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2011.11
自觉维护规划的权威性
经过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讨论通过的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备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常言道：“计划、规划赶不上变化。”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形势变化快，若不能以变制变就易陷入被动。但是，时下有些领导也常用此话来为自己不尊重规划的权威性，对规划朝令夕改的行为加以辩护，认为自己是顺应潮流、不墨守成规。我们承认，及时修改不合理、不科学的规划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如何避免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领导换一个思路”的问题。
今春全国两会讨论通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各地也都陆续制定地方“十二五”规划。经过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讨论通过的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备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之所以要提这个醒，是因为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党委自上而下进行新一轮换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陆续展开。这是党和国家以及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通过换届不仅会有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而且会使得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工作呈现新气象。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又不能不担心这些走马上任的新班子，担心其把老班子动用大量资源和大量专家所编制的发展规划束之高阁，而另起炉灶，大搞“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领导班子上任，求新图变，追求政绩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何求新图变，如何去实现政绩。无论是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还是各级地方新的五年发展规划，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各自实际出发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特别是确立了多项节能减排、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扩大就业、发展新兴产业、改善民生等新的奋斗目标。新一届领导班子应紧紧咬住这些奋斗目标，俯下身子，真抓实干，积极落实。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点名表扬了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紧连毛乌素沙漠的右玉县通过植树造林打造生态强县的事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右玉县历经18任县委书记，任任咬定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目标，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60余年。昔日的荒山秃岭、不毛之地，如今成了果树满坡、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塞上绿洲”，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右玉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最主要还是归功于历届县委和政府领导相互认同，咬定目标，持之以恒，狠抓落实。
在“十二五”时期，若能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按时实现确立的各种发展目标，我们就有条件和有信心再通过一个五年规划圆满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既然“十二五”规划已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新的领导班子就应自觉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加以落实，自觉维护规划和政策的连续性，努力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当前，我国仍处在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将考验各级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智慧和能力。要完成转变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摒弃GDP崇拜倾向，克服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泰国不断出现的社会冲突，埃及和北非诸国发生的社会动荡再次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落实“十二五”规划，要在继续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管理及创新，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住房难、就医难、就业难以及分配不公等民生问题，努力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新局面。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要依靠群众，让群众拥有制定措施和落实情况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领导干部的根本使命是领导、组织和发动群众，把规划落实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为此，一要广泛宣传规划，让群众知晓实现规划的意义及带来的实惠。二要让群众为实现规划目标献计献策，广泛汲取民智。三要让群众监督规划的落实，把落实规划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把老百姓的“口碑”，作为评价规划落实成绩的“奖杯”。唯有如此，新一届领导班子才能更加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工作政绩也才能更加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城市化转型
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进程中，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超过50%，未来五年，中国也将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在中国上演的城市化，规模虽为世界之最，潜力依然巨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撰文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一定差距。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市化率在55%左右。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城镇化率仅为46.6%，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升级，导致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由此引出的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能否破解？两亿多农民工能否市民化？中央与地方能否合理分权？公共产品短缺能否补齐？
未来五年，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关键的五年。这五年中，一系列规则需要调整、修正，甚至扬弃。这将决定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命运。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时，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受制于这一环境，城市化也将完成自身的转型。
我们必须告别“拆迁自焚”式的城市化；我们必须通过地权与契约的再造，获取城市化最大公约数；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智慧创新金融工具，用流动性灌溉社会福利；我们必须最大规模地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为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打造凝聚共识的平台；我们必须在中华大地上，建设真正属于每一位公民的尊严。这一切，须臾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引领。
以城市化转型去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好在，它已经开始。再造地权
“不解决好产权问题，就激活不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形成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国两会开幕前三天，2月28日，一幅被标注为“„鱼鳞图‟局部”的图片，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鱼鳞图”显示了成都下辖的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经村民议事会评定的农地产权四至状况，图上每一宗“鳞片”般的地块内，都有它所属的农户重重摁下的指印。
“村民议事和„鱼鳞图‟这两项创造，生动地反映出农民对于落实自身财产权利的热切期盼，也彰显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报道中说。
“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农民进城，就不再是„裸进‟了。”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研究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对《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进一步拓宽农民带资进城的路径了，就能够保证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了。” 提交全国两会审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草案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也称城市化）率要从2010年底的47.5%提高到51.5%。继2007年人类半数以上人口寓居于城市之后，未来五年，中国也将呈现这一情形。
此刻，被《人民日报》高调推出的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暗示了正在中国上演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面临着一场深层变革。“穿着„风衣‟进城”
2010年l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据此，2012年底前，成都将建立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这就意味着，今后在成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自由迁徙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农民‟这个称谓也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仅是一种职业。”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在《意见》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农民进城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农民可以带产权进城，就业、参加社保不以丧失承包地为前提，完全尊重其意愿，不进城同样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形象地说，农民非但不是„光脚‟进城，反而是穿着„风衣‟进城”。
成都的这项改革，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后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只向农民供应。这意味着农民一旦进城成为市民，将自动失去承包地与宅基地这两项权益。
承包地与宅基地，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在过去十多年围绕“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一直有人担心，一旦将承包地与宅基地的使用权作为财产权让渡给农民，将诱发大量的短期行为。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一锤定音：“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措施包括：“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此之前，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胡锦涛在小岗村向农民作出这个承诺，让人想起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并摁上红红的指印。协议上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由此引发。如今，《决定》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真正具备了财产权的属性。绘定“鱼鳞图”
《决定》颁布之前，2008年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将确权、登记、发证的做法，覆盖到农村所有的集体土地上，包括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明确农村房屋产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并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流转试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外贸需求的急剧萎缩，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沉重一击，2000万外出务工农民失业归乡，其数量相当于l／3的英国人口。“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网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判断，“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为此须推行“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一系列措施。
“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要求“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叔属落实到法定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稳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把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2007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与重庆，成为这场改革的急先锋。
“„确权‟纲领来之不易，实施和执行就更为艰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对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进行调查后撰文感慨，“自20世纪50年代初给农民颁了作为土改成果的土地证之后，国家已长达数十年之久没有提供普遍的、连续的产权确认与颁证服务。特别是由于单干、互助组、合作化、公社化、联产承包改革等重大的„生产关系变化‟，我国农村的人口、劳力、家庭、土地和房屋的关系早就变得面貌全非，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欲理还乱。要在农村土地房屋实际占有的基础上，建立—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权威的法律表达的农村财产权利体系，当然不可能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成都市将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首个试点村，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如周其仁所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几十年土地房产的变动沿革，根本就没有系统、连续、可靠的文本记载。
为此，鹤鸣村组成村民议事会，自主协调解决确权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办法是：将每户土地按照四至挨次排列绘制在一起，人户调查时带着图现场测量核准，在图上直接标明土地面积、类型、权属等基本情况，出现矛盾，由议事会协调解决，达成一致后，再由农户签名摁指印确认。
一张清晰准确的“鱼鳞图”就这样形成了。摁在它上面的指印，与1978年小岗村“秘密协议”上的指印，构成历史的接力。“我们欠农民的太多”
“鱼鳞图”明代即有，正式名称——“鱼鳞册”。
明代的册籍分黄册和鱼鳞册，前者登记户口，后者登记田亩。
“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历史学家钱穆1950年代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写道，鱼鳞图远在宋代已开始有了，但到明代，此项图册才为政府普遍使用，并成为一种制度，“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
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废井田，开阡陌”，瓦解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此后，土地的私有伴随着土地的税收。及至明代，鱼鳞册成为政府收税的重要依据。可是，“民间的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一法，下面即随着这一法来作弊生巧。”钱穆考证道，“自从有了鱼鳞册，民间即在鱼鳞册上想花样，如当时所谓飞洒诡寄之类，一切作弊的花样，一时也说不尽。因此，册上的田地四至，纵然是准确的，而业主花名，则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则仍变为一笔糊涂账。远在嘉靖以前，实际上明代的鱼鳞册，也早等于废弃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此后不久，合作化运动掀起，农民的私有土地变成了集体土地。
1950年代初期，各地出现的初级合作社承认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入股，按股分红，承认大农具、骡马私有折价。1956年推行的高级合作社，要求人社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提出：“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在合作社经济力量十分薄弱，还要靠农民原有的那点东西来生产的时候，就宣布无代价归公，这对于5亿同盟军就是个严重的问题。”长期从事中央农村工作的杜润生，1980年11月在中央党校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不胜唏嘘，“到1 956年底以前就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不但是初级合作化，而且是高级合作化。在政策上又没有执行诺言，对于农民的土地、牲口、农具大都没有补偿。土改的时候给农民的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
2010年11月16日，在《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按照《意见》，农民在农村有了宅基地、承包地，还可以到城市去落户，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是不是一种“双重权利”？
秦代红答：“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公平。但是，过去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牺牲，城市化、工业化才有了快速的发展，我们欠农民的太多，欠农村的太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人民大会堂的掌声
“村民议事机制很快在全市得到推广，成为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鱼鳞图‟经过完善和提升，也成为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应用的技术手段，并为实现城乡群众财产状况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人民日报》在2月28日的报道中说，“两年多来，成都坚持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确„实‟权、颁„铁‟证，严格要求确权以实测面积为基础，切实做到实测与台账、权证、耕地保护合同记载及耕保基金发放面积„五个一致‟，系统厘清土地、房屋财产关系。”
目前，成都市2661个村，35857个组集体经济组织、212万户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解决好产权问题，就激活不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形成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人民日报》援引当地官员“上下一致的共识”之后指出，成都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实现“还权赋能”：“权”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能”则是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把握自身发展和命运的能力。
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成都下辖的邛崃市羊安镇，以工业集中区建设为带动，在全镇范围内实施土地整理，新建了羊安新城和6个农村新型社区，2万多农民自愿集中居住，土地流转后实现规模经营，催生出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集体以整理后的新增耕地入股成立公司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农户也实现了多元化增收。
在确权颁证之时，成都还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制定完善了相应的交易规则和办法，为推动农村产权规范有序流转创造了条件。
“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里，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三个参照系，可以表明权利的清楚界定，能够带来多么重大的变化和产生多么长远的影响。”周其仁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第一个参照系，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联产承包，那是把种地权还给了农民。就这么一个变化，农村的温饱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参照系，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把农产品的销售权、卖粮权还给了农民，还给了市场，根本废除了统购统销制，结果我国农副产品多年供不应求的历史就结束了。第三个参照系，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居民中改革了住房制度，结束了单位福利分房体制，搞了房改房，也是还权于民，结果就创造出一个城市房地产业，史无前例地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也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他得出结论：“这三个参照都说明，要保护农民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农民的权利。我们再不能把农民看作是被监护对象，要承认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同样关注自己的利益，也能对环境的机会和风险作出理性反应。”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他的这番话，激起会场热烈的掌声。重建契约
不动产税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财政模式，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吗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中国大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这一年由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版宪法，也即现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利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私有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公有土地一统天下，它与中国越发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相互搅拌，演绎了一幕幕撼人心魄的故事，今日再掀波澜。“租”与“税”
“我买房时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为什么还要交房产税？”对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全国两会上向新华社记者作出回答：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凭借所有者身份对使用权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房地产税的性质是不动产保有环节上使用权持有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税负。“一个是„租‟，一个是„税‟，„租‟与„税‟两者是可以合理匹配、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所谓不可克服的„法理障碍‟和„不能容忍的重复征收‟问题。”
贾康进一步说明，“目前我们还没法说„终结‟土地财政，但肯定有助于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为地方政府拓宽可持续财源。开征新房产税，目标是打造我国地方政府所必须掌握的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的框架，这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全局意义。”
以上说法，旋即引来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的激烈言辞，后者在博客里写道：“解放以前，农民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税；现在是等于农民又要向地主交租又要向政府交．税。即使现在中央政府要征税，应该向地租收益者地方政府去征啊！怎么再向普通百姓征呢？其次，土地占用金在房价中占的比重很重，有的高达50%～60%，这么高的地租不向地方政府征，却再向百姓征，合理吗？” 谢百三认为，指望地方政府从百姓买房中获得高额土地占用金后，再从百姓身上收到一笔新税款——物业税，将其做大以代替卖地，使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财政”中脱身，这个想法“完全不符合国情”，因为“仅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就达到2.7万亿元，沪京津卖地4000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5%～60%；一停止卖地，很多地方政府就陷入„破产‟窘境；全国地方融资平台上，地方政府贷款7.8万亿～10万亿元；全等着卖地还啊！”
上述分歧，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不动产税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财政模式，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吗？二是在国有土地上向支付了土地出让金的“租户”收缴不动产税，能够一蹴而就吗？ “一个相当庞大和相当重大的探讨”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确定“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物业税一词来自香港。香港的物业税是指对不动产出租收入征收的税，是一种所得税。而在中国内地的税制改革中，物业税是指对不动产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性质的税，即市场经济国家广泛采用的不动产税。
《决定》公布后，2003年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致辞：“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的表述，可能意味着一个相当庞大和相当重大的探讨。”
周小川说，从财产税角度来看，涉及到两种管理不太相同的形式，一种是采用土地批租形式，城市政府必然希望价格能够卖得好一点；另一种是土地的供应和交易基本上没有限制，但是土地的使用要定期评估，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征收财产税，“这样会使土地初始的价格比较低，但是事后从流量来看，每年都要承担一定的财产税”。
周小川认为，“财产税的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优化配置，城市的某些特别资源由于基本设施的变化，比如修公路、修地铁等等，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变化，实际上价格就会提高，就会提高财产税，财产税提高了以后，就会使所有者考虑是否需要继续用这块地方还是需要换个地方，因此形成了更好的税制。”
在西方国家，正是因为不动产积淀着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不动产所有者按照不动产的评估价格，以固定税率缴纳不动产税，才成为流行做法。这项税收，也成为城市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个税，将如何与中国的土地制度嫁接呢？ “有偿有限期”难题
中国古代在城市内部开征的不动产税——城郭之赋，确立当在五代；至宋代，它成为国家财税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彼时，已从传统的田赋中独立出来的城郭之赋，按照房产坐落地段的冲要、闲慢、出赁时所得房租钱多少等因素，确定不同等级计征宅税。宋亡元兴之后，城郭之赋未见记载。及至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办朱启钤，徒叹京师内外城私产“仅有间架之数而无地亩之数，故关于土地之登记估价纳税等等皆无从举办”。
情况在1940年代发生变化，国民政府在土地测量、土地登记的基础上，照估定地价按年征收地价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城市不动产重新登记，发放房地产所有证，1951年开征城市房地产税，按房地产的区位条件、交易价格等，确定标准房价、标准地价、标准房地价，每年定期按固定税率征收。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统一的城市不动产税不复存在——城市房地产税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并于2009年停止征收；1986年开征的房产税，征收范围不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1988年开征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在土地保有环节征收的唯一税种，但税负偏低。
取而代之的是有偿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
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了不同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中国的购房者买到手里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是附生于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它们均是可以转让的财产权，但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减——前者因建筑材料的老化而折旧，后者因出让年限的到来而归零。
真正积淀公共服务价值的，是永久性的土地产权。西方国家也只对这类产权收缴不动产税。而在中国内地城市，永久性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国家，难道要让国家自己向自己缴税？ “潜规则”与“明规则”
不动产的价值理应随着城市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而升值，可在有限期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它只能随着土地使用年限的缩减而贬值。眼下，人们谈论得更多的却是升值这个“潜规则”。
2010年2月，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全国政协作宏观经济形势报告，在解释为什么不将住房价格纳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范围时说：“买房子这个行为，算投资，不算消费，全世界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在有偿有限期的“明规则”下，中国的购房者买到的是一个日益折旧的产品，怎能被视为投资呢？
“不同价值规律的内在矛盾意味着市场上存在着两只不同方向指挥的„看不见的手‟，从而必然使市场功能发生紊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琨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居民所持房产权的时限越是缩短，市场就越是不稳定，政府面临的问题也越显严峻，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的余地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动。
2010年3月，李琨投书《瞭望》新闻周刊，提出解决方案：实施选择性物业税，以纳税的方式获得“恒产”。
“从世界范围看，物业税是在有永久产权的完整市场状态下才可实施的税种，”李琨写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市场，如果我们必须解决阶段性产权中隐含的未来制度和政策难题，就要将永久性房地产权的选择权交给公民，允许其自主地将阶段性产权变更为永久性产权，变更的方式则是自愿交纳物业税。由此，物业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永久性地产税——自然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税种。”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其中的“自动续期”，似已暗示了无限期的使用权。
而在2005年7月公示的物权法草案中，相关表述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外，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出让金；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确定。”这个表述尽管合乎有限期土地使用制度的规定，却激起社会热议，终被“修正”了。
在李琨看来，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仍然模糊，“怎样续？有偿续还是无偿续？续多少年？这些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并且颇有争论。事实上，无论有偿续期还是无偿续期，政府都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城镇住房私有率迅速攀高，在2003年突破8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60%～70%的水平。
“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2007年8月，建设部2008年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记者会上说。住房私有率冲高，暗示了中国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现实，也表明房屋产权已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财产权形式。
既有的社会规则因此承受冲击。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作出“自动续期”的突破性规定，正借力于渴望拥有恒产的强劲社会心态。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在实现住房私有化的同时，停止福利分房。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房地产业迅速获得巨大的市场支撑，售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二是公民的财产权意识不断高涨，抗拆维权、公众参与成为一大景观。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高速增长的痛苦时期。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修订施行）成为土地财政的重要推手。根据前者，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用于城市建设，对被征收的土地，按照原用途而不是市场价格给予补偿；根据后者，拆迁人获得强势地位，甚至可以在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农村大量的土地财富，与城市内部的土地财富，就这样被城市政府通过征地、拆迁，大规模转移，其潜在逻辑包括：在不动产税缺失的情况之下，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虽推高了相应地段的价值，却无法正常回收，征地、拆迁、售卖，便成为最直接的回收方式。大量的社会矛盾由此引发。
“可以肯定的是，土地财政在一定阶段对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有巨大贡献的，比如，它可使我们以低成本策略参与国际竞争，通过房地产的高收益来补贴工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对本刊记者说，“可到后来，补贴工业的作用下降了，专做房地产了，做制造业的也觉得利润低，改行做房地产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盟‟，这就变味了。”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已变成了土地的城市化、资本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空城出现了，银行也进入了。你要他为人民服务，搞保障房建设，人家根本不积极，他有另外一套规则，那个城市化早把人甩到一边儿了，自己形成了一套资本循环。一旦泡沫爆了，就太惨了。”杨保军说。
“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直言，“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你还有多少地能卖？”
“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2009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
2010年初，有消息称：税务部门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物业税“空转”工作在部分地区试点了6年多之后，将推广至全国。紧接着，一些城市将向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的消息传出。支持者发表评论：在物业税迟迟不能出台的背景下，修改现行的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园房产税暂行条例》，将征税对象扩大到个人住房，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2011年1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重庆、上海试点向个人征收房产税。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主城9区内存量增量独栋别墅、新购高档商品房、外地炒房客在重庆购第二套房，将被征收房产税，其税率为0.5%～1.2%。
上海市的征税政策是，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税率因房价高低分别暂定为0.6%和0.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就房产税改革试点答记者问指出，“房产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主要对保有的房产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是1986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暂行条例》规定，对位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每年征收房产税。由于房产税开征时，我国尚未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城镇个人拥有住房的情况极少，而且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暂行条例》规定对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即个人自住住房）免税。房产税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性房产征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房地产市场日趋活跃，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房地产也成为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要求，有必要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 按照以上表述，面向个人保有的住房征收的房产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不动产制度与世界各国的差异呢？
中国的机会
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冲出“历史的三峡”，在此一役。千呼万唤之中，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
2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未来五年，中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卜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相比去年58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数量增加了72%，并与去年全年商品住房销售总量相当，共需投资约1.4万亿元，相当于去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20。
这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政府推出的最大规模保障房建设计划。
“我想中央已经下了这个决心，”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交谈时说，“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再加上棚户区改造，不要走偏方向。” 八年调控
提交全国两会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健全住房供应体系”中提出：“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导合理消费，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家庭，实行廉租住房保障。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中高收入家庭，实行租赁与购买相结合的制度。”
随着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成使用，中国可望进入“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住房双轨制时代，对既有的住房供应结构作出矫正。200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提出“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将1998年确立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改变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这之后，由于过度强调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忽视了住房的保障功能，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经营土地成为政府拉动投资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宝”。
城市化的负面问题日益显现——它既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越调越高的房价。从2003年的121号文，到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再到2010年的“新国十条”，八年之间，房地产调控如同车轮战，终难拦房价“报复性”增长。在一线城市，已冲至高位的房价即使在银行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所回落，普通收入民众也难以企及。
“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2010年3月，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说，“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这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滞后。2010年10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我国保障性住房研究报告》，指出“供给严重不足是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现实问题。各省市地区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为主要的供给对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计划目标中占比就严重不足”，“仅从2010年的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来看，廉租房用地计划供应总量占供地计划总量的4%，经济适用房用地占比为9%，20%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却占据了整个供地计划的67%。对于解决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意义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额，加上经济适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也不过占计划供地总量的1-3%。”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希望通过打压房价来解决民众安居，无异于将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驱赶至商品住房这根独木桥上，还为炒家压低了建仓成本。保障房金融之阀
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优势包括“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那么，如何通过良善的政策设计，以充足的流动性来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既往的住房政策之弊，及其累积的经济社会矛盾，已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向一决胜负的关口。
