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第一篇：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西安710072)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医改30年的经验教训，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认为面对结出的“看病难，看病贵”苦果。必须破解医改困境，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增强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确保医疗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关键词医疗改革；医疗体制；公益性

在特定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循行的是不断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前30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在不断萎缩，而能与市场化相衔接的保障体制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及时发挥作用，从而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表征。

市场化总有失灵的领域，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给予及时调控，而是将问题推给市场，医改困境将无法突破。

一、医改的四个阶段??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历经30年之久，每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改革内容也各有侧重。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医院管理工作展开，针对当时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大锅饭”问题，借用经济手段管理医院，以期提高效率。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办法；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又开展了“五定一奖”和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等办法，并进行试点。

1981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以上所有措施，目的是扭转卫生机构不善经营核算的局面，用经济手段――各种激励措施，调动医院的经营积极性。

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6年。

1985年，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以加强经济管理为特征的改革思路在各个领域渐次推开。在前些年改革基础上，对医院也推行“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这一年，号称“医改元年”。

医改启动的标志是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由此拉开。

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1989]10号文件)，文件提出五点内容：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第五，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其中特别强调“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这个文件可以看作是对上一个文件的细化。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从这三个文件看，政府的主旨是“给政策不给钱”，强调医院要靠经营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改革思路，更强调的是医院的经营功能。

第三阶段：1997年到2005年。

这一时期的改革，可以说是花开两枝：一方面对城镇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医院进行产权方面的变革探索。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医疗领域主要有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卫生管理体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等内容，构成此轮改革的基调。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2月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 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

医院产权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一些地方试点。比如，宿迁公开拍卖卫生院，实现政府资本的退出；无锡市进行了医院托管制实验；在一些地方实行“医药分开”的实验，以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是医改争议最为激烈且公开化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同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得到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结论也是医改并不成功。

在激烈争论与反思中，医改方向开始有了调整。

2005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吴仪做出批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后来增加到9家机构。5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对医改方案进行评审。此后，正式的医改方案一直都在酝酿之中。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新时期对卫生医疗体系构成的全面概括。

2008年10月14日，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该意见稿内，对新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描述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5年之前进行的改革侧重于调动医疗服务供方的积极性，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将医疗服务这块饼做大；2005年之后进行的新医改，关注点开始瞄准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即如何让广大群众拥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因病致贫。

二、改革衔接失当导致困境丛生??

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建起了一个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低成本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目标，那时，中国的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集体收入没有了来源，原来用集体积累资金维持的农村合作医疗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要么解体，要么被私人承包。从1980年到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63．8%降到4．8%，几近消失。??

农村合作医疗几乎消失的恶果是，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现大病，则整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因病致贫成为新时期的一个新问题。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使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农村，在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也占60％以上。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与农村合作医疗逐渐消失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1991年中国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3．73%，到2000年，所占比例下降为32．07%。我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卫生服务人员3．63人，而农村不足2人。直到2008年，农村卫生事业并没有出现过历史性的突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依然不高，甚至与2000年同期相比还有所下降；此外，农村所拥有的卫生服务人员也低于平均水平。在城市，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都是单位人，拥有公费医疗，在一些企业里，这一福利甚至惠及子女。企业改革后，为提高经济效率，公费医疗成为压缩成本的刀下祭品，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而言，医药费只是理论上可以报销的东西，要看病都需要病人自己先掏钱。这是在1998年实行城镇医疗改革前的情形。

1998年之后，城镇一部分人(主要由过去体制内单位转化而来的人)有了医保，但由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同样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据2003年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城乡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个人自己掏腰包。而且，城乡居民患病人次数比1993年增加了7．3亿人次，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下降，患者中自我医疗的占35．7%，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占13．1%。

城镇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改革使得传统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造就了很多在非正式单位就业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中小私人企业从业人员，他们游离于城镇医保系统之外，且人数庞大。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至2005年3月底，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2708亿人。

