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

第一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3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历史的颠簸前行中，一些东西已经沉淀下来并初步定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也开始越来越清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面做一个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简洁的概念，但它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从总体上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若干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把握，比如它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个理想目标，还是通向这个目标的发展道路和实践进程，当然也是一种制度的设计，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统一，就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是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过程、应有与现有以及活动与制度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理论，其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现形态。在这些理论中贯彻始终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目标，即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能成为共同理想，就是因为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且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和路线。它不仅向我们描绘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想蓝图，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具体地说，这就是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套制度设计，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之所在。在经济制度方面，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实践进程。它的理论和制度都是这个进程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实践进程具有探索性和开放性。这一进程还处在进行之中，要从动态中而不是静态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人民新的探索中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形态或模式。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不同的理解甚至疑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实现，但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就是说，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直接呈现，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它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也适应于中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原则属于本质和规律的层面，它是经典作家透过社会历史现象把握住的历史规律及其在思维中的呈现。它并不能以纯粹的形态或理性的形态直接呈现为实践进程，而是必须经过转换，经过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变换过程，才能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而体现出来。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在中国也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经过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经过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及其若干中间环节。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关论述的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或原则是在他们的著作和论述中得到阐述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论断，都属于基本原理的层次。事实上，他们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思维王国中，而是密切关注和联系现实的。因而他们有时候也在更具体一些的层面上也有过许多论断和意见。这些论断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家的情况而提出的，是属于策略和操作层面的。这样一些论述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来，而应从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创造性地提出适应中国情况的政策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遗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曾照搬过苏联模式，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尽管当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思想，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后来，中国改革启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留的苏联模式影响进行了大胆的深刻的改革。现在中国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已远非苏联时期所能比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的探索，都已形成了鲜明的新特色。简单地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或用某种别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对它进行比附或说明，都会显示出解释力的不足。可以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崭新特征，是以往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更没有成功地实践过的。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它，必须对它进行认真的观察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基本特点。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有责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概括，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经常会问：这里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从严格的概念上讲，二者不是完全等同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特色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除了包括中国特色外，还包括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但是，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离不开中国特色，而且主要就是中国特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不要搞得太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不是多余，不是点缀，而是突出的标志。中国特色不是一般性地谈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带有的中国特色，而是有意识地突出强调的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说法，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特色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侧面。

1．在思想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同志最早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在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成果，都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里，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这是一回事。而用传统文化来改造和改变马克思主义，又是另一回事。无疑，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会借用或利用传统文化中某些资源，但是这并不等于是把传统文化提高到指导思想(或之一)的地位。

2．在理想目标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并提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现实，又是一种理想。它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待在现实中进一步实现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设计的理想目标中，包括有实实在在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内容。在党中央有关文件中的表述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内。尽管严格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但它又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紧密相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必须有其历史主体，而承担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历经

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之后有着走向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和信念。而正是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为这一复兴指明了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中，小康社会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理想目标，它指的是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的目标。小康社会的提法来自中国传统，邓小平把它拿来赋予其科学含义，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一种体现。

3．在发展道路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能把我们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以及与一些亚洲后发国家相比，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首先是认清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并由此出发，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都是非常适合中国现实情况和发展要求的，并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4．在制度设计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它的制度建设方面。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探索在中国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特别是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不断完善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探索和积淀，我们已经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在政治制度方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就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化制度方面，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制度设计，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

5．在实践探索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它将随着中国的发展而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并将形成新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进程，就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特色所在。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更高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将形成和体现出更新更多的中国特色。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在完

成“三步走”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并不随之终结，而是继续向前延伸，并越走越宽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实质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的特色是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特色。我们可以突出强调它的中国特色，但这一特色并不掩盖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发展自身的社会主义，但它不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面临着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任务，面临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因而必须有限度地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这里要搞明白，我们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我们也搞市场经济，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我们的经济过程和社会生活中有一些资本主义现象或资本主义影响存在，但从我们的国体，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都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些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些政策方面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有一些表面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讲，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体现，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并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寻求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联系，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的改良逐步得以实现。这与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都是根本不同的。他们从本质上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而且和我们在一些深层上有很多不能弥合的分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它不是涂有社会主义油彩的民族主义。亚非拉地区有许多带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流派，它们是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民族经济过程中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指导思想十分庞杂，混合了民族意识、宗教教义，政策做法也五花八门，有很多理论与实践是根本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民族社会主义只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此根本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带有中国个性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离不开社会主义原则，勿宁说，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底色上的民族化色彩。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一个工具，它还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和目标。我们中国人都渴望和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明确的含义，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社会主义前景，孤立地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狭隘的。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道路也是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与共产主义理想无关的民族复兴的期望而已，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的一个中间站，它的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第二篇：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初稿)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我国在政治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如今,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得三大引擎.若将目光观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11.35亿元上升至206亿美元,实现了从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的跨越,但是对外贸易的收支差额仍然表现出周期性的态势,且贸易对象单一的问题也使得我们不能全方位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性,原创性产业.那么改革开放后呢,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呢? 数据表明,在1978-199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281.4亿美元上升到了1154.4亿美元;在1990-2000年间,由1154.4亿美元上升至4742.9亿美元;2000-2010年间,从4742.9亿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亿美元.如果从1978-2007年计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增长了104倍,即从206亿增长到2173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附图一).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4%和9.1%.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单看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给人误导—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但是对全球的贸易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的确如此,但是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0.2%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进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首位;进口占全球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仍够能以稳定的态势发展,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当我们细化的观察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以调动对外贸易部门经营积极性为目标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增加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广开贸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

二、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向结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

四、探索促进工贸结合的途径；

五、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间,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并打开了两省的贸易通道,更是由点及面的在全国逐渐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附图二)。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初步建交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体系。

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效地运用关税政策。一方面为避免因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进口激增、贸易赤字和通货债务，一方面也为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关税收入.而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交易权利的严重限制。国有外贸公司控制着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通。贸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规定区域从事规定产品的贸易，有时还会被政府限制贸易伙伴的类别。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较大的外贸公司拥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垄断贸易权.此时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建立在一道无形的“安全门”中的贸易.2.启动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兑换 1.5 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明显对出口不利。此后整个 80 年代，随着经 济发展与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开放，人民币不断贬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兑换 3.5 元人民 币，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人民币贬值约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存

在着两个汇率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固定汇率体系，一个是市场决定汇率的外汇互换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口商与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汇供给或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决定的汇率进行交易，这就是“汇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这也为中国在1997-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打下基础.此后,人民币曾于1994年一度贬值至8.6元,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至1:6.12.3.下放外贸经营权和进口定价

1978 年后，“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国家主要的大政方针。相应地，国家放宽外贸公司数目。同意各级工业部门设立外贸公司，原国有垄断外贸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变为独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国有约 5000 家国有外贸企业，约 10000 家制造企业有直接出口权利。

政府也逐渐放开进口价格管制。进口商渐渐能够决定进口价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价格加进口商的佣金进行定价。

总的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贸体系是由完全的计划贸易体系转变为以高关税、多非关税壁垒的典型的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体系。

