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展览“外包”如何应对(合集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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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陈列展览“外包”如何应对

陈列展览“外包”如何应对

作者:周 筠

2010年《中国文物报》刊载多篇有关博物馆陈列展览形式设计制作“外包”的文章,同行之间交流,“外包”也是一个谈论较多的话题,应如何看待陈列“外包”?它对博物馆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外包”为什么会成势?

对于陈列“外包”,业内有赞同的,有表示理解的,也有坚决反对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理解还是不理解,不争的事实是陈列“外包”已占到一定比例。

“外包”为什么会成气候?这固然与政府有关财政性资金项目招标的规定有关,同时也与博物馆发展和社会上陈展艺术设计力量的发展有关。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博物馆进入大发展时期,80年代初有博物馆500多座,到90年代初发展到1500多座,2000年达到2000余座,2010年发展到3020座。90年代后期,国家文物局开始评选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提高了博物馆对陈列展览的关注度,大馆老馆纷纷改陈,陈展更新的频率加快。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举办陈列展览的数量是1千余个,如今上升到1万多个。除了数量,在陈展规模和艺术表现力上也有很大提升,陈展面积动辄几千平方米,新科学、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手段不断应用到陈展中。

面对这样一个博物馆大发展、陈展大变革的态势,业内艺术设计制作力量储备明显不足,尤其是新建馆,自己没有艺术设计人员,除了请兄弟馆帮忙外,只有依托社会力量。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外包”就伴随着博物馆的大发展而陆续出现了,当时的“外包”有着多种方式,有设计制作全部外包,也有自做设计,制作外包,或自做总体设计,展具、景观、沙盘等具体项目的设计制作外包。

与“外包”方的关系也不全是招标,有的是委托,有的是邀标性质。当时的“外包”方主要是社会上从事会展和室内装饰装修的公司,缺乏做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经验,在实施过程中教训很多,博物馆也因此交了不少“学费”。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社会陈展设计制作力量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博物馆陈展为主业的展览公司,这些公司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已经能够与博物馆进行业务对话了,获“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作品,有一些是由这些展览公司参与完成的。

与社会陈展设计制作力量长足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物馆业内艺术设计力量多少发生了“萎缩”,这种萎缩不仅表现在人员数量上,还表现在管理、实战经验、能力、实力、社会影响力上。

造成“萎缩”的原因多方面,而“外包”频繁且渐成势,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有的馆就公开表示不再招艺术设计人员,认为利用社会力量比自己招聘培养更划算。

对此,博物馆有识之士早有预见,2001年版的文博教材《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增加了“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面临的新问题”一节,就提到了相关问题。其实随着近些年的发展,不仅是陈展,博物馆其他一些行当,如园艺、绿植、保安、保洁、设施维修等,也在社会化,不过,陈展艺术设计制作作为博物馆的主业务,遇到的问题更多一些,难度更大一些。

对于陈列展览“外包”中出现的问题,业内人士时有议论,但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波及整个行业的事情,光议论是不行的,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动作,使其尽快走出困境,走向成熟。

动作一,开展调研。在调研中起码要摸清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一是业内究竟如何看待陈列“外包”,是持赞成票的多,还是持反对票的多?

二是目前博物馆办展情况,自己做的有多少,“外包”的有多少;“外包”的方式;“外包”的经验与教训。

三是目前业内艺术设计人员从业情况,人员编制,工作状态,在“外包”中担当的角色和作用。

四是社会上陈展设计制作力量的情况,实力如何,经验如何,具不具备承接博物馆陈展设计的能力。

五是陈列展览“外包”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哪些是内部原因,哪些是外部原因;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只有把这些情况都弄清楚了,才有可能考虑对策,考虑下一步如何走。

动作二,开展研讨。陈列“外包”不是一般业务问题,它涉及各类馆,涉及了馆内馆外,如馆内与陈展有关的管理、设计、制作、财务、后勤、设备等多方面人员。所以,开展这方面的研讨非常必要。通过研讨,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了解这件事,思考这件事——可以从博物馆陈展该不该“外包”说起,把这个问题讨论明白了,再讨论“外包”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动作三,制定规范。反思陈列“外包”中出现的问题。这其中很多是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在招标、谈判、签订合同以及施工监督中,话说得模糊,把握上随意,该规定的没有规定,该监督的没有监督,该坚持的没有坚持。

应该看到,各博物馆在进行“外包”时,非常想把事情办好,但由于没有规范,导致操作时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所以,制定相关规范,是解决陈列展览“外包”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我们国家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对国有资金项目的招投标做了基本规定,但陈列设计制作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在专业上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在招投标的方法、程序以及施工的管理上除了遵循国家法律的一般规定外,还应有一些更具体更详尽的行业规定,比如说招标文件的内容构成、投标文件的内容构成、投标人资格资质的硬性规定、投标人资格资质的审查办法、评标委员会成员构成的硬性规定、合同条款的内容与格式、施工监理的硬性规定等等。如果陈列展览“外包”的各个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范,操作起来失误就会少得多。

陈展“外包”如何应对?

自办陈列展览时,博物馆有一套成熟的工作模式。“外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也要随之变化。自办陈列展览时一般是成立项目组(筹展组),“外包”后还需不需要成立?原来项目组主要是由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人员组成。工作职能是陈列的设计、制作与布展,如实行外包,由哪些人员组成?工作职能有哪些?再如形式设计人员,自办陈展时的工作职能是艺术设计与制作,“外包”后的职能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如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原来一直面对面沟通,现在与设计方通过什么方式沟通?陈列布展原来都是自己人,现在加入了“外包”方,如何保证文物安全等等。总之,“外包”后情况变了,不能原样照搬原来的模式,要及时调整变通,形成合适的工作机制。

这里重点说说形式设计人员的工作调整。目前很多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形式设计人员,尤其是国家馆、省级馆和一些老牌馆,尚有较强的设计力量,但这些馆的改陈扩陈一些也实行了“外包”。外包后,形式设计人员的工作职能发生了大的变化,由具体的设计变成了对艺术设计制作的“招”“评”“监”“管”:要完成招标文件的制定、评标、中标设计方案的细化修改、施工制作的监管等工作。这就要求形式设计人员有更高的水平,更过硬的本领。为了担当好新的角色,形式设计人员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全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增强把握全局的能力。从博物馆方面说,要爱才用才,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业骨干作用。

自办陈列展览时,形式设计从一开始就介入,对陈列的创意、主题、内容、展品等都了解得比较清楚,不清楚的还可以直接与内容设计沟通。而“外包”就不同了,设计者在陈列的创意和内容设计阶段无缘参与,设计时也无法经常与内容设计面对面沟通,他们对陈列创意、主题、内容、展品的理解,主要依靠手中的内容设计文本(陈列计划),为此,内容文本做得好不好,便不便于操作,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一般来说,老馆的内容文本做得比较规范,新建馆问题多一些,有些新建馆是请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来做。虽然在专业上把握得很好,但在结构、表现手法、书写格式上有待商榷——他们用的是写书的思维,不是陈展的思维。根据目前情况,“外包”陈列的内容设计文本,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有“总体设计构思”介绍,包括主题思想、体例结构、总体设计要求等。这方面内容目前尚未形成规范,有的文本有,有的文本没有,写法也不统一。自办陈列时,相互沟通方便,文本中有没有总体介绍问题不大,“外包”后就不同了,设计者要通过这个介绍来了解陈列创意和主旨,所以,“总体设计构思”在文本中是必须要有的。

二是要有文本目录。书籍设章节目录,这已经成为惯例。而我们的内容文本在目录设置上尚未形成惯例,笔者接触过的内容文本,有些就没有目录。内容文本相当于一本小书,大型陈列的文本字数几万,有多个层级,没有目录,很不方便阅读,而且文本目录的作用不仅是方便阅读,还使阅读者对陈列内容框架一目了然,便于把握总体。所以,目录在文本中也必须要有。

三是书写格式要规范统一。层次要清晰,一般用部分、单元、组划分结构层次;展项要清晰,展项名称要用得准确规范,一些采用新技术新手法叫法尚不统一的展项,尽量采用通用的让设计者明白的叫法;文字要清晰,用于陈列的文字和用于设计提示的文字要有明显的区分。可设“凡例”,对文本格式做简要说明。

四是内容要详尽,除了遵循文本编写的一般规律外,还要标出所有展品的尺寸,提供照片,重点展品要做出标识;对展品(展项)在设计上有要求有考虑的,要形成简略文字附在展品(展项)后面;对场景、景观、动漫、多媒体演示、展品组合等大型展项,要做出详尽的内容说明,提出形式上的要求。

(2011年1月12日8版)

第二篇: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

把脉 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专业化 蒋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博物馆在陈列展览工程中既是策划和管理者,也是设计和实施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陈列展览工程逐步走向社会化,也丰富了博物馆陈列语言和表现形式。

主要问题及专家学者的对策

综观近年来的陈列展览,在质量方面的主要问题有: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相互脱节;陈列展览的学术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抛开了学术支撑和传播目的;艺术形式雷同,缺少个性和特点;资金浪费,滥用高科技手段,制作一些与陈列展览主题关联不大的造型;忽视文物安全。

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一是确立科学合理的陈列展览工程管理制度。加强对深化设计方案和施工设计方案审查、论证。二是对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施工资质提出要求,以鼓励和培育陈列展览设计和施工企业发展。三是建立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与施工等标准规范,从技术层面科学规范陈列展览工程的实施。四是采用陈列展览设计与制作施工一体化,以保障工作的连续性和专业水平。五是博物馆要与企业充分沟通,使之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六是设置专家组、艺术总监,以保证形式表现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保证工艺技术的可靠性和施工造价的合理。七是博物馆行业要建立自己的队伍,以保障陈列展览工程的专业化。以上这些意见,对于提高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探索新途径

笔者认为,陈列展览质量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有些企业在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专业化方面的先天不足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一是博物馆学理论知识匮乏。博物馆学与造型艺术原理是陈列艺术设计的基础学科知识。对于陈列展览的形式设计来说,两者缺一不可。二是对博物馆陈列艺术的特征和规律掌握不足。陈列艺术是以博物馆藏品为物质基础,以博物馆学理论为指导,以造型艺术法则原理为组织手段,通过对展厅建筑环境的空间处理,展品组合的艺术构思,用工艺施工的技术,创造展示的空间艺术。三是对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理解不深。形式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准确、鲜明、生动地体现内容,因此要围绕陈列展览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在客观、真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进行整体、形象的设计构思,做出与内容相一致的形式构成方案。四是文物保护意识和知识比较欠缺。由于一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以致一些陈列展览在形式表现上缺少科学依据,在设计风格上没有独特个性,在传播目的和功能上缺乏准确把握,在文物展品保护上缺少安全保障。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质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形式设计的水平,而水平的高低则取决于设计者的理念和专业素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博物馆行业应该站在宏观的角度,着力培养、整合陈列展览设计人才。同时,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推动陈列展览设计人才与企业更有效地结合,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

博物馆要培养自己的设计人才,在陈列展览工程中发挥作用。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博物馆在陈列展览工程中可以依靠社会力量,实施各项设计方案。但是,博物馆仍然需要自己的设计人才。首先,与社会力量相比,博物馆的设计人才不论在陈列艺术理念的把握、对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的了解,还是在文物保护知识和陈列展览实践经验上,都有得天独厚、不可替代的优势。其次,在陈列展览工程中,博物馆要“以我为主”,要有精炼的、有主见和想法的形式设计人员,以指导社会力量完成工作,而不是可有可无、任人摆布。

