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读后感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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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概念，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而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自此之后，“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实际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同有关“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慎提“中国模式”等提法，有些学者主张用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经验等来代替；还有一种观点不同意“中国模式”的提法。
针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模式讨论，按照对模式与制度、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两组概念内涵及辩证关系的分析，《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这本书的研究主题从三个方面简要归纳为：一是针对否定、轻视或害怕提中国模式的观点，本书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指出中国模式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客观概括；二是针对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分析研究的倾向，本书认为有必要从中国制度的角度来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国模式的鲜明特点是其制度基础，中国制度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因素；三是按照从中国制度分析中国模式的逻辑思路，进一步总结提炼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相互融合关系。
书中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展现。从理论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决定了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多样化的社会发展模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从实践来分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相继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一旦一困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分别担当过不同的角色，发挥过各异的功能，完成过各自的使命。事实上，不承认或不敢于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事实上，如何完善和提升“中国模式”，正是我们当前需要积极推进的重要任务。
陈锦华等认为，较之单纯解读或分析“中国模式”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探索和考察它背后的制度因素。研究中国模式有必要结合中国制度来展开，其原因在于：
第一，模式和制度密不可分。制度造就的环境滋养了发展模式，而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两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世界史上的这类国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形式有别、作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应运而生、因国而异、应时而变，为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担当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第二，中国模式的核心在于中国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悬殊，经济基础落后又发展极不平衡，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决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核心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从模式与制度的关联角度，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分析研究，不论是正面肯定还是负面评述，大多缺少从制度角度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而中国模式的核心恰恰在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只有结合制度因素来分析研究中国模式，才有可能把中国模式研究推进到应有高度，从而对中国模式作出合理、准确、深刻的判断和分析。
第三，研究中国模式需要结合中国制度来展开。既需要从传统模式的演进来梳理当代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更需要通过对传统模式中的制度传承与变革来理解当代中国模式的制度基因。只有把模式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来探索，只有引入历史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探讨它们的成功与不足，才有可能对中国模式形成更为合理和客观的清晰认识，才有可能找出有价值的真谛。
另外，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是高度融合的。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对于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当代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融合方面，书中认为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融合有如下基本特点：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作用，政府有效行政的上层建筑以及既集中又民主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在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上，重视和把握中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经济、社会的模式取向和制度内涵上，有凝聚人心、广泛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发展目标；在模式与制度的发展上，有与时俱进的改革文化；在政治制度发展上，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实行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中国模式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系统，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和相辅相成，是一种较之世界上许多事物之间更内在、更深刻和更复杂的辩证关系。书中通过以下两方面来阐述：
1、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不可分割。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模式必然包括制度，没有制度内涵，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模式，更不能成为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模式。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一个低劣的制度不可能产生优良的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模式和制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适应性、匹配性和合理性。这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合乎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适应世界潮流，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当然，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还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成功是相对的，不可能没有问题和缺陷，因此需要与时俱进，继续探索、完善。
2、中国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和改变。中国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决定因素，也是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力源和核心动力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动力是内生动力，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独特的。中国政治体制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体制与全国人大代表相结合的党国体制。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秘密就在于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国制度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促进和保障了中国模式的发展。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90年奋斗的成就总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个方面。
中国模式最成功的亮点主要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活力是由三个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支点支撑的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外开放战略。30多年来，中国正是依靠这个三位一体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制，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因素，推动它们的集成融合，为国内外市场上发力，以一种“杠杆平衡”。三大支点及其要素所化合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崭和形态，使中国模式得以生机勃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还原计划和市场这两种体制机制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性质，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体制上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特征，又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这种新型的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自由竞争和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也不同于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与市场经济激励竞争的机制相“兼容”，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重的混合体制．
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不仅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和《宪法》规定的，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制经济之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功能互补和平等竞争的关系，在功能上，公有制经济主要发挥实力，非公有制经济则重点体现活力，它们将长期共存并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种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乃是真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发展经济学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论分别从资金、市场、技术、就业等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论证了其充分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当今世界，厉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对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发展起点较低的大国，用邓小平的话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将对外开放作为与改革两相并举的重大战略，作为一项坚定不移加以实施的基本国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从结构上看，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中的一些构成元素或要素都是既有的，它们分别来源于包括在西方产生的人类的先进思想，存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这些要素经过中国的实践与创新组合而成的形态，则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国独有的特征。因此，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构造上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混合”包容和组合创新。