自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向东亚“四小龙”学习，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摆脱原来中央对贸易的垄断。到了 1987 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独立的贸易体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的贸易体系。而且前者已经超过后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 第二阶段:1988-2001--以建立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自负盈亏为中心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国家垄断外贸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将外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来改善外贸部门的经营状况，包括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两个阶段。而中国在1986年正式申请重新加入 GATT，即所谓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中的缔约国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才成为 WTO 的第 143 个成员，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也从“复关”变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史和世界谈判史上艰难的一次较量。在漫长的谈判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989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动荡大大加大了中国加入世贸的难度。在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即复关/入世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时，中国大大深化在外贸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中国还取消了近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四是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五是加强外贸政策的法制建设;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给入世扫清障碍，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连续 9 次降低关税。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稳步增长，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的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它所面临的反倾销也越来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国首次被欧共体控告倾销后，中国受到越 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大的国家之一。从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个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反倾销诉讼，累计案件达 480 余起。针对中国的反倾 销案件占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发起的 103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6 件是针对中国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远远超出中国在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项反倾销制裁中，有 22 项针对中国产品，中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多的国家。反倾销案例的增加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入世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总之，15年的谈判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 历程；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第三阶段:2001-2008

--以 WTO 规则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 一个以 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WTO的基本规则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入世之后，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其次，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许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转变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研究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并向全社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分配外贸资源。

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主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两个方面。这些承诺具体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等法律档中。降低贸易壁垒是指：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关税的大幅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渐取消，为外国商品和投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到 2008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 14.7%降低到 11.3%，农产品的平均税率相应地由 21.3%降 低到 15.1%。与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关税率相比，中国关税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6%的平均关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取消许多非关税壁垒，主要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入世后，民航、医疗器械和 IT产品的所有进口配额立即被取消，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配 额也将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国已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晴纶、涤纶、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轮胎等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开放服务市场是指：入世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开放幅度大的领域。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采取渐进式的开放，由管制较严的“试点”或部分禁入，到可预见的逐步准入，到完全开放。(附图三) 第四阶段:2008-现在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争夺战

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由美国房屋价格大跌,贷款和其他与房屋相关资产价值的损失引起的金融风暴,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出口11月开始负增长。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进口下降11.2%；尽管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开始出现同比下降，但月度贸易顺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续下滑，月度贸易顺差开始减少，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开始呈现，我国出口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附图四,五,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政策,而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WTO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其中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别保障措施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09年9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会以后，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已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的重点目标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为俄罗斯（13项）、印度尼西亚（9项）、印度（8项）、德国（8项）和西班牙（7项）、美国（6项）、法国（6项）。

但是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31.8％、29.2％和30.2％。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附图七)201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外贸全球份额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扩进口政策力度加大，顺差处于合理区间,加工贸易增速回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活力增强的特点.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进出口分别增长为10.2%、11.2%和31.8%。对美国进出口增长8.5%，其中出口增长8.4%，美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盟、日本进出口额分别下降3.7%和3.9%。(附图八,九)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稳定外贸增长政策措施成效继续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突出特点是：

（一）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97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088.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8.4%。

（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两旺。在出口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33.3亿美元，增长28.4%，高出总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进口1364.8亿美元，增长27.0%，高出总体进口增速18.6个百分点。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民营进出口企业抓住国际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进出口3613.9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总体进出口比重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1%，占总体出口的比重达41.5%。国有企业进出口1752.5亿美元，下降4.9%。外资企业进出口4380.3亿美元，增长0.7%。

（五）中西部地区出口强劲增长。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向型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42.8%，高出总体出口增速24.4个百分点.（四）对新兴市场出口明显快于传统市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中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出口分别增长28%、19.6%和35.5%，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长3.3个百分点。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零售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6.8%。随着欧元区金融稳定性增强、经济衰退程度放缓，中国对欧盟出口恢复性增长1.1%。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3.6%。对美欧日出口合计占整体出口比重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74.2%。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会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发展.综观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在国际上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下,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觑的,入世是一个坎儿,如今的金融危机是机遇也是一个坎儿,只有在风险中稳定的求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机遇.

第三篇：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第四篇：厦门市改革开放历程

厦门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巨变与经验启示

来源：厦门日报

2008年10月07日08:50 我来说两句(null)

【开篇按语】

30年风雨兼程，30年高歌猛进。30年，于厦门600多年的城市年轮，不过是窄窄的一圈，但这段岁月，烙印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8个前所未有的字眼，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三十而立。30年来，厦门锐意进取、不断探索，形成了“四个建设”协调发展的厦门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科学发展之路，谱写了一篇波澜壮阔、回肠荡气的史诗。

三十而思。在这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眸改革的脚印，聆听开放的潮音，梳理发展的脉络，总结成功的经验，升华实践的体认，形成了“厦门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理论文章”。

三十求进。纪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理论，是指引前行的熊熊火炬。本报从今日起陆续刊发14篇理论文章，希望通过这组系列理论文章的宣传，营造全市理论学习、理论思考的氛围，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进一步形成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宏大气势、强劲态势和良好趋势。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引中国人民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吹响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并为经济特区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厦门经济特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孕育诞生的，30年来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走出了一条符合厦门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回首厦门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其中有许多经验应当继续坚持，有许多启示可以昭示未来。

一、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改革要找一个试验区，开放要找一个窗口，现代化建设要找一个突破口，才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子。经济特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关于设置经济特区的方案，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厦门经济特区。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出口加工区正式破土动工建设。如今，厦门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27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厦门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与重视。

1984年2月7日－9日，邓小平同志亲临厦门经济特区视察，并亲笔题写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光辉题词。邓小平同志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在他的直接推动

下，厦门经济特区从湖里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这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包括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中国经济特区事业的总设计师。

1991年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出席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厦门经济特区是海峡两岸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来。1994年6月22日－24日，江泽民再次莅临我市视察，对厦门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强调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希望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特别指出“厦门优势、特色应该体现在与台湾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上，这个作用别的特区不能代替，这个作用随着历史前进会越来越显示出来”。这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06年1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亲临厦门经济特区视察，在海沧台商投资区会见台商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凡是对促进两岸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写进了党的十七

大报告，成为我们党指导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厦门在全国对台工作大局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

福建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对厦门的工作始终寄予殷切期望，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要求。1995年召开的省第六次党代会把厦门经济特区定位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2001年省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厦门经济特区的龙头作用”，2007年省第八次党代会再次明确提出“要继续发挥厦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龙头和示范作用”，要求厦门在全省发展大格局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努力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厦门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试验田”，其发展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关，其发展成就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至1984年初。厦门和其他经济特区一道，承担着改革开放先行者的历史重任。但当时计划经济的观念和体制的影响还相当深，要抛弃这些旧观念、旧体制，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很多人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还很不一致。办特区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路怎么走、钱从哪里来？大家心里都没底。面对这种状况，市委、市政府和特区管委会首

先从解放思想入手，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学习讨论，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有效统一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试办经济特区的认识，明确我国的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与过去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从而澄清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思想顾虑，增强了试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的特区家底很薄，几乎是白手起家。1980年，厦门的生产总值仅6.40亿元、财政总收入仅1.83亿元、外贸进出口额仅1.41亿美元，基础设施条件很差，电灯不明，道路不平，电话不灵，自来水供应要排队，没有一个万吨级泊位。建特区是先盖大楼，还是先搞基础设施？各种看法都有。市委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把完善基础设施作为办好经济特区的前提条件来抓。一是组织编制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城市性质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海港风景城市，确定了市区围绕厦门港组成一环六片的组团式布局。二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改革，冲破“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多渠道筹措资金，进行全市性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特区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厦门在全国率先由地方利用科威特政府贷款2100万美元修建高崎国际机场，开创了举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先例；利用银行贷款迅速启动湖里出口加工区第一期的开发建设，着力推进“五通一平”和建设一批通用厂房；还先后利用世界银行和日本协力基金会等提供的贷款，建设东渡码头二期，建设万门程控电

