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自2013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发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对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的高度肯定。它所产生的背景,纵向看,跨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横向看,则横跨1949年以来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好的时期,今天中国的制度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全球主要国家发展最好的。这三个事实判断,构成了中国自信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
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
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
“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用了100年。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这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鸠山上台后竟然异想天开地“疏美亲中”、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野田佳彦上台后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GDP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强奸案引发全国愤怒和抗议浪潮,就是对女性长期所受歧视不满的总爆发。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1月8日,印度新德里,学生抗议轮奸事件。
虽然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却于事无补,其债务却已经高达16万亿——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经济危机中,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也早踏上破产的境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
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超越英国后,100多年来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
对于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倒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颇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
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有如下的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和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则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更拒绝为自杀者举行葬礼。根据希腊卫生部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几乎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不得不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GDP的总量是其他四国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广东一省GDP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
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第二篇: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代(内标明原创内容)
概述
全文论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贡献,表现了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几经沉浮,然而各民族坚持不懈,英勇奋战,取得最终的辉煌胜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以此阐明中国社会当下各种的不自信是局部的、暂时的一种现象。核心内容为中国应该尽快从此困局中走出来,认清自己的发展方向,勿在前进中迷失自我。
一、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然而,我们的祖先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未曾丢弃自信。
二、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而今我们已步入小康社会,正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甚至对比起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制度还是有着一定优越性的,比如在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上。
三、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纵观印度和非洲各国的生活水平,我们还是有着很大的优越性的。比如居民消费水平、外资吸引力、商品进出口等。
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参考文献: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时事报告 大学生版》中国何以迎来自信时
代 2013,70:15-22.一、教育对于自信的塑造有莫大影响。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我认为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意味着,教育对学生自信心的塑造与增强就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要使国人自信,教育应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获得对祖国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唤醒大众的爱国意识、民族精神和自强自信的精神。
如今的教育体制下,中国学生在老师面前之所以不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同老师在知识面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一个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和观点如果持怀疑态度,那就是“不听话”,就得不到好分数。而听不听话,在班级里的分数排名高低,是衡量好学生的首要标准。在如何把握这些标准方面,老师有很大权力。学生在老师面前不敢自信,由此而来。
因此,所谓中国学生不自信,重点不在学生本身,而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人格关系是否平等,在于对人的评价体系,即在于教育。
二、社会等级制度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在我国,如阶级制度和户籍制度,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差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差异等矛盾冲突加剧了公民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不自信。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发现自信有如幸福,是由对比而产生,在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周围的人作对比。从而得出自己是否获得满足,进而产生自信或不自信的自我定位。
鲁迅笔下的阿Q,描绘的是近百年前国人在内乱外患之下那种无奈的沉沦。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揍,受了屈辱,回过头来却向柔弱小尼姑报仇发泄。
在我看来,农二代、工二代和官二代、富二代之间对自身的定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前者一般从事着又脏又苦的工作,过着艰难的日子,为当下的高房价、高物价而卖力。而后者一般整天忙着找乐子,过着灯红酒绿、逍遥快活的日子,他们仗着父母的钱财肆意挥霍。当然,等级制度几乎是不可能消灭的,只能说减轻其给人们带来的不公平和不自信。这也很好地诠释了很多社会底层通过刻苦努力,从而获得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