上述表明，医改向前的每一步推进，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每一次改革，从试点开始到全面推行，需要几年的时间。城镇社会医疗保险试点始于1993年，5年后才在全国推行；1994年，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7省14县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和跟踪研究。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目前依然处于试验阶段，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关键的问题是，对政府而言，如果将医改始终放在为财政减负这样一个位置，不加大为老百姓筹措基本医疗费用，不对医院进行合理的投资，新医改能否见效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据联合国下属公共健康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数据，中国政府2006年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支出还不足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56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说：目前国家对医院的投入只占到10%，90%的资金需要医院自筹。这样的一个投资结构，等于是把医院逼向按赢利机构的模式运营。对医院而言，如果依然将追求效率摆在首位，并将之层层分解到医院的每一个职工身上，看病贵就成了一个死结。相比而言，看病难只是看病贵的一个衍生后果，如果不是因为贵，难就比较容易解决。

三、医疗保障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中国政府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斥资8500亿元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强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医疗制度的公平与否，指标并非是单一的看病不掏钱。不掏钱看病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为国民健康花钱，应该花在哪？换言之，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医保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从资金发挥效率上看，应该是保小病，小病被重视了，很快医好了，就不会酿成大病。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觉得小病要自己掏钱，就不愿意到医院去看，或者是觉得太贵，没钱看，最后拖成了大病。

其次，政府为国民健康、医疗筹措资金，除了品类上仅限于基本医疗外，在目标人群上，应该首先保证弱势群体――穷人和老人，对他们应该不分城乡设立一个救助制度，而不是靠媒体的偶然呼吁。

最后，坚持低费用的医疗服务，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医更具优势，应当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如果一如既往地坚持靠机器看病，庞大的医疗费也许会让全民享有医保的理想变得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王绍光，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读书，2005．1．

[2]王虎峰，论争中的中国医改―问题、观点和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

[3]夏洁，关于农村医疗状况以及疾病对农村家庭影响的调查报告．三农中国，2008．10．

第二篇：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中国医改难题是什么？

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责定位不清：

1.价值取向问题。医疗服务属于健康管理，无论在公立医院还是私营医院，医生的每次处方都要对患者的终生健康负责，经得起长期评估，不是一次性交易。

2.宏观调控问题。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过宽，难以被用公共品覆盖；公立医院过滥（规模过大、数量过多、补偿不足、财务不透明等），难以生产公共品；亟待基于服务需求和财政预算规模限定公立医院的范围和数量，并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

3.理念问题。只有承认医生价值、尊重医生人格、建立适合医生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打造好医生的生存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管理体制问题。政府办医院、管医生、管医保基金，热衷做运动员，不会做裁判员，部门之争多于部门合作，缺乏医患保等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公共治理，缺乏医药保之间的联动。

5.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不足，缺乏有效的精细化管理手段。注重监管基金和控制总费，忽略对医院和医生的指导和服务，医疗保险基金有效使用不足，诱导医院推诿患者和挤出目录用药，增加大医院就医人数和患者负担，尚存医患勾结的欺诈现象。

解决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着更系统化和更深层次的巨大挑战，必须深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但中华民族文化饱含救死扶伤的天使色彩，只要以人为本，纠正价值取向、理念和体制的偏颇，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建立医疗服务体系的第一要义是可及性。“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本质就是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较差问题。在工业化早期看病即看医生，在信息时代看病即医疗服务，即指将医疗信息、医疗资源和专家指导送到患者身边的服务体系。需要建立以信息共享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支持网络，对医疗数据持续研究和有效性分析，1

引入基于临床指南和临床实践模式的决策支持等技术，帮助公立医院积极应对支付方式的转变、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2.建立有效的医生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医生积极性。

