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第一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7年，令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这是打了一场成功的扶贫开发攻坚战。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新中国开始了坚持不懈地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扶贫”工作正式被提出，并大规模实施开展起来。承认贫困，定义贫困 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为解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92年他在南方考察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他亲自为“希望工程”题名，揭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并从1992年开始，陆陆续续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25名失学孩子。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这是因为以前，我们虽然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却羞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但是，到了1986年，我国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划出了国定贫困县标准：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这个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一篇文章中曾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1993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扶贫办”）。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形势严峻，投入剧增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虽然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也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把很少的钱投入到很久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成为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两难选择。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文件题目中“八七”的含义则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等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后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从这次会议之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等。持续10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至此也得以扭转。“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7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但是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看，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到了基层就成为了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因为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所以地方政府都积极申请加入“国家队”（即国家级贫困县—编者注）。从1993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其增长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却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影响，这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了。在这期间中央政府也已经注意到地区发展的失衡，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1995年，陕西、甘肃两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在陕西商洛地区，有些村子由于贫穷和近亲结婚，人口素质受到严重影响。甘肃定西市是有名的干旱和贫困区，那里的农民群众靠积雨水窖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为了节约用水，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少洗脸，成了半拉“黑人”。看到这些，中央领导人心情很沉重，于是提出了“到下个世纪初要开始朝着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方向前进，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西部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扶贫蓝图。整村推进，十年评估 随着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变，“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进行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592个。与1994年相比，名单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竞争”异常激烈。在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200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扶贫工作瞄准村级就瞄准了穷人，令他们真正受益。国务院相关通知称，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样在2007年，王小鲁、李实、汪三贵等学者撰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因为当时在政策层面，更多是就贫困谈贫困，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贫理念，比如，不仅要看到绝对贫困，还要看到相对贫困（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除了收入贫困，也要看到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扶贫办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还特地邀请了十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对这10年的政策实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价。这是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评估报告在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这期间比较典型的还有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利用自身的丰厚教育资源进行西部支教，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平，使很多人摆脱了落后的根子。他们在开展支教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扶贫志愿服务活动。截至2010年，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共为服务地争取到资助金30余万元、图书8000余册、衣服6000余件，开展各类讲座100余场，在服务地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当地政府、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支教团的成员们在各自的服务地深入社会、实地考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做好扶贫工作。胡锦涛曾亲自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写信，信中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希望北京大学坚持把支教扶贫的接力棒一届一届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努力成长为堪当国家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精准扶贫，攻坚拔寨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同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年底约为1.28亿人。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经过30年，大部分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只剩下几千万最难脱贫的人口，因此，实施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到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扶贫攻坚。习近平在与村干部、村民座谈时说，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扶贫，还要更重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地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遵照指示，湖南省明确指出在扶贫攻坚中要注意“输血”与“造血”之间的关系，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就鲜活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一些地方往往对扶贫工作中的“输血”与“造血”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致使不少脱贫农民再次返贫。2015年10月16日，“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提出“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实施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重大发展举措。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脱贫攻坚亦然成为了“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压力层层向下传递。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2015年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从财政投入说，文件（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的财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相匹配。我们现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扶贫投入都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国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银来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对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数量，目前存在两个数据：7000多万和8900多万。据学者汪三贵介绍，7000万是国家统计局将7000多个样本村的抽样调查结果反推至全国农村人口，估计出的处于贫困状况的人数；8900万则是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的贫困人口。但是不管是哪个数据，都说明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国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国际期盼了解的热点内容。中国正在消灭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势必将为全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一个成功的“中国样板”。责任编辑 赵晓帆邮箱 zxf2014@wsjh.com.cn

第二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联合改革开放34年来，谈谈我国和自己家乡的变化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4个年头了。34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是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以我的家乡沧州市河间市为例，34年前，我们县城城区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主要道路仅5公里。看看34年后我们的县城吧！光是建城区面积就扩大到三四倍之多，新增绿化区域，大楼林立，街道宽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童年时，很少有品种多样的蔬菜和肉食，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着的衣服更是颜色单一，样式简单。少年时，各种新奇的图书逐渐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连环画已经被现在的录像DVD和装帧精美的漫画小说所取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种味道的雪糕占据了少年青涩的眼球，14寸的黑白电视已经换成了29寸的高清液晶大彩电，里面播放的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了。走入青年时代的我们，尽管对街边数不清的零食不再感兴趣，却发现路上的汽车比自行车还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类更受欢迎，大背投和等离子早已不再稀奇，电脑和网络悄然地构架起了我们生活的点、线、面。

医疗保障方面，国家给我们特别照顾，凡是门诊住院看病，病人只负担少量的支出，大头还是国家给予支付，而且近几年来，国家又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给老百姓办起了医疗保险，只需交纳一点费用，即可享受国家的高额补贴，而且看病住院70%、80%都是由国家支付，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着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的教育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改变。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把师生们从传统的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我们教师再也不要为升学率、各科分数而去绞尽脑汁地出难题、找偏题，去日益继夜地“看守”学生。而学生，也无需整天溺在题海中而“痛不欲生”了。学生的书包越来越轻，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学生各方面素质在稳步提高。

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九年义务制教育政策的彻底落实、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重点投入，家乡昔日那设施简陋，千疮百孔的校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幢幢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新教学楼、电脑室、实验室，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更让人高兴的是国家推行义务教育，不但免去了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部分困难家庭的学生予以生活补助。使全国千千万万的贫困家庭直接受益，所有适龄儿童都能高高兴兴地上学。大学生入学政策的宽松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吃、穿、住、行有太多的变化。从没的吃到你想如何吃就如何吃；从没的穿到下衣当上衣穿，上衣当下衣穿；从出门步行、自行车到现在的高铁、飞机；从土房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米的居室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告别旧时代的一缕春风。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1、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代表团数和运动员数都超过了前十届。2、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让香港与大陆有了更多的契合点，香港回归后港人消除了“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虑，香港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辉！