三、社会价值观,可以说是相对概括的影响因素,但也有较直接有效的影响效果。我认为树立理性、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做到明辨是非、荣辱,崇尚中华民族美德,利于自尊自信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国民缺乏自信,只是表象,其病根在社会内部。自信产生于自尊,而自尊又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固有天资和能力上的差异,但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国民性格必然被扭曲。
如果在社会内部用地位、权势、财富来衡量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在国际上也会用不平等的势利眼光去评判事物。清末朝廷对内不讲民族平等,对外不讲国际平等。先是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拒绝开放;后来在洋枪洋炮下败退,又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丧权辱国。他们对百姓趾高气扬,在洋人面前则卑躬屈膝。对内没有人权,对外丧失国权,何来民族的自尊自信!我们可以预见,今后只要国民上下一心,共同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认同祖国、热爱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平等之心对待他国,遵从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便能继承从孔子到马克思的宽阔胸怀,在包容中树立民族尊严,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迎来中国的自信时代。
第三篇:中国餐饮业迎来整合时代
中国餐饮业迎来整合时代
统计显示,餐饮行业的资本运作脚步在加大,避风塘、俏江南、一茶一坐等知名餐饮企业均在近两年内获得过风险投资。今年1月,净雅餐饮就得到了来自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投资。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小肥羊、味千拉面等餐饮企业陆续上市。
“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看到中国餐饮业异常活跃的情况。”AlixPartners中国区董事ChristianPaul表示,由于现有本土连锁企业继续寻求扩张以及西连锁餐厅将进入中国市场,未来几年内很可能看到中国餐饮业异常活跃的情况,部分领先的国内连锁餐厅已经筹集资金准备扩张,餐饮业未来非常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并购。”
品牌化、工业化、一体化整合发展
根据全球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 鄄ners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餐饮公司数量虽然多达510万家,但整个行业比较分散。其中百强餐饮企业份额只占整个餐饮行业的6%,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接近一半。
该项研究包含了对行业的深入考察和一项对1030个消费者的调查,样本取自中国的13个主要城市,平均年龄介于20—25岁,旨在确立这一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去年百胜餐饮集团收购小肥羊20%股权这样的交易,这使得他们成为国内最大和最多样化的连锁餐厅,另外像英联投资(Actis)向呷哺呷哺投资5000万美元以及鼎辉(CDH)2008年底向俏江南投资4300万美元。”Paul表示,部分领先的国内连锁餐厅已经筹集资金准备扩张,餐饮业未来非常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并购。”
这样的结论在清科资本的研究中有体现,清科资本近期发表的研究报道指出,未来餐饮行业将沿着多品牌化、工业化以及餐饮与食品一体化的方向上整合式发展,并由此催生出若干巨型餐饮航母。而这些企业将是未来餐饮行业IPO的主角,亦是行业购并整合的主角。清科的报道同时指出,未来餐饮企业的旗舰应该是跨业态的餐饮平台。这种餐饮平台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餐饮需求。如果是现在的领先者是单一业态,未来也必然通过购并等方式向跨业态餐饮平台发展。
分享2万亿元餐饮蛋糕
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达 15404亿元,比 2007年增长24.7%,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根据历年数据分析,预计到2010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将达到2万亿元。
根据AlixPartners调查,西方餐厅同样有望分享中国的增长。目前,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大约 1%的市场份额,并且仅有美国快餐连锁,如肯德基、麦当劳和必胜客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AlixPartners中国区董事 ChristianPaul称,“对任何未来想在中国保持竞争力的餐厅来说,经营者必须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和始终如一的良好服务。与在美国相似,食品质量是中国消费者决定总体价值时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消费者对服务比美国消费者重视得多,后者更重视价格。在中国,其他的重要因素是价格、氛围和近便,并且口碑是最有力的广告形式。”而清科则关注更多的是卓越的职业化餐饮管理团队。清科资本分析师表示,中国餐饮的快速发展仅仅10余年的时间,在此土壤上积累的职业化餐饮管理团队可谓凤毛麟角。优秀的餐饮企业是个精细化管理的企业,对中高层人才要求具有很强的战略规划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执行力。
同时,清科资本还分析了多样化菜品研发能力和超群的品牌化运营能力同样是该行业发展的条件。(南方财富网股票频道)
第四篇:大数据时代:中国迎来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中国迎来新挑战
日期:[2012年11月26日] 版次:[SA26] 版名:[深圳读本 深评]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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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涂子沛,知名信息管理专家、专栏作家,先后为《南方都市报》、《IT经理世界》多个报刊网站撰写专栏,著有《大数据》。涂子沛先生在中美两国都有广泛的技术、管理从业经历。
赴美之前,曾在中国省、市、县几级政府的不同部门工作过,现担任K IT Solutions软件公司亚太事务主任、中国旅美科技协会董事、匹兹堡分会主席。涂子沛先生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信息技术科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关于大数据,我会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解读一下大数据现象;第二,谈谈大数据这个现象的意义;第三,讨论一下这个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五因素促成大数据形成
首先讲讲大数据现象。“数据”不是“数字”,对数字可以有很多解读,但是对数据来说,它就是一个有根据的数字,是对客观事件的记录,所以它不仅仅是数字。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数据”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因为人类发明计算机之后有一个外来词就是“database”,翻译成中文是“数据库”。人类的计算机最早只能处理数据和数字,后来计算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可以处理图像、文档、视频、音频。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文档还是视频、音频,都存放在数据库中,所以,后来大家就把它们统称为“数据”。
不仅是数据的内涵在扩大,数据的体积也在扩大。但是这个“大”的含义也是在不断演变的,最早提出“大数据”的时候,这个“大”意味着重要。到2000年,这个定义又开始慢慢转变,这时很多企业的数据业绩有“太”级别的数据了。2000年,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定义说“200太的数据是大数据”。我认为大数据不仅仅是从容量来看,容量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要从大含量、大价值方面来看。
“大数据”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有5个因素,包括摩尔定律、普适计算、数据挖掘、社交媒体、云计算,它们促成了“大数据”的形成。首先说摩尔数据。1965年时,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总结出一个规律。他说同一个面积的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在成倍增长,每一到两年就增长一倍。这意味着存储量越来越大,计算量、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同时价格在不断下降。从上世纪50年代人类开始有存储器之后到现在,它的价格下降了300万倍。
