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推进医改绝不是孤军深入
两会·独家专访
推进医改绝不是孤军深入
公立医院改革之路该怎么走？破除以药补医这个深水区该怎么蹚？怎样找回医生的价值？该不该为大医院扩张踩刹车？基层改革如何避免不可持续？今年两会期间，一系列医改焦点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的格外关注，观点之鲜明，交锋之激烈，前所罕见。面对这些热点问题，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和卫生部部长双重身份的陈竺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但现在基本医保的水平还较低，公立医院还承担着公共卫生服务、支援基层等任务，需要补偿。对供方的投入有利于实施政府的区域卫生规划、规范公立医院行为，以充分体现公益性。概括起来，就是“发展、公卫靠政府，诊疗、运行靠医保”。
今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院长们最关心的是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政府的财政补偿能不能到位。
陈竺说，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要看到各种有利于改革的因素：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基础，近三年医改形成的良好势头和基本经验，各地党委和政府对医改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等。卫生部在选择300个县试点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时，考虑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当地政府是否对公立医院改革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同时具备较好的工作基础。
具体到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支持，陈竺认为，政府直接拨款其实是一个小头，目前大约占到10%。大家应该看到，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
陈竺说，政府直接拨款给医院，让医院免费或低收费向老百姓提供服务，这是前苏联卫生体系和英国的国民健保体系采用的模式，但国际上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是欧洲大陆发端的卫生筹资模式，即政府财政或政府通过立法组织社会资源投向需方，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而这些资金最后也都流向了医院，实际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医院要通过提供服务的质和量，从医保来获得补偿，从而避免了“养懒人”、“大锅饭”；二是在多数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又可通过管理医保而有效管控医院行为。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筹资模式一定程度也借鉴了这条路径。
针对“政府拨款只占医院支出的10%，剩下的90%要靠医院自己在市场上打拼”的说法，陈竺认为其实这个说法已经不对了。随着医保筹资水平不断增长，医保支出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例如，在多数县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新农合。所以在看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的时候要算两笔账，一个是直接拨款，一个是从医保获得的转移支付。
陈竺说，现在基本医保的水平还较低，同时公立医院还承担着基本医疗之外的任务，如公共卫生服务、教学、科研、支援基层等，所以只补需方是不够的，供方也要补。更重要的是，对供方的投入也有利于实施政府的区域卫生规划、规范公立医院行为，以充分体现公益性。所以，财政拨款要增加，要真正按中央医改文件精神把公立医院的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离退休人员工资、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等全额承担下来，而医院日常运行需要的经费应该主要从医保中获得。概括起来就是“发展、公卫靠政府，诊疗、运行靠医保”。“十二五”期间除了要将县级综合医院基本建成二甲医院外，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将按规划和标准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的区域医疗中心。这种“宜需则需，宜供则供”的投入模式，是医改确立的我国公立医院筹资补偿机制的一个特色。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可能会达到450元以上，而这些都是医院的潜在收入。他希望医院院长和广大医务人员从医院收入增长幅度中能够意识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近年来真的是大大提高了。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可以由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商来做，原则是不增加群众的就医负担。同时，要引入先进的支付制度，并实现全覆盖，不留空当，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使医护人员的劳动获得合理补偿。然而，这正是许多地区面临的难点。
陈竺说，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同时也是县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县医院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原因之一，因为卫生部门可利用医保的力量来加以管控，促进其公益性回归。新农合筹资水平在提升，就要考虑如何利用政府投入的增量，做好县医院改革的文章。
15%的药品加成是计入医院收入的，加成政策又在鼓励医院多用药、用贵药。卫生部门在管着新农合，但后者其实也在很尴尬地为虚高的药价和15%的加成报销。面对这种尴尬，陈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医保去改革以药补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为加成报销了，而是合理地把护理费提上去，把手术费提上去，把诊疗费提上去，该设的药事服务费也要设起来，然后用医保更多地为医护技术劳务应有的价值报销呢？
至于该如何调整长期严重背离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陈竺认为可以由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协商来做。比如先由省级物价部门规定可以提高哪些价格、提高到什么幅度，再由县级医院进行探索。原则是不能增加群众的就医负担，最多和改革以药补医前的情况持平。陈竺说，浙江省的做法很好，调价后增加的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支付，不仅没有增加群众负担，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就医费用。既然要求今年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有5个百分点的提升，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个提升朝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发力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非常聪明地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进一步改革支付制度，否则还是按项目付费，就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取消“以药补医”，我就搞“大检查”。因此，一定要引入先进的支付制度，包括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并且要让这些先进的付费方式实现全覆盖，不留空当。在积累了两三年的基础数据以后，还可以设计更合理的总额预付制，比如年初先付给医院70%，随后分期支付，年终结算时如果医院有结余就奖励；如果超支了，而且是不合理的超支，下一年就要减少预付额度。革除以药补医绝不是“孤军深入”。只有我们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医院收入总量不变，如果把药品采购价格压下来，医院增加的结余可以投入再发展，支持科研教学，改善医务人员待遇。
仅仅是取消15%的药品加成，并没有真正触动药品流通领域的利益链条。在保证不增加群众就医负担的前提下，只能小幅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这样对医务人员的激励作用就会十分有限。