中国2002年加人世贸之后，对外出口增长迅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对冲超发。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适时设计一个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回报的项目，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问题。城市规划学者赵燕菁2005年起不断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呼吁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行保障房与商品房区隔并立的双轨制，以先租后售等方式，把保障房发展为良性金融产品，使之成为暴涨的流动性的“分洪区”，大规模拉动内需。
2010年3月，赵燕菁撰文指出，住宅具有二次分配社会财富的特殊功能，房地产政策攸关执政基础，只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起“无产者”转化为“有产者”的稳定机制，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就不再是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期，而是走向更高层次稳定社会的有序过程。
2011年3月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全国人大新闻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为了确保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落实，我们还提出和建议了一系列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比如说去年开始，全国清理各个地方的融资平台，保留了为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融资平台，这个融资平台可以继续运作而且要发展。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去年计划了400多亿元，今年还要有这样一个指标。”
他透露，“很快会制定金融机构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中长期贷款政策。政策的设计通过政府补助、注入资本金或者贴息，然后再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大大提高融资的能力。”
将保障性住房作为一种战略性金融产品来开发，已进入决策层视野。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流动性由于寻不到安全出路，四处泛滥。受刺激增长政策的影响，流动性大规模涌入房地产市场，垄断性企业及上市公司，以一掷千金之势，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地王”，将“高地价一高股价一，更高地价”演绎至极。
2010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大量的流动性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进入消费品市场，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打开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之阀，让困兽般的流动性“安澜”于巨大的投资洼地，是不容迟疑的选择。关键一役
中国的机会还蕴藏在农村的土地里。长期以来，因政策限制而失去财产属性的农地，一旦被“还权赋能”，就可大规模地吸纳流动性，释放空前发展潜力。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将沉睡在城市土地里的财富唤醒，一举拉动国内需求，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奇迹。当下，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已是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此刻，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像1998年房改那样完成历史使命，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2011年1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行政强制拆迁被废除，市场价值补偿原则获确立，被拆迁人的权益得到更多保障。
以非市场价格强征农地、强拆民房的行为受到政策法规的限制。公民的财产权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这可能促使中国的城市化，由土地财政模式转向不动产税模式；强拆式的城市化也可望演变为契约式的城市化——不动产税可望成为城市不动产拥有者为公共服务付费的公正方式，并为城市周边农民加入城市成为市民打开付费通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望形成。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将由此引发。所幸的是，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已经启动，住房保障法在加快制定，它们在为不断走向深入的改革打造一个安全的平台。
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冲出“历史的三峡”，在此一役。下一个十年
“现在，公共财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未来十年，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难道让他们全进大城市？” 2007年1月，建设部组织制定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杀青，之后进入审批程序，再后悄无音讯。
“它被束之高阁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部委之间意见不一，有的部门说区域规划应该由他们负责，建设部也没有再争，最后，只能出书了。”
2010年12月，历时6年编制的这部规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底写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发行的关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权威著作，本书对广大规划、科研和行政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何时有一部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城镇体系法定规划，尚是未知。全局与局部的冲突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是城乡规划中最顶层的法定规划，是关于全国城镇发展和城镇空间布局的统筹安排，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政策依据，也是各地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书的序言中写道，“科学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城乡建设部门的重要职责。”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快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
胡锦涛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这之后，“建设部积极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认识，确立了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完善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坚持立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汪光焘在序言中说。彼时，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缺失的情况下，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已经展开。1998年，建设部发出《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通知》，历时十年，各地的这项规划基本编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人士对此颇有微词。“全国的还没出来，就搞省域的，这当然不合理。”2005年，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勾勒出区域发展框架之后，发改委规划司的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我们一直反对搞省域城镇体系规划，认为做了没用。”
理由是：“行政区并不等同于经济区，以行政区为单元来做城镇体系规划，就难以把周边的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就是现有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都是一个模子，都是以省会为中心的城镇体系格局。而在区域经济协作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城市与邻省经济的密切程度，已大大高于本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共同承担《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编制工作。各地先期完成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给这项工作制造了麻烦——各省之间的发展意图互不衔接，互不配合，矛盾很大。
在无大盘约束的情况下，城市总体规划由地方分散编制，自下而上审批，审批单位欲遏制地方做大规模的倾向，多有论出无据之感。1990年代，在各地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中，出现这等怪事：至2010年，各城市规划人口相加，竟达20亿人。“计划”改“规划”之后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这份文件里，“五年计划”被改称为“五年规划”。
国家发改委也从五年计划的主管部门，变成五年规划的主管部门。这之后，在中国政府的规划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五年规划，如何与建设部主管的城市总体规划、国土资源部主管的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成为一大问题。
发改委在研究“十一五”规划之初，曾试图将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纳入国家完整的规划体系。可是，这三大规划的主管部门，在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磋商会上，不欢而散。“谁都认为自己主管的规划才是总体规划。”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这之后，三大规划各行其道，诸多矛盾由此引发。
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单列为一节，其中关于“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的表述，表明发改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抓生产要素的“条条”，它还必须统揽区域发展的“块块”。这也加大了《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审批中部门之间的摩擦。
2011年3月5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沿用了十年前首次写入“五年计划”的提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内容包括：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在关于“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的表述中，“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
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以上说祛，已带有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味道了。“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
“我们在城市化率未达到50%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大城市，它们进入了世界大城市的序列。”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对本刊记者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城镇化拉动内需的关键点，放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起来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就是必然的。”
李兵弟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司长之职退下不久。他坦言，任上他感到遗憾之事，就是未能弄出一个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贯彻落实文件。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棚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是，对这个文件，没有责任单位，没有跟踪落实，没有后续动作，这是很少见的。”李兵弟说，“应该出台一个贯彻落实文件。但一般都会认为大城市的效率高，舍得投入，而小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事。现在，公共财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未来十年，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难道让他们全进大城市？”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作出预测：“到2020年以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为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47%和56%～58%，城镇人口分别达6.4亿和8.1亿～8.4亿人，平均每年转化和吸纳农村人口1500万左右。”
这项规划提出，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健康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有2.1万个集镇和313.7万个村庄，平均人口规模分别为2500人和250人。2020年，中国在农村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大约为6.1亿～6.4亿，按照目前村庄和集镇的平均人口保守地估计，2020年中国集镇和村庄大约比现状减少70万个。未来随着农村人口的转换和迁移，城市周边的集镇、村庄在中心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中心城市的组成部分；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以集镇为主体的地区将自主发展成为新的城镇。尽管未能成为国务院批准的法定规划，按照汪光焘在序言中的说法，《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成果，“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编制新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这项规划如何与“五年规划”对接，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民富”不能靠恩赐
时为2011年的春天，北京寒气未消，暖意亦至。全国两会在此召开，延续近年的主旋律，民生仍为重头戏。甚于以往的是，在GDP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富”新背景下，“民富”成了一个战略性的新期许，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公平。
这个国家是如此庞大，如此复杂。背负着五千年辉煌与没落的历史包袱，曾前所未有地集中起权力与资源，继而又“可控”地释放民间活力，藉此双重驱动，高速行驶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轨道上。只不过，有些人搭上了便车，有些人被甩到了车下。除天赋能力之别外，还有一道道不无隐秘的闸门与暗道，将财富之流切割与转移。
在越来越开眼看世界的今天，“中国人”反倒不再仅仅被当作一个整体。无论以何种数据来解释，贫富失衡都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每个人的身边，都能找到它的痕迹。无论以何种理由来辩解，这一事实都难言正当，它的“成色”，老百姓自会拿心来度量。
酿成今日局面，自非一朝一夕。国家层面的解题，若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代表，亦已酝酿七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等待，已近人生十分之一。
全国两会，历来是吸纳民意、安抚民心的政治季。本次两会即释放出一道温暖的气息，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向民生倾斜。两会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草拟提高个税起征点。温家宝总理说，这是使中低收入者受益的最直接最简便的方法。
收入分配解题千头万绪，但说得简单点就是更公平地“切蛋糕”，把理应给某些人的利益赋予他们，把原本属于某些人的利益还给他们。这里考验的主要不是能力，而是意愿。
但这意愿，并不会从天而降。由一般的人性可知，坐待恩赐，大都只会等来失望。天上即使掉下来馅饼，那也往往很有限。利益的均衡，须基于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有的人钱多，钱多好办事；有的人人多，人多力量大。节制资本，驯服公权，俱有赖坚实的权利之基。反观民生“善政”，这是责任。纳税人，固然可以理直气壮主张权利；无力纳税者，也大可坦荡要求公共服务。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丛林法则不能横行，这是人间最起码的正义。
更何况，这块大地上还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曾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改革政策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 “十二五”规划贵在践行
“本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针对未来五年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专门开辟一篇两章的较大篇幅，强化规划的实施、评估和最终落实。
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具有法律效力，其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不但彰显政府的决心，体现国家意志，也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而承诺的分量，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贵在践行。在“十二五”期间，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要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必须切实落实规划。其实，人民群众欢迎不欢迎和赞赏不赞赏政府的政策，不仅取决于规划的好坏，更关键在于规划能否有始有终地得到落实，并进而使广大老百姓从中受益。也因此，不让规划停留在纸面上，成为每一届政府工作的应有之义。
从以往情况来看，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均会在规划开局之年作出众多民生承诺，但到五年之后“递交答卷”时，却往往悄声无息。主要原因是，对规划落实缺乏系统的跟踪分析，也缺乏透明度，而科学评估更是处于薄弱环节。
正是如此，有必要增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落实“十二五”规划的积极性，对哪些指标落实在什么部门？进展如何？完成情况如何？困难在哪里？教训在哪里？没完成指标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而整个落实过程应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在第六十一章中，对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作出了要求：首先，明确规划实施责任。要求约束性指标要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工作责任和进度，主要通过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其次，强化政策统筹协调。要求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统筹协调，注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其三，实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考核，其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其四，加强规划监测评估。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规划相关领域评估，接受全国人大监督。规划部门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报告国务院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现在，期待在“十二五”结束之际，盘点“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任务时，各级政府部门能向人民群众兑现其所作的承诺。五年十二问
搞了多年“GDP崇拜”后，“幸福感”近年又在中国流行起来。本次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客中国政府网、新华网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何谓幸福。
幸福在哪里呀？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举凡根本问题，都是难解的。幸福也是这样，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具体情境又各式各样。不过，从不同时代看，大致还能找到一些典型图像，由此也可折射出时代轨迹。如在革命与“继续革命”年代，许多人展现幸福的场景，是投入集体的怀抱，沐浴在党的恩情和毛主席的光辉下。新时期之初，个人自主性登场，勤劳致富光荣，知识重拾尊严，流行歌曲便唱道，幸福在精心的耕作中，在知识的宝库里。
但到如今，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会显得造次。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既不再全般仰望雷霆雨露，也无法完全寄望于自身。现实往往让人看到，付出不一定有回报，成功不一定要奋斗。这世道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有的人漂泊在外，辛苦一年，带着汗臭，挤进火车，倦鸟归巢，便觉幸福。有的人机关算尽，家赀巨万，豪车开道，躲进楼里，既不满足，又不放心。光谱的两极之间，另有形形色色的世态。社会分化，于斯为盛。
于是，总理回答网友时，也只能笼统地说，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幸福感”热度的上升，反映出对现实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幸福的具体定义固然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但在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增加对未来的信心，要靠“自信”，也要靠“公信”，相信劳动和知识的力量，相信机会的平等，相信过程的公正，相信成果不会被剥夺，相信失败时会有救济，相信公义能够彰显，相信不义能被灭除，相信个人追逐梦想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能予以兜底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相信幸福。
眼下，“十二五”的画卷已经展开，那是国家意志未来五年的路线，也是国民愿景被规划的足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接下来的十二问，归结到一问就是，中国人会幸福吗？ “十二五”的公民期待 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5日至22日 有效样本量：3608 调查范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京、沈阳、西安、昆明、太原、兰州、吉林、秦皇岛、章丘、延安、绵阳、荥阳、鹤岗城市市区
抽样误差：95%置信度下抽样误差±1.6% 样本构成：男性58.2%，女性41.8%；20-29岁23.5%，30～39岁25.6%，40—49岁23.6%，50—59岁14.8%，60岁及以上12.5%；小学及以下5.1%，初、高中及同等学历44.7%，专科25,2%，本科21.7%，硕士及以3.3% 75.8%的受访者对“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目前，“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正由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坚持民生优先原则，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贯穿“十二五”规划的一条主线。
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室主任黄小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偏重于追求“国强”，而“十二五”规划则强调追求“民富”。
为直接了解民众对“十二五”的期望，《嘹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民意研究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月15日至22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3608名年龄在20岁以上的居民进行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需要指出的是，受访对象皆为城市居民。
本次调查覆盖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调查数据显示，75.8%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了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黄小勇解读，中国虽交出了“十一五”高分答卷，但通胀压力不断凸显，民生难题有待破解，经济转型面临挑战，社会管理创新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对今春全国两会和“十二五，”规划的关注度高于以往。住房是第一关注点
“在„十二五‟期间，我希望北京的房价下降。现在真有些后悔，前几年就应该把房子买了。”2003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打拼的张云，现在还与妻子租住在大兴区黄村镇枣园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
近年来，高房价已成为许多城市普通居民不能承受之重。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回答您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时，41.5%的受访者表示是住房，在对“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高级统计师周江说：“住房受民众高度关注，说明这个问题已很严重。”他还认为，高度关注住房，是民众生活从温饱走向小康的重要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民众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阶段。
即使是房价再高，仍有34.8%的受访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买房，其中大部分属于刚性需求。
51%的受访者期待房价下降，实现“安居梦”。在选择住房类型时，40.4%的受访者表示期待加大限价房保障，27.8%的受访者渴望廉租房，17.2%的受访者期待经适房，还有14.6%的受访者选择公租房。
对最近被热炒的房产税，普通民众看法不一。57.0%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对房价作用有限，加重民众负担”，也有37.8%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有利于抑制投机”。收入满意度明显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0%，年均实际增长9.7%。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对于目前收入的满意度只有56.1分，明显偏低。34.1%的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渴望程度仅次于住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对本刊分析，近年来，尽管中国居民的绝对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物价上涨、分配不公、税收不合理是影响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教授也对本刊表示，民众基本生活内容不断丰富，价格不断上涨，个税起征点尚未形成动态机制，对民众实际收入有一定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十二五”期间中国物价水平能够基本稳定，是30.6%受访者最渴望的事情。
黄小勇认为，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部分群众对收入的满意度。问及分配不公的体现，57.4%的受访者认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39.5%的受访者认为“最低工资过低”，31.2%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收入增加”。38.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分配政策”，37.8%的受访者希望“健全分配法律法规”。
对于如何提高收入，通过税收调节被多数人视为可行之策。本次调查中，73.1%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46%的受访者希望“改进征收管理方式”和“简化纳税程序”。“医疗费用过高”为多数人共识
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医改“攻坚年”。如何实现医改阶段性目标，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也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4亿人，加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8.35亿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超过12亿人。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投入卫生事业力度不断加大。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合计安排卫生事业资金1852.9亿元。2009年与2005年相比，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17.93%增加到27.23%，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从29.87%增加到34.57%，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52.21%下降到38.19%。
尽管如此，相当数量的民众还是反映“看病贵、看病难”，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医改寄予很多期待，对34%的受访者而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问及看病难的原因及表现时，有65.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51.0%的人认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34.6%的人认为“医疗服务质量偏低”。
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认为“保费太高，待遇太低”。另有28.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认为“目前对自己家影响不大”。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口何在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44.6%的受访者期待“十二五”期间通过医改“解决医疗费太高的问题”；30.1%的人期待“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期盼教育多方面改进
总体来看，民众对目前教育现状仍有诸多不满意之处。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时，42.8%的受访者认为应“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居第一；38.6%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居第二；28.5%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师资结构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解决择校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育布局”等，也为数量不等的受访者所期盼。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认为，“教育不公导致乱象丛生”，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存在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由此产生了择校，伴随产生的是择校乱收费。
“教育公平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沈友军说，从国家层面来讲，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政府下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推动教育公平，关键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做好工作，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机制两手都要硬。
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2010年，中国设立了高级别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2010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笫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八），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建立了以31个省级和312个县级监测点为基础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可现实并不容乐观，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比如最近发生的皮革奶事件、镉米事件、面条掺胶事件，等等。
本次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民众仍非常担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8.7分。50.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存在，但有信心解决”，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不大”。
李绍荣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相关公共服务不足。“这不是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整体工程，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和建设。”
针对“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问，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首选“加大处罚力度”，提及率为32.7%；其次是期待“严格检验检疫”，提及率为28.0%；第三是希望“企业规范生产”，提及率为12.1%。腐败原因首选“权力缺乏制衡”
多年来，反腐议题一直就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又有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办。
本次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反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分析导致腐败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访者认为是“权力缺乏制衡”；22.9%的受访者认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择优机制”；20%的受访者认为是“不重视群众舆论的监督权利”；17.1%的受访者认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构的体制腐败”。
对于腐败治理途径，33.9%的受访者期望“从完善制度人手，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30.2%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17.3%的受访者希望“教育为先，提高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意识”；16.6%的受访者希望“开展专项治理，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物价会涨吗
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猜物价，已是近一年来最热门的经济游戏之一。最近两次，大多数人都没有猜中，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终归是高。
1月份，人们多预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会“破5”，结果是4.9。2月份，市场普遍预计会回落到4,8，结果3月11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还是4.9。
鉴于通胀压力依旧明显，“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目标之一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在字字如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荣升为“首要任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很重要，二是很棘手。而物价问题似乎是二者兼备。物价“给力”，更有必要让每一位老百姓要往外多掏钞票，这时候需要明白：为什么要多掏？究竟会多掏多少？ 钱多的烦恼
前不久，“民工荒”现象曾引起热议，对于产生的原因，各方早有如潮分析，毋需赘述。更重要的是结果。对广大农民工而言，工资上涨是几乎肯定的。企业则要增加成本。尽管幅度可能不大，但对于长期以来只能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发展的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加工资几近“雪上加霜”。
于是，连锁反应产生了，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企业最自然的“自救”行为就是提高产品价格。
当然，把物价上涨仅仅“归咎”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既不客观，也有失公允。实际上，“通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直白地说，就是市场上的钞票太多了。、近几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不错。然而，一揽子“治疗“手段也留下后遗症，这一次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涨物价。所以才造就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这样一个个彰显国人智慧和无奈的新鲜词汇。
虽然近几个月来，国家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的倾向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泼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受欢迎，尽管国家层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估计今年的贸易顺差还是会只增不减，这给物价造成的上行压力，也不可能一时半会就消除。外部干系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问题都是国内外相关联的，物价自然亦不例外。
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国的影子，这一次自然也是如此。
“量化宽松”，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词，说白了就是拼命印钞票，并且已经搞了两轮。它对美国恢复经济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不确定，但造成热钱外流、推高他国通胀水平的作用，却是板上钉钉。而中国作为眼下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自然是外来热钱肆虐的“重灾区”。对此，许多人有“美国要拉全世界人民给它垫背”的感觉。不服气？暂时也没有太多办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没有明显改变之前，其他国家只能容忍本国的物价“再飞一会”。
就连中东的政局动荡，也早有海内外分析人士指出，它与物价也不无干系，上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下传其他国家的物价进一步激扬，包括中国。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油库”。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有三分之二都埋藏在此处的漫漫黄沙之下。虽然这几年，许多国家对发展新能源如痴如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作为“现代工业血液”的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随着中东地区的内乱，国际油价也“意料之中”地扶摇直上，并再次翻越了每桶一百美元的关口。
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如今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成，去年的原油进口量为2.4亿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于是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成本的增长，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就是这么回事。比货币更重要的是信心 尽管挑战严峻，但不代表前途是一片黑暗。
中国人总喜欢讲，“办法总比困难多”，领导常以此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百姓也用它自我安慰、给自己力。在稳定物价方面，确实还有不少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可以大做文章。
例如，国内粮食的连续七年丰收，以及肉、油、糖、棉花的充足储备，再加上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客观状况，都是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而最有力的依靠还是来自于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定下CPI上涨4%左右的年度目标。联系前两个月的数据看，接下来的预期应不会差。
信心本身就可以影响预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总理说过，“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现在消除作为危机后遗症之一的通胀，某种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工资会涨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独立成章，这在过去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中，尚属首次。而对普通职工来讲，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背景下，“涨工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劳动者的最强呼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不能如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做工资计划、掌控工资上涨水平，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李滨生对《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要想把职工工资提起来，还是有办法的，“主要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愿不愿做。” 目前来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第一张牌，最低工资标准。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暂停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在24%左右。这其中包含了2009年未能上调的部分。进入2011年，又已有六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多地承诺继续提高标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说：“中国很多企业长期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工资的基准，这是不对的。但面对这种现状，政府只要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意味着迫使企业给工人涨工资，这是有强制性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10%。13%的年均增速要求，显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计算，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们现在许多省份的标准才达到20%左右。广州市刚刚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然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也才达到27%左右。
“在短期内达到国际上40%～60%的标准，对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困难，”李滨生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0%，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考虑到转型需要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各地应该严格地执行。” 第二张牌，立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致的。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真协商、真谈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地方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河北省人大通过了《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使河北成为全国首个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的省份。“立法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非常明显！”马兰翠说，条例出台前，河北纳入工资统计范围的企业职工工资在全国排名第21位，比较靠后，2009年，这个位次提高到了第16位。马兰翠说，通过工资协商立法，河北的职工群体性上访事件逐年减少，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也在逐渐提升。
