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航员、船长与长江引航安全关系探究

第一篇：引航员、船长与长江引航安全关系探究

引航员、船长与长江引航安全关系探究

陈学思

（长江引航中心，江苏江阴，214431）

摘 要：本文从引航的性质着手展开了对引航员与船长法律关系的探究，并通过分析引航员在船事故的原因就如何促进引航安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引航员；船长；事故分析；引航安全

0引言

我国船舶引航主要以海港引航及内河(主要是长江、珠江)引航为主。近十年，随着长江经济的飞速发展，长江引航中心共引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船舶17.3万多艘次，引领总吨13.3089亿吨，引航里程2381万公里。仅2007年，就引领各类船舶3.1万艘次。随着长江航运日益繁荣以及外籍船舶进出的日趋增多，同时也随着现阶段我国引航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长江引航管理及长江引航安全监督方面的各类问题也在不断增多。本文根据作者十多年长江引航的经验和亲身体会，从引航的性质着手通过对引航员、船长与引航安全关系的探究，并对如何促进长江引航安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引航行为的性质

1.1、引航是保障港口安全、促进航运发展的服务行为。

船舶安全进出长江各港口，要求驾引人员掌握港口水文、长江航道、泊位条件，熟悉港口特殊规定、习惯做法，充分发挥助泊拖轮和助航设备的功效作用，并能与码头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联系沟通等各方面的技能。引航服务就是帮助船长解决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保障港口安全、促进航运发展。

1.2、引航行为大多体现为政府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第十三条规定“外国籍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或者在港内航行、移泊以及靠离港外系泊点、装卸站等，必须由主管机关指派引航员引航”，这是我国实行强制引航的法律依据，同时也突出了被广泛视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国家引航权是由主管机关来行使的，当属政府行为。现行的2002 年《船舶引航管理规定》适应了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后政企分开的需要，规定了国家引航权由引航机构行使，引航机构由市级地方政府与海事机构协商后设置，说明引航应属于政府行为。虽然引航按规定要收取费用,但引航费不仅仅是引航机构简单的劳务所得，更主要的是体现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引航费用绝大部分类似于港口使费，是由国家政策、权力所产生的收益，具有国家垄断性质，也不能等同于企业所创造的利润。

2、引航员的职责

2.1、引航员是从事引航工作的特定主体。按我国《船舶引航管理规定》，引航员是指持有有效引航员适任证书，在某一引航机构（长江引航员所处机构为长江引航中心）从事引航工作的人员。引航员须持有有效引航员适任证书，引航员应对其所在的引航机构负责，并代表引航机构从事船舶引航工作，而非个人行为。《船舶引航管理规定》还要求申请引航的船舶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相应的引航机构提出引航申请。《海安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也强调了持证引航员只能在受主管机关指派的前提下才能从事船舶引航，而不得私自从事。因此引航员在强制引航前提下是主管机关指派的代表国家 1 行使引航权的特殊主体，也可以说其引领船舶的过程是代为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部分。2.2、引航员的职责。

引航员的基本职责是引领船舶安全进出港和靠离泊，他首先是作为驾驶员给出航行指令，常常包括:对船舶安全航行设备和船舶操纵人员给出必要的指令；帮助与当地VTS 中心、港口控制和其它船舶进行通信联系；如果锚泊或者开航，给拖轮和带缆工下达指令；协助执行主管机关关于交通流组织方面的命令。其次作为船长的顾问，应提供专业知识，包括：目的港的情况和交通；通航环境；航标的工作状态；航行指南；特殊规定以及对被引航船舶的限制。当然在引航员开始引领前，引航员需要通过阅读引航卡或咨询船员等方法，迅速熟悉并适应:被引航船舶的文化习惯、船舶的操纵特性、船载航行设备的状况等等。

3、船长与引航员关系问题

3.1、船长与引航员的一般法律关系 《海商法》规定，“船长管理船舶和驾驶船舶的责任，不因引航员引航而解除”。引航员上船后，船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船舶指挥权，决不能因引航员登船了而松一口气，要充分发挥引航员熟识港口情况的优势和船长了解船况的长处，双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才能成功完成引航操作工作。在引航过程中，船长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高超的船舶操纵技能。引航员是船舶驾驶员。当引航员引领船舶时，几乎所有的规定都明确“不免除被引领船舶的船长管理和驾驶船舶的责任”，因此船长通常将“船舶的操纵”交给引航员，但不是“指挥”权，关于船舶安全和营运的一切决定权仍在船长，在安全和防污染方面，船长可以随时否定引航员的指令，但前提是在充分尊重引航员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引航员的指令都能得到毋庸置疑的执行，毕竟陌生的港口对船长来说除了依赖引航员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在没有感到严重威胁时，船长一般会采取询问、提醒、建议的方法，这既尊重引航员，又尊重自己的专业判断。

3.2、船长与引航员之间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在强制引航行为下，船长与引航员之间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强制引航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强制引航的起源实质上是阻止挂靠的外国船舶获取航海信息、情报的战略要求,强制引航区域的指定是专断的。在强制引航情况下，引航员具有双重身份：其一，他是港口当局授权或认可的执行引航任务的人员,有维护国家利益，保证港口安全的责任；其二，他是船东雇来协助船长操纵船舶的雇员,船长对船舶安全负责。据此，引航员在引航中的权利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安全、迅速地引领船舶。船长不应对引航员提出超越船舶安全需要的其他要求。

4、引航员在船发生事故主要原因分析

有资料统计显示，在８０％的海上事故发生时，有引航员在船。于是，在驾驶台，船长与引航员之间的工作关系也成为议论的焦点。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1）、船长与引航员的法律地位不清楚或引航员上船有松口气的思想、放弃职责、疏忽监督、完全依赖引航员。虽然知道引航员在船，船长不解除驾驶和管理船舶的责任，但由于顾及引航员的情面对引航员发出的错误指令不及时更正。（2）、船长外语能力不强（俄罗斯船较明显），不能进行有效沟通，船长与引航员的沟通不协调，配合不密切、不能做到优势互补。导致安全信息和沟通理解错误造成事故发生。（3）、引航员和船长的操作技能、安全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不好，关键时刻犯低级错误、操纵失误。引航员和船长不认真搜集研究港口航道情况，航行计划不周，应急预案不完善、安全措施不到位、各项进出港工作准备工作不充分。（4）、引航员上船前或刚下船，就发生船舶搁浅或触碰航道设置等案例，其主要原因：一是引航员临时改变计划或未按时到达，二是引航员为了自己下船或抛锚方便，船舶离浅点、障碍物等比较近的水域下船或没有将航道变浅及时告知船长即下船，船长对流压情况又估计 不足等多种因素引起，这种情形在长江引航中因特殊引航条件而较少出现。

5、关于促进引航安全的建议

5.1、加强船长与引航员之间的协作配合

船舶在进出港口、靠离码头时所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很多，既有通航密度大、航道环境复杂的外部因素（长江引航更为明显），又有船舶本身相关设备的潜在安全隐患的因素，其次是指挥者及操纵者疏忽和过失的因素。这些因素大部分是没有规律的，是不确定的。即使在有引航员操船的情况下，港内的紧迫危险或事故也时有发生。如何做到船长与引航员密切配合，对消除这些不利因素，处置好突发事件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是保障船舶安全进出港、靠离码头安全的基础。

5.1.1、船长要按规定配合引航员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船舶接受引航服务，被引船长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按照《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规定，为引航员提供方便、安全的登离船设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引航员安全登离船舶；（2）为引航员提供便利，并配合引航员实施引航；（3）回答引航员关于引航的疑问，除有危及船舶安全的情况外，应当采纳引航员的引航指令；（4）在离开驾驶台时，指定代职驾驶员并告知引航员，并尽快返回；（5）船长发现引航员的引航指令可能对船舶安全构成威胁时，可以要求引航员更改引航指令，必要时还可要求引航机构更换引航员，并及时向海事局管理机构报告。”从《海商法》和《船舶引航管理规定》可以看出有引航员在船，船长对船舶的安全仍负绝对责任，所以船长在配合引航员的同时也不能应引航员上船而放松警惕和放弃责任，应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5.1.2、船长应加强与引航员的沟通与协调，相互补充、确保安全

（1）船长在沟通中了解掌握引航员的工作态度、操纵能力，充分获取港口和长江航道的安全信息，发挥引航员对港口航道情况熟悉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做到资源优势互补和有效的监督。

（2）注意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任何提醒要显得十分自然和善意和诚恳。避免语言表达不好直接影响办事效果。对引航员的招待最好是茶和咖啡，可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不能提供含酒精的饮料。