话，建设装机容量7.5万千瓦的燃气电厂和跨海进岛的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高殿水厂一期工程和穿越厦鼓海底的输水管道等。同时，着手引进港资、侨资、外资，创办三资企业，至1983年底，共引进三资企业项目22个，实际利用外资794万美元，特区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基础设施先行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在特区动工建设的当天，厦门创办了“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鹭江职业大学，并根据城市发展定位成立电子学校和旅游学校，在市委党校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合办外经干部培训班，在厦门大学举办外语和国际会计培训班等，为特区初期培育了一批有知识的专业工人和管理人才。当时6万多成年人走读夜校，成为特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同时，为一批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认真落实侨房政策，迅速清退侨房落实产权，这些举措有力调动了干部积极性，赢得了海外华侨华人的信任，初步树立了厦门对外开放的新形象。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至1991年底。邓小平关于“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给厦门发展以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政策：1984年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并赋予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198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 的批复》，明确要求把厦门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1988年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厦门把肩负的光荣使命和特区自身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率先进行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率先逐步建立健全特区金融体系，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总部设在厦门的中外合资的国际银行；在全国率先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撤销八大工业局，让企业享有发展自主权；率先探索实施财税体制的改革，实行国有企业税利分流改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对450家国有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制改造，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了企业实力和发展活力；率先取消各类票证，改革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和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率先建立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初步培育形成了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率先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初步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特区外贸体系；率先取消了粮食统一征购任务，放开粮价和农副产品价格，粮油统派购改为向农民随行就市收购，把农业推向市场，也提高了农民收入。厦门勇于先行先试的改革实践，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积极探索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招商引资取得重大突破，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经济特区的窗口和示范作用。1989年，国务

院批准设立海沧、杏林为台商投资区，1992年又批准设立集美台商投资区，享受经济特区现行政策待遇；同安县列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使厦门初步形成了在全国仅有的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的经济开放格局。厦门灵活运用特区政策，先后设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和免税商场，试办外汇调剂市场，增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坚持引进外资与国家需要和特区发展紧密结合，注重发挥侨台优势，确立“以台引台、以侨引台、以港引台”的策略，重点引进生产型、技术先进型、出口创汇型“三资”企业，形成了以台为主、侨台并举、侨台联动的招商引资新局面。1984年厦门出现第一次外商投资热潮，1989年成为台商投资热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央的支持下推进“901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虽最终没有建成，但它启动了海沧的开发建设，提升了厦门的对外影响力，推动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热潮，引进了翔鹭化纤、正新橡胶等一批大型台资企业。到1991年底，全市累计签批外资项目1138项，合同外资总额24.9亿美元，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3.2%，外向型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坚持以规划为龙头，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科学确立城市发展战略，在全国率先开展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第一个聘请外国专家编制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成为此后20多年厦门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蓝本。克服建设资金短缺困难，大胆采取“举债搞建设”、鼓

励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有偿使用、以地养城等创新举措，大规模开展交通、通讯、能源和工业区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利用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建成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大桥，走出“筑巢引凤”——“引凤筑巢”——“共同筑巢引凤”的基础设施建设新路子。城市建设由思明厦港、湖里工业区、筼筜新区、东区、火炬高科技园区到航空城，并由岛内向集美、杏林、海沧呈扇面拓展，城市建成区扩大到42.5平方公里，为加快特区建设构造了良好投资环境。

经过特区初创10年的艰苦创业，厦门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特区，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综合实力名列全国50强第10位，进入全国城市投资环境40优行列。特区建设的丰硕成果，逐步消除了人们在特区建设初期的各种疑虑，“发展是硬道理”被深深镌刻在特区人心中。特区广大干部群众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树立和发扬了“开明、守信、开拓、竞争、奉献”的特区精神。

第三阶段从1991年底江泽民同志出席厦门经济特区建设1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至2006年初。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厦门经济特区要充分利用作为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作用，积极推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有力推动了厦门新一轮的

改革开放事业。1994年2月，中央确定厦门为副省级城市，为厦门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体制优势。在这一阶段，厦门积极应对和有效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台海危机、“远华”特大走私案、“非典”疫情、强台风特大自然灾害等困难和挑战，在遭遇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前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坚持以工业为主，以生产型、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企业为主的发展导向，引进了柯达、戴尔、太古飞机维修、林德叉车、TDK、ABB等一大批大中型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为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了稳定和支撑的积极作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转变，培育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工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旅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成效，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日益提高，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分别达到1006亿元、2099亿元和209亿元，比1991年分别增长9.5倍、17倍和21倍，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按照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思路，全面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建立。财税、金融、价格、流通体制等改革不断深化，实现了财税、外贸、外汇、投资等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形成了比较配套的要素市场。先后实施了两次机构改革，完成区级行政区划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序展开，行政审批大大提速，转变政府职能步伐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建立健全了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工作居全国领先水平。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和公用事业改革全面推进，教育卫生资源整合取得重大进展。

抓住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精神、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特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出口加工区建设，逐步成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惟一以促进双向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活动，为内地的招商引资发挥了巨大的平台作用，成为国家级的国际交流交往重要窗口。全市吸引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厦门港口一体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厦漳泉龙城市联盟建设加快推进，闽西

南五市和闽粤赣十三市区域协作不断深化，山海协作、对口帮扶与支援、参与西部大开发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性重大文化体育赛事活动，进一步拓展与海外的联谊联络工作，厦门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新城(新城博客,新城新闻,新城说吧)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建成一批能源、交通、通讯、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海港、空港、信息港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形成现代化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先进的信息通讯网和水电设施配套的投资环境，城市生产生活环境更加完善。城市建设加快向岛外拓展，初步形成了以厦门岛为中心，“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城市格局。

坚决贯彻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政策，认真践行特区的历史使命，努力办好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积极拓展对台经贸交流与合作。厦门与高雄集装箱试点直航、厦金客运直航、厦门航点两岸包机直航成效显著，顺利开办五年期台胞证办证中心和赴金门旅游业务，成为台湾同胞进出祖国大陆的“黄金通道”，成为推进两岸“三通”的前沿平台和重要基地。成功举办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海峡两岸旅游博览会等重大涉台活动，开办厦门卫视、闽南之声广播，全面开展与台湾之间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厦门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前沿平台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

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赋予的立法权，制定实施一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加快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普法、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不断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普法宣传教育全面展开，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社会保持安定和谐有序，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先后取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全国文明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一系列殊荣。

第四阶段是2006年初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厦门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的现阶段。全市上下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作用，深入实施“十一五”规划，又好又快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努力在思想认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城市建设、对台工作等方面实现新跨越。

认真总结厦门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验，坚决破除那些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贯彻省委关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对厦门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要求，主动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大局，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法举措，持续提升又好又快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宏大气势、强劲态势和良好趋势，努力在海峡西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示范榜样和先行先试作用，努力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现代工业为重点，通过工业的快速发展，壮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发展。大力推进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软件园二期、环东海域等工业集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致力打造海峡西岸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友达光电、通士达照明、宸鸿电子、富士康光电等一批高新项目落地投产，光电、软件、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壮大，五缘湾、观音山、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以及环东海域东海科技园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快速推进，海沧保税港区以及东渡现代物流区等加快建设，金融、会展、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优化升级中形成良

性互动，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实现相协调，经济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增强。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厦门建设。紧紧围绕“四个加强”、“四个破解”这一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相继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开创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平安厦门”建设、市政设施建设和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努力破解住房难、就医难、就学难、交通难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率先建立城乡一体的全民医保体系，率先实现“双高普九”和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居民子女免收学杂费，以及减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收费，各项民生保障工作水平有新的提高。深入开展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城市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创造性地实施“金包银”工程和“移民造福”工程，积极推进符合厦门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收入明显增加。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进步。