观察人士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已经包含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要求，地方政府能否抛开GDP崇拜，抛开对招商引资的依赖，割断裹挟其中的私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推动工资协商的意愿和态度。第三张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
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用足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李滨生说。
提起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相关方面多有抱怨，认为这是一个“弱势”的执法部门。如果能够将劳动监察执法做实、做强，那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劳动定额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等问题，就会得到惩治，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形成执法必严的法律氛围，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这表明，劳动执法问题已被高层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强化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队伍建设。
“现在，提高职工工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具备，各地党政机关也都感受到了„涨工资‟的压力和动力。”李滨生说，“未来五年，职工工资水平肯定会上涨，但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否与民众的预期相符，还有待观察。” 种粮能养家吗
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紧接着作为总纲性质的第一篇的是“三农”专篇。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其间，粮食问题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广大农民生计所系，粮食安全还是国家时刻紧绷着的一根弦。
今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以“突出亮点”的高姿态，被有关部门多次提及。2010年，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达到5919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的研究，这是13年来农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在此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1982年和1994～1997年这两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速亦超过城镇居民。期间粮价大幅上涨，直接助推了农民收入增长。比如，1994年，粮价提高50%，1996年，粮价提高近48%。
2010年却非此因。韩俊认为，和前两次赶超相比，去年的赶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一些局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可能上涨幅度更大。”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日前在公开场合所述，2010年农民月工资收入达到了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了近一倍。就粮价而言，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年末国内粮食加权平均价为2175元／吨，比2009年同期上涨265元／吨，涨幅达15%左右。在农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农业收入，还是很难让农民满意。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2007～2009年，粮食亩均成本利润分别为38.5%、33.1%、32%，呈下降趋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安徽省皖北地区农村了解到，除去成本，一亩小麦的利润就大概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由于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受此影Ⅱ向，粮食主产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兼业化”、“副业化”、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资源与环境亦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钱克明委员在《加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案中指出，当前，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据了解，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
频发的自然灾害亦呈加重趋势。钱克明透露，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各种自然灾害呈多发重发态势，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高达1000亿斤左右。在他看来，2010年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再次警示中国农业还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在上述因素共同叠加之下，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始于去年冬季的北方旱情，田间地头水利设施配套不足，是导致抗旱工作开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种粮效益过低，不少农民宁愿农作物受旱，也不愿积极参与抗旱。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效益也因此而衰减。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这进一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
不仅如此，农民增收的同时，支出也在增长。全国人大代表、荆门市委书记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城镇化在推进，农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镇周边的农民开始过着一种„准城镇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没完全惠及到农村。”
当前农村物价水平也有超城市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国民经济数据，今年2月，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农村则上涨了5.5%。
王玲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十二五”时期，应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反哺农村，“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提不上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无从谈起。” 作为农民增收措施之一，尹成杰认为，应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
然而，由于粮价具有“一价带动多价”的特质，其价格的提高，往往牵动市场有关物价上涨的敏感神经。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据此，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就前者而言，政府应进一步增加种粮补贴，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与此同时，减少粮食销售的中间环节，使农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粮价上涨的好处。
就减支而言，首要的是，要尽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应更有效地平抑农资价格，加强农资经营监管力度，防止农资经营价格过快上涨，并加大农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扶贫标准也应有所提高。住房枷锁会解开吗
在政府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老百姓望房兴叹的局面有望改观。三组数据下的乐观预期
讨论未来五年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离不开以下三组数据：
一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部署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三年一共1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
二是，近期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约12%是祖传的，是原来的私有住房；有40%多一点是通过房改房获得的；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
三是，按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计，每年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以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6.65平方米计算，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至少需要新增13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
具体分析这三组数据，在需求方面，从目前城市居民中仅有11%没有住房来看，今后住房消费的主力将是改善型购房；另一部分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
在供给方面，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即使以每套30到40平方米计算，已经接近和超过了上述提及的13亿平方米的最低需求量，按照规划来看，供给应该是有保障的。
从居住情况来看，以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为例，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计划近200万套，400万套左右是各类棚户区改造，160多万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新增城市人口可以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不是非走“房奴”这一独木桥不可。“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此作了明确的安排，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资金土地面临考验
“十二五”的住房规划蓝图能否真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需要资金以及土地的落实。
对土地，国土资源部承诺，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一定能做到应保尽保。今年具体的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计划，将在本月内编制完成。对资金，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资需要1.3万亿左右。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的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同时，市县人民政府要无偿地划拨土地。
总的来说，齐骥表示，完成今年1000万套的任务，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地方的土地收入将大大缩水，在此基础上，保障资金供应将面临地方政府的强烈博弈。
另一方丽，地方政府面临着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其中土地是平抑房价的重要力量，房价降意味着土地收入也必须相应降低。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不少省份已经在想方设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比如云南，作为财力十分匮乏的省份之一，云南省要求各州市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廉租住房项目予以重点倾斜，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房地产开发税收中要拿出不低于10%的资金支持廉租房建设。改革创新需提上日程
经历了一路狂奔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厘清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市场和政府的各自责任之后，需要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积极应对调控，谋求自身发展，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这其中，被速度掩盖的改革创新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能否真正跟得上、应保尽保？对于日趋紧张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是倍加珍惜，对本来意愿就不强烈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更容易打折扣。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让农村的集体土地参与进来，允许农民入股，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作为出租房源，来解决一些城郊接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问题。
其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企业不再被允许建房分配给职工。针对一些地方的实际，比如许多工矿企业职工面临收入很低的困难，可以采取“政企共建”的形式建设廉租房。一些省份已有此类举措，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企业利用自有划拨地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但如果推而广之的话，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跟进。再有，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短缺，可通过贴息或者专项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养老鸿沟会填平吗
面对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虽是亲姐妹，天津退休女工冯女士还是感到不平衡，“给我们涨一次钱敲锣打鼓、上报纸的，才涨一百多嘛。你看人家，蔫不出溜地就涨七百多。”
冯女士从一家汽车制造厂退休后，尽管过去六年经历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七连涨”，目前退休金也只是刚刚达到1600元。而她姐姐，另一位冯女士，一位退休教师，去年底接到了上调760元退休金的通知，且从2010年1月开始补发，现在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退休金。差不多的劳动负荷，却是不一样的退休待遇。从退休金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来看，目前企业职工退休金大多只有退休前工资的30%～40%，而机关事业单位则一般能达到90%左右。在退休之前，企业职工须每月缴纳个人工资的8%纳入社保个人账户，而机关事业单位没有此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能享受各类津贴、物价生活补贴等多种福利，退休金随在职员工工资上涨而上调，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则相对固定。
2007年，中共十七大要求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9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下发了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事业单位工作者对养老待遇下降的极大担忧。但随着上海、浙江、重庆、山西和广东等试点省市改革的波澜不惊，舆论风潮随之退去。
今年2月16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刊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纪念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要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的提法，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和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人社部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有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按胡晓义的说法，去年10月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关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
显然，养老待遇的并轨，目前仍只有方向，而无具体的时间表，至少是无公开的时间表。
“我不太了解”、“不清楚”、“我没有关注”……在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中，面对本刊记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资源的集中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说。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首日，报名网站的访问量超过8205万人次，系统一度陷入瘫痪。“公务员考试热，映射出公务员群体就业稳定程度和各方面待遇水平的优越性，”蔡继明表示，各项步人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到今天，核心都指向了政府自身的改革，“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 据报道，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社科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暂缓实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所以一直„改而不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机关公务员的相关制度改革„按兵不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对本刊记者说。
景天魁说，在分类不清的情况下，只改事业单位，会导致群体的对立和攀比，人为地制造矛盾和阻力，不利于团结和人心稳定，而这次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比较明确——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起改，“这大大降低了事业单位„单兵突进‟的难度。”
在我国3000多万事业人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等公益性岗位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老师们的退休待遇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恩迪，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本刊“养老双轨制”问题采访的试点地区委员，“相反，我们现在做的，是把刚刚并入浦东的原徐汇区的教师、医生的相关收入差距补上来。”
张恩迪说：“养老待遇怎么能走回头路？要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想办法把低的提上来，而不是把高的降下去。否则怎么稳定人心？怎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蔡继明同意这一观点。他介绍，有色金属研究院系统的科研单位进行了养老保险改革后，养老待遇大幅下降，一位80多岁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找他反映问题，他已连续4年提交相关提案，并认为这一问题近期将得到解决。
在张恩迪看来，养老保障制度应有一个保基本的、全国通行的统一制度，而后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水平、行业情况和各企业单位的具体实力，增加个性化的、补充性的养老年金和商业保险。医生会值得信赖吗
不治疗病了的机制、凉了的人心，就看不到医患关系和解的未来。没到过全国政协医卫界的讨论现场，你很难想象医务界对医患关系的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医闹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
而在医闹升至“史上最为严峻”的关头，公众对医生的信任也几乎降到“史上最低水平”。
于是，医生接诊怕患者找茬碰瓷、患者就医怕医生不负责任……医患关系俨然成为一个雷区，没有人敢轻易通过。
此种局面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的相关表述赫然在目。机制作怪
在凌锋看来，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少数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挂横幅、设灵堂甚至行凶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秩序，对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伤害，医生无法集中精力为患者看病。她建议制定《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保护医院和医生正常行医治病。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亦看到医患纠纷的严重性，但他坚称，医生对患者更加负责才能真正消除双方的不和。“病人闹医院肯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想想，有多少病人本意就是为了闹医院？他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找事儿的！这些年一些医生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儿，药厂请吃喝，埋单的是患者。误诊误治了，受伤的还是患者。”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医闹”横行医院肯定不对，但也要看到医疗纠纷背后的复杂原因。
从许多患者的角度看，红包、回扣的行业潜规则使他们在就医之初就提心吊胆，生怕医生为一己私利对自己痛下“黑手”——用“大处方”、“大检查”使自己多花钱、花冤枉钱，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在诊治的末期，倘若一切尚属顺利，患方纵然心里存有不快，往往也还能以“花钱买平安”的态度自我安慰，但若是花了大钱还没能治好病，患方的不平衡感会急剧增加，认为医生和医院“图财害命”，希望通过“闹”来避免“人财两失”。
而医方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学科，远未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对大多数疾病来说，医生只能是缓解、拖延，而不是治愈。在不少医生看来，患方对治愈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态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红包回扣，在一些医生眼里是对这个岗位“高风险、低收入”的灰色补偿。
显然，这涉及到中国公立医院当前急需转变的运行机制。据黄洁夫介绍，在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而医院最重要的挣钱手段是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于是，众多医院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把医生收入与病人缴纳的费用挂钩。
一旦出现医患纠纷，目前有三种通行解决方式：一为“私了”，即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解决协议；二为“官了”，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三为“司了”，即通过司法的介入等达成解决协议。
现实中，患方青睐的往往是第一种解决途径。这与公众对主管部门和医疗鉴定机构不够信任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是医院的“老子”、医疗鉴定人士是医生的“兄弟”。从根子上说，依然是体制使然。人文缺失
中国60%以上的医疗纠纷由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引起。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提供的数据。
医务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四句话说死病人”的故事。一位农村患者好不容易借上钱，去他认为“水平高”的县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专家见面看了看检查报告，接连说了三句话：“你来晚了”，“没治了”，“回家吧”。这时病人的精神快受不了了，急忙央求医生：“大夫，您给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求求您了。”医生又说了第四句话：“你早干什么去了？”病人当即站不起来，没出医院大门就一命呜呼了。
前述案例或许比较极端，但常见的情况是，如果患者多问几句，就很可能遭到医生的白眼，不少患者受过类似教训：“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一些医生的这种“知识傲慢”、“技术傲慢”，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权利被漠视的感觉。而在后续的医疗过程出现问题时，这种沟通的不顺畅将迅速点燃患方情绪。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力。然而在当前的中国医界，“语言”已经被相当一部分医生抛至脑后、逐渐淡忘了。
许树强说，人文关怀在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是医院缺少人文关怀制度的建设和政策导向，缺少由人文关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环境。他建议，在对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中，要加大对伦理、法律、心理、沟通、社会学等体现人文知识的内容，引起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人文的重视，并变成自觉的行为。吃东西会放心吗
只有园常保障过硬了，去国外买奶粉、去香港打酱油等，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在多年的呐喊后，食品安全的症结早已条分缕析，但人们期待的“猛药”，却依然未能现身。于是有人打趣：关于食品安全，“你信或者不信，问题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昌黎葡萄酒造假泛滥、三聚氰胺“重现江湖”、“镉米”舆情……近期次第爆出的消息，一次次击中公众对入口食物本已脆弱的信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坦承“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承诺2011年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在“十二五”纲要（草案）中，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容也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要求制定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责任链，加强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监管执法等。
决策层此番重整食品安全的决心能否收到预期效果？ “国情”的“源头”
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发言说：“食品安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零风险”‟。
刘佩智介绍，美国曾有鸡蛋沙门氏菌事件、日本曾有毒牛奶事件、欧洲曾有疯牛病事件，近期德国又发生二恶英事件，等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暴露的问题集中在微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而我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添加泛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为323万家，其中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则难以计数。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这就造成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国情”导致食品污染源头很难控制，进而造成食品难以监管，这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逻辑。
有专家指出，中国食品的源头污染和造假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其看来，目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论是粮食、副食品还是蔬菜，都有进货的集散地、大超市等，只要在集散地和超市等建立日常监管，就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
在前述会议上，刘佩智建议，逐项落实食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过程中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农田到餐桌”各环节食品安全实施严格管控，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全隐患，奠定食品安全基础。监管的“惭愧”
今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而对食品安全犯罪，大大加强了处罚力度，最严厉的可处死刑。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食品安全犯罪可以判处死刑是一种威慑，更重要的就是和食品安全管理有关的各部委，更要加强日常工作，他们正在这样做。”
一般而言，和食品安全有关的各部门主要是卫生、质检和工商，他们承担着食品从生产到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监管责任。
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这种多头监管、分段监管的模式恰恰是食品安全监管重要的弊端。在职责不清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之间很容易出现“抢功推过”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表示，政出多门、重复建设是当前食品安全多头监管模式的主要弊病。“比如一块蛋糕，在餐厅里现制现售被称为餐饮，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而在超市里现制现售就被划归工商部门管辖。管一块蛋糕，两个部门的政策要想通用还很难。”
近几年来，为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出台，全国最高级别的统一指挥部门——食品安全委员会亦成立。但食品安全的现状仍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连称“惭愧”。3月5日，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王岐山表示：“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在王岐山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的。像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这些保障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能不能做到？这些问题应该去研究”。
对一般公众来说，只有日常保障过硬了，去国外买奶粉、去香港打酱油等，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天会变蓝吗
国家意志，公众意愿，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三方合力之处，正是中国发展绿色轨道的起点。
清晨起床后，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若在春天，还能闻到浓郁的花香。迎着柔软的阳光抬起头，有时还能看见飞机在碧空里留下的白丝带。要赶上气温高的日子，小孩子们会跑到河边，脱光衣服后就噗咚噗咚跳进水里。这样的情景在我的家乡云南乡下很常见。掀开窗帘，满是灰蒙的味道。车辆在街道川流，一些行人皱着眉头，戴着口罩。即使无所谓忧郁之事，心情往往也带着些许沉闷。这样的情景在北京城区也很常见。
时下的中国，当一些欠发达地区希望加速经济发展去拥抱现代化、城市化时，那些走在前面的地区却发现想求得一片蓝天，有时比经济增长来得还要艰难。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推出的“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环境污染位居第六。这是近几年的调查中，环境问题首次位列十大热点。
本刊记者穿梭于两会会场，不时听到在各场合代表、委员对环境关注的声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7%。是不是中国经济到了“十二五”就没劲了呢？不是。如果按照过去那么干，10%都是可能的。7%标志着“十二五”期间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过量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不能再盲目地铺摊子，要防止在地方上把“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要把“十二五”规划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环境问题在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中上升到第六位，这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要我说，应该是第一位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河流干涸、雾霾天气增多……“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增长不能造成更大的环境代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要按照国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坚持资源低耗和环境友好的基本要求，积极支持先进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支持这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与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地位相称的信贷结构。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在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借鉴东部以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这样一些教训，一开始搞第二产业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省得以后再投资去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中国经济很落后的时候，为了吃饱饭、穿好衣，先发展再说。世界各国也都是走这条路。东部地区走过这条路以后，我想中西部地区不要重新再走这条路，一开始就把它规划好。全国人大代表、晨鸣集团副总经理李雪芹：污染，从来都是造纸业的随身鬼魅。造纸业主要有5个污染源：光化学污染、水污染、固体废料污染、重金属污染、大气污染。作为造纸企业，应当承载一份社会责任，既要确保企业发展，做强做大，还要实施科技创新，环保先行，呵护蓝天的光明，还土地一方洁净。
本次全国两会审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就“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专设一篇，绿色指标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并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纲要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成为中国的首部绿色发展规划，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绿色革命的行动方案规划。
而早于此出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摒弃了GDP至上的考核体系。相反，环境指标进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考核指标体系。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更好地呵护国土空间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其中的要求。随着环境税的开征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发展成本的考量也将成为环境保护的经济动力。
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分歧难以避免。在世界未有完全共识之时，中国已作出了减排承诺，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绿色发展。
国家意志，公众意愿，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三方合力之处，正是中国发展绿色轨道的起点。征地拆迁会不荐流吗
一部条例淮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公权力对平头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流血强拆彻底谢幕之时。
2011年1月21日，在兆民期盼之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终于公布施行，取代旧拆迁条例。“民意变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本刊记者观察，各地征地拆迁的整体进度已有所放缓，各地政府对风险评估更加慎重。但“血拆”是否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呢？从舆论反映来看，不少民众仍心存疑虑，所疑者无非有三：
一日政府争利。导致暴力拆迁的矛盾纠纷，诚如一些地方官员所言，绝大多数为利益之争。尽管各地不乏业主漫天要价的个案，但更普遍的现象是，补偿过低让被拆迁方难以接受。
政府所争之利，除部分官员中饱私囊之外，大多为城市化和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缺口。资金缺口不补，按照新条例“先补偿后拆迁”和“足额补偿”的规定，势将陷部分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于两难。
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目前正在试点中的房产税，从国际经验来看，目标之一即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减弱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但在此釜底抽薪之举未见成效之前，地方政府仍处于GDP增长和土地财政的双重压力下，相当一段时间内，试图以低成本去征地拆迁的动力不会减弱。细究新条例，并非没给强拆留出空间，目前又是土地高溢价导致了高预期，拆迁双方心平气和地达成妥协，仍然不易。二日司法乏力。新条例出台之前，已有宪法、物权法明确承诺保障财产权，轰鸣的推土机却视若无物。为何？当事人自有一套成本计算：拆迁成功，则财源滚滚，政绩斐然，万一闹出人命，也往往能大事化小，大不了蛰伏一阵子，仕途出现一点波折。
如此看来，在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眼里，“血拆”是一个性价比相当高的“理性选择”。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其违法成本，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新条例取消“行政强拆”，纳入法院作出强拆裁决一项程序，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了地方政府采取强拆手段的成本，在理论上降低暴力拆迁的发生几率。
不过，实际情况中，司法往往受到地方党政等外力干预。曾“上书修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还指出，“司法强拆”如果不以裁执分离制度为前提，统一由法院执行庭或行政庭实施，同样会导致滥权、侵权和腐败。
另一种可能情况是，法院采取消极态度，以各种理由将审判拖延。即使被征收人最终胜诉，拆迁也已成既定事实。姜明安因此认为，“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必须以完善上述制度为前提，否则，这种转变对消除“血拆”作用有限。进而影响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和对中国法治前景的信心。
三日官员无理。在2010年强拆的斑斑血迹中，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直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委屈于“为民谋利反不得理解”。以所谓“公心”来遮掩违法暴力，用所谓“大局”来掠夺百姓的合法利益，堪称官员无理的典范。若只是一县一吏有此念头，大可嗤之一笑。怕就怕，不少官员心底都有类似想法。
一部新条例虽然难以解决所有“血拆”问题，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且预留出诸多可供填补的空间。比如上述的引入法院裁决程序；又比如将安居工程的建设和旧城区的改建纳入到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规划，且依法须得到地方人大批准。
当前而言，减少“血拆”最要紧的，还要关注解决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和拆迁问题。新条例适用范围明确界定为国有土地，但随着城市可用土地越来越少，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征地和拆迁已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包括被诟病甚多的城中村改造、农民“被上楼”在内。集体土地本就立法薄弱、缺乏保障，与国有土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上述导致“血拆”的问题更为凸显。新条例的立法精神能否传递，有待观察。城市化和现代化不是中国特色，先进国家已有诸多前例可循，其避免社会尖锐冲突的途径，无非四个字：公众参与。
具体来说，城市在规划建设之时，就应纳入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讨论，最终还要经过公众（或其代表）的批准。是否公共利益，通过民主程序来界定。最起码，公众也要积极参与到监督中去。
换言之，只有通过民意的表达，让公权力对平头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官家能真正讲理、“血拆”也能彻底谢幕之时。群体性事件会少吗
短期内数量或呈下降趋势，但若不能抓住时间窗口治本，反弹势难避免。
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西来，国内大量劳资纠纷和农民工就业问题端倪隐现，本刊曾预警群体性事件或呈高发趋势。此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确出现多发态势，但在各方及时应对和克制下，所幸未酿成大规模恶性冲突。
随着经济环境趋于好转，集中爆发失业、失地或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概率正在变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最危急的导火索之一已基本熄灭。这为“十二五”期间缓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
但危机只后退了半步。执政党对此有清醒认识，近年已拿出一系列举措，短长并举，以求标本兼治。群体性事件是否会呈下降趋势，要观察这些举措能否逐一落实。
从治标来看，随着奥运安保、国庆六十周年安保模式的成型与推广，各地方政府完善了网格化治安管理，更成熟掌握了社会力量动员，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显著上升，直接约束了较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发生。
基层多级、多领域官员的大规模“维稳”培训也初见成效。在过去两年里，全国市县级党政一把手、公检法负责人，轮番进京集中受训，主要课题之一，即是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经此轮训交流，以及同步的维稳体制建设，各地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化解、舆情研判、及时处置、信息发布等流程掌控能力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发酵。
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对此的判断是，宏观社会控制趋于缜密、周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恶性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减小，但是，微观环境里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比如征地拆迁中此起彼伏的暴力流血事件，就仍在不断给社会情绪“拱火”。
从治本来看，民生问题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直接或深层次原因。过去几年中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某种程度上讲，是“民怨”的出气口。随着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成为共识，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逐渐成为主旋律，解决既有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连数年，高层频频表态，要遏制贫富差距扩大、解决民生问题，这一决心最终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是明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一个突出位置。
这一“补旧账”的思路，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方有望化解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因。内因之一，是低收人群体的困难。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严重，在社会分化中降至社会底层，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定一系列有倾斜的公共政策，向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对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进行“兜底”。
内因之二，是所谓“伪中产”的焦虑。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社会行动力和影响力，但面临高企的房价、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缺乏足够保障的医疗、教育、养老服务，同样存在“弱势群体”心理，需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其对当前社会秩序的认同感。
