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精神价值的文化内涵

第一篇：民盟精神价值的文化内涵

民盟精神价值的文化内涵

民盟精神渊薮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凝结着许多我国古代先哲的政治智慧, 对传统道德思想的延续和传承表现得非常深刻。在民盟精神价值中,既蕴涵了切实的百姓日常礼仪规范, 又富含着崇高的人生价值目标理想。民盟精神可以概括为: “立盟为公, 以天下为己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第一, 以“天下”为重。“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这些隽永幽远的教诲, 深深震撼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心灵, 成为中华儿女不甘凌辱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各个历史时期, 民盟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同甘苦、共患难, 与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献计出力, 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民盟的精神价值, 本质上镌刻着中华民族千年不朽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文化精神。

第二, 以“道德”为先。孔子主张: “志于道, 据于德”, “君子谋道不谋食”。道是理想的人格, 德是立身的准则。人生以求道为标的, 社会以遵守孝悌、忠恕、诚信、恭敬、智勇为秩序, 故此而有“朝闻道, 夕死可矣”之感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深入人心的基本理念, 就是为有道之邦服务则是利国利民, 为无道之邦处事便是“助纣为虐”。说到底, 做人要立足于“ 道德”。

综观民盟前贤和才俊, 无不是修治的优秀典范。他们坦坦荡荡“真君子”, 行为谦恭合乎礼节, 处世诚信讲究道义。民盟首任领导人黄 炎培留给后人的座右铭: “言必守信, 行必踏实;有言必信, 无欲则刚”。

第三, “以仁爱”为本。“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质特性, 仁的内核是“爱人”。“ 爱人”有三个层面,一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二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三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慷慨无私、助人为乐的, 它辐射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渗透到人的灵魂深处, 塑造着一种“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 济众”品格。

七十年来, 仁爱精神一直流淌在民盟的血脉之中, 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 民盟坚持以“ 仁爱”为本, 光大了“关注民生”的人道精神、“扶贫支边”的济困精神、“ 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 烛光教育”的奉献精神等, 这些都是民盟成员今天获得终极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

第四, 以“和合”为贵。“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和”既是万物化生的根据和源泉, 亦是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 “ 和”可以理顺各种关系, 融合各种冲突, 从而达到化解矛盾而“和合”, 这便是“大本达道”的原则。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民盟深明“合作福, 不合作祸”之大义, 保持着一种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 既不苟同也不立异, 为的是避免“同室操戈”, 求的是一致对外。抗战结束, 民盟以极大的仁爱之心促进国共和谈, 对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成就, 表示十分欣慰, 认为这是“国家无限的幸福, 更是中国民主同盟多年来的愿望”。此后, 民盟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同盟、同志、同心、同德”, 与全体中华儿女一道, 和衷共济、和谐并进, 奋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美好梦想。

第五, 以“ 文章”为尚。“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等。我国历代有识之士对“文章”的定义, 远远超越了文章本身语言组合、思想表达的范畴, 成为道德修养处事之旨义、经世治国思想之典籍。70年来, 民盟一直自觉担当 “经国文章”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把“文章大业”、“学问人品”看得胜于生命, 甚至以言获罪也终生不悔。在民盟组织中, 有很多学者专家, 在学术领域堪称大师泰斗级领军人物, 但在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他们在孤寂与冷清的品味中, 沉淀思想、凝聚才思, 秉笔直书、振臂呐喊, 发出社会的强音, 不断谱写出精神的圣歌, 描绘出人生的壮丽篇章。

第六, 以“教化”为基。“教化”者, 指以教育为手段, 感化人的心灵, 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民盟继承了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 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独立人格, 培植善良风气, 发展民主精神”, 以此奠定人民民主的基础, 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民盟拥有不少的教育大家如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 他们力倡教育是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动力,是社会治平的支撑, 主张平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均等, 推行大众教育、职业教育、民主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 并且身体力行创办各种学校,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希冀通过教育拨开民众懵懂的迷雾, 让底层百姓在心灵沮丧和痛苦的挤压中, 唤起向前的决心, 振奋搏击的力量, 使善良的灵智发射光芒,而不走向自我人格的沦丧。

第二篇：中医学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中医学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中医的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过程中，并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它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

中医不仅仅是治病的医术，而且还是治人的医道。《大医精诚》有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里强调了医德的重要性，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大医体现了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最核心的就是要怀有仁心，要行忠恕之道。“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医人之病与医国之病道理相通，故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慨。传统文化称儒术为仁术，同样亦称医术为仁术，二者同具仁爱之心。中医是治病的人，不单是治人的病。这些都是中医人文精神之所在。所以说蕴含着极其丰厚的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气候对生产的影响非常的大，为了很能够很好的掌握气候变化规律，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就是二十四时节和气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二十四节气。中医药文化是包含和超越中医药本身的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融为一体，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掌握了农事季节与气候变化的规律后总结出来的。根据节气和气候总结的农业谚语，对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中医的天人相应理论和它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中医治病讲究“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养生在中医体系中显的格外重要，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二十四节气养生，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统一。立春揭开了春天的序幕，表示万物复苏的春季的开始。此刻“嫩如金色软如丝”的垂柳芽苞，泥土中跃跃而试的小草，正等待着“春风吹又生”，而“律

