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利用外资的未来走向
中国利用外资的未来走向
2006-02-17
“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作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已经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中国将继续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外国投资者应把握住中国利用外资的这一基本取向，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切入点，积极寻求投资合作机会。对此，以下几个方面应引起特别关注。第一，服务业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
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仅占GDP的30%，因此，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根据我国“入世”承诺，2005年开始允许外资在批发和零售企业控股，允许外资银行向本地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允许外商设立独资建筑公司；2005年底，将允许外商设立独资速递、公路货运和货代企业；2006年底，将允许外资银行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允许设立独资铁路货运企业。相信，随着中国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将是未来世界服务贸易增长最大、最快的市场，外商在该领域有很多合作机会。
第二，高新技术领域是利用外资着力推进的重点
高新技术是提升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中国欢迎拥有先进技术的投资项目，尤其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这也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要求所在。目前，中国正在制定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的政策。但是，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投资项目将予以限制或禁止。目前已取消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加工贸易的出口退税。
第三，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土
一是这些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科技教育有相当的实力，经济发展深具潜力；二是我国实施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在大力推进，国家已出台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其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进来的政策措施，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商务部)为外商投资企业到这些区域去发展提供必要帮助。
第四，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外资参与机会难得
“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鼓励和支持非公所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为外商提供了难得的投资机遇。希望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不要错失良机，在中国经济
发展中获得共赢。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利用外资工作到达一个新起点。为了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未来5年利用外资的目标与外资工作的方式面临新的调整。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中，温家宝总理指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沟通和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汇集国内外要素和资源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在今年两会前，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主题为“跨越危机 聚焦中国——后危机时代跨国公司的战略机遇与合规管理”的论坛上，官员、专家、跨国公司高管，均从各自的角度，围绕如何发挥外资企业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积极作用，如何推进和完善我们利用外资的环境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 改革30年，跨国公司的作用不容抹煞
在2010年（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跨国公司还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这是所有人期待的。
吴建民表示，在其外交生涯当中第一次跟跨国公司有所接触是在1974年纽约举行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上，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特别联大，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第一次接触了“跨国公司”这个概念。
第一点，观念上的变化。当时中国对跨国公司的认识，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看法一样，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是敌人。在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参加的各种讨论当中，都批判跨国公司。代表团认为应当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把它当成一个敌人一样要制服他，这是我们当年的认识。
吴建民感叹道：“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与跨国公司论坛，多大的变化呀！”他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注意到，一位北京市领导非常自豪地表示“现在世界500强已经有二十几家公司进入了北京”。“这位领导已经把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作为他一个重要的成就，作为城市开放度的标志，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千真万确。”
这次金融危机，胡锦涛主席讲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世界广为流传。“我们在一条船上”，这就是中国人对今天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使得中国同世界的合作大大加深了。
第二点，中国30多年当中，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我们利用外资的一个主要力量，这个话讲得很贴切。1994年吴建民赴任荷兰大使，行前拜访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同志，请教到荷兰能做什么事。陈锦华建议他可以抓南海石化这个项目。南海石化是中海油（占股40%）和壳牌公司（占股60%）的合作公司。吴建民到了荷兰以后，当成重要的事情去抓，积极推动。
今年吴建民到大亚湾一看，南海石化已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石化项目。投资43亿美元，中海油和壳牌各占50%，跨国公司把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了。这样一来，惠州大亚湾工业园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一旁中海油所建的1200万吨的炼油厂，很快发展成4000万吨。因为南海石化是制造石化的上游产品，很多下游产业也被带动起来，整个工业园区发展起来了。吴建民在惠州见到了陈锦华，后者告诉他，没有南海石化，这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跨国公司的作用。”