与此同时，今年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高规格强调社会管理，明确表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亦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分别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和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有望加速建设劳资协商、官民互动等一揽子利益表达、沟通和协调平台。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而不仅仅追究简单僵硬的社会控制和刚性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望增加整个社会的弹性和韧劲，增强对群体性事件的“消化”能力。
但治本之策能否果行，主要看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杯葛。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决心摆脱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不仅减少与民争利，还需把真金白金投向民生政策；另包括，社会管理权限上果断放开空间，有魄力来培养社会自治能力，等等。
从近期群体性事件中不难预判，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破坏等领域的矛盾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诱因。此外，也将呈现出若干新特点：表达方式趋于平和克制，新兴媒体快速发酵事件，凸显政府公信力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通常表现为：以个案为诱因，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与草根网民纷纷介入讨论，吸引传统媒体，网上网下交织放大。这种虚拟空间中的群体性事件，在表达不满和施加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实质性的。
随着微博等新传播方式的更迭普及，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群体性事件”预计会只增不减。在网络上表达不满和质疑政府的门槛更低，相应而言，本需要政府具备更高的公信力才能作出妥善回应。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光环开始褪色，出现“有理也说不清”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将是执政者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也是今后几年的急务。腐败势头会刹住吗
未来反腐的关键，在于能够科学地分配权力，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状况。
刚刚过去的2010年，包括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和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原张敬礼在内的4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或接受组织调查，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获判无期徒刑以上重刑。今年2月12日，中组部还证实，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已是多年来的共识。近18年来，只在党的十六大时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所作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十六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报告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持续至今。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谈及反腐败问题时，提到了红色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一段台词：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腐败问题很复杂，国民党已经腐败到骨头里了，不是处理一个孔家就能解决的。反则亡党，不反亡国。”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腐败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位全国人大代表直言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本刊记者表示，当前腐败现象在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对于未来的反腐败工作，在深层次改革方面，要表现出决心。”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现有反腐举措，仍不足以治理腐败的蔓延，仍需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完全建成，最终还是需要一部反腐败法。”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年初，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09年中央出台了4部反腐方面的政策和党内规章，并在司法层面新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些法规、党内规章的颁布，在很多方面弥补了过去的空白。在林喆看来，下一阶段，需要将这些年颁布的党内规章提升到法律层面，让这些规定变得更强有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体包括：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严格管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等等。
关于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起草的进度，3月8日，列席北京代表团全团会议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在会后表示，目前监察部有专门的部门在起草建议稿。对于财产公示的主体，马馼称目前形成了多种方案，可能从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做起，也有可能从分管房地产、建筑等高危岗位官员人手，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查办大案要案方面，高层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两会前夕，温总理与网民对话时表示，“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他们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都会受到严厉惩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手软。”他还介绍，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将把查处主要领导侵权渎职、贪污腐败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在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再次强调，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针对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加大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未来反腐的关键，在于能够科学地分配权力，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状况，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一把手”，尤其是各级党政机关的“一把手”的权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任建明认为，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是反腐取得实效的关键，也是未来需要积极地去试点、去推行、去实践的一项工作。“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但这是根本之道。”
“对于未来的反腐败形势，还是有信心的。”任建明说。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全过程
今春全国两会前夕，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他强调，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做好社会管理的根本方法，也是做实群众工作的关键路径。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管理的对象已经由传统的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单位人”为主体，转变到自主择业、自由流动的“社会人”为主体。社会管理的对象、内容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诸如“小白领”等新兴群体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社会管理工作方法已暴露出种种“不适应症”。
分析当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不适应症”，集中在一点，在于那里的社会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没有把群众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当然也就没有牵住群众利益这个“牛鼻子”。以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为例，为什么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屡屡激化，而社会大众基本上一边倒地同情、声援小摊贩们？原因在于那些城市管理者不切实际地片面追求城市的整洁，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摊贩的生活生存和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也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艺术。
殊不知，卖浆引车者流虽然不起眼，甚至因为占道设摊影响市容而令某些领导生厌，但这些小买卖人不仅是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也往往维系着一个个底层家庭的生计。笔者了解过一个卖早点的小贩，她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拉着三轮车赶将近2小时的路进城做生意，做到早上9点就得收摊。这样忙碌奔波的收入是平均每个月2000元左右。靠这点钱，这名小贩不仅供养了上学的女儿、长年生病的丈夫，还伺候着年迈的婆婆。而恰恰因为有了这个摊点，这户家庭虽然清贫却仍保存着珍贵的温暖和希望。试想，如果城管不问青红皂白一脚踢走了这个摊点，其实也就意味着断了这户家庭的谋生之路，至少这户家庭就难以稳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乱设摊，但城市管理者如果能体恤底层民生之多艰，就完全能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推行柔性引导和管理。在城市管理到底是要稳定还是要干净这样的问题上，领导干部如果是站在群众立场上作研究、下决策，就必然会以民生为先、以和谐稳定为先，绝对不会为了面子的光鲜或部门的利益而颟顸行事、肆意夺人饭碗。
“要听得懂草木的叹息”。领导干部如果以“我”为本、我训你听，我管理你服从，甚至视百姓为草芥，在决策时根本不顾及群众的切身感受，是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的。我们唯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解决他们牵肠挂肚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要从根本上消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裂痕，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时事聚焦
中国（2011年3月5日-3月11日）监察部部长：今年将首次登记管理“裸官”。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5日介绍，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今年还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将推出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发改委：“十二五”将实现保障房覆盖率达2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6日指出，未来五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同时也明确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国务院扶贫办：未来十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洪天云7日介绍，十一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从6431万减少到2688万，5年年均减少748,6万。未来10年，我国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扶贫开发工作首要任务，力争到“十二五”末，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农民工进县城落户将一律放开。
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7日透露，农民工进城务工落户问题的有关政策已经制定完成，未来，农民工进入到地级市，有三年的稳定职业，也就是有三年的劳动合同，能够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落户；进入到省会城市，包括副省级城市、大城市的，要合理控制、创造条件，逐步落户。
火车票年内全网络订票高铁全面实名制。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8日做客新华网表示，今年内铁路将全面实施网络订票。同时，今年春运时期试行的车票实名制较好地遏制了倒票行为，有利于列车的安全管理，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车票实名制。近期，将首先在高铁全面实行车票实名制。财政部：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预算。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8日表示，2011年，财政部将在进一步细化中央预算编制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
三部门再发通知取消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卫生部9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取消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行为发生。2011年新农合补助从120元提至200元。
卫生都部长陈竺9日介绍，今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补助的水平会大幅度提高，去年是120元，今年是200元。但新农合补助水平总体来说相对比较低。国际（2011年3月5日-3月11日）印度执政联盟分裂。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印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5日突然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印度议会中拥有l8个席位，该党派的退出决定使印度国大党面临新的危机，并有可能导致提前大选。美军再发射新型太空飞行器。
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5日成功发射第二架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计划飞行时间9个月。X-37B长8.8米，实际上是一种“迷你航天飞机”，往返太空和地面，可重复使用。但它并不搭载宇航员。印度成功进行一次导弹拦截试验。
印度6日上午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射一枚自行研制的拦截导弹，成功拦截大约3分钟前发射的一枚模拟地对地弹道导弹。这是印度第六次实施反导试验。印度国防部官员说，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已经成熟”。穆迪再次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7日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al降至Bl，前景展望为负面。穆迪表示，该机构是根据希腊政府在2010年为应对债务危机实施稳定增长计划的进展情况作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开始部署新欧洲反导体系。
美国海军“蒙特雷”号导弹巡洋舰7日出发前往地中海，并将在这一地区部署6个月。“蒙特雷”号是美国旨在支持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派往地中海的第一艘导弹巡洋舰。这是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提出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以来的第一步实质性部署。经合组织今年1月通胀率稳定在2.1%。
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能源和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再次推高整体消费价格指数，经合组织地区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1%，与去年12月增幅相当。阿富汗武装冲突去年导致2777名平民死亡。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9日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共有2777名阿富汗平民死于武装冲突。与2009年相比，人数增加了15%。报告显示，阿富汗武装冲突过去4年共导致8822名平民死亡，并呈逐年增加趋势。突尼斯宣布解散前执政党。
突尼斯一审法庭9H宣布解散前总统本·阿里时期的执政党突尼斯宪法民主联盟（宪盟），同时冻结和清算该党的一切财产。自从1月14日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突尼斯已先后解散了宪盟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总统办公室。
日本更换外相。日本首相草芥人菅直人9日任命松本刚明出任新外相，接替因接受旅日外国人违法政治资金而辞去外相职务的前原诚司。松本是民主党2009年9月上台执政以来的第三位外相。日本发生8,6级地震。
日本11日发生地震。据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震级为里氏8.6级。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约20公里。东京有强烈震感。日本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瞭望关注
云南盈江地震已造成25人死亡250人受伤
云南盈江县3月10日中午发生5.8级地震，震位于北纬24.7度，东经97.9度，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3月10日23时30分，已经造成25人死亡，包括5名学生，250人受伤，其中134人重伤。房屋倒塌1039户、3147间，严重损坏4994户、22054间，轻度损坏7532户、24950间。随后，当地又发生4.7、4.5级两次余震。据介绍，近两个月来，盈江已先后发生了1200多次5级以下地震。
盈江地震发生后，正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就这件事作了重要指示。
3月10日15时30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将之前针对盈江地震启动的四级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三级。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带领由民政、发改、教育、财政、交通运输、卫生、地震等部门组成的国家减灾委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协助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国务院救灾工作组于3月10日晚间抵达盈江地震灾区，伤员救治、遇难人员善后和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此外，多支救援力量也驰援盈江，各方救灾款物陆续抵达。
地震发生后，盈江教育系统紧急疏散中小学生，全县中小学停课到3月14日，没有损坏的学校3月14日开课，损坏的学校将搭建简易帐篷尽快开课。瞻望前瞻
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当前，群众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艰巨，教育决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需要抓住四个关键环节：一要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二要系统掌握社会公众对教育的需求，充分了解社情民意；三要梳理、归纳、整合各种不同的教育诉求，找到最大共识；四要合理设计教育制度，统筹安排教育资源，使教育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立足国情、了解民意、寻求共识、形成对策，是一个复杂过程。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就是要打破常规，以制度化的形式，集合高层次各界代表，从宏观和全局层面为教育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这是保障教育决策更加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更加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更好反映人民群众期盼的制度设计。
教育规划纲要制定过程被认为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典范。制定过程得到这样的评价，其意义不亚于对纲要本身的肯定。
规划纲要制定的过程中，咨询专謇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100多位海内外高层次专家组成咨询组、500多位各领域专家学者组成重大战略专题组，近2000人直接参与了国内外调研活动。
实践证明，各界代表特别是专家的参与能够更多渠道、更加广泛地听取民意；能够集中智慧，深入交流，更有效地形成共识；能够整合经验，准确把握教育规律，更客观地提出对策，从而为规划纲要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灵魂工程：建设拨心价值体系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120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需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今春全国两会上同样受到重视。
来自高层的信息表明，中央近年来高度关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关决策部署正在逐步到位。
受访权威专家强调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对于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包容多样凝聚共识
中国共产党长期注重思想教育和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工作。权威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叠加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各类思想活跃。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更加多样，引领和整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各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利益的取合，现实利益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社会上的许多热点和敏感问题，源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源于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往往是思想认识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一般认识问题与政治原则问题相互交织，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别有用心的人的插手利用相互交织，境内思想动态与境外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加大了问题的辨别和处理的难度。
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传播手段多样便捷；各种社会力量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使得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出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
从国际角度观察，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大国，西方舆论中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以及“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其中既有对中国的“棒杀”，也有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Ⅱ向、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的“捧杀”。而这些理论的立论依据，则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路线密切相关。
高层判断认为，中国处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关口，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重大问题需要达成共识，同心同德，共谋发展。
因此，如何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直接关系着党执政思想基础的巩固，关系着能否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力。在权威专家看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索引领、整合的有效途径
在高层的部署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夯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作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工程、灵魂工程。按照有关要求，抓紧制定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施纲要》；采用多种举措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同时，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使社会始终高扬主旋律。
从青少年健康成长着眼，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各地要建立健全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进一步净化未成年人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网络环境。‟
在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中，要加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关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既有效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引导企业职工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结合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社会继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新疆、西藏及其他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达成共识的基本手段是沟通理解”，受访权威专家指出，主管部门先后推出的“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七个怎么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深层次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学习读本，是引导干部群众澄清模糊认识、分清重大是非界限的有效尝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获得广泛认同，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特征日渐凸显，也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带来难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次提出始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展情况，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进行了调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广泛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理论上的科学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社会要求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与现实、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
在实践中，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探索，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为这一体系的建设创造了实践条件；而党中央高度重视则提供了政治保障。
调查显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调研中，61.78%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指导思想”，68.48%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代表”，62.87%和73.17%的人对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保持较高的认同度，88.16%的人能正确认识和评价邓小平理论，78.03%的人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81.64%的人赞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调查显示，79.92%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绝大多数人赞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成为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调查中，77.92%的人赞同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70.31%的人赞同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调研发现，高学历群体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设取得的成绩肯定度更高。
社会主义荣辱观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的文明道德风尚正逐渐形成。调查显示，80.15%的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较高程度的了解，63.22%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继承和发展，86.84%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多样中谋共识难度增大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也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部分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制。在调研中，只有44.57%的人明确反对“逐步私有化是我国改革的方向”，42.85%赞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步融合、走向趋同”。在调研“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目的的看法”时，有47.65%的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二是，部分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令人堪忧。部分党员干部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共同思想基础，但却认为它只是政治宣传，没有现实应用的价值和意义；有的表面上把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位置，嘴里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却不付诸行动；有的虽付诸行动，却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至于共同思想基础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巩固？怎样巩固？却不甚了了。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学生的理想主要集中在生活和职业理想上，只有10%左右的关注社会和道德理想。
三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知与践行存在脱节现象。调查发现，在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80.15%的人中，很了解的有31.18%，但只有15.79%认为“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目前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做得相对好的方面，这表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知与践行明显脱节。
四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仍存在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远离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调研显示，在回答“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时，58.87%的人认为是宣传教育形式化，位列四个候选项的第一，另外，有56.81%人选择“西方主流思想理论的影响”，有54.52%人选择“私有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影响”，有39.19%人选择“难以解释现实”，有36.21%人选择“部分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六点：部分领导干部内心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它冷嘲热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52.40%的人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
部分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缺少忧患意识。他们以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没有大问题，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患有高度近视。在实际工作中重经济建设，轻理论学习，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导致经济建设和理论学习“两张皮”现象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与党内腐败现象使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疑问，甚至抵触。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与腐败问题，势必会使群众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76.03%的人认为“干部腐败问题”。这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信与执政基础，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形式主义现象仍比较突出。调研中，第一选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宣传教育形式化。
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一些人特别是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生命力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动摇。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37.76%的人选择“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热点难点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增多；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性、多元化、多变性的特征日渐凸显，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所滋长，为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提升理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理论研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理论上能够说服人、在内容上能够启迪人、在形式上能够吸引人。例如，要进一步探讨用简洁的词语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西方学者用具有资产阶级特殊内涵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公正、自私”等同语表达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或“普世价值观”。我国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还有学者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等，这些观点是否准确值得研究。至于核心价值观、基本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更需深入探讨。
改善某些教育思想文化单位的领导权，努力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要积极掌握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调研表明，有36.21%的人认为“部分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弱化的原因。因此，特别要关注党和政府有关教育、研究和宣传单位的领导班子建设，从组织上确保该单位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源头上治理党内腐败，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党政干部首先应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调查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时，76.03%的人认为是由于干部腐败问题造成的。因此，反腐败工作成败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以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逐步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为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础。当前，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而导致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已十分严重。当前贫富分化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与践行。
重点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两头，积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关键。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其次，青少年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未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的共同理想教育，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通过“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两头重点宣传教育，总体上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和践行效果。
必须积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既要在和谐发展中强调最大的包容性，又要坚决维持意识形态底线的不可触动性；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严肃性，反对“庸俗、低俗、媚俗、恶俗”的社会流行风气，又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通俗性和生动性。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选择和确定先进典型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选择和确定典型时，要看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否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否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转型跨越“十二五”再造一个新同煤
2010年12月26日，同煤集团煤炭生产量达到1亿零38万吨，煤炭总量达1.5亿吨，创建企60多年来最高纪录，为国家规划建设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晋北煤炭基地的形成，及行业地位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创新，走集约高效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开创了发展环境最优、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员工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新局面。同煤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了母子公司体制，稳步推进了主辅分离，引进战略投资合作者，参与国家和省市重点工程建设，实现了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信息化，全面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强企战略。在工艺技术、装备制造、科技研发等方面，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承担了3项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开展了200余项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5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2%。
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以“塔山模式”为典范和标杆，发展以煤炭为主，电力、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物业、旅游等多业并举协调发展的新格局，2010年仅塔山园区产值就达174.3亿元，实现利税60亿元；快速推进新井建设，继塔山、同忻两个千万吨级矿竣工投产后，强力推进东周窑等4个千万吨矿井建设：资源整合强势突破，将省内6市14县区的80座煤矿整合为30座矿井；非煤产业稳步发展，规划的1 7个非煤项目，建成1 1个，非煤销售收入比“十五”期间增长了262%。
文化兴企，走高效管理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突破口，全面加大创建力度。全面推进精细化、人性化管理，建立和推行了4E岗位精细管理标准体系，按照6S基本行为要素规范了员工行为，推行了干部走动式管理，构建了三工并存、动态转换考核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向文明、精细、集约化转变；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以“人人都是通风员”为核心的安全工作体系，形成了“人人都是通风员”煤矿安全新论，通过安全体系的深入推行，百万吨死亡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安全工作创出同煤集团历史最好水平；以深入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创先争优等系列活动为载体，通过强化“四好”班子建设和星级党支部创建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惠及于民，走共创共享发展之路。同煤集团始终从维护员工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发展惠民事业，2010年，员工收入同比提高33.38%。同煤集团投资97.37亿元，启动了建企以来规模最大的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两区”治理改造工程，1275栋新楼竣工，6万多户近20万员工家属喜迁新居；资助600余名困难员工子女圆了大学梦，帮扶困难员123.8万人；多方拓展就业渠道，引导帮助16000名青年外出就业创业。转型跨越，“十二五” 再续新的辉煌。“十二五”期间，同煤集团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省转型发展的总体部署，深入贯彻企业战略发展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延伸拓展多元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以煤为基做好煤炭主业大文章，以煤兴产做好非煤延伸大文章，以煤兴业做好文化旅游服务大文章，形成“黑色煤炭、绿色开采，循环经济、吃干榨尽，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的发展模式，加快建设“循环、低碳、绿色、和谐”的现代化综合能源大集团，冲进世界500强，为“百年同煤”奠定竖实基础。同煤集团70万员工群众将按照“十二五”规划蓝图，在新的5年必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再造一个新同煤。市场体制改革新突破口
“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创新，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