（3）做好船舶内部管理和沟通协调工作，船长和驾驶员必须密切配合引航员利用听觉、视觉和适合当时环境及其情况下的一切有效手段保持连续不间断的正规瞭望,及时将发现的有关安全情况向引航员报告。

5.1.3引航员应主动配合船长积极营造和谐氛围（1）、端正态度，充分做好工作准备。引航员上船后，应及时向船长了解本船船舶规范、水尺、货载情况、操纵性能、主机转速及本船特点，并认真查看“引航卡”（pilot card）；同时船长应主动向引航员询问和了解航道水深、进出港船舶动态、码头泊位水深、航行方法、靠离泊时间、操作意图，以及协靠拖轮、带缆艇和系离泊要求等。

（2）熟悉环境，掌握熟练的引航技术。职业引航员，应该在他登上驾驶台的第一时间，仔细地询问船长推进器的港内转速、旋转方向，舵效,惯性大小，旋回圈，罗经自差以及船舶锚机工作情况等一系列船舶操纵要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全面的熟悉被引船舶各项性能。同时，引航员应具有熟练的驾引技术、熟悉和了解航道和港口情况，掌握长江航道以及各特殊水域操作要点，为船舶进出港和靠离泊提供引航技术协助和咨询。

（3）严禁疲劳工作，超负荷运转，尤其是夜间作业。由于长江引航路程长，通航环境复杂，因此应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和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过分疲劳，造成精力不集中，思维反应迟钝，从而影响处理事物的决策和应变能力。疲劳驾驶也是安全隐患。

（4）加强与船长的联系沟通。引航员与船长的相处中在不失原则的基础上,要有大局观念、使全体船员上下形成一个注意力集中、信息广泛、畅通、反应灵敏、互补完整、凝聚力强的 团队，严格执行航行计划，避免和减少由于个体不安全行为的错觉和主观臆断等造成失误。5.2、加强引航员管理(1)从严把好引航员资质审查关。引航员的专业技能、个人素养以及职业责任感是保障安全引航的根本前提。持有合格证书是成为引航员的最初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明确了引航员的注册、培训和任职资格方面的规定。但是日新月异的航海科技发展要求引航员不断更新知识和接受再培训，以不断满足引航员知识更新和技能训练的要求。因此有关主管机关在对引航员资质进行审查时，不应单是审查引航员的资格证书、安全记录等内容，同时，还应重点加强对引航员实操技能的检查，并对在职引航员组织进行必要的定期知识更新培训和考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将于2008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此举对进一步加强引航管理，提高引航员素质有更大的推动作用。(2)建立引航员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引航行为的安全监督还应体现在对造成事故的责任引航员的行政追究方面。对于引航员引领船舶过程中发生水上交通事故该由谁承担行政责任，现阶段我国还没有明确规定，作为依据的仅仅是“船舶驾驶员应对其过错承担责任”、“船长驾驶和指挥船舶的责任不因引航员的引领而解除”、“船长有否决和纠正引航员指令的权力”等类似规定。通常情况下，引航员是驾驶指挥者，当班驾驶员执行由他下达的航海指令，而对环境不熟悉的船长很难对引航员的错误指令迅速作出正确判断。因此,让船长承担因引航员驾驶过失造成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于情于理都不具有充分说服力。同时也考虑到船长不是事故直接责任者，他的过错是在于没有及时纠正引航员的过错，所以我们认为引航员理应为自己的过失为船长分担责任，国家应当制定出台相应的引航过失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事故的责任引航员进行适当的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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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防范船长与引航员合作的薄弱环节

如何防范船长与引航员合作的薄弱环节

薄弱环节之一“车、舵、锚”三者效应缺乏合理利用

我们从事航海的人都知道，船长在任何状态下操纵指挥船舶，都必须合理掌握并合理利用保障船舶安全的“三件武器”──这就是车（主机、推进器）、舵（舵机、舵轮和舵叶）、锚（锚机、锚）。“车”与“舵”的良好运行状态，是保障船舶航行安全的重要前提，推进器的转速，推进器正、倒车情况下作用于舵叶的追迹流、偏转力，舵工在驾驶台操舵时所转出舵角的大小，以及舵叶在车速、流速作用下所形成的侧推力变化、包括舵效的大小等诸多因素，都将直接影响到船舶操纵状态。而“锚”，则是船舶挂靠码头、锚泊作业，包括紧急状态下可以用来控制船速等功能从而确保船舶安全生产运行的重要机械设备。所以，车、舵、锚在船舶安全生产中所扮演的缺一不可的极其重要角色，自是不言而喻。围绕着车、舵、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以及车、舵、锚受水流、货载、水深、风向、风力大小、船舶受风面积等因素影响而发生效应变化所展开的研讨、论证，在校园的讲台上，在学术论文中，在众多的海损案例中却是从未停歇过。任凭发达的计算机在静态、动态下的分析、演示多么精辟，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即：车、舵、锚不是机器人，是不会说话，不懂感情，不会预测危险状态的“被动机械”，它们身处航船的异地岗位，一在船艏，二在机舱，三在船艉，它们所完成的每个动作，都受人的意志所支配，它们的工作状态都来自于我们日常的精心养护。

我们先不讨论船长素质与个人业务水准这个话题，但是，一旦船长在Log Book 正式签署了自己接任的名字，那么，忙于理顺工作程序的船长，首先必须从千头万绪的港口工作中，在第一时间内概略地了解船舶的操纵性能，便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接下来船舶就要离开码头或挂靠码头，只要船一动，站在驾驶台的船长，就必须在脑子里对你下达的每一个车种令、舵令以及抛锚、起锚令承担起指挥员的责任。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刚刚接任的船长，习惯上都来自另外一艘船舶，并且已经在陆地逗留了一些日子甚至数月之久，你不去尽快地掌握船舶驾驶、操纵、指挥的要素，那么谁能保证接下来这一系列的船舶操纵令准确而恰到好处？

船长到期换班，这是客观事实；同样，船长刚刚接任，对于本船的操纵要素需要一个熟悉、实践过程，也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由于新接任的船长（其中包括阅历丰富和新当的船长在内）对船舶操纵性能几乎处于完全陌生状态，这就形成了不容忽略的薄弱环节。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少的海损案例中都有来自于新接任船长的肇事记录，这样的教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的管理者和船长们──到任船长接班后，需要马上进入状态，尽自己的经验积累和素质所能，最积极有效地担当起指挥操纵船舶的重任！

发现了这样不可抗拒的薄弱环节之一后，接下来的薄弱环节就自然生成──主权国港口引航员强制登轮。同样，我们也不去先探讨引航员的综合素质，不去深究引航员不承担因过失或疏忽形成的海事责任等问题。但是，引航员在错综复杂的船舶动态下登轮指挥操纵船舶，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通常，我们会发现一些老练的职业引航员，在他登上驾驶台的第一件事，一般都会仔细地询问船长推进器的港内转速，舵效的惰性，停车后船舶滑行的惯性，罗经自差以及船舶锚机性能等一系列船舶操纵要素，甚至在不经意间要向操舵的舵工瞄上一眼。我们还发现，一些引航员，人还没有登上驾驶台，已经在交通艇通过VHF甚高频电话下达车钟命令和舵令（船舶处在河道、港外引航站、防波堤附近、港池等水域），然后，一上驾驶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风浪潮流，一路加速或全速倒车，似乎他对船舶操纵性能要素了如指掌。然而，果真每个引航员都具备这样的素质吗？否！我们不妨试想一下，纵然引航员再经验老道，他是断然不可能像船长熟悉自己的船舶一样去清楚掌握船舶操纵要素的，况且，引航员在船有的是想及早下船，有的是另有任务，有的是想偷懒，离开Fairway Buoy还有老远，就指令舵工把定航向，然后慢车或停车快速离船下艇。更有甚者，一看船长没有上好的礼品，敷衍了事──走人„„凡此种种，都说明引航员在船的各种复杂局面。那么，适逢我们新任船长在对本船操纵性能了解肤浅，几乎无法向引航员告知相关船舶操纵要素甚至必要提醒个别主机先天缺陷的情形下，完全地依赖引航员来指挥，将操纵权完全交给引航员的现象则成为必然。在这样的状态下，会不会出问题或发生问题的概率，笔者以为，读者的心里此时应该有数了。

判断出这样的薄弱环节，我们就知道怎样来弥补这样的缺陷。所有的新接班船长，都需要在港外水域容许或是航次任务可能的前提下，用心来实际验证一下交班船长所描述的船舶操纵要素与驾驶台所张贴的要素吻合程度，以便在未来的港口自引、配合引航员指挥操纵船舶进、出港，通过狭窄运河、海峡、航道过程中，创造理想而积极的安全前提。