目前,我国博物馆形式设计人才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其主要原因:一是设计人员被边缘化。由于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社会化,以及办展数量不多等原因,许多形式设计人员多年无事可做,缺少发挥专长的平台和机会。二是博物馆没有及时输入新鲜血液。有的馆十几年没有引进形式设计人员,没有形成人才成长、更替的良性循环。三是设计人员专业知识落后。一些设计人员无法适应现代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工作的需要。四是管理体制老化。人才管得过死,不能合理流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观念问题。如果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没有长远眼光,缺乏开拓创新意识,最后只能被动地在社会化大潮中随波逐流。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博物馆要培养自己的设计人才队伍,除了要有计划地引进人才、加强培训等,还要更新观念,改革体制机制,为人才培养创造合适的土壤。一个合格的陈列展览设计师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培养出来的,是长期磨练的结果,因此要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机会,通过时间与实践的磨砺,造就一批博物馆专业设计人才。

在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个体要通过一定的群体来发挥作用,合理的群体组织结构有助于个体的成长及高效地发挥作用;不合理的群体组织结构则会给个体造成压抑。博物馆可以通过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一种科学的、新型的人事管理方式,推动陈列展览设计人才的合理流动。比如,允许设计人才有双重身份,在做好本馆工作的同时,可以走向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

实际上,陈列展览设计的市场需求很大。目前,我国博物馆为数不多的陈列展览设计专家,其工作范围已经不局限于本馆和本地区。为了提高陈列展览质量,许多博物馆聘请资深专家担纲设计或参与把关。这种做法是现实可行的。如何将人才有效地整合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值得大力探索的问题。比如,建立博物馆陈列展览人才库,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等等。同时,应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

鉴于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一些业内人士呼吁,博物馆要利用自身的人才资源、品牌资源等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以保障陈列展览工程质量。近年来,我国一些博物馆为适应陈列展览发展的需要,做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例如,南京博物院几年前成立的陈列艺术研究所,以自己的广告艺术公司为平台对外承接展览,发挥人才优势、专业优势,进行市场化运作,为文博事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普遍而言,博物馆自己的队伍并未形成规模。

设立招投标门槛,推动设计和制作公司引入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专家。

高度分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高度整合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首要要求。现在,大多数公司、专业化企业发展到了“战略合作”阶段,在自己的薄弱处利用少数能力更强的合作伙伴,把行业价值链上的一些主要功能交由外部专家完成,以保证企业的专业化。专业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专业化的核心是技术,技术的根本是人才。

虽然国内有些企业的设计人员具有较高的造型艺术素养,掌握最新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的高科技展示技术,但他们在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专业化方面大多存在欠缺。这些企业如果能引进陈列展览设计专家,彼此就可以取长补短,使企业人才结构优化升级。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供求不仅是博物馆,那些欲将触角伸向博物馆相关领域的企业,亦需聘用对博物馆专业训练有素的人才。

目前,国内有些企业鉴于自身的缺陷和市场需求,开始聘请博物馆设计专家担任顾问,以应对自身人力与专业的不足。这种思路和做法是很睿智的。博物馆设计专家加入企业,就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企业事务,在陈列展览工程中发挥作用,从而保证陈列展览工程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降低陈列展览工程中人员、时间和资金成本,确保陈列展览工程质量,达到博物馆的预期目标,使博物馆与企业实现双赢。

作为博物馆主管部门,如果能从制度上提供保障,将极大地推动博物馆行业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整合与协作。在这方面,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拍卖企业的管理办法值得借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应当有5名以上取得高级文物博物专业技术职务的文物拍卖专业人员,并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给的文物拍卖许可证。”这是出于保护文物和提高文物拍卖从业人员素质的考虑。

笔者以为,博物馆主管部门可参照此办法,对参加陈列展览工程竞标的企业设立门槛。考虑到目前企业的具体情况,可从实际出发,给企业留出相应的过渡期。

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 李文儒

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些学科的范围是需要越来越专、越来越细的,有些学科的范围则是需要越来越宽、越来越大的。博物馆学属于后者,这是由博物馆的性质、特色和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博物馆本来就是社会变革、发展的产物,博物馆最鲜明突出的特色就是它的社会性、公众性。法国大革命与罗浮宫博物馆,俄国十月革命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世界上三座著名的博物馆与世界上更为著名的三大革命的直接因果关系,是博物馆与社会、与公众关系的最清晰的证明。从博物馆自身发展看,走过了并指示着一条同样清晰的路——从重视和研究收藏、征集、展览到重视和研究收藏、展示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博物馆事业明确定位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实行公立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政策,把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纳入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体系中予以高度重视,这种推进博物馆彻底转型、转向的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大的。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的动因,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2010年第22届国际博协代表大会选择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原因。此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将这一主题与这些年来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联通起来看,博物馆主动积极地适应社会需求的自我发展的趋向表达得非常鲜明。2000年以来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依次为:致力于社会和谐与和平的博物馆;博物馆与建设社区;博物馆与全球化;博物馆与朋友;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博物馆:沟通文化的桥梁;博物馆和青少年;博物馆与共同的遗产;博物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动力;博物馆与旅游。

2009年“博物馆与旅游”的主题更将博物馆推进到更大范围的公众活动之中了,推进到更大范围并且极大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因素之中了。这是我思考和提出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建立大博物馆学体系的背景。大博物馆学理念建立在博物馆地位与社会、与公众关系的发展、改变、调整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博物馆适应社会公众的需求而发展自我的实践之中。

博物馆行业、博物馆工作在社会与自身双重需求下的转型、创新,要求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要求博物馆学学术研究的创新,要求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方法对待和研究面临的实践活动,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

提出“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这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固然缘于我们的博物馆事业越来越大,但这个大,自然不是某座博物馆的体量之大,是博物馆整体的成长。大博物馆学的大,当然也不是物质形态上的大小之大,而是观念形态上的大小之大,学术视野的大小之大。大在何处?大在博物馆学外延的扩大和内涵的深化扩展。

要不要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起决定作用、处于指导地位的是对博物馆核心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再认识。虽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国际博协第9届大会主题为标志,第一次提出了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紧接着第10届大会通过的新章程规定了“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的新定义,但公众性,尤其是公益性的指向还不够十分清晰。经过近些年来的持续强化、细化,特别是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导向,提醒我们必须从学理上重新认识、明确定位博物馆的核心文化价值。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过这样的阐述:“从文化教育的核心价值理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作为公民终生教育的博物馆,其必须与必要的公益性核心价值最为突出。作为博物馆人,要真正认识到、自觉意识到并要把此种观念牢牢地树立在内心深处——任何一座博物馆都是公众共同享有的文化资产。博物馆事业发展到现在,国有博物馆自不必说,任何想创办也有能力创办博物馆的个人与团体,必须以认同此种理念为前提。博物馆人,从领导者到普通员工,都是受国家、团体或公民委托,遵照国家、团体、公民的意愿管理博物馆,基本的目标是促使博物馆公益性核心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必须转化为博物馆人——所有参与博物馆管理与服务的人员——真正认同的核心价值和实践目的,博物馆的文化价值才能落到实处。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大博物馆学的基础理念,基本理念,是大博物馆学的出发点与归宿;面向社会的全方位开放与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是大博物馆学的灵魂;建立以适应、满足、引导社会需求、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学科体系是大博物馆学的任务。

因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学术研究的路线和方向上,需要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型,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要从重在对博物馆内部的研究,转向重在对博物馆的整体研究,重在对博物馆外部的研究,重在博物馆与外部关系的研究。即便是较为纯粹的内部研究,也要有一个鲜明的外部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博物馆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研究目标一旦准确锁定,必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博物馆学所有的指向、重心也都会因此而转移。以博物馆管理学为例,由内向外转型,重点由内部管理研究转向对外关系的研究,研究与政府、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研究国际交流、馆际交流,尤其要开拓研究公众、研究观众的新领域,吸引更多的观众,做好特色服务,满足和提升观众的文化需求。内部管理研究重点相应变化,由传统的以“物”为主的藏品管理转向以“人”为主的服务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由与“物”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员优先,转向与策划、公关、宣教人员并重甚至后者优先,并从机制机构上加强、保证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部门的职能与专业人员配置。再如对藏品、对展览的研究,是为自己,为同行,为专业人员,还是为公众?目标对象不一样,研究内容、重点、方法,包括表述、展示、传播、推广、服务的手段和方法都不一样。

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由内向外,由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由相对单一到综合丰富,由相对狭小到开阔博大,由比较熟悉到进入和开拓新的领域,决不等于大而无当,不等于不专不深,不等于不强调、不注重、不突出自身特色与优势,不等于不重视学术研究或降低学术研究水平;相反,更能体现博物馆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更具特色,更专业,更深入,更能把很专业很学术很特色的内容社会化、公众化、普及化,从而达到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以更丰富的文化内容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目的。所以,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博物馆学的研究分量不是轻了而是重了,不是淡化了专业特色而是强化了专业特色,不是远离了实际而是贴近了实际。并且,随着社会公众文化需求的提升,研究范围会更加扩展,研究内容会更加丰富,研究任务会更加繁重,研究难度会更加增大。

从大博物馆学的理念出发,研究范围至少包括四大层面。一是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公益性文化设施、公民文化权益保障等国家文化政策方面的研究,为有关博物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学术依据和支持。二是对社会,对公众、观众等主体服务对象的需求研究。三是对博物馆文化的研究,即博物馆文化整体研究和博物馆个体管理研究。四是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和博物馆宣传推广研究。应该说,前两个层面是以往重视不够,或只是归于一般的工作程序而没有纳入学术研究范畴。如果不从学术的角度,不以学术的心态、科学的方法研究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造成在重要环节上实践与理论的脱节。缺乏对部门工作、行业工作在总体社会结构中定位及应当发挥什么作用的的理论研究、理性认识和深刻理解,必然影响执行政策、决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工作状态、工作方式方法。这两个方面是大博物馆学首要重视和扩展、开拓的研究领域。第三、第四层面虽然是一直关注一直研究的内容,但仍然需要深化更需要扩展。在博物馆管理研究方面,与第一、二层面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往往只作为日常工作对待而没有自觉地纳入管理研究的层面。作为博物馆业务主体的收藏展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内部视角,就藏论藏,就藏论展,忽视从社会、时代、公众需求的视角展开研究,甚至存在与这些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至于博物馆及其藏品、展览、活动向社会、公众的宣传推广,既有主观上的滞后,又有客观上种种困难的困扰。更有一些本应纳入而还未纳入研究视野的问题,一些正在发生的并成为社会热点的问题没有及时作为研究对象,如文化、自然遗产,包括远古的、考古的遗产遗址和近现代工业遗址、农业区域与博物馆的关系,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与博物馆的关系,文物学、收藏学与博物馆学的关系,收藏热与博物馆的关系,数字信息化、网络化与博物馆的关系,文化产业与博物馆的关系,等等。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入,研究方法也要求扩展更新,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多元多样化研究,宏观微观结合,个案实证剖析梳理,等等。凡此种种,树立大博物馆学理念、建立大博物馆学体系之必要与困难并存。