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形象地反映出立春时节的自然特色，内经有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所以此时养生要顺应春天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着眼于一个“生”字，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她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中医治病也讲究“以平为期”，过犹不及，体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中医学又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实践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动性。

中医药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除文学艺术、饮食起居外，民风民俗中也具有中医药色彩，如端午节家家将菖蒲艾叶插于门楣，饮雄黄酒，佩香囊以避邪驱瘟。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艾叶也具有抗菌及抗病毒作用。艾叶本身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等功效。艾草还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特殊的香味具有驱蚊虫的功效，所以，古人在门前挂艾草可用于避邪，也用于赶走蚊虫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熏蒸以达消毒止痒。达到了未病先防的目的，这种看似迷信，但的确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重阳节登高远眺、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茱萸香味浓，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并能消积食，治寒热。民间认为九月九日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求吉。从医学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补肝气、治头昏、降血压。从这些传统民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健康的渴望。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

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因此重阳节又多了一层新含意。中医药已形成一道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景线。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儒、道、佛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第三篇：民盟精神

“民盟精神”解读

刘国安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在2005年民盟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为内容的“民盟精神”。作为基层盟组织，认真学习“民盟精神”，深入领会“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民盟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光辉历程与现实实践，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定位，明确时代责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对于高擎薪火，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解读“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宗旨”。一个组织、团体、政党的“精神”，就是这个组织、团体、政党的“宗旨”，因此，“民盟精神”所揭示的实质就是“民盟宗旨”。结合民盟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辉煌而伟大实践，仔细研读用长达34字表述的“民盟精神”，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从三个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一是从理想信念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爱国忧民的本质内涵。“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所揭示的就是民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忠心报国，矢志为民的理想信念。民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在国难当头，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而国共两党合作正摩擦频频，破裂在即的关键时期成立，完全是为了推进抗战，防止内战，救亡图存，而非为了政党的一已之利；1948年民盟被国民党蒋介石无理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强行予以解散，也不是因为她与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而是因为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因为她没有自身的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她自己的最根本的利益。半个多世纪以来，民盟坚定不移地以爱国、报国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定不移地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坚定不移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即使在多党合作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时期，她也从没有放弃过爱国、报国、强国的宗旨理想与坚定信念。“民盟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

二是从品质特征上揭示了民盟良知、学识的本质内涵。战争时期，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在野党，都是国民党的反对党。那个特殊的时代，民盟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是靠权力也不可能靠权力，她靠的是正直正派的道德风范，靠的是学识楷模，靠的是乐于奉献的精神，概而言之，靠的是有良知，讲风骨、讲操守、讲气节、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格魅力与非权力因素，并以此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民盟作为参政党，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进步群体，民盟仍然是凭良知、凭学识、凭为国奉献的精神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信念，正如费孝通老前辈所说的那样，“正是这样一批人，作风正派、学有专长、有社会影响、愿意为国家做事情，大家走到一起才有了民盟组织，有了更好的做事情的条件”。

三是从个体素质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民盟在成立不久，国民党对之实施了拉拢政策，以高官厚禄进行诱劝，但民盟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决：“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他的要求便不是当国府委员，也不是部长院长，而是中国团结、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民盟前辈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广大盟员坚持操守，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不求名利，勤奋工作。民盟组织中，有很多学者专家，在学界堪称大师泰斗，然而他们在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这些学者专家淡泊名利，却把道德文章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受过许多磨难，曾经被误解，受屈辱，却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之荣辱，历经坎坷而积极豁达，忍辱负重而执著付出，以自己的无私、风骨、情操实践着爱国、报国、富国、强国的宗旨理想和坚定信念。

二、“民盟精神”形成的历史探源

历史造就了解民盟，也造就了内蕴丰厚的“民盟精神”。回首漫长的岁月，民盟在血与火的砥砺中，在刀光剑影的考验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磨难，逐渐形成了足以使每一个盟员深感自豪的“民盟精神”。今天，我们沿着民盟走过的65年历程，探溯“民盟精神”的渊源，当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民盟精神”，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盟精神”。

从民盟的产生背景看“民盟精神”形成。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后虽经历了袁世凯复辟等一系列事件，但最终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作为政治新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实行一党独裁，垄断独霸了国家政权和社会财富，大小军阀之间争权掠地，一片混战，中国仍然是战火频仍不止，内忧外患不息、国家动荡，国力衰败，民不聊生。当此国家分崩离析、国土烽烟弥漫之际，一大批有良知的进步知识分子目睹这种政治乱象都在苦苦地思索中国的出路。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一。

与此同时，苏俄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苏俄革命胜利的讯息传入中国，唤醒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段，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感召下，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但北伐成功不久，蒋介石便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反共反人民，将中华民族拖入了十年内战的水深火热之境地。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并虎视眈眈不断加快吞噬全中国的步伐，终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在民族和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出现严重摩擦，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抵御外侮的救亡图存斗争面临严重危机。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三。

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民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民盟成立的公开宣言中指出：“国共党派问题的不速求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第三者的联合实为当时第一要事”。