薄弱环节之二 港口水文不够熟悉，指挥操纵欠缺要领

我们的船长号称远洋世界港口，然而，对世界著名港口的水文到底知之多少，我们手头有关世界港口水文的资料到底积累了多少？每抵达港口，尤其是自己从未来过的或港口水文特别复杂的新港口，船长有没有精心备课，有没有仔细地查阅那些束之高阁的《航路指南》、《世界港口潮汐表》和洋流图，这一点，我想只有我们自己有数。笔者曾师从一位已退的中远老一辈船长，发现他每次上船接班的行囊里，少不了十几本或是几十本轮换揣放在口袋里的袖珍笔记本，那上面多半是描述、记录港口水文全貌的“陈年往事”，仅凭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速记，就可以判断这些老一辈花费多少心血，去铸造航行安全的历史辉煌。

著名的西非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港（也称友谊港），比利时人、法国人花费了十年多的时间也没有建成港口码头，其主要原因是港口四无遮拦，来自大西洋的洋流与非洲大陆沿海的复杂潮流，形成了港口终年波涛汹涌，巨浪滔天的天然障碍，使建造码头成为天方夜谭。当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毛里塔尼亚人民伸出了援建之手，数以千万计的填海物，当年每件价值一台电视机的钢筋混凝块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大庆油田创业精神，谱写了“友谊港”胜利建成的传奇，同时，也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进入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赢得了毛里塔尼亚关键的一票。港口建成后，我细心的师傅在挂靠友谊港后，根据港口每天都会因潮汐变化、狂浪袭击形成船舶断缆的复杂水文，仔细地丈量码头泊位的尺寸，撰文投稿权威刊物《Guide to Port Entry 》。到如今，有关努瓦克肖特港的港口水文资料，还登载保存着来自我们中国远洋船长的翔实记录。笔者之所以要在这里赘叙这件往事，是笔者以为，船长们注意留心观察、搜集记载并整理自己航海经历中的港口水文潮汐资料，是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其次，远洋船长的船舶操纵技术是公开的弱项，与原海运局、长江航运局船长无法比拟，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在长达将近一年的在船工作周期内，在天长日久的船舶操纵实践中，我们的多数船长还是有章法、有经验积累的。虽说我们在书本上接触过不少有关船舶操纵的要领，那毕竟是抽象的理论，带有一定的共性。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熟知诸如船舶旋回圈，旋回直径，旋回半径、威廉森旋转法，倒车反舵，浅水效应，惯性冲程等最起码的操纵船舶知识外，还需要作为一个有心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时间，来根据自身船舶当时情况下的各种可能影响船舶操纵的因素，避轻就重，掌握安全第一的原则，去作出最适合于避免船舶操纵事故发生的决策。

一言以蔽之，指挥操纵船舶的要领再复杂，只要我们用了心，将每次的船舶操纵指挥列入抓船舶安全的重要程序，使之规范化，将涉及船舶操纵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将船舶操纵看成是我们远洋船长的弱项，当作薄弱环节来防范，我们的擦碰事故才会得到遏制。薄弱环节之三 驾、机配合欠默契，人际沟通欠交流

前文已经谈到车、舵、锚受人为因素控制掌握，我们在摸清了车、舵、锚的相互效应与操作要领，掌握了复杂的港口水文之后，那么，驾机的良好配合，船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与国内外港口引航员良好的沟通交流（可以视作为公关能力），船舶操纵情势下的个人情绪等等，则成为船长与引航员同时在船保证船舶操纵安全的决定因素。先举证一个真笑话，当属船长与引航员协调合作的范畴：大家都知道，船舶进出上海港的靠离码头（浮筒），都需要“落水进涨水出”，以利用强大的涨落潮流来增加车舵效应。在八十年代末深秋一天的凌晨三点，引航员带着一名实习生从外滩登艇一路摇摇晃晃来到嫩江路浮筒，敲开某轮船长的房间，告诉船长四点半正式离开浮筒，并要求船长提供夜更饭，离开船还剩一个半钟头，就不用安排引水房休息了。按说这要求不算非分，符合国情。于是船长赶紧起床、穿衣、递烟、沏茶、通知大厨准备夜更饭，并陪着健谈的引航员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消磨时光等候拖轮），等了大半天，当班水手来到船长房间，扔在茶几上四包快餐面，还补了一句：“老大（船上称大厨叫老大）问过了，两个引水，四包够了！”老资格的引水员“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神色愠怒：“怎么了，船长？拿咱们当叫花子啦，讨饭的上门了？！走，小张，咱们下去吃排挡去！”结果呢？船长终究也没有挽留住上海港出了名的“火箭筒”，船也没有开，愣是为了四包快餐面将船期耽搁到当天下午才开航，船长被通报批评，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被点名。

再举证一例，却属船员之间的人际沟通范畴：某公司有一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车，说的是这个犟脾气的大车性格暴戾，嗜酒如命，两句话不到，上去就会给船长一个耳光，天皇老子也不买帐，但是，他有一身驾驭轮机的绝活儿。笔者有幸与这位大车同船，早知他赫赫有名，着实也用了不少脑子，无非是放下船长的架子，尊重对方，诚恳地彼此促膝谈心，家长里短，摸清脾气，最后约法三章，订立船长与大车在紧急情况下的驾机车钟联系、默契规程。结果呢，彼此非但从未红过脸，这位大车与笔者还成为莫逆之交，胜利完成了公司的航次任务。在秦皇岛，笔者几次探望这位心肌梗塞住院的好朋友，他拉着笔者的手感慨万端：船长，你是个了不得的大好人呐！我真巴望着咱们再同船啊！遗憾的是这位大车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能与笔者同船，不几年因病逝世。

上述两则事例，前者听来荒诞，一段年代，船舶管事的手上捏着烟、茶、糖等招待费的生杀大权，大厨的裤腰带上拴着一大串控制伙食冰库、干货仓库罐头、饼干、奶粉、乐口福的钥匙，船长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招待费，多一盒烟也不给，连机关干部上船总要买他们的帐，求他们，那么船长三更半夜要大厨为引航员准备夜餐，大厨的慵懒作风便不觉得奇怪。这种 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常常为了国内港口的应酬影响船长对外工作的情况，恐怕我们的船长多多少少都会有过同样的经历。而后一则事例呢，笔者以为还是有点值得我们的船长们玩味嘴嚼的。

国内情形如此，国外的引航员与船长同在驾驶台应该又是另外一种状况。我们有时会经历发现，引航员气喘吁吁地登上驾驶台的背包还没有放下来，我们的驾驶员便忙不迭地拿着航海日志草稿簿让引航员签字，直接干扰了引航员立即适应驾驶台（有时是黑夜）的环境；还有的船长不太注意礼节性的招呼问候，直截了当，生硬地告知引航员船舶目前的车速、航向；甚至有的船长一直缄默，使驾驶台的空气沉闷，被动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被指挥者或义务传声筒，让引航员摸不清船长的意图。这在笔者看来，只要引航路程或当时情况容许，不必要先让引航员马上签字，而且要尽可能主动地、轻松地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天气的冷暖等来问候对方，调节气氛，让对方了解自己就是船长，然后迅速回到介绍本船操纵要素的话题上面来。在这过程中，需要观察引航员的举止表情，判定引航员情绪，包括询问要不要咖啡，加不加奶或方糖了，或是需要不需要用餐，以至一些轻松的调侃等等，对接下来的操纵船舶会大有裨益。通过这些不经意却是经过船长精心备课的小插曲，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达到安全操纵船舶之目的。所以，我们并不难想象，上海引航员如果在吃了两包快速面站在驾驶台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和工作状态；所以，无论是通过运河，河道，或是进出港池、航道、海峡，我们船长的语言交流与沟通能力却是至关重要而直接影响我们的船舶操纵质量的。

由于本节是讨论人的因素，笔者是想告诫我们的船长，要时时刻刻谦虚谨慎，摆正位置，冷静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包括日常船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深入群众，不要以为自己拿了“本子”，当上了船长就高高在上，而特别需要在钻研船长业务的同时，去虚心地向那些海上阅历丰富的各个岗位的船员学习。要在处理奖金分配，参加突击工作，关心船员生活等等细节上，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威信，只有船长的良好表率，在国外港口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的那份自信、从容，才会有船长的令行禁止，才会有船员们的心悦诚服，才会有得心应手的驾机联合安全操作。