继续推进现代化港口风景旅游城市和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建设，科学谋划并大力推进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和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主要有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建设和观音山、五缘湾、湖边水库、杏林湾、厦门火车站（新站）等重大片区开发建设项目，福厦铁路、厦深铁路、龙厦铁路和翔安海底隧道、杏林大桥、集

美大桥、快速公交（BRT）、环岛干道、海翔大道等重大交通项目，以及港口航道、海沧港区、嵩屿港区和机场三期建设等口岸设施项目，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增强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在推进这些重大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工作的策略方法，创造性地运用“积极平衡、紧张平衡、就地平衡、综合平衡”的原则和方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力地促进各项建设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实现了投入与产出相协调，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

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1月14日在视察海沧台商投资区时提出的“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中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五缘”优势，大力拓展“六求”作为，积极构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平台。进一步办好三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积极承接台湾产业转移，建成厦门国际邮轮中心暨厦金客运码头和五通对台海空联运码头，扎实做好厦金直航、厦门航点包机直航工作。办好厦门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拓展赴金门、澎湖及台湾本岛旅游业务，积极推进两岸交流交往，每月都举办涉台重大活动，对台交流合作精彩纷呈，厦门在发展两岸关系中的桥梁纽带和前沿平台作用更加凸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厦门经济特区今天的辉煌。

二、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巨变与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特区建设27年来，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全市生产总值从1981年的7.41亿元跃升到2007年的1387.8亿元，年均递增1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实现GDP超过5.7万元；工业总产值从1981年的10.65亿元跃升到2007年的2837.1亿元，年均递增24%；财政总收入从1981年的1.95亿元跃升到2007年的348.4亿元，年均递增21.3%；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482元提高到2007年的21503元，年均递增15.7%；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981年的264元提高到2007年的7637元，年均递增13.8%。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81年的不足20平方公里拓展至2007年的180平方公里，城市化率从1981年的35.5%提高到2007年的68.3%。厦门以占全省6.5%的常住人口和1.3%的土地，创造出占全省15.3%的生产总值、27.1%的财政收入和53.4%的外贸出口总额，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持续推动经济发展从更快更好向又好又快提升，经济长期平均增长率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走出了一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协调。与1978年相比，2007年厦门生产总值增长了286.5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79.3倍，财政总收入增长了224.8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从1981年的26.5:51.6:21.9调整为2007年的1.3：53.1：45.6，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的年产值约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2.3%，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6.6%，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全市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5%，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创造生产总值8756万元，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约0.634吨标准煤，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始终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发展现代工业为重点，通过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壮大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从而不断实现一、二、三产业在新阶段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持续推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投入少，特区经济底子薄、总量小，如果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做大做强经济特区。厦门经济特区通过发挥政策优势、基础设施先行、发展工业为主、外引内联并举、实施项目带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区级经济和民营经济、壮大中心城市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有

力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高速度、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迅速壮大了经济总量，扩充了经济规模，提升了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积蓄了强大的发展后劲。在特区二次创业阶段，市委、市政府在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坚定实施“以港立市”、“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等战略，切实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上来。进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市委、市政府以宽广的眼光、战略的思维和大局的意识来谋划科学发展的新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大力气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致力促进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了经济发展由“更快更好”向“又好又快”提升，保证了厦门始终沿着又好又快的轨道健康发展。

始终坚持走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以工业为主，旅游、商业、房地产等各业协调发展之路。在特区建设之初就明确提出了“以工业为基础、港口为中心、外贸为先导”的工作方针，大力引进“生产型、出口创汇型、技术先进型”工业项目，培植了一批技术含量高、关联性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企业和拳头产品，形成了一批支柱产业，迅速形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坚持抓好工

业区建设，引导项目向工业区集聚，先后兴办了湖里工业区和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火炬高科技园区等一批工业园区。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做出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以发展现代工业为重点，突出抓好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软件园二期、环东海域工业集中区等几大工业集中区建设，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并通过大规模的标准厂房建设，发挥其启动器和吸附器作用，带动招商引资和工业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壮大电子、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和光电、软件、生物与新医药等新兴产业，不断提升工业经济的规模和效益，工业支撑作用和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建设海峡西岸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步伐正在加快。

始终注重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厦门的产业发展经历了从特区起步时期的轻工食品、“三来一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子产业，再到近年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步步高”，厦门的招商引资也相应地走过了从一开始的“来者不拒”，到产业链招商，再到针对性招商的“三部曲”。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制定了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加强政策引导和规划指导，不断完善工业行业、产品、增长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规划。同时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发展技术先进型、出口创汇型企业，推动特区产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产业导向上，坚持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贸、房地产、金融等，促进各业综合发展，促使全市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行引进嫁接与易地改造相结合，使一批有潜在优势的传统工业企业通过设备引进、技术更新、管理升级或者异地搬迁，盘活土地资产，加快技改步伐，从而重获发展生机。以“壮士断腕”的气概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逐步完成把工业企业从岛内迁往岛外的艰巨任务。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顺应国际市场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高起点推进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调整，致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筑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优势企业、品牌企业为龙头，加快产业技术的改造和提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实现整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产业领先优势。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如柯达、厦华、金龙汽车等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调整了方向，一批新型龙头带动企业如友达光电、富士康光电、通士达照明、宸鸿电子成为厦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头羊”。充分发挥各区优势，通过建设各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工业集中区，调整引导区域产业布局，在岛内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在岛外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时，大力推进岛内外商务营运中心建设，通过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和加快物流、金融、商务会展、信息服务、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商贸、餐饮、休闲、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并把工业集中区建设与农村城市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动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按照“两头在外、中间在厦”，即种苗业和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及销售中心在厦门，种植、养殖在

市域外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目前，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功能布局明显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转变发展方式取得显著成效。

始终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区建设之初，厦门就明确地提出不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的一时发展，十分注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相协调，通过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单位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等举措，走出了一条具有厦门特色的内涵型、效益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路子。进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统筹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运用规划、投入、项目、政策等手段，做到规划先行、投入支撑、项目带动、政策支持，有效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工业集中区建设与农村城镇化相互促进，“四个加强”即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强“平安厦门”建设，加强市政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四个方面工作深入推进，“四个破解”即破解“住房难”、“就医难”、“就学难”、“交通难”等四个难题取得明显成效，一大批科教文卫项目相继落成，生态文明建设全国领先，厦门正沿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阔步前进。

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不动摇；始终坚持走以发展现代工业为重点的路子，促进三次产业在新的阶段协调发展，带动社会事业、城市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同步协调发展；始终坚持优化产业结构布局，高起点推进产业聚集，增强科技含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保持产业领先优势；始终坚持好字当头，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加快科学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现代工业为重点，同步配套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提升第一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发展这条正确的思路不动摇，继续下大力气完善工业集中区的配套建设，下大力气推进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下大力气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不断创新发展观念，丰富发展内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持续提升又好又快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水平。

2.着力发挥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作用，率先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始终坚持先行先试，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断取得改革新突破，闯出了一条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适度超前、综合配套的改革之路，率先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改革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现代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法规进一步健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规则日益