“如果仔细研读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通篇都在谈改革。对改革的态度和勇气，非常坚决。”3月10日，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应从深化改革角度认识和理解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新特点和新内涵，“政府工作报告集中表述了一个重大判断：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才能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感受到了这个鲜明特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或者难点就是改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王立新直言自己比较关注改革，“不深化改革，就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报告中提到很多需要深化改革的领域，都很务实。”
不过，态度和勇气的坚决，也暗示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逐步完善，尤其是推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进而协调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已经建立了经济发展或者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但在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还相对滞后。”
按照他的分析，目前，中国正在从下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其成败关键，已经不再是基本技术和劳动力，而是极端需要而又供给不足的体制机制，“越是到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利益格局调整就越困难。”
在向东看来，改革就会涉及利益调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不合时宜的利益体，必然会竭力维护既有格局，“即便如此，历届政府在改革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具体到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工作部署，向东向本刊记者透露，“报告尽管篇幅有限，只要报告中提到的改革领域，都有具体方案。”展望2011年乃至“十二五”期间的市场体制改革工作，他认为将会在六个方面实现关键性突破，为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根本性基础。
继续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在降低，但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向东介绍说，目前，中央企业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等支柱行业。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元，净资产9.5万亿元，净利润8489.8亿元。
“十二五‟‟时期，向东指出，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关键是把着力点始终放在做强做优、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核心竞争力上，通过实施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和谐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
其一，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具体而言，合理收缩中央企业分布范围，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主业集中。
其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中央企业进行不留存续资产的整体上市，主业资产已经整体上市的，通过多种途径实施集团层面整体上市。
其三，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快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等重点立法；强化全员业绩考核，增强考核的针对性、有效性；合理调控中央企业职工收入分配水平，完善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和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出资人财务监督和产权管理；整合监管资源，切实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定期向社会发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信息和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稳步推进央企财务信息公开；加快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制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新的重要进展。2005年底至2010年6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从430万家发展到789.4万家，占全国实有企业数的72.4%；注册资本由6.1万亿元增长到16.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由2463.9万户发展到3328.4万户，注册资金由5809.5亿元增长到1.2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前500家户均营业收入总额从2005年的41.6亿元发展到2009年的94.7亿元。民营上市公司由2005年的402家增加到2009年的972家。
目前，个体、私营企业提供的就业人员占全部新增就业的90%。我国现有民营科技企业15万家，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开发的80%均来自中小企业。～卜-五”前四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以高于全国增长率19%以上的速度增长。
不过，向东也指出，目前民营企业在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方面以及市场准入上，仍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其一，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要以平等使用金融资源为重要取向，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平等使用科技资源为重要取向，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平等使用人才资源为取向，推进人才体制和培训体系改革；以平等使用财政资源为重要取向，推进府投资体制和采购体制改革。
其二，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要健全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凡是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资开放和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要健全公平的产权交易制度，促进民间资本的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健全公平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其三，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要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切实解决不同性质市场主体和法人平等保护问题。完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彻底清理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全面清理、精简或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向东介绍说，“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首先，着眼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其一，力争首先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其二，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其三，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其四，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着眼于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制度。
一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二是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三是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再有，着眼于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深化税制改革。
其一，强化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逐步消除重复征税；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
其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完善消费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
其三，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向东指出，首先，要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证券期货经纪机构规范发展。强化保险机构的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内控能力，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提高资金运作水平。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其次，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流动性管理功能。深化股票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推进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规范发展私募基金市场。完善市场法律法规。继续推动资产管理、外汇、黄金市场发展。
其三，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环境。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宽使用渠道，提高收益水平。
其四，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健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制定跨行业、跨市场金融监管规则，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向东指出，推进这项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当前物价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改革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2011年工作重点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仍存在一定不足：价格调整滞后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变化；由于成品油价格公式透明、调价周期过长、市场调价预期显性化，引发的市场投机现象比较突出等。下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重点是将滞后价格变为适时价格，建立与国际市场变动相适应，反映国内市场供求特征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并有利于保障国内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要进一步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天然气价格随生产运行成本动态调整的机制。
其二，完善各类电价定价机制。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价格，按照电力消费量分段定价，即居民用电越多，支付的电价水平将呈阶梯状逐级递增；要形成保证电网企业合理利润、有利于促进电网持续健康发展的输配电价格机制；实施峰谷分时电价、丰枯季节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惠电价政策；全面实行峰谷分时电价，逐步建立反映市场需求和能源短缺的销售电价机制。
其三，推进水价改革。目前已经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开展阶梯水价制度。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提高水资源费征收的标准；实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推行面向农民的终端水价制度；提高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推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完善取水许可证制度；探索建立水权市场，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水权有偿转让。
第四，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这项改革试点目前已经扩大到7个省区市。今年要研究制定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积极稳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目前，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在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向东指出，“推进这项改革，难度很大，任务繁重。主要是改革涉及人员多、行业面宽；机构类别比较庞杂，不是简单的执法类、公益类和经营类的归类就可以界定清楚的。”
他分析说，由于我国该纳入公务员管理的部门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使一些公共机构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很普遍，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有些单位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人员，界线进一步模糊。人员知识素质和业务素质差异很大，特别是事业单位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激励机制，发挥事业单位员工的积极性，将会造成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对政府威信造成很大的损失。个别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
因此，事业单位改革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根据中央的部署，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
向东介绍说，按照现行改革方案，主要是将现有事业单位化分成三类：一类是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这类单位属于“政事不分”。要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第二类是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属于“事企不分”。此类事业单位要逐步转制为企业，让其走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理；第三类是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对这类事业单位虽继续保留，但要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改革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法治中国新起点
“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立法机关的脚步并没有缓下来。
3月10日，吴邦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
吴邦国表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
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继续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完善这一法律体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也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改善民生，涉及的法律可能都是数十部。因此，法律体系的完善与法律体系的建立一样都是系统性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对本刊表示，“十二五”规划突出了法制建设，这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重大决策与立法相结合的经验借鉴，可以保证决策更加法制化，也能更好地保证决策的贯彻执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艰巨而繁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对本刊记者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与国家的发展变化相匹配，从适应性和适应程度来看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突出“发展”主题
在于安看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与西方法律体系建设道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更有自身的独特轨迹。
法国大革命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以民法为中心，以自由主义和市场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其最大的特点表现为刻意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实质差别，以所有人都有参与公平竞争的能力为前提，国家对不同的人提供相同的法律保护。这一法律体系导致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引发了社会矛盾。
此后，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西方的法律体系逐渐过渡到第二阶段，从自由主义、市场主义转向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福利国家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劳动者权益保护为中心，但仍旧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基础。这标志着社会法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自1993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但市场带来的社会分化现象也比较明显。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立法的重点也由经济向社会转变。前为中西法律体系形成路径的相似之处。于安还指出其本质区别如下：
西方的市场经济过于追求自由和竞争，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发展为主题。中国的政府具有西方国家没有或很少有的“发展”职能，与此相应，中国所走的法制道路既不是西方的市场型模式，也不是社会福利型的模式，而是突出发展主题，市场法律建设和社会法律建设相协调，能同时协调市场和社会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型的法律体系。
侯少文也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含“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定语。1992年以后，我国的法律大多围绕着市场经济立法，这其中借鉴了国外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国外的法律体系有共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身的个性和特点表现为，它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对国外法律体系的照搬，也不存在攀比。适应新的发展方式
在过去的立法进程中，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冲突，乃至法律与法律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曾长期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此也高度重视，并于2009年进行了集中清理。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了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采取了打包修改的办法，修改了59部法律当中的141个条款，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做到了和谐统一。2010年又集中开展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
到2010年年底，共废止了7件行政法规，修改了107件法规中的172个条款。有立法权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共废止了455件地方性法规，修改了1417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也全面完成。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表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这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做到了内在和谐统一。
谈及完善法律体系的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作了展望。一是更加注重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有81%涉及到对法律的修改。主要原因是有些法律的规定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是合理、有效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它可能不再有效合理。
二是更加关注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法律的实施较为复杂，法律规定有时候比较原则，很多法律法规的落实要靠配套法规的制定。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没有尽头的工作，因为总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于安认为，未来的立法任务依旧繁重，不只是对法律进行修补，而是要使市场立法和社会立法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现行的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1992年以后我国的法律才开始系统性建设。1993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掀起一阵立法的高潮。而当时的法律大多建立于初级的、粗糙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法律制定的背景、依据与数量型、粗放型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法律中的许多内容会对新的发展方式构成制度性障碍，这是未来立法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转变发展方式将会调整原有利益格局，实现这一目标依靠自发的市场调节难以实现，也需要法律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立法三大重心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侯少文认为，应对重大项目投资进行立法。他指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大的干扰是盲目投资、贪大求洋、大干快上等行为，没有效益，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最终结果可能是劳民伤财。要把不良发展方式遏制住，关键要抓住项目投资这一龙头。政府花多少钱、投资多大的项目，必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不能是政府首长说了算，也不能是政府的某一些会议就决定。在于安看来，转变发展方式主要靠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这三者的共同点是投入成本高，收益时间长。严格按照这种要求推行，一届政府在任期内可能就看不到政绩。这就需要对考核体系等进行调整，相关的法律也需要修改。
于安认为，需要通过立法，提高技术创新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使得企业把取得利润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对国有企业，除了考核其利润增加值外，还要考核其保值增值的手段和途径。民营企业则可以通过市场准入、税收等手段对其进行引导。这就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法、公司法等的修改问题。
他表示，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要靠教育，而高校的改革方向不能完全实行企业式的管理，不能完全走合同化的道路，这不符合原创式创新的规律。同时，高校的行政化也成为摧毁创新的又一力量。过去对创新的奖励是让研究者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担任行政职务就是对创新的一种肯定，结果可能造成教师相互攀比。未来应让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适当分开，这些又涉及教师法、教育法、事业单位改革立法的修改或制定。
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上，侯少文认为，需要制定新的国有资产法，目前的法律范围比较狭小，仅限定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还包括金融性资产和服务保障型资产。这些都应该纳入国有资产的范围，可以借鉴人口普查的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普查，摸清全国人民奋斗了60多年后的家底。
侯少文还建议，可以设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兼任主任，专管国有资产，每年向人大报告保值增值的情况，现有的国资委可以容纳进来。
“对遗产继承权的限制是社会正义的一面旗帜”，于安认为，需要解决贫富差别的代际延续问题，通过立法扭转代际延续的状况。这一现状造成的贫富延续，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创新，会产生寄生型的阶层，看起来是家庭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于安还表示，当下住房已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在提供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三者中，作为最大群体的消费者不能在其中受益，那么商品房制度就违背了原来的初衷，也就需要考虑制度的设计是为谁服务。针对高房价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调控，但都是在原有法律基础上采取的暂时陛行政措施，支撑这种现状的根基一法律并没有改变，因此推高房价的土地财政等手段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政府自身建设方面，受访专家认为至少需要从如下多方面解决：
一是政府的廉洁问题，这涉及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监察机制的完善等。侯少文表示，第一步可以小范围推行，一万人纳入就可以，具体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省委省政府组成人员．，中央政府组成人员。于安则建议，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执行，将财产申报作为提拔的前提条件，并逐步扩大范围。
二是加强财政立法。预算法的修改已拟纳入2011年的立法计划，侯少文对此表示赞同。此前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使用，以及专款使用等都是在政府系统里循环，透明度不够。人大应当真正把预算管起来，对其进行审议通过并监督实施。
三是对政府机构编制进行立法。目前提出法治政府的建设，更多建立在政府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上．停留在道德层面，应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包括机构的设置、职能的确定、内部机构的设定、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防止部门间“打架”或留下管理空白。
“通过对机构编制立法，对权力进行依法设定，这就从根子上解决了违法用权问题，诸如„三公消费‟等也就能更好地解决了。”侯少文说。四是要加强发展改革立法。发展是中国政府最突出的职能之一，但立法却很少涉及。“跑部钱进”正是缺乏约束的表现，未来可考虑通过立法，把不科学发展的手段挡在门外，而不是地方政府现在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后“法律体系”立法动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带到2011年全国两会的议案里，全国人大代表、知名法学家王利明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另一边，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也递交了类似提案，“社会救助法立法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杨维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有关立法或修法的议案提案之多，一如既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透露，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有81%涉及对法律的修改。
大量诉求体现在社会民生和经济转型领域，这与执政党提出的施政纲领相吻合。正在接受审议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亦提出“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如是说。社会立法的高峰期
在去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经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社会救助法已被列入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的预备项目。虽然该法草案未按预期过会审议，但同被列入当年立法计划的社会保险法顺利出台，为国人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险项目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社会保险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律，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开始从长期处于试点状态的试验性阶段进入定型、稳定、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保研究专家郑功成评价道。
此前数年间，最高立法机关先后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作了全面修订，颁布实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事关民生的支架性法律，构成了社会法的基本框架。“国家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的法律制度叫做社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解释，社会法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个法律部门之一。在239部法律（含宪法）中，社会法有18部。
“未来三五年将是我国社会立法的高峰时期”，郑功成判断。2011年全国两会关于社会立法的议案提案，成为这一判断的注脚。
住房保障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出台，由国家立法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对不同收入群体将采取租、售不同的住房政策。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透露，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过程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提出了我国住房保障的总体框架和相关制度设计，形成了基本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并已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意见。
慈善事业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制定，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据了解，民政部已将慈善事业法草案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制定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学前教育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制定，明确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2010年1 1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就学前教育发展进行调研时明确指出，要“通过立法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法制轨道”。据了解，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已经建议教育部门及时总结调研经验，尽快启动立法程序。
信春鹰介绍，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职业病防治法，主要是解决职业病鉴定的机制和体制问题，使职业病的鉴定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从而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将制定精神卫生法，强调精神健康的政府服务和政府责任。
此外，还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整税率幅度，更合理地降低纳税人的负担，以改善民生。促政府和经济转型 同样已拟被纳入2011年计划的，还包括修改预算法和制定行政强制法，二者对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裨益良多。
预算法修改稿2010年上半年曾密集征求意见，按照财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打算，应于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审议通过，但实际上未按预期列入议程。
现行的预算法于1995年颁布，因缺乏法治、公开的预算运作，被诟病导致大量稀缺的公共资源被用于对公共利益无关的领域。“人大的预算审批权需得到法律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预算变更权应适当限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本届政协会议上就预算法修改连发9份提案。
行政强制法也是酝酿已久。2009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以后，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尚未出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春生认为，行政强制法是以法律规范行政强制行为的重要立法，经过反复修改，有望近期审议通过。
在今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后，“法院强拆”取代了“行政强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加快出台行政强制法，并在立法中考虑城市房屋拆迁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明确对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决定强制执行的相关制度，合理划分法院和政府部门的职责。
张春生认为，完善政府自身建设，还应将行政诉讼法修改提上日程，包括修改受案范围、管辖规定等等。此外，还要努力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各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作出统一规定。
对于“十二五”立法重点，信春鹰表示，还要用法律来鼓励创新、鼓励自主知识产权、鼓励科技进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仍然呼吁把电信法列为一类立法项目，加紧制定出台，以规范和促进电信产业的迅速发展。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已持续20多年，被期待能从体制上协调好部门间利益，切实推进三网融合。
作为能源领域基础性法律的能源法，2006年即已启动起草工作，被寄望能加强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薛惠锋此前透露，尽管已有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从法律制度层面予以保障，但在实施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下一步还将从立法上逐步规范。
3月10日的吴邦国委员长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对去年全国人大的监督工作有这样一段总结：常委会组成人员强调，一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积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切实抑制战略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二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重点突破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努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三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普及，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观察人士认为，这段总结，也可看作是未来立法促经济转型的一个动向。地方软实力建设的“硬件”
许多地方把软实力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建设，而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发展完全对立化，这其实是对于软实力概念的误读 杨令书：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执行院长。
软实力竞争现在正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国内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更多的是在国家层面的讨论和运用，地区软实力建设则是对软实力概念非常重要的衍生和实践。它既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和强大推动力，又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新的困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浮现。
目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对于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在全面性和执行层面仍有许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地方软实力建设的提升：首先，许多地方把软实力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建设，而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发展完全对立化，这其实是对于软实力概念的误读。“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对于地方软实力建设，它是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居民素质、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城市社会凝聚力、文化感召力、科教支持力、参与协调力等各种力量的总和，是对其他地区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其次，各地方在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自身特性，缺少对软实力建设规划的自我调节。尽管软实力建设需要统一概念、建立权威的指标体系予以支持，但是完全依赖于同一种建设模式反而限制了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在执行层面上，有些城市的软实力建设还只是停留在口号宣传层面，缺乏清新务实的发展战略。软实力建设只有在经济产业、制度政策、科技教育等多方配合和支持下，才能深入人心，持续发展，有效地促进地方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地方软实力建设的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结合国内外研究结构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探索，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软实力建设需要加强以下工作：
加强软实力理论学习，完善地方软实力目标体系。地方软实力发展的片面性主要受制于软实力理论和指标体系研究的不完善。软实力理论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完备，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认识到软实力建设的关键问题，在地方发展政策制定时，兼顾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双向发展，达到最高的政策效用。同时，也可以简化并促进社会各界对于地方软实力的理解，采取比较一致的积极态度，推动地方建设。
提升软实力与发展地方经济双管齐下。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性盛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不仅仅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促使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极高地抬升了北京、上海、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巩固和发展了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创新意识，推动了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多国政要、知名学者，海外游客的到访推动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进一步认识，也增强了北京上海与世界各地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机会。国际性盛会落下帷幕后，却拉开了城市新一轮软实力建设的序幕。城市建设发展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际化建设都互相影响且缺一不可。
依据不同的城市功能与地方特性选择相适应的提升软实力战略。软实力建设也需要因地制宜。城市根据其形态、规模不同，可以分为大型城市、中等城市、城镇、农村等，每一类的城市群体都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途径。比如，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以及各省会城市，承接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行政中心的功能作用，城市文化更突出国际化和包容性，城市软实力建设也更强调其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能力；对于中小城市，宜居性、独特性则是其城市吸引力的保证。在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更需要通过生态人文的保护、自身独特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的发展，来塑造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品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镇乡村的软实力建设则应该结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与软实力建设齐头并进。
发展公共服务，将软实力建设具体化。软实力发展是一个更持久的、范围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举例讲，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仅仅是遗产保护级别的确立或者媒体宣传是不够的，它更需要将文化与产业发展结合，与学校教育接轨，与民众日常生活融合，才能带来社会各界与地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才能长久地发展和塑造地方文化特色。再比如，地方政府担任着关键角色，因此当地方医疗、交通、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逐步改善，政府执政能力和办公效率大大提升后，地方软实力环境以及对投资者、人才等各方人士都将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中国“中等收入”前行路径
增加经济自主能力，发挥大国优势，更好地创造和分配财富，是中囡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2001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人均GDP按年终汇率估算超过4000美元，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环顾左右，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针对一些国家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其向高收入攀升的情况，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概念。如今，这个陷阱魔咒会否降临到正努力迈向更高收入的中国身上？
“在中等收入阶段，一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的王小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就是美国。尽管如此，美国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人口规模只有大约2亿人。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如此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前所未有，因此要对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伪命题。”