民盟建立以后，积极地调解国共纷争，争取团结统一，并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主张抗日的党派和人士，与国民党排斥异已、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毅同志是这样评价民盟的：“皖南事变后，与国民党分裂阴谋作斗争，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们抗战，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问题。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民盟正是以自已忧国忧民，矢志报国，促进抗战的理想信念和一代民盟前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权，坚持民主，维持民族和国家利益，将组织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土地，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出灿烂的“民盟精神”之花！

从民盟追求真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历史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建立之初，原是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对于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先是采取拉拢、利用的政策，诱之以高官厚禄，当遭到拒绝之后，便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打击、排斥。民盟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于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张、共同的信念，使得民盟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在多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在宣传舆论上，民盟先驱们在民盟组织成立之前，自“九一八”事变始就一直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资源，纷纷创办抗日救国刊物，声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皖南事变发生后，继续在舆论上为抗日救亡呐喊，与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如，黄炎培把被国民党查封的各地生活书店转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资产，改为“国讯书店”，并以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为基础，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年9月，黄炎培赴香港主持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籍以募集经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杨明轩、杜斌丞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为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宣传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等主张；关梦觉创办《反攻》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等等；更有许多盟员通过撰写新闻报道抗日事迹，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展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斗争行动上，民盟前辈们自抗战以来，就开始了与中共密切的合作。1936年6月10日，蒋介石约请沈钧儒和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要求“全救会”（后集体参加民盟）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沈钧儒拒绝，他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同年7月9日，沈钧儒受“全救会”委派与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发表全救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署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同胞书》，得到毛泽东复函支持；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考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从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蒋介石于1945年7月策划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民盟的先驱张澜与民盟成员左舜生等也拒绝参会，并写信蒋介石，劝其考虑民意，改变主张，并与盟员左舜生在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

在两党领袖间的交往上，老一代民盟领袖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友谊佳传一直成为历史经典，例如：1945年7月1日，民盟成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

等赴延安考察，其间有一段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周期率”的对话，这段对话一直成为民主党派敢于诤言的经典；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赴民盟总部“特园”，和民盟领导人张澜会晤，会晤后，为使国共和谈的内容公诸于世，商定以张澜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毛、张之间的个人情谊，也成为历史上的一段经典；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以至于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三访“特园”，和民盟领导人彼此达成了许多默契，当蒋介石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撤离重庆时，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财产全部送给了民盟。

民盟与中共所以肝胆相照、密切合作，当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一篇社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他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重要问题上意见常常一致，那完全是因为两个政党都同受国民党法西斯的压迫，为了要中国民主，其主张自然不约而同”。正是这种认同，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道义上互相支援，立场行动上完全一致，最终成了亲密的友党。

在追随中共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作战的伟大实践中，民盟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已任，坚持民主正义，淡泊名利，为国献身的精神闲烁出熠熠的光辉，为民盟后人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从民盟先驱的道德楷模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的前辈们，尽管个人情况差异很大，但他们特征都很明显，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就是有学问、讲良知、讲风骨、讲操守、讲气节、讲奉献，并自然形成了一种人格魅力，一种人格精神。这些原本从事各种专业研究而且多有建树，并不是专门从事政治、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起来独立思考，站起来为国家奋斗，并为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据史料记载，曾有100多位盟员（如李公朴、杜斌丞以及重庆渣漳洞集中营的27位盟员等）都为国捐躯（而当时民盟只有不到3000人）。闻一多先生，为呼吁民主和结束内战而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梁漱溟先生，在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牺牲后，他公开说“我随时准备接受这样的子弹”，即使是在全国性的多次批判中，即使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仍然坚持真理，不改自己的人格。正是他们，以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以光彩照人的道德风范，树起了民盟的精神巨碑，永远耸立在盟员和中国人民的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盟的前辈们怀着深厚的强国之志，有的参与国家管理工作，引导广大盟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勤奋的工作，不断的奉献，如沈钧儒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如章伯钊，在92年高龄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往香港为台湾的统一殚精竭虑，最后逝世在统一事业的岗位上；再如费孝通，为了经济的发展，到了80多岁高龄还四处奔波，寻求贫困地区的脱贫途径；更多的民盟前辈以自己的专业默默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诸如钱伟长为“两弹一星”耗尽了毕生的精神力，季羡林以深厚的国学造诣树起了巨幅的国学旗帜，等等。

前辈在我们面前，永远都是巍峨的丰碑，高山仰止。民盟精神，是我们永恒的财富，它正如一座富矿，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和研究。

三、我们今天如何传承与弘扬“民盟精神”

我们解读“民盟精神”，我们研究“民盟精神”，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民盟成员都了解民盟、热爱民盟，并能登高望远，更好地传承“民盟精神”，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这种精神弘扬光大，使之成为新时期的民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不竭动力。

首先，要传承民盟先驱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为推进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努力。战争年代，由于共同的政治信念，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为诤友、挚友，在救亡图存、争取民主统一中，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引导民盟。张澜先生说得好：“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过去我们有三党三派，后来青年党和民社党就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正是因为毛主席、共产党始终指引民盟和人民站在一起，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支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的合作共事一度中断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参政党要在民族振兴事业中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如果没有执政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甚至参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都将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传承“民盟精神”，就是要像民盟前辈那样，永葆高涨的爱国热情，坚定的理想信念，善于运用政治智慧开展各项工作，就是要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就是要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敢于并善于进言，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