完善。国有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主体已融入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环境，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创新精神深入人心，思路创新、方法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厦门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勇于突破常规、打破框框，率先在众多方面、众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在全国第一个利用外资修建机场，组建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在全国率先取消专业化行政管理机构，率先开放市场、取消计划供应，率先开辟了生产资料市场、产权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科技市场，率先进行政企分开和企业利改税试点工作，率先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房产两证合一，实行土地有偿转让和政府采购、医药采购等公开招投标制度；率先在用人上实行公示制、票决制、竞争上岗、试用期制等等。这些具有超前性的先行先试，在我国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进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环境，抢抓机遇，谋定后动，以思路创新为先导，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主动作为、善于作为、体现作为，以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推动新的更大发展，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大发展，以大发展推动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新一轮特区创业的新征程，开创了特区思想解放的新境界。

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推进各项改革事业。注重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建立起开放、竞争的商品流通体系和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代业主招投标、建设工程经评审最低价中标、财政性投资建设工程“代建制”，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理顺市区两级关系，推行“收支两条线”、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先后进行了4次政府机构改革和两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区创办之初，率先探索国有企业重组、实行股份制改革等。为了让企业有发展自主权，把企业推向市场，1988年厦门率先撤消八个工业局，率先实行国有企业税利分流改革，对66家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统一实行15%的所得税率，为各类企业创造了税负上的平等竞争环境，并对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促进了国有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率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完成350家国有企业改制，组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首创由“国资局、投资公司和企业”三个层次组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成立新的国资监管机构，整合重组10家市直管国有企业集团和13家委托管理的国有企业集团，使国有控股企业不断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集中，有效促进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能力。市人大和市政府分别组织制定了8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120多件规章，规范政府社会管理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大力实施“阳光工程”，推行经营性商业用地和部分公共行政资源“招拍挂”制度。推进厦门港口一体化改革，做大做强厦门港。深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和公用事业改革。创新工业集中区、商务营运中心等重大项目开发建设管理体制，创新和完善市、区联动开发建设机制，推进市、区两级财权事权配套改革等等，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原则，一方面抢抓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一方面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促进社会稳定。在全国率先推出住房公积金制度，设立社会保险统筹和个人专户并实行管办分离，推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率先推行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含农村）、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等，率先取消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证和子女寄读费，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把农民工子女纳入本市未成年人医保范围；率先在国企改革中实行少破产、多兼并，少关闭、多嫁接改造的指导方针，做到既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又努力把职工眼前利益损失及改革所带来的困难降到最低限度。在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坚持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承诺过度、过早。坚持从事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大力实施“四个加强、四个破解”，推行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制度，调整医疗资源布局，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城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资源；更加重视解决困难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产生活。

坚持不断创新推进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始终把贯彻落实上级精神与厦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区初创阶段，为克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与资金不足的矛盾，采取了“筑巢引凤”、“引凤筑巢”等方法和“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策略，率先利用国外政府贷款“借船过河”建设机场，发行债券筹资建设中国第一座跨海大桥，促进了厦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九十年代初，厦门再一次先行先试，率先尝试“以地养地、以地养城”，通过土地有偿使用筹资改造老城区，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进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策略和方法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举措，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运用科学的策略方法推进工作。为了扎实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和各项事业发展，坚持先谋后动、谋事力成，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为了克服用地矛盾，优化岛内产业布局，创造性地实施了“飞地工业”和“飞地营运中心”模式；为了克服大规模开发建设带来的资金投入困难，创造性地实行“四大平衡”的原则和机制；为了有效

解决工业集中区建设中遇到的征地拆迁困难和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产生活出路问题，创造性地实施“金包银”工程；为了实现以高效率求高速度，对重大项目建设采取“指挥部”管理模式，创新建设管理集中审批制度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法，做到“超常不违规、创新不走样”；为了应对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建立了快速灵活的国内外重要产品价格波动的预警反应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等等。这一系列在实践中孕育出来的鲜活经验和有效方法，确保厦门在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坚持千方百计持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注重凝聚全党共识，发动全民参与，切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各项改革取得最广泛的群众理解和支持。在全国率先制订了《立法条例》，把法规草案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的做法规范化、制度化，大到城市规划设计，小到公交收费调整，广泛征求意见，问计于民。在全国率先实行听证会制度，选拔任用干部民主考核、推荐、公示制度，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行风评议制度等，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率先实行市民旁听市政府常务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开通市长热线和专线电子信箱，建立领导信访日以及信访责任制等制度，畅通市情民意反馈渠道；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视察重点工程，广泛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注重在体制机制上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遮风

挡雨”，营造干事创业和风正气顺、人和业兴的良好环境，持久地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发扬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创新，紧密联系厦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有效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始终坚持不断创新推进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才能为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持久地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局面。实践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当前已进入改革攻坚期和发展关键期，各种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我们一定要主动应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中出现的新的复杂因素，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深化各项改革，锲而不舍地把各项改革事业推向前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

3.全方位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始终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通过大胆地引进来、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厦门已经成为境外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全市历年累计批准直接利用外商投资项目7928个，合同利用外资287.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目前已达78.7%。厦门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与世界上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外贸进出口累计总额2374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厦门已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有12个国外城市与厦门结为“友好城市”，每年在厦门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已成为影响重大的国际经贸盛会，国际马拉松、世界合唱比赛等国际性文体赛事为厦门搭建了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厦门国际交往的领域不断拓宽，层次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对内开放合作成效也十分显著，与31个国内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区域经济合作、城市联盟建设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

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世界、走向世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知识、先进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清醒认识经济特区的定位和使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有所吸收有所批判，紧紧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为全国对外开放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经受住对外开放大潮的洗礼和考验。

积极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特区建设伊始，着重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制定特殊优惠政策、落实华侨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培养和引进人才等方面改善投资环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商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并形成良性发展后，着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完善地方法规，有效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营造了“亲商、重商、安商”的良好氛围，为外商投资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随着上世纪末全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发展，特区政策优势逐步淡化，国内外竞争态势日益激烈，厦门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创新，把保持特区优势的立足点和重点放在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社会管理、提高市民素质，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等方面，增创特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优势和社会全面进步优势。特别是加入WTO后，厦门主动适应世贸规则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为进一步开放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精心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平台。改革开放刚开始，特区对外交流的渠道和办法不多，招商引资主要依靠散发材料、发函件、交朋友等方式，这种局面令人着急。此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为厦门引进了现代招商模式，催生了厦门的会展业。1984年11月国务院特区办在香港举办中国开放城市洽谈会，厦门当场签订了不少协议。1985年5月香港汇丰银行帮助厦门在新加坡举办厦门投资洽谈会，招商效果也很好。受此启发，厦门启动了富山展览城建设，并在这里举办了第一个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一届国际展

览会。1987年厦门市主办的投资洽谈会吸引了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参加，由四地市联合举办“闽南地区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后成为第一届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1988年正式把投洽会时间定在9月8日，此后由于参加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投洽会1988年易名为“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1997年改为“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2005年改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投洽会成长的过程中，厦门作为主办城市或承办单位，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不断创新会展内涵和组织接待方式，拓展其范围，提升其功能，使之从地方性小展会上升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从招商引资转为双向投资，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厦门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