陈竺认为，取消15%的药品加成只是取消以药补医改革路线图的第一步，先让公立医院摆脱对药品收入的依赖。以前医院哪怕知道药价是不合理的，也是乐见其高，但取消加成政策以后，医院的行为马上就会转变，医院要控制成本，就会乐见药价低。当然，前提是必须承认医院的收入总额是合理的，只是结构不合理。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和有关部门联手对药品的中间环节下重手治理，因为这样做不会影响医院的收入。医院收入总量不变，如果把药品采购价格压下来，医院的结余就增加了。增加的钱干什么？用于投入再发展，设立人才基金，支持科研教学，改善医务人员待遇。就是要把中间环节的这些水分压出来，变成医院堂堂正正的收入，让医务人员有尊严地获得。
陈竺说，中间环节里的确有一部分进了医务人员的腰包，成为灰色收入，一些大案要是查出来，犯罪人就会身败名裂，机构也会背上骂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革除这个弊病，而且要快点改，因为它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引起医患关系的强烈扭曲，严重腐蚀我们的队伍。取消以药补医绝不是在和医务人员过不去，而是在从根本上保护这支队伍。
为什么会出现少数医务人员接受灰色收入而不以为过？陈竺认为除了医德医风建设一度滑坡之外，一个潜在因素是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的确偏低，少数医务人员因心理不平衡、经不住诱惑而误入歧途。“说实在的，没有多少国家的医务人员相对收入如此之低”。有一种说法是基层医生收入要和事业单位的平均水平衔接，也即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收入挂钩。陈竺说，很难理解把医务人员收入作如此简单比较，因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的培养周期长，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我们国家直到现在相关的认识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陈竺认为，首先必须要把灰色收入的黑洞堵住，否则社会不能理解，有关部门也会对增加投入有顾虑，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卫生部喊出了“革除以药补医”的最强音。这绝不是什么“孤军深入”，因为只有我们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才能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
公立医院改革顶层设计还是有的，就是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中心、先农村后城市。我们的国家很大，各地情况不同，找到一个“一刀切”的模式比较难。我们不主张脱离卫生行政部门去搞只管保值增值的医疗资产管理机构，因为公立医院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且责任非常重大，不能完全脱离大卫生系统。
“公立医院改革缺乏顶层设计”之说似乎已经成为很多改革者和专家学者的共识。医改方案中对于改革的描绘始终比较宏观，至于到底该怎么落实，各地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就拿管办分开这项改革来说，有人总结出6种实践模式，但究竟哪种模式好，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陈竺表示，我们的国家很大，各地情况不同，找到一个“一刀切”的模式比较难。现在讲的公立医院管办分开，应该是指在基本医疗方面政府的决策、监督和公立医院作为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之执行要分开，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事分开。
陈竺说，现在的管办分开的确存在不同的操作方式，如北京就是学习了香港医管局的经验，在卫生局下面设了一个医院管理局，也是一个正局级机构。对公立医院来说，有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管人管事管资产，而且是精细化、科学化的微观管理，因此院长们是欢迎的。有的城市不是卫生局出面，而是在政府层面由分管副市长牵头成立一个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把办公室设在卫生局，这个意思也差不多。上海的申康集团是在卫生系统之外另设的一个机构，但由分管卫生的市领导协调，其理事长由卫生局局长担任，且将发改、财政、医保部门的代表都请到这个管理平台上，对所属公立医院进行精细化管理，并大力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政策。
陈竺说，他不主张脱离卫生行政部门去搞只管保值增值的医疗资产管理机构，因为公立医院是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公共产品的重要载体，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且责任非常重大，既要治病也要防病，要支援基层并要和基层形成上下转诊的关系，要为全系统培养人才。如果把它们拉出来经营，让它们完全脱离了大卫生系统，它们就没有必要为基层着想，没有动力去分流病人，只会顾及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不符合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精神。讲到底，公立医院属性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是企业，所以不能搞横向的独立于政府大卫生体制的管办分开，而应是纵向的管办分开。
陈竺说，目前17个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的工作还是比较有序的，具体哪种方式更符合实际，得让大家试试看，现在不下结论。但我们认为，有一个专门管理公立医院的部门，在大城市还是有必要的，但在县一级就没有必要。至于管理部门到底是设在卫生部门之下，还是设在政府之下而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门，可以再看一看试点效果。只要达到改革目的，有些自主的做法是允许的。毕竟咱们国家这么大，人口有13亿多，何必要“一刀切”地来解决问题呢。当然，顶层设计还是有的，就是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中心、先农村后城市，这符合改革的基本规律。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县级医院担负着9亿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看病就医任务，近三年公共财政投入大，改革成本也相对较低，公立医院改革要先在县级医院做好，实现居民看病就医90%不出县，也是有利于优化城乡医疗资源合理布局的。
公立医院不能过度市场化。如果只是跟着市场跑，它会完全跟着财富走，变成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机构。公立医院资源的配置应该跟着人民大众的需求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一些委员认为，目前的公立医院改革设计尚未触碰核心，仅靠政府行政手段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应立足于用更开放改革的态度，逐渐步入“政府主导，按市场规律办事的医疗卫生改革”的道路。
陈竺说，他不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市场化，公立医院不能搞过度市场化，虽然有利于提升效率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借鉴的。然而，医患关系不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而多数人一度又没有医保，生一个大病的医疗费用常会造成家庭的破产。如果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还在说要放开市场机制而忽略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的话，只会使医患关系越来越恶劣，到最后，医生群体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这种情况在某些拉美国家就曾出现过。
陈竺说，如果只是跟着市场跑，那大医院或者说优质医疗资源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向大城市集中，而且是向城市的中心区域集中，它不会主动到城乡结合部去，更不会到远郊区县去，它会完全跟着财富走，变成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机构。陈竺认为，公立医院资源的配置就应该跟着人民大众的需求走。如果说要调动创收的积极性，那没有什么制度比以药补医更“有效”了。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会让这支队伍彻底败坏掉的，这是要不得的，这是原则之争。陈竺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守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
公立医院改革首先就是要加强区域卫生规划。卫生部正在研究适时把公立医院未经政府批准、不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规模性扩张叫停，给社会资本办医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有政协委员提出，现在大型公立医院无节制地扩张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就构成了对社会医疗资源的“虹吸”，把优秀医生、大量病人和医保资金都集中到一处，不利于区域医疗卫生体系的健康发展。现在究竟到没到该为大医院扩张踩刹车的时候呢？
