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综述

一、中国保险业的恢复阶段（1979年~1995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1979年开始恢复营业，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到强劲复苏下的混业经营阶段。细分此阶段其特征为：一是国资保险公司不断出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三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入保险市场。

第一，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恢复，交通银行1987年成立保险部，并于1991年4月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中国第二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1988年4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区开业，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并于1992年6月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从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9月，美国友邦成立上海分公司，是保险市场恢复后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第一家外国公司。随后，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亦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第三，保险公司投资主体丰富化，企业资本开始进入保险市场。1994年10月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是中国首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1995年1月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成立，成为由企业出资组建的第二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

1992年之前，保险产品的营销模式以公司直销为主，而友邦公司将个人代理制引入我国，并且这种营销模式发展势头异常迅猛，随后保险代理机构也开始出现。恢复阶段的保险公司仍是混业经营，但在1995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要求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从而中国保险市场混业经营的局面告一段落，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阶段（1996年~2000年）

为配合《保险法》的实施及其分业经营的要求，199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中保集团，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保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并且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三是保险行业进入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阶段。

第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大批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如1996年8月，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9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0月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1998年10月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1999年4月金盛人寿保险公司获准成立；2000年11月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四家寿险公司成立；12月前身为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的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成立等。

第二，国外保险公司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并且来源区域和投资方式日益丰富。1996年11月，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是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合资的寿险公司；12月欧洲瑞士丰泰保险集团成立；1997年5月，法国安盛巴黎联合保险集团获准在上海建立一家合资的人寿保险分公司；1998年10月，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同月中美合资保险企业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开业；1999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金融集团的合资公司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2000年6月，荷兰保险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在中国筹建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显而易见，来源区域从第一阶段的美国、日本，此阶段扩大至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等国家，投资方式也有原始的独资发展为中外合资或外外合资的方式。

第三，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开始形成。在分业经营发展阶段，中国保险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1998年11月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进入到规范化发展阶段。2000年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宣告成立，同样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开始走上政府监管下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携手共进的自律性管理发展轨道。

在此阶段，兼业代理的营销模式开始发展。从最初1996年银行兼业代理，到2000年已发展成行业代理、企业代理、团体代理等各种兼业代理形式。同时，保险营销的经纪人模式开始发展，保险经纪公司也开始出现，如2000年6月国内首家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综合保险经纪公司。

三、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保险业做出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承诺。到2007年3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2.24万亿元，距离突破1万亿元大关仅3个年头。截止到2011年12月底，保费收入为14.34万亿元，中国保险业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中国保险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二是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三是国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建设。

第二，保险对外开放程度加大。2003年底开始，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取消限制。同时，除有关法定保险业务外，向外资非寿险公司放开所有业务限制。至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入世过渡期完成，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呈现出以我为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第三，在中国保险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如200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6年4月发布《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国十条）正式发布；200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发布等等。

第三篇：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初稿)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我国在政治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如今,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得三大引擎.若将目光观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11.35亿元上升至206亿美元,实现了从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的跨越,但是对外贸易的收支差额仍然表现出周期性的态势,且贸易对象单一的问题也使得我们不能全方位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性,原创性产业.那么改革开放后呢,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呢? 数据表明,在1978-199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281.4亿美元上升到了1154.4亿美元;在1990-2000年间,由1154.4亿美元上升至4742.9亿美元;2000-2010年间,从4742.9亿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亿美元.如果从1978-2007年计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增长了104倍,即从206亿增长到2173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附图一).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4%和9.1%.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单看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给人误导—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但是对全球的贸易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的确如此,但是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0.2%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进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首位;进口占全球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仍够能以稳定的态势发展,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当我们细化的观察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以调动对外贸易部门经营积极性为目标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增加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广开贸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

二、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向结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

四、探索促进工贸结合的途径；

五、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间,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并打开了两省的贸易通道,更是由点及面的在全国逐渐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附图二)。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初步建交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体系。

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效地运用关税政策。一方面为避免因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进口激增、贸易赤字和通货债务，一方面也为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关税收入.而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交易权利的严重限制。国有外贸公司控制着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通。贸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规定区域从事规定产品的贸易，有时还会被政府限制贸易伙伴的类别。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较大的外贸公司拥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垄断贸易权.此时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建立在一道无形的“安全门”中的贸易.2.启动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兑换 1.5 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明显对出口不利。此后整个 80 年代，随着经 济发展与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开放，人民币不断贬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兑换 3.5 元人民 币，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人民币贬值约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存