付费制度改革的目标不是要让医疗保险的资金能够控制不超支，而应该发挥的作用是要在有限的资源内，最大限度提高医疗质量，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医疗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医生是人力资本最高、职业风险最大的群体，理应获得最高的报酬，是薪酬体制中的标杆。中国历次医改的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了这一点。

因此，首先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统一收费标准，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定期审计报告制度；其次，根据财政供养能力界定公立医院和人员规模，以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为主，依赖财政预算、医保结算、服务收费甚至药品合理加成进行经营，收支平衡不盈利，但必须做到财务公开，接受定期审计和第三方评价，向同级人大提供财务报告，向社会公布年报。第三是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制度。

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3.引入医疗保险智能审核功能，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医疗保险是分担参保患者经济风险和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基金，更是社会契约型团购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具有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近20年，医疗保险基金分担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费用的40%-80%，但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年均12%，远远高于GDP增速。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强化医疗保险费用审核功能，从控费到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医保基金现象，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医疗费用审核包括事后审核、事中审核、事前审核，目前各地医保审核基本停留在为控制总额而进行事后审核的水平上，事中只能进行抽查。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很难调动医生和患者的积极性，漏洞很多，难以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现象。

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需要具有足够的动力、技术、资金和人才与医生对话，强化指引、监督和服务能力。但是，社保中心每月要处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条划卡数据，受财政预算、人员编制和专业水平等条件的约束，这项工作无法进行，医保机构能力建设遇到瓶颈。

而智能审核系统是针对中国诊疗标准、药品目录和医保政策而研发的具有事前引导和约束、事中协商和监控、事后处理和总结三大能力的智能审核系统，并在归集大数据的基础上帮助经办机构提高精细化管理和改善决策能力。

4.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信息化时代的医疗体制改革对管理监督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费用和成本控制、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成本核算等提出了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同时行政体制改革

2也为实现高效的医疗保险管理明确了方向和创新要求。世界上65%以上国家选择用社会医疗保险购买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障模式，即基于社会契约关系建立公共治理机制；我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医保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分担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于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和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目前，部分城市借鉴美国经验，在医保和协议医院的信息系统内嵌入了智能审核系统，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首先，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可以将事后监督可以转向事前指导。当智能审核系统嵌入医院信息系统后，医生行为只能发生在现行卫生、药品和医保政策范围之内，并100%接受监督，如有违反即刻发现和及时纠正，这比政府行政手段管理公立医院更有效。

其次，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为医保机构和医生建立了沟通通道。不仅查处违规，更加尊重医生的处方权，也为规范医疗服务和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数据分析，智能审核系统还可以在更大的领域进行扩展和延伸应用。

第三，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能效。放宽医疗保险管理服务的准入和政策性限制，允许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医疗保险的费用审核、费用结算和支付、基金监管等业务；或将这些业务内容外包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这样的公共服务外包不同于公共服务私有化，是指医保经办机构将自身职责体系内的事项委托非政府组织办理，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核心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市场活动来弥补经办机构服务提供能力的不足。

医疗保险审核功能外包是指在政府经办机构的指导下，的技术层面将诊疗行为和医保基金使用的审核等功能委托非政府组织，甚至是商业机构，包括研发、安装、操作、维护、统计、分析、咨询和二次开发等，从而提高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监控能力。

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的保障，医疗保障管理服务需要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知识结合，需要与经办机构长期的磨合，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最大发挥管理效应。这符合当前机构改革的要求，也符合世界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最终，探索出医保改革的中国式办法，并成为中国走向公共治理的标杆。

第三篇：医改

浅析新医改

摘要：自新医改制定实施以来，不觉已过三年。在这三年里，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费用继续水涨船高。然而，改革之事非一早一夕，不可否认我们的政府在医疗改革事业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新医改的内容与目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意见》全文１３０００余字，共分六个部分，包括：

一、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三、完善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四、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