陈竺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长期以来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改革早期，公立医院要改善就医环境，要购置仪器设备，要进行基本建设，甚至需要向职工集资。如果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很少，公立医院发展主要靠自己向银行贷款、向职工集资，政府也就失去了医疗资源配置的调控力。“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对公立医院发展的指挥权，取得医疗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力量，政府就要落实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这时才能对公立医院下令不准随意扩张，而是按照政府的规划来。
陈竺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政府投入增加了，大医院自我创收、自我扩张的惯性已经形成，一时刹不住了。因此，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责任到位后，就可以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加以约束。比如违规扩张并造成不良后果者就要撤换其负责人；比如通知银行，如果未经政府批准、非由政府投入，一律不许向公立医院贷款。
陈竺强调，公立医院改革首先就是要加强区域卫生规划，就是要政府把举办和宏观调控公立医院的责任负起来、权力收回来。城市公立医院不能再无序扩张了，因为这必然造成和县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争夺病患和医保资源的局面。据专家分析，目前多数大医院约80%的门诊患者是不需要去大医院首诊的，这实际是在浪费医疗资源。大医院要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大医院应该干的事情是解决疑难重症的诊疗、培养人才、从事医学科学研究，不该大医院做的事情就得交给并扶持基层医疗机构去做。
陈竺说，去年我国每千人床位数已经达到3.8张，而每千人床位数如果达到4张，那么住院资源就能基本满足现有需求，估计目前各地在建的病房楼建成后，这个目标就已经达到了。他透露，卫生部正在研究适时把公立医院未经政府批准、不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规模性扩张叫停，未来要给社会资本办医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当群众对一个行业有比较大的意见时，往往是对行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有意见。我们对红包、回扣深恶痛绝，但这种现象发生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仅靠道德修养是不够的。我国860万医务人员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一点不能否认。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批评一些医务人员“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了”，一时间网上跟帖如潮，顶他的人多，踩他的人少。顶他的人放大他的话说，“现在医生普遍职业道德水平不高”，也得到众多肯定的回应。为什么一个明显不成立的结论却能在人群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陈竺说，前不久北京大学和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共同完成了一项民意调查，他注意到大家对医生、护士的满意度分别是94.6%和93.5%，但近一半的人对就医总费用不满意。讲到底，当群众对一个行业有比较大的意见时，我认为这种意见往往已经超出了对具体执业人员的意见，而是对行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意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掉以药补医，它让人对整个行业都可能失去信任。有的患者看到医生开的处方，首先就会想这里面会不会有猫腻，有没有过度医疗的药物，这就是制度出了毛病。我们对红包、回扣深恶痛绝，但反过来说，当这种现象发生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仅靠道德修养是不够的。
陈竺表示，钟南山先生的话只是针对一小部分医务人员，我国860万医务人员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一点不能否认。白衣战士队伍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总是拉得出，打得赢，信得过。我国的医疗总费用非常低，平均到每个人只有200多美元，但我们就是用这仅占世界医疗总费用的约3%，维护了世界总人口20%的人的健康，人均期望寿命近74岁。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成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设备不够先进，而是因为我国医生护士的平均收入很低，和国际同行比较，不要说发达国家，就是比不少发展中国家同行的收入都要少得多。
“安徽模式”从整体上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拉开了基层综合改革的序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定位是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诊疗。今年要推出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以满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防治疾病的基本用药。
2009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并以此为核心启动了基层综合配套改革。“安徽模式”曾被认为是“为全国医改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值得全国其他省（区、市）学习借鉴”，但就在去年9月，安徽省发布了“新三十条”，对此前的改革模式进行了诸多调整，这是不是说明“安徽模式”走不下去了？ 陈竺说，“安徽模式”从整体上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拉开了基层综合改革的序幕。改革内容涉及医院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使多年来基层医疗队伍没有规范化管理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后，医院的住院费用、门诊费用和药费都明显下降，群众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但他认为，“安徽模式”曾经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307种基本药物虽可基本适应中西部多数普通乡镇卫生院之需，但在中心乡镇卫生院显得不够，而各地疾病谱和用药习惯亦不尽一致，故因地制宜地适度增补是必然选择；二是改革后，基层人员平均收入增加了，但由于绩效工资中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部分比例的问题，少数技术骨干的收入在部分基层机构有所下降，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并非安徽特有，但安徽基层综合改革启动早，遇到和识别新情况也早，“新三十条”启动后立即见效，基本较好地解决了问题。
陈竺说他刚刚拿到了一份最新统计数据，经过三年医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的服务量都在逐年增加，实际上只有乡镇卫生院2011年比2010年的诊疗人次数少了800万，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我们不能忘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定位不是卖药赚钱，而是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诊疗。当然以前也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但比较少。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一下增加到10类41项，光是为50%的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工程。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而是非常辛苦的。
陈竺说，今年要推出2012版基本药物目录，将根据需求与能力做适当调整，以满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防治疾病的基本用药。对于短缺药物将探索定点生产、统一定价、统一招采、统一配送等措施。对于市场价格认可度比较高的，可以考虑统一定价；而对于用量小、剂型特殊的短缺品种，国家要定点生产。基本药物是国家以信誉担保向全体国民提供的药品，必须足量供应，不能断档。如果断档，那就是政府有关部门责任没有到位。