博物馆收藏文物,但博物馆不是文物;博物馆收藏历史,但博物馆更要创造历史。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从以博物馆自身为主到以社会、公众为主,从以收藏为主到以向社会、公众展示为主,从以物为主到以人为主,对于博物馆学来说,甚至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

博物馆与旅游

——从湖南省博物馆的旅游服务探索说起 陈建明 刘宇驰

国际博协(ICOM)与世界博物馆之友协会(WFFM)把2009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博物馆与旅游”,国际博协主席Cummins阐述道:“博物馆与旅游”这一主题,鼓励博物馆专家、义工与参观者、旅游者一起,以一种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体验博物馆内外的自然文化遗产。

当代社会,博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旅游者在博物馆参观者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博物馆,这一比例已经远远超过50%。因此,秉持着“服务公众”之宗旨,博物馆必须更好地研究旅游者、旅游行为,以及博物馆与旅游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不是旅游学方面的专家,更没有从事过与旅游相关的研究,关于“博物馆与旅游”的专题研究自然有待来者。但笔者近年来在博物馆工作中,或多或少地注意和留意到了旅游及旅游者与博物馆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忝附报端,就教于业内专家与同仁。发展中的博物馆与旅游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界在还未完成自身嬗变之时就被卷入旅游洪潮之中。一时间,有言机遇者,有谈冲击者,莫衷一是。纷纭十几载,当年争论的声音已渐渐微小,而博物馆应当注重为旅游者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已成共识。当前环境下,如何更好地服务旅游者则是博物馆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笔者所在的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自1956年正式开放起,就一直是受外地来湖南旅游者青睐的参观点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省博物馆又发掘了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举办了马王堆汉墓陈列,日益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来湖南的必经之地。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旅游者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参观者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2003年,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成,在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我们邀请了一批旅行社负责人、导游、旅游专家到博物馆进行参观与座谈,听取他们对陈列与服务的意见,并随之改进。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湖南省博物馆对旅游者这一参观群体的重视,向外界传达出良好的信息。

正式开馆后,湖南省博物馆又不断地跟踪调查旅游者的参观意愿与感受,根据旅游者的反馈来改进服务。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对团队旅游者来说,导游对参观的质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此,湖南省博物馆为导游提供免费的培训课程,让他们了解博物馆陈列,帮助观众看懂看好展览。同时,又积极向旅游主管部门争取,把湖南省博物馆的陈列讲解列入导游资格考核的必考项,使每一名导游都能掌握相关的知识,保证参观者得到良好的导览服务。

除此之外,湖南省博物馆更是把服务贯彻到每一个细节当中,例如,每一个导游进入博物馆,都能得到博物馆为他们准备的水和纸巾,甚至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如家人般热情地直呼他们的名字,因为在湖南省博物馆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负责开放接待的员工,都应该认识导游。因此,在通往工作人员休息室的过道上,曾张贴着导游的照片与名字,上面写着“你认识他们吗?”有了这些人性化的措施,导游来到博物馆便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更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一份难得的感动和愉悦,而我们相信,这种感动和愉悦是可以传递的,它将最终让每一位来博物馆参观的旅游者感受到同样的愉悦。诚然,博物馆有义务为旅游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身处旅游热潮中的博物馆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一味迎合旅游者而可能造成的泛娱乐化倾向。

旅游促进交流与发展

在博物馆为旅游赋予更多意义的同时,旅游也为博物馆及其社区、城市带来互动式的发展,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重塑旅游者与目的地人民之间的彼此认同。

湖南省博物馆自新馆建成开馆以后,就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观众人数年均增长率达到60%,2008年观众数达到了159万人次。这其中,仅团队旅游者就占到了60%以上,旅游者是湖南博物馆观众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据统计,全馆每年仅接待韩国游客就超过10万人以上。

一方面,湖南省博物馆通过不断推介马王堆汉墓品牌和提供高品质的历史艺术展览,为促进湖南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已经成为湖南的一张亮丽名片和文化标志,成为海内外游客认识湖南、了解湖湘文化的主要窗口。

另一方面,旅游为博物馆和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免费开放前,2007年湖南省博物馆门票收入达到2800万元,按照门票收入与旅游消费1:10的比例计算,拉动湖南旅游消费2.8亿元。免费开放后,旅游虽不能直接给博物馆带来门票收入,但是依然可为博物馆其他销售、经营项目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

博物馆与旅游:内在的联系

旅游可以使人类摆脱日常例行生活,将日常体验中结构化的必然性转变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全新的体验中追寻自身和世界的本源。大规模的旅游始于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末,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上摆脱匮乏后,逐渐转向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建构。因此,人类社会愈是发达,对旅游的需求就愈加强烈。

我国自古即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游传统,从穆天子到徐霞客,从“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太白到“悄然频动壮游念”的陆放翁,无不钟情于山河大地的自然、文化遗产,留下数不尽的诗赋名篇。随着交通的日益便捷、通信的迅速发展,旅游也成为普通人都可以获取的一种生存体验,像康德那样终生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1989年国际博协16届大会通过的章程将此前博物馆定义中的“为社区服务”修订为“为社会服务”,这一修订无疑表明博物馆已经意识到旅游者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旅游者为何如此青睐博物馆,博物馆在何种意义上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呢?窃以为,博物馆作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展示场所,通过它所展示的人类及环境的物证,为旅游者提供一种追溯以往的思维路径,营造了脱离日常生活与当下语境的时空环境,从而使旅游者能够以他者的目光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完成其对自身和世界本原的叩问。也许,这就是博物馆与旅游之间建立起来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旅游是人类一次次远离被世俗之光笼罩的日常生活,在一望无垠的苍茫大海中追寻存在本原的寻根之旅,那么,博物馆就是旅程中的一座座灯塔,永远为人类指明前进的方向,也守候着回家的

第三篇:如何做好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

如何做好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

发布日期:2014-11-06 栏目:参展知识 发布者:德马吉编辑

“陈列设计是一种创造”。博物馆陈列展览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题鲜明的陈列展览内容设计要靠新颖的形式设计和精致的展览制作来实现。不论是历史展览、艺术展览、人物展览还是科技史展览、自然史展览,都是一项集思想、学术、文化、知识、审美于一体的大众传播载体。陈列展览设计必须对内容文本及其学术资料、文物标本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对展览主题、陈列内容及特定展示空间的研究,来对文物展品与材料进行取舍、补充、加工、组合,运用形象思维,鲜明、准确地表达展览的主题思想。

陈列展览设计包括展示空间设计、功能动线规划及展示版面设计、展示道具设计、展示灯光设计、展品安全设计、辅助展品设计、互动装置设计等方面。博物馆的陈列艺术与展示空间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陈列艺术就是对展示空间充分利用的艺术,是设计人员对空间整体布局和艺术空间进行个性化创造,巧妙地将陈列展览空间与原建筑进行结合的艺术。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设计作品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也不是用高级材料制造出来的。一些博物馆以低造价做出高水平的陈列设计,照样在陈列展览中获得了成功。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精心设计、施工,使用一般的材料,花费较少的投资,同样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要做好博物馆的展览,就必须做好以下各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专门的班子,收集、整理、研究与展览主题、内容有关的学术资料,将展览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二是展品、辅助展品等形象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三是做好展览内容的文本策划设计;四是做好展览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五是做好展览形式的构思与设计;六是做好展览的制作与布展;七是保障展览的筹建资金;八是尊重展览工程的合理时间进度,留下充裕的时间来完成展览工程,避免因筹建时间严重不足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九是按照展览工程的规律进行科学规范的运作。只有真正做好上述九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把陈列展览做好做精,确保陈列展览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陈列展览形态的艺术性,制作工艺和布展的严肃性,展览造价的合理性和展览技术的安全性。陆建松教授则根据博物馆陈列展览工程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包括相关学术资料准备、展品形象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科学规范的工程运作、展览内容的文本策划设计、展览形式的创意设计、展示空间规划与设计、展览设计、制作与布展控制、展览筹划资金的保障、展览工程的时间保障、选准人选好队伍等在内的十大支撑条件,以确保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水平和质量。

博物馆展览体系的探索是一个大量收集资料、多方考察研究的过程。要制定合理的博物馆展览体系,就必须明确博物馆的定位,博物馆定位决定着博物馆展览体系的走向,而科学、严谨的博物馆展览体系的构建,必须经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首先应深入分析博物馆自身的文物藏品资源状况,同时对科学研究水平、专业人才结构、地域环境特点等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例如上海博物馆是艺术类型的展览体系,各展览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有补充,并从历史文物精品展示的角度展现了我国古代辉煌的成就,还举办世界各地的艺术精品展,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博物馆应积极探寻各自的展览体系。没有规范化的合理展览体系,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特色就难以体现。

体现时代精神,树立精品意识将是博物馆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所谓“精品陈列”是指一个完整成熟、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形式新颖,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达到一定高度水平的陈列展览。专家认为,一个受欢迎的陈列展览一是要选题恰当、立意鲜明,二是要定位准确、设计合理,三是要制作精细、力求新意,四是要强化服务、注重效益。精品陈列既不是纯粹的“明星文物”罗列铺陈,也不是传统的教科书形式,而是能够给社会公众讲述一个耐人寻味、令人思索、使人留连的完整故事,给专业人士展示一个有所启迪、有所借鉴、有所收获的文化空间。

一座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成功与否,不仅体现在观众数量和宣传报道数据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服务、教育活动,把对历史的思考深度、对美的追求方向传递给社会公众,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公众参观陈列展览是为了寻找一种文化体验,寻求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因此,营造陈列展览特有的氛围至关重要。高质量的陈列展览远远不是简单的形式、技术问题,更是牵涉到包括文物藏品的保管质量、研究深度、讲解水平、服务能力及合理有效的组织管理等在内的博物馆各个环节,确立一个陈列展览项目并非易事。陈列展览的策划、创意、设计都有着必需的条件要求。以往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设计只注重陈列大纲、陈列内容设计和陈列形式设计三个主要环节。时下,国际上一些大型博物馆在这三个主要环节之前又加上了一个策展的环节(即陈列展览的前期策划)。策展的深入开展可以使后续环节更为顺畅。策展研究报告是陈列展览的可行性研究,包括研究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的内在联系,选题整体规划和独立项目之间的衔接,主题确立的社会意义和预期效果,叙事线索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展开,以及重点文物展品的描述、展厅气氛营造的设想、周边环境状况的掌控和社会宣传活动的展开等方面。其主要内容是在拟定博物馆陈列展览基本构思(包括展示结构、展示内容、展示形式、展示特色、展示品质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的同时,开展观众群体(包括面向社区群体、学校群体、专业群体、旅游群体及特殊群体)的调查研究,以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需求,对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运行成本和管理进行评估。陈列展览大纲则包括展览主题、结构框架、基本内容及其主要展品等内容。博物馆展览水准的高低,一个重要因素是策展研究报告和陈列展览大纲的质量。策展研究报告和陈列展览大纲同样重要。没有高质量的策展研究报告和陈列展览大纲,就不可能创造出高水准的博物馆展览。而对两者作用的忽视,正是制约我国博物馆展览水平的一大瓶颈。