吴建民也在法国担任过五年大使，中法之间核电站的合作是很重要的项目。现在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运行的装机容量是400万千瓦，二期很快要运行，加起来大概是800万千瓦。在2020年的时候，装机容量会达到5000万千瓦。“大亚湾核电站运营非常好，很经济，到2014年以后，一度电才一毛多钱，具有强大竞争力。”吴建民表示，如果没有当年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很难有核电大发展的局面，“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第三点，关于这次危机，和1929-1933年经济危机比较，反映了世界的变化。这包括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
三个共同点：
1、两次危机都是从美国爆发向世界蔓延；
2、危机都是全球性的，不是地区性的；
3、危机都会改变世界的格局。这次危机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完全走出危机之后，我们将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处于这个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
三个不同点：
1、1929-1933年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国际合作，大家各顾各的；
2、各国之间是相互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膨胀，导致了大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3、这一次的国际合作很好，大家都承认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萧条。1929-1933年大危机导致了世界战争，这一次打不起来了，这就是不同。这两个危机比较，看出世界的变化，这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的。
西方舆论指责中国人到非洲去掠夺资源。吴建民认为，“中国出口60%是来自跨国公司，可能是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全世界都有，中国的生产是为了世界，这种情况下，指责中国需要资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需要资源是非常正当的。”
吴建民最后说，“中国的公司正在走向世界。今后20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公司走向世界，中国会逐渐出现一批跨国公司，之间能不能进行一定的合作，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探索。”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完全走出危机的一年，也是中国确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发展蓝图的关键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制定。这个规划将指引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后以及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此次论坛发言中指出，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外资的比例，中国利用外资的比例远远落后。因此，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这样才能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我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资金，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许多企业拥有充裕的自有资金，银行则拥有大量的贷款能力。我们还需要通过同跨国公司合作而引进资金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目的之一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不少工厂已经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我们正在致力于“自主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同跨国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跨国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现在我们的银行市值超过所有世界著名跨国银行，我们已经有36家大企业进入全球500大排名，我们许多公司都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管理结构。我们还需要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管理吗？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究竟引进多少外资为好呢？2007年，美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712亿美元，2008年为3161亿美元。我国2008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0多年来的高峰，是1083亿美元，也只是美国当年吸纳外资的1/3。美国经济实力最强，为什么还在如此大规模吸引外资？应当看到，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美国实现了在开放中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即使将来我国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也还需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引 进外资与全球经济互动发展（见表1）。
二、调整利用外资的方式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新经验。王志乐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引资方式调整值
得关注。
引资对象——从主要是产业投资者到多种投资者
过去来华投资的外商多数是产业投资者。近年来，投资的外商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新加坡、纽约、东京以及伦敦证券市场来吸引中国企业上市。海外上市成为不少企业吸引外资的途径。这是通过海外公众投资者吸引外资。近年来，凯雷等世界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纷纷进入中国。这是与产业投资者不同的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在华投资各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吸引产业投资者投资的经验比较多，但是对吸引财务投资者或公众投资的经验还不足。
引资主体——从政府为主引资到企业为主引资
过去由于掌握土地以及其他政策资源，政府部门往往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今后由于招商引资目标以及其他引资方式的变化，政府为主的引资将转变为企业为主的引资。尤其是并购方式投资以及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和海外上市的公众投资方式的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成为引资的主体。
引资方式——从主要绿地引资到多种方式引资
过去我们对绿地引资，即新建企业的引资方式比较熟悉。随着我国企业和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众多有价值的企业。跨国公司现在有可能通过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进入中国或进入中国某个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产能巨大而集中度高度分散的状况。中国这些产业面临通过重组做强的任务。这就为通过并购吸引外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引资手段——从主要靠政策引导到主要靠市场引导