最后，陈竺表示，人类的健康需求总是在不断提升，医药科技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但社会支付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任何改革都既要看效果，也要看成本，医改也不能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改恐怕永远也不会结束”。
第二篇：五华区人民医院医改工作推进情况
五华区人民医院医疗体制改革工作
推进情况汇报
区卫计局：
根据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五政办通〔2016〕9）号文件精神，区人民医院综合改革工作在区卫计局的领导下稳妥推进，现将有关工作汇报如下：
一、医改工作推进行情况
(一)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推行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按照五华区医管委的要求开展工作，配合医管委完成了对区级公立医综合改革的摸底调查，总会计师已进入医院开展工作，为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各类配套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推行运行机制改革
1.实行医药分开，进一步规范强药品、耗材、设备管理。（1）遵行药品集中采购的原则，使用药品均从“云南省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进行网上采购。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国家基本药物领导小组职责》、《五华区人民医院基本药物管理制度》、《五华区人民医院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监督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鼓励临床医生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定期召开药事管理会议，对医院 药物使用进行分析、总结。根据各科室的疾病情况下达了药品使用占比指标，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与科室医疗质量控制考核挂钩。今年4月16日起全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预计2016全年为患者减免药费400万元，2016年1月至今全院门诊患者药比68.13%（含慢病开药），住院患者药比31.87%，全院基药使用占比34.22%，患者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2）成立了“五华区人民医院设备采购领导小组”，制定了《五华区人民医院设备采购领导小组职责》、《五华区人民医院设备采购流程》、《五华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招标管理制度》、《五华区人民医院大型医疗设备管理制度》、《医用耗材、检验试剂采购管理制度》。医疗设备的购进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流程。制定了《医疗器械使用安全管理制度》、《植入耗材管理制度》、《一次性使用无菌器械管理制度》、确保医疗器械使用安全管理。
2.深化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
（1）完善了“三定”方案，实行全员聘用制。根据现有工作人员情况和医院岗位分布情况，完善了岗位设置方案和聘用制度，实行按需设岗，以岗定编，竞聘上岗，全员聘用。
（2）完善职工档案管理
我院部份编内职工档案原存放于五华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档案管理室，编外职工档案存放于昆明市人才市场 卫生分中心，造成档案更新不及时、管理不便等情况。现已将所有档案迁移至我院档案室，由专人更新、维护、保管。
（3）完善人事相关制度
我院修订了《病事假管理办法》、《职称评聘管理办法》、《岗位聘用及管理制度》《合同制员工工资待遇规定》，制定了《合同制人员新入流程》、《职工院内调动流程》、《新进医护人员执业地点变更管理规定》等规定，同时对《职工手册》进行了修订。
（4）编制内职工和编制外职工同工同酬
进一步完善了编外合同制职工的管理，在编职工与非编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合同制职工享受福利待遇与在编职工相同。所有编外职工的“五险”由人事代理公司代理购买，医院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对于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还按国家有关规定购买“公积金”。
3.积极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
（1）医院的保洁、被服清洗、氧气供应、垃圾清运、食堂经营等工作均采用院内询价的方式确定，并与中标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协议。特种设备如电梯、消防设施、霓虹灯的维护保养都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维保。
（2）坚持“按需所采、价格真实”的原则。对常用的后勤物资，基建维修医院采购领导小组成员会对不少于3家的供应商、施工方进行竞争性谈判，合理选定后签订供货、施工合同，约束双方的责权。4.严格执行医疗收费标准。
按照省发改委制定医疗收费标准将各类收费项目明细录入信息系统，建立费用字典库，各类收费均按照字典库提供的明细进行，杜绝了自立项目收费、擅自提高标准收费等问题。
5.促进医疗行业统筹发展。
按照《昆明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的要求，切实落实好医师多点执业的各项工作，促进我院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提高基层诊疗服务水平。自2015年起，本院共有8名临床医师到院属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多点执业。
6.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立了以电子病历为核心，集成了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医嘱管理、药品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物资管理、病案管理、医保结算等业务为一体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完成了外科、内
一、内二等五个临床科室的移动护理项目实施，护士在临床服务中实时采集、核对、提取和录入病人诊疗数据，实现了病人床边护理工作的信息化操作，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医疗差错。
在B超室实施网络版超声工作站软件，实现了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电子申请单和电子报告单的网上传输，同时与医院管理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医生在书写病历时可直接调用检查结果和相关信息，提高了病历书写效率和质量。在虹山、文林、丰宁等七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实施了医院管理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并全部实现了与医保支付系统的实时在线联接，极大的方便了医保患者。为下一步社区的动态化和精细化管理，实施双向转诊和区域诊疗数据共享奠定了基础。
利用微信平台在全院实行微导诊服务，提供微信预约挂号。患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医院的就诊指南、服务特色、专家介绍等，为今后线上医疗的实施打下基础。
为适应科室的应用需求，今年初增加了医技科室病历调阅；医技科室之间检查结果调阅；危急值实时提醒；门诊处方扫描二维码发药、库存数量自动调整、各类处方及用药情况统计；根据医生开据申请单上的检查部位自动对应收费标准划价收费、记费等功能。
7.完善分级诊疗服务模式。
积极贯彻落实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工作，与多家医院开展了双向转诊服务工作。一是加强与上级医院合作，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等医院签订了双向转诊协议书，并切实履行各方责任。二是加强了对各社区的业务指导，通过专家进社区、电话咨询、门诊现场咨询等方式帮助我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提高业务技术水平。2015年我院全年共向上转诊155人次，2016年截至目前共向上转诊56人次；我院所辖社区从2015年 月起截至目前共向我院转诊262人次。
二、存在的问题
1.根据昆明市卫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区联发的《关于印发昆明市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昆卫（2016）16号）文件精神，本院于4月16日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但由于医保支付限额未调整，目前医院未执行20元/天的住院诊查费标准，仍执行原8元/天的住院诊查费。