其次，要学习民盟前辈重视修身养性，正直正派，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民盟前辈身上有众多优秀的品格，最重要的是修德守身，淡泊名利，正直正派，甘于奉献。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们要按照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要求的那样：“知识分子就是站起来思考的人们”，坚持独立思考，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独立精神。切不要把民盟的事业当官做，民盟只是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而不是当官的阶梯。诚然，一个当代有理想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民盟的岗位上，或是在自己专业的岗位上，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承认，职务得到提升，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明白，当官只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在这方面，务必超脱一点、淡泊一点。做人要正直正派，当然，正派容易正直难。正直就是要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就是要出于公心，要有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崇高理想，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胆略和勇气；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就是要在合作共事的实践中，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为维护人民利益，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促进改革与发展积极直言，尽职尽责。民盟前辈的操守、自尊、涵养、风骨，既表现在大是大非上的仗义执言，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润物无声的可贵情操。民盟前辈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需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努力开掘并大力弘扬。

再次，要弘扬民辈前辈学有专长，甘于奉献的精神，以学识、专业为人民谋福祉、为社会进步服务。历史上、民盟通过开展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讲学办学等方式为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就在山东邹平开展过为时七年的“中国乡村建设”实验，他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育，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指向，带动一批留学生、大学生和教授、学者、医务人员进入农村，在泥泞的乡村住下来，从认字开始帮助农民触模现代文明，直到“七七事变”爆发而中止，实验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的国际上已经引起极大而积极反响；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一边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赴国外募集资金支持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1920年，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9〃18”事变后，组织平民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平民教育”，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平民教育思想体系，对当代的教育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天，我们的盟员大都有自己的专业岗位，都有自己的学识专长，我们学习民盟前辈，就是要像他们那样，不仅要扎实自己的立身之基，努力使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成为带头人，领头羊，而且更要以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为社会为人民奉献力量。

既然我们选择了民盟，民盟也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沿着民盟前辈的足迹，始终不渝地奋力前行，以青春与热血作燃料，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殚精竭虑，使“民盟精神”薪火相传，把民盟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样，他们才不负时代的重托，不负国家的厚望，不负我们脚下的这块热土！

第四篇：龙文化精神内涵

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

庞 进

媒体近日报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发布了一项在海内外开展的“中华龙和中华龙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大型调研工作”，结果显示：87．7％的认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并认同“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的称谓，但多达72．1％的人不知道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反映出参与本次调研的人群对中华龙的认同度达到了较高程度，但对中华龙的精神象征、中华龙文化的内涵却知之有限，并迫切表达出系统了解中华龙和中华龙文化的愿望。（人民网文化频道，2007年09月18日）

那么，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的解释是“团结合力”，理由有二：一是因为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理念；二是因为流传至今的龙文化民俗，如舞龙、赛龙舟等，都是一种集体合力项目，个人在比赛中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将个人力量完全有机融入集体力量中，在集体价值中升华个人价值，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

这样的阐释当然是对的，也是精辟的，但不够全面。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除“团结合力”外，还有“造福众生”、“与天和谐”和“开拓奋进”。所以，我对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先看容合。

容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与“融合”有区别，突出了“容”字。

在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容合排在首位。

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学者郭若虚总结“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民间画龙有“九像说”，即“头像牛，身像鹿，眼像虾，嘴像驴，须像人胡，耳像狸猫，腹像蛇肚，足像凤趾，鳞像鱼”。其实，龙的容合对象远远不止这十多种，鳄、蜥蜴、猪、马、熊、鲵、象、狗、猴、羊、蚕、蛾、螺、虾、龟、蚯蚓、穿山甲、鸟类，以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海潮、泥石流、古动物化石、树木花草、江河山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容合。

中华民族是容合而成的，而龙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就在于其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相一致，是中华民族大容合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和标志着。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期。考古学界以考古实证为据，将这两个时代划分为若干个区系和多种类型文化，而我们在各个区系、众多类型文化中几乎都有“原龙”问世——如东北区系的查海文化石块堆塑龙，赵宝沟文化陶纹龙，红山文化玉雕龙；西北、中原区系的仰韶文化陶纹龙、蚌塑龙，马家窑文化陶纹龙，龙山文化陶纹龙；山东区系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纹龙；东南区系河姆渡文化牙雕龙，良渚文化玉雕龙；西南区系大溪文化河石摆塑龙；等等。

中华文化也是容合而成的，而龙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就在于龙反映、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容合。比如，战国时期出现的群龙、交龙，就反映了其时的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龙出现于佛教经典、亮相于佛庙殿堂，则是东汉以降，中华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容合的反映。不仅如此，龙还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比如儒家讲的“仁”，就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刚、毅、木、讷近仁”等多种阐释，显然是一个容合性概念。而道家讲的“道”，也有宇宙的本原、本体，万事万物的规律，自然变化的过程等多种解释，显然也是一个容合性概念。容合性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而龙正好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特征。

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都是文化上的大容合时期。汉文化是对秦文化、楚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西域各国文化的容合；唐文化是对全国各地、各民族文化，和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容合。盛唐时的长安，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容合的大熔炉。所谓恢宏开放，所谓博雅大气，无不以容合为基础、为内容。