创作陈列展览内容设计文本之前,应首先构思其结构组成。不同的展览有着不同的选题,同一选题的展览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立意,针对不同目标观众可以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因此,每一个展览的内容设计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主题和立意,按照一定的逻辑主线,有针对性地搭建框架、安排节奏、组织展品,将陈列内容和创作意图融合在陈列展览内容设计文本中,方能创作出符合陈列展览主题和传播目的的陈列展览内容设计脚本,方能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之后的各个环节乃至整个工作团队,用于指导展览各个环节的工作,最终将展示内容和情感有效地传递给目标观众。

如今,是否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将决定人类在未来的发展。作为负有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责任的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向社会公众宣传低碳生活理念、传播低碳生活方式、推行低碳生活的社会责任,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具体而言,博物馆在采用声光电等技术、设备时,应适应陈列展示的要求,避免带来噪音和环境污染。展具的面料应尽可能使用绿色、优质、环保的木、石、棉、麻等天然材质,以更好地体现历史、沧桑、自然、永恒的文物展陈内涵,尽可能减少异味、辐射等有害物质的排放,从而既有利于文物展品保护,又有利于观众及展厅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优秀的陈列展览应该满足观众对参观舒适度的要求。其中陈列照明的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目前,一些博物馆为了突出文物展品的效果,或为了营造神秘的氛围,多采用封闭式人工照明。这样的“灯光效果”恰恰忽略博物馆观众的感受,忽视了光照对人所产生的精神、心理作用,忽视了大多数人惧怕、讨厌甚至拒绝黑暗的心理。“导致观众无法把目光聚焦到展品上,不得不瞪大眼睛仔细搜寻前方是不是正确的参观通道,是不是会被障碍物绊倒。这样无疑与我们的初衷相悖”。因此,博物馆陈列的展示方式和照明不仅要烘托陈列的主题和展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观众接受环境的能力,清晰辨别展线道路以及顺利通过展线的需要。

一个好的展览设计应该在必不可少的设计之外,尽量不再增加各种不必要的设计手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简约主义”,主张“看不见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这种思潮源于西方现代主义。它的出现既是对复古风潮的叛逆,也是对简约主义美学的发展,其风格是将设计 元素简化到最少程度,以极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于空间环境的感情、理性双重需求。这种简约主义理念也流行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努力使人们暂时摆脱繁琐、复杂的环境,找到简洁、自然的生存空间和心灵空间,契合了现代人在快节奏、超负荷工作压力下的心理需要。因此,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也应顺利潮流,“使我们的设计简洁而不简单,大气而不失底气”。

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的创意、设计、制作等方面,应不断引进新的理念,做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使者,自觉走向低碳生活。例如位于幕尼黑的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选择了极少主义的内部展示空间,所有展厅材料都采用白墙和橡木地板,为馆内的艺术品展示提供了最纯粹的背景,灯具在自然采光系统引入展厅后被完全隐匿,甚至连空调系统的出风口也被减弱为墙根地板处的一排细长格栅孔,远看似有若无,墙面的各类插座及开关被全部抹去,只留下一片纯净的白色,从而凸现出那些悬挂于墙面或摆放地上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目前,博物馆观众已经不满足于一般化地参观展览,更需要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思考空间。观众是展示空间的最终服务对象,所以在进行空间设计时,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感受博物馆”、“享受博物馆”的理念,赋予观众轻松愉悦的心情。博物馆应结合展厅现状,更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陈列展览的形式设计,根据各部分内容设计的需要,突出每一部分的重点和亮点;应从众多的展品中选择重要性与代表性的展品置于浏览节点,构成整个陈列体系的焦点,产生高潮迭起的艺术效果,形成立体化、人性化、趣味化的设计效果,以及具有韵律感、节奏感的参观效果,避免平铺直叙。

此外,陈列展览必须为观众提供适宜的参观环境,使人们感到在博物馆参观是一种精神享受,从而自觉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活动中来。展厅空间序列的组织应有明确的开端和结尾,形成一定的节奏、韵律和高潮,实现展厅的分割合理、展线的布局流畅和展品的疏密有致,营造和谐变化的整体氛围。陈列展览和展厅环境设计中,越是细节部分越应体现人文思考,给观众提供符合心理需要的参观环境,帮助观众加深对陈列展览和文物展品的理解。在整体空间设计时,有关人员应在充分理解展览内容设计的基础上,根据博物馆展厅现状,合理进行空间分割,营造整体空间的氛围,使空间设计产生的意境符合展览内容设计的表现要求。

第四篇: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的策划

博物馆举办的陈列展览尤其是临展和特展,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多样,内容精彩纷呈,构成了文化领域中绚丽多彩的文化亮点,有的临展和特展甚至引起了“文化轰动”。但对博物馆来说,要科学运作并保质保量地推出这些陈列展览并非易事,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今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无论是历史类的,还是艺术类的,都已不再是主题单

一、陈列元素简单、表现手法单调且常年不变的老面孔,而是追求主题多样化、内容学术文化含量高、形式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观众与展陈实现有效互动与交流。换言之,就是努力使陈列展览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科学性与观赏性、教育性与趣味性的完美结合”。二是由于陈列展览主题和内容的多元化,常常导致一些选题新颖独到的展览仅靠一馆之力难以实现,需要国内馆际及相关文化机构的强强联合,一些引进外展还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由双方或多方联手共同打造。而上述一切的实现,仅仅依靠一时的灵感、即兴化的点子,或长期以来形成的简单规划、一般组织的思维与运行模式显然是难以奏效的,这需要博物馆领导和专家借助科学方法、系统方法和创造性思维,对陈列展览所涉及到的诸多层面和环节事先进行富有创意且具有可行性的运筹谋划,以及对策划方案的狠抓落实———这种综合性的创造活动就是陈列展览策划。

如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单个展陈带给观众的独特视听感受和心灵启迪,还体现在由一系列陈列展览即展陈体系所产生的系列性、规模化的综合展示效应带给观众的持久文化吸引和多元文化享受。

重视陈列展览体系的建构, 是博物馆保持持久力和后续效应的必然要求,对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公众的博物馆意识,推动公众由很少接触博物馆到愿意亲近博物馆、再到有效利用博物馆的转化,有着积极作用。

对一系列展陈的选题、运作方式、筹展周期、展出时间等进行整体策划

由上述不难看出,将“策划”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应用到陈列展览工作中,是博物馆在公众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多元化的新形势下谋发展的需要,是博物馆人伴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日趋增强的表现.全面提升和倾力打造陈列展览文化品牌,是新形势下博物馆彰显其文化价值,实践文化惠民的主要任务。重视陈列展览策划并不断增强策划的创新力度,是陈列展览水平实现大跨度提升的关键环节。唯此,才能使庞大的陈列展览工程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才能确保单个展陈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数个展陈呈系列化、规模化,使参观陈列展览真正成为观众的一次与历史对话的精神之旅、一次高雅的艺术之旅和一次身心愉悦的休闲之旅。

我们力求将大量孤立存在且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打造成具有主题意义和独特叙事结构的陈列展览,实现由文物资源向文化资源的转化,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诉求,从而达到为当下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

第五篇: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览讲解词

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览讲解词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参观《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展览分四部分,南粤源流、扬帆世界、继往开来和粤海烽火,展示了广东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三大民系、海外交通与贸易、近代史等广东最具特色、最为闪亮的历史风貌。

现在您看到的是广东的卫星地图,上面遍布广东各地的历史文化场景,说明广东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珠江(the Pearl River)是中国南方(主要在广东省)最大河系,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中国七大江河。

珠江,或叫珠江河,旧称粤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按年流量为中国第二大河流,全长2400公里。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以在廣州市內段的江中舊有一洲島名海珠石,所以得名珠江。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篇,南粤源流。

1958年,在广东韶关曲江县马坝镇的狮子岩洞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迄今为止广东省最早且唯一的古人类——马坝人的头盖骨化石,距今约12.8万年。中科院专家复原出了“马坝人”的形象,这是一个中年男性个体,属于早期智人,是黄种人的原祖之一。

早期智人(英语:Archaic Homo sapiens),又称古老型智人,通常指距今20多万年前出现的体质特征上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的人类。

与马坝人化石一同发现的还有19种动物种属化石,包括剑齿象、熊猫、虎、熊、鹿、犀牛、野猪等,均属于华南地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当时马坝人生活在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森林茂密、动物繁多的自然环境中。

西樵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华南地区最大的石器制造场。西樵山制作的石器分为两大类型,既有类似于华北细石器制作传统并具自身特点的细石器,又有具南方地域特征且广布于环太平洋岛屿的双肩石器。细石器适用于捕鱼打猎,还可以做雕刻器或锯刀、切割之类的工具。双肩石器因其柄部的两侧似人的双肩而得名,适用于砍伐树林、进行农业生产。中文名称:旧石器时代 英文名称:Palaeolithic Age 定义:人类以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早期泛称旧石器时代。从距今260万年延续到1万多年以前,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整个更新世。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7400多年至2200多年不等。不过,考古学家在石峡文化时期的遗迹中发现了栽培稻遗物,包括石锛、炭化稻谷、石磨盘等石器,表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是以栽培稻农业为主,但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比较原始,从发现的石镞和某些打制石器看,还应该兼事采集和狩猎。在石峡遗址下层所发现的炭化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稻,经研究,石峡古稻是一个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的杂合种群,这是华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距今已约5500年到6000年了。当地出产的马坝油粘米早在唐代就成为朝廷贡品,至今仍是广东省名优大米品种。

在石峡文化层和墓葬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几千件陶器。您现在所看到的陶鬶是原始先民用来烧水的容器。古人运用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以三足鼎立的稳定性原则为基础,创出三个袋形锥足,具有增加受热面积以缩短烹煮时间的作用。广东陶器基本上全是手制的,三足盘、圈足盘等的制作,是先做盘身,再贴接一圈口沿,然后再附上三足、圈足或捉手,这说明当时可能已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流水作业法”。陶器的发明,在原始社会是一项巨大的进步。首先,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能利用泥土为原料,熟练地烧造出各种器物来;其次,陶器的出现,使人们有了炊具和盛放物品的器皿,也说明人们的生产物有时已有剩余,需要有容器储存。

除此之外,广东境内的咸头岭遗址、高明古椰遗址、屋背岭遗址和横岭山遗址等,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被评选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岭南地区原始社会的解体以及广东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周以来,岭北南来人口日益增多,他们带来了自身的文化与技术,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对岭南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岭南诸越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与汉民族的融合。

现在位于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叫做“和辑百越”的大型油画,正中央的人物就是赵佗了。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出兵桂林郡、象郡,兼并了包括广西和越南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赵佗在位六十多年间,文治武功,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岭南地区汉越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

《和辑百越》形象记录了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的史实。赵佗自率秦朝50万大军南下之后,历秦汉两朝,为岭南统一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油画以宏大场面展示赵佗建立南越国,发展岭南经济与文化,促进汉越民族融合的史诗性历程。

该画表现南越王赵佗出巡,汉越百姓夹道欢迎的场景。大臣、公卿、将军等随侍左右,凸显其睿智威严的王者风范。周围是南越国的黎民百姓,有南迁的汉人,也有纹身的蛮族。他们或赞许“和辑百越”的国策,或感恩重农兴邦的政令,或好奇争睹帝王龙颜……画面生动丰富,内容耐人品味。

