恼，找客观原因，唯独不讲自己存在的问题。”

此外，本刊记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民主。会议一开始，“一把手”就抢先发言作报告，讲得天马行空，容不得别人插话，更不给别人留发言时间，活生生一个“报告会”、“家长会”。

按照上级党委（党组）成员参加下一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有些单位和部门的民主生活会上，虽有上级领导参加，但这些领导通常只说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官话套话。

上世纪80年代，中央以成文规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党统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1992年10月18日经党的十四大通过，在党章中首次载明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并沿袭至今。

据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介绍，民主生活会是专为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所设置的，即领导干部在参加党的支部、小组生活之外，还必须定期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但近年来民主生活会病象滋生，有些人对此颇多针砭，有的担心‘渐流形式’危险。”受访专家认为，民主生活会需要有真诚、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不能营造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良好氛围，变成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暴露出动机不纯、思想不纯、党风不纯，是新形势下作风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

“好人主义”何以盛行

“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批评别人很难，批评自己更难。”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认为，民主生活会中“好人主义”盛行，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利益逐渐变得稳定和可预见，有

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观念有所增强，党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显性化了，结果导致民主生活会开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应付了事。

据本刊记者了解，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领导惟命是从，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观点，在公开场合也不敢说、不愿说。这种缺乏民主修养和实行民主能力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党内的民主进步。

“作为领导班子成员，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问题。”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谈方教授说，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会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问题，有些人也许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乃至最后身败名裂。

在谈方看来，民主生活会上“好人主义”盛行，很大程度上因为少数领导干部喜欢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忽视党员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使党内的一些决策，很难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说、懒得说，也就不能出现畅所欲言地进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谈方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主要领导，将本应让班子成员参与和了解的事务有意捂着，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也严重挫伤了他们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积极性、主动性。

鲁照旺也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视，为走形式应付上级检查。有些班子主要领导怕暴露问题，以致“家丑外扬”，影响班子形象，所以很难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

权力生态环境出了问题

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最终后果是掩盖了领导班子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民主生活会的简报和整改措施上报，少不了粉饰成分，如果上级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个假象。”谈方表示。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因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受审。据媒体报道，在其任职期间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数名党组成员公开揭露何智涉嫌腐败，此后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何智被当地纪委“双规”并进一步掌握证据。

中央有关领导获悉此事后专门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粮食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揭露“一把手”问题，核查属实很不容易，并要求进一步汇报了解。

“可遗憾的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能把问题揭露出来的，目前现实中少之又少。”谈方说。“在现实中，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公开挑战本部门‘一把手’的权威，甚至揭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简直就是奇迹。”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认为，这也许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层关注的原因所在。

齐善鸿表示，民主生活会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态，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能真正发挥坚持真理、广开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领导干部之间相互监督约束、培养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变味的民主生活会，不可能触及灵魂的震颤，更不能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而达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毒化人的灵魂，误导人的价值取向，恶化权力生态环境。”齐善鸿说。

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在快速发展，党的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民主生活会是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党组织应在民主生活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不能总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转转。

“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在‘一把手’。”鲁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须树立起民主意识，要把民主生活会真正作为更好地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平台，看作集合广大党员干

部智慧的平台。此外还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把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在民主生活会中。

他建议，提高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程度，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提高对广大党员的信息公开程度；其次对于和广大群众相关的问题，也要对非党员公开。只要不涉及机密，越是公开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越能体现民主生活会的价值。建立民主生活会群众评议制度，或吸取群众参与民主生活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开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需要“一把手”平时就营造一种让下属敢于说话的氛围，加强科学和民主建设，使问题和矛盾一出现就能得到及时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积攒到民主生活会上解决。他指出，民主生活会可以探索逐步扩大参会人员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在解决班子和班子成员问题时，也使与会者受到党内民主的教育和影响，进而带动推进社会民主建设。”叶笃初认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要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规定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讲求实效，做好工作。“党委或党组的主要领导人，是民主生活会第一责任人，更要严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齐善鸿指出，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干部民主选拔机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杜绝民主生活的“形式化、过场化”，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敢于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敢于揭短。