1988年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叫做“普适计算”,是马克·韦泽提出的。1988年,他说人类计算机浪潮应该有三组:第一组是主机阶段,很多人共用一个主机,这个主机非常大。然后,可以人手一机了,但是他说这不是终结,未来时代计算机变得非常微小,计算机会无处不在,甚至融入到日常环境中,你发现不到它在计算。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个人的手机已经很小了,其实它就是一台个人电脑。还有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我们现在谈的互联网就是普适计算的一部分,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就是它的一个子概念。它又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新问题,这时人类收集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不仅仅是保存数据了,我们还可以广泛收集数据,无处不计算。1989年时,一个新的东西成为热点,这就是“数据挖掘”。超市通过数据挖掘、购买记录,判断出顾客的需要,定向投放广告。数据挖掘有两种:一种是对过去进行挖掘,发现规律,把这种规律提炼出来;一种是对未来进行预测。数据挖掘解决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现在人类不仅收集、保存数据能力很强,分析数据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2004年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现象,社交媒体出现了。这时不仅是信息系统,每一个人都在贡献数据。原来的信息记录是一个严整的、有格式的,数据库也是这样的,这个长度是一致的。但是到微博时代就变成了非结构化的数据,每个人都在贡献数据。微博不仅在中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全世界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前两天在北师大和别人交流,他们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一个学生总结了一个现象,“信息只能传播信息,行动才能够引发行动”。其实公民社会就是一个可以产生集体行动的社会。
2006年,“云计算”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公用电话网解决不了私密通话的问题,后来有一个新技术叫做虚拟技术(VPN),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想与别人通话时,立刻运行这个软件,就可以架设一条虚拟专线。他们就把这种服务称为“云”。1997年时,就有教授把“云”和“计算”结合到一起。为什么?他们认为计算也会变成这样。不要你去买芯片、处理器,计算会成为一种服务,想要的时候就来。云计算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软件即服务,也就是用互联网上的软件,而不用自己装软件。第二种是平台即服务,用它的软件后,连操作系统都不要装了。第三种是设施即服务,不仅系统不需要了,自己的计算机也不需要了,只需要一个显示器就可以了。很多专业机构都认为“大数据”这个现象非常重要,是人类下一个创新竞争的前沿。2012年3月份,大数据甚至成为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国家行为,美国联邦政府把它上升到与当年的互联网和超级计算一样的高度。当年的互联网,美国政府投资5亿美元,现在对大数据的第一次投资也达到2亿多美元。
从“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
我认为大数据这个现象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意味着我们从“信息时代”迈向“知识时代”,最后再走向“智能时代”。
在信息时代,信息无所不在。信息时代再向前迈进就是知识时代,知识无所不在。知识是系统化的、有规律的、经过了分门别类整理的信息。进入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知识无所不在,而且是智能无所不在。计算机最后就是发展到智能,能自己算,自动识别很多东西。大数据时代出现之后,数据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创新的基础,成为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一个基本的要素和资产。我们看到数据也可能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数据最大的作用就是可增值性,通过整合可以发现新的知识。人类已经从软件时代进入了数据时代,正因为数据的重要,基于数据的创新和竞争成为企业、组织,甚至国家之间的一种竞争形式。
大数据还催生了很多管理创新。美国、英国三所大学合作,把240年庭审记录输入到电脑中去,进行分析,并且与其他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犯罪情况与社会的运行,经济情况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社会科学在以前是很难量化的东西。你来研究我,我就会有一种抗拒,行为就被扭曲了。而这个时代的数据那么多,你的个人行为已经在网上被广泛记录了。当这些记录被整合到一起时,人的行为就可以量化了。
怎么去理解大数据?这绝对不能从体积上去理解,而是说人类现在分析数据的能力得到增强了。即使是小的数据,也能从中发掘出大的价值。美国为什么会有一些创新?因为数据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挖掘。数据已经成了资产,成为一个创新的前沿,是一定要开放的,只有数据开放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中国需要法律规范数据发布
大数据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从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的迈进。最后来看一看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互联网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主要是互联网和手机产生的。本来我们应该是个数据大国,但是很可惜,中国的数据很少。为什么?我认为是我们收集数据的意识比较差。即使有这种数据,数量也是比较低的,公信力也是比较差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标签,就是你每发一条新的信息都要标签化,给这条信息来打标签。W eb3.0,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简单说,就是一个“打标签”的时代,它也叫做“羽翼网”,这时的搜索就会完全改变。“羽翼网”不仅仅是每个网站都有一个网址,每一个数据在网络上都有一个地址,你都可以找到那个数据。然后那个数据有很多标签对它进行定义,相同标签的数据可以自动联系起来。w eb2.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推时代”,是被动的时代。而未来时代是“拉时代”,主要权利在你,你想用什么数据在网上拉就行,而不是“推”。
中国数据质量低、公信力差,我们的传统也不重视数据,数据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一致性低,这也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要进行整合,这个系统和那个系统的数据要连接起来。这就牵涉到数据的定义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各种不同的信息系统加总起来?现在在设计新系统时就要考虑数据定义必须和其他系统是兼容的,是可以对接起来的。
美国有《数据质量法》,公民、公司、组织对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可以质疑的,可以提起审核、质疑,甚至最后可以打官司。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来规范数据的发布。
在根本上,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我们这个国家,按文化传统来说是轻逻辑、轻数字的传统,在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我们还是不能合理运用数据来进行管理。这就是“数据治国”。当然我们在用它的时候,不能说取代“依法治国”,这是两码事,不能把它极端化。因为数据代表了对客观世界的记录,数据的精神归根到底是一个尊重事实的精神,是一个理性的精神。你把角色建筑在数据之上,而不是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不是建筑在利益关系之上,而是建筑在事实之上。
还有一个挑战,这就是隐私权的挑战。我们认为隐私权是个人自由的一道屏障。大数据时代,如果有一种力量把所有的信息系统都加总,那你个人还有隐私吗?1974年时,美国就设立了《隐私法》,保护的主体就是数据。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权也集中体现个人控制、编辑、管理自己数据和信息的一种权利。关于隐私权的变迁,在信息社会,隐私权的重心就体现在你的个人数据上。
数据开放和公开不一样