2．《云南省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价格》的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标准未进行调整，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医院每年将存在540万元的经费缺口。
3.本院机房设备老旧，服务器性能仅能支撑目前的常规运用。虽然下设的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实施HIS系统。但根据《关于印发五华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2016年底要实现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区人民医院的互连互通，还需对医院机房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三、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一）强化药品、耗材管理工作
1．按照“按需所采、价格真实”的原则，将医用耗材通过政府招投标程序委托中标机构统一采购配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力争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 下。
2．成立临床药学小组，进一步推动医院临床合理用药，加强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有效遏制细菌耐药。加强注射用辅助治疗药品使用管理及中药注射剂临床使用管理，切实减少不合理用药，合理控制医疗费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二）加强医院内控工作
逐步引入医院资源计划（HRP）信息系统，整合医院各种资源，对医院及其所属各部门相关的人、财、物、资产、教学科研、综合绩效、管理运营等进行综合资源管理。建立医院经济数据资源库，将现有数据转化为信息，以成本核算为抓手，从效益指标、预算监控、收入指标、支出指标、医保拨付、固定资产管理、设备利用率、库存积压等方面加强管理。
（三）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
结合公立医院改革的新要求和智慧五华的发展战略，建设五华区人民医院数据中心。通过数据中心集成本院和下属1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数据，实现人民医院和下属之间全线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
1．基于数据中心实现医院管理者对本院和下属社区机构在医疗服务、医院运营、医疗质量等方面的全面管理，通过双向转诊、代理检验、代理检验等信息化建设实现医院和社区之间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 服务体验。
2．按照国家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要求，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基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可以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的实现和落地，患者在社区就诊时，社区医生能够实时调阅患者在人民医院的就诊资料，为患者开据我院的检查、检验申请单，减少患者的来回交通往返，实现患者在家门口社区机构就能够享受到我院的服务。通过双向转诊系统的应用共享，社区医生能够帮助患者预约我院专家门诊或通过住院直通车办理我院的住院手续，为辖区人民群众提供更可及、更方便的医疗服务。
（四）完善人事管理工作
按照医改相关区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相关要求，对医院内部人事薪酬制度、收入分配方案等进行修订。完善“八定方案”，明确科室职责，进一步完善职称评聘、进修深造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逐年争取，增加编制使用率逐步消减临时聘用人员。落实岗位聘用制，实行因需设岗、全员聘用、竞聘上岗、合同管理。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合理设置岗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医院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
（五）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制定完善《医疗质量考核目标》，每月对全院各科室的 工作作风、核心制度落实、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群众满意度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使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与其技术能力、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公益性、履行社会责任、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形成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活力的高效的用人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
2016年7月7日
第三篇：医改
浅析新医改
摘要：自新医改制定实施以来，不觉已过三年。在这三年里，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费用继续水涨船高。然而，改革之事非一早一夕，不可否认我们的政府在医疗改革事业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新医改的内容与目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意见》全文１３０００余字，共分六个部分，包括：
一、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三、完善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四、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
五、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力争近期取得明显成效；
六、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二、医疗改革的社会根源
（1）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2）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基层卫生卫生服务体系薄弱；（3）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还不能消除“因病致贫”现象；（4）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5）药品和医用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影响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人群差异，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效果。
三、新医改开展的具体工作
（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的新农合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覆盖8.35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55.3元。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0%提高到61.8%，个人支出比例从60%降到了38.2%。
（二）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截至2010年底，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在57.2%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同时推进定编定岗、绩效考核、多渠道补偿、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改革。
（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09年以来，中央累计安排资金400亿元，支持1877所县级医院、5169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万所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财政部还安排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三年内通过转岗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为基层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