五、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力争近期取得明显成效；

六、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二、医疗改革的社会根源

（1）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2）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基层卫生卫生服务体系薄弱；（3）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还不能消除“因病致贫”现象；（4）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5）药品和医用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影响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人群差异，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效果。

三、新医改开展的具体工作

（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的新农合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覆盖8.35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55.3元。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0%提高到61.8%，个人支出比例从60%降到了38.2%。

（二）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截至2010年底，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在57.2%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同时推进定编定岗、绩效考核、多渠道补偿、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改革。

（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09年以来，中央累计安排资金400亿元，支持1877所县级医院、5169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万所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财政部还安排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三年内通过转岗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为基层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

（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农村适龄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和乳腺癌检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贴等。

（五）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的规划和调控，推动公立医院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优先发展县医院，建立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采取全科医生培养等政策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另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采取一系列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提高服务能力，完善医院内部控制费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四、对医改的评价与见解

医改事业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健康福祉，也是事关经济社会全局的系统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医改启动实施的前三年，也就是2009-2011年，是医改的起步阶段，着眼于保基本，从基层入手推进改革。尤其是在基层成效更加明显，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较大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推动了民生保障和改善，也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医改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改革的难点进一步聚焦，只有持续深入推进，才能不断扩大改革成效。因此，制定医改规划，进一步凝聚共识、找准突破口，推动医改持续有效深入是必须的。

（一）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

落实政府责任，改革补偿机制。坚持公立医院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和应履行的职责，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加强卫生部门对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

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创新医院管理服务。推进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探索建立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理事会与院长职责。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二）鼓励和促进社会办医

1、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要落实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社会资本优先的原则，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４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2、进一步改善执业环境。要全面落实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税收、价格、医保定点、土地、重点学科建设、大型设备配置、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鼓励和优惠政策，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创造公平发展环境。

3、坚持扶优扶强。要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契合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也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发展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

（三）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1、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2、提高医保服务水平，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探索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要加大救助资金投入，筑牢医疗保障底线，全面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益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

六、最后结束语 我们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固然没大错，但决不能知难而退，不敢触及体制性矛盾，仅仅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外围打转。当然，期望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改革目标，并不现实。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改革的路径设计，必须要明确，不容回避。

对改革者而言，务实的态度是，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和主旨；其次，应当不惧失败，不讳指责，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行。如能以平常心评估新医改三年的成效，坦然接受批评，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性改革，庶几近之。

第四篇：医改

未知的医疗界

医改相信大家都听过，据我所知并不是改不了，而是会触动很多官员们的口袋，高价医药费用这个黑锅医生已经背的够久了，是时候放下了！

就单说药，我国同一类消炎药单注射用的就有几百种之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例如头炮曲松钠规格是1.0g一支的只要2元不到，但是有的厂家出了0.5g一支竟要50元同样的是一种成分为何在同一家医院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还有某感冒要成分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换了下包装就成新药了啊？？国药准字是怎么上的，难怪中国每年都有几千种新药，原来是换汤不换药啊！

近些年来不知到是谁那么有才，要医改说医院的药品都要政府采购，本来是好事可不曾想老百姓又白高兴了一回，多了一个政府机关，只能说是多了一双手拿钱！便宜的药根本就进不了医院，就说一盒消炎药，本身就10元，政府采购加价15元（这还算少的）就是当地政府拿二十五元发票给国家要钱，结果只用了十元，这是何等的暴利啊！现在公立医院都是把钱上交国库了，（这也不知道是那个人才想的捞钱的点子）自己没点私房钱。药到医院了又要加点价，这个钱是加着为国家赚的。因为钱都上交国库了啊！

医生苦苦的守住那1000元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背后还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有时候人家家属真的是为感谢送点吃的，你们又看到了，眼红红的心里不爽，又给医生安个收红包的罪名。医生真的很受伤。

本人认为要医改就要先改药。要把那些拿钱的手都剁掉！那就算是干净了！

第五篇：医改

医改

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

10月6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该回老家享受国庆假期的史松涛，此时却正在自己的科室里忙着为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在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郑阿姨连过节也没放下去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的习惯„„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学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