薄弱环节之四 安全观念薄弱、欠缺警惕

最后一个薄弱环节：安全观念与安全意识薄弱，欠缺警惕。安全是一个永恒而没有终止的话题，是人命关天，责任重于泰山的“使命”。

为什么二十一年的老龄船能够屡屡无缺陷通过严格的港口国PSC检查，以优良的评分跨入公司“一级船舶”的行列，而建造下水才两三年或十年不到的船舶却缺陷不断，始终在二、三级甚至没有上级的船队徘徊？这就说明我们的船舶安全生产管理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跟船长与引航员同在驾驶台出现擦碰油轮、码头的事故一样，我们的工作责任心，我们的安全意识还是缺乏。为什么人家没有擦碰，却被我们赶上了呢？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复杂背景下的船舶操纵还是欠缺预测、评估和风险防范能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船长在日常的生产工作中，对于“船舶安全”确实是抓得较紧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不少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我们也不能否认，船长与引航员同在驾驶台，确实也是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键在于引航员所下达的那一系列车钟令、舵令、抛锚令和拖轮顶拖令，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天气、水文以及港口船舶拥挤状态等外界因素，机舱的车速，舵角的效应，和极有可能就会擦碰他船、码头的“千钧一发”，船长作为指挥员，有没有采取最恰当的措施或是及时提醒引航员来共同避免事故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诚然，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下的船舶，所遭遇的情况错综复杂，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这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个隐性的薄弱环节。但有一点，那就是“本次的驾机联合操纵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个问题，有没有真正放在脑子里的第一位，有没有放到船务会来核议，相关人员有没有在船长的高度重视下，引起思想上的高度警惕？我们船长头脑中的那根弦究竟绷紧到什么程度？综上所述的四个薄弱环节是否按照轻重缓急去进行综合权衡？这才是我们共同关心、探讨今天话题的主要目的。

笔者为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发表了个人航海二十多年的粗浅总结和看法，观点不一定为同行所接受，或是大家一定还有更加卓越的见地。抱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抛砖引玉，畅所欲言，百家争鸣的态度，真正像许总“冷静地分析事故根源，更深层次地看待这个问题，从中真正吸取教训,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的要求那样，才是我们今天展开讨论的真正目的、意义所在。

第三篇：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好比船长与水手

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好比船长与水手，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船长与水手又有等级分工之别；

老板和员工都是企业的职业人，这种职业化的关系最简单，可以提高组织效率，在公司里不必要牵扯复杂的友谊和感情；

老板要避免越级指挥下属，员工要避免越级汇报，与领导沟通的方式因人而异，但计划外、预算外、流程外的情况要及时汇报；

给老板提意见时，在沟通方式和沟通地点等方面要慎重考虑，可以私下里坦诚沟通，但最好不要在会议中与老板发生激烈地争吵。

老板喜欢中层干部有责任心遇事敢于担当，有独立的判断力，专业能力强并且最好能与其互补，此外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初入职场的员工要尽力做好琐碎的工作，这是在为以后的发展积累经验，对公司忠诚度高，具有较强专业能力、责任心与学习力的员工更容易获得晋升；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老板，专业能力强的员工，如想创业要考虑清楚，老板应将自己从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的思考方向性的战略问题。

当员工做错事时，首先要向老板承担责任，总结失败教训，并考虑在今后如何避免，而不是要找借口推托或解释；

工作中要保持良好沟通，尽量避免争吵，如果与领导发生争吵，事后要主动沟通弥补，领导要有胸怀，不能因为工作上的分歧而公报私仇；

职场危机处理的5S原则：

一、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 THE MATTER）、二、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三、速度第一原则(SPEED)、四、系统运行原则(SYSTEM)；

五、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

如果与直接领导有矛盾，首先要反省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可以与其开诚布公地沟通，坦率地解决问题；

如果员工认为自己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可以与领导沟通，有可能领导没有注意到你的贡献，让老板看到并认可你的工作很重要；

创业初期盈利模式与创业团队最为重要，最好在创业开始就设计好合作伙伴的退出模式，否则以后领导层内部可能出现利益纷争。

第四篇：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2014.2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

潘

劲

内容提要：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中有不同的表现。在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由于村干部在合作社中的多样化角色认定，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依合作社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村两委的执政能力，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各种关系类型演绎出不同的行为逻辑。关键词：合作社

村两委

村社关系

一、相关研究背景

自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不断产生，学界也掀起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下文简称“合作社”）的研究热潮。从合作社的生发机制到影响因素，从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到合作社的异化，从个案研究到计量分析，包括合作社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例如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金融组织的关系等，都有较多研究。与上述浩瀚的研究文献相比，有关合作社与村级组织关系的研究则很有限。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点：

1.合作社与村级党组织的关系。合作社与村级党组织呈现一种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的合作，合作社通过设立党支部与村级党组织开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二是经济层面的合作，合作社借助村级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解决经营中的困难；三是社会层面的合作，村党支部统筹各方利益，调解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季婵燕，2011）。

2.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存在紧密型和分立型两种模式。紧密型模式是指合作社与村委会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能弥补村委会在经济职能方面的不足，完善统的职能；在村委会的带动下致力于村公益事业；不会出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对立。其劣势是：合作社具有不稳定性；村委会成员的能力与合作社发展不相适应。分立型模式是指合作社与村委会两套机构分开设立。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互相博弈，共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庄稳定；能防止因对合作社管得过严、过死而阻碍其发展的状况；能极大地发挥农民的主动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劣势是：村民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下降而导致两套机构之间的矛盾增加；合作社号召力增加影响村委会活动的开展；两套机构之间由于争夺农村管理权而发生冲突（桂河等，2009）。

3.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合作社作为自助性经济组织，首先要争取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自主权，这自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村两委原本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形成挑战。一方是权利拓展型参与者，另一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群重点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编号：71333011）、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方是权力垄断型参与者，双方的关系调整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作为强势的一方，村两委对合作社往往采取的是选择性介入的干预策略：只要不构成对自身利益的严重挑战，也就不去干预合作社的发展；一旦合作社发展危及自身的利益或权威地位的巩固，村两委干预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赵晓峰、刘成良，2013）

以上研究，拓展了有关合作社的研究领域，为人们深入开展合作社与村组织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上述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研究中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展开分析；其次，研究欠缺深入的个案支撑；最后，研究欠缺深度，类型划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反映当下中国丰富多彩的农民合作社实践。

由于村民委员会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行使职权，因此，本文将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以及合作社与村党支部的关系简化为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党支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因此，从原则上看，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合作社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村民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发展。

然而，中国农村丰富多彩的实践，演绎出多样化的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合作社类型不同，其与村两委的关系也各异。本文拟从村干部领办合作社、非村干部领办合作社、跨区域合作社、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四种类型的合作社入手，展开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以进一步拓展合作社的研究领域，并为在实践中理顺和把握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提供参考。

二、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

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占有很大比重。2012年7月一项涉及全国7个省2343家合作社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由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占近20%，在某些地区，例如山东省夏津县，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高达34%（彭莹莹，2013）。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多以本村村民为社员，或以本村社员为主。在各地兴起的“支部+合作社”模式，都属于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由于领办者与村两委融为一体，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既可以发挥村两委在政治和行政方面的动员力，又可以发挥合作社的经营效能。

由于领办人在合作社中的角色认定不同，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而使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依据领办人在合作社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将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村组织代理人领办的合作社、能人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社长成功竞选村干部的合作社以及社区领袖领办的合作社。村干部在合作社中的多样化角色认定，也使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一）村组织代理人领办的合作社

村组织代理人领办的合作社是指合作社领办人以村级组织或村集体名义领办合作社，领办人代表村级组织或村集体在合作社中发挥作用。

案例1：安徽省石台县大山有机茶专业合作社①

大山合作社位于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山村，成立于2005年11月，注册资金10万元，现有 ①资料来源：根据郭红东、张若健（2010）整理。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社员110人。大山村是全国闻名的富硒村，村内多山坡，比较适合种植茶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茶叶价格较低，村民收入的提升受到了影响。2005年，在村两委的组织下，全村农户成立了大山有机茶专业合作社，作为安徽省天方茶叶公司的原料基地。合作社统一为社员供应生产资料，统一收购茶叶，并代表社员与公司讨价还价。

合作社理事会有9人，监事会有3人，村长任理事长，前任村长任监事长。村两委成员多在理事会、监事会中任职。村两委改选，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也相应变更。例如，现任合作社理事长由现任村长担任，而合作社监事长则由前任理事长，也就是前任村长担任。合作社的日常管理、与茶叶公司交涉、协调动员社员等工作，由理事长负责。比较重要的事项例如采购生产资料、引进新品种等，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合作社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案例2：江苏省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①