大庾岭,古名塞上、台岭,又名东峤、梅岭,为五岭之一,位于江西、广东两省的边境,一向是广东与江西的交通咽喉。相传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在这里筑城而得名大庾岭。唐代的张九龄在此开凿通往中原的通道时,在道旁种植大量的梅树,因而又名梅岭。五代后又荒废,宋嘉佑中江西提刑蔡挺于弟广东转运使蔡抗重加修筑,遂成坦途。

张九龄,韶州曲江(今韶关)人,唐朝开元宰相,是岭南第一位宰相,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文学家。他才学超群,风度甚佳,颇受玄宗的赞赏。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每遇宰相荐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后人特在今韶关市建风度楼以纪念张九龄。此陶砚出土于张九龄墓,砚底刻“拯”字,应是张九龄之子张拯之砚。

自先秦起,岭北文化传入并影响着岭南地区,广东各地发现了不少带有中原、楚、吴文化特征的器物。

西周青铜盉,1974年出土于广东信宜,是广东省首次发现的西周青铜盉,也是广东出土的古代最精美的青铜器之一。这件器物在“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你来选”活动中,被网友评选为我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首。它造型新颖、刻镂精细,融会了中原文化的特征,铜盉的出土为研究岭南地区秦汉以前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下面的错银铜壘出土于肇庆松山战国墓。该墓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富,即使与秦汉时期长沙、广州等地的大型贵族墓相比也毫不逊色,其绝大部分随葬器物的形制、花纹同长江流域出土的楚文物相同,该铜壘融合了中原形制和楚式纹饰。说明早在秦汉之前,广东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特别是楚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

盉(读作“禾”)是中国商朝和周朝时期用于盛酒和盛水的器皿,基本形状为圆腹,上有盖子,有三到四个足。

商朝到西周时期,盉的口比较大,腹深,流直,足多为分档式袋足,或呈柱状,商朝时足还多为空心。东周时期,盉口渐小,腹扁圆,流多呈鸟头或兽头状,足则多为蹄形。很多盉还有弯曲提梁,盉盖和提梁间还有环索相连。

罍(读作“雷”)是商朝晚期至东周时期大型的盛酒和酿酒器皿,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状,其中方形见于商代晚期,圆形见于商朝和周朝初年。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的图案渐少,变得素雅。

两汉以后,汉文化因素大量渗入越族生活各个层面,越族原住民的生活习惯、随葬习俗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化。由于长时期的民族交往和杂处,当地的越人已与汉族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点。

越族自古兴以干阑式建筑为居室,干栏式房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人类最宜居住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古文献里又称为“阁栏”、“高栏”、“麻

经开始饲养猪、牛、羊等,肉食来源渐趋稳定。

这件汉代水田模型则表现了插秧与收割同时进行的情景,反映汉代珠江三角洲水稻种植已经采用一年两熟的耕种方式。

囷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指圆形的谷仓。方形的就称为仓,圆形的称为囷,底部多以四根柱子支撑,以达到通风防潮的目的。由囷和仓的出现,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已经有多余的粮食供储存了。

粤人生活的地方多烟瘴之地,因此准许民间自造药酒以御烟瘴。饮酒是粤人重要的养生方式之一,民间也有酿制和饮用时令酒的风俗。这套西晋陶蒸酒器是一套蒸馏酒的器具模型。蒸酒器的出现说明广府地区不乏粮食,至少已经有多余的粮食可供酿酒了;还说明在1700多年前,人们已经会酿烧酒了。

梅瓶,因瓶口仅能插梅枝而得名,梅瓶也称为“经瓶”,是盛酒器。在这只褐彩人物梅瓶上,无名工匠用简练的笔法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个人从浅尝、微醉、大醉、到昏睡四种状态,非常生动。

广府饮食文化中的喝茶文化同样引人注目。茶楼起源于清代,前身为咸丰、同治年间的“二厘馆”和茶居。环境优美、集品茗、餐饮、小吃于一体的茶楼,是聚会休闲、洽谈生意和社会交往的场所。饮茶,成为广府饮食文化的著名品牌。潮州人喝工夫茶意在品茶谈天,而广府人,喝茶之意不在茶,在乎以喝茶为名的进食以及伴随着喝茶的各种消闲的、商业的、交际的活动,故而成为“茶市”。饮茶给广府饮食文化带出了两样特色,一是老字号文化,例如成珠楼、莲香楼、陶陶居、广州酒家等;二是广式点心与小食,例如虾饺、干蒸、凤爪、蒸排骨、萝卜糕等等。

广州人饮茶并无什么礼仪上的讲究。唯独在主人给客人斟茶时,客人要用食指和中指轻叩桌面,以致谢意。据说这一习俗,来源于乾隆下江南的典故。相传乾隆皇帝到江南视察时,曾微服私访,有一次来到一家茶馆,兴之所至,竟给随行的仆从斟起茶来。按皇宫规矩,仆从是要跪受的。但为了不暴露乾隆的身份,仆从灵机一动,将食指和中指弯曲,做成屈膝的姿势,轻叩桌面,以代替下跪。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便逐渐演化成了饮茶时的一种礼仪。这种风俗至今在岭南及东南亚的华侨中依然十分流行。

清末民初,茶楼、酒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烹调技艺在争奇斗艳中日臻成熟。20世纪20、30年代,广州饮食业进入兴旺时期。

这个展柜里展出的是各种形状的饼模。饼模,俗称饼印,是制作月饼和家庭印饼的工具。中秋吃月饼取团圆之意。清末民初,广州月饼就以“选料上乘,制作精巧,皮薄馅滑”的特色闻名遐迩,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华侨聚居地。广式月饼是月饼宗族的龙头老大,它起源于广东及周边地区,目前已流行于全国各地,传统广式月饼的特点是皮薄、馅大,通常皮馅比为1:4,皮馅的油含量高于其它类,吃起来口感松软、细滑,表面光泽突出,栊有通风和保安的功能,是适应岭南炎热多雨的气候而特制的建筑构件。西关大屋最富特色的标志之一是满洲窗。这些正方形的窗格用许多五光十色的玻璃镶嵌而成,工序十分复杂繁琐,光是一个满洲窗就耗掉了15人10天的工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广府人在新年时布置的西关大屋。新年广府人家少不了用鲜花装饰房间,各种各样的鲜花使屋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仔细一看,上面还挂着不少装利市的红包呢!利市即压岁钱。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压住邪祟之后,晚辈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广府大的岁时节俗与中原内地无甚差别,仔细分析,在时序安排、活动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特有的地域特色。逛迎春花街是广府最具特色的节俗活动之一。广府地区的岁暮迎春花市源远流长,广州气候温和,适于各类花木生长。一千多年前的南汉时期,就已有不少种花为业的花农。花市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一年一度的羊城岁暮花市约形成于19世纪中叶,最初设在广州市中心地带。花市规模盛大,游人如潮。岁末花市的形成,是以广州工商业的发达为物质基础的,与市民的闲余爱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多数人买花,并非仅仅为了点缀一下家庭的新春气氛,而是指望“花开富贵”、“桃花盛开鸿运来”、“花开灿烂,今年必有好生意”,等等。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我们南方十分流行,最早是古越族人祭水神或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广府地区端午赛龙舟历史悠久,南宋时期已有大型龙舟竞渡,明清时期尤为盛行。珠江三角洲一带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很有特色。划龙舟有一套固定的仪式。通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祭拜仪式,将沉于河底的龙舟挖出,举行操练。农历五月初一至五月二十之间划龙舟。赛龙舟时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奋勇当先的精神,一直都是广府和岭南的文化精神体现。

我们面前的这两艘龙舟非常庞大,气势恢弘。其中,黑色龙舟是从番禺征集而来,彩色龙舟是从猎德村征集而来的。这艘番禺传统龙舟长41米,重3.75吨。

与一般被涂上黑色的龙舟相比,这艘龙舟被画上荔枝、杨桃、大桔、莲藕等岭南佳果图案,还被配搭上水仙、葡萄等花果图饰,两只飞马,暗喻龙舟像飞马一样快,因此猎德村民称它为“花龙”。猎德花龙长达42米、长度(不含龙头)40.43米、最宽达1.18米,高1米、重达4吨。这艘花龙以红色为底色,上面绘制了许多岭南佳果以及八仙所使用的神器,有着浓郁的岭南特色和吉祥寓意。许多人都会问到,为什么这艘龙舟与一般的龙舟不同,身上绘制了那么多图案。这是因为,猎德村分为三个区,西浦、中约和东约。这条龙舟来自西浦,而西浦信奉的是龙母娘娘,龙母娘娘的衣服是红底绣花,所以龙舟也就绘制成为这样的花龙了。在众多岭南佳果中,杨桃画在了最前面,因为猎德村盛产杨桃,而且相当

煌而著称,与 浙江东阳木雕、温州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雕”。潮州木雕分布于旧潮州府管辖的广大地区,如潮安、潮阳、揭阳、饶平等地,因当地的木雕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共同之处,所以统称为潮州木雕,又因这些木雕作品在制作完成之后,大多进行髹漆贴金,所以又称之为“金漆木雕”。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复原的清代小姐房。小姐房中的金漆木雕漆画小姐床、金漆木雕虎皮漆面梳妆台、金漆木雕镶玻璃人物漆画衣柜,尽显潮州木雕的精美绝伦。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位小姐在做什么呢?她正在做潮绣。潮绣即潮州刺绣,是中国四大名绣“粤绣”的主要流派,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被誉为刺绣珍品。刺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艺术,刺绣所需要的材料非常普通,仅仅需要针线、布、绣架和绷子等。潮绣珍品的图案设计注重均衡对称,构图饱满,色彩绚丽。主线为金线,并用银线、绒线或单独色勒,或混合针绣,产生金碧辉煌、鲜艳夺目的效果。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民国年间潮绣“寿”字上衣。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大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功名事业、道德名节方面的事情十分看重,因此,每到寿诞之时,寿星会穿上潮绣盛装,亲朋好友会送来寿帐,送上赞颂文字,表彰他们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宣扬他们洁身白好、注重修养的高风亮节。

潮州瓷器品种琳琅,早在唐宋时期已驰名海内外,其独创的通花瓷塑艺术尽显精巧纤丽的魅力。

潮汕民间非常重视生老礼俗。一个人从出生、成人至老年,大致要经历催生、开腥、满月、四月、周岁、入学、成人(出花园)、结婚、祝寿、丧葬礼俗,尤其是“出花园”和祝寿礼,别致而隆重。这几组“潮州大吴泥塑”生动地反映了潮汕人从出生、成人至老年各个阶段的不同礼俗。潮州大吴泥塑与天津“泥人张”、江苏无锡惠山并称“中国三大‘泥塑之乡’”,泥塑艺术驰名中外。

要特别为您介绍的就是潮汕最具特色的成人礼了。潮汕地区把成年礼称为“出花园”,在男孩子15岁这年的七夕举行。这一天,讲究的人家要采十二种不同的鲜花,浸在水里给孩子沐花水浴,让芬芳洗净身上的孩子气。洗完之后,扎上母亲亲手缝的新肚兜,肚兜里压着十二颗桂圆和两枚“顺治”铜钱,穿上外婆送的新衣服和一双红皮木履。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的繁琐礼节已较为少见,但祭拜“公婆”这一仪式,至今仍然少不了(用薯粉圆、糕馃以及三牲来答谢“公婆”)。因为“公婆”是小孩子的看护神,当小孩步入成年时,“公婆”也就是尽职了,因此要答谢他们多年来的辛苦。祭拜后,用这些供品宴请亲戚朋友。自此之后,“出花园”的孩子要以大人相待,破例让他坐到席上的主位,这一切都象征着他已经长大成人。这一天,“出花园”的孩子不能出远门,以免不测。