“由于客观存在着下级命运被上级掌握、同级命运被‘一把手’掌握的现象，要让民主生活会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杜绝下级盲目对上级忠诚而忘记忠诚于真理的现象，健全对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的人的保护机制。”齐善鸿说。

“对说真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应进行严厉的问责。”谈方建议，对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本人不自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指出、不批评的，一经发现，应该切实地、严肃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继续运用好面对面的形式的同时，可考虑拓宽渠道，尝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谈方说，“可建立若干个类似网络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围的‘民主生活会室’或‘民主生活会群’进行思想交流，或开展批评。这样既可免去面对面的尴尬而畅所欲言，还便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检查监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第三篇：《瞭望》文章党建部署“剑”指要害

《瞭望》文章党建部署“剑”指要害

四中全会列举了目前党内最主要、危害最大的几方面问题，彰显出中央急切加强党建的决心与指向

六十周年大庆余热未退，党内对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亦在有条不紊进行，相关举措陆续推出。长假刚过，各地即收到有关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高层文件，权威人士分析，这是继四中全会剖析党内存在突出问题、进行党建新部署之后，党内顺理成章的后续举动。

一个月前闭幕的四中全会，以“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思路，提出若干党建新举措，一一针对当前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被归纳分类，具体列举，高层视之为“最主要、危害最大”。

党建研究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在中央全会上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门针对重点难点部署党的建设，彰显出中央忧党之深、兴党之切。

事关兴党兴国

相关专家认为，以具体的列举、严肃的措词全面分析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四中全会此举近年来罕见，中央加强党建的急迫之情可见一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勇于自我剖析、正视党内问题，除了延续中国共产党胸怀坦荡的传统之外，也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兴党兴国大事，正如中央强调，“虽然不是党内主流，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问题尽管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若任其滋生泛滥，积重难返，则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伤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悠悠万事，莫此为大。”叶笃初说。

细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相关专家梳理分析，有的为多年来所反复强调。如在思想政治方面提出警示：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又如党风廉政方面，屡屡予以强调，多次查处腐败案件，并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规章制度。以及在党内纪律观念、选人用人、领导干部政绩观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

而对一些“老”问题，中央也有更新的判断，对其表现形式的分析更为具体和严厉。比如，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有的忽视理论学习，理论和实际脱节，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能力不强，更有甚者把学习理论当作装潢形象的工具，没有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问题。

党风廉政方面，则延续近期反腐倡廉强调的分析结论，严厉且富有现实针对性，比如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言行不

一、弄虚作假，个人主义严重，甚至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置群众生命安全于不顾”；有的“贪图安逸，奢侈浪费，甚至沉溺于灯红酒绿、吃喝玩乐、生活腐化，享乐主义严重”；少数领导干部“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

另有一些问题在近年的实际工作中日益凸显，有违中央提升执政能力的战略目标，中央予以高度重视。如在组织纪律方面，指出有的党组织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不习惯、不善于用民主方法推进工作，少数领导干部家长制作风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等。

在领导工作方面，则有一些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强，尤其是一遇到突发事件、急难险重任务就力不从心，往往错失处理问题的时机。

叶笃初分析认为，有些问题此前虽有所暴露，但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孤立的个案；近两年，尤其是中央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起科学发展的明确标杆以来，此类问题逐渐凸显，需要全党及时总结经验，提出警示。

此外，学风和文风尽管这次没有被列入党内突出问题之中，但四中全会的《决定》以及中央领导的相关讲话力图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本身已作出垂范。“党建话语体系沿着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路子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叶笃初评价。

回应社会期待

四中全会分析的党内突出问题，很多是党建中的难点问题，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热点问题。

比如，中央坦承一些领导干部作风存在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管理失之于软，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等。