过去引资主要的促进措施是优惠政策。近年来，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随着内外资政策统一的推进越来越少。实际上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看重的是我国迅速扩容的庞大市场以及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今后应当把完善市场管理体系和形成内外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机制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着力点。
三、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志乐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收缩外资规模，如何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四、把握机遇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发挥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王志乐认为，除了政府部门需要调整引资的目标和方式，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外，外资企业也需要调整自己在华战略，强化在华责任。
1.研究在华经营存在的问题2.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化趋势3.调整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战略4.强化在中国的责任
第二篇：如何分析中国未来政治走向
如何分析中国未来政治走向
有一句话我始终是拍相信的，几乎当成真理：只有深刻了解历史的人，方能了解现在，只有了解历史和现在的人，才能准确判断未来。我们不妨按此思路，分析一下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先说中国政治史大的方面，大的朝代变化如夏、商、周、秦、汉、三国、晋、五代十国、南北朝、隋、唐、元、明、清、民国等，我们从中能看出什么呢？原来所谓发展规律、生产力决定论等成了胡说八道，王朝的兴衰跟生产力、发展规律并无多大关系，主要看政治是否腐败。历史不单发展，也可倒退，一场战争下来，人口锐减，耕地荒废，工商凋零，吃穿住困难，就是证明。历史不是生产力发达、社会富足文明就战无不胜，决定胜负的是织织程度、武装程度、领导水平。如宋、明两朝灭亡，不是亡于生产力低下，而是内亡于腐败，重商重文、轻武力、轻组织；外亡于有组织严密、武装牙齿的蒙古、八旗民族国家。再如现代国、共两党逐鹿天下，国民党拥有的生产力和经济武器层面无不超过*，而*靠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领导廉洁、政策得当、路线正确，领袖英明得了天下。事实上是一心发财致富而不思看守，最终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中国正在走这条路而不知。朝代历史有长有短，朝代有
长如周八百年，有短如隋二十几年。朝代长短未见是因为生产力、经济文化是否发达，实为政治是否腐败所致。隋朝生产力、经济、文化远胜过周朝，然而成短命鬼，实为扬广昏庸无道所致。国家、民族分裂、灭亡是屡见不鲜的，并非中华民族将永远如日中天、兴旺下去。南北朝、五代十国一分裂就是几百年，蒙古族、满族一统治就是几百年，中国的被殖民化、亡国灭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中国政治史小的方面，就是王位的更替。当皇帝时间有长短，政绩有优劣，喜恶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统一的，无一例外，就是谁当皇帝都要重新洗牌，重认敌我友，扬长避短。中国历史上的新皇帝一登基，往往出一着重拳，叫大赦天下。何谓大赦天下？说穿了主要就是解放政敌；因何要解放政敌？为的是缓和矛盾，培育新朝政治基础。凡不懂大赦天下类手段的，决非一流政治家。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高手，上任伊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放政敌，最大限度建立统一战线，解放老干部，给权、给钱、给房、给正名；解放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落实政策；把知识分子拉过来，诱以官、名、利、禄；利用农民小生产习惯，给农民分地；给工人长工资，等等，结果是举国上下欢呼叫好，有几个人知道邓小平是用毛泽东的家底送人情呢！月圆而亏、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是一流政治家都明白的道理。事物都有生死过程，有生死条件。聪明政治家都知道顺势而为，力求政治生命长一些，凡逆潮流而动的必然灭亡。什么千秋万代不变色，什么一百年不动摇，都是伪理论，世界上没那回事！始皇帝想建万世基业，结果如何？二十几年就垮了。毛泽东英明神武，红色江山并没保住。有人老想不动摇，结果一定会动摇，这才是规律！那朝那代政治家是不变的？一个没有。穿衣服老穿一样，再好，也有烦的时候，所以要换新的，没新的换旧的心里也舒服；天天吃龙虾是不行的，要吃土豆、白菜，否则不舒服；天天住大都市，也六神无主，到农村草房休息片刻也能放松一下。至于那些天天穿破衣服，天天吃土豆、白菜，天天住草房的人更想变一下，那有不变的道理？顺民心、得民心也是历代政治家要长久生存必须做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以为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中国老祖宗的民字老被强奸，真假难辩了。民的本意就是指靠出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权力又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包括当官的和拥有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一类。可有些政治白痴了解民意把民的内含扩大了，把靠权力为生的官和靠生产资料为生的富人也当成民，结果一调查民
意，往往问当官的和有钱的感觉如何，结果是当官的一定喊首长好，有钱的一定说舒服极了，这种大好形势的民意一定是假的、靠不住的。政策好不好，要调查劳动者才能真正知道。当然，懂辩证法的政治家也可做反向推定，当官喊万岁，富人喊好得很，结果一定是人民群众骂娘，说遭得很，那一天当官的和有钱的叫苦，倒可印证百姓可能日子不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最差劲，国家和人民花钱供他们上学，结果全无真知实见，一齐和外国人攻击自己的老祖宗，其实老祖宗并不像他们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就政治制度来说也并非无制约制度，设左右承相制、谏官制等就是例子。谏官魏征死了，唐太宗李世民痛哭自已失去一面镜子，李世民是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现代许多当家人连祖宗都不如，喜阳不喜阴，喜拍不喜批，搞个表什么的自吹自擂，完全是在演戏。中国古代政治家很多人还知道文治和武治相结合的，一味迷信镇压的是少数。孔夫子地位被抬得那么高，为什么？为的是以德治天下，为的是精神文明。中国古代社会的产权也是明析的，天下一切都是皇家的，所以对敢于贪污受贿的官吏处理是极其残酷的，不像现在，财产不明，大家都可做窃贼。次说一下外国。外国的月亮，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月亮是否一直圆呢？答案是
否定的。外国改朝换代、亡国灭种的事比中国不差。中国的政治特点外国也有，只不过表现形式有别罢了。就拿近代最令中国右派倾心的美国来说，所谓两党制、轮流坐庄，都是随民意变化的。你掌权往东走，我上来往西走，反反复复，起了很好的平衡作用。他们的政策经常变，没什么不动摇之说，既使宪法，也可用修正案方式增加、改动。美国类民主制国家社会制度不怎么样，但政治制度是较完善的，可以避免摔大跟头。不像专制国家，为了张王李赵面子，高举这高举那，一条道走到黑，到了悬崖边了还不停步，叫人民当陪葬品。有许多人，特别是右派，总以为西方强大是因为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制，表现得很无知。拿英国为例，能有今天的富，靠的是武力掠夺。小小英国殖民地有多少？小的不算，光算大的就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厉害！自由贸易赚钱，哄傻子罢了。英国为何要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和大清国贸易逆差赔惨了！英国是用武力解决的亏空。现在许多中国人做梦，想走资本主义致富强国，你那里有殖民地？除非你走新帝国主义道路，步希特勒后尘，试一下运气，不上天堂，就下地狱。现在的中国如何呢？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领导了世界新社会主义