除此之外,周岁礼、入学礼和寿礼也独具特色。

周岁礼:抓周 小儿第一次生日,称“头生日”,吃红鸡蛋、甜面条、猪肉豆粉丝。桌子上放文房四宝、刀、弓、胭、粉、针、线、金银财宝等玩具,由小

韩愈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由于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门寺佛骨到长安供奉的建议,触怒了皇帝,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讲情,改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治潮仅8个月,却政绩斐然。他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

韩愈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兴办学堂,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带到潮州,并提拔当地优秀人才赵德来管理州学。韩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潮州人,后世学者赞誉他为继往开来的先哲良师。他给潮州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到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最多时竟达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考取进士的人数也从唐代的3人,增加到172名,潮州在中国就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韩愈为潮州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潮州人没有忘记韩愈。千百年来,潮州人把韩愈尊为“吾潮导师”。城外那条鳄鱼出没的河流改名韩江,江东的笔架山改称韩山,从此潮州的山山水水都与韩愈联系在一起。在民间工艺品装饰内容中,科举题材不胜枚举,潮汕人崇文之风显而易见。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这些木雕作品:

潮州“七贤进京考试”屏风窗花:“七贤进京”是潮州木雕艺术的著名题材,它把潮州历史上不同时期科举登第、进京为官的七位乡贤的故事融合浓缩在一起,寓海滨邹鲁连科登甲之意。潮州七贤有二说,一为前七贤,一为后七贤,即宋代的许申、张口、刘允、林巽、王大宝、卢侗、吴复古;一为后七贤,即明代的林大钦、翁万达、萧端蒙、郭之奇、黄奇遇、许国佐、罗万杰。

“鲤鱼跳龙门”窗花:龙门在河东的界内。古代传说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后以“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后来又用作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

明代“状元及第”屏门花:“状元及第”,即考中且高踞榜首。一年一度廷试,万中取一,自是了不起的大事,故有“天上麒麟子,人间状元郎”之誉。

广东客家人,由中原迁徙而来,主要聚居于粤东北地区,使用客家方言。一千多年来,迫于天灾人祸,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在民族迁徙的历史洪流中脱颖而出,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大民系(全世界约有3500-4000万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砺了客家人坚韧不拔、勤劳节俭的品质,他们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崇尚节俭。客家历史就是客家先民、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创业史。

从这幅客家迁徙图,我们可以看到客家大规模爆发式的迁移有5次,其迁移模式和路线总的来看是从北到南、自东到西,从平原到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由国内走向国外,从而散居世界各地。

明末清初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客家人物,他幼读诗书,但后来因赌博,家

客家人建立了著名的梅州学宫、兴宁学宫、东山书院等学宫,培养出无数人才。著名的晚清外交官、爱国诗人——黄遵宪、近代著名诗人和教育家丘逢甲,以及现代画家林风眠都是客家人的杰出代表。

两千多年的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确立了广东国际大都会的历史地位,广东也由此成为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现在,我们来到了展厅的第二篇,让我们面向大海,扬帆世界。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绵长曲折,峡湾良港众多。广东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东西文明交汇的中心,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

大家左边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上的纹饰,上面描绘了“羽人竞渡”的场景。原物的一周共绘有四艘大船,船上有戴羽冠、穿羽裙、持弓箭握钺的战士,也有祼身被反剪双手的奴隶,表现了在海上作战的船队凯旋的情景,可见我国古代的南越人,精于造船,擅长航海。他们长期生活于南海,不但能够制造技术水平高的大船,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航海驶船的经验。

南海神庙是古代扶胥港的标志和象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祭海场所,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四海神庙,是融海上交通与祀海风俗于一体的古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扶胥港,位于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西,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广州外港。于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隋文帝下诏创建南海神庙,其后历代帝王亦派员到庙立碑致祭。唐宋时期,中外商船出海前,必入庙拜祭南海神,祈求一帆风顺,海不扬波。

这件陶俑灯座的人物形象似西亚或东非人,深目、高鼻、厚唇,俗称“昆仑奴”,是海上交通贸易的证物;熏炉是专门燃熏香料的器具,香料主要来自海外。这件西汉陶熏炉的出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广州地区已从海外进口香料;徐闻港和合浦港都是两汉王朝开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在徐闻港发现了两汉时期的板瓦、万岁瓦当、汉砖等建筑材料及生活陶器。在合浦发现汉墓有六千余座,出土文物种类繁多,风格多样,既有本土文物也不乏舶来品;而这幅清代黄埔港铜版画,则见证了18-19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它们都见证了广州当年繁华似锦的商贸景象。

海外贸易的发展、航线的不断扩展与广东造船业的进步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早在秦汉时期,船已经发展到成熟的木帆船阶段,在船体上建有重楼、帆、舵、锚等设备。唐宋时期,广东成为全国船舶制造的重要基地。明清“广船”之名大起,在船舶种类、质量、性能、航海技术等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这是1980年德庆县高良官村出土的陶船,设备齐全,适宜江海航行。这是东汉后期,1955年广州先烈路出土的陶船,有前中后三舱,后舱特高为舵楼,船头系锚,船整体结构复杂,设备完善,适宜深水航行,具有一定程度的远航能力。

1千多件文物,其中1万件左右是瓷器,可见当时的瓷器的销量有多大。2010年“南澳一号”的考古发现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水下项目首次进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取得巨大进步。

南澳一号,原名南海二号,2009年9月25日改称南澳一号。它是一艘明朝万历年间,向外运送瓷器而失事沉没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附近海域的商船。由于1987年在南海海域发现了南海一号,而被命名了“南海二号”。它最初被发现于2007年5月25日,船上装载的生活用具等文物而极具价值,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横跨宋、元、明三个年代,估计整船将有万件以上瓷器。现在南海二号沉没于邻近半潮礁(俗称“三点金”)27米深的海底。

文物基本上为漳州市平和窑克拉克瓷的瓷器,此外还有景德镇产的彩釉瓷器以及金属器等。瓷器的主要类型包括青花瓷大盘、碗、钵、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在出水瓷器的纹饰中有人物、花卉、动物等图案以及汉字。如用莲花代表“廉政”的“廉”,用鹿代表仕途的“禄”。纹饰中同时还有绶带鸟、十八学士登瀛州、米芾拜石的典故等。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在30厘米左右,内壁绘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等。

截止到2010年7月9日,共出水各类文物10241件。其中瓷器9711件,陶器131件,金属器100件(不含铜钱)。

明朝万历年间官府是严禁民间将铜料销往海外的,故有专家推测,铜材的发现或多或少佐证了“南澳一号”是一艘走私船的猜想。

有专家推测这或是一艘从漳州月港出发驶往东南亚的商船。出水的两个佛教用品的喇叭口细颈葫芦身瓶子是重要的参考佐证之一,毕竟东南亚国家多信佛。而且南澳一号出水了大量的汉字装饰瓷器,更加说明应该是驶往受汉文化影响的区域。

新闻摘要:

涨潮至最高潮位时,叫“高平潮”;落潮至最低潮位时,叫“低平潮”。所谓“平潮”,即潮水呈现暂时静止状态。水下考古队员应在“平潮”时下水。

“平潮”时,水下较清澈,能见度较好,便于绘图、拍照、摄像及采集文物。工作一段时间后,水被搅混,能见度变差,他们便转为清理遗址上的淤泥。受气瓶容量所限,每次在水下只能停留半小时,时间一到马上上水。上水速度,按潜水规程要求,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这样,才能防止患上“减压病”。

4个月的发掘有条不紊地进行。顺利完成了对遗址的测绘、拍摄,采集青花瓷器上万件。瓷器出水后,先用淡水浸泡。定期换水,直到盐分全部析出。然后让瓷器在衡温衡湿的环境里,慢慢挥发尽水分(水分若挥发太快,瓷器容易干裂)。

水下考古与田野考古原理相同,只是由于前者在水下,所以采用的方法、材料会比较特殊。比如两者都离不开的“探方”,田野考古是在地面掘坑,水下考古

钱、越南钱以及宋代的各式铜钱等。这些钱币也证明了古代广东是我国对外贸易繁荣,具有国际市场性质的商品货币聚集地。

这2枚波斯银币铸制于古代波斯的萨珊王朝,经海路贸易传入中国。这些银币是经海路贸易传入中国,由外国商船带来采购中国商品。为了便于交易,有些银币还被剪边或剪成半片,在交易额低于1个银币值时作为碎银使用,以适应岭南商业交换习惯。

我国外销贸易繁荣,铜钱也曾作为商品大量外流。这批打捞上来的明代铜钱因长期受海水浸泡,已与珊瑚石胶结在一起。在西沙群岛的北礁盘等地,还曾发现大批明清瓷器、铜钱及铜锭,大都是远销海外的物品。这些都是当时我国外销贸易繁荣的物证。

17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饮料的革命”,咖啡、可可、中国茶成为风靡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品。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向欧洲运销中国茶叶。此后,茶叶逐渐取代了丝绸的地位,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货品。茶壶也随着茶叶的出口外销到国外,紫砂壶很受外国人的欢迎,特别是日本人,他们以紫砂为珍品到中国来学习造壶技术。这是“中国向英美出口茶叶统计表”,据此表所记,自1840年7月至1841年6月中国共出口茶叶5500多万磅。从17世纪末开始,销往欧美的茶叶逐渐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在广州装货时,要求装载的“茶叶要尽可能塞满船舱的所有空隙”。

为了更好地管理中国的对外贸易,唐代广州首设市舶使和市舶使院,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开始。广州是我国最早设立市舶管理机构的城市,也是终唐一代全国唯一设立市舶使和市舶使院的地方。宋代市舶使院改称市舶司。市舶是指进行海外贸易的船只,市舶司是一种专门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

这是唐代出土于西安的“岭南道税商”银铤,银铤正面中间錾“岭南道税商银伍拾两官秤”,左侧錾“匠黄泰”。可能是岭南道市舶使对商船征税所得的赋税银。青黄釉瓷权、元铁权、清砝码以及民国厘秤均属于称量工具。大大小小的称量工具能够满足不同物品称重的需要,可见当时贸易的物品非常丰富。

清朝时期,康熙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1100多年的市舶制度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创始。乾隆年间,四大海关仅保留“粤海关” 以独家处理全国的海上对外贸易,粤海关的税收和财务直接牵动着宫廷生活命脉。

在二十三年(1758年)的一道谕旨中,乾隆皇帝御令,“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异陈设不必惜费”。乾隆皇帝对西洋珍宝极其痴迷,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可以称得上奢靡已极。

经过三年的努力,梁廷枬编成《粤海关志》三十卷,分十四个门类,辑存了大量鸦片战前中外贸易情况的珍贵资料,记载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日益加

当时著名书画家沈度将这一盛况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这幅图是清人陈璋按沈度原图临摹而成。