叶笃初教授指出，中央全会明确回应这些难点、热点问题，是推诚布信、以安百姓的一种郑重表态。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许耀桐认为，社会对中央的党建部署有较高需求和期待。比如，从党的思想状况来看，仍要下大力气进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干部的头脑。虽然相关的学习宣传活动已进行较长时间，但并非所有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都很清楚，就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期间，某地仍出现一名官员质问媒体记者“你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现象。

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统计，党的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达100余人，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占53%。十七大以来，也有数名高级干部出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极容易激起民愤。

从党的规制状况来看，缺漏还比较多。例如，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制度性解决。至于权力的有效制约问题，更是根本问题，现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绝对权威”、“一言堂”，甚至是盲目决策、瞎指挥而受不到有效监督。

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现在是一条正道和三条邪路并存。一条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风正，工作踏实、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拥护，通过实践证实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这体现了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但除了这条正道外，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其他邪路上去的：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得到上级赏识，或直接是上级某个领导的亲信，得到指定而被提拔；靠拉帮结派、搞哥们义气“拉票”帮衬，在所谓的民意测验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直接依靠金钱的力量，通过买官卖官上去。受访专家表示，这三条邪路不容放过。

仍将出台后续举措

针对党内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四中全会确定从六个方面加强重点工作。权威专家表示，全会提出的党建新要求新举措，是对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任务的深化和具体化，实在具体，条条管用。

熟悉党建工作的专家进一步指出，全会提出的众多新要求新举措，预计还将陆续得到细化、充实、完善，再以意见、办法、规定等多种形式下发党内。

比如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强调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有关专家透露，中央已经提出要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具体意见，明确指出对用人严重失察、失误，疏于管理监督，班子成员或者分管的人员连续或多次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领导和干部管理部门的责任。

再比如全会提出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明确要求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等。专家认为，这也对今后党内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提出了新要求。

从后备干部选拔任用来看，中央高度重视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结合当前信息网络化对党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势必相应要求年轻干部学习和熟悉信息网络，善于运用信息网络，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

此外，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相关专家表示，一些新的廉洁规定也正在讨论酝酿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提高科学化水平”这一新命题。实际上，高层极端重视的党内突出问题，也同样是党建领域存在的不够科学的地方。例如，多年来我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探索出建立党委学习中心组、述学考学等措施，但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些党员干部不好学习、不勤学习、不善学习、学用脱节的问题。

根据中央的要求，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关键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有其客观规律需要去认识和把握，还有大量复杂课题需要去研究破解。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一个新命题，理论上还将进一步研究、充实，实践上也有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入探索与破解。

同时，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违反规定该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在受访专家看来，四中全会强调，“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下，进一步确保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

第四篇：《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一面是无“主管机构”的新单位、社会人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剧，网络行为活跃，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另一面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队伍“质”、“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等社会矛盾大量产生，社会阶层固化、对立趋势渐成，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会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执法无力与执法暴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行

面对现实，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需要首先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该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给谁？还有，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哪些价值观念应该继续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减压阀、出气口的作用？

从另一个维度看，政府已然无法延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会力量及时融入，使“大社会”名副其实。但政府放权了，社会力量能顶上吗？这也需要政府给予时间、空间，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自组织”，其间还不可缺少精英阶层的实际参与。

也许，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术，但这还不等于就拥有了社会管理的智慧，让人民顺心。

相对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务”。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诚意＋技术”，才是开出社会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础。□(文/杨琳)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 郭奔胜

带着愿景，具有特殊时间坐标的2011年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物价还会涨吗？房价能降吗？拆迁能依法了吗？治堵能见效吗？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吗这些被带入新的问号能否拉直，相关因素很多，但社会管理能否给力成为关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依然燃点较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管理的“表情”绷得较紧。无论是已开启的“十二五”，还是在战略机遇期的下一个10年，社会管理的成败直接考验着“中国智慧”。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