社区医疗的实惠

9月2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岁的刘莲光正在接受治疗，患有颈椎疼痛的她，正在中医科等待医生的按摩。

在虎门镇打工的刘莲光，几年来一直从事空调马达的装配工作，为了多挣些钱时常加班加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今落下颈椎受损的毛病，最近还不时地咽喉发疼。“来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便宜多了，有医保真好。上次看病加上拿药只花了8元钱。”一向节俭的刘莲光谈及花费很是满意。

刘莲光并不富裕，每月算上加班收入，工资也仅2000多元。刘莲光的丈夫也在虎门打工，开货车，两人每月加起来收入近5000元，除去每月180元的房租，她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现在情况好多了，公司给上了医保，有病就可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不一样，特别是全部自费时，最怕生病，感冒一次，吃药和挂吊瓶，几百块就没有了。几百块钱对于在老家四川的7岁儿子来说，一两个月生活费就够了。”刘莲光深有感触地说。

给刘莲光治疗的医生潘才幸，是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在今年的从医实践中体会到：“药费报销的比例增大后，特别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好多患者向保健型方向转移。”出身中医世家的潘才幸，在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按摩和针灸，每天接受治疗的患者大约在30人左右。潘医生分析，零差价的基本药物制度是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现在社区门诊人均处方在44元左右，采用“零差价”后，会便宜3—4元。现在我们这里推行了双转诊服务：小病不出社区就解决了，大病到镇医院或市医院，等病情容易控制后，再回到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给患者省下不少费用。”

鉴于刘莲光咽喉发痛，潘医生给她开的处方中有“众生丸”。该药每盒10.7元，比在私立医院的13.5元一盒省了2.5元，而社保报销70%后，刘莲光只需支付3.21元。

“以药养医”被终结

基本药物零差价（医疗机构在购买药物时的价格与用于患者的价格相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广东走在了前列，东莞市又是广东省最先落实的市区。

据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介绍：从今年开始，东莞已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有307种，广东又增加了244种，基本可覆盖所有常见病，同时取消原先的15%药品加价，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医保支付政策。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行中向记者介绍，目前，东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统一实行广东省阳光采购，2011年将不会自行采购基本药物或者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而将全程参与广东省药品统一阳光采购，“到时将以镇街政府为结算单位，和药商进行结算，降幅可能达到50%以上。”

为什么价格降幅这么大？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力军曾表示，以往的采购模式下，因没有将药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挂钩，企业招标成功后卖多少药物没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药价降不下来。而在今年的阳光采购环节中，涉及到基本药物的采购项目将实施一种药品由一个厂家中标的模式。厂家一旦招标成功，能匡算出全省市场带来的销售量，企业自主让利的空间就大多了。“此举还同时将企业用于回扣、公关环节的利润挤压出来了。并主动选择更为优质的配送企业，压缩配送环节的费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资源配置渐趋合理，“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这样既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又能减轻市民的经济负担，还能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7个诊室、23个服务站。现在已经形成患者步行15分钟就可到达卫生服务中心的局面。服务站主要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等，其用药也大部分属于551种常见的基本药物。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不难看出最终受益的是社区居民中的患者。那么医生和社区服务中心的积极性是否受到影响呢？基本药物零差价给社区医护人员带来了什么？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推行后，医护人员工资不但没下降，反而大幅度增加。副高职称的医师过去月工资是4000元，实行阳光网药物采购，并推行零差价后，现在却能拿到近8000元的收入。‘以药养医’将一去不复返，有这样的收入水准，医护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比如大家最关心的房价问题，在虎门，现在平均房价在6000元一平米，相比较“北上广”等大城市，其实际有效收入高了不少。”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主任介绍。