在着两个汇率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固定汇率体系，一个是市场决定汇率的外汇互换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口商与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汇供给或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决定的汇率进行交易，这就是“汇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这也为中国在1997-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打下基础.此后,人民币曾于1994年一度贬值至8.6元,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至1:6.12.3.下放外贸经营权和进口定价

1978 年后，“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国家主要的大政方针。相应地，国家放宽外贸公司数目。同意各级工业部门设立外贸公司，原国有垄断外贸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变为独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国有约 5000 家国有外贸企业，约 10000 家制造企业有直接出口权利。

政府也逐渐放开进口价格管制。进口商渐渐能够决定进口价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价格加进口商的佣金进行定价。

总的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贸体系是由完全的计划贸易体系转变为以高关税、多非关税壁垒的典型的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体系。

自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向东亚“四小龙”学习，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摆脱原来中央对贸易的垄断。到了 1987 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独立的贸易体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的贸易体系。而且前者已经超过后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 第二阶段:1988-2001--以建立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自负盈亏为中心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国家垄断外贸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将外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来改善外贸部门的经营状况，包括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两个阶段。而中国在1986年正式申请重新加入 GATT，即所谓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中的缔约国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才成为 WTO 的第 143 个成员，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也从“复关”变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史和世界谈判史上艰难的一次较量。在漫长的谈判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989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动荡大大加大了中国加入世贸的难度。在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即复关/入世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时，中国大大深化在外贸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中国还取消了近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四是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五是加强外贸政策的法制建设;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给入世扫清障碍，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连续 9 次降低关税。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稳步增长，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的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它所面临的反倾销也越来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国首次被欧共体控告倾销后，中国受到越 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大的国家之一。从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个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反倾销诉讼，累计案件达 480 余起。针对中国的反倾 销案件占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发起的 103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6 件是针对中国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远远超出中国在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项反倾销制裁中，有 22 项针对中国产品，中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多的国家。反倾销案例的增加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入世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总之，15年的谈判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 历程；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第三阶段:2001-2008

--以 WTO 规则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 一个以 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WTO的基本规则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入世之后，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其次，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许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转变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研究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并向全社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分配外贸资源。

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主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两个方面。这些承诺具体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等法律档中。降低贸易壁垒是指：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关税的大幅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渐取消，为外国商品和投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到 2008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 14.7%降低到 11.3%，农产品的平均税率相应地由 21.3%降 低到 15.1%。与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关税率相比，中国关税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6%的平均关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取消许多非关税壁垒，主要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入世后，民航、医疗器械和 IT产品的所有进口配额立即被取消，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配 额也将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国已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晴纶、涤纶、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轮胎等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开放服务市场是指：入世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开放幅度大的领域。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采取渐进式的开放，由管制较严的“试点”或部分禁入，到可预见的逐步准入，到完全开放。(附图三) 第四阶段:2008-现在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争夺战

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由美国房屋价格大跌,贷款和其他与房屋相关资产价值的损失引起的金融风暴,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出口11月开始负增长。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进口下降11.2%；尽管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开始出现同比下降，但月度贸易顺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续下滑，月度贸易顺差开始减少，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开始呈现，我国出口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附图四,五,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政策,而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WTO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其中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别保障措施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09年9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会以后，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已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的重点目标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为俄罗斯（13项）、印度尼西亚（9项）、印度（8项）、德国（8项）和西班牙（7项）、美国（6项）、法国（6项）。

但是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31.8％、29.2％和30.2％。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附图七)201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外贸全球份额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扩进口政策力度加大，顺差处于合理区间,加工贸易增速回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活力增强的特点.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进出口分别增长为10.2%、11.2%和31.8%。对美国进出口增长8.5%，其中出口增长8.4%，美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盟、日本进出口额分别下降3.7%和3.9%。(附图八,九)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稳定外贸增长政策措施成效继续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突出特点是：

（一）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97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088.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8.4%。

（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两旺。在出口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33.3亿美元，增长28.4%，高出总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进口1364.8亿美元，增长27.0%，高出总体进口增速18.6个百分点。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民营进出口企业抓住国际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进出口3613.9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总体进出口比重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1%，占总体出口的比重达41.5%。国有企业进出口1752.5亿美元，下降4.9%。外资企业进出口4380.3亿美元，增长0.7%。