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成立于2006年3月，目前入社农户近800户，占全村农户的90%。戴庄村两委成员均在合作社任职，但不在合作社拿工资。合作社指导社员开展有机农产品生产，统一为社员提供生产资料、标准化生产规程、农产品加工和包装以及销售服务。合作社通过加工和流通取得的利润，扣除10%～15%的公积金后全部按代理销售数量的比例返还给社员。待合作社公积金累积到一定程度，再按社员的原始股份分红。合作社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是：村两委委员作为合作社理事会候选人，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村书记由理事会推选为理事长。

案例3：山东省宁阳镇宝源奶业合作社②

宝源奶业合作社位于山东省宁阳镇东关村，成立于2005年9月，共有社员102个，除东关村为团体社员外，其他均为个人社员。社员来自宁阳镇东关村和庙西村，但以东关村为主。合作社共有股金20万元，其中，东关村入股10万元，其他社员每人入股1000元。合作社理事长为东关村村书记。合作社免费为奶牛养殖户提供防疫、饲料采购和设备维修等服务，并与蒙牛公司签订了牛奶销售协议，蒙牛公司按市场价收购牛奶，合作社按每斤0.2元向奶牛养殖户收取佣金。

案例4：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区上冈镇仓冈村土地合作社③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区上冈镇仓冈村2013年拥有土地3600亩。为了响应当地政府加快城镇化建设、推动土地流转的号召，上冈村在村书记的牵头下组建了土地合作社。合作社以每亩租金800元统一对外承租。按照当地的规划，该村2013年的土地流转要完成土地总面积的70%（2520亩）。在村书记（同时也是合作社理事长）的说服动员下，截止2013年4月，合作社已经流转土地1000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8%。

上述四个案例的共同特征是：

第一，合作社理事长均由村干部担任。案例1中的理事长由村长担任，其他三个案例的理事长均由村书记担任。他们之所以能被选为合作社理事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担任着村干部职务。他们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合作社，而是以村组织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合作社的运作。

第二，对于合作社领办人而言，他们的村组织代理人身份比理事长身份重要。行政职务是他们履行合作社理事长职务、开展合作社业务的重要保障。

第三，合作社理事长即村组织代理人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村两委的换届选举，村组织代理人有 ①资料来源：与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有机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家斌的访谈笔录（2013年11月2日）。②资料来源：根据宋茂华（2011）整理。③资料来源：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区上冈镇仓冈村土地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4月20日）。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可能变更，继而合作社理事长也要相应变更。

四个案例又各有其特点：

案例1构筑了合作社与现任村两委和前任村两委的相互制衡关系。现任村两委作为理事会成员，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作；前任村两委作为监事会成员，对合作社理事会实施监督，由此构筑了合作社较为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

案例2是目前合作社中较为普遍的形式。村书记牵头领办合作社，并兼任合作社理事长，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这种“支部+合作社”模式成为许多地区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形式。

当然，如果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是村书记的一种自主选择，则应该提倡这种形式。例如戴庄村两委，将合作社作为发展经济的平台，使戴庄这个镇江市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庄得到了迅速发展，即使是贫困户的年均收入也达到了6000多元。但如果将“支部+合作社”模式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指标层层下派，则其作用便会大打折扣。许多村党支部为了应付政府的下派任务或为了得到项目补贴，临时搭起合作社架子，这种被动组建的合作社只是一个空壳，并不能起实质性作用。

案例3提供了一个村集体组织兴办合作社的样本。村集体组织以入股方式组建或参股合作社，正成为一些地区振兴集体经济的一种探索。例如，吉林省柳河县出台了《鼓励村集体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实施意见》及《村集体入股合作社分红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办法》等政策，鼓励村集体以土地、集体固定资产、村集体四荒地以及村集体积累和其他无形资产入股，全县已有21个村采取领办或入股创办合作社的方式壮大集体经济①。

但是，集体股份的产权模糊问题由来已久。如何明确集体股份的产权主体，并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这是集体入股型合作社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地区将集体资产量化到村民名下的做法值得借鉴。

案例4提供了一个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样本。目前，各地城镇化建设的势头强劲，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在此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合作社应运而生。由于涉及到土地调整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重大事项，协调土地流转、做村民思想工作便成为村两委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案例4中的合作社理事长也即村书记介绍，他要“在思想上、感情上、经济利益上说服群众，顾全大局”，“一个个做村民的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做通”。这样的群众工作，仅仅作为合作社理事长是难以胜任的，只能借助村两委的权威及其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能人村干部领办合作社

能人村干部领办合作社是指合作社领办人既是村干部，同时又是专业大户或经济能人，他们以村庄能人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领办合作社，而合作社的发展则以领办人的角色认定为主导。

案例1：浙江省嘉兴市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②

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地处浙江省嘉兴市秀州区王店镇庄安村农业园区，创建于2005年12月。合作社创办人既是村书记，又是村里的果蔬生产大户，承包了37亩土地。为了形成规模经济、使果蔬等农产品进入超市，2005年，他联合8位果蔬生产大户组建了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这样“也可以有自己的名称和发票”。合作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回收、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方式，85%的产品通过上海、江苏、浙江等超市配送中心销售，15%的产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销售收入的42%按销售额分配，28%按股分配。①②《吉林省柳河县出台政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村委主任》2011年第14期。资料来源：根据郭红东、张若健（2010）整理。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合作社初见效益后，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要求加入，目前合作社社员已达100多户，注册资金100多万元。

案例2：河北省沧州保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①

河北省沧州保丰农业种植合作社发起人过去长年在外经商，2009年回村后参加村委会竞选并成功当选村主任。2010年4月，他发动88位村民入股组建了保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总投资为100万元，单个社员最少投资1000元，最多投资2万元，合作社发起人投资30万元。合作社建有石磨面粉厂、土肥站以及科技培训中心等，为农户开展面粉加工、测土配方、农资购销以及种植技术培训等服务。合作社的服务网点覆盖沧州市的70多个村庄。合作社盈利按股分配，2012年的分红比例为30%。目前，合作社发起人已不再担任村主任职务，而是专心致力于合作社发展。

上述两个案例的共同特征是：

第一，合作社发起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村庄能人，又是村干部。

第二，在合作社组建过程中，合作社发起人的双重身份同时在起作用。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作为专业生产大户，有组建合作社获得规模效益的内在需求，而他的村书记身份对于他组建合作社有直接的帮助。正如他所言：“村干部对国家产业政策比一般农户知道得要早，掌握得要多一点，相对来说，我们去办理执照时，跟工商和税务人员比较熟悉，办理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时间方面，合作社的事情有时候会和村里的事情有冲突，自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而保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作为多年在外经商的能人，在赚到钱后想回家乡发展事业，但是，由于长年在外做生意而不在村庄，他难以获得村民的认同。经过一番周折后当选上村主任，借助村主任的权威发动群众，减少了很多阻力，从而为其事业的开创铺平了道路。

（3）合作社成功运作后，发起人的村庄能人身份便逐渐居于支配地位，其是否继续留任村干部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双重身份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那么，即使时间上有冲突，担任村干部会占用很多精力，发起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留任。例如新奇特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村干部身份能便于他协调社员之间以及合作社与村里的关系，便于他同工商和税务部门打交道。如果双重身份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例如保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已经利用村干部资源组建了合作社，并且合作社业务已经扩展到若干个县，处理村内事务会占用很多精力。当村干部身份已经不是一种资源而成了一种负担时，合作社的发起人就不再担任村干部，而是全力以赴投身于合作社的发展。

（三）理事长晋升为村两委成员的合作社

合作社理事长通过带领社员致富，赢得了民心，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成功竞选成为村两委成员的案例很多。身兼村两委成员之职可以为合作社带来很多便利，这也是许多理事长参选村两委成员的原因。合作社理事长由单一身份转变为双重身份后，也相应地承担起双重责任。

案例1：河北省献县方周“益藤”葡萄专业合作社②

方周“益藤”葡萄专业合作社位于河北省献县方周村。合作社理事长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从事大棚葡萄种植，经过不断的摸索，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种苗繁育和种植大户。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及附近村庄的葡萄种植业也发展起来。2009年，他发动群众入股组建了葡萄专业合作社，入社社员280户，其中本村村民200户。合作社总股本为600万元，其中，理事长投资200万元。合作社 ①②资料来源：与河北省沧州保丰农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18日）。资料来源：与河北省献县方周“益藤”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19日）和电话访谈笔录（2013年3月31日）。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为种植户提供种苗、栽培与管理技术、大棚设施等多项服务。合作社负责收购社员的产品，销售利润扣除费用后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比例返还社员；而出售种苗、大棚设施等的利润则按股分配。

合作社成功组建后，申请到100万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基地建设，促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理事长也于当年被选为村主任。他在致力于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在履行村主任的职责，并成功说服合作社社员同意由合作社出资为村庄修路和绿化环境。