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运销海外的同时,也换得域外各国番货入华,甚至麒麟、大象、狮子、犀牛等奇珍异兽及异域的水果、植物也从海路运抵中国。

繁盛的海外贸易也大大促进了宗教方面的交流。

岭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就是佛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州的传播。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达摩,在南朝宋末航海到广州,往洛阳,后到嵩山少林寺传经。为纪念这位祖师,人们在他最初登岸讲法的地方建起西来庵,并把这一带称为“西来初地”。清代建大雄宝殿等,改称华林禅寺。

茶晶达摩像:达摩,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为南天竺人,南朝宋末航海到广州,往洛阳,后到嵩山少林寺,遇慧可,授予经卷,禅宗流传。为纪念这位祖师,人们在他最初登岸讲法的地方建起西来庵,并把这一带称为“西来初地”。

德化窑达摩执鞋像: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达摩去世三年后,有人在葱岭遇到提着一只鞋的达摩,问“何处去?”答:“西天去。”后来掘开他的墓,真的只有一只鞋。

东晋,印度名僧昙摩耶舍来广州传播佛教,在广州修建了一座五间的大雄宝殿,寺名为“王苑朝廷寺”,后改为“光孝寺”。光孝寺是广州地区和海外进行文化交流最早的地方,这一切都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留下可贵动人的篇章。唐仪凤元年(676年)慧能在光孝寺菩提树下剃度受戒,并为众人说法,史称“开演东山法门”,光孝寺成为禅宗祖庭之一。

随着贸易的往来,广东地区的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南华寺位于韶关市曲江县,创建于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初名宝林寺。北宋初赐名“南华禅寺”,沿用至今。唐仪凤二年(677年)禅宗六祖慧能住持曹溪,弘法讲经37年,创立了禅宗南派,南华寺成为最著名的禅宗祖庭,有粤东第一宝刹之誉。六祖惠能及其传人在广东创立南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慧能,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生于广东新州(今新兴)下卢村,从目不识丁的砍柴郎成长为禅宗六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慧能的“见性成佛”说,破除了对于佛、菩萨、西方净土的迷信,将烦琐艰苦的禁欲苦行改造成吃饭、睡觉随遇而安的觉悟,指出了一条简捷的成佛之道,使中国佛教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件彩绘木雕罗汉像是宋代木雕艺术的珍品,在现存宋代木雕中极为罕见。在南华寺大雄宝殿内共500多尊,用檀香木和柏木雕成,力法简练,人物形态生动,大部分座上有铭文。

国恩寺位于广东省新兴县六祖镇龙山西北山麓,是六祖惠能肉身菩萨的故

广州圣心大教堂是现存中国最大的石结构哥特式天主教堂,是广州教区最宏伟、最具有特色的一间大教堂。它建于1863年,落成于1888年,历时25年始建成,至今有130多年的历史。教堂全部墙壁和柱子都用花岗岩石砌造,故又称“石室”或“石室耶稣圣心堂”。圣心大教堂在一德路附近。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还是各国文化交流之路,尤其从明代开始,中外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更大,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在欧洲广为传播。

明代始中国官员将书籍作为礼物送给外国人。中国儒家经典像《四书五经》和《三字经》流行欧洲各国,激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热”,汉学在欧洲各文化学术界中独树一帜,从而使中国优秀文化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

指南针(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极大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萍洲可谈》记述宋代广州海船已使用指南针,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记载。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制药时发明。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后发挥了它们在中国未曾有过的巨大作用,推动了欧洲社会进步。

由于乾隆皇帝一口通商的圣谕,大清国海路中西贸易只限定在广州,这使得广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日渐繁华。这里的贸易税收是清廷一项可观的财源,同时这里也是宫廷内大量奢侈品、奇异洋货及通晓西学人才的供应地和中转站。

卢惟良款八宝纹铜琴 明:中国的音乐和戏曲强烈吸引着欧洲人的好奇心,来华传教士用书信或札记图文并貌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的音乐与戏曲。

漆皮箱 民国:阳江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之一,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尤以皮箱、皮枕著名,是广东重要出口商品。

漆皮枕 民国:中国的外销商品深受欧洲人青睐,中式审美趣味在欧洲颇具影响。

人物故事图铁画屏:佛山铸冶工艺历史悠久,所制铁画,工艺精良,独树一帜。当时,有个说法:“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明代佛山铸造的铁锅、铁钉、铁针大量出口,是当时大宗出口商品之一。

棱形锡酒壶:广东锡器制作以潮州为第一,其产品多进贡朝廷甚至远销海外。该酒壶底部刻“潮城杨源兴”牌形款,款旁刻“净足”两字。

清代紫色料茄形鼻烟壶:鼻烟壶源自欧洲,明代传入中国。随着鼻烟风气的盛行,鼻烟壶的款式日渐增多。鼻烟壶最初用玻璃制成,后来发展为用玉石、玛瑙、金属、陶瓷等多种材料制成。造型有方形、圆形、扁圆、三角形、六角形等口其中以内画鼻烟壶最为著名。匠心独运的各式鼻烟壶,在清代美学工艺上大放异彩,成为清代艺术的重要表徵之一。

乾隆皇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十三行成为唯一的对外商行。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刚好是13家,后来才被人们约定俗成的称之

街道两旁均为中国人开的店铺。著名画家庭呱的画店就在同文街16号。

清代广州银器外销盛极一时,十三行街区曾形成一个银器市场。广州十三行外销的银器通常是餐具、纪念高足杯、盖杯及银盒等,式样变化不大。我馆是内地最早征集外销银器的机构。

银刻花花卉奶壶、糖罐、茶壶是依外国来样,在广州加工制作而成。底部“WH”是宏兴银器作坊的店名,“慎昌”是当时美国洋行的行号,位于今广州沙面四街6-8号。

银刻花山水人物四季花提篮为中国纹饰,西方造型,底款有“北昌”银器作坊的店名。

广州钟表业约出现于18世纪初,是在英国机械动力计时器的技术影响下逐步形成,并对清代钟表业作出重要贡献。广钟造型大多为建筑,有房屋、亭、台、楼、阁、塔等,钟壳有金碧辉煌的铜镀金,且大多数是色彩鲜艳、光泽明亮的铜胎广珐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的广钟既是计时工具,又是赏心悦目的娱乐消遣品,深受皇室宫廷欢迎,是广东官员进贡的重要物品。

清铜镀金珐琅葫芦式三星献寿转花钟底座为椭圆形,内有机械装置,腹壁上下两边饰五彩花卉纹,正面以珐琅彩绘风景画,中间设两扇活动门,门内有牙雕福、禄、寿三星,两侧面为水法布景。底座上突起铜镀金珐琅平台,平台上平铺水法,四角有转花;中心竖葫芦式扁瓶,瓶身饰珐琅彩折枝小花,下腹有二针时钟,上腹有料石转花。在底座后边上弦,玩意启动,乐声中,门启开,福、禄、寿三星和所有的水法、转花都同时转动,两侧似瀑布,平台像起伏的波涛,葫芦式扁瓶仿仿佛浮动于水中,寓意“四海升平”。

这边复原了两家店铺,分别是“广发号”瓷器店和画室店铺。

广彩瓷器的产生,是从中西贸易的外销瓷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将景德镇的白瓷按照外商的需要和所好,在广州加彩烘烧而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彩绘瓷。因它具有绚丽多彩、金碧辉煌的艺术特征,因此又称“广州织金彩瓷”。在清代是深受海外人士的欢迎,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都曾派人将他们喜爱的色彩图案、“徽章”纹饰等带到广州来定制,也是早期的来样加工。器型大多是瓶、碟等,主要作为纪念品或商品广告用。广彩的用途早期多是日用品,后期大多是陈设品。

清道光鎏金镶广彩人物故事纹托盘以外国式样为本,内绘中国传统人物故事。清广彩徽章纹盖盅以广彩折枝花卉为装饰,盖中央绘制徽章纹饰。

钱纳利签名风景画:欧洲来华的画家,对广东外销画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画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广的要算是英国画家钱纳利。钱纳利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画家,他的大半生都在祖国以外的地方度过。他在印度和南中国的外国人圈子里享有盛名。钱纳利是中国第一代外销画家林呱的老师,他把西洋画

交流的产物。椅座下弯为半圆形,四腿成交叉X形,此椅形式在英国汤姆斯时代曾流行一时,可谓是“西学东用”。

清代酸枝镂雕龙纹扶手大椅形制硕大稳重,雕饰繁复,是清中后期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家具形式。

“海山仙馆”款紫檀扶手椅:海山仙馆为清代广州富商潘仕成在荔湾的别墅,建于道光年间,是广州历史名园之,在清代号称为全市私园之冠;海山仙馆因馆门上的一副“海上神山、仙人旧馆” 对联而得名;此椅靠背嵌有”海山仙馆”铭,应为海山仙馆所用之物。

广雕指的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艺及其制品,包括牙雕、木雕、贝雕、砖雕、骨雕等。清代以来,在西方进口工艺品的影响下,广雕在造型、工艺等方面融入西方元素,进一步推动了广雕工艺的发展。

广州牙雕工艺历史悠久,素以精细工整、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广州非常适宜质地细腻的象牙精雕细刻。清康熙海禁以后,东南亚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为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广东牙雕工艺也成为全国之冠。

清镂雕人物柱花卉纹十五层象牙球是广州最著名的牙雕制品,有“鬼工球”之称。此件为组合式摆件,综合运用圆雕、浮雕、剔地隐起、镂通雕等多种雕刻技法,充分显示广州牙雕的高超水平。此类工艺品大都由外商订制,供出口外销之用。

这件象牙雕镂空提盒,代表着清代象牙雕刻的突出成就。该器物由盖、三层篮筐、底座和提梁组成,各种牙雕制作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括囊镂空,透雕,浮雕,拼接组合,深雕等各种技法,雕刻刀工纯熟精练、柔畅明快,以刻纹如丝、微如毫发的刀锋见其精湛的功力,刀刀锋棱毕露,不见败痕,具有一种奇峭清新、气韵生动之感。

信插是钉在墙上用于放置信件的用具。象牙雕人物故事纹信插采用了象牙材质,雅致洁白细腻,镂空满刻纹饰,信插上部雕双龙戏珠,并配有清代人物故事,信兜主体以象牙雕人物故事,场景各异,人物刻画生动,并以象牙雕龙首为栏杆,信插尾部雕人物,边饰双龙。整件作品精美别致,雕刻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

象牙开光人物徽章纹名片盒一面开光中部留白,开光部位雕柳亭人物,下方有一徽章,是清代时期外国公司或私人定制的产品。

广州的玳瑁工艺品以精雕细镂、玲珑剔透著称。这件是清代玳瑁雕人物山水图饰盒。

贝雕鹰雄雀鹿纹摆件以成对贝壳为材料,随形布局,透雕而成,内刻铭文,是一件研究清代广州贝雕工艺的珍贵实物。

海外的象牙、犀角、水晶等材料输入广州,并由广州工匠加工成如水晶鸳鸯等精致的工艺品。

塘双雀图,开光外饰通花缠枝莲纹;盖沿以红、蓝彩绘火珠纹。提梁与炉身相接处贴饰铜镀金“吉庆有余”纹花牌。手炉为冬天暖手用,此手炉豪华考究,当为富贵人家所有。

清铜胎画珐琅人物风景画画心为铜胎,用珐琅彩绘人物和海山风景,再现了清代中西贸易往来盛况。作品设色华丽,层次丰富,颇具油画效果。

18世纪,欧洲人把中国臆想为出产丝、瓷、漆的仙境。中国漆器上的金漆彩绘工艺对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清黑漆描金筹码盒内有141枚贝雕筹码,两个象牙色子盒。