坚持以我为主、于我有利，不断提高引进外资水平。特区建设初期，厦门确立以生产型、出口创汇型、技术先进型为主，大中小项目并举，多渠道多形式利用外资等原则，制定和实施“以侨引台、以港引台、以台引台”和台港侨外一起上的引资策略，充分利用侨乡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大批三资企业，厦门的工业制造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同时第三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厦门着眼于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围绕业已形成的支柱产业，进一步拓展招商领域，特别重视引进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注重引进附加值高、能耗少、污染少的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引进的项目中，工业仍占较大比重，跨国公司投资和高科技项目增多，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比重明显上升。进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阶段，为解决用地紧张、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加快五大工业集中区和五缘湾、观音山、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等载体建设，强化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招商，下大力气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等知名大企业来厦设立生产基地和营运中心，引进了一大批新的大型项目和支柱产业配套项目，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了现有外资企业的增资扩产，引资的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物流、金融、商务会展、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呈现加快发展势头，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完善外贸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厦门仅有5家经国家批准经营出口的外贸公司。1984年以后，按照“政企分开、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原则，对传统高度集中经营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起各类进出口经营机构并存、以出口大户和集团公司为骨干的外贸经营体系，厦门建发、国贸等一大批地方外贸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厦门外贸的生力军，对外劳务合作、工程承包、到境外投资办企业等多方位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得到积极拓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取消出口补贴、控制出口退税指标、全面实行自负盈亏，外贸体制改革迈出较大步伐，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厦门积极改善通关环境，改善重点出口企业服务工作，鼓励外贸企业转变经营策略，调整经营方向，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设立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国际中转和保税业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设立贸易网点、投资办厂和承揽工程，参加国际展览会和其他市场促销活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加入WTO以后，建立口岸通关快速联动机制，设立口岸通关绿色通道，推行“大通关”，提高通关效率，实施象屿保税区与东渡港区“区港联动”，建设保税物流园区，积极支持企业巩固传统出口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兑现出口退税，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快速反应机制，支持企业获得国际产品质量、环境管理和安全标准认证。坚持科技兴贸战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坚持内联协作，增强辐射带动功能。始终走外引内联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路子，在内联过程中，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内地科技优势为依托促进科技与生产的联合，以内地工业基础为依托发展与技术管理先进型的内地企业经济联合，利用特区窗口促进内联企业朝外向型发展，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横向经济合作朝更宽领域更大区域发展，扩大特区对内地的辐射面；通过内联把内地的资源优势与特区的政策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促进特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特区外向型经济实力，又让内地得到了经济实惠，发挥了特区的窗口和基地作用。近几年来，进一步加大国内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强化闽西南五市区域合作和闽粤赣十三市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厦漳龙山海协作水平，推进厦泉漳龙城市联盟建设，加快厦门港经济合作步伐，有力拓展了厦门经济发展腹地。同时，积极发挥外地驻厦机构和异地社团组织的联系联络作用，密切国内友好城市关系，建立全国闽商商会联络工作机制，完善商会、协会、促进会协调工作平台，精心实施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促进企业拓展国内市场，增强特区的辐射带动功能。

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我为主、于我有利和合作共赢的开放方针，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统筹外引内联，充分发挥港、澳、台、侨等优势，并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和本地区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积极营造有利于开放的良好环境，不断调整、丰富开放的形式和内容，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借助国际国内资金、技术、知识，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规则和优秀文化成果，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竞争，才能不断拓展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和水平，不断增创开放新优势，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在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作为担当开放“窗口”和“桥头堡”重任的经济特区，我们要抢抓国内外新一轮产业重组和生产要素转移的契机，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展利用外资的新领域，着力引进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龙头大项目，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实施科技兴贸和多元化战略，转变对外贸

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实现对外贸易持续繁荣。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强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继续在对内对外开放上走在前列，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增创开放新优势。

4.积极构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对台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日益凸显。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和部署，充分发挥“五缘”优势，大力拓展厦台各项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厦门作为对台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和重要基地平台日益凸显。厦门已成为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的重要聚集地，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台资29.83亿美元，台资企业达3238家，是厦门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厦门已成为重要的对台贸易口岸，2007年厦门对台进出口总额为29.31亿美元，在东南沿海城市中名列前茅。厦门已成为台胞入出祖国大陆人数最多的重要通道，历年累计进出厦门口岸的台胞达600多万人次，约占台胞来大陆总数的12.8%，其中厦金直航累计运载旅客266万人次。厦门已成为两岸交流交往最热络、最活跃的重要基地，两地之间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宗教、民俗等各方面交流日益频繁，近年来几乎每月都举办大中型交流活动。今年7月4日，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启动，台湾中部地区四县市长率团从台中首航厦门，澎湖县长率团从澎湖包机首航厦门，厦门进一步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热点城市。此外，厦门有

效地配合了两岸重大事务性商谈，妥善处理了台轮海上遇险、两岸遣返交接、寻找失踪台胞等敏感的涉台问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确定位，自觉服务对台工作大局。厦门要完成从海防前哨到经济特区的角色转换，必须使大家认识到过去作为海防前哨开展对台斗争是服从大局，现在作为经济特区开展对台交流合作同样是大局需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特区广大党员干部服务对台工作的大局意识增强了，开展对台工作的主动性增强了，从而自觉明确定位，立足岗位，敢于打对台工作主动仗，敢于闯对台工作新路子，敢于创对台工作新经验，牢固树立把厦门建成两岸交流合作基地和对台工作试验区的指导思想，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努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在具体工作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地方对地方、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工作模式，不断取得对台工作的新突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厦门提出与金门“两门对开”，得到台湾尤其是金门民间、航运业界的积极回应，在两岸民间、业界的不断推动下，2001年1月，厦金实现“小三通”，开辟了台胞进出祖国大陆的便捷通道，对两岸直接“三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海外舆论称赞这是“52年来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

发挥优势，稳步推进对台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势，主动作为，大胆探索，在促进两岸关系从对抗、隔绝向缓和、接触转化，从单向投资向双向、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发展中

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1982年起，厦门先后开辟了沙波尾、大嶝、刘五店、东渡等台湾渔船停泊点。八十年代后期，制定放宽台商投资行业和投资形式限制、简化台资确认手续以及其他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有效吸引了台商来厦投资。1989年和1992年厦门先后获准设立杏林、海沧、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为大规模引进台资拓展了空间。1994年颁布实施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涉台法规《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1994年和1997年，率先实行台胞“落地办证”和“落地签注”政策，厦门与高雄实现试点货运直航。1997年和1999年相继创办了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2001年厦金航线开通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其功能，方便两岸人员进出，又建设了厦门国际邮轮中心暨厦金客运码头和五通海空联运码头。2003年，厦门率先赴金门举办两岸商品展，被誉为“破冰之展”。2004年底，率先开放福建居民经厦门口岸赴金门旅游。2005年，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厦门市委率先开展与台中市国民党党部交流。2006年，厦门成为两岸节日包机直航点，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厦门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首次赴台湾本岛举办两岸建筑建材暨产品展，这是大陆在台湾本岛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商品展。今年以来大陆第一家综合性台资医院——厦门长庚医院正式开业，引进了台湾人寿、富邦银行投资我市金融业。这些举措不仅为厦台交流合作搭建了平台、打造了品牌，也为海峡两岸全方位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灵活务实，积极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对台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厦门在开展对台文化和民间交流交往中，始终尽最大努力、最大热情、最大善意做台湾人民工作，千方百计让台湾民众了解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和对台方针政策，增强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始终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地走出去、请进来，在与台湾人民的近距离接触中化解疑虑、消除隔阂、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坚持讲究方式方法，根据各阶层台胞对两岸交流的不同需求和爱好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如知识界人士多采用学术交流、观摩切磋、高雅艺术欣赏等方式，普通民众多采用寻根谒祖、宗亲联谊、宗教民俗、观光旅游等方式，青少年学生则开展诸如夏令营、艺术体育比赛、校际交流等活动。坚持以诚相待，把台湾同胞看成自己的亲戚朋友，时时处处让台湾同胞感到亲切、温馨。各部门、各单位还在开展对台经贸交流合作和其他涉台事务中，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努力服务好台商，维护台商台胞的合法权益，创办了台湾学者创业园，鼓励台湾青年、学生来厦就业、创业、上学，邀请台商代表列席市“两会”，推举台商代表担任政协委员等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效地消除了两岸同胞之间的隔阂，极大地增强了共识与互信。