案例2：青海省大通县新华农机科技示范合作社①

青海省大通县新华农机科技示范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10月。合作社理事长张新华出生于1962年，1989年开始在大通县从事客运，2010年联合36个社员成立了新华农机合作社，总投资120万元，其中，张新华等3个大股东各投资10多万元，政府补助30万元，借款30万元，其余社员每人投资4000元。农机合作社购置各类农机具，为农户提供机耕、收割等多项服务。合作社盈利基本上用于购买新农机。目前，合作社拥有各种大型农机具12台（套），总价值680万元。由于合作社能提供农机服务，全村200多劳动力得以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外出务工。2011年，张新华被选为村主任，他先后为村里争取整村推进项目资金124万元、党政军企建设项目资金300万元。

由以上两个案例不难看出，通过领办合作社，领办人可以获得村民的认同，从而提升群众基础。由合作社理事长当选为村干部后，理事长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使得合作社领办人多了一份责任。正如张新华所言：“以前是个人致富，带领社员致富，现在是带领全村人民致富”。方周“益藤”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更是发出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感言。依靠村民的拥戴当选为村主任，只能通过为村民服务、为村庄做事，才能获得村民的长期拥护，为下一届村两委换届连任奠定基础。因此，回馈村民，努力为村庄争取项目，由合作社出资支持发展村庄的公益事业等，也就在理事长的考量之中。

（四）社区领袖领办合作社

社区领袖是指长期在村庄任村书记，将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作为一种使命，在村民中具有高度权威性和认同感。在社区领袖创办的合作社中，理事长同时也是村书记，或村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尽管身兼双职或多职，但他主要还是以社区的掌舵人身份出现，即使是在打理合作社事务，也难以改变他在村民中的领袖地位。

案例1：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长寿村蔬菜和灌溉合作社②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长寿村蔬菜和灌溉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东长寿村的村书记和村主任。他自1995年开始就担任该村的村书记，2005年又兼任村主任。18年的书记生涯，使他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为了调整村庄的产业结构、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他领办了蔬菜合作社和水利灌溉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共有60户社员，投资80万元，单个社员最少投资1万元，最多（村书记）投资20万元。合作社与山西将军红农业公司合作，发展设施蔬菜种植。水利灌溉合作社社员为全体村民，负责管理和维护全村的水利设施，制定水电费的收取标准。水利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成员同时也是村民代表大会成员，两个会议往往同时举行。

合作社所在村还有农机、养鸭、养猪和林业合作社，都是在村书记的动员支持下组建起来的。除负责村庄事务外，村书记自己还经营一家消防器材公司，同时还拥有将军红公司30%的股份。

案例2：山东省枣庄丰园池田藕合作社③ ①②资料来源：与青海省大通县新华农机科技示范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5月31日）。

资料来源：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长寿村蔬菜和灌溉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22日）。③资料来源：根据韩俊（2007）整理。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山东省枣庄丰园池田藕合作社位于山东省枣庄腾州市山亭区冯卯镇南赵庄村，是由村书记赵启朴于2005年创办的。

赵启朴自1993年担任南赵庄村村书记后，就开始带领村两委探索村庄发展之路。经过多方摸索，最后决定依托村庄丰富的水洼地资源种植池田藕。在他及村两委的示范带动下，全村的池田藕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2005年，赵启朴发动种植大户成立了合作社，社员只需每亩交纳100元的服务费，就可以享受合作社提供的统一建池、下苗、施肥、管理、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合作社的藕苗是全国最好的高产优质品种，远销全国各地，为合作社及社员带来了滚滚财源。

赵启朴在1993年以前就是很有社会影响的村庄能人，曾带领本村100多人外出打工。1993年，在老村书记的盛情邀请下，他回家乡接替村书记职务。在带领村民发展池田藕并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他的威信不断提升，先后被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市人大代表，并当选副镇长。

上述两个案例的共同特征是：

第一，合作社理事长长期由村中的权威人物村书记担任。近20年的村书记生涯使他们获得了村民的高度认同，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合作社中，人们都将他们视作当家人。村两委和合作社理事会换届选举对他们来说只是履行程序，他们在村中的领袖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2）领办人作为社区领袖，具有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使命感。他们将合作社作为发展村庄经济的平台，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这种使命感，使他们在管理合作社和组织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时不遗余力。例如，东长寿村村书记在蔬菜合作社集资额不足的情况下，补足余额20万元；南赵庄村赵书记在组建池田藕合作社时，带领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动员，给村民讲解联合起来的好处。

（3）合作社及社区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由于具有权威地位，社区领袖不会受村两委和理事长换届的影响，村庄发展和合作社发展均有着稳定的预期和长远规划。社区领袖的个人资源和社区资源叠加在一起，增强了社区的发展能力，而社区权力的稳定性是这种发展能力具有可持续性的前提和基础。

三、村域内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

由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准入门槛很低，五个人就可以组建合作社，且无出资额限制，因此其规模一般偏小，大多局限于在村域范围内。浙江大学曾于2009年7～9月和2010年1～2月对全国10省29个地区100多家合作社、300多个社员进行过调查，其结果显示：有70%的社员来自本村，有23%的社员来自邻村，有7%的社员来自其他村（郭红东，2011）。从不同的创办主体来划分，中国农民合作社可以分为大户领办型、企业领办型、村干部领办型等。而这几种类型的合作社在村域范围内都有所呈现。为了集中阐释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并与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相对应，笔者将村域内大户领办型合作社、企业领办型合作社等并称为村域内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并探讨这类合作社所呈现的与村两委之间的多样化关系。文中所探讨的村域内合作社也包含以本村社员为主的跨村合作社。

村域内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依合作社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村两委的执政能力，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村两委依托型、合作共赢型、博弈制约型和村两委监管型，这四种类型的关系各演绎出不同的行为逻辑。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一）村两委依托型

在村两委依托型关系中，村两委一般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将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作为发展经济的平台，给予多方支持；合作社在村两委的扶持下不断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载体。

案例1：山西省寿阳县景尚乡禹家寨蔬菜合作社①

禹家寨蔬菜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8月，入社成员123户，其中有一多半来自禹家寨村。禹家寨村是个蔬菜种植村，辖5个自然村。合作社理事长尽管不是本村人，但由于长期从事蔬菜营销，与禹家寨村有着密切联系。合作社在村两委的支持下组建并运行。村书记在村内享有较高的威望，“选举时没进行任何拉票，获得所有党员的认同”。《合作社法》颁布后，村书记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为村民讲解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动员村民入社；在合作社运转过程中，村书记及时解决合作社所遇到的难题，例如帮助合作社联系用工，在合作社流转土地时协调其与村民的关系等。村书记在蔬菜合作社中任常务理事。

案例2：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区上岗镇仓冈村合作社②

仓冈村是一个农业大村，有3600亩耕地，2200户农户，2012年的户均纯收入为1.24万元，其中1/3来自农业。《合作社法》实施后，村里先后组建了土地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粮棉收购合作社。

村书记已在该岗位上任职7年，之前还担任村主任8年，担任村会计12年，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除了十几亩的粮田外，村书记没有其他经营项目，他将精力主要花在对村庄的管理和为村民服务上。为了便于村庄的土地流转，他不取报酬，担任土地合作社理事长；为了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解决村民耕作辛劳问题，他发动村中的农机户，组建起农机合作社，承担了全村土地的耕种和收割任务；为了确保村民的粮棉等农作物实现顺利销售，他支持村中的粮棉大户组建粮棉收购合作社，并在合作社遇到资金回笼问题时及时与客商和村民沟通协商，以确保粮棉销售款及时支付。不过，村书记并没有在合作社入股，“如果入了股，老百姓遇到问题就不好说话了”。他自己坦言：“谈经济收入不要做干部，谈人生价值则做干部”。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吴仁宝式的好书记。③

上述两个案例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以村书记为首的村两委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

第二，合作社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组建并发展起来的，为村庄的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村书记以中立的身份介入合作社，为协调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在农村经常发生这样的个案：身兼合作社理事长的村书记或村主任争取来相关项目资金，并将项目资金按规定量化给合作社社员，进而引起非社员村民的不满，认为这是将村集体财产分给社员，村干部的威信由此受到挑战。而在这两个案例中，村书记通过将自己置身局外，从而取得了村民的信任。在案例1中，村书记完全有条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但是，为了避免矛盾和误解，他只在合作社中担任常务理事，合作社事务主要由理事长打理，他主要负责村庄事务。案例2中，村书记通过不在合作社入股方式也使自己在调解纠纷时“好说话”。①资料来源：与山西省寿阳县景尚乡禹家寨蔬菜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24日）和电话访谈笔录（2013年3月31日）。②资料来源：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区上岗镇仓冈村村书记的访谈笔录（2013年4月20日）。③盐城市有关部门曾多次组织乡村干部到华西村等经济发达村庄考察，在全市掀起向吴仁宝学习的活动。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二）合作共赢型