在他看来，“西方提出这个概念，是在推卸责任，是要让人误以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发展到此阶段后之所以难续辉煌，其实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摆了一道‟。”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是否真的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厘清背后的真相，本刊记者特别进行了深入采访。陷阱还是被陷阱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1%、5.7%和5.6%，大多数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其后的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却风光不再，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拉美研究所原所长苏振兴，这位曾经于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生活_了多年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和不少人的感觉不同，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卖能源发了财”，实际上，当时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普遍依赖进口廉价石油。
“他们当时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这些国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苏振兴指出，在1870-1930年代，拉美国家确实一度通过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矿产品而获得了贸易繁荣。但在1929年大萧条以后，国外需求减少，资源卖不出去，拉美国家不得不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这种工业化模式下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活消费品，竞争力不强，所以拉美各国只能依靠高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
在他看来，如果仅仅依靠有限的国内需求很难让本国的产业有大的发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期间，外部市场需求激增，这让几乎未受战火影响的拉美各国如鱼得水，产品大量出口带动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苏振兴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产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但他们却将这种短暂繁荣的假象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且坚信不疑，甚至在此种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情况下，依然“举债坚持”，结果当欧亚多国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之后，拉美国家因产品竞争力不足导致其海外市场大幅萎缩，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工业化成本提升，经济发展一蹶不振。
“一个„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搞到80年代，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能不出问题吗？”采访中，苏振兴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在江涌看来，拉美地区搞“进口替代”工业化之所以最终失败，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只是为了将拉美变成自己的经济后院，而不能让其真正发展壮大。
“这一点，门罗主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后来美国在拉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目的就是要让拉美的经济始终依附于它。”江涌提醒道，当中国迈人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的美国，也同样不会善罢甘休。王小广更愿意从经济体自身探寻原因。
针对拉美国家的教训，这位多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学者认为，“竞争力是核心要素。”没有足够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更进一步来看，王小广认为，“无论出口导向还是投资导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或成功。例如不少东南亚国家依赖出口虽然失败了，但„亚洲四小龙‟却成功了。问题的关键是具体采取哪种模式。”
“日韩模式是自主出口导向，就是说„以我为主‟，主动选择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自主生产产品进行出口，并和国际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终达到和它们同样的竞争力，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保证其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照拉美的中国反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从发展的内外环境看，当前我国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王小广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表现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在制造业方面，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他向本刊记者提出了一个衡量竞争力的指标——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大于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
“如果GDP比重小于企业占500强的比重，说明经济竞争力就强。”他以日本为例，2006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9.3%，但在500强中，其企业所占比重超过了16%；同年韩国有14家企业进入500强，占约3%，它的GDP不足全球GDP的2%。如今中国的GDP比重大概是8%左右，但世界500强中只有30多家中国企业，其比重低于GDP比重。
“需要强调，总量多并不一定能说明竞争力强，还要看这些企业的结构。”王小广认为，竞争力更主要是看其中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重，尤其是没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中国这30多家，大部分都是垄断性质的企业，而且有不少也不是制造业。”他直言。
“可以画两条增长曲线，一条是规模增长的曲线，一条是竞争力增长的曲线，现在的情况是后者可能远远低于前者，如果能让二者同步的话，中国就不会掉入陷阱。”他说。
对照拉美，王小广认为应该认真反思“过去30年，中国在发展政策上存在两个过度依赖”，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
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块依靠的是外资。“虽然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但实际上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
“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对外资依赖过大。”王小广指出。在他看来，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本国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链极短，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也就难以提高。”他强调。类似的模式困境在投资领域也存在。
“投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量投向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能力，当然是越多越好。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成为了投资的主要领域。”
王小广说，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其自身的技术进步也很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使得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且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
“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他对记者表达了担忧。
稳定中矛盾风险增加
对于上述困境，王小广认为，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尽管近年来中央一直提出要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依旧乏力，消费及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走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
他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3年开始，尽管消费总体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快速下降态势，到2009年分别降至48.0%和35.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金砖四国”其他三国。2008年我国消费率分别比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低18.7、32.5和15.3个百分点。
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受访专家的判断，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建立在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这一切让专家们深深感到担心，未来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或将比过去的30年大大降低。
另一重风险则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受访专家看来，前30年的经济增长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过去30余年社会转型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农民税负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土地拆迁问题等，都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由此使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呈现新的特点。”迟福林认为，未来我国社会总体稳定的态势不会变，但社会矛盾和风险增加也相当明显。
而更大的挑战在于，相比较前30年的改革突破，未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将进入深水区，特别是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既有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要发生变化。原来靠出口低级的产品就可以，但再往前发展，就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分工体系的调整，因此必定要和发达国家产生各种利益冲突。”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教授说道。“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而如今中国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让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江涌的态度更加直接。
他说，“发达国家不希望他们赖以生存的国际秩序被打破，不希望有他国来分享他们的利益，因此当一个国家有可能成长为他们对手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加以遏制。” 大国机遇抵御“陷阱”
尽管面临多重风险，但受访专家依旧认为，只要处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也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王小广说。
“大国因素很重要。”刘元春也持同样观点。他向本刊记者谈到，此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为中小国家，或是人口有限，或是经济总量有限。
“小国很脆弱，没有自己的产业体系，没有纵深度，没有规模，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外贸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时候，可以发现中国的规模化效益大幅度显现。”他说。而迟福林则将这种规模优势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城市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消费空间。他认为，过去30余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形成许多矛盾与问题的根源之一，而今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呈现加快推进态势。
“有研究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城市化率有可能以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到2015年达到53.5%左右。”迟福林估计，城市化率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9，这意味着带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累计将达52.8万亿元左右，年均超过10万亿元。
其二，拥有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迟福林表示，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我国农村消费正处于加快启动的时期。“尤其是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潜力开始释放。如果农村消费水平能够在未来10年达到城市当前的消费水平，根据2008年数据静态测算，农村每年将新增2.7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其三，中西部发展空间巨大。我国中西部幅员辽阔，但相当多的地方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发展角度看，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巨大。
其四，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空间。迟福林以文化产业为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GDP比重的2.5%，远低于美国的25%、日本的20%以及欧洲的10%～15%。未来5年，如果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5%以上，文化产业的增加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支柱产业。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刚刚起步，因此社会需求拓展的空间同样巨大。
迟福林说，我国前30年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社会转型才刚刚起步。未来5年加快社会转型，推进社会建设，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又可以带来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仅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未来5年要初步实现均等化目标，大致需要投入20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使居民消费率提高3～5个百分点，将有效地促进我国走向消费大国。”迟福林指出，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而推进的社会建设，有利于在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理顺社会利益、优化社会结构。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未来5～10年达到总人口的40%左右，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夯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此外，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独有的制度红利也不可忽视。迟福林认为，未来5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旦改革有实质性突破，被某些传统体制抑制的发展活力将被有效释放出来，由此将极大地拓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在应对外部风险时，大国优势也会表现得十分明显，采访中，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因为中小国家实力弱，在遭遇外部挑战时，很难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机。而中国则不同，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又能凭借自身的大国实力去争取利益。“不仅仅是利用全球化，还可以导演全球化。”
“传统的动力源泉还没有完全枯竭，而一些新的增长机制又开始显现。”刘元春认为，这使我国具备相当多的有利条件，足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出现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发展形势，我国有可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再用10年左右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迟福林认为。
一周网淡：网民力挺提高贫困线标准（三卿）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55字
本周，两会是网民关注的中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不少议案提案成为网民热议话题。比如，政协委员沈雯建议提高贫困线标准的提案；同时，网民对从两会上传出的廉政建设方面信息高度敏感，比如，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今年将首次对“裸官”登记管理等信息，均是网民关注度较高的热点。网民力挺提高贫困线标准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沈雯在递交的提案中称，目前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的贫困线标准太低，使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把现有贫困线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这份提案经媒体报道和网络广泛转载后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赞同提案中的观点，认为贫困线标准制定应与时俱进。也有舆论认为，贫困线标准的制定应考量国家的整体财力。“标准”应与时俱进
有网民表示，政协委员提案关注贫困线标准，折射出“穷人经济学”的要义。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也几次调整贫困线标准，但是应该看到，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贫困线标准的上调速度仍然显得过于缓慢。
有网民说，贫困线标准的上调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其必然结果就是贫困人口数量被低估。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却因为收入超过贫困线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如果这种不协调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可能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网民认为，贫困线标准不仅与社会公正有关，更与经济发展伦理相关。因此，与时俱进地提高贫困线标准，扩大扶贫救济的人群，不仅是当前改革收入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台情合理，而且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线”该如何划定
对于贫困线究竟应该如何划定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网民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有网民提出，建立贫困线标准与物价联动、与地区差异相适应的机制。有网民主张建立贫困线标准与物价水平相联系的机制，当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自动修改贫困线标准。
有网民说，贫困线标准应因地制宜，综合物价指数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消费水平高的地区，贫困线标准可以高一些，反之标准可以低一些。一些网民提出，贫困线的设定可以借鉴最低工资标准，由全国设定基本贫困线，同时允许不同地区根据不同人群，实施差异调整。
另一些网民提出，我国现有的贫困线标准的目标是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而未来提高贫困线的着眼点应落在“健康生存”，即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我们不仅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
也有一些网民提出，提高贫困线标准确实是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但也应充分考虑国情，不可盲目提高标准。网民：对“裸官”监控应更严厉一些
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采访时称，今年我国将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报道引起网民关注和热议。网民在对中央这一举措表示支持的同时，也纷纷表达对其效果的担心。
有网民说，为防止贪官外逃，有些地区采取了官员家人出国申报制度，国家也通过多种渠道缉拿外逃官员，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贪官外逃起到了抑制作用，但从外逃贪官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外逃贪官中，不少就是“裸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裸官”仅止于“登记”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监管措施更严厉一些。有网民提出，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一定是贪官，但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定居，至少表明该官员及全家用“脚”投了自己国家一票，表明他们对自己国家没有信心。因此，建议国家对“裸官”立法，取消“裸官”在政府的任职资格。还有网民表示，建议对“裸官”进行重点财产审查，调查其送妻儿出国定居的途径和资金来源。同时，将“裸官”登记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网民：“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做得到吗?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李宏透露，近期中办、国办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不能换车，省部级以下单位车辆不固定到人。对于这个公车改革新规，网民总体上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不少网民表示，公车改革终于出台了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的规定，如果真能落实，那将大大节约行政开支，值得期待。但也有不少网民表示对这个新规信心不足。有网民说，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听起来很好，可谁去抓落实，又如何抓落实？有网民说，名义上不是专车，可县委书记用的车别人敢用吗？无人敢用也就成了事实上的专车，这种情况怎么管？
不少网民表示，严格规定配备专车级别是公车改革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但希望中央在严厉打击公车私用方面出台铁腕举措。有网民说，建议所有公车统一标识并标明监督举报电话，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监督。同时，配套出台一个公民检举奖励制度，这样，既可解决对数量庞大的公车监管难的问题，又能对敢于公车私用者起到震慑作用。“中性偏紧”治理通胀新周期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993字 防通胀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首要国标，已成共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胡作华 黄玫 姚玉洁 罗博
“稳定物价”与“限购令”，一度是2011年全国两会开幕后排名“两会话题热榜”前两位的焦点话题。
3月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物价上涨趋势已逐步平稳，有信心保持今年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此前，统计部门经对统计方案的权数构成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公布了2011年1月份CPI为同比上涨4.9%，低于社会上预估的“达到5%以上”。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月份CPI同比上涨4.9%。
但是争议仍然存在。现阶段通胀的特点是怎样的？其走势将会如何发展？现行一些领域实施“限购”的做法能否控制涨价预期？尤其是以“限购”对付涨价的手法，业内人士见仁见智，观点别出，深层次治本之策仍待各方面开创性研究。新一轮通胀周期到来
“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调控压力是比较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考虑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扬态势，年初的低基数将对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涨幅产生影响，一旦出现气候或其他涨价因素，个别月份CPI同比涨幅很容易达到5%，甚至接近6%，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
就在几个月前，我国CPI已在2010年11月份出现一个阶段性高点：5.1%。这是近28个月以来最高点。一些专家发表观点认为，我国物价正处在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扩散的关键时期，CPI与PPI已由交替循环波动在2010年下半年变为同步上升的趋势，增大了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不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接受《嘹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出U增速下滑，受外部环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数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出口回升明显，经济增长势头已经确立，2011年经济增速肯定会高于9%。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从全球贸易环境看，尽管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仍在低位波动，全球贸易形势仍不乐观，但我国对美、日和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已在迅速恢复。2010年前11个月，中欧、中美、中曰双边贸易总值分另4增长33.3%、29.5%、24.9%。巴曙松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保增长与防通胀不应再是并列的话题，防通货膨胀应在经济工作中占更大的权重。从历史经验看，经济从低位刺激起来，往往伴随有通胀压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也认为，2011年是新的五年规划开局之年，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很高，防通胀比保增长对经济压力更大。
曹远征对近30年的通胀问题进行研究对比后提出，本轮通胀跟过去不一样，原因很复杂，有流动性过剩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市场上的三个关键指标，即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CPI，一年期贷款利率低于PPI，按揭利率低于房价涨幅，这些都是刺激通胀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告诉本刊记者，这轮通胀预期的出现有着一定必然性。1994年我国实施的结售汇制度规定，外汇最终要卖给央行，央行则通过发放基础货币进行收购。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市场进程的加快，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越来越多，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这恰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层最近提出“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源头”的注解。
这位高层人士表示，由于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而较多的货币必然推高物价上涨。由此，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形成似乎无可避免。“盛宴之前 当撤洒杯”
“现在该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时候了。”银河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左小蕾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士认同。他们分析认为，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但物价涨幅应该还是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预计2011年我国CPI涨幅应在4%～4.5%，高的话应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的物价高点。关键在于政府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价不致超出可控范围。
左小蕾认为，CPI最好能控制在4%至5%之内。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可能在部分商品价格上反差并不明显。但是经一些渠道渲染后，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从而加剧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积现象，而一定时间或空间内的供求失衡，又会对整体物价上涨形成推波助澜之势。巴曙松说，全年物价走势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一要看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持续性，2011年如果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强，那么将增大对国际资源品的需求，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应会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在特定时间窗口使经济呈现从快速增长到阶段性的偏热倾向，从而可能带来物价上行压力。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相关稳定物价的措施已在积极跟进。2010年11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公布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16项措施。12月份开始，不少商品价格出现了企稳或回调迹象，当月CPI涨幅下降为4.6%。
问题并未根本解决。2011年1月，银行业贷款投放继续呈现高歌猛进之势。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04万亿元，尽管低于市场预期，但是随后货币当局接二连三出台紧缩手段表明，面对压力不小。
一些专家提出，由于本轮通胀预期是流动性、成本性、输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同时，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在某一时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消费结构，控制通胀预期的愈演愈烈。
曹远征说，中央及时把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是非常理智的。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这是打断循环的必须。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稳健”，而且应该是“中性偏紧”。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解决通胀问题不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还要运用财政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对于负利率问题，政府可以选择对低收入家庭加大价格补贴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按受通胀影响程度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相应采取补助措施，使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适当提高。深层次调整向何推进
周其仁认为，流动性过剩与某些信贷投向不合理现象是互相推涨的，币值不稳定会加剧投资者浮躁心理，由于担心货币贬值，很多资金都跟去炒房地产、做风险投资，反过来又加剧物价上涨。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汇率、利率形成的制度层面着手化解。如果投资者老老实实办企业、赚钱、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负利息，以后还会有人安心做企业、做产品吗？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尹龙说，当前货币现象中，结构也是大问题。导致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信贷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等生产领域，而是停留在流通环节。结果，一方面都说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中小企业、“三农”乃至商业银行自己都感到缺钱，银行间隔夜利率还在不断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规定国内企业必须结汇才能享受退税，现在政府是鼓励出口企业把外汇留在境外，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原因，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持有外汇。加上大量出口顺差，现在进来的外汇量太大了，所以平衡进出口已是当务之急，应抓紧研究下调关税等进口推动措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告诉本刊记者，现有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也在加大通胀压力。如，证券等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在流通中有着“乘数效应”；银行赢利模式仍以“吃利差（贷款利息减掉存款利息）”为主，银行存在强烈的放贷冲动；银行信贷过于集中于房地产领域，这个领域资产膨胀太快，等于是在创造货币。
曹远征说，国内银行业为什么要依赖“吃利差”，为什么放贷冲动强烈，是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压力大。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要素市场化目标，但利率、汇率至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调节货币政策也应尽量多用市场化途径，当务之急是要让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负转正”。
在他看来，汇率的问题也是一样的，要在国际上形成稳定的币值，只有通过市场来决定，所以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第三国使用，可以鼓励东南亚、南美一些国家到香港借人民币，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劳务，让人民币进入对方资产负债表，成为计价、结算、储备工具。这既是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贡献，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币进出通道，缓解国内通胀问题。
曹红辉分析，现在国内的资本项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购买外汇规定不能超过5万美元，办理程序还很麻烦，客观上助长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和国家外汇储备“两头闲置”的局面，应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渠道，鼓励居民购汇和使用外汇。
周其仁提出，当前我国货币超发的核心问题就是汇率收储方式问题，即央行发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建议用国企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收入等设立财政性汇率调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收集起来用于购汇，这样既能保持汇率稳定，又不影响国内币值稳定。“此外，吸纳货币最直观与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启动投资与消费，应下决心把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的一些社会性资源向民间开放，进一步开放民办教育、民营医疗，而不是把进入钢铁业和煤炭业的民间资本赶出来。”周其仁说。公车改革两大难点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61字
难点一，如何依法做到公车信息公开，让人民知道准确的公车数量以及公车费用；难点二，如何在制度上摆脱公车使用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 文／南辰近期，关于公车改革的“给力”消息不断传来。财政部日前根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算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北京媒体报道，监察部有关领导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示：今年“对公车第一步要规范，规范公车的编制，规范其使用范围，严禁公车私用，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推进公共用车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一系列信号印证了党和政府进行公车改革的巨大决心，显示了公车改革将逐步深入推进的大势以及在民意大潮下的不可逆转性。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沉寂多年的公车改革此轮终于“挂上挡”了。然而，公车改革光是上面政策“给力”还不够，要想真正前行，还要执行者脚下真“给油”才行。
当前，公车改革的第一大难点就是如何依法做到公车信息公开，让人民知道准确的公车数量以及政府在公车运行上到底花了多少钱。此前，曾经有很多媒体报道过国内公车每年采购和运行的天价成本，但是一直未能得到权威部门数据的回应。这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公众舆论对模糊估算的公车数量和天价数据宁可信其有；二是公车改革的“原点坐标”没搞清楚，这样一来，改革目标就容易长时间局限在不增加这种模糊的初级目标上，难以精确地实现大比例削减的最终目的。
北京媒体近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北京将在3月底得出去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情况，并进行审计，由此掌握党政机关的各方面开支。届时，北京市的公务用车数量便可向社会公布了。将通过“谁申请向谁公开”的方式实现透明化。笔者认为，北京市的做法符合民意期待，也给其他部门公车数量和运行成本公开化、透明化带了个好头。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但是以网民和群众的呼声和本轮公务车改革的方向衡量，这应当只是北京市公车改革的“最低标准”。下一步，应当明确北京目前的公务车保有数量，并顺应全国公务车改革的大方向，继续降低北京市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
财政部公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也指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审核批复本级各部门年度决算、汇总编制本级和本地区部门决算时，应当统计汇总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增减变动和预算执行情况，并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笔者认为，这将从制度层面促进公车相关数据的公开和透明，让公车改革的“原点坐标”逐步变得清晰。
公车改革的第二个难点就是如何在执行关节实施有效监督。目前，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统一贴上公务用车的标示，有的要给公车安装GPS等。笔者认为，监督公车使用就要加大引入外部监督的力度，并严格控制监督成本。原因不难理解，虽然GPS这种高科技手段可以在技术层面实现精准监督，但是在制度层面，如果依然是公车使用者自己监督自己，再好的高科技也可能“哑火”。还要考虑到一部GPS和一个不干胶公务车贴的价格相差万倍，公车本身如果已经花了10元钱，还要再追加5元钱用于监督，这明显是一种“高成本车改”，推广空间显然不大。而公车“付费私用”如果缺乏公车改革力度的同步加大，就容易沦为对公车滥用的妥协和退让，更不是良策、长久之策。公车改革还有一层应有之义是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霸王车。在这方面，北京目前正在进行有效的尝试。在为期五年的“文明交通行动”中，闯红灯、强行超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和公交专用车道等开“霸王车”的行为将受到严打。熟悉北京交通情况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以上这些“霸王车”行为中，有一些就是开着各大部门公务车的司机。这些特权思想严重、拿交通违法当儿戏的司机败坏了公务车辆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急需受到严格约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在，即使是汽车厂家也意识到公务车的某些“负面”效应。前不久，一位豪华品牌合资企业的中方老总就坦言，对进入公务车采购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怕网民反感，对品牌产生负面效应。笔者认为，未来，公务车市场的采购主力应当面向自主品牌厂家产品。就像印度，官员齐刷刷坐国产品牌的白色公务车，舒适程度也就等同于夏利。这应当是未来公车改革另一个重要的前进方向。而当官员们乘坐自主品牌车时，自主品牌形象的树立也会达到全新的高度。
综合看，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明确这些，公车改革才能挂挡给油，真正开起来。公立医院改革“猜想”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746字
这个“不代表卫生部党组意见”的顶层设计，指向了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显神通的尴尬，可能引发相当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被质疑为“纸上谈兵”的公立医院改革，可能迎来新的转折。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医改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框架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就公立医院改革而言，尚需一个有活力的顶层设计，以真正让600万医务工作者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参与进来，而不是目前这种观望、徘徊甚至反感的态度。”
在黄洁夫的设想里，这个顶层设计应当以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以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积极性为主要手段，最终达到深化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撰文称，在系统工程学中，顶层设计是指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其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
显然，黄洁夫所说的顶层设计指向了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显神通的尴尬，可能引发相当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公立医院改革迷雾未散 这个顶层设计的表述，浓缩着社会各界数十年来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争论、实践与期盼。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家政策的倾向和社会舆论的偏好，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几经沉浮。盖因社会尚未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性质达成共识，对“产业性”还是“公益性”的定位争论不休。
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之后，社会对此仍聚讼纷纭。比如，对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政府主导”派认为是“市场化”之过，“市场主导”派则坚称“市场”从未真正获得机会，恰恰是“市场化”不够所致。
业内人士指出，这直接导致公立医院改革在新医改的5项重点工作中起跑最迟，且因方向不明而各行其是。
2010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公立医院改革的发令枪终于鸣响。
此后的重要动作包括颁布《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等文件，提出以县医院为突破口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等。而就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关部门拿出了预约挂号、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分级医疗制度、按病种付费等多项办法。
一些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些文件都对，但又都没用”，公立医院怎么改革还是没有具体思路，“不知道我这个院长能做些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阮长林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些措施，如优质护理服务、预约诊疗、无假日门诊等，医院都在做，但这似乎只是在加强医院管理，并未触及根本。