3.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4、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骄傲的一年。从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以另一种形象和气势出现在世人眼前。

5、从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到今天2011年11月8日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中国实现了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开展深空探索的巨大跨越。

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如今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河山河浩浩荡荡以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改革开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嫦娥奔月使我们祖先几千年伟大的梦想，奥运会成功举办，圆梦百年，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们的强大实力，改革开放特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改革开放，让我们以采薇采茶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的金黄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为了实现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号将设祖国的本领。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聪明才智。我坚信，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们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会更加辉煌！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转眼之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早已有了32个年头了。在这32年当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不错，要是没有当初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喊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谁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建立了以珠海为中心的经济特区，使工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所有制结构日益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形成了行业分类广泛、技术含量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业格局。按照近几年统计显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46.97亿元，比1978年增长8.1倍,平均每年递增11.7%增长.改革开放不仅仅使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工建运商服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农民们的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畜牧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工业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中国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可以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的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从2001年中国申请加入WTO组织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紧接着就是2001年中国的申奥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是世界给中国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号，六号乃至七号的升天，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都证明了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中国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吃的方面，人们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人们饮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趋于优化。我国商品早已告别短缺，进入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粮凭供应，副食要票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总量增加，在质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穿的方面，人们穿着向“成衣化”、“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印象最深刻、最直观、最生动的变化莫过于衣着服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服装主要以“灰白”、“军绿”为格调，样式陈旧。可如今，人们穿着成衣化大大提高，衣着讲究美观、舒适，款式繁多且变化快。以往注重服饰厚实耐穿的观念，遂嬗变为追求衣著新颖雅观，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妇女日就华丽。黄金项链、脚手镯，以至袒肩露胸的上衣和超短裙，已在部分青年女子身上出现。

住的方面，住房成套率明显提高，居室环境大为改善。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一批“安居房”、“解困房”和居民小区相继建成，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甚至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洋楼或者是别墅形式的楼房。

居民日常耐用消费品由“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发展。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个在六、七十年代曾代表富有标志的“老三件”，曾经是多少人的向往和梦寐以求，并且成为人们追求的奢侈品，时过境迁，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演绎了两次更新换代。

最后，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国民的寿命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他就像是一个旗帜，带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他也为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可以更好的生存。在世界上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想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作用吧。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新加坡的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

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状况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状况的变化

引言

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波澜壮阔的3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领人们走上了致富路。30年前，大家总是这样描述当时的交通状况：“开门就是坡（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坡，啥时有大路，修到咱这坡？”30年后，条条宽敞的公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铁路网、航空网、水路，让大家不再为出行难，为农产品运不出山而发愁了。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交通大发展的30年。在21世纪中国崛起，交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公路发展

80年代中期，高速公路还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标记。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公路交通图中，高速公路一直是空白。1988年10月31日，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此后，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增长幅度之大世界罕见：1995年，我国高速公路达到2141公里；1998年末达到8733公里，居世界第六位；1999年10月，突破了1万公里，跃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达到1．6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达到1．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2004年8月底突破了3万公里，比世界第三位的加拿大多出近一倍。近3年多来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继续突飞猛进地发展，2007年新修通高速公路8300公里，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二）铁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建设步伐逐步加快，营运里程从1978年的5.17万公里增长到2007年的8万公里，增长了54.7％。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运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运输效率世界第一。从大秦、京九铁路到青藏铁路，再到京津城际铁路；从20多条时速200公里至350公里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相继开工建设，到京沪高速铁路正式开工；从10年大提速到“贴地飞行”的动车组列车驰骋于大江南北，改革开放为中国铁路事业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回首走过的路，我们由衷地感叹：是改革开放成就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中国速度”，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铁路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三）航空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航空总周转量为2.98亿吨公里，而在2010年总周转量538亿吨公里，是1978的180倍；在2010年我国航空完成旅客运输量26769万人，为1978年231万人的116倍；在2010年我国航空完成货邮运输量536万吨，为1978年6.4万吨的84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民航只有７条国内航线，通航国内８个城市。到2010底，中国民航拥有160个民用运输机场，定期航线总数已达到1532，内地通航城市有150个，国际通航城市达104个。中国民航全行业拥有运输飞机1259架，拥有世界上各型先进的运输飞机。我国现已具有国航、东航、南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在国际上都名列前茅。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成立的航空企业，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已成为民航发展不可或缺的新生代。

（四）水路发展

在改革开放期间，我国水运发展，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也可以称得上是跨越式。第一个特点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在我国港口码头的生产性泊位已经达到了3.6万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泊位也达到了1300多个，内河航道的通航里程已经达12.35万公里，50%都是等级航道。第二，运力和运量成倍增长。我国船队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18亿载重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也只有1600万载重吨。我国船队的总规模由过去的世界排名40位，提高到2010年的第4位。港口的吞吐量，到2010年达到了64亿吨，特别是集装箱在去年年底超过了1亿TEU。我国集装箱的发展，可以用一组数字讲，从1973年零起步，花了16年，达到了100万TEU；从100万到1000万花了9年；从1000万到5000 万，用了6年；从5000万到1个亿，只用了3年。所以说，运力规模和运量是成倍增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交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提高了我国运输的力量。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习，坚持交通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经济腾飞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腾讯新闻

2.梁成谷:《中国铁路发展》，铁路出版社，2010.9.6 3.刘宇:《国际航空》2002年第09期 4.陈东: 《中国水运》200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