黑漆描金针线盒和黑漆描金玩具盒分别摆放有象牙制缝纫工具和各种象牙小玩具。

秦汉时期,岭南先民便浮舟出海,开始了与海外世界的接触。隋唐以来,陆续有广东人远渡重洋,到南洋群岛和南北美洲谋生,成为早期海外华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广东人出洋谋生进入高潮。清末民初,由于政治、自然、海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广东人开始大量移民海外,寻求新的生机。从早期下南洋到聚居美洲乃至遍布世界,到处都有粤人的身影。他们或因被迫、受骗而前往居住地;或为和平移民,以探亲、经商、留学等名义移居海外。

占全国华侨人数70%的海外粤人,在融入侨居地的过程中,不仅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也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并将西方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传入故乡,使南粤民风率先开放。他们心系故土,将海外积蓄汇回家乡,赡养家眷、投资兴业、,捐资慈善公益、支持革命、支援抗战,对广东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东人民为了能够移居海外也必须经过重重困难,为了能够顺利入境,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口供簿(近1.1329,近1.620)就是其中之一。也称“口供纸”,美国排华时期的特殊产物,是当年华人为应对苛刻的入境审查程序而编写的应对移民官盘问的对策资料。因华人多数为劳工背景,能利用这种“口供纸”方式顺利入境的,以少数商贾身份华人为主,人数有限。

这里有1913年美国移民管理部门发给旧金山华侨Lee gung、SIT YAU FOON的身份证。

拥挤在蒸汽船上的华人:19世纪,为了到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华人挤在驶向阿拉斯加蒸汽船上

移美华人在天使岛等候入境。据“天使岛”史料记载,1848年,第一个中国人到达了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眼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飘洋过海来这里“淘金”,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从此开始限制从美国西海岸登陆的华人人数。1910年“天使岛”开始用来囚禁那些试图进入美国的华人,据统计,大约有17.5万名中国人曾先后被关押在这里。

海外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很多人为了实现出国梦都付出了血和

了吉隆坡,成为创建吉隆坡的功臣。

陈慈黉(1843-1921),又名陈步銮,出生于饶平县。早年随父经营南洋至中国沿海各地的航运,后在曼谷创设陈黉利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又在香港、新加坡、汕头等地创办企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曾出资修桥筑路,并于1909年在家乡创办成德学堂,是潮汕地区最早的侨校。

这幅油画画的就是唐人街上熙熙攘攘的繁华街景。旧金山市的唐人街是美国最大的“中国城”,甚至号称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由旧金山“现代生活的心脏”联合广场向北走几步,就会看到一座中国式的绿瓦碑坊,穿过这座牌坊,恍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便称为“唐人街”。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在旧金山。旧金山的“唐人街”始于1850年前后。当年开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初来异国,人生地疏,言语不通,因此他们便集中住在一起,团结互助,休戚与共。在唐人街,广东方言是主要交流语言。

海外粤人在侨居地兴建唐人街市,组建华人社团,创办华语学校,发行华文书刊,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当地文化多元发展。

旧金山唐人街内,商店林林总总,其中酒楼更是移民聊天解乡愁的常到之处。海外华人保留着中国传统习俗,其中农历新年是美国华人最隆重的节日;华人还在美国创办粤剧院,弘扬传统文化艺术。

华人侨居海外,为寻求生存和发展,通过宗亲会、会馆等社团组织联络感情,调解纠纷,兴办教育,实现自助互助和信息交流,促进了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

马来西亚宁阳会馆、马六甲五邑会馆的成立旨在同乡互助扶持,团结一体增进感情,谋乡亲福利,宣扬文化,发展慈善公益事业。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新加坡华人商会组织,在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以前,总商会实为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海外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华侨目睹了西方国家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家乡的贫穷、闭塞、落后,感受到文化教育落后的痛苦,积极在家乡投资兴办教育、公共事业,为侨乡引进了西式文化教育,带来欧风美雨的洗礼,形成南粤社会新风尚。

启发学校由客家茶阳(大埔)会馆于1906年创办,新加坡最早的华语学堂之一。

早期移民注重文化传承,子女放学后,通常会被送到私塾补习中文。从这些照片和明信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华侨对子女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

华文书刊是海外华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维护华人福祉,传承中华文化,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还记录着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

身在海外的广东人在打工赚钱同时,也十分怀念祖国和自己家乡的亲人们。

博览馆。这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模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美国实行排华政策,大批华侨被迫纷纷返乡。他们回到家乡后,投资兴业,修建了大批融合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建筑。开平碉楼是集防匪,防涝及居住为一体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

2007年6月“开平碉楼与村落”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5处世界遗产,这是广东省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它既是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也是国际“移民文化”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

长期的海外生活使华侨的日常生活习俗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回到家乡,他们用洋货、说洋文,这些变化被家乡人们效仿,并引以为时尚。

留声机又叫电唱机,是一种放音装置,其声音储存在以声学方法在唱片(圆盘)平面上刻出的弧形刻槽内。唱片置于转台上,在唱针之下旋转。留声机为爱迪生的众多伟大发明之一,因为唱片能比较方便地大量复制,放音时间也比大多数筒形录音介质长。

黑胶唱片习惯被称为LP,long play是德国发明家爱米尔.贝利纳(Emile Berliner)在1887年设计出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形录音圆盘。在黑胶唱片的规格中,对音质影响最大的是转速。在唱片發展的初期,唱头的制作和唱片刻纹技术還不是很发达,只有以提高转速增长音轨来保证唱片的频率响应,黑胶唱片转速定为每分钟78转,这是当时一个标准,因此英文叫做Standard-Playing,缩写为“SP”。由于78转的高转速,可录音时间非常有限,78转的SP唱片每面只能记录5分钟左右的音频信息,一首约30分钟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灌录78转的SP唱片需要6-8张。

邓廷铿编撰的《英语会话初编》是清学务处培养英语人才使用的课本。邓廷铿,曾任清政府驻英国、西班牙公使馆翻译。

1909年版《英语指南》以四邑话注音的英汉对照常用对话汇编。四邑是指江门市的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邑”就是县的意思。

华侨不仅从物质上惠及故里,而且积极兴办新学,广启民智,教化乡里。展品:台中半月刊:台山中学,加拿大维多利埠台山籍华侨集资24.9万多元加币于1920年兴建。

民国光大第三校建校筹办出收条是华侨捐款助学的凭证。

培正中学1889年创办于广州,从筹建到发展得到海外粤籍华侨的资助。该校培养了成千上万英才,知名校友有美国核专家罗竹年、秘鲁鞋业巨子余裕舜、音乐家马思聪等。

关族图书馆位于开平赤坎,1931年落成,由赤坎关氏族人及华侨捐资建成,外形以葡式设计为主,精美壮观。

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位于开平市赤坎镇堤东潭江河畔,1925年建成,因司徒氏人捐款所建而得召。建成之初,为一座三层中西合璧的庭院式楼房,一楼为

书“砚田”二字,落款“献章”,篆文印为“献章”。是明代陈白沙用过之物,为传世品。

陈献章先生生前在书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图片中这支茅龙笔(现代)--陈献章晚年取当地茅草,束之为笔,自号“茅龙”。其“茅龙”书法行笔矫健、神态飞动,冲击甜熟柔弱书风,在中国书坛占有重要一席。

陈献章先生多年讲学,弟子无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湛若水。湛若水(1465-1560),明代理学家、教育家,师从陈献章,钻研心性之学,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学以致用,使岭南理学更加完整化、思辨化。

湛若水讲学遍江南, 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共创办书院40多所, 弟子近4000人,构成岭南书院蓬勃发展之势。湛若水一生云游各地讲学,也创作了很多书籍,其代表作为湛若水著作集(甘泉先生文集)。

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为明末清初杰出诗人,因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追思故国、哀悯苍生、感怀身世,被称为“岭南三大家”。其诗作意境远大,气势磅礴,拉开了岭南诗坛鼎盛的序幕。

大家首先看到的这位是岭南三大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屈大均先生。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号菜圃,番禺人,清初诗人、史学家。晚年隐居著述,诗作有负盛名,对岭南诗坛产生深远影响。

屈大均在绘画、书法方面成就卓著,尤以行草见长,“率意超旷”为其主要特色。代表作之一,屈大均行书《罗浮杂咏》。

屈大均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其中以诗的成就最高。《广东新语》是屈大均的代表作。它用笔记体记录地方历史文献,史料丰富,文采斐然,也《广东新语》记录了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风物、人物风俗,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当代学者誉之为“广东大百科”,它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岭南三大家”中咏史诗首屈一的陈恭尹。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号独漉子,顺德人,清代诗人。

陈恭尹提出诗歌必须创新反对盲目崇古。《独漉堂诗集》是其代表作。陈恭尹精于书法,隶、行、草俱佳,有清初广东“隶书第一高手”之誉。这幅陈恭尹隶书轴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认识一下博学多才梁佩兰。梁佩兰(1630-1705),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人。凡论粤诗者,必论梁佩兰,有《六莹堂集》行世。工书画,善填词,为清初岭南书法大家。

清嘉庆以前,广州的很多书籍都要从外地运来。自阮元设立学海堂,定下“课士刻书”计划后,广州官刻、私刻、坊刻、社团刻蔚然成风,“广版”图书闻名全国。《学海堂二集》卷十一【刻板一组(100块)】

刚刚了解过“岭南三大家”,接着请跟随我再去了解一下岭南地区的另外两

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1922年8月多次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廖仲恺负责筹划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21岁就发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文学自由呼声,提倡诗歌的内容要反映时事,诗歌的形式要走通俗化的道路。黄遵宪的诗歌主张和实践,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

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南海(今广州)人。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188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5年主持修建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1909年10月京张铁路建成通车。詹天佑采用采用美国的经验,开创了中国铁路修建长山洞的先河。为了确保火车行车安全,他还从美国引进“詹尼式自动车钩”技术,为中国铁路普遍使用自动车钩开了先例。

冯如(1883-1912),恩平人,中国从事飞机设计、制造和飞行的第一人。1909年制成一架飞机,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被尊为“中国首创飞行大家”。

现在进入展览第四部分——粤海烽火。

20世纪30年代,广东在省长陈济棠的治理下,经济建设稳定繁荣。为增强地方经济实力,陈济棠于1932年制订《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发展工矿业、农林业、渔业和交通事业。抗战爆发前,广东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现代工业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1937年6月,广东已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抗战前广东先后新建和扩建了20多个大工厂,带动了民营工业的发展。

文化教育逐步完善,广州市立博物院(今广州博物馆),1929年建成;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今孙中山文献馆),1933年落成;广州中山纪念堂,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1931年落成。

30年代的广州,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侵略华南。广州沦陷,广东经济发展被迫中断。日军轰炸下广州到处满目沧夷,废墟一片,曾是广州繁华的街市,日机轰炸后,成为遍地瓦砾。路面随处可见残墙断壁,尸横遍街,家破人亡。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进犯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蒋光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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