更重要的是，不少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对集纳了全国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大医院，在此番改革中几乎呈“作壁上观”的状态并不满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俞光岩对本刊记者说：“大家都说今年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年，但我感觉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很多公立大医院还可以再睡两三年觉，没我们什么事。”
来自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信息也暴露信心不足的问题。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去年在博客上发表《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艰难》的文章：“我估计，余下的20个月要完成试点的任务恐怕很难很难，几乎难以完成！我认为，投入是一个问题，方向不明更是妨碍公立医院改革进程的原因。”
廖新波还表示：“如果方向相反，只能越走越远。如果方向不明，就如同百米冲刺，发令枪响，运动员朝着各自的目标方向跑，结果是弥散在运动场中。”
有关部门则迫切期待公立医院改革尽快取得突破。3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下称《工作安排》），旨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步伐”。
卫生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部署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尚属首次。”
《工作安排》明确将改革节奏调整为“点面结合”、“边试边推”。而有业内人士指出，从最初的“三年试点摸经验”到“一年试点，一年推开”，再到“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已经两次提速。
面对第三次提速的推力，这个“不代表卫生部党组意见”的顶层设计构想能否驱散当前公立医院改革的迷雾？公立医院改革能否经由这个设计完成各项“规定动作”？公众又能否从这个顶层设计分享到渴盼良久的新医改甘露？ “„包养‟，医院肯定不行”
这个顶层设计的构思，与目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别是政府足量投入以确保公益性的观点并不吻合，后者认为，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黄洁夫提到，目前社会对公益性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
误区一：现在的公立医院没有公益性。在黄洁夫看来，无论世界上哪一家医院，从职业特征上就界定了其是公益性的，“这没什么好讲的，医院就是公益性的，无所谓回归公益性。”
误区二：公益性就是全福利性，即免费获得医疗服务。黄洁夫表示，政府的责任是把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说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服务应该是带有部分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之所以是“部分”，在于要对穷人等进行救助，但对大多数人来讲则是要出钱的，有钱人还要多出钱，“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够看病治病，才能保证尊严和公正。”
误区三：医疗服务市场不赚钱的才是公益性的。黄洁夫说，公立医院进药要钱，买设备要钱，它离不开市场。“我们很怕讲市场，但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就应该用市场的机制和手段去培育医疗市场。政府则要靠制度设计和监管的双管齐下实现公平和效益的统一。”
“有人问我公立医院改革是不是国家要把医院包起来、养起来，我想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政府肯定包不起来。„包养‟医院肯定不行，也不是医院发展的诉求。”
黄洁夫解释说，目前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7600美元，而中国跟美国的用药水平大体一致，这意味着即便政府想包也包不起来，国家什么都不干也包不起来。
中国曾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过一系列带有福利倾向的卫生政策，具体到公立医院，政府即采取包工资，包经费、建设费等做法，以维护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
“如果走收支两条线、包起来那条路，肯定要走回到上世纪60年代，我是那个年代做医生过来的，那个时候吃大锅饭，看一个病人、看一百个病人都是拿一样的钱，任何医院都不愿多收病人，因为收病人越少医院就越节省，如果政府把医院重新包起来，那就回到老路上去了，将是巨大的倒退。”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田伏洲教授对本刊记者评论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通过增加财政来养公立医院，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完全是个神话。”
朱恒鹏分析说，一个医院若要长期持续经营下去，收入必须弥补成本，并且能够支付有吸引力的、好的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的收人如果不是来自患者和医保的支付，那就只能长期依靠财政补贴。“如果医院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患者，它就必须让患者满意才能挣到钱；若其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财政，它的主要任务将是让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满意，患者是否满意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两者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让公立医院动起来
这个顶层设计构想如得以实施，将冲击公立医院现有利益格局，迫使公立医院动起来，甚至是自我转型。
黄洁夫表示，公立医院的弊病就是带有垄断性质、缺乏竞争，缺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为此，他提出一个类似教育部“211”工程的建议，即遴选3000家左右的各级公立医院，由政府“包”下来，其他医院则松绑、放开，允许社会资本参与。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中国共有2万多所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5万多家。在这些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这个结就还是解不开。”黄洁夫说。
按照黄洁夫的想法，“2、1、1”分别代表2000所左右的县级水平的医院、1000所左右的省市级医院和100所左右的国家级医院，这个评定应该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医务人员广泛参与，而不是由官方来评定是否人选。“为了创建这3000来家„211‟医院，各级医院都会动起来，医院就会拿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措施来。”
比如，县级医院包括县中医院、县人民医院等，数量很多，如果是一个好的评定机制，那就可以调动县级医院的积极性。而这2000家县级医院应该能够覆盖70%的农民，为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地方财政也能够支持得起。
再如，挑选100所左右的国家级重点医院，这些医院代表国家的医疗水平，也能够提供一些特殊服务，如外交需要等。“当前公立医院几乎垄断全部医疗资源，越大的医院垄断的资源就越多，排的队也越长，它们缺乏竞争，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但在一个妤的评定机制下，它也必须有所动作。”
黄洁夫说：“„211‟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但这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我和卫生部负责医改的马晓伟副部长几经探讨、根据政府财力测算出来的。”
针对这个“211”医院的设想，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表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也是三年攻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而对目前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前景，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我已经能够预料到不会有太多的结果，因为设计上就没有太多的结果，也就是皮皮毛毛。” “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
这个“大胆的”、“有操作性的”顶层设计，还将面临社会对民资办医的“警惕”——除3000多家“211”以外的医院都将进入市场，这个安排很可能招致抵触。
此前有评论指出，即便是对国企垄断抱怨不断的社会公众，亦有相当多人将民资办医视若洪水猛兽，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立”、“国有”等字眼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民营医院建起来后，它首先就会开始搞赢利。”
该委员举例说，他们医院一位B超医生退休后跑到民营医院，去了一个星期，B超医生就被院长叫到办公室，院长说怎么搞的，前列腺都是正常？那不行啊，那大家吃啥？今后必须保证前列腺有40%的肥大。于是，B超医生的片子就开始从前列腺正常变成轻度肥大等，这样的片子送到医师那里，医师就有了开药的理由。
黄洁夫说，民营医院的一小部分确实是靠虚假广告骗钱，但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民营医院没有相应政策支持、发展受到限制。“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民营医院是好的。在我去过的民营医院，我看到大多数的收费都比公立医院低，浙江甚至还有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民营医院，而精神疾病属于公共卫生范畴，我挺感动。”
黄洁夫表示，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讲一讲鼓励、支持民营医院，而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以办好民营医院。如此一来，才“不至于我们一谈到民营医院，就联想到虚假广告，就很害怕”。
黄洁夫说，台湾的经验证明，民营医院的发展大有必要。据他介绍，台湾在实行全民健保之前，80%是公立医院，在1995年实行全民健保后，情况调转过来，公立医院不到20%，而且它的民营医院竞争力很强，比如长庚医院的医疗水平就超过了政府举办的台大医院。黄洁夫表示，可以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区域性的结构调整，参照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鼓励、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医疗事业的发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并且不断增值的基础上，迅速将医疗卫生事业的蛋糕做大，这样才能使所有医院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保证其经济效益。”
谈到保证医院经济效益的理由，黄洁夫说：“没有一个赢利手段，没有一个激励机制，没有一个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务人员待遇收入越来越高的基础，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就是空话。”
黄洁夫强调，有关政策应保证民间资本在进入后能分到蛋糕，这样才能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而解决医改需要大量资金的难题。同时，还要保证“分到的是做大的蛋糕中的一份，而不是原来的一份”。
无疑，在这个顶层设计里，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将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而社会对医院产权改革的记忆并不美好。比如，在医院产权改革沸腾的2003年，不少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名头下，纷纷“甩包袱”，加入到所谓“国退民进”的拍卖盛宴、改制狂欢中，后大多遭到质疑乃至清算。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新一轮医改对基本医疗保障、对基层医疗机构等的大举投入，为重提医院产权改革奠定了基础，因为收支两条线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是条死胡同，产权改革方案却有希望闯出一片天，从而完善医院运营机制和管理水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去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本质上是转制中的资产评估和监管执行力度层面的技术问题，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是无法规避或减小。事实上，观察各地的医院改制，大多情况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幅度大大超过预期，宿迁医院改制、昆明医院改制等都是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作为此项改革最大的难点之一——公立医院改革无从回避。这意味着，目前这种“下面等上面政策、上面等下面经验”的彷徨状态需要尽快结束。
而在这样一个大国崛起、财政增收的年代，打破医疗行业的行政垄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医保水平，已经如箭在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份锐利的顶层设计构想，其考验的，不光是相关人士的改革智慧，更考量着他们的改革意愿。走出生态城误区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36字
生态城镇与常规城镇的一项重要区别是在社会和技术领域、以及制度上的创新 文／于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学术交流部首席研究员）
迄今为止，对于生态城镇，世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们应当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以保证生态环境仍然具备自我恢复能力。
2010年11月份，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对全国的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各城市政府的重要工作，83%的城市将生态城发展作为城市长期的战略目标。
同时，调查也显示了中国生态城镇建设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唯技术论，忽略生态城市社会和环境。多数的城市在建设生态城时，虽然政策上谈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在生态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上也确实包括了相关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口号或指标上。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有些生态城甚至假借生态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生态城镇的建设本应避开生态敏感地段，但一些地区生态城镇建设选择在生态保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遣成破坏，还可能带来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二是政绩评估体系影响发展模式转型，价值导向影响生活方式转变。目前整个政府的评估体系、方式、模式与生态城镇发展所要求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并不配套，财税和投资体系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对生态城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影响。在生活方式上，目前价值导向出现很大误区。比如，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追求欧美发达国家消费方式，比如大排量、排放污染严重的汽车。10多年前中国多数城市都可以看到“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近几年这类宣传从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消失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更多考虑如何在人均用水量、用电量上向西方国家水平看齐。中国许多城市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中西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用水和用电等应当是以能够满足需求，实现舒适度为标准，“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应当重新出现在所有的生态城镇。
三是创新能力制约生态城镇的发展。不少生态城镇所谈的创新，只是对绿色建筑、再生能源等新技术的运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调研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考虑了在运用绿色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绿色建筑具有地域性，并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在新能源开发上需要创新，运用上也需要考虑结合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风能或太阳能。生态城镇的建设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
四是规划理论和手段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城镇发展也需要城乡规划创新，比如在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的层面上，需要分析和发掘一个区域的物质流走向，控制一个地区的物质数量和质量，考虑物质利用后，其废弃物能够成为另外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和处理。在城乡规划的微观层面上，在考虑城市美学的同时，考虑风向、阳光等自然环境因素布局，实现建筑节能和环保。在土地利用上，需要重视混合发展，提高密度，空间布局应当有利公共交通的使用。混合的概念应当是大概念的混合，产业、商业、住宅、商业、休闲等等混合在一起，以此减少各种类型的出行需求。在规划管理上，对于居住区进行绿色建筑、绿色照明、绿色出行和其他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要有控制性和鼓励性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补偿机制。
五是小城镇发展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城镇应当发挥小城镇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在城乡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功能，实现小城镇服务于乡村，联系城市的枢纽作用，发挥小城镇传递大中城市向农村经济辐射的功能；解决上亿农民流向大城市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和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交通，每年春节的民工潮，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至今为止，中国生态城镇建设针对小城镇，特别是对现有小城镇进行生态化的规划，促进其生态经济发展的并不多见。现有小城镇的生态规划和建设既吸引不了国内主要的规划机构的重视，更不用说国外的咨询机构。
六是在建设成本上存在误区。生态城镇不一定都是高成本的。比如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简单措施，例如楼房南、北朝向和通透性，形成穿堂风就能够起到节能作用等。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城市设计学者到中国，参观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建设的住宅小区。当他看到中国这些小区内几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感到很困惑，认为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当他理解了这种朝向的住宅能够有效节能，增加日照时间之后，他一直在大力宣传住宅朝向对节能的重要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之路应当更重视讲究实效、成本低廉。中国曾经有过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恢复这些传统对与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有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篇：瞭望未来
瞭望未来，规划理想
文/蓝淑华（大一 08级汉语言文学）
前言
新东方的徐小平老师说：“人生没有设计，你离挨饿只有三天。”我们由此可进一步推出，“职业没有规划，你离失业只有三年”，可见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意义。在当今这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开始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另一重要的利器。有了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职业道路上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现在，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我们，只有认真、合理地规划未来，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不至于大学四年茫然虚度，才能认真学习到真本领，从而在四年以后的求职道路上畅通无阻，而不至于在人才济济的现代社会上无立锥之地。这学期选修了周老师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颇多。现在我尽力地尝试着写一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瞭望一下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自我分析
我是08汉语言文学班的女生，从小对文学与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国高考这一独木桥之后，我很荣幸地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汉语言文学班学习。我是一个偏向外向的女孩，同学都说有我在的地方一定会有轻松的气氛。我擅长于跟老师同学甚至陌生人交流，我觉得那是锻炼我语言的很好的机会。学校或是班级的课外活动我一般都很积极地参加，虽然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有时我也会显得很怀旧，很忧时伤神，显得少言寡语，因此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性格的双面性，总是能让我体验到不同人的情感世界。
作为现代的青年大学生，我的兴趣就像我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一样，泛而不专。我的兴趣很广泛，喜欢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喜欢跑步，我还钟爱书法，喜欢看小说、电视电影，喜欢逛街，喜欢有事没事写点东西。我的这些兴趣爱好加上学习，就构成了我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但有时热度只能维持三分钟。
我是一个很认真，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的女孩。高中时，我一直坚持课前复习、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并辅佐于练习的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现在进入大学校园，虽然逐步地改变了学习习惯，但也总是让自己感到充实。
就能力方面，高中三年我在班上担任通讯员一职，还在学校一个社团担任副会长，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的认可，多次授予优秀干部称号。进入到大学校园，我在班上担任心理委员一职，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尸位素餐的空职，但我尽量地为同学服务，另外，我还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学习方面，我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绩在班上排名第四。尽管这样，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我还有待提高，在心理素质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普通话方面处理的能力有待提高。
二：专业就业方向及前景分析
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是高等院校开设的着力于培养能够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熟练掌握系统、全面的汉语言文学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具有较好的汉语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媒体宣传部门、司法部门、社会团体以及社区需要的优秀专门人才的一门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可在科研机关、高等院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有的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可适宜在党政机关，包括报刊宣传、新闻出版、影视文化、互联网、对外交流或其他企事业部门从事语言文
字工作的专门人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
随着近年来大学生不断扩招，如今大学生多如烂泥，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逐日凸现，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泛而不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困难问题。
三：职业选择分析
（一）我的职业选项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一直以来希望以后自己的职业能与现在的所学的专业对口，这样才能是自己的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我的职业理想到一家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当一名优秀的文秘，从事文秘工作；其次，我很想去一家知名的报社搞编辑，创办一份学术杂志；另外，我也有意向毕业后考公务员。
（二）选择理由
（1）文秘
优势（S）：自己从小对语言和文学具有深厚的兴趣，而且文笔不错，写作能力较强；我做事很仔细谨慎而且我们这个专业选择做文秘的很多；学习汉语言文学，使我文学涵养以及审美意识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的性格随和，能够调节整个办公室的气氛，语言沟通能力以及社会交际能力较好；身为班委以及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使我的办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身在民大，和来自全国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生活、学习，可以提高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等等。
劣势（W）：企事业单位文秘工作对一个人的内外素质要求很高，特别是现在大学生泛滥的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民族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文秘除了需要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要熟练的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对各种办公软件能够熟练运用，而我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水平欠佳。汉语言文学课程很多，使我们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很少。
机遇（O）：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展，现代经济建设的进行，以及各种各样的外贸外资的涌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事业单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文秘工作岗位。在今天，秘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覆盖面最广的职业之一，被称为现代社会的第361行。秘书这个字眼在最近几年人才市场中频频出现，秘书职位的空缺也是层出不穷的，其需求连续多年在招聘排行榜上位居前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势头将会有增无减，同时也给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风险（T）：作为一名文秘，个人的发展与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紧密联系。只有企事业单位的健康繁荣发展，才能有个人的发展。
（2）报社编辑
优势（S）：报社编辑工作能够充分地运用我大学所学专业知识，编辑中的文字编辑应该在保证稿件用词正确、语法通顺、并且没有事实性错误方面有专长，这份工作很能考验一个人的文字工作能力，而我正好擅长高文字工作；我现在在校青协的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副部长一职，宣传工作需要写很多的稿件，使我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渐渐对文字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报社的工作相对稳定，很少有奔波，而且收入稳定；编辑工作能让我边工作边学习，有利于促使我终身学习的进行。
劣势（W）：一般的报社缺乏必要资金，特别是在尚未完成资本积累任务的、经济实力薄弱的报社；报社的软环境欠佳，报社的“评论家”颇多，很多人善于“评论”别人的是非；工作收入虽然稳定却普遍较低。
机遇（O）：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给报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难得的机遇，从而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岗位。
风险（T）：报社里的很多文章会触及当今社会的敏感话题，搞编辑时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
（3）公务员
优势（S）：公务员的工作与在各类企业中的工作相比，工作量相对较少，且在福利方面，有较好的保障。而且目前国家对公务员的重视力度在逐年增加，薪资也有所增长，因而，公务员的工资也较高。此外，公务员的工作有很好的信息优势，接近于决策的制定与传达方。还有就是在人脉关系上的优势，公务员工作能极大的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另外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很适合当公务员，家里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是党政机关中的公务员，自己对于公务员的工作也较了解。还有就是公务员的工作相对稳定，很少会有奔波，而且收入稳定，能很好地解决生活问题。
劣势（W）：虽然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很大一部分会选择考公务员，但公务员的专业很杂，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可以选择考公务员，专业的过于杂乱使工作的软环境不太好。还有就是公务员工作应酬一般很多，这对于一个女生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工作。
机遇（O）：目前国家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务员，就是给普通人提供一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作为大学毕业生，在理论道德修养上，以及知识水平上都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我这个专业跟公务员的工作也很对口。
风险（T）：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公务员热”，许多人都去报考公务员，尤其是许多的大学毕业生，将报考公务员作为毕业后就业的出路，因而，这一岗位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也比较大。竞争越激烈、考试难度越大，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职业道路的风险也就越大。
（三）第一职业目标选项的工作内容和胜任条件
当我把自己的第一职业目标选项定位于企事业单位文秘时，我对文秘这一行业就越发关注了，我了解到作为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工作内容包括公文管理，公司文稿起草，档案管理，日常考勤，来访接待，完成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等等。这类工作对职员的能力素养要求很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是其最重要的岗业要求之一，还对打字速度、各种公文写作、各种公司日程安排、日常事务处理技巧、英文口语等各方面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我觉得我通过大学四年的努力最终能够胜任这份工作，首先我觉得我谨慎而不失随和的性格适合这类工作，其次我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文字工作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般的文稿起草之类的能够很好地完成等等胜任条件。
（四）与职业选择目标的差距
我的三个职业选项对一个人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对我的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现在我在很多方面的能力都较差，我的现状与我的职业选择目标的差距还很大。首先我的计算机知识的相关运用和英语知识水平不够好，而且考虑问题比较犹豫，瞻前顾后，缺少决心。另外汉语言文学课程很多，使我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很少等等。在今后的大学生涯中，我只有努力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才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四：实际职业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
由于我并没有打算要考研，所以大学四年将是我最后的学生生涯，没有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也就客观上要求我要好好利用大学本科的学习机会，认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培养各方面的能
力。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也为了缩小与职业选项的差距，最终得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未来的三年我是这样规划的：
2009.9—2010.1，大二上学期
学习方面，充分利用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见后的专业功底；抓住与老师交流的机会，虚心地向老师请教；充分利用学校的地域优势，多余兄弟学校的同学交流，共同进步，且好好利用我们学校旁临国图的优势，尽量多看书，开拓自己的眼界。
考证方面，好好练习计算机，争取计算机二级顺利过关；好好联系普通话，报考普通话等级考试，以拿到普通话等级证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考虑考驾照。
生活方面，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每周进行体育锻炼，包括晨跑、打球等；合理安排饮食，使身体素质达标。（我的规划在生活方面没有多大差异，以下不再赘述）
实践方面，充分利用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以及在班上担任职务的机会，好好锻炼自己的能力水平。多写文章，并向各杂志社投稿。另外，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运动会、话剧表演等等。
2010.1—2010.6，大二下学期
学习方面，这时我们基本上结束了专业课的学习，是我们在学习上全面发展的好时机，综合所有的专业知识，全面提高专业水平。学好专业选修课和校公选课，培养自己的各种兴趣。好好学习英语，注重联系英语口语。
考证方面，考英语四级证书。
实践方面，在以上实践内容基础上，我打算在这时找一份与专业相应的校外兼职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2010.9—2012.6，大
三、大四学年。
由于距离较远，变数太大，只能将时间的跨度弄大一些，也不会那么详尽了。
1.积极融入社会，参加实习工作，在实习的实践中成长。2.在各方面好好努力，尽早入党。
3.更加关注社会时事，关注国家总体的发展，因为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4.在专业知识方面继续发展，多看书。5.好好准备毕业论文。……
五：结语
如今就业形势越发严峻，而大学时光是短暂的，我们只有好好利用这走向社会的最后实验场、训练地，好好地提升自己的内外素质，才能在4年后面临求职就业考验时从容不迫。相信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我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瞭望未来，规划理想，相信我的梦想不是梦！
第三篇：《瞭望长丰》刊首语
《瞭望长丰》刊首语
新年到了，春天来了，鸟儿也欢唱起来了。也许是长丰加快发展热潮的呼唤；也许是报效长丰使命的趋动，《瞭望长丰》振翅凌云面世了，她将鸣叫着为长丰发展鼓与呼。往事如烟，生命如歌。长丰河水千年流淌，细数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不倦的用她的乳汁滋养着繁衍在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两万土家儿女。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瞭望长丰》，她带着凤凰涅盘神韵，走向风风雨雨，讴歌发展壮举，传递土家神采。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中，长丰加速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抓住增强乡村财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重点，全面实施“依托资源调结构，科学发展兴长丰”战略。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建设黔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纵深推进“稳农壮畜活三产”的发展思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今天，《瞭望长丰》张开美丽的羽翼，乘着新一轮发展的春风，翱翔在百里长丰上空。
她是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稚气未脱，以我们微薄的力量不能提供丰富的肥料，但既已发芽，就要吸收养分，直面困难险阻，倾力生长，纵有千难万险又有何惧。我们愿用百千万倍的信心和努力挑战高峰，我们坚信，《瞭望长丰》一定会越办越好。
发展歌盛景，《瞭望长丰》鸣。这是《瞭望长丰》的使命，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精神，通过长丰工作纪实、唱响发展主旋律，为实现“十二五”宏伟战略目标呐喊助威，讴歌沸腾的长丰，也为人民群众提供宝贵的精神粮食和文化大餐。总之，我们将通过《瞭望长丰》这片天地，搭建宣传舞台，纪实今夕实事，展望美好未来。
衷心希望各级领导、社会各届朋友关心、支持《瞭望长丰》，多提宝贵意见，使《瞭望长丰》能够办得越来越好，更好地为加快建设黔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贡献。
第四篇：廉政瞭望
廉政瞭望：贪官出事前有何异动 跑路前做什么
廉政瞭望封面
贪官“出事”前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几经连锁反应，可以引起另一半球的气候巨变。一个大贪官的外逃和倒掉，导火索可能是一个微小事件。
在十八大后汹涌澎湃的反腐潮下，我们将目光对准贪官出事前，这一特殊而敏感的时间节点。
有时，那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有时，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既有各种力量的暗中较量；也有谋划已久的脚底抹油。
很多时候，无论外部环境的蛛丝马迹，还是贪官从内心流露出的一丝微表情，都悄悄泄露了一个秘密——“要出事了”。
尽管贪官先前的贪腐行为，是铸成今日牢狱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其出事之前的种种异动，并非没有一定规律可循。尽早发现这些蛛丝马迹，有助于提升肃贪效率，增强威慑。
“摊上事儿”的兆头
整理_王巧捧
昨日还在挥斥方遒，今朝已成阶下之囚。随着我国打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这样戏剧性的人生，已经在不少贪官身上发生，也将在更多的潜在贪官身上出现。
然而，贪官人生这样的落差，绝非发生在瞬息之间，在落马之前，也可以从一些先兆上，窥得一二。
关联人“出事儿”：高官落马绕了几个弯
腐败链条上，总是有着一串关联人物，或者是合作的同僚、上下级，或者是亲友、情人，或者是行贿人、行贿中介，等等。这个链条上，无论哪个人出事，都有可能牵出其他人，包括最核心的人物。
这个出事，可能是已经落马，可能是外逃、自杀，也可能仅仅是被作为外围配合调查。任何一个小裂缝，都可能崩断整个腐败链。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被带走接受调查，据称，案情主要指向茂名事件。此前两年多，茂名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大批官员先后落马。财新网消息称，罗荫国落马前曾在会谈中表示，“之前落马的几个副市长，都是周镇宏提拔起来的官员”。
此前，杨光亮等人被调查，已经在当地牵出大批干部。
例如，杨光亮出事前后，茂名公安系统多人和国土局正副局长被抓；倪俊雄出事后，化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原局长黄鸿被捕；罗荫国被刑拘一个月后“全面崩溃”，交代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图一)
茂名窝案由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始，而实际上，杨光亮由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牵出，而陈绍基则由黄光裕案的分支“公海赌王”连超案带出。
也许，一个官场如果腐败深重，那么任何一个线索，都有可能成为发散性苗头，引爆当地官场，只要在这个腐败链上的人，都有可能被牵下马。
有些调查，则从核心人物的周围四面开花，形成了明显针对核心人物的包围圈，更是一种“要动他”的显而易见的定向前兆。
2012年11月28日，深圳原副市长梁道行被从家中带走。而指向梁道行的反腐行动早在半年多前已经展开。
2012年3月中旬，曾被人称为梁最得力的组织部长、时任南山区政协主席的温玲，在被纪委约谈后第三天出逃美国；6月，由梁一手提拔的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书记黄亮被检察院带走；7月，跟随梁道行近30年的副手、大运会执行局副局长赵广华被“两规”；8月，南山区国有控股公司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简称科汇通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前董事长李庆杰先后被带走调查，两者均被指在梁的仕途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梁本人被带走调查前一周，长期担任其秘书的深圳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江被带走调查。
有时候，尽管调查人员万分小心，随着网越收越紧，这些苗头，也难免不被核心人物猜疑。
前不久，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向媒体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参与查办的成克杰案，尽管非常谨慎，但步步逼进核心人物时，还是让成克杰和一相关涉案人员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中央纪委从外围秘密调查，但在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被控制前，成克杰有所猜疑，坐卧不安的他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李平携巨款出逃香港，一度给办案造成障碍。对关键的行贿人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调查组请自治区政府向周坤宣布对银兴公司进行审计，要求周不要外出。但周似有察觉，曾试图偷偷赴港，被以审计未果为由留下。
补救行动：
“反腐英雄”与省纪委书记的隐秘交易
风雨欲来，贪官们也难免有所察觉，或仅仅出于心虚，都可能提前做下一些应对之策：与利益关联人统一口径，建立攻守同盟，退赃，跑关系„„有时候，也正是这样的举动，反而自露马脚。
2010年6月，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因受贿300余万元，被判12年。许满刚因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正局级巡视员郭京毅案牵出，早在郭京毅被“两规”后，许满刚从北京跑到大连，把受贿的银行卡退还给行贿人，但为时已晚。
有些被调查惊动了的贪官，其应对则更加充分。
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原行长韩文明受贿案二审维持原判，韩文明被判无期徒刑。
韩文明被举报后，有关部门曾对其进行了两次调查，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弥补漏洞，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对举报人施压。最后，高检院指定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办理。
在富顺县看守所羁押期间，韩文明还做着最后的串供行动，他买通同仓人犯，叫同仓人犯按照他的口述，给自己的女友吕某写信串通口供。此信被监管人员查获。
有些人的补救行动甚至还会一时凑效，也因此，人们只有在他真正落马后，才发现，这个贪官、以及他头上的保护伞，潜伏已久。
上文中提及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据财新网报道，过去30多年中，同僚、下属对他的实名举报不间断，纪检部门曾数次立案，亦多次走过内部调查程序。不过，这些调查都止于“查无问题”。
其中梁所做过的补救，从一个例子可窥一二。梁道行任南山区委书记时，当时的宣传部长文玄是公开抵制他的官员之一。2001年5月，文玄面见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送上梁道行违法乱纪的六个问题的材料。但不久，王华元被梁道行请到南山区“视察”工作。之后，梁毫发未损，甚至还因在南山“打击腐败官员”有功，被赞誉为“反腐英雄”。2009年，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王华元，被中央纪委调查，后来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
行踪异常：被“谣言”包围的一年
当调查一步步逼近，有些人可能还在强装镇定，但细心人会根据其露面的情况，或者职位的微妙变动，分析内情，因此，不时有官员“传闻被调查”，又不时，官员现一现真身，或者间接现身，辟一辟谣，但最终，当该来的总会来，那时，人们发现，又一个被辟的谣成真了。
蒋洁敏落马前一年，几乎都是伴着传言走过的。2012年9月4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神秘失踪”。爆料者称，自当年8月2日在成都主持召开川渝地区石油石化企业工作汇报会后，蒋洁敏有近一个月未公开露面，连8月底的中石油董事会也未到会。
谣言传出当天下午，新浪财经发布消息称，中石油相关人士表示，蒋洁敏正在住院。
当晚，中石油官网在头条位置刊登关于蒋洁敏的报道，间接辟谣。