从书中我了解到了，模式和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模式和制度本身，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决于这种模式和制度是否契合本国的特殊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否能够在全球化的发展中顺利融入世界，是否能够
构成一个动态开放的结构，并根据实践的深化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模式和制度的选择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行为，不取决于执政者或者权力集团的个人喜好。这种选既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也需洞察并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尽管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不断演进，但是当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发展，仅仅只有60多年的时间。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的形成只是刚刚开始，远未成型和完善，还需要长期的大量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从横向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各个国家不同的模式和制度，都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学习和借鉴，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同步展开，有效整合两个维度的多种要素，使之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篇：《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读后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是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从此以后，在国际层面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论”、另一个是“中国残局论”。对于中国模式的两种判断，我一直存有疑惑。这次在党校封闭学习期间，我终于放下了繁重工作，静心研读了《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这本书，系统了解了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自身的独到之处。一是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三是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四是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五是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六是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当然，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但回望历史，中国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邓小平同志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三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
邮箱：fengrong2012@126.com作者：张一云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探析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等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步伐缓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尚未在权力机构引入和构建。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继续保持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困难重重，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问题亟待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层次民主日益被提上日程。本文试图在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借鉴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经验，提出对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模式的展望。
一、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转折
建国六十年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种政治思维的重大转折。1978年，邓小平提出“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96页），实现了对建国初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思维的根本超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转折，党的中心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政治发展寓于经济建设之中，这不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也是适时推进政治发展的最为妥当的战略决策。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1、经济建设出现增长瓶颈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但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出现增长瓶颈，即经济学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同时，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小虎以及拉美国家一样，我国同样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长期经济衰退怪圈的考验。
用经济政策解决政治问题只能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邓小平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中。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①。
2、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度的把握具有风险性。只要有改革就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必然会遭到固有秩序的抵制，弄不好会因时机把握不准而失败，因此“改革有风险”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把握不好度，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20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尝试的思想先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壮大蒙上了阴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曾因此一度放缓了脚步。如何突破改革与稳定的悖论，寻求一个合适的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入的重大挑战。
3、执政合法性面临现实挑战。建国60年后，随着当年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相继离世，建国初我们党作为革命党所具有的政治伦理上的合法性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通过经济绩效来巩固党的执政法理性基础，也是不稳固、不可靠的。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全球性，以及经济发展自身规律，都决定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党的执政地位必然会由于经济低迷引发种种社会问题而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而党内腐败的蔓延则严重损耗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第164页。
政府公信力。如何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实现社会的稳定，如何寻求执政合法性的新的理论支点，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其方向只能是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即宪政民主政治始终强调的“主权在民”，执政党的权力只能源自人民的授予。
三、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伟大启示
1、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科学论断的启示。这是邓小平1992年第二次南巡后做出的伟大论断，同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历经自古代希腊和罗马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其早已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并无东西方之分。
其次，先试点、再在全国推进改革模式的启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也并不像现在那样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直到1992年，在经历了14年的试点、反思和总结，才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结论，并在全国加以推广。通过试点总结、再在全国推进的成功模式，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已得到了部分应用，例如村民自治、党员干部任前公示等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微调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的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2、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首先，对行政权力实施控制的启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一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审批法》、《行政许可法》，以及2012年1月刚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等立法，使行政权力的行使得到进一步规范。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规范，颁布了《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司法、人大、政协等部门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实行逢进必考、领导干部公选等制度。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控制作为核心，在实现党政分开基础上逐步推进。
其次，政企分开对党政分开的启示。政企不分会排斥市场机制自我运行，导致政企职能错位，使政府陷入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每个企业又像是一级政府和小社会，牵制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使，作为所有者和调控者的双重职能使政府部门难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同样，党政不分也会排斥行政机制自我运行，牵制其监督职能的行使，党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无法实现自我监督，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极易产生腐败，使党陷入对政府过错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民众会把所有政府行为导致的社会问题都归于党委领导，也会因此成为西方民主攻击的对象。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党政分开。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原则