容合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不讲兼容、包容，就不会有综合、化合，也就谈不上合力、合作，以至于和谐。大凡成功的事业，都是容合的事业，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凡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容合的人士，所谓“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秩序，都有赖于容合；一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容合是最核心的要素。

再看福生。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

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创造龙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有福于自己，而不是为了有害于、有祸于自己。事实上，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

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远古帝王几乎都有龙之名、龙之誉。为什么人们要将他们称龙、比龙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文先祖秉赋着、体现着龙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兴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伏羲画八卦、结网罟、造甲历；女娲炼石补天、抟黄土造人、始创嫁娶；炎帝肇始农业、发明医药；黄帝的制陶造车、分土建国；大禹为了根治泛滥天下的洪水，“尽力沟洫，导川夷岳”，三过家门而不入，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典范。

在龙文化中，有许多造福众生的善龙祥龙，也有一些祸害人间的恶龙孽龙。善龙祥龙是人们褒赞颂扬的对象，是龙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孽龙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祥龙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衬出了善龙祥龙造福众生的可贵。

福生也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规定。也就是说，容合是以福生为目的的，也是有原则和限定的，这个原则和限定的根本点，便是看这个对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这个对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祸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时，就要做教育、规劝、等待、惩处等工作，总之要使其改邪归正，弃祸生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再看谐天。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

龙是多元容合的神物。龙的取材对象，几乎将与古人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天象一网打尽。这些动物和天象，代表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龙是人天关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给人的生动直观、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与大自然风雨与共、甘苦同行，使龙成为通天神兽；它体现着中国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先民对天道的理解、对大自然的敬重。

在国人心目中，山有山龙王，海有海龙王，江河湖泊、潭渊溪涧、泓池井泉，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神驻守，龙王庙也就到处可见了。而且，每遇久旱不雨的年月，老百姓都要到有水地方，举行隆重的祈祷龙神的活动。为了救命的雨水，虔诚的农民兄弟们就是把头磕破，把嗓子喊哑，把腿跑肿，也在所不惜。

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祖先发明的，一辈一辈传下来，且不断地有所发展的形式，人们在和“龙”沟通，在和“天”对话，在表示自己对神秘莫测的、难以抗衡的自然力、自然界的理解、畏惧、诚敬和企盼。

于是，谐天便成为龙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大力倡扬生态文明的当今，强调龙的谐天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看奋进。

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

在龙的诸多民俗活动中，龙舟竞渡最普及也最引人注目。但见彩旗如云，鼓呼雷动，人人奋力，龙龙争先，如弹出膛，如箭离弦，桨影纷然，浪花激溅，那热闹的景象，那宏大的场面，那激昂的情绪，那蓬勃的力量，实实在在地今人振奋！

龙舟竞渡典型地昭示着龙的奋进的精神。

排在中国六经之首的《易经》，其第一卦《乾卦》就是一个以龙为题材的，意义特别、影响深远的“龙卦”。其卦以龙的发展变化——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跃龙在渊”，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为喻，既形象又抽象地阐发了一种道理。什么道理呢？《易大传·象传》将其解释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自然界行的是一种健康的大道，而人呢，应该像可以在水中游，也可以在地上行，但终要腾飞于云天的神龙那样，努力上进，毫不懈怠。

从姿态上看，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给我们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

自古以来，龙都多被用来象征、比称人间的杰出人物。人们之所以将人杰俊才比龙称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身上具备着奋发进取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的贡献。

炎帝神农氏是崇龙族团的领袖，被誉为“龙子”或龙的化身。炎帝的身上，就充盈和洋溢着奋进的精神。他带领部族，多次、多处迁徙，翻山越岭，穿林涉水，开辟新的生活基地，拓展新的生命空间。他“作树五谷”，是农业的发明者；他“尝味草木”，是医药业的发明者；他“耕而作陶”，“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是工具制造业的推进者或发明者。他还是畜牧业、纺织业、原始贸易、原始音乐和劳动分工制度的创立者。为了开拓和创造，炎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尽瘁，无私无畏。

作为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轩辕氏有“龙祖”之称。黄帝的事业，是开拓创造、奋发进取的事业。黄帝的奋进，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础。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黄帝族的发祥地在西北黄土高原，即黄河流域的上、中游，之后，沿着黄河流域，甚至越过黄河流域多处迁徙，“抚万民，度四方”。——迁徙就是开拓，就是进取。而归于黄帝名下的发明创造，也有许多项，如文字、算数、律历、音乐、阵法、货币、养蚕、衣裳、舟车、宫室、典章制度，等等。

龙的奋进的精神反映在了龙的形象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龙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新石器时代有早期的简单质朴的“原龙”，夏商周时期有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有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有刚柔并存的“行龙”，元明清三代有复杂华丽的“黄龙”。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看到了许多吉庆嘉瑞的“祥龙”，如穿福字褂、钱字衫、骑摩托、打手机、用E卡的“时尚龙”，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卡通龙”等。从龙形象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轨迹。

当然，我们所崇尚的奋进，是以容合为手段，以谐天为条件，以福生为目的的奋进，悖离这些要求，任何奋进产生的都是负价值，都要受到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制裁。