和新资本主义的两大潮流。文化革 命领导了整个世界左翼潮流?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是一次新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谁胜谁负问题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但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摧毁资产阶级经济基础，摧毁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要彻底建立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句话，就是要彻底向旧世界告别，向新世界前进。文化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峰，又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全世界，领导了整个世界的左翼思潮。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右派政变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断，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中国从左翼顶峰向右翼顶峰冲刺。改革开放领导了整个世界右翼潮流。一九七八年发生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世界性的新资本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思想上公开宣布剥削、压迫有理，利已主义光荣，发财光荣，......；在政治上信奉......主义，无情清洗反对派，剥夺......，实行高度集权，......；在经济上极力削弱国有制，取消各种福利，反对计划经济，强行市场经济，实行最不人道的劳动制度，强行私有制，利润高于一切。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完全逆文化革命而动，逆.....而动，给国际共产主义以最深刻的冲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归根到底，是受到了中国新资本主义的鼓舞。中国新资本主义的野蛮竞争力，还给了欧美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以沉重打击，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右翼政党却从中受益，欧美国家纷纷倒退，非国有化、非福利化政策有增无减。在中国新资本主义和美国新帝国主义共同影响下，整个世界重新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右倾影响了整个世界。通过前述，我们可以断言，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确领导了世界进步与反动的左右两大潮流。中国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思潮的出现，说明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无论将来世界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中国注定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主角，成为世界的中心。当前中国的左翼和右翼的斗争命运，必将决定全人类的命运；而左派重新回到历史的潮头，才是整个世界的光明所在。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光明的新中国，正在迅速退化成.....中国，组织严密、朝气蓬勃、廉洁自律、政令畅通的执政集团正在向......转化，政治、经济、文化一边倒，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正在......，整个社会健康状况严重......，各种矛盾正在激化，整个中国面临......的选择，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真实现状。事实正在雄辩地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是光明，...的资本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是.....。那么，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还有什么难以判断的呢？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来说，面临三种选择三种命运。
第一种是死亡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视改革开放以走完历史周期，问题成堆，以成强弓之未，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强烈反对，硬着头皮将改革开放路线走下去，自取灭亡，成他人恂葬品。第二种是保守疗法。
放慢或叫停改革开放，维持现状，寻求平衡，放慢死亡速度，在任期内不出大乱，安全退出政坛，浪费了千载难逢的英雄用武机遇。第三种是积极进取方略。
必须明白，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不断探索的历史，是看到了光明的历史。中国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思潮的出现，说明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经历了高山与低谷，白天与黑夜的完整过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经验教训。无论将来世界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中国注定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主角，成为世界的中心。天降大任安有不取之理？欲达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首先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重新认识建国后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实事求事地进行扬弃，为我所用。中国历史证明，朝代兴亡是随时可能的，做为一国领袖要格外慎重，懂得民心向背才是真正的势，顺势而为就是顺民心而为。要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阴阳平衡的道理，要有谏官制、副报告制；要懂大赦天下之必要，要懂调整政策是常态，不调整是办不到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其次，认真决策道路、路线问题。改革开放无疑是破产了，不能再走下去，这是一定的。问题是下一步朝哪里去？一步回到毛泽东路线上？不现实，那只是个方向；搞颜色革命，更不行，那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亡国灭种的极右之路；剩下的就是先废除新自由主义政策，搞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社会资本主义了，经过一定阶段，最后目标是逐步消灭资本，建立全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回到毛泽东追求的道路上来。中国势必将走上短暂的社会资本主义道
路，然后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目标前进，这就是末来中国的政治走向。
第三篇：中国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中国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大国的突然崛起所引起的反响是奇特的，掺杂着敬佩与担忧。对中国经济发展繁荣前景的非理性热情促使投资者们急冲冲地去购买中国企业的股权，而很少知道这些企业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与些同时，对中国成就和潜力的过高估计又助长了种种担忧，说中国必将打破全球贸易和科技力量的平衡，最终会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它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也忽视了美国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特殊方式上所获得的战略利益。实际上，中美两国正在发展着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经济关系。中国正在参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的自由而又有规则的全球经济体系。但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导致了两大没有预料到的严重后果。