（五）中西部地区出口强劲增长。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向型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42.8%，高出总体出口增速24.4个百分点.（四）对新兴市场出口明显快于传统市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中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出口分别增长28%、19.6%和35.5%，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长3.3个百分点。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零售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6.8%。随着欧元区金融稳定性增强、经济衰退程度放缓，中国对欧盟出口恢复性增长1.1%。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3.6%。对美欧日出口合计占整体出口比重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74.2%。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会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发展.综观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在国际上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下,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觑的,入世是一个坎儿,如今的金融危机是机遇也是一个坎儿,只有在风险中稳定的求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机遇.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发展历程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统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计生事业与改革开放同步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进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人口计生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历史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199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人口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邓小平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1980年，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计划生育被党的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新修改的《宪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指出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中，人口是关键。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从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计生工作。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1996年—2005年）。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后，国家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推进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人口计生工作主要任务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阶段（2006年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决定》），明确指出人口计生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强调了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人口发展史上的伟大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也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全国累计少生3亿—4亿人，使世界65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力支持了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第二，人口素质与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明显改善，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新的变化。人口增量的下降，为提高人均卫生、教育投资水平创造了条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不足68岁提高到72岁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8.3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持续开展，“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等婚育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群众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下降，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上升，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美好追求蔚然成风。

第三，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不断深化，为国家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从2004年开始，全面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课题调研和论证，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扎实的人口基础数据。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与发展问题调研成果转化为国家决策，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专题研究的核心思想与观点被吸纳到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促成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出台。人口计生信息化项目进入整合资源、深化应用、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第四，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建设全面加强，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可靠保障。30年来，人口计生工作经历了由主要依靠政策，到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再到国家制定专门法律的规范化、法制化过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地方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初步构建了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主体，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工作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

第五，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初步建立，计划生育家庭享受到更多实惠。国家扎实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三项制度”。各地结合实际，出台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截至2007年底，累计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574万人次发放奖励扶助金36.1亿元；“少生快富”工程惠及56万多个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15.6万人，发放扶助金1.68亿元。人口计生工作初步实现由处罚多生为主向处罚多生与奖励少生并重转变。

第六，服务体系和组织网络不断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正在形成。人口计生系统从国家、省、市、县、乡到村（社区），拥有健全的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自治组织相结合的网络。以县级服务站为龙头、乡（镇）中心服务站为骨干、普通乡（镇）服务站为依托、村服务室为基础、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技术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截至2005年底，共有行政管理机构4.6万个，技术服务机构3.9万个；共有工作人员51万人、村级计生专干120万人。各级计划生育协会组织100多万个，会员9400万人。这个网络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可或缺的组织保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面推进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扩大到42个，遍布31个省区市，涵盖近2亿人口。

第七，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环境明显改观。发布《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发挥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主席国作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实施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功举办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和世界家庭峰会，发表《长江宣言》和《三亚宣言》，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计生工作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人口计生工作的生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通过广大人口计生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它符合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人口众多仍然是并将长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完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科学规划事业发展，科学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计划或规划，有效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实践，全面实现控制人口目标。

（二）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发展的协调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当前，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实行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更加注重以经济手段调控人口增长，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和人文关怀，更加注重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切实抓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各项任务，促进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科技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部门综合治理力度，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合法的计划生育权益，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需求，帮助解决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调动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使群众真正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

（四）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改革创新是推动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建立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特色鲜明的人口计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别扶助“三项制度”，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人口计生经费投入机制，为事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坚持以开放务实的姿态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树立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坚持共存、共享、共赢原则，实施主动融入战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提高整体工作水平，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争取广泛理解支持的重要途径。必须牢牢把握我国在国际人口发展事业中的战略主动权，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入推进与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人口与发展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关注世界人口发展趋势，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促进人权事业发展，更好地发挥负责任人口大国的作用。

实践证明，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口计生工作几十年艰辛历程的客观选择，是人口计生全部工作的主题。党的十七大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不断研究和解决人口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第五篇：浅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2009-07-05 22:46:45|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给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也是当前城市史这门新学科所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当前城市史的研究，着重还是研究其理论、方法，怎样进行城市化？怎样使得中国近代城市化更彻底？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如何保护传统文化这样艰巨的任务并不是建设城市中的重要议题，更多注重的是利润，给人的形象；尤其是曾经让我们骄傲的那些古建筑，会被冠以丑陋的形象而被遭以拆除代之以现代化的外观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本文最主要的是浅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保护城市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城市现状问题改革开放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可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因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行，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西方国

家相比，我们缺乏更多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失策，以至城市发展更多是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城市建设并不同于西方，与西方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形成基础不同，特色也不同，形成了独特的体系。特别是秦汉以后，在中国封建集权的体制下，从都城到地方州县以及集镇等，有着较为严整的体系。①中国的历史有着较好的传承性，因此在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然而，我们的城市化更多的是效仿西方，在摧毁旧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协调或不协调的所谓现代化的都市，我们在欢呼我们也是现代化之下的城市人的时候，也发现了我们连一处净化我们的心灵，休憩的场所都没有了，让我们为之骄傲的传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殆尽。在我们的眼前，到处是一片高楼林立，千篇一律的“现代化都市”，这些超现代化的，千篇一律的大小都市呈现出耀眼的光芒，世界上大小国家著名的城市，景区哑然都集中到中国，每个大都市里的那些大小洋楼，花园如曼哈顿，加州，巴黎······显得格外耀眼，而中国本身的城市遗产被冠以不安全的，丑陋的矗立在不该存在的地方，尤其是在城区，生怕被外国人瞧见而被说成是太古板，太封建，不管怎么样，建筑师也得想办法或