(本文发表于2007年10月22日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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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1988年起从事龙凤文化研究，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有专著《龙的习俗》（大陆版、台湾版）《创造论》《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及散文随笔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大悟骊山》《卓立苍茫》等20余种。主持或出席相关论坛、研讨会30余次。在互联网上创建并主编有“中华龙凤文化”（www.xiexiebang.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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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羽文化内涵及其社会价值

关羽文化内涵及其社会价值

历史上的关羽，在其身后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不断推崇过程中形成的关羽文化，是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如今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关羽文化正确估量、评判、扬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时俱进，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积极作用，这是研究关羽文化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

关羽文化的概念界定

这里首先要界定一下关羽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概念的界定涉及对关羽文化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不单纯是表述科学与否的问题。

现在出现有一种偏向，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只能称关公文化，不能称关羽文化，好像唯有称关公文化才算正确。也有将关羽文化称为关帝文化，似乎关羽文化仅仅相对关帝而言，只是一种神灵文化。

不同的提法反映了对这一特定文化现象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从关羽文化的形成过程看，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其涵盖的主要方面是清楚的，那就是历史上的关羽、艺术形象的关羽、被神圣化的关羽这三个层面。因为关羽其人其事确有史实记载，他首先是个历史人物，由历史人物而成为艺术典型、成为关帝、武圣的，不是单凭想象生造出的艺术典型，也不是单为造神需要生造出的神灵。关羽文化跟历史上的关羽、艺术形象关羽、被神圣化的关羽都分不开，是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文化概念。历史上的关羽，是关羽文化之源，它是关羽文化产生的基本前提。艺术形象关羽，神圣化的关羽，都由历史上的关羽衍生而来，没有历史上的关羽，也就不会有艺术形象的关羽和神圣化的关羽。历史上的关羽，本身是个令人景仰的英雄。他义勇刚烈，武艺超群，为人正直，在三国当时就受到人们的称赞。陈寿（三国志· 蜀书· 关羽传》，虽然记述过于简略，但其中刘关张“恩若兄弟”很不一般的关系，关羽对刘备“誓以共死”决不相背的情谊，刺斩袁绍大将颜良辞曹归刘的表现，刮骨疗毒的壮举，北攻襄樊“威震华夏”的煊赫，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他辞曹归刘时，一方面表示自己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终究不会留在曹营；一方面深感曹操待他之厚，直言必当要“立效以报曹公”才走。这一切都是曹操派张辽试探关羽心迹时关羽对张辽说的，关羽一点不隐伟。当斩颜良报答曹操后，即尽封曹操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这一走一辞，表现出关羽义重情长、忠贞不渝、磊落刚直的品格，与那些朝秦暮楚只为利禄乃至背主求荣、卖身投靠的三国过客，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三国诸多名将中显得非常突出，在历代名将中也是不多的。正是历史上关羽所显示的这种品格魅力，使他的人生大放光彩，为后人交口赞誉。而艺术形象关羽和神圣化的关羽，都没有离开历史上关羽的这些基木品格特点，只是一个通过艺术塑造使之更加典型化，一个通过尊奉使之神圣化而已。艺术形象关羽，是关羽文化之本，它是关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这个艺术形象．是从三国时代起到元末明初，在一千多年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通过源于历史而又不拘泥历史的高度典型化手法产生的。集中体现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这个关羽，既反映了历史上关羽的基本面貌，又不等同于历史上的关羽。历史上的关羽，只是罗贯中笔下关羽形象的原型，艺术形象的关羽，吸取了先前民间传说的大量素材，特列是表现在宋、元三国平话和元代三国戏曲中的关羽故事。作者对这些故事进行筛选、加工、改造和再创作，使关羽形象臻于完美，关羽的品格特点更集中、更鲜明、更突出，从而给人的感染作用更真切更强烈。艺术形象关羽充分体现了文艺的功能。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以及当代影视作品对此竟相烘托渲染，蔚为大观，使这一艺术形象进而深入人心，关羽其人进而家喻户晓。《三国演义》的问世，各类文艺品种据此对关羽故事的演绎，为关羽文化的播杨营造了极为浓厚的氛围，发挥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这种形响，是历史上的关羽和神圣化的关羽都难以相比的。

神圣化的关羽，是关羽文化之表，它是关羽文化的一种神化表现形式。主要由历代帝王和儒、道、佛三教神圣化的关羽，已将历史上的关羽演变为关帝、武圣，即是神灵又是圣人，高居于庙堂之上，脱俗于尘世之间，它所侧重的是神灵，是圣人，而不更有血有肉的关羽；它所被尊奉的目的，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儒、道、佛三教为了扩大他们本教的影响，同人民群众对关羽的敬崇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历代帝王和三教对关羽的尊奉和神圣化，在关羽文化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尽管神圣化的关羽在其基本属性上也突出了历史上关羽忠义大勇的特点，但将关羽神圣化毕竟是个历史现象，神化圣化只能风靡于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国封建时代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不能延续久远。从文化的渊源来看，关羽文化也决不只是关帝文化，关帝、武圣只是关羽文化表现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更不应将关羽文化单纯看作关帝文化，使之继续披上神圣化的外衣，远离我们所要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我们应历史地正视其形成的全过程，客观地分析其产生的诸多因素；作为一种文化来审视，我们应抓住事物的本质，并更多地着眼其现实的价值，使之有利于为今天的社会需要服务。