“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不管是民与官的矛盾，还是民与民的矛盾，信访似乎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行政资源比法律资源有限，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处置，积案迅速增加，处置难度加大。法律资源虽然丰富，但分享法律资源的成本却很高，尤其是时间长、费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现象，与人情案、金钱案的打不赢官司现象并存，加剧了社会“不信法”的程度。

“公权强私权弱”。公权力与私权利达成相对平衡，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内因。但目前部分领域、地区、环节，却存在公权力频繁损害私权利的严重问题，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与私权相比，公权力本就处在强势地位，需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但少数行使公权力的部门或干部，却屡屡侵犯私权利，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公权力肆意妄为不仅破坏了平等、法治的精神，还诱发了负面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个体诱发群体”。近些年来，一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警觉，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最后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但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的新趋势。个体靠群体来维权，群体拿个体来说事，这无疑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社会从来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更何况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心理深度撞击。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彼此之间“串烧”的少，社会群体之间也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社会情绪的传染烈度较低。但在网络时代，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出现“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新势头。“日记门”“香烟门”“报销门”“回扣门”，这些网下“不轨行为”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表情”背后的四个“不适应症”

这些社会“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阶段的社会心理。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一些滞后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在加剧着“新表情”的出现。面对“新表情”，社会管理者却出现了不适应症状。

“守法不适应症”。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然而法治意识淡薄却是少数政府人员、公职部门的典型症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他们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长官意识、部门意识占上风，随意决策，主观臆断，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

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但现状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门利益时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门立法还没有彻底纠正，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时有发生，等等。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如果社会管理者自身还存在“守法不适应症”，必将贻害无穷。

“限权不适应症”。当前，社会矛盾滋生的一个诱因就是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在一些领域、一些环节，社会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得很厉害，“强权”色彩十分浓厚。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跨省逮捕所谓“诽谤者”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这些公职部门或公职人员动辄挥舞着权力大棒，不允许公众有半点“不敬”，面对舆论监督，他们不是内省而是千方百计通过“抓人”来消除所谓“负面影响”。

社会管理中还存在大量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比如拆迁补偿协议还没谈妥，拥有推土机指挥权的人就野蛮地把房屋给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权力怎能管出和谐社会来？对那些习惯了不受约束的管理者来说，限制他们的权力无疑是“革他们的命”，他们会百般抵制、极端不适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小不适应症”。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人员构成多元、价值判断多元，出现小规模矛盾冲突实属正常，社会本可以通过“把矛盾化解在小”的办法来调解矛盾，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但目前社会管理者发现和处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观上说，一些小矛盾的确难发现，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主观上的确存在不重视小矛盾的思想倾向，通常凭人数多少、冲突强弱来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从潜在风险和关联度来认识矛盾。比如社会普遍用“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社会分层的理解，其中蕴藏着对机会不公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一个家庭富裕的学生与一个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但在不少社会管理者中，这样的警惕和判断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监督不适应症”。监督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来说，监督是保证他们手中权力不变形、不寻租、不滥用的利器。但实际上，一些管理者却对监督很不适应。近两年来，网络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录公务员或提拔行为，引起社会反响。但有些管理部门或管理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些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管理者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平规则，用隐蔽的方式排斥监督。要不是网络介入，这些行为恐怕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探寻社会管理三剂“良方”

社会系统犹如人的肌体，而社会管理如行医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摸准新时期群众工作脉搏。群众工作丢不得，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首先要变“车下去”为“心下去”，跟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群众放在心坎上。一段时期以来，干部出门有车坐，虽然下基层更便捷了，但却与群众隔着车窗玻璃。群众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间的心却离得远了。因此，光“车下去”、“身下去”还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变“灌输”为“协商”。“通不通三分钟”，这样灌输式的群众思想工作在特定时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众工作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还包含利益分配、权益保障等内容。因此，与群众坐下来一起协商，一起讨论，形成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是群众工作的新内涵。