首先，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给予它各种优惠和 便利政策以获取资金、技术和进入市场。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导致外国 公司在中国工业出口中占有巨大份额，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工业领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外企以及无力在同等条件下与这两者竞争的民营企业。其次，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固有的商业风险导致在中国的经理人当中衍生出了一种“企业战略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他们追求短期利益、地域分割以及经营的过度多元化；多数中国企业都侧重于发展与政府及官员的私人关系以谋取特权，而不是在企业之间建立起横向网络联结，也不在技术发展和推广方面进行长远投资。中国企业依然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和关键性元件，这些严重制约了它为单方面利益而支配其科技和贸易力量的能力。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希望在于中国对其相关体制进行改革。而美国的政策也不应沦为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样会损害目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趋势，而应该采取一种“战略性接触”的政策。一
最近有关中美贸易的争论忽略了以下事实，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大体上是有利于美国的。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1000亿美元。美国的波音、福特、摩托罗拉等企业通过从中国这样成本更低的国家购买零部件，每年也可以节省数亿美元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利于它们在本国开发新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国，它的进口额在东北亚地区也是最大的。中国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 1870亿美元。如果不考虑进口加工再出口贸易，中国在2003年有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在电子和制造业等高科技领域，中国10年来每年的贸易赤字平均数是120亿美元。与日、韩等美国在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不同，中国对美国产品和投资是敞开大门的。虽然近几年美国对华出口不太景气，但是在过去的10年内美国对华出口额增加了3倍，仅在去年一年内就增长了28%（同年美国出口总额仅增长5%）。特别是，中国是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其规模之大在亚洲是前所未有的。自1978年以来，中国吸收了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日本于1945-2000年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
由于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中国不能像日韩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保护本国市场使之只面向本国企业。相反，中国允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企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特
别是在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机械设备、半岛体和集成电路等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由于经济开放和需要大量进口，中国可以在全球贸易与金融等多个领域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且，中国已经表现了按世贸组织规则行事的意愿。中国现在是建立区域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倡导者，包括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与澳大利亚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贸和经济发展已经促使中国在商业法规方面作了改进，注意更多地征求消费者的意见，逐渐减少官僚作风以及遵守有关安全和环保的国际标准。
二
尽管如此，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还是担心，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比重的日益增长，将预示着东北亚地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然而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这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我们通过仔细观察中国的出口状况 以生产企业类型为标准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一个透视。去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同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只占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在1974-1978年间的韩国，外资企业只占其制造业出口的25%；在泰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 20世纪70年代的18%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6%。在中国，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工业产品的出口方面占的主导优势更加明显。尽管在过去的10年内，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去年为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
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这种情形几乎存在于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数据统计还显示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中国对国外投资的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1990年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像外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作者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三
中国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作长期投资。开发技术是一个困难而又不确定的过程。大量的资金投入或者现有的科技力量的集聚都不一定能确保成功。为了开发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必须获取新知识、了解把握市场动向、对变化多端的消费需求迅速做出反应。那些与科研机构、金融家、股东、供应商以及客户保持紧密联系的企业在获取、转化新技术以及将其商业化方面就享有优势。那种水平的网络联结是获取知识、资本、产品和人才的基本渠道。然而，中国现有的某些体制却抑制了中国企业间的横向网络联结，相反强化垂直联系。尽管市场改革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规则，在没有制衡机制以及直接监督的前提下，中共官员在界定和实施那些规则方面还有广泛的决定权。特别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够而且经常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纵经济政策。这样常常导致全国工业企业的地区分割以及重复投资带来的浪费。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企业发展出了一种了特殊的企业战略文化。首先，针对政府的特殊政策，中国企业往往注重从政府官员那儿