（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农村适龄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和乳腺癌检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贴等。
（五）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的规划和调控，推动公立医院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优先发展县医院，建立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采取全科医生培养等政策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另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采取一系列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提高服务能力，完善医院内部控制费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四、对医改的评价与见解
医改事业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健康福祉，也是事关经济社会全局的系统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医改启动实施的前三年，也就是2009-2011年，是医改的起步阶段，着眼于保基本，从基层入手推进改革。尤其是在基层成效更加明显，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较大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推动了民生保障和改善，也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医改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改革的难点进一步聚焦，只有持续深入推进，才能不断扩大改革成效。因此，制定医改规划，进一步凝聚共识、找准突破口，推动医改持续有效深入是必须的。
（一）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
落实政府责任，改革补偿机制。坚持公立医院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和应履行的职责，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加强卫生部门对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
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创新医院管理服务。推进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探索建立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理事会与院长职责。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二）鼓励和促进社会办医
1、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要落实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社会资本优先的原则，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４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2、进一步改善执业环境。要全面落实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税收、价格、医保定点、土地、重点学科建设、大型设备配置、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鼓励和优惠政策，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创造公平发展环境。
3、坚持扶优扶强。要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契合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也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发展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
（三）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1、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2、提高医保服务水平，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探索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要加大救助资金投入，筑牢医疗保障底线，全面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益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
六、最后结束语 我们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固然没大错，但决不能知难而退，不敢触及体制性矛盾，仅仅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外围打转。当然，期望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改革目标，并不现实。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改革的路径设计，必须要明确，不容回避。
对改革者而言，务实的态度是，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和主旨；其次，应当不惧失败，不讳指责，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行。如能以平常心评估新医改三年的成效，坦然接受批评，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性改革，庶几近之。
第四篇：医改
未知的医疗界
医改相信大家都听过，据我所知并不是改不了，而是会触动很多官员们的口袋，高价医药费用这个黑锅医生已经背的够久了，是时候放下了！
就单说药，我国同一类消炎药单注射用的就有几百种之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例如头炮曲松钠规格是1.0g一支的只要2元不到，但是有的厂家出了0.5g一支竟要50元同样的是一种成分为何在同一家医院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还有某感冒要成分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换了下包装就成新药了啊？？国药准字是怎么上的，难怪中国每年都有几千种新药，原来是换汤不换药啊！
近些年来不知到是谁那么有才，要医改说医院的药品都要政府采购，本来是好事可不曾想老百姓又白高兴了一回，多了一个政府机关，只能说是多了一双手拿钱！便宜的药根本就进不了医院，就说一盒消炎药，本身就10元，政府采购加价15元（这还算少的）就是当地政府拿二十五元发票给国家要钱，结果只用了十元，这是何等的暴利啊！现在公立医院都是把钱上交国库了，（这也不知道是那个人才想的捞钱的点子）自己没点私房钱。药到医院了又要加点价，这个钱是加着为国家赚的。因为钱都上交国库了啊！
医生苦苦的守住那1000元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背后还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有时候人家家属真的是为感谢送点吃的，你们又看到了，眼红红的心里不爽，又给医生安个收红包的罪名。医生真的很受伤。
本人认为要医改就要先改药。要把那些拿钱的手都剁掉！那就算是干净了！
第五篇：医改
医改
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
10月6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该回老家享受国庆假期的史松涛，此时却正在自己的科室里忙着为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在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郑阿姨连过节也没放下去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的习惯„„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学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
社区医疗的实惠
9月2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岁的刘莲光正在接受治疗，患有颈椎疼痛的她，正在中医科等待医生的按摩。