根据以上简要剖析，我们认为将这一特定文化称之为关羽文化是比较科学的，它可以涵盖历史上的关羽、艺术形象关羽和神圣化的关羽这三个层面。诚然，单是历史上的关羽是不会形成关羽文化的，但历史上的关羽是艺术形象关羽和被神圣化的关羽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三个关羽一脉相承，都体现了历史上关羽忠义勇烈这些基本特点。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三国文化专著，一般也都把关羽崇拜过程形成的文化形象称之为关羽文化。当然，有时候称之为关公文化也未始不可，《三国演义》 就常将关羽称为关公，民间也常常这样称呼关羽，这主要都是对关羽表示的一种尊敬。我们界定一种文化概念，要科学、严谨，既将合这一文化的内在特点，又有利于发挥其长远的社会作用。

关羽文化的基本内涵

关明文化丰富多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所褒扬的伦理道德和人格品质，又包括社会大众对世态、人生所表露的多种心理；既表现为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又表现为人们对神灵的礼拜。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明、清两朝，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芸芸众百姓，都对关神顶礼膜拜，这是关羽文化在历史上最为突出的表现。与此相关的建庙、祭祀、求签问卜等活动，颂扬关神为民众消灾弥难、为统治者保佑江山的种种神话、传说，都是关羽文化现象在从前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反映。除思想领域外，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也都有反映。封建皇帝为关羽加封王号、帝号、神号，主要是出自政治原因。民间利用关庙举行庙会．既是一种文化活动又是一种经贸活动。清祖努尔哈赤编造关羽显灵助其克敌制胜，是显示武圣在行兵打仗中发挥作用的神话；张献忠部将李定国在说书人劝说下，以关羽为榜样幡然归明，屡建奇功，成为明未主要将领之一，则是关羽文化反映于军事领域的真实事例。至于文化领域，更是关羽文化集中体现之所。从历代传说到宋代民间艺人“说三分”，金代院本，元代平话、杂剧，明、清小说、戏曲、曲艺，都是形象地展示关羽文化的主要舞台。元杂剧中4 0多出三国戏，有12 出是表现关羽的。清代的关羽戏文，多达36 出。1962 年李洪春编选的（关羽戏曲），收入有27 出。

关羽被人们不断推崇后，他的一招一式也趋向模式化。如他的造像（红脸、长髯、蚕目）、他身披的战袍（绿袍）、手中的武器（青龙堰月刀）、胯下的坐骑（赤兔马）、左右的侍从（关平、周仓）、捧读的书卷（《春秋》)，都有固定的模式，成为关羽形象外在的特征。影响所及，关羽的画像（五代时已有）、各种打着关羽旗号的附会之作，如关帝真君的经文（《觉世真经》等）、暗含一首五言诗的关羽《风雨竹诗》碑，以及“汉寿亭侯”印等，也都被视为关羽文化的珍品。

上述种种，可以看出关羽文化在从前影响之大、反映之广。当然，这只是一些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关羽为什么如此受到敬重，这就要剖析一下关羽文化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一些学者时关羽崇拜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专著，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忠义春秋》（梅铮铮著，1994 年8月初版，95年2月二版），巴蜀书社出版的《关羽崇拜研究》（蔡东洲、文延海著，2001年9月第一版）, 都时关羽文化的内涵提出了一些相近的看法。《忠义春秋》认为：“忠是关羽文化的核心，义是关羽文化的精髓，武是关羽文化的魅力。”这个分析很有见地，跟我们所说关羽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忠义武勇是一致的。

关羽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忠、义、武勇是构成这一精神文化的主轴。它既符合历史上关羽的基本面貌，又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品格，这是关羽文化所以产生、形成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崇尚忠义，把忠义视为一种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忠义之举历来为人们所交口赞美。忠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伦理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理解。在古代，忠的最高含义是忠君，义的含义则很广，泛指正义，一切合乎情理的行为皆可视之为义，如韩愈《原道》所说“行而宜之曰义。”儒家思想把义看作一种道德准则，特别强调忠和义的统一。封建统治者所赞许的义，也正是在忠君指导下的义，像梁山好汉那样的聚义行为是决不允许的。表现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统一的，有时候又是矛盾的。他追随刘备兴复汉室，表示与刘备“誓以共死”，始终不渝，既表现出他对蜀先主刘备的忠，又表现出他对“恩若兄弟”的刘备的义。这是历史上关羽的真实写照。忠和义在关羽身上本不存在矛质，说有矛盾，是《三国演义》让关羽在华容道放曹造成的，因为这一义举与兴汉大业相背。《三国演义》着力描写关羽的义，关羽身上义的色彩实际比忠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表现为一种对刘备生死不渝的忠义，而且表现在信守然诺、知恩图报（辞曹归刘和放曹），关爱部下、宽仁大度（“善待卒伍”和小说虚构的义释黄忠）等方面，使关羽成为集忠义、信义、仁义于一身的“义绝”的典型。义对老百性来说是最亲近、最实际的，人民群众敬崇关羽，在很大程度上是敬崇关羽所表现的义，敬崇那个义重情长的关羽。