没有了基本药物的盈利，工资为什么还会增长呢？原来医护人员高工资的增加部分，绝大部分来自东莞市和虎门镇地方财政补贴，其中虎门镇补贴是重中之重。这样，通过广东省阳光网统一采购药物，过去从药品中盈利的模式被彻底打翻。

政府主导是关键

在今年的前9个月中，虎门镇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平均每月增加15%。上半年，23个服务站接诊量达5万多人次。虎门是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本地人口12.4万，固定外来人员64万，灵动性特别强的人口有20万。前两者绝大部分都享有医保，并且免费建立起了健康档案，整个虎门镇已有33万人建立了档案。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在2008年和2010年初，分别完成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的城乡一体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两个体系的建设。在住院方面，近年来东莞市不断调整住院报销待遇，实现了低起付线，高住院报销比例及高封顶线。以2010年为例，最低起付线为300元，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5%，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了15万元/人。其中，城乡一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基本医疗费报销比例95%以上属全国最高。

“只要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义为公益性，而非盈利性，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还是在其他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样可以大力推广。”李斌龙主任坦言。

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到今年十月，王刚工作就满两年了。200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王刚进入家乡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了一名社区医生。两年全科门诊的工作经验，让王刚对于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是未来社区医疗的方向。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不但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健康，更能有效地缓解医患矛盾，也让医疗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王刚说道。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都不得闲。”王刚所在的全科诊室在一层大厅左手边，十余平米的屋子有包括王刚在内的三名医生，这里每天都挤满了患者。

65岁的赵大爷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小王，国庆节还值夜班呢？给我量量血压吧，最近总感觉头晕。”

“您看您走得气喘吁吁的，先坐一会儿喘喘气吧，要不然血压量不准。”赵大爷坐近了，王刚听到他呼吸得很急促，便让他先歇一歇。他开始问起赵大爷最近是不是停了降压药，有没有感冒、上火。“就国庆节那天，我孙女发烧了，我熬了两夜没合眼„„”赵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还向王刚咨询起孙女吃的退烧药。

“您看，高血压就怕上火。来，您撩起袖子，我给您量血压。”王刚一边给血压计充气，一边嘱咐道：“现在换季，心脑血管病人都要注意。通俗点讲就是血管也会热胀冷缩，天气凉了，您血管也就窄了。这时，本来心脑血管压力就增大了，您还上火，要注意自己调节！”

刚送走赵大爷，一位阿姨走了进来，说自己低压不太正常。王刚笑着说道：“阿姨，您前几天来过是吗？咱们都查了，没别的问题，只要减减肥就能调节低压。”“我平时干活也挺多的呀！”“阿姨，我说的减肥、锻炼是说要跑跑步、游游泳、跳跳健身操。只要减掉四斤，您的血压就能降下来。”“好，小伙子，我听你的再试试！”

“医生您给看看，我家闺女总是流鼻涕。”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只穿着一件衬衫，王刚拉着她的小手问道：“感冒了吧，还穿这么少！”

每天，总有许多居民，晚饭过后出来遛弯，路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顺便进去量量血压，和社区医生聊聊，看看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而这里的24小时全科门诊，还为赵大爷、李大妈们亮着一盏灯。

从前，提起全科医生，浮现在人们眼前的还是美国电影中的家庭医生。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省市便开始试行培养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今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自此，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全科医生，正式走进了百姓生活。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全科医生的职责，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没病讲知识、小病及时治、大病不耽误，这也是王刚在全科门诊两年给自己的职业下的定义。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社区里的全科医生不但要承担预防、诊治的责任，还是首诊、分诊的把关人。诊治常见病、慢性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预防系统工作，指导社区护理、康复、健康教育，配合专科医生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全科医生是社区医疗的多面手。

温暖的社区门诊

“百姓非常需要身边的全科医生，我能感受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两年的工作让王刚看好社区全科医生的未来。