在合作共赢型关系中，合作社与村两委以相互独立的主体出现，在相互合作与支持中获得共同发展。

案例1：山西省寿阳县云胜蔬菜加工合作社①

山西省寿阳县云胜蔬菜加工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当时有5位发起人，总投资300多万元，5位发起人每人入股25万元，贷款100万元，私人借款80万元，用于建设蔬菜加工厂、办理食品安全手续等。5位发起人的具体分工是：理事长负责总体工作，其余4人分别负责收菜、运输、生产等，不拿工资。合作社现有雇工十几人，厂房占地4亩，为河滩地，村里没有收费。村里有一个停产的砖厂，占地18亩，合作社出资18万元将其买下，拟建咸菜加工厂，投产后会雇用80多人。合作社社员目前已发展到55户，主要为合作社提供蔬菜。合作社社员每年能为合作社提供50万斤蔬菜，约占合作社加工原料的一半。

合作社所在村的村两委成员均不是合作社社员。村书记患有慢性病，家有四五亩地和一辆拖拉机；村长主要跑运输。合作社理事长为党员，他自己坦言不想当村书记，嫌麻烦，没有精力。

合作社所在镇有着20多年的专业种植蔬菜的历史，绝大多数农民种植蔬菜，全镇范围内有多家蔬菜加工厂和合作社，专业化分工十分发达。

案例2：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②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镇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位于榆树台镇闫家村。2003年，8户养羊户联合成立了榆树台镇百信农民合作社。为了解决社员的资金短缺问题，2004年，在原合作社基础上成立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2006年12月，合作社社员发展到45户，股本金为69300元。合作社设定了不同性质的股金，对不同成员的资格和权利予以限定。村两委成员没有在合作社中入股，也没有担任职务。不过，为了获得村两委的支持，合作社对村两委采取主动合作的办法，主动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联手把事情办起来”。

上述两个案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合作社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合作社是在几位发起人的运作下组建起来的，村两委成员没有介入合作社的组建和运作过程。

第二，合作社解决了社员的蔬菜销售和资金短缺问题，获得了社员和村民的认同。第三，合作社具有较强的与村两委对话的实力。云胜合作社作为“村里唯一的企业”，村里给予了用地支持：免费让合作社使用4亩河滩地，并让合作社以18万元廉价取得了停产砖厂的18亩场地。相应地，云胜合作社也为村庄发展做出了贡献：解决了村里十几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理事长不但承诺新建加工厂的80个用工优先选用本村村民，而且允诺在合作社发展壮大后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发展村庄的公益事业。百信合作社也主动与村两委沟通，提议与村两委联手把事情办起来。

（三）博弈制约型

在博弈制约型关系中，合作社与村两委是相互博弈的主体。能够领办合作社的都是村庄能人，他们在为社员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村民对村庄能人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由此，在博弈制约型关系中，可能出现以下三个结果：

第一，村两委为了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避免地位和信任度下降，增强了对村民的服务意识；或直接领办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很多由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便是在 ①②资料来源：与山西省寿阳县云胜蔬菜加工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4月24日）。资料来源：根据李姿姿（2011）整理。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合作社的成功运作，对村两委的权威性构成威胁，引起村两委的不满，从而对合作社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甚至进行打压。

第三，合作社领办人参加村两委竞选，并成功当选村书记或村主任。据课题组对山西省晋中地区的调查，有超过10%的合作社社长参加了村两委选举并成功竞选。

（四）村两委监管型

在村两委监管型关系中，村两委通过前置审查或审议合作社理事会提议的方式对合作社实施监管。在村两委监管型合作社的发展中，一般具有较强的政府行为，当地政府赋予村两委监管合作社的职责。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近年来出现利用合作社名义非法从事资金吸纳和放贷、甚至花钱买合作社执照的现象，高息揽储，高息放贷，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合作社的声誉。为了治理这些“假合作社”，盐都区要求区、镇经济管理部门和村委会要承担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前置审查职责，对合作社进行监管。在这一前置审查体制下，合作社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了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地资源，青海省于2008年在全省牧区六州推行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海西州率先在天峻县梅陇村开展全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出了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即“以草场承包经营权、牲畜折价入股，劳动力专业分工，生产指标量化，用工按劳取酬，利润按股分红”的“梅陇模式”，并将其作为全州生态畜牧业建设的主推模式。截止到2012年底，全州已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150个，实现了合作社在牧区村的全覆盖。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即理事会提议、理事会和监事会商议、村两委审议和成员大会决议以及财务公开、社务公开。经村两委审议的合作社议事制度的实施，使合作社的项目扶持资金能得到合理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村两委监管下的合作社，即使村干部没有在合作社内任职，一般也都与村两委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例如，课题组在梅陇生态合作社调查时，村书记一直在现场，尽管他并没有在合作社任职。而在其他一些地区，课题组在调查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时，现场很难见到村干部，电话联系后村干部有时也不到场。

四、跨区域合作社

跨区域合作社不同于村域范围以及社员主要来自本村的合作社。它的社员比较分散，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跨区域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社与社员所在社区以及业务所及地区村两委的关系。其具体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协作关系

跨区域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常与不同社区的村两委打交道，尤其在发展社员、进行土地流转、建立产业基地等方面，需要不同社区村两委的支持与协助。村两委在当地社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他们出面组织协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河北省肃宁县春意秸杆能源开发合作社，社员来自若干个乡镇，合作社一般都通过村两委来发展社员。以合作社的一个棉杆收购点为例，最初其所在村只有四五户社员，在村两委的动员下，已经有200多户社员加入，涉及棉田3000多亩①。

①与河北省肃宁县春意秸杆能源开发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21日）。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二）村两委成员成为合作社的骨干社员

在一些农村社区，村两委成员本人就是专业户，一些跨区域合作社将这些村两委成员发展成为骨干社员或理事会成员。专业户与村两委的双重身份，使这些骨干社员或理事会成员在所在社区能较好地发挥组织和带动作用。例如贵州省湄潭县辣椒专业合作社，其理事均为相关村庄的村主任，合作社通过这些村主任理事来发展社员和开展相关业务（洪名勇，2012）。

（三）村两委成员成为合作社的业务人员

跨区域合作社的许多业务需要依托社区组织来完成。合作社将村两委成员聘请为业务人员，利用其在社区的地缘和人缘优势来拓展业务。例如，江苏省盐城市目前正在进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试点，合作社一般在一个镇的范围内组建。互助金的吸纳和投放需要有较高的信用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村两委成员一般对本社区村民的经济状况、人品等情况比较了解，在村民中也较有威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一般聘请村两委成员为论证员。这些村两委论证员在吸纳互助金的同时，还要对本社区成员互助金的投放进行把关。

五、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

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纷纷开展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活动。据课题组对河北省肃宁县的调查，截止到2012年底，全县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443个，其中，建立了党小组的有111个，建立了合作社支部的有35个。肃宁县的农业重镇万里镇共有6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至2012年10月底，共建立了5家合作社党支部。该镇西辛庄村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党支部成立于2010年6月，至2012年10月，已有28名社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4名社员加入了党组织（梁钟鸣，2012）。

（一）合作社设立党组织的形式

合作社设立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合作社单独成立党支部。在一些跨地域、跨行业、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方便党员过组织生活，一般都单独成立党组织，由合作社总部所在乡镇党委管理，或挂靠在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党委或县委组织部门。例如山西省平遥县晋伟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将4名党员组织起来，独立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其组织关系挂靠在县供销社。①

2.合作社联合组建党支部。一些从事相同产业的合作社或行业组织由于单独成立党支部的条件尚不具备，于是采取多个组织联合的形式组建党支部。例如，湖南省安乡县凝福棉花种植合作社、白家棉花病虫害防治合作社与县棉花流通协会联合组建了县棉花协会党支部，其组织关系挂靠在县农经局党委（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2011）。

3.合作社依托村党组织组建党支部或党小组。一些由村两委牵头组建的合作社或主要以本村村民为社员的合作社，往往与村党组织合并组建党支部，或在合作社中建立党小组，归村党组织管理。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夕子镇二十家子村龙山蔬菜合作社，其理事长为村两委成员。合作社依托村党委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理事长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村里有30名党员加入了合作社，并在合作社中起着示范带动作用（田原史起，2012）。

合作社党支部在合作社中有什么作用？这可能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下面的一个案例较好地诠 ①与山西省平遥县晋伟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笔录（2013年3月23日）。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释了一个合作社党支部在合作社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案例：辽宁省西丰县永得利蔬菜合作社①