完善机制，持久形成对台工作合力。创立“政府主导、民间出面”模式，通过利用地方或民间在与台湾各项交流中具有地方性、民间性、非政治性的优势，灵活选择厦台交流的议题和事项，以取得对台事务的实质进展，不断突破台湾当局的政治性、政策性规限。建立有效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台商“午餐会”、“季谈会”制度，优化台商服务机制，密切党委、政府与台商的联系。通过加强涉台立法，建立台胞投诉处理制度，构建涉台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完善台胞合法权益保障机制。通过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其他专项工作小组，形成全市对台工作管理、协调和服务机制。积极发挥党派和社团作用，利用民主党派、台商协会等涉台社团与台湾相关团体和人士便于联系的优势，发挥其在处理相关涉台事务中的特殊作用。

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厦门经济特区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服务对台工作大局中先行先试，灵活务实地开展对台工作，不断突破台湾当局的政策规限；坚持合作共赢，充分考虑台湾同胞利益，做到两岸交流合作为了两岸人民、依靠两岸人民；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各项交流合作中做台湾人民工作，争取台湾民心，不断融合两岸人民感情；坚持以闽南文化为纽带，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和祖国大陆的认同，才能牢牢掌握对台工作的主动权，不断拓展两岸交流合作新领域，充分发挥厦门在对台工作中的桥梁纽带和前沿平台作用，不断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贡献。当前，两岸关系正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性

机遇。作为肩负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使命的厦门经济特区，一定要牢牢把握中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和统一部署，在海峡西岸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力争在推进两岸直接“三通”、拓宽两岸人民往来通道方面有新作为，在提升对台经贸合作层次、密切两岸人民经济纽带方面有新作为，在深化厦台对口交流、融合两岸人民民族感情方面有新作为，在做好台湾人民工作、促进两岸人民之间和谐相处方面有新作为，努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5.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明城市建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力推动了三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形成市、区、镇（街）、村（社区）多层次、布局合理、功能先进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创作生产的50多件各类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项。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成功举办一系列具有国际和全国影响的重大文艺活动，群众性文艺活动精彩纷呈。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102.95亿元，占全市GDP的7.48%。对台文化交流不断取得突

破性进展，成功举办一系列涉台经济文化活动，厦门对台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突出，涌现出了国家级文明单位10个、文明村镇4个，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高。2005年和2008年，厦门连续两届以考评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既是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又是其思想文化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自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把它纳入工作全局，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同经济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教育干部群众，在全市组织开展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使科学理论不断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加强舆论引导，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宣传上的引领作用，坚持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视台、电台等媒体，使之成为正面宣传的主阵地。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宣传报道机制、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健全新闻舆论阵地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移动电视、楼宇显示屏、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的管理，推动互联

网新闻宣传监控平台建设，牢牢把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持久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加快城市社区和农村村镇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设施建设，新建了“五馆合一”的市文化艺术中心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初步形成了规划科学、结构优化、特点突出的文化基础设施格局。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和布局的均衡化，增加对岛外和农村的文化建设投入，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流动文化大篷车、万村书库等农村公共文化工程建设，提前四年实现国家下达的村村通工程目标。抓住广电系统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和全市作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这一契机，积极推进报业、广播电视、图书发行、文艺团体和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改革，全市文化体制改革初显成效。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繁荣文学艺术创作，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动文学、影视、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书画、摄影、民间艺术等各个艺术门类发展，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其中一批获得国家大奖。积极发展文博图事业，保护开发文化遗产，弘扬和发展闽南文化，南音、高甲戏、歌仔戏、车鼓弄、拍胸舞、答嘴鼓等闽南民间民俗文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厦门成为国家授牌设点闽南文化生态重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进入新阶段。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村落文化、节庆文化创出特色，成功举办一系列具有国际性、全国性影响的重大文体活动，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

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制定《厦门市市民文明公约》、《厦门市“十不准”规定》，开辟《公民道德论坛》、《走进文明城市》等专栏，充分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等现代传媒开展市民思想道德教育。突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初步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教育网络，大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扎实有效地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层层建立落实工作责任制。广泛开展、不断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依托载体，打造品牌，进一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办好来厦市民文明学校，重视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城乡生活困难群众、被征地农民等群体的文明教育。厦门荣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后，本着创建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理念，进一步健全文明城市创建点评机制和创建工作的长效机制，全面深入推进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08年9月再次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通过中央文明委组织的全国文明城市复查考评。厦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带动城市文明水平和市民素质不断提升，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健康的文化生态，才能促进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在做好台湾人民工作中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文化建设是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我市推进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6.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始终按照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思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追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成效。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民生显著改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加强，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特

区建设前增长100多倍，而环境质量依然保持良好，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质量考核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近几年来，厦门以“四个加强”、“四个破解”为重点推进各项民生保障工作，民生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谐发展的成果，厦门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保障民生。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不断加大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根据人民群众需要和财力条件逐步扩大保障范围，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厦门是在全国率先推行最低工资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村（居）干部固定补贴制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实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统征的城市，2007年全市企业人员实现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的覆盖面达90%以上。近几年来，大力推动“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积极破解“住房难”问题，率先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社会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从多个层次构建厦门市的住房供应体系及住房保障体系，为全国解决低中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积累了有益经验。积极破解“就医难”问题，制定并实施“医疗重组”计划，构建让市民及时就医、方便就医、合理就医、合理负担、具有厦门特点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向城市社区和农村延伸，不断健全完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全民医保，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负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积极破解“就学难”问题，完善教育体制与运行机制，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制度，对持有义务教育收费减免卡的农民工子女免收借读费，有效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积极破解“交通难”问题，加快岛内外路网建设，创新交通管理体制，以线带面、以线治点，加大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整治工作，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居民出行。加强市政设施建设，建立惠及全体市民的现代化市政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建立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工作机制，促进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4050”困难群体的就业再就业，努力扩大社会就业面。加强平安厦门建设，探索建立和完善了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平安厦门”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厦门在全省社会治安环境的综合测评中连续多年位居首位，居民治安满意率高达95%以上。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社区建设体制和服务机制，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推进和谐社区、和谐镇村建设，进一步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注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不断创新符合厦门实际的新农村建设思路和机制，加

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努力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行与城市职工接轨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农民免费转岗培训、引导农民发展农村股份合作项目、评选农村“信用户”、实施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农村中高考落第生进入技校学习等新举措，率先实现了农村低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农业特产税等四税减免、城市自来水和有线电视进村入户、行政村村村通“硬质化”道路和公交车、所有自然村移动网络全覆盖、“村改居”集体资产改制、村干部实行基本报酬制度等新突破，有效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按照 “居住社区化、就业非农化、资产股分化、福利社保化”原则，推进“城中村”改造，进一步加快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转变。在工业集中区周边村庄创造性地实施“金包银”工程，基本实现每户被征地农民有一套居住用房、一套出租房和一个店面（或一份股份），这一做法深受农民欢迎和上级领导的高度肯定，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索”。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职能作用，创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形式，形成民主科学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充分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设立“市长专线电话”和专线电子信箱，实行单位部门领导人接待日制度等，在政府和市民之间建

立了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积极推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厂务、校务、院务、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基层群众民主权利。积极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政法队伍教育管理，健全内外部监督体系，确保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为特区建设保驾护航。