在虎门镇打工的刘莲光，几年来一直从事空调马达的装配工作，为了多挣些钱时常加班加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今落下颈椎受损的毛病，最近还不时地咽喉发疼。“来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便宜多了，有医保真好。上次看病加上拿药只花了8元钱。”一向节俭的刘莲光谈及花费很是满意。
刘莲光并不富裕，每月算上加班收入，工资也仅2000多元。刘莲光的丈夫也在虎门打工，开货车，两人每月加起来收入近5000元，除去每月180元的房租，她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现在情况好多了，公司给上了医保，有病就可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不一样，特别是全部自费时，最怕生病，感冒一次，吃药和挂吊瓶，几百块就没有了。几百块钱对于在老家四川的7岁儿子来说，一两个月生活费就够了。”刘莲光深有感触地说。
给刘莲光治疗的医生潘才幸，是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在今年的从医实践中体会到：“药费报销的比例增大后，特别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好多患者向保健型方向转移。”出身中医世家的潘才幸，在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按摩和针灸，每天接受治疗的患者大约在30人左右。潘医生分析，零差价的基本药物制度是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现在社区门诊人均处方在44元左右，采用“零差价”后，会便宜3—4元。现在我们这里推行了双转诊服务：小病不出社区就解决了，大病到镇医院或市医院，等病情容易控制后，再回到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给患者省下不少费用。”
鉴于刘莲光咽喉发痛，潘医生给她开的处方中有“众生丸”。该药每盒10.7元，比在私立医院的13.5元一盒省了2.5元，而社保报销70%后，刘莲光只需支付3.21元。
“以药养医”被终结
基本药物零差价（医疗机构在购买药物时的价格与用于患者的价格相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广东走在了前列，东莞市又是广东省最先落实的市区。
据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介绍：从今年开始，东莞已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有307种，广东又增加了244种，基本可覆盖所有常见病，同时取消原先的15%药品加价，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医保支付政策。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行中向记者介绍，目前，东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统一实行广东省阳光采购，2011年将不会自行采购基本药物或者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而将全程参与广东省药品统一阳光采购，“到时将以镇街政府为结算单位，和药商进行结算，降幅可能达到50%以上。”
为什么价格降幅这么大？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力军曾表示，以往的采购模式下，因没有将药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挂钩，企业招标成功后卖多少药物没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药价降不下来。而在今年的阳光采购环节中，涉及到基本药物的采购项目将实施一种药品由一个厂家中标的模式。厂家一旦招标成功，能匡算出全省市场带来的销售量，企业自主让利的空间就大多了。“此举还同时将企业用于回扣、公关环节的利润挤压出来了。并主动选择更为优质的配送企业，压缩配送环节的费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资源配置渐趋合理，“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这样既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又能减轻市民的经济负担，还能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7个诊室、23个服务站。现在已经形成患者步行15分钟就可到达卫生服务中心的局面。服务站主要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等，其用药也大部分属于551种常见的基本药物。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不难看出最终受益的是社区居民中的患者。那么医生和社区服务中心的积极性是否受到影响呢？基本药物零差价给社区医护人员带来了什么？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推行后，医护人员工资不但没下降，反而大幅度增加。副高职称的医师过去月工资是4000元，实行阳光网药物采购，并推行零差价后，现在却能拿到近8000元的收入。‘以药养医’将一去不复返，有这样的收入水准，医护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比如大家最关心的房价问题，在虎门，现在平均房价在6000元一平米，相比较“北上广”等大城市，其实际有效收入高了不少。”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主任介绍。
没有了基本药物的盈利，工资为什么还会增长呢？原来医护人员高工资的增加部分，绝大部分来自东莞市和虎门镇地方财政补贴，其中虎门镇补贴是重中之重。这样，通过广东省阳光网统一采购药物，过去从药品中盈利的模式被彻底打翻。
政府主导是关键
在今年的前9个月中，虎门镇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平均每月增加15%。上半年，23个服务站接诊量达5万多人次。虎门是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本地人口12.4万，固定外来人员64万，灵动性特别强的人口有20万。前两者绝大部分都享有医保，并且免费建立起了健康档案，整个虎门镇已有33万人建立了档案。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在2008年和2010年初，分别完成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的城乡一体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两个体系的建设。在住院方面，近年来东莞市不断调整住院报销待遇，实现了低起付线，高住院报销比例及高封顶线。以2010年为例，最低起付线为300元，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5%，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了15万元/人。其中，城乡一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基本医疗费报销比例95%以上属全国最高。
“只要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义为公益性，而非盈利性，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还是在其他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样可以大力推广。”李斌龙主任坦言。
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到今年十月，王刚工作就满两年了。200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王刚进入家乡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了一名社区医生。两年全科门诊的工作经验，让王刚对于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是未来社区医疗的方向。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不但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健康，更能有效地缓解医患矛盾，也让医疗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王刚说道。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都不得闲。”王刚所在的全科诊室在一层大厅左手边，十余平米的屋子有包括王刚在内的三名医生，这里每天都挤满了患者。
65岁的赵大爷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小王，国庆节还值夜班呢？给我量量血压吧，最近总感觉头晕。”
“您看您走得气喘吁吁的，先坐一会儿喘喘气吧，要不然血压量不准。”赵大爷坐近了，王刚听到他呼吸得很急促，便让他先歇一歇。他开始问起赵大爷最近是不是停了降压药，有没有感冒、上火。“就国庆节那天，我孙女发烧了，我熬了两夜没合眼„„”赵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还向王刚咨询起孙女吃的退烧药。