两天后的9月6日，蒋洁敏露面，就东气西输项目接受新华社专访。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5个月后，2013年3月18日，蒋洁敏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但直到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更新了领导名录，对外宣布此消息。有媒体报道称，当时即有传言，蒋洁敏到国资委报到的当天，就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履新不足半年后，9月1日，中央纪委宣布对蒋洁敏展开调查。
有些消息公布前几天，有心人士往往就能从一些异常情况，推测出某些问题。
8月27日，中国石油董秘兼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等3人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几天前在香港召开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李华林没有参加。有香港媒体人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李华林怎么会不参加呢？他是很多媒体的老熟人，再说参加业绩发布会正是董秘的职责。”
相对于露面情况，一些官员职位上的微妙变动，更容易引起猜测。
2009年12月13日，上海市纪委宣布，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因涉嫌受贿，被移交司法机关。事实上，蔡被捕的事情在普陀区早已传开。
外界注意到，蔡志强以“区长”身份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当年2月3日，即春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期间。不久，新区长就职。而对于蔡志强的离开，未有公开解释，也没有“另有他用”的说法。根据公开的信息，蔡志强在消失的那段时间被调至上海安监局任“巡视员”。正是在此期间纪委部门开始对其调查。
在广东通信圈，有关徐龙可能被调查的传闻，也是已有多时。
去年12月14日，中国移动发布公告宣布，徐龙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尽管该公告称，徐龙将继续担任中国移动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圈内又再次将其与“他可能出事”联系起来。直到今年8月16日，徐龙及其妻子被广东省纪委带走调查，坊间猜测终于有了明论。
遇上死磕：情妇与“深喉”更有胜算？
遇到一个或一群死磕的人，腐败官员往往都已经没有多少退路。刘铁男、王素毅、杨琨，无不如此。
分析死磕贪官的案例，可以发现几个关键词：证据、内部、长期、公开。一般死磕案件里，总有以上单项或多项特性。
近年来，强大的情妇反腐团和来自贪官单位内部的举报人，因为接近贪官，握有一定证据，有些还加上了实名、公开、长期举报等因素，往往一旦出现，令贪官坐卧不安。
情妇与贪官决裂后的死磕，杀伤力强大。曾经亲密无间，自然也就握把柄无数。女博士常艳长篇纪实小说，让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被免职；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因情妇联名举报贪污受贿、包养女大学生女记者，被免职、双开；中国经济与旅游电视台女主播纪英男微博实名举报，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被免职；苏春媛一段午夜相会的视频和一纸离婚承诺书，让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被捕„„
来自内部人士的实名举报，因冒着被穿小鞋的风险，也带了破釜沉舟的悲壮，更容易打中贪官三寸。
2012年5月，由于遭到内部举报，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一年后被双开，目前已立案。
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挪用资金一案，牵扯出了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幕后掌舵人李泽源。和关国亮案类似，李泽源的最终落马同样是，“由于深航内部人士的长期举报”——一位当年与关国亮关系颇深的人士透露。
网络反腐的屡建奇功，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举报方式的公开性，不仅让贪官防不胜防，而且容易引起舆论压力，只要事出有据，更容易引起有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因此，一旦某个贪官遇到类似的公开性举报，相当于定时炸弹进入倒记时。
并不是所有举报都能尽快见效。这时有些人开始走上长期举报之路，陷入一种典型的死磕状态。
今年9月22日，广州市纪委透露，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被立案查处，初核张涉嫌涉案过亿。这样一个巨贪落马背后，有白云农工商的老下岗工人、73岁的任权长期长达十几年的举报之功。
2008年11月2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此前，有关这位区委书记“一夫多妻”的网帖，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的力学副教授王培荣的手笔。这位副教授在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放弃了本职科研，一心维权，其中之一即为举报董锋案。
并不是所有的死磕，都能指哪打哪，但遇到一个死磕的人，贪官的劣迹被磕死的时刻，总是比较近了。
2009年10月，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被调查(因陈绍基一案)。
2010年11月，茂名市原副市长陈亚春因情妇举报被调查；12月26日，茂名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倪俊雄被立案侦查。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罗荫国的前任)被带走接受调查。
2011年2月，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被省检察院采取了措施。一个月后交代了100多个处级干部。
2012年3月，深圳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曾被人称为梁最得力的组织部长)在被纪委约谈后第三天出逃美国。
6月，由梁一手提拔的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书记黄亮被检察院带走。
7月，跟随梁道行近30年的副手、大运会执行局副局长赵广华被“两规”审查。
8月，南山区国有控股公司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前董事长李庆杰先后被带走调查，两者均被指在梁的仕途中扮演重要角色。
早于梁道行一周，长期担任其秘书的韩江被带走调查(时任深圳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跑路”前，他们在做什么？
整理_艾冰
2013年9月29日，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开庭审理。曾潜逃加拿大9年，被控8项重罪，高山受审，将外逃贪官这一特殊群体再度置于聚光灯下。
事实上，今年6月以来，已先后发现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原局长蔡道明等官员“失踪”，他们或已外逃的猜测不绝于耳。
进入新世纪以来，贪官外逃进入高发期。在愈来愈严格的监督之下潜逃出境，贪官的准备也充满“技术含量”。从酝酿潜逃、实地考察、转人转钱，到最终出逃，有的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策划，有的潜逃后，同事才“不明觉厉”。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了从2003年4月到2013年4月，10年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10名外逃贪官事前准备情况，揭开“外逃贪官潜伏期”种种谜团，为进一步打击贪官外逃提供参考。
非一日之功，杨秀珠“预谋”7年方出逃
梳理这10名外逃官员情况，可发现共通之处。如10人出逃时的平均年龄为50.6岁，最年长者为62岁的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10人中，9人年龄在45岁以上。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分析，贪官往往“知天命”后外逃，有仕途无望、思想退化等因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方面该准备的已经准备好了。
梳理10名贪官出逃的准备时间，可以看出其老谋深算。如2004年1月出逃的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局局长、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就经过了6年酝酿，早在1998年就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而当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2010年潜逃后，同事才恍然大悟，李妻姚红何以在年富力强时，就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离职去加拿大。那一年，距李向东“跑路”尚有6年。
杨秀珠也是典型。早在其出逃前7年的1996年，她就买下了美国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逃到美国后，她一度当起了包租婆。
对选择外逃目的地，一众贪官狡猾而谨慎。“美国是乐园，加拿大是天堂”，有人曾称这是外逃贪官总结的经验。有报道称，美、加特别是加拿大，有着“一个成功，全家移民”的便利。加拿大移民环境“易进难出”，一旦出现问题，其复杂的司法程序使得审理过程旷日持久，可以起到一定的庇护作用。
一些贪官还进行过“实地考察”。在这方面，国企领导显然比政府官员更有“优势”。知情人介绍，河南高速建设需要对外融资，老总童言白的出国机会很多。身为国有银行基层支行行长的高山，更是以考察为名，18次到加拿大“踩点”。
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就没那么“幸运”。他不仅此前鲜到巴黎，就连考察也一波三折。《环球人物》称，2008年5月，温州市委一名常委曾计划率团访问巴黎，但后因汶川地震，抵御台风和配合北京奥运等工作延误，杨湘洪率领的团队9月才成行。
8人是“裸官”，全家一起逃
杨湘洪出国的周折，并不影响他的潜逃计划。媒体报道称，2008年初，杨湘洪夫妇安排久在国外的独生女杨铃铛嫁给了温州籍旅法富翁之子。就在杨湘洪出国前，杨铃铛回到温州；杨湘洪脱离考察团前几天，她又突然返回巴黎，个中玄机引人猜测。
贪官外逃，基本是“全家总动员”。廉政瞭望纳入统计的10人，杨秀珠、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是全家一起出逃，其余8人在国内做官时已戴上“裸官”的帽子。如，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的女儿均已在美国多年，童言白的妻儿早已在澳大利亚„„
贪官子女先行一步，多以留学、打工等为理由，配偶则通过陪读、做生意等出境，有时甚至假离婚。如2001年潜逃的贪官余振东，案发前与妻子离婚，其妻随即与一个美国人闪电结婚，获得绿卡。5年后，余振东与前妻“破镜重圆”。
高山还制造了假象：妻子李雪在北师大学读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郑州外祖母家。事实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女儿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2004年12月，待李雪申请技术移民获批，一家三口获加拿大永久居住权后，高山外逃。
有的贪官最后成功离境，也有赖于“贪内助”。据财新网报道，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被调查期间离境，是因其长期在海关工作、担任丹东市海关主任科员的妻子谭某的帮助。待王国强出逃后，其妻随后出境，一家最后在美国“团聚”。
比较例外的还是杨湘洪。据《家庭》披露，杨湘洪出国时，也把游捷纳入“考察团”，不料却未被批准。2009年3月，游捷在国内落网。
财产转移：黑社会一条龙服务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贪官要外逃，必须先把敛来的巨额财产转移出去，后半生才能坐地生财、衣食无忧。
据了解，贪官向境外转移财产的主要手段有直接携带现金、交易套现、借助电子货币和股票、通过地下钱庄、在海外设立空壳公司等。本文梳理的10人，也大多采用这些方式。
高山将不法巨款转入加拿大，便是通过地下钱庄。2004年11月中旬，高山同伙李东哲的手下，携带高山从河松街支行开出的1.6亿转账支票，到沈阳大北窑南街一家百货贸易公司，通过该公司副总将资金转至李东哲控制的加拿大温哥华新天地公司。此后，又以相同手段两次转款共2亿元。
原河南国企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潜逃前早就在新西兰成立了豫港公司的分公司，他的资金就是通过分公司转移的。河南省检察院一名官员认为，童言白转移资产的情况也类似。
“外逃官员的资金通过‘可信赖’的公司向外转移。以这些公司在海外的业务为掩护，官员可将手中的钱存到该公司境外的账户上，或存到自己境外的账户上。由于境外银行的保密原则，官员的海外资金也很难被查清。”这名官员说。
梳理其他贪官转移财产情况，还可发现更多类型，不过其原则都是“找好中介”。如通过外商直接转移出境。2000年轰动全国的沈阳“慕马案”主犯、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通过来辽宁投资的商人，把178万美元全部转移到东南亚。
现金通过一些免检通关的车进入港澳进行中转，也一度成为捷径。贪官通常在港澳完成兑换后，再汇到目的地。
“黑社会”也盯上了财产转移的生意。据媒体报道，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较多的国家，有华人开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的漏洞，和所在国律师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当然，收费也相当高昂。
多在组织谈话后“落跑”？
筹划了那么久，什么时候跑，是贪官们最后“惊险的一跳”。
梳理10名外逃官员情况，可发现，他们出逃的时间节点高度一致，多选在自己深陷其中的重大案件爆发前后。特别是组织谈话，让贪官成为惊弓之鸟。
以童言白为例，时为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在2006年有关部门调查许漯高速建设质量问题时，于春节期间外逃。
据本刊统计，10名外逃贪官中，接受完组织谈话后外逃的有5例。如2012年3月，温玲在被纪委约谈后第3天，从深圳湾口岸离境出逃美国。2006年上半年，福建省纪检机关曾多次找周金伙谈话。至6月2日，周在福州被纪委人员问话后，称记不清了，要回家翻记录，迅即外逃。
李向东的经历更具戏剧性。据《时代周报》报道，2010年3月25日，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下午约李向东谈话。据称，因李向东在无线音乐基地方面颇有成就，这是上级准备提拔他之前的一次谈话，不料李向东却连夜逃逸。
由此可见，如何加强谈话后对贪官行动的掌握，配套措施亟待完善。此次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一个细节值得咀嚼：其国庆后出访被叫停。
此外，贪官出逃时间也存在一定规律。本刊统计的10人中，8人选择上半年出逃，近半选择元旦、春节等假期逃亡，如李华波对邻居撒谎说，要去海南过春节，却逃往了加拿大。
离境时为逃避组织监督，有的贪官最后还会“虚晃一枪”。如2003年4月20日上午，杨秀珠出逃前就给浙江省建设厅领导打电话，说母亲病了，要回家看望，之后又给其下属打电话："这两天不要打我的手机。”《中国青年报》则披露，李向东潜逃时，将手机给一街头棒棒，称要出差，外地漫游太贵，让其帮忙保管，嘱其不关机也不接听。棒棒满城跑，监控者认为李向东尚在城中，3天后才知上当。
附一：“跑跑”末路：局长到殡仪馆背尸体
出逃法国后的杨湘洪态度强硬，拒绝与浙江省委派来法国做工作的人见面。成功潜逃的“小股长”李华波还给局党委副书记打来电话：“我已经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然而，一些“官跑跑”随后的生活，却并非如此逍遥。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外逃泰国后，做了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还是被引渡回国，获无期徒刑。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出逃美国后，携带的几百万赃款很快被挥霍一空，情妇也离他而去，他只能靠给殡仪馆背尸体谋生。
近年来，海外追贪与贪官出逃预防被提到更重要位置，我国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截至2013年5月，我国已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本刊统计的近10年10大出逃贪官中，胡星、高山已走上过被告席。
2013年9月29日上午，公诉机关指控高山一伙占用276笔存款合计28亿元，庭上的高山语出惊人，不时抵赖。不过，或许这两句话是其内心想法——“坦白说我在国外的这几年生活得并不好，精神压力非常大„„该是画上个句号的时候了”。
附二：“官跑跑”路线图
王国强 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
出逃时间：2012年4月 出逃年龄：52
杨湘洪 温州市原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
出逃时间：2008年9月 出逃年龄：52
温玲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
出逃时间：2012年4月 出逃年龄：60
李华波 江西鄱阳财政局原经建股长
出逃时间：2011年2月 出逃年龄：49
李向东(潜逃未遂)
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
出逃时间：2010年3月 出逃年龄：45
胡星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
出逃时间：2007年1月 出逃年龄：49
周金伙 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
出逃时间：2006年6月 出逃年龄：57
高山 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
出逃时间：2004年12月 出逃年龄：39
童言白 河南高速公路集团原董事长
出逃时间：2004年1月 出逃年龄：47
杨秀珠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出逃时间：2003年4月 出逃年龄：56
编者按：
2013年10月28日，时任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证实接受调查，他成为十八大后第11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反腐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贪官的心理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
从媒体报道可发现，不少贪官落马前已有“征兆”，表情、动作的异常就是一个方面。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曾邀请专家，将微表情、微动作等运用到反贪侦查中，开展系列合作。
本刊邀请畅销书《微表情与身体语言》作者、微表情研究人士纪宇撰文，透过3名贪官落马前几个短暂瞬间的表情、动作、语言，窥探其真实的内心世界。
落马前，表情露“玄机”
文_纪宇
人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可以随意控制讲话的内容，但是对于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控制力则要稍弱一些。因此，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往往通过非语言的线索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普通人如此，落马高官亦不例外。
借助近年来风靡世界的微表情心理学，不难发现贪官们在落马前的“蛛丝马迹”。微表情指持续时间在四分之一秒以下，转瞬即逝的表情，被认为是人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在体现。而贪官落马前，或早或晚都有一些微表情变化上的征兆。
廖少华：3年前的焦虑
廖少华落马系被巡视组“揪出”。10月27日廖少华还在主持会议，而转天就被带走接受调查了。
微表情分析提供的一个证明是，廖少华落马前两个月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廖少华参加会议时努力做笔记，讲话铿锵有力，肢体动作丰富，显得很自信，说明他对即将落马并无明显心理准备。
不过，早在2010年9月，他任黔东南州委书记时，其微表情就已出现了些许焦虑反应。当时他接受采访，谈及黔东南州要走生态文明崛起的跨越式发展之路，一开始他显得兴致不高，当谈到经济建设时则兴致高昂起来，尤其是讲到社会投资的重要性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镜头一眼，这一动作似乎表明他对社会投资有特殊情结。
整个采访，廖少华神态自然，言语流畅，直到他说出“融资”一词时，同时出现转头、扬眉和口吃三个明显的微表情变化，这些反应似是紧张不安，内心出现阻碍的写照。个人推测，他的腐败问题恐怕和投融资项目有一定联系。(编者注：已有媒体最新引述知情人说法称，廖少华出事，主要涉及在黔东南州的事。)
情绪心理学认为，人在焦虑时主要有两点表现：即提心吊胆的感觉与身体运动的不安。因此，廖少华在感到焦虑时会不自主地晃动头部，并扬起眉毛。出现紧张，是由于人的言语活动由数十块发音相关的肌肉相互配合，一旦紧张，就会导致这些肌肉配合失调，气息、声带开闭、发声的嘴型三者不能很好配合，于是，丢字、重复、卡壳、拖长音等便产生了。
(附廖少华“口吃”语录：我们也组建了一些，啊、这个——根据我们州的条件组建了一些，发展的、啊、融、融资平台，啊、这个、这构建了我们，啊、这个——州的开发投资公司等等这些融资平台加快发展。)李春城：一个表情透出“压抑的悲伤”
与廖少华不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前内心似已经有所觉察，情绪反常明显。
李春城在落马前一段时间，曾参加调研。他在听取汇报时眼神呆滞，不停地摆弄手中的笔，内心焦虑明显。参观期间，他显得心事重重：眼角向下，呈忧伤状；双唇紧闭，嘴角向下，颏肌突起。这是典型的压抑的表情。
情绪心理学认为，人处在抑郁情绪之中时，主要有两点表现：一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二是思维和言语的迟缓。李春城落马前开会时情绪不高，参观时无精打采，都是抑郁的典型表现。只是，毫无掩饰下的抑郁通常表现为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李春城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只得压抑内心，强打精神。
但这种压抑着的抑郁情绪会表现在肢体语言上，如面部肌肉过分用力，尤其是嘴部紧闭的动作最为明显(图二)，这是装出来的坚毅表情，其下拉的眼角一下子泄了他的底。
南勇：转瞬即逝的僵硬
2009年12月11日，原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落马1个多月前，曾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谈到足协“反赌打假”问题。当时有媒体报道，其家人看过电视采访后，已意识到他要出事。
这段视频显示，谈话过程中，南勇神情故作镇定，时而对采访他的记者微笑，但是讲话中经常扬眉，显示内心紧张不安。其语气凝重，语速稍缓慢，身体倾斜，显示不够自信。
采访中，他说：“范广鸣(的腐败案件)，绝不是这一起，而是(反腐)刚刚开始。”说到这里，南勇面部突然出现转瞬即逝的僵硬表情，眼神向下，思想开了小差(图三)。随后，他又说道：“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上的问题。”更是出现口吃、语气发虚，彰显内心的虚弱感。
情绪心理学认为，内心虚弱感实际是轻中度的恐惧感。恐惧情绪引发的躯体反应，则包括眼神不敢直视他人，说话声音变小甚至颤抖等。心理学的共识是，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协调同步。当人内心感到紧张害怕时，肌肉，尤其面部肌肉不可能放松。南勇面部的僵硬表情，便是恐惧情绪的信号。
第五篇：瞭望政务诚信
《瞭望》刊文称社会诚信缺失主因是政务出问题
2011年08月28日04:45扬子晚报[微博]我要评论(14)字号：T|T 《瞭望》新闻周刊刊文称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主要原因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扩大政治参与 建设诚信社会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等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者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个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据《瞭望》新闻周刊 2011中国人信用调查：农民和农民工最讲诚信
2011年08月03日07:53北方网我要评论(3)字号：T|T 天津北方网讯：这年头，你还信任谁？日前，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发布《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超六成(65.7%)受访者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诚信度整体下滑。其中，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而诚信形象最差的行业中，中介行业首当其冲，食品业紧随其后。近九成受访者因‘郭美美事件’降低了对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网友辣评
无权无势者信用最高
2011年7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反映出公众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的不乐观。
在今年的诚信职业榜上，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本公众心中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从2006年起连续6年诚信职业榜单中，从历年排名前五位的诚信职业群体看，农民和军人的入选率最高。
在诚信行业榜上，中介服务业继去年再次被评为公众心中诚信形象最差的行业，位列其次的分别是食品行业、广告行业、房地产行业和保健品行业。多数网友表示基本赞同此“诚信榜单”，博友“赫然发现”称：“前五种都是城市小康人士基本不接触的人群，后几种都是城市市民需要经常打交道的群体——说白了就是，只要接触的，就都不是好人。”
博友“狮子同学”说：“无权无势所以信用最高，农民和农民工兄弟占俩席位，让我们城里人情何以堪！”
红黑榜单
军人还是最可爱的人
昨天，记者在市民中进行了随机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军人堪称诚信之首。“关键时刻还得看军人，”市民张先生称：“抗洪救灾、地震、泥石流，哪次不是军人冲在前边？军人还是最可爱的人。”
连续六年，农民和军人成为人们心中最诚信的人。几天前，吴女士到机场取空运货品，等到深夜12点多才能办理手续，需要交2元手续费。吴女士身上只有百元钞票，可对方无法找零，正在僵持之时，旁边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二话没说掏出一元钱解了围。吴女士说，“当时我就觉得农民大哥的朴实形象特高大！”
食品业跃居黑榜第二
今年调查中，“黑榜”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食品行业，由去年的第十位跃居第二位。调查显示，近五成(48%)受访者不信任中国乳业；且有超过八成(85.9%)受访者表示，乳业新国标的出台使其对中国乳品质量的信任度有所降低。
今年瘦肉精、塑化剂等**接连不断，又一次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大学毕业仅一年的小岳说：“食品行业最不讲诚信主要因为其过分逐利，社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太小，导致他们敢为了300%的利润就冒杀头危险。”
中介爱“忽悠”形象最差
私企高管韩女士认为，与人们生活、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业，媒体曝光率高的行业，其负面新闻中表现出的“不诚信”现象更受关注。“比如房地产中介行业良莠不齐，确实存在诚信问题，为获取更高收益不惜牺牲做人的原则。再如保健品行业，应该是恶性竞争导致诚信丧失，无论人还是企业，生存总是头一位的。”韩女士认为，目前的生存和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不诚信泛滥的原因。
达芬奇事件曝企业诚信缺失
2011年07月13日04:36广州日报何颖思、郭晓昊我要评论(3)字号：T|T 转播到腾讯微博
市民购买达芬奇“卡布丽缇”大床两年仍散发刺鼻气味。记者莫伟浓 摄
本报讯（记者何颖思、郭晓昊）上海市工商局正式对达芬奇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昨日，达芬奇广州专卖店内依然聚集了三名消费者要求退货。有业内人士指出，达芬奇事件应引起行业反思。尽管中国出口家具制造水平已经能达到欧洲中高档水平，但缺乏“品牌价值”，归根到底是诚信体系的缺失。国外百年家具企业，往往是家族式传承，对自身品牌、信任度十分关注，不会为了卖产品而丢诚信。此外，质检人士还透露，国内家具的甲醛限量标准要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广州专卖店：店内生意冷清 只剩退货者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达芬奇广州店，发现店内冷清，店内除了三位前来投诉、索赔的消费者代表外，再也不见其他客人挑选商品。
“我从2007年开始在达芬奇累积购买了价值超过60万元的家具，当时销售说这些都是原装进口的，用的是多么高级的材料，可当我看到相关报道找上门来要说法时，他们却无法提供除了餐桌以外的其他家具的原产地证明。”消费者王女士已经是连续两天登门要说法，却一直被告知“等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再说。” “当初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品牌，觉得原装进口的比较高档、有品位，可现在却感觉被商家愚弄了。”王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一追到底，彻查达芬奇与各供货商的大笔银行转账记录。
达芬奇市场部主任谭小姐表示，事件发生后，对达芬奇广州店的影响已经非常大。“对于客人的疑问，我们都一一答复，甚至有些客人要求我们退款，我们都做到了。”她始终强调，达芬奇将在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于是否退货、换货，要等会后再决定。
“出口再进口”背后有利益链
本报讯 记者从东莞市外经贸局获悉，东莞的家具企业中，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占逾7成，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出口主力军，美国和欧盟是东莞家具企业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
具有7年东莞家具行业从业经历的欧阳先生告诉记者，作为重要的家具出口地，目前东莞大部分的家具企业都是从事加工贸易。这些生产企业只是接单生产，至于生产之后产品流向哪里等环节，他们很难掌控，要像达芬奇家具一样通过“先出口再进口”的方式“变身”，有很长一条利益链和很多生产环节以外的操作，“不是一家生产企业能做到的，背后还有一条利益链。”
纯进口家具很少
建议选国产家具
东莞光辉家具城刘玉周介绍说，根据自己的观察，目前市场上号称100%纯进口的家具并不多，不到总量的5%，而纯进口的家具一般价格都非常昂贵。刘玉周说，家具市场鱼龙混杂，“达芬奇”家具之所以可以钻到空子牟取暴利，也与一些消费者总认为进口货好过国产货的消费心理有关。但是对于家具而言，本身中国就是生产和出口大国。因此他建议消费者应端正对国产家具的偏见，尽量选择国产品牌家具，“中国的家具出口美国、欧盟，他们都愿意买我们的家具，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买高价的所谓进口家具呢？”
业内深喉：
国产材料绕弯回国身价倍增
本报顺德讯（记者陈丽莉）达芬奇造假家具被曝光之后，在业界引起哗然。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位于顺德的全国重要的家具生产基地和原辅材料交易基地业内资深人士。一位资深人士向记者披露，业界存在一种如何将价格并不昂贵的家具变成利润丰厚的操作方法，那就是让国内生产的家具绕个圈从国外走回来，摇身一变成为原装进口的材料，那样身价也倍增。
揭秘：如何让廉价家具身价大变？
这位资深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家具企业在国外注册商标，然后再把国产家具高价卖出的做法其实在业内大家都知晓。他透露说，生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原本廉价的家具变成昂贵的家具，部分企业就在原材料方面做文章，那就是在外国注册一家公司，注册一个商标，然后将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出口到国外注册的公司，再让这批出口材料从自己注册的公司发回国内，这样一来，同一批货物绕了一个圈摇身一变就成为进口原材料。
据了解，类似这种做法，在不同城市，家具的身价翻倍不同，比如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利润至少可以翻4倍，而在沿海城市的利润则在2~3倍之间。
建议：家具生产中间环节很难监控
记者从业界了解到，部分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还采用外国的设计、产品国内生产，不过这种做法比较少，因为这种做法需要付出相当高的财力成本、与外国设计师沟通的成本、新产品机器设备的成本等。目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追求高利润的做法相对较少被企业选择。
这位人士还告诉记者，让原材料出国再回国的做法，企业老板在完成了这种操作之后，并不会告诉国内的销售部门高层领导，而销售部门又将进口原材料作为卖点进行销售，卖个好价钱，这种情况首先是欺骗了消费者，也欺骗了内部员工。
“百万家私也是廉价货”
本报讯（记者曾毅）“达芬奇”事件被央视曝光后，作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家具生产、销售、配送中心的顺德家具业，不少从业者看到也感到“心生震撼”，其中一位家具商人黄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终于说出其中黑幕。他告诉记者，央视曝光的事情，“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到现在都如此；而且央视只是曝光了30万，也就是几十万级别的家具，真正的大鳄是上百万级别的，就是一套沙发，一张床要一百万人民币以上的，你现在去展销场，还可以看见这样的天价家具，但实际上，这些家具的真正价格，就是几万元。”
“意大利牛皮不是天价”
黄先生告诉记者，十年前一套普通的进口意大利牛皮制造的家具，“比如一套沙发，真正的意大利进口牛皮，两短一长，价格只是两万多人民币一套；十年后，很多人都会说物价上涨了，我老实告诉你，意大利牛皮的涨幅并不大，个别进口的牛皮价格还下调了。”
而实木材料方面，黄先生告诉记者：“真正制造家具的人会清楚，实际上实木的成本与高档复合木板的成本是差不多的。因为实木是做不出很多造型的，所以现在的做法是用高档复合木板做造型，上面再贴一层所谓的实木皮，外表是根本看不出来，重量也能欺骗人。”
卖天价是家具店租金作怪
那么才几万真实价格的家具，为什么厂商要为它们兜兜转转换一个“洋身份”，最后要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黄先生认为是“租金”作怪。“家具业人士都知道一个定律，比如在繁华的家具城租一个档位，我们有一个说法，‘三套沙发占的位置，租金足够你开一间小型金行’，家具业的租金就是那么恐怖。” 黄先生还补充道，家具业一年有5个月的淡期，“分别为1、2、3、6、7月，这5个月按我们的销售经验，连续十天‘吃白果’，就是一套家具也卖不出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就是一套真皮沙发真的按真实的3万人民币价格出售，“那这家具商马上可以破产。”黄先生说：“大的展销商，必须按30万甚至上百万卖，那么他们即使每个月只卖出一套，也勉强回本，如果卖出2套，就小有利润，如果卖出3套以上，大家就可以知道其中暴利了。”（黄江洁、陈明）
中纪委：官员财产申报运行尚缺诚信和统计条件
2011年06月23日01:42新京报[微博]杨华云 字号：T|T 本报讯 去年，全国共有85135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住房情况，60681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投资情况。中纪委官员昨日重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良好运行尚缺少两个条件。视频：中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查办案件情况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昨日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再次直面官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的问题，他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他认为尚缺乏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条件，他直言，“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吴玉良认为，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财产公示是有效的、管用的，中纪委对此也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
他举例说，《2008年-2012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要对这项制度抓紧研究和论证，去年重新修订和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作了一些规定，包括要申报个人的收入、子女配偶的从业、房产、投资等情况，可以说在积极稳步地推进。2010年，全国共有1672902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其中报告住房情况851353人，报告投资情况606813人，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805269人，对1581名领导干部相关问题进行了纠正。
此外，吴玉良还发布，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另一方面还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从源头防治腐败。
■ 对话
“财产申报可新人新办法” 对话人
任建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报：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对于财产申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任建明：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这个制度效果的发挥，我认为不应孤立地去说怎么推行这个制度、怎么让它有效，而是要有一个战略的考虑，把财产申报作为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
国外以及香港都搞了财产申报，过去把它的作用夸大了，认为一推行这个制度就万事大吉，其实没有那么神奇。因为即使在国外，光靠财产申报发现问题也很难，没有人傻到把问题财产申报出来。这个制度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基本手段。
新京报：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制度的效果能否比较好的发挥？
任建明：单从推行财产申报制度而言，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渐进的策略，比如在地方试点新人新办法，新选的干部要申报财产。
比如，某地班子换届，领导都要申报财产，审查确认其合法财产；下一个班子成立后，给六个月申报期，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就处理，这样在短期内把历史问题纠正，然后翻过历史一页，走上一个成功的反腐轨道。这种情况下，财产申报制度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六个月之后就是将来的问题了，之前则是历史问题。
新京报：这种新旧区别，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官员是不是开了口子？ 任建明：历史问题从宽处理，不是无原则地捞了就捞了，有严重后果的，除了财产充公，还应有重罚。
香港当时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廉署成立后誓言要把所有腐败分子挖出来，查到1976年后就导致警察闹事，酿成社会**，港督被迫宣布特赦。要吸取他们这个教训，但历史也不能简单翻过去，捞了不能白捞，要吐出来。新京报：如果说财产申报只是阶段性的手段，那反腐还要经历多长时间？ 任建明：我们常讲反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我认为长期性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腐败是个很难彻底铲除的问题，但从反面讲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时间久了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动摇执政地位，我很同意温总理曾说的，目前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腐败。
我们具体的制度，像财产申报，是为一个更大的战略服务的，不能只看到树木，而不见森林。
■ 部署
中纪委今年重点治理公车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介绍，今年中纪委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是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公车专项治理。
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4月25日，中央又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吴玉良表示，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已做出工作安排，对公务用车逐辆登记自查，摸清车辆底数，对发现和认定的违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同时，要明确新的编制和配备标准，重新核定车辆编制总数，严格控制公务车总量。
此外，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避免公车私用，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目前该项工作已到清理纠正阶段，下一步将开展重点检查，按工作计划稳步推进。
公车问题被公众称为“车轮上的腐败”，国务院今年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去年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其中包括公务车的支出。
■ 焦点 刘志军案仍在进行调查
今年2月，中纪委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对于调查进展情况，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表示，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调查结束后会向社会公开。
吴玉良表示，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比如，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成立巡视机构，对各地区和部分中央金融机构及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开展巡视；中纪委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去年，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干部监督和制约机制。他认为，刘志军被查处，恰恰说明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说明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逐步建立官员防逃网络
针对贪官外逃问题，吴玉良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力开展境外追逃和追赃工作。近几年已经通过引渡、遣返和司法协助、警务合作等国际执法合作的方式，将一批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缉拿归案。
同时，也在逐步建立防逃网络，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分子利用外国投资移民政策获取身份、转移赃款等问题加强了防范工作。
吴玉良介绍，1月开始，全国实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有关部门已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此外，还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出入境登记备案和证件集中保管的制度，加强资金监测，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防止贪官外逃，同时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回应“我贿赂了”反腐网
针对近期出现的“我贿赂了”等反腐败网站，吴玉良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并注意核查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的案件线索，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
不过，他亦提出，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也使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提高真实性和可靠性。三招防范“权力期权化”
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被称为“权力期权化”，吴玉良表示，已经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对此的工作部署涉及三个方面。
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方面，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同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此外，严肃查处违纪问题。■ 数说 反腐倡廉进展 146517人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
82亿
全国查处涉及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违纪违法问题9800多件，涉及金额82亿多元。
1296个
对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进行清理摸底，制止、取消活动1296个，节约经费3亿多元。
16亿
治理教育乱收费方面，十七大以来取消收费项目3764项。涉及金额16亿元，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9704人。
1.7万
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面，十七大以来共查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16.5万件，1.7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
36亿
在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方面，67个国务院部门项目撤销率80.5%；各地区撤销率97%，减轻负担36亿多元。
191人
2010年以来针对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重新发现未销毁的问题乳粉事件，给予191人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其中涉及厅级干部20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
中纪委发言人：防止个别官员“权力期权化”
2011年06月22日16:49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12)字号：T|T 中新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张蔚然)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先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与信息统计体系，中纪委将从3方面入手，防止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吴玉良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他说。
当前腐败问题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现象日益显现，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吴玉良就此表示，已经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将进一步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还规定了违反该规定的具体责任。
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重点抓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贯彻执行。
三是严肃查处违纪问题，防止“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吴玉良还就领导干部财产公布问题表示，财产公布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是有效、管用的，我们对此也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年重新修订和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做了一些规定，包括要申报个人收入、子女配偶的从业、房产、投资等情况，可以说正在积极稳步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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