最后谈一谈开放数据。数据的价值在于整合,谁在这个社会中有最多的数据?政府是其中一个,你的数据需要整合,首先就要与人口、地理、天气、经济的信息这些最根本的数据进行整合,所以这部分数据是应该开放的。而开放这部分数据实际上也是有法理根据的,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它收集了我们的数据,但不开放给我们使用,这在法理上肯定是不合理的。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概念,数据开放和数据公开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例如你到商店中买东西,很显然,所有商品的价格是公开的,但是这不叫开放,什么叫开放?例如沃尔玛,把所有商品的价格以电子数据库的形式放到网上,这时另外一个公司可以把它的数据完全下载下来,立刻就与自己的数据对接起来。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店把它所有销售商品的价格开放到网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就是开放的效果,而不是公开的效果。
不能仅仅从数据公开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开放,数据开放是能推进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型发展转型的,是有利于经济转型的,是可以推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发展的。数据开放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把数据库上的原始数据开放给公民,那么数据的公信力是否会提高?这可以让公民自己去计算。
数据开放的运动在海外绝对不仅仅是停留在政府层面,商业数据也在开放。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一个新的词叫做“数据权”。它首先在英国产生,而不是在美国。开放数据不仅仅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问题。涂子沛
(本文为嘉宾2012年11月18日演讲稿,有删节。)
第五篇:中国文化何以自信
中国文化何以自信
2015年11月29日08:1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如何认识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如何明确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式?本报今日刊发4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编者
历史底蕴深厚 现实基础扎实 文化自信源于“古”成于“今”
沈壮海
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待本民族文化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对于曾经绘就文明华彩篇章、致力于创造文化新辉煌的中华民族而言,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
文化自信既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
指向历史的文化自信,即珍视我们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发掘其中穿越时空的因素,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向现实的文化自信,即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突出成就,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确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文化的新辉煌。
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既要戒除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礼敬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戒除文化的“现实虚无主义”,礼赞并全力推进文化创新创造。而基于现实的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整体格局中更具核心意义。唯有这种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拓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和倡导,随着对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对中华文化发展曲折历程的理性思考,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自信逐渐增强。而如何树立和增强基于现实的文化自信,则成为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从总体上看,自信心的不断增强,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显著特点。我国经济的崛起、科技的进步、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等,正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增添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然而,提到当代中国文化,一些人似乎缺少底气,不那么自信。的确,与硬实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与历史上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曾达到的高度、产生的影响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在看到这种现实紧迫性的同时,还应看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深层交融,看到文化软实力对硬实力提升的推动效应。
文化作为精神成果,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这里的实践,不仅仅是指文化建设的实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等都包含着文化创造,是已有文化成果、文化条件发挥作用的具体实践。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进程,离不开看似无形却真切存在的文化力量支撑和推动;同时,这种发展进步也为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着精神能量。抽去文化的因素,无法全面讲清“中国奇迹”;离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整体进程,无法透彻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看到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读出应有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支撑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增强这种文化自信,不仅要细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还要细看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历史变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进程,看当代中国不断增强的、指向未来的文化创新创造能力。中华文化曾在世界文化史上尽得风流,但近代以来也曾在旧制度中根芽渐萎,在西潮冲击下花果飘零。扭转这一困局、实现中华文化浴火重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复兴,是中华文化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前进的历史性变革和新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成效,在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壮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以及文化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等方面,都有着鲜活而具体的体现。一系列人们津津乐道的数据,记述着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步伐,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和评说。但是,较之各种各样的数据而言,更有生命力、更富深远意义的,是国人文化意识的普遍觉醒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文化建设能力的历史性提升。这种意识、素质和能力,是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历史前行的这一基础和态势中,我们更有理由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拥有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李宗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它也是我们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文明的价值根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平等友好交往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价值理念。