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可持续发展方针，以创建生态城市、全面提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把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统筹起来考虑，探索出一条高科技、低能耗、高效益、低成本、高速度、低污染的发展道路。始终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厦门城市发展定位，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具体目标落实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我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出台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重视建立生态保护工作机制，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任务纳入行政首长目标责任制，将生态保护纳入考核体系，做到责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逐步形成了分级管理、部门协调、上下联动、良性互动的生态建设工作机制。坚持以系统、全程、长远、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推进生态工业发展，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外延型向集约内涵型转变，积极构建涵盖三次产业的生态产业体系。积极破解资源缺乏的瓶颈制约，采取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利用再生能源，以及资源集约化利用等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推

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更加重视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集中开发建设了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软件园产业基地等工业园区，引导项目向园区集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使工业园区成为节约集约用地的先进示范。坚持生态优先和协调发展原则，自觉进行生态修复，开展西海域禁止水产养殖综合整治工作，全面启动总面积114.28平方公里的环东海域整治建设工程，有力提升厦门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示范工程在全球推广示范。倡导人人参与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广泛社会实践，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优化人居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注重社会公正正义，努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发展。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1994年厦门市在全省首个公布最低工资标准，至今该标准已调整十几次，使其维持在全国较高水平。全面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在全省率先开辟社区“爱心（慈善）超市”，就地就近对低保户和特困家庭提供实物救助，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建立健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人服务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坚持不懈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第五篇：改革开放后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变革历程及启示

第二次讨论专题：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0082901

4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变革历程分析

（王小溪00829014法学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两大创造，它们大大改变了中国农业和农村面貌，给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不断变化的就是乡镇企业背后的产权制度，因而，笔者想从这个视角切入回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制度变迁并于最后着重谈一下笔者对乡镇企业如何更好发展的思考。

一、从乡镇企业发展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政治、经济、文化，中国各个领域经过了改革开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改革开放后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但是经济实在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而研究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好的小的视角便是从企业入手，因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缩影。企业又分为国企和乡镇企业，国企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却焕发了勃勃生机，活跃了整个中国的经济。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是对乡镇企业地位和贡献的最高评价，“异军突起”成为那个时代形容乡镇企业最多的字眼。本文试图从乡镇企业发展的视角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二、乡镇企业发展历程1、1958-1965社办工业阶段

1958年初毛主席在成都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办工业”的概念，它是中国乡镇企业的雏形。

2、1966-1978社队企业阶段

这一阶段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经历了一段政策上的打压、资金与物资上的缺乏，发展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其产值增加速度变化不大。从1975-1978年农民和基层干部办社队企业的积极性大增，情况好转。

3、乡镇企业确立与快速发展阶段

1984年六届二次全国人代会上提议制定《乡镇企业法》，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1996年八届人大通过，历时12年。在该法中首次对乡镇企业这一概念作了界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

十、或者虽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

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观念深入人心，这使得很多乡镇企业实行家族化管理。此外，政府的力量也涉入很多，很多乡镇企业是由政府主控的。

1991年到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平均递增40.5%，企业数由1992年的2092万个2-

在的社会条件消失，这必然导致中国乡镇企业重新界定产权的发生。

四、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阶段与经验

据查阅的资料，可将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第一，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下，企业控制权从乡镇政府向企业和企业家转移；第二，‘控制权’构成企业经理增强经营管理努力的初级激励；第三，作为‘控制权’的重要内容，企业经理的收入开始以各种方式与企业的剩余挂钩，‘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开始组合到一起，成为对企业经理的激励；第四，形成与企业剩余控制权对称的剩余索取权，以及完整的‘剩余权’的资本化。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这些经验可以从江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历程得出，中国乡镇企业的改革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并形成了著名的苏南模式。网络上有很多介绍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案例，笔者在这里不做赘述，不过确实可以通过对几家具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历程、变革发生的背景原因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如何成为产权、企业家产权又如何资本化这几部分内容。

五、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带来的思考

对于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笔者有以下思考：

1、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必须分离。中国早期政府控制乡镇企业是特殊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市场的开放，政府退出企业的管理和控制层面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企业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的职能在于监督企业并为企业投资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由于政府是特殊的权力机构，过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必将扰乱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并且容易造成垄断。除此之外，观察今天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财大气粗的中石油、中石化收购国外企业风光无限时1，中小乡镇企业却面临着融资难、贷不到款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普遍存在着“国有偏好”的倾向，这与中国长时间政企不分、国企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事实有一定关系。更重要的是，这提醒我们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比如改革目前的信贷制度。

2、充分发挥企业家人力资本离不开持续的激励机制。观察中国乡镇企业的改革会发现，无论是“控制权”向企业家转移还是企业经理与企业剩余挂钩，其背后的实质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对企业家的激励作用。人的潜力无穷的，而天赋、努力、责任、创新、合作意愿、学习能力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企业家成就一个企业绝不是夸张，就在我家顺义区就有两个这样的企业——汇源果汁与燕京啤酒。汇源果汁在朱新礼、燕京啤酒在李福成的带领下，由最初规模很小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今天的上市公司，两位创始人功不可没（当然他们俩人最后都成为了既有社会地位又有财富的企业家）。但是对于企业中的高级工程师、经理人来说，当要求私人的产权拿出来为整个企业利润创收时，如果没有持续的激励机制显1比如2010年4月12日中石化斥资46.5亿成功收购了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旗下加拿大Syncrude股权

然是不现实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了为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设有人力资源部，同时为何企业经理，CEO们会获得很高的薪水，因为他们的领导和决策是一种资本的投资，而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丰厚的薪水。而“年终奖金制”、“绩效工资”甚至加班付的双倍薪水都是不同形式的激励机制，这些已普遍存在于现代企业中。尽管如此，人力资本仍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只要配合某种特殊的激励机制。

3、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变革促进企业产权的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市场和利润说明一切。曾经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面临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去聘用懂得经营、管理、投资的总经理，而这些企业经理们正确的决策使得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作为回报或者说为了留住这些企业经理们，政府必须做出妥协让步，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控制权、管理权及利润的分享权，久而久之，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就转变为一种对企业的产权。这一转变使得曾经企业名义上的产权人发生了变化，进而带动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又不禁使我想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那些掌握财技窍门的金融专才，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完成一个金融交易就可能赚取巨额的财富，赚取财富暂且不说，可怕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可以牺牲掉众多小股东的利益完成一个公司的私有化。这个由人力资本不同造成的知识鸿沟带来的产权的改变是完全有可能的。

4、企业经理的人力资本产权完成它的资本化是通过获得企业股份的形式或者说途径来实现的。改革开放的早期，一台机器的所有权可能姓私，但交给管理人统一管理，这就是最早的“公私合营”。但是由于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不断上身，便出现了企业领导通过追加属于个人的投资、获得企业的股份进而改变了企业的资产结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股东的历史事实。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企业可留有部分股权以便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杰出管理人提供入股机会。如何留住杰出人才，使企业更好的发展的一个不错的途径就是让他真正的参与其中，也就是通过其入股使他的人力资本产权完成资本化。

总之，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是有很多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今天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规模化发展问题、信贷问题、绿色发展问题、企业职能问题、市场化问题等等。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缩小城乡差距，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建设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还要面向未来，中国乡镇企业的继续改革和发展是必须的，同时也是任重道远的。

参考文献：

1、周其仁，《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基于浙江、江苏和山东一些乡镇企业个案的研究》，收录于《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2、李敏，《乡镇企业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探析》，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