永得利蔬菜合作社总部位于辽宁省西丰县平岗镇三合村，地处辽吉两省交界处，理事长为梁仁德。1994年，在外地做了4年蔬菜经纪人的梁仁德回到家乡三合村，设立蔬菜收购点。2001年，他投资200万元成立永得利绿色蔬菜开发公司。2003年，他在三合村建立了占地2万平方米的辽北蔬菜批发市场。2004年，他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永得利蔬菜产业协会。2005年，这一协会成立党支部，将分布在西丰县3个镇17个行政村的47名党员的组织关系全部迁入协会。2006年，这一协会转制为合作社，有成员167户。2009年5月，合作社的89名党员入股70万元，成立“农民党员资金互助社”，为合作社社员建设蔬菜大棚发放小额低息贷款，并为社员建房、医疗提供短期资金借贷服务。2009年9月，合作社成立全国第一个合作社党委，下设5个专业党支部和14个党小组，并制定了合作社的治理机制：理事会提议—党委会审议—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监事会监督。合作社党委组织党员建立了“农业灾害保险互助组”，还建立了3个党员科技示范基地。

合作社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党员的地位：每年评选优秀党员，颁发1000元奖金和纪念品；各区域村（屯）的理事选举优先考虑党员；社员向合作社借款由所在村（屯）党员担保；每年“七一”组织党员外出旅游。2012年10月，已有10位优秀青年转正为中共党员。

通过发挥党员及党组织的带动作用，合作社的各项业务均得到了发展。2012年6月，合作社已经拥有1520户社员，蔬菜大棚6000多座，年批发销售蔬菜3万多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二）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

合作社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不同，其与村两委的关系也各异。

在依托村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合作社，其党员的组织关系仍然由村党组织管理。合作社党组织的建立，在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动员力和党员的带动能力的同时，更加强化了合作社与村两委尤其是与村党组织的关系。在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中，合作社党组织与村党组织合并，村书记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随着合作社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建立，由于组织关系由村党组织管理，这样，村党组织便得以与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建立起联系。

与依托村党组织建立合作社的党组织不同，在单独或联合组建党组织的合作社，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党员的组织关系发生改变。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前，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村党支部。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后，党员的组织关系有的实行由村党支部和合作社党支部进行双重管理，有的则由村党支部转到合作社党支部，例如辽宁省西丰县永得利蔬菜合作社。党员组织隶属关系发生改变，必然引发其与村党组织关系的改变。

其次，合作社的地位得以提升。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并且隶属于上一级党委，在组织地位上与村党支部平等，由此提升了合作社在所在社区的地位和话语权。

最后，发展党员的渠道拓宽。长期以来，农村党员的发展主要依托村党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是村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培养谁、发展谁，要由村党支部决定，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党支部书记。目前，在中国一些家族势力和宗派势力浓重的地区，农村党员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合作社党支部建立后，农村发展党员的渠道拓宽，农村的一些种植养殖能手和经济强人可以突破当地家族势力和宗派势力的限制，得到党组织的重点培养，最后发展成为党员。例如，“中国脐橙之乡” ①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2009）以及刘同山、孔祥智（2013）整理。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江西省寻乌县在果业合作社及相关组织中建立党支部，近年来，已经发展党员187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23名，在册登记的入党申请人达2315名（季婵燕，2011）。在一些建立了较多合作社党组织的地区，例如江西省寻乌县，由合作社培养的党员成功竞选村两委成员的案例时有发生。

六、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合作社有不同的表现。

在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由于领办者与村两委融为一体，既可以发挥村两委的政治影响力和行政动员力，又可以发挥合作社的经营效能。但是，由于领办人在合作社中的角色认定不同，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与村两委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村组织代理人领办的合作社，领办人代表村组织在合作社发挥作用，领办人的村组织代理人身份要比其理事长身份重要，并且，村组织代理人可能随村两委换届而改变；在能人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发起人的能人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合作社组建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而在合作社成功运作后，发起人的能人身份便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是否继续留任村干部，则要视是否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而定；在理事长晋升为村干部的合作社，理事长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合作社领办人承担起双重责任；在社区领袖领办的合作社，由于社区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会受村两委和理事长换届的影响，村庄发展和合作社发展均有着稳定的预期和长远规划。

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依据合作社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村两委的执政能力，合作社与村两委表现出不同类型的关系：在村两委扶持型关系中，合作社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合作共赢型关系中，合作社与村两委以相互独立的主体出现，合作社具有较强的与村两委对话的实力；在博弈制约型关系中，合作社的存在对于村两委形成一种制约，从而能促使村两委提升执政能力；在村两委监管型关系中，合作社质量得以提升，与村两委的关系也较为融洽。

跨区域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社与社员所在社区以及业务所及地区村两委的关系。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开展协作，或直接将村两委成员吸收为自己的骨干社员或业务人员，与不同社区组织建立联系，以拓展自己的业务。

建立党组织的合作社，由于建立党组织的方式不同，其与村两委的关系也不同。依托村级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强化了其与村两委尤其是与村党组织的关系；单独或与其他组织联合建立党支部，则提升了合作社在社区的话语权，并拓宽了发展党员的渠道。

参考文献

〔1〕季婵燕：《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的调查与分析——以浙西农村为个案》，《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2〕桂河、于战平、曲福玲：《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委会关系的研究——基于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的调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2009年第11期。

〔3〕赵晓峰、刘成良：《利益分化与精英参与：转型期新型农民合作社与村两委关系研究》，《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

〔4〕彭莹莹：《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5〕郭红东、张若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6〕宋茂华：《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制度分析》，《特区经济》2011年第4期。〔7〕韩俊：《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郭红东：《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探究

〔9〕李姿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10〕洪名勇：《欠发达地区农技协生成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1〕梁钟鸣：《万里镇党组织与合作社“同频共振”促民富》，《肃宁周报》2012年12月14日。

〔12〕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对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民合作社》2011年第6期。

〔13〕［日］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14〕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案例评析》，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

〔15〕刘同山、孔祥智：《关系治理与合作社成长》，《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3期。

（作者单位：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秋红）

第五篇：探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

探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就要求企业要转变思想，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人才的发展和培养。如何能够让员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二者的定义、特点、关系以及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等内容入手，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企业想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壮大，需要完善的是企业文化发展建设和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用以培养优秀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灵魂所在，发展优化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做好新时期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优化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以员工为主体，以企业思想政治为工作方向，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的定义及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是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壮大所产生的概念。刘少奇同志曾在我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工作既是思想工作”这一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指针对员工的，以企业自身为主体开展的、以提高企业效益和优化企业员工思想道德品质为目的的教育实践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增加企业效益，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优化工作的氛围，进而达到促进企业生产力提高这一终极目标。这一工作一方面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从企业这一社会群体来讲，更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决不容忽视。

企业文化也可以称为公司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交流方式、处事方法、理想信念等，企业文化也可以解释为企业领导层和员工层都长期遵循并且积极认同的，带有独特性、区分性的价值观念，也可称之为“企业精神”，它是从员工内心自然产生的自我约束和价值理念。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们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员工，进而影响企业运行的各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曾经说过，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二者都是通过鼓励、关心、帮助、理解等方式提高员工的自信心、幸福感，让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状态进行工作。二者追求的目标也存在共同性，都坚持员工能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上。同时，二者的工作范畴也存在共性，企业文化主要内容包含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思想政治工作则以引导员工要有道德、有梦想、有工作热情，通过企业精神来创建员工的价值观。

当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有联系也有差异，二者虽然都属于企业的观念形态，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通过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氛围，培育和提升员工的文化素养，这属于文化领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一种社会意识，需要遵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

让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依托，要善于运用多种形式，例如领导带头、树立典型、拓展训练、组织培训等，可以达到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要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保证形成共同的思维意识，可以帮助企业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要正确把握好二者的并存关系，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推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合理健康的企业文化建设，又可以进一步推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次，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能够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企业每一个出台的政策、推出的措施，都首先必须要保证思想政治上的坚定路线，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宣传，同时通过企业优秀文化的熏陶，更加深化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一个企业的管理、发展都要靠优秀的员工，让员工对企业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这是企业文化发展建设的第一步。为此，在当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基础，保证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完善企业的内部文化。最后，要强化企业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的考核机制，以考促建，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文化建设之间的有效结合，企业内部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敦促各个部门切实贯彻落实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制定严谨的考核机制，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领作用。

四、结论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实现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除了员工自身的不断学习努力和完善之外，更加需要企业甚至社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只有企业管理中针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作出正确的评价认知，才能让员工产生归属与幸福感，增强企业凝聚力，从而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

（作者单位：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