获得特殊待遇，即进入市场或取得资源的特殊渠道，免受一些规则的制约以及一些官员的盘剥。其次为了特殊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了避免与别的企业及其背后支持者纠缠不清，许多中国企业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特别是跨地区或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再次，它们往往置短期收益于长远投资之上，最后，中国企业为了减轻同行之间的价格竞争（这是由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重复投资造成的）带来的损失而倾向于生产和经营的过度多样化。
四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和商业环境，上述企业战略文化是合理而实用的。但是，这种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使其走下坡路。大多数中国企业注重短期收益，而不去提高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十多年来，它们用于研发方面的投入还不到其销售总额的1%。注重短期收益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技术的进口。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购买国外的生产设备来引进技术，通常是购买诸如装配线这样的整套设备。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硬件设施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用于获得专利使用权许可、售后服务以及咨询方面的费用则分别只占9%、5%、和3%。虽然中国近几年来开始引进“软技术”，主要是用于购买专利以利用好进口的设备，但含在这些设备里面的知识技术必须先消化、吸收和掌握（即技术“本土化”），而后才能为国内创新打下坚实有效的基础。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在技术本土化方面的资金投入还不到其进口设备总开支的10%。中国企业的这种情形也与上世纪 70、80年代的日本、韩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时的支出模式不同。这些国家的企业往往用两倍或者三倍于购买设备的钱来吸收包含在设备中的技术并使其本土化。中国企业在国内也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技术供应网络。2002年，中国企业用于购买国内技术的开支还不到其科技方面总预算（包括进口技术、维修现有设备以及用于研发方面的开支）的1%。企业间的合作和横向网络联络也很稀缺，使得中国企业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研发。2000年的一次全国性的研发调查统计显示，在中国企业总共27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中，93%用于企业内部的支出，只有2%用于与大学的合作项目，与国内其他企业的合作费用还不到1%。这些研究所的任务本来是推广技术，为企业服务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所正在成为企业的竞争对手。2003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很多科研机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已经把很多研究成果用于大规模生产和销售，而不是
通过专利技术去推广这些技术。考虑到挑战竞争对手及其地方保护者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很少有中国企业在别的省份进行投资或与别的省份的企业进行联合。强烈的地方政治背景使一个地区的经济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割裂开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企业往往规模比较小以及整个国家的工业企业是分割的。受地方保护主义危害最大的行业是制药业、机电、电子和运输业。其中，国企和民营企业受害最深，外资企业受害最小。为了获得短期收益而又要避免发展区域间产品供应链所导致的困难，中国企业往往走过度多样化经营之路，其结果对企业本身也是破坏性的。很多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在转向经营一些辅助性商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总之，中国的相关体制以及地方企业的企业战略选择都制约了中国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新产品在中国企业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大概为10%。这一比重在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企业中占35%－40%。在这方面，中国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重复投资、区域分割以及企业间的联系松散，甚至那些开发出新产品的中国企业也经常发现自身正处于恶性的价格竞争中，这使得它们不能从它们的技术创新当中获取高额回报。因此，与其把中国视为亚洲又一个经济和科技上的“巨人”，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正常”的工业强国，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样。由于政治文化和工业企业文化的相互影响，21世纪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图景就像是一个无网络节点似的图案有一些在科技方面比较成功的企业作为点缀。中国要成为科技和经济的超级大国，首先要在国内打好一个制度方面的基础。如果不对相关体制加以改革，中国吸收、发展和推广科技的能力仍将受到限制。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将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
五
考虑到中国威胁全球经济平衡的潜力所受到的各种制约，美国应该抵制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相反，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与中国战略性接触的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在维护美国科技、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的同时，帮助中国变得更加繁荣稳定，并使之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但美国必须接受以下事实，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发达国家制定的共同标准。维持这种战略性接触有助于巩固和加强美国从现存中美关系中所获得的收益，确保中国持续繁荣稳定，以及鼓励中国按全球贸易规则行事。中国要成为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国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在中国释放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有力的竞争者的潜力以前，中国必须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地使市场更加自由开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中美双方。
第四篇：2012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分析
2012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分析
桑百川
2012年，受到不断变化的国内投资环境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步伐可能会放慢。
影响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有以下这些： 从国内因素来看：