武勇是关羽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古人崇拜的英雄，都是以武勇见长的刚烈丈夫，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和争斗精神的反映。武勇刚强，敢于斗争，才有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正是这种生存意识和争斗精神，熔铸了古人的英雄崇拜心理。历史上的关羽本是个英雄，他式艺高强，勇冠三军．“咸称万人之敌”，在两晋南北朝，关羽的武勇常见于史册，人们以“关、张之勇”比喻当时的名将。《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关羽武勇威猛的形象，除对斩颜良等史实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外，又虚构了温酒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把关羽的武勇威猛表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使人备加推崇。于是，一个忠义凛然又武勇卓绝的三国英雄，最终被推上武圣人的顶峰。

关羽文化的内涵还可包括刚强坚毅、为人正直、注重感情等关羽品格特点，这些品格特点跟忠义武勇是相关的，可以用忠义武勇来涵盖。忠义武勇融为一体，足以显示关羽文化的魅力，足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延绵千秋的伟力。

关羽文化的社会价值

关羽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年代，不可否认其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利用尊奉关羽麻醉群众，愚弄人民，显然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是为我们的民族所不齿的。这些糟粕应当清除。关羽崇拜中的封建迷信成分也早已落后于时代，不应提倡。我们的研究、探讨，应着眼于其积极的一面。

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本身其有历史的厚度和传统文化的深度，有其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今，关羽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还比较广泛。我们应当讨关羽文化赋予时代的内涵，探讨其现实的价值，使之顺应时代的要求传承于当今，成为有益于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财富。

文化的传承作用就在于发掘其在前进的时代中可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关羽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主要可括概为以下方面：

凝聚民族合力价值。崇尚忠义武勇，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关羽文化植根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激励海内外同胞心系祖国，报效中华，建设中华，无疑是关羽文化在当今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由于关羽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海外侨胞和华人后裔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大多建有关庙。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华人社区，还在继续兴建。人们把兴建关庙、敬崇关羽，作为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诚如一位海外侨胞所说：“因为关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海外华人寄生异国异文化，亟需一种中心精神来凝聚吾民族的力量。”一些华人社区的关庙筹建委员会，把弘扬关羽为表率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情结，净化人的心灵，作为建庙的基本宗旨．并围绕建庙，开展同乡同宗结社等活动，增进华人之间的情谊。

关羽在台湾同胞中一向也有很高的声誉。台湾人民崇奉关羽，与大陆一脉相承，尊奉之风至今十分盛行。全岛现有200多家关羽祠庙，并在继续修建规模宏大的新关庙。有的关庙被列为岛内“一级古迹”。新竹县普天宫关羽塑像，连台座高达15丈，为目前海内外关羽塑像之最。台湾同胞回大陆寻根、祭祖、旅游，常将参拜内地著名关庙列入行程，有的组团专程前来荆州关庙、当阳关陵朝拜。

今天，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中华民族国际声望的日益提高，新时代的忠义观业已成为激发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关羽文化必将进一步发挥凝聚民族合力、联系海内外炎黄后裔的精神纽带作用。

启迪社会道德价值。关羽文化所体现的传统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关羽文化的精髓所在。讲信义、重然诺，爵禄不以靡，金帛不为惑，崇尚正义，见义勇为，正直为人，立身处事不违良知，这些蕴含于关羽文化的道德品格和为人品质，历来为社会所认同、为世人所称道，而那种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等不道德行为，都是为社会所不齿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伸张社会正义，反对一切违背人的良知的行为，更有其现实的意义。

现在，关羽神灵在商品大潮的簇拥下，走出庙堂分身于市井里巷，在有些熙熙攘攘的场合依然十分走红。人们走进一些企业、宾馆、店堂，常常可以见到关羽神像端坐于神龛之中，享受着人间烟火。人们供奉之意，大多主要并非出于对关羽的崇敬，而是期望关神爷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带来福佑平安。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买卖是否公平、是否正当，那里的经营是否讲信誉、讲诚实，也许是另一回事。但愿关神爷不要因此而真正脸红起来。

发展旅游经济价值。文化是一种资产，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资源。由于关羽的知名度不同寻常，关羽文化既是一种无形资产，又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重要资源。利用关羽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扩大对外开放，活跃一方经济，业已成为关羽文化价值在当今社会的鲜明体现，并大有你追我赶、竞相争先之势。有的地方，关羽文化已成为那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著名品牌。有的地方为打造关羽文化品牌，举办研讨会，拍摄电视剧，营造宣传声势，使那里的知名度大有提升。有的地方修葺关庙，举办多种活动，乃至组织隆重祭拜。有的地方开发多种关羽文化旅游产品，从烟酒到各种精美的工艺品，颇受游客和消费者青睐。

上述做法总的来说是应当肯定的。需要提出的是，我们开发利用关羽文化，还应注意提高其应有的文化品位。重视关羽文化的经济价值是对的，只着眼于商业目的是不够全面的。我们开发利用关羽文化，推进经济发展，应跟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很好结合起来。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辅相成，既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又收到弘扬中华文化的良好效果。简单重复从前关帝崇拜的某些做法，客观上继续使关羽文化神圣化，显然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至于民间对关羽的朝拜、祭祀，我们不去提倡，但只要不违背有关政策，是可以允许的。当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应该限于特定的场合。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竞早已不是封建迷信盛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