对这些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的概括和评价,人们自可见仁见智。但经过认真思考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认同习近平同志的见解: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当说,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这六个方面的核心价值相辅而行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政以德、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义以为上、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重要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直到今天,这些思想观念仍然具有治国安邦、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价值。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标识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彰显中华特色的价值追求,为中华民族挺起精神脊梁、善用外部条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顽强的奋斗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周易》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天地之大德曰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古代经典里的基本理念,是对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提炼。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自强不息精神往往通过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而彰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事例是中华民族志向高远、坚忍不拔的典范。正是在这种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激励下,中华民族在无数的艰难坎坷中始终奋力前行,并不断创造新的文化辉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息息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讲文化自信,应深刻地看到这一点,从而更好地找到文化自信的价值基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可谓绚丽多彩;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是潮流所向。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要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好自己的“主心骨”,挺起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在此基础上,还应借鉴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此,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作为思路,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所以倡导这种思路,是因为这种思路背后的历史文化支撑是古代经典《中庸》所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也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应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认清来龙去脉 明确路径方式 增强文化自信的着力点
刘建军
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关系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精神风貌,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那么,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们应怎样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
从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其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丰厚的、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我们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是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失去生命的历史文物,也不是只需原封不动地传下去的“传家宝”,而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矿。当前,它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里。我们不仅要从中汲取文化滋养,而且要努力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这份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肌体的重要内容。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为其增添新的内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从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不仅增强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使世界上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增添了信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体现,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道路,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经过长期探索,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我们形成并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全国兴起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自觉遵循和行动。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价值观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努力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比翼齐飞中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大体上可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党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制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方针,作出全面部署,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公共文化建设全面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效能不断提高;文化和科技进一步融合,新型文化业态得到发展,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治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健全,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文化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文化走出去战略取得实质性成效;等等。所有这些都壮大了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了我国文化竞争力,为我们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2015年11月29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