首先，我们国家的经济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利用外商投资，我们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标准。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早在2011年，中国的GDP总额为美元7.3万亿美元，这也巩固了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5,400美元。由此，中国在世界的排名上，从中等收入国家升入了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1800亿美元，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从2001年的469亿增长到现在的1160亿美元，增长了近2.5倍。毫无疑问，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贸易已经从改革开之初的“双缺口”渐渐稳定并转变成为“双顺差”，因此，中国自然而然地推出了针对利用外商投资制定的更严格的标准。吸引外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弥补“双缺口”，而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与运营商定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系统竞争，以服务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
二，“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已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也促使外商投资结构的变迁。
为了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中国将继续鼓励外商投资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节能等行业，而对于高能源消耗，高污染，资源消耗高的项目，中国将仍然保持着很高的门槛。此外，中国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性的机构，并将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与国外同行之间的研发合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修订工作中，将会有更多的项目被添加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中；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外企向中西部转移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的支持力度。这会影响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稳定价格，控制房价，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及投资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将减少外国投资的流入。
尽管2012年中国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但面对通货膨胀压力，货币供给不可能快速增加，加之控房价的政策持续实施，房地产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投资增速放缓，将拉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的，类似前些年外商投资借助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机会大举进入房地产的条件不复存在。同时，中国将继续受劳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汇率升值影响，投资成本上升，势必影响外商投资增长。
从国际因素来看：
首先，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变得更加的谨慎。
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一直在努力走出低谷，但仍然很疲弱。还存在这些不可预知的国际政治环境，例如，中东和北非动荡的局势，混乱的南亚和中国南海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大国之间激烈的战争，更加不利于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分析，在2011年，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预期，2011年全球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5%以上降至4%左右，先进经济体实际GDP预计将以缓慢步伐增长，2011年仅增长1.5%，2012年增长2%。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必将导致各国对华投资热情和力度下降，也将成为201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又一影响因素。
其次，美国经济处在经济低迷时期，其“再工业化”战略将影响其在中国的投资。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无疑成为了重灾区，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变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仍将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1%。虽然这一比例较先前预测的7%有所下降，但债务问题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中长期制约因素，将迫使美国政府调整财政收支，公共支出可能明显下滑，经济复苏之路会更为坎坷和漫长。
失业问题是美国当前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显示，2011年美国的失业率为8.8％-9.1％，并会在2012年维持在8.3％-9％的高位。尽管奥巴马政府提出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法案，但效果并不是很令人满意，失业问题也将成为美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面对重重困难，美国经济虽然也有一点增长，但它仍然处在经济衰退时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1.7％-2.1％，并且在2012年将可能上升到2.6％-3.3％。在美国以“再工业化”战略来振兴其国内经济的大背景下，其对华投资力度必然下降，甚至吸引一部分海外投资回流。
总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及其国内政策将成为影响其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第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经济复苏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所以欧盟将减少对外投资。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主要表现在危机已经由爱尔兰、希腊等欧盟外围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盟核心成员国蔓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法国的经济形势也不乐观。
作为欧盟制定的救助机制则只能解决其短期内国家资金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但却不能提高其真正意义上的偿付能力，这些国家的违约赔付机制正在形成，欧盟债务危机也可能从小型的经济实体转移到中型和大型经济实体。
2012年，欧盟极有可能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中度过艰难的一年。主要原因包括：首先，欧洲出台的救助机制短期内只能解决危机各国的流动性问题，而不能实质性改善各国的偿付能力，各国债务违约风险仍在不断累积；其次，欧洲债务危机可能从小型经济体向大中型经济体蔓延，特别是意大利债务问题的潜在风险巨大；再次，债务危机存在向银行危机转变的可能性，特别是占全球银行业总资产约53%的欧洲银行业持有“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超过5000亿欧元债券。