三是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变“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作主”的条件和氛围。

四是变“送温暖”为“送公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送温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从总体上看，群众更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社会管理者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为主线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让尊严看得见、摸得着。尊严不是凭空存在着，而是在以下环境中看有无。一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尊严，当今社会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等差异，公共政策正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会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区域的人，都应该分享到社会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础教育，无论生活在什么样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正是社会建设加速的着力点。

二是在管理的严与宽中体现尊严。以城市管理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是，大家都彬彬有礼、生活富足，按照规则来生活和工作，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还不得不面对尊严的拷问。比如当城市管理与摆地摊为生的小商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还是以人为本至上？显然，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严高于城市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难群体的尊严嵌入进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护私权中体现尊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观上看，私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会和被管理者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同等的地位，这一点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

对风险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风险，就是不知道如何维护稳定。从社会现实看，哪里的社会情绪积累得多，哪里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就高。贪污腐败、机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占有、利益受损等等领域或方面，都积累着较高的社会风险。

当前尤其要警惕决策不当催生的管理风险。社会越多元，对决策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从管理实践看，不少地方在决策中缺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动辄拆迁几百万平方米，动辄让数万农民集中居住，动辄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决策往往缺少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少风险，有的还会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对风险保持敬畏，是社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评估风险不是让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让管理更具科学，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会管理“跷跷板”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 钟玉明

从党的十六大确定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社会管理被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刚性需求，也在催促着社会管理快点儿“硬起来”。

然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力度却未能同步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跛脚也一直没能跟上。种种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不配套，导致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五大“跷跷板”。

“四无”政府很尴尬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办事无“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真的是鼓起来了，向市民派送“大礼”的新闻不绝于耳。部门做个经费预算，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宣布，便觉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让“大礼包”落实到“每一个市民”呢？

2010年，是广州“亚运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亚运、健康广州全民健康活动——限盐限油项目”，计划向全市户籍居民免费发放的250万套油壶、盐勺。这些油壶盐勺，很快由生产企业配送到居委会。然而8个月过去，仍有70万套无人认领。可谓“好心办出了糟心事”。

而后，广州市政府派发亚运交通补贴，户籍居民每户150元，集体户、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壶盐勺”教训，政府反复向社会征集发放法案，最终任务还是落在居委会身上。不过这次学精了，不再“派发”，而是改为居民自行在“上班时间”到居委会领取，且限定了两个多月的发放期限，逾期作废。

同在2010年，为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向深圳市民派发1500万张电话卡。最初的发放方案，依旧是由居委会发放。但居委会这条“腿”实在已经扛不起政府庞大的身躯，方案迟迟实施不了。一些网民误认为政府反悔，批评为“不诚信”。最后，还是委托给三大手机运营商办理。但居民必须先向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申报个人资料。最终电话费送出1000万份，只完成计划的2/3。

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的豪迈口号。给公众送“大礼”，尚且难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给公众“添麻烦”的社会管理事务，诸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没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实现“到边到底”？

说话无“嘴”。管理，先要知晓。基层政府除了一份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每天半小时的电视新闻以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千百万群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四平八稳、干巴巴地挂点政务信息的政府官网，又怎能在海量网页中突围，吸引到网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说自话、沟通困难。

执法无“权”。法制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面对着浩如烟海的社会管理对象，当群众或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先发整改通知、不听的就开罚单。“两板斧”用完，而对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罚款，职能部门往往这样塞责：“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在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权之间界定范围，既充分保护私权又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给政府出了一道新题。

调控无“手”。该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但当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宏观调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与市场有形和无形的手较量较劲，纠正市场偏差？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记者采访收入分配问题时，在基层政府听到最多的说辞，却是“政府没有手段”，反反复复一味地强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保投入”，别无他法。