是掩盖或是拆除，同时也还可以得到利益上的享受。因此，中国本身的城市文化真正属于中国的城市已经被铲除而只有当人们发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时才重新复制出已不再是我们为之骄傲的城市文化，当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80%乃至100%的时候，中国有资格完整城史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在整个神州大地上竟然只有丽江和平遥。（《绝版中国：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

一、城市史的研究现状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延伸，城市容纳了几乎人类文明的全部。

因此，城市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在上世纪就已经在西方开始研究，但是在中国的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进有关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著。不过也是从此时起中国才真正进行“城市化”。但是，对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说，进行城市史的研究缺乏更多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大多是借鉴西方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历史事实是不一样的，西方研究者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是按照他们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当然不可能客观的看待中国的现状，即使有某部分研究者尽量试图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研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他们难于想像的，因此要找到适合中国城市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的。而且同时，此时的中国正面临需大力发展经济，改变贫困状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也相应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如城市的规划，环境的变化，人口流量的增大，交通问题等等以前所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的问题都不断一一的凸显出来，此间由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加上国家对外持开放政策，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政治学，生态学，统计学等等新学科的引入了优秀的研究成果，因此，城市史的研究显得更有必要。

由于以上原因，城市史在中国一开始就更多注重经济方面的研究，而思想史，文化史，环境史，交通史等等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学科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使得城市史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这就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可计量的损失。尤其是我开篇就提到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没有的得到好的保护，大部分文化遗产被经意或不经意的摧毁。

如今虽然随着城市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呈现出多样性，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应综合研究区域城市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多角度揭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形式和联系内容，（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即是力求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之后，要

想恢复其原貌已是不可能的了，尽管人们不断的试图恢复我们的集体记忆。

二、研究城市出现的问题

建筑是城市的风貌，是城市的外观，是城市文化的容器，也是城市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市的物质文化可以是点，也可以是线，还可以是面。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其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的关联性而魅力永久。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正在策动一次集体反攻，以大拆大建的姿态，把一座座历史建筑、一个个历史记忆毁为永远难以复原的瓦砾，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日渐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难以保留绝版，传统已经成为绝唱。（倪邦文：《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

以上的描述 并不夸张，我们逐渐丧失我们的历史记忆，在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中，以“大拆大建，小拆小建，不拆不建”“旧城改造”的标语，使得曾经遭受到战争自然的袭击而不倒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顷刻间就被推到，就连残砖碎瓦也不留下一点。看看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北京城吧！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中称：

“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设计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S.E.Rasmussen）在《城镇与建筑》中称： “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是一

个伟大的文明的顶峰。”

马可·波罗面对八百年钱初建的北京城叹道：“它的设计精巧美观，实非语言所能描述······它的建筑艺术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北京古城已显苍老破败不堪，也是被“城市化”的对象。城墙被拆了，四合院被拆了，胡同被毁了。北京古城没有了，我们曾经的记忆还会停留吗？能代表我们传统文化的建筑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让人们无限的去构想它曾经的光辉，传统不再，经典难求，我们只能依靠仅有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追寻些许的记忆。

而今，商业街+饮食街+仿古一条街+美国小镇+英国乡村+德国庄园的城市格局到处充斥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巨大的广场，草坪，城市不受限制的扩张。没有了足够的空间就从地下发展，地下隧道，广场，大小商业广场的“地下城市”，不过也足够显示出当今科技的发达。无怪乎芒福德形容为“这种强加于人的要求，无异是对这些人未死先埋，或者至少是准备在胶囊中生存”②。

传统文化没有了，留下的是千城一面的闹市。

三、结论

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腐蚀下就被这样愿意或者不愿意的城市化了；我们历史的连续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改革开放固然提高了我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但也有其反作用，即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张力，从这

一系列的变化看出我们走的还是西方的老路，还是没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的民族不自信了吗？为什么就不能在保护我们历史名城的前提下进行呢？

我们留下的传统文化名城已经不多了，城市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注重理论方法，也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的进行研究，注重实地保护我们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属于我们真实的文明，因为我们的历史是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