“您看，高血压就怕上火。来，您撩起袖子，我给您量血压。”王刚一边给血压计充气，一边嘱咐道：“现在换季，心脑血管病人都要注意。通俗点讲就是血管也会热胀冷缩，天气凉了，您血管也就窄了。这时，本来心脑血管压力就增大了，您还上火，要注意自己调节！”
刚送走赵大爷，一位阿姨走了进来，说自己低压不太正常。王刚笑着说道：“阿姨，您前几天来过是吗？咱们都查了，没别的问题，只要减减肥就能调节低压。”“我平时干活也挺多的呀！”“阿姨，我说的减肥、锻炼是说要跑跑步、游游泳、跳跳健身操。只要减掉四斤，您的血压就能降下来。”“好，小伙子，我听你的再试试！”
“医生您给看看，我家闺女总是流鼻涕。”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只穿着一件衬衫，王刚拉着她的小手问道：“感冒了吧，还穿这么少！”
每天，总有许多居民，晚饭过后出来遛弯，路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顺便进去量量血压，和社区医生聊聊，看看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而这里的24小时全科门诊，还为赵大爷、李大妈们亮着一盏灯。
从前，提起全科医生，浮现在人们眼前的还是美国电影中的家庭医生。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省市便开始试行培养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今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自此，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全科医生，正式走进了百姓生活。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全科医生的职责，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没病讲知识、小病及时治、大病不耽误，这也是王刚在全科门诊两年给自己的职业下的定义。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社区里的全科医生不但要承担预防、诊治的责任，还是首诊、分诊的把关人。诊治常见病、慢性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预防系统工作，指导社区护理、康复、健康教育，配合专科医生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全科医生是社区医疗的多面手。
温暖的社区门诊
“百姓非常需要身边的全科医生，我能感受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两年的工作让王刚看好社区全科医生的未来。
无论多忙，对每一位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王刚总会多问几句、多嘱咐几句。有些慢性病患者一周来几次，王刚和他们见面就像朋友一样。“毕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不一样，我们和居民交流的时间多一些。沟通、交流多了，关系自然就融洽了。”
按照国际经验，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医疗体系可以解决95%以上的疾病。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社区承担的服务是“六位一体”的，即综合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而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又具有综合性、持续性、人性化的特点并且提供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这些都是未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方向。
全科医生在与社区、家庭建立紧密的卫生服务关系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建立家庭健康档案、跟踪健康状况，全科医生制度不但能有效预防疾病，更有助于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改变居民的生活、就医方式。
因为在全科门诊工作，内、外、妇、儿全负责，王刚几乎给社区里的所有居民看过病、开过药。“小王不错，工作认真，对我们还耐心、周到。”提起王刚，赵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王刚就住在服务的社区，每天上下班，总有许多居民和他打招呼。“小王，下班买菜啊。”“王医生，办公室冷，别净顾着忙，多喝点热水！”
“人家都说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我在社区却没这种感觉，我和患者的关系都特好，他们也总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王刚笑得很满足。
制度尚待完善
成为全科医生以来，王刚的生活便格外充实。每周工作五天，不算无需问诊直接开药的，平均每天要为50位患者看病。每隔七天，王刚还要值一次夜班，前半夜来量血压、看感冒等急症的患者持续不断。
“我们人手太少了！”王刚的状态是社区全科医生真实的写照。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7.8万名注册的全科医生。如果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计算，全科医生的人才缺口高达30余万。
为让城乡居民拥有自己的全科医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12年，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5万名。然而，培训也遭冷遇。以上海为例，2010年上海计划招收、培训300名全科医师，结果仅有144人报名。
薪资水平低是最直接的原因。王刚认为，长久以来，全科医生的收入属于财政拨款，收支两条线。在社区工作繁琐而辛苦，薪酬却不是很高。虽然现在增加了绩效方案，但仍然和工作量不成正比。
为解决全科医生薪资水平低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全科医生以多种方式执业。《意见》明确，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多点注册，也可以独立或者与他人联合开办合伙制诊所，增加收入渠道。然而，在王刚看来，每天高负荷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一份工作，而这种压力又源于社区卫生服务人才的紧缺。
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另一份基于全国的研究数据也表明，2003—200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失的正高、副高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分别占在岗相应职称人员总数的35.7%、10.1%、9.5%。
事实上，与薪酬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的隐忧才是王刚这样的年轻人最大的顾虑。“虽然我工作得很快乐，但真正从临床经验、医疗水平上，还和大医院的医生有很大差距。常来社区看病的还是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有些人久病成医，直接来拿药就行了。”王刚说道：“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生病，健健康康的。但做医生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接触一些疑难问题，我们的许多能力也会退化。”
王刚说，他最拿手的还是内科诊治。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伤时，他也会害怕，生怕自己不够熟练。而同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胡医生，做了五六年的全科医生，但她觉得“考了全科医生的证和以前也没什么不同。”现在，胡医生仍然做着为居民打预防针的工作，其他科室很少接触。
与此同时，大医院的晋升空间比较大，职称评定的名额较多也是让社区全科医生羡慕却无奈的事实。“服务基层、讲奉献固然值得提倡，可现有的条件无法吸引更多有学历又有能力的医生到社区服务。”王刚说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也曾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不仅是数量不足，具有医学本科学历并经过严格全科训练的全科医生更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服务团队会直接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也会强化百姓已有的顾虑“社区医院的医生不如大医院的医生有本事”，“没出息、没水平的医生才来社区呢”。
“物质上的还好提高，但要改变百姓的观念就难了。如果社会对于社区全科医生的认识不能改变，我们感觉工作没有‘尊严’，得不到认可，那谁还愿意当全科医生呢？”从这一层面来看，王刚认为，全科医生制度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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