立法执行差距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都对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法律越完善、标准越高，客观上导致被侵权者越多，矛盾纠纷、冲突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越多。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来越“上档次”的法律法规，遭遇越来越弱的执行力和羸弱的维权。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反而徒增被侵权群体的怨气，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绝不逊色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却显示，九成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工人迫于就业压力，忍气吞声。有的在离职后立即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申诉讨要加班费，有的则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2010年9月1日，广州市开始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制订之初，广州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如果说，过去市民们只能肚子里暗骂吸烟者不文明，如今这执行软弱的“严厉”控烟条例，却把市民的怨气怒火引向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问题联动

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从广东的实践看，社会管理只有主动紧跟经济生活步伐，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国际金融危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看似纯粹的经济事件，最终无一不衍生出社会管理事件：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必然带来职工失业，诱发欠薪；经济复苏，“招工难”接踵而至。物价上涨，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车系列罢工，富士康系列职工自杀，是2010年广东引起全球关注的两大事件。两大企业危机事件的最终化解，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强力干预。尤其是拥有40多万名员工、几成独立王国的富士康，在连续多起职工自杀事件之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亲自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入驻调查。巨大压力之下，资方最终作出让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职工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企业经营问题让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不应干预企业事务”的时髦观点，再一次受到挑战。在劳动者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建成、集体维权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一只手还真的难以放开。

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公安系统是广东各地方政府部门中最早紧盯着经济问题衍生的社会管理危机并及早部署应对的部门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当经济界还在为它对中国冲击有多大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广东公安系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管理危机。基层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过调查乡村杂货店的食盐销量变化，有的通过调查出租屋租客变化，直观地把握工厂开工情况变化，并对可能发生的欠薪、失业安置等等问题作好应对准备。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难得的执行力，为社会管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样本。“精英”群体缺席

面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有差距，但作为普通市民，你为社会管理做过什么？很多广州人无法给出响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称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务员、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编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被称作“小白菜”；广州亚运会志愿者，被称作“绿羊羊”。这些昵称本身，就透着稚嫩与草根气息。在校大学生，做一些文字资料、指路咨询、端茶送水之类的简单劳动，这是许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无论是自家的社区事务，还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无疑是当今社会管理中最遗憾、最无奈的一环。

一些意见领袖、文人墨客，在拿国际先进范例作对比，批评中国文体明星、企业家缺席公益事业的时候，很少把自己摆进去。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很起劲地“联名上书”、写博客、发微博，但当政府就某项政策法令、社会管理事务公开征求意见时，却未必愿意“掺和”，认认真真地贡献智慧，除非相关部门专门邀请，或者聘任为顾问，或者购买他的服务，把“公众参与”变成职务行为。

由于掌握着最多资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常常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们每个人在抱怨之余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

网络民意难吸取

在网友对被网帖拉下马的官员津津乐道的时候，更多的网络监督事件，汹汹扰攘几天，就淡出网民视野、最终销声匿迹。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晒”工资，发帖者挂出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连串证据，相关单位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对证据不予理睬，没了下文。

《晒晒最牛烟草局长的出入境记录》，曝出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持有两张身份证、两本护照、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一个月吃喝招待费206万元。爆料者挂出了一系列图文证据，包括5张“出入境记录表”，详细罗列其进出港澳的情况。然而除了其上级广东烟草局回应“正在调查”之外，并未见其他执法部门跟进。

网络之所以具有“眼球经济”的特点，就是源于网民会因一个热点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个热点转移而快速解体。被监督的单位，只要给个不咸不淡的回应，“硬扛”几天，网民没有新的证据，没了新“段子”，**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质疑的有效法宝。

当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被当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遭遇相关部门不“接招”，网民如之奈何？最终难免一声叹息。

第五篇：《瞭望》文章：解放思想再出发

《瞭望》文章：解放思想再出发

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原动力

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次思想大解放，成为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导。