无论多忙，对每一位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王刚总会多问几句、多嘱咐几句。有些慢性病患者一周来几次，王刚和他们见面就像朋友一样。“毕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不一样，我们和居民交流的时间多一些。沟通、交流多了，关系自然就融洽了。”

按照国际经验，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医疗体系可以解决95%以上的疾病。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社区承担的服务是“六位一体”的，即综合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而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又具有综合性、持续性、人性化的特点并且提供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这些都是未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方向。

全科医生在与社区、家庭建立紧密的卫生服务关系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建立家庭健康档案、跟踪健康状况，全科医生制度不但能有效预防疾病，更有助于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改变居民的生活、就医方式。

因为在全科门诊工作，内、外、妇、儿全负责，王刚几乎给社区里的所有居民看过病、开过药。“小王不错，工作认真，对我们还耐心、周到。”提起王刚，赵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王刚就住在服务的社区，每天上下班，总有许多居民和他打招呼。“小王，下班买菜啊。”“王医生，办公室冷，别净顾着忙，多喝点热水！”

“人家都说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我在社区却没这种感觉，我和患者的关系都特好，他们也总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王刚笑得很满足。

制度尚待完善

成为全科医生以来，王刚的生活便格外充实。每周工作五天，不算无需问诊直接开药的，平均每天要为50位患者看病。每隔七天，王刚还要值一次夜班，前半夜来量血压、看感冒等急症的患者持续不断。

“我们人手太少了！”王刚的状态是社区全科医生真实的写照。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7.8万名注册的全科医生。如果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计算，全科医生的人才缺口高达30余万。

为让城乡居民拥有自己的全科医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12年，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5万名。然而，培训也遭冷遇。以上海为例，2010年上海计划招收、培训300名全科医师，结果仅有144人报名。

薪资水平低是最直接的原因。王刚认为，长久以来，全科医生的收入属于财政拨款，收支两条线。在社区工作繁琐而辛苦，薪酬却不是很高。虽然现在增加了绩效方案，但仍然和工作量不成正比。

为解决全科医生薪资水平低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全科医生以多种方式执业。《意见》明确，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多点注册，也可以独立或者与他人联合开办合伙制诊所，增加收入渠道。然而，在王刚看来，每天高负荷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一份工作，而这种压力又源于社区卫生服务人才的紧缺。

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另一份基于全国的研究数据也表明，2003—200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失的正高、副高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分别占在岗相应职称人员总数的35.7%、10.1%、9.5%。

事实上，与薪酬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的隐忧才是王刚这样的年轻人最大的顾虑。“虽然我工作得很快乐，但真正从临床经验、医疗水平上，还和大医院的医生有很大差距。常来社区看病的还是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有些人久病成医，直接来拿药就行了。”王刚说道：“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生病，健健康康的。但做医生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接触一些疑难问题，我们的许多能力也会退化。”

王刚说，他最拿手的还是内科诊治。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伤时，他也会害怕，生怕自己不够熟练。而同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胡医生，做了五六年的全科医生，但她觉得“考了全科医生的证和以前也没什么不同。”现在，胡医生仍然做着为居民打预防针的工作，其他科室很少接触。

与此同时，大医院的晋升空间比较大，职称评定的名额较多也是让社区全科医生羡慕却无奈的事实。“服务基层、讲奉献固然值得提倡，可现有的条件无法吸引更多有学历又有能力的医生到社区服务。”王刚说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也曾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不仅是数量不足，具有医学本科学历并经过严格全科训练的全科医生更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服务团队会直接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也会强化百姓已有的顾虑“社区医院的医生不如大医院的医生有本事”，“没出息、没水平的医生才来社区呢”。

“物质上的还好提高，但要改变百姓的观念就难了。如果社会对于社区全科医生的认识不能改变，我们感觉工作没有‘尊严’，得不到认可，那谁还愿意当全科医生呢？”从这一层面来看，王刚认为，全科医生制度还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