欧盟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如果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将对欧盟经济产生严重的持久性影响，使得欧盟经济短期内很难恢复；即便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不再升级，其以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应对方案，也会使欧盟地区公共财政支出下降，社会福利削减，制约公共投资和消费增长，甚至使个人罢工事件不断，对社会经济增长构成打击。这都将极大影响其对华投资的力度。
对于中国利用外伤直接投资前景的分析
由于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影响，2012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第一，外商投资规模预计将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在2011年过去两个月中，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情况，这表明经济危机以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美欧等发达国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回暖，对华投资会继续放缓；占据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八成以上的亚洲十国和地区经济深受美欧经济形势影响，增长速度同样会放缓，对外投资能力收缩；加之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成本上升，预计201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将出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调整。
自2012年1月30日起，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该《目录》将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促进利用外资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同时，着力推进节能减排，严格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类外商投资项目。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预计2012年农、林、牧、渔业利用外资将有所提高，但所占份额仍然较低；受自身发展水平所限以及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影响，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速将放缓，所占份额将有所下降；随着中国金融、物流、旅游、医疗卫生、文化产业等服务业的开放提速，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将进一步扩大，并继续拉大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的差距，占据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地位。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将出现更快速的变化。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一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性。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份额很少。但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持续改善，中西部吸收外商投资增速加快，特别是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提出发挥中西部地区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优势，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预计2012年中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中西部经济中心区的外商投资将显著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
四，外商将撤回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其撤离风险将加大。
受国内劳工成本上升、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影响，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大，投资回报率下降，存在外商投资部分选择撤离的可能性继续增大。加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资金链紧张，撤离中国市场的风险上升。
在这些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进一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保持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争取外国投资的稳定增长。把经济结构升级以及利用外资相结合将有利于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鼓励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成为“孪生政府”以便于帮助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一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核心经济区。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促使这些核心经济区实现协同效应，从而促进内陆经济的产业化发展。
第五篇：浅谈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及未来走向
浅谈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及未来走向
在太空中俯瞰到的地球是蔚蓝色的，那是因为在地球上所占最多的就是蔚蓝的海洋。曾几何时，西方的殖民者通过海洋征服了美洲、非洲、东南亚、澳洲乃至中国的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
二战之后，随着全球革命的浪潮，各国摆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纷纷独立。今天，殖民者走了，但是海洋上的“战斗”还在继续着。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一片海洋上，似乎纷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泱泱中华，两万多里的海岸线，与十几个国家隔海相望，然而几乎与每一个隔海相望的国家都有着领海的争议，其中纷争最为剧烈的为与之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纷争。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造成我以南海为主的大片海域迟迟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尽管每年都在提，每年都在争议，可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解决。这是为什么呢？ 回想最近几年每一次的事件，我们几乎都可以在其中看到美国人的影子。而日韩、越南、菲律宾等正是仗着其美国主子的撑腰才敢放肆的叫嚣。美国人为维护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妄图封锁中俄。暗地里指使日韩等国，默许印度，出兵阿富汗，同时支持东突恐怖组织以及世维会等分裂组织，想要在对我国完成战略上包围的同时给我们不断的制造麻烦。美日韩等国狼子野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就在今年以来，越南不断撩拨我之耐心，不断制造摩擦。如果学生不断的挑战老师的极限，那么不管其背后主子是谁，我们打狗是不看主人的。任何犯我国土及主权完整着，虽远必诛。
未来还很漫长，吾辈任重道远。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记使命，保卫祖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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