今年，是这场大讨论的三十周年。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很有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大讨论的基础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伟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具有深远影响的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经过这场大讨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有力地破除了个人迷信，推倒了“两个凡是”。这是最实际的思想路线建设。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修改党章时，创造性地写进了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增加了实践标准，这是重要的发展。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们的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基本建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它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用实践标准检验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检验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以后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从多方面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含义有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解放。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命题。这里讲的革命，决不是采取暴力形式的革命，而是采取改革的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就需要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建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按照人民意愿解放思想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推进解放思想已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年解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

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以后一波一波的思想解放，都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推进思想解放。这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趋势，顺应了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人们必然要解开并打碎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精神枷锁，思想解放成为历史的必然。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能够看清历史前进的大势，抓住机遇，适时带领群众前进，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

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原动力。

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人士，他们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处在改革开放和生产建设的第一线。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要求最迫切。他们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最懂得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办法。因此，他们最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他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说：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了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在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我们讲的解放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面对广大群众的。解放思想的命题只能来自实践的需要，来自群众的要求。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必然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与。群众积极参与，是历史新时期每一次思想解放的明显特点。这是思想解放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邓小平说，他的作用就是将群众创造的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向群众学习，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宝贵经验

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开端，三十年来，解放思想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积累了推进思想解放的宝贵经验。

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用讨论的方式推进思想的解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只能用讨论说理的办法。用讨论的办法推进解放思想，就要求有民主这个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就要说新话，就要对现有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制度、机制、办法有所评论，甚至否定。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在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能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真正弄清是非，实现思想的解放。今天，民主仍然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要同实事求是相结合。

解放思想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离开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失去了目的，甚至会走到偏路斜路上去。

新中国建国以来，大讲解放思想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搞“大跃进”时，口号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那一次的解放思想没有很好地同实事求是相结合，提出了不少带有空想色彩的口号和指标，结果是浮夸成风，损失惨重，教训十分深刻和沉痛。进入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这肯定是记取了1958年倡导解放思想的教训。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从而使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解放思想要同实践相结合进行。

我们讲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着眼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解放思想不能停留在坐而论道，而是要同实践密切联系。实践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最有效途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很大的思想解放，但当时阻力很大，议论纷纷，随着这种经济形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解放，各种指责也逐渐消声。创办经济特区，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但在特区刚刚创办时，非议和指责之声很多，随着经济特区的成功，指责特区的声音也逐渐消退，人们对特区已经习以为常了。

实践表明，不可能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又进一步推进思想的解放，达到思想的统一。

解放思想要善于抓住焦点。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老框框、***惯，而且往往是大破大立。因此，必须抓住问题的焦点，将新旧思想观念鲜明地尖锐地对立起来，才能有效地实现“破”和“立”。一方面，要抓准问题，并加以概括，突出焦点，另一方面，要有能够击破旧思想、旧观念的锐利思想武器。邓小平说：“拨乱反正，语言要鲜明，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针对解放思想而讲的。

推进解放思想，必须尖锐鲜明地提出问题，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泛泛而论，不可能破除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是很成功的实例，也是很重要的经验。

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推进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

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想观念，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能说服人的判断标准。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用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效地廓清了“姓资姓社”的迷雾。“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观点，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在改革开放的长时期中，继续解放思想，还是要旗帜鲜明地讲实践标准，讲“三个有利于”标准。

解放思想要“敢”字当头。

这一点，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也是三十年解放思想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不论是破旧，还是创新，都要有一种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要敢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借鉴”的提法就区别于“照搬”）。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就要敢于和善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捷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很有成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很大的思想解放，也体现了“敢”字当头的精神。这样的例子很多。

二是要敢于创新。解放思想不但要体现在破旧上，更要体现在创新上。这一点，三十年来有许多成功的实例。比如，办经济特区、建立上海浦东新区。又比如，浙江省的资源并不丰富，但他们敢于创新，办了很多有国际影响的市场。这样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以上两个“敢”，又是相互联系的。

以上这些经验，对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沈宝祥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