原创型的政治制度多是在自生秩序的基础上自然生长的结果，如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是最早在英国自然演进成熟的。而模仿型或移植型的政治制度则是制度移植、制度创新与本土自生秩序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应是结合本国的传统进行具体的制度创新，使宪政民主具备自身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将外生的宪政民主制度转换成本国的、本民族的制度。
一是保证政治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首先破坏了政治稳定，动摇了制度创新赖以进行的制度结构的合法性，无法维持国家基本的运行能力，也就不可能完成改革所必需的各种任务。二是自上而下宪政民主制度与自下而上基层民主制度相结合，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发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革中的作
用。三是移植先进民主制度。例如，对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任期制度等方面加以借鉴，对协商民主、行政三分、党内三分等制度形式进行论证与引进。四是渐进式改革与试点相结合，实行“试错型的制度创新”模式，即“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①
五、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选择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合理界定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不断探寻执政党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法理性权威相契合。
第二，实行党内竞争性选举和基层民主普选。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试点引入竞争性选举模式。基层民主则借鉴普选模式规范直选程序。
第三，完善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实施控权的立法，把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从对基层执法人员和行政干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上升到对领导权力的法律界定和制度控制。
第四，进一步加大对先进宪政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借鉴，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民主政治制度。
第五，不断增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监督职能。在人大和政府关系上，实现“弱政府、强人大”。
第六，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预防腐败法》，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将检察院反贪局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并，直接隶属党中央，垂直管理，在党政分开体制下，独立行使党对政府的监督，实现对滥用公权力的控制。
参考书目：
1、[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叶长茂：《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9年6月第1版。
3、马树颜：《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双向民主发展路径》，大连干部学刊，2 0 1 1年9月第27卷第9期。① 参见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4、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31期。
第四篇：《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读后感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读后感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国外媒体中升温，慢慢地映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实现平安的过渡，更是让这个概念变得炙手可热。而郑永年先生正是围绕“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在对比中外的许多经验，经过自我思索和总结之后，对一个个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在仔细学习郑永年先生《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佳作以后，会发现在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很多政治和时事问题，原来有些困惑的地方现在变得豁然开朗了，而书中所提及的许多问题以及解决方法都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在着力研究“中国模式”的概念上，文章内容顺着作者的思路慢慢展开，对中国模式中所存在的十二个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答，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始终是贯穿着文章的主基调。在读完其中的“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政策开放与社会政策”一章以后，自己的心中深有体会，下面就这个话题通过引述文中的若干观点来谈谈自己的感想。
本文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政策为主体，分析了改革发展的原因和出现的社会后果，使用奥尔森和波兰尼理论来论述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中，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等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的正确性，同样对伴随着改革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做了详尽的介绍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郑永年先生在文章的开篇通过提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私有化和民主化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中国共产党尽量代表最广大人民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政府权利的管限四个论点，引出改革和社会政策的问题。
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雄心勃勃的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帷幕就此拉开。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以前的改革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并未找到改革的命脉。在文章中作者以他犀利的笔法和独到的见解，结合中外的改革经验，为我们指出这次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在随后的内容里，先生详尽讲解和说明了改革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的后果。通过分析 “对内”和“对外”的两方面内容，找到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快速转型的最强驱动力和改革开放是社会利益分布不均，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稳定两个问题，总结出对内和对外是互相发展，相互促进的结论。
对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问题，灵感是来自于奥尔森和波兰尼两位思想家，两者的理论对于中国问题都有着深刻的解释力。对奥尔森的理论体系，郑永年先生同意其稳定的出发点，同时相信所有鼓励改革开放的政策都为改革提供动力，同时也会带来社会陷入僵化的负面影响。对波兰尼的理论，先生可以得出改革已经使得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基本秩序破坏，市场社会不能持续，因为发展过快的市场经济会破坏社会，而社会需求会给国家带来压力，要求国家干预，随之带来的国家行动会使社会来控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论。正是由于两者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在解释当代的全球化影响特定社会有很大的用处，所以在当代有许多的学者乐此不疲来研究，尝试解决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奥尔森的理论来说，中国战胜了社会僵化，在经济转型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而波兰尼的理论可以理解中国转型影响社会。通过以上的总结，在文中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的力量，若缺乏有效的政府规则，市场的力量将趋于自我毁灭；同样社会若不采取有效的约束行动，国家和市场力量将会走上自我的毁灭性。掩卷沉思，我们不禁会用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印证作者的观点。确实，若使得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能够持续获得高速的发展，我们很迫切的需要找到三者能够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寻求相互发展的平衡点。当代的中国在这个经济发展的狂潮中需要果断地作出抉择，寻求在政治的引导下，能够创造出使得市场和社会双赢局面的出路。虽然有些虚幻，然而透过中国发展的现状，我们不难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并非是空中楼阁。因为在现实中通过中国一代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坚定不移的执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克服改革发展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已经取得了今日让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之声成为了世界的最强音。
论述完了理论对中国改革的指导意义，相应的实际政策的制定和开展则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改革开放与市场发展内容的展开介绍，我们了解到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的政策，是如何确定并且克服奥尔森所指的“特殊利益”，继而推动了诸多巨变与转型。
改革前，中国为典型“僵化”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总体特点表现为低效，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面对如此的现状，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心里又有着怎么样的抉择呢？在道路崎岖改革的前三十年，当时的领导人顶住了内外的压力，“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的探索，试图利用外部的压力为内部的改革创造动力。通过实施私有化的过程，国家将经济的权力归还给了企业，而民主化的进程则是国家把政治的权利交到了社会力量的手中。事实上在1970年末的中国，没有人即使是邓小平同志也无法对四十年后的中国做出正确的预言。我认为在四十年以后，中国正以全新的面貌和强劲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所有的这些光辉成就的取得，邓小平同志和他的继任者都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正是由于他们顶住了压力，用智慧和胆魄不断地顺应历史，不失时机的将改革向纵深开展，才有了今天辉煌的局面。而改革一旦开展开来，本身有了新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的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放权让利”是解决工业品稀缺的问题请，最终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最初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结果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改革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自不待言，而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更不待言。因此改革不但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对外经济开放也是风起云涌进行着。在文中郑永年先生通过各种数据和事例说明，正是由于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相关的特权和优惠政策，才使得沿海省市经济得到快速的成长。从此以后中国与外部的相互依赖型越来越大，开始慢慢的融入国际市场，渐渐的与世界接轨，包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回首往昔的时光，一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进程，我们会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到治国之难和国家建设之艰。然而正是由于洞察了如今世界的主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局，让中国的领导人审慎思考，通过探索历史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洞悉民众的意愿和渴求，从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确保了改革开放稳定进行。此时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和经济增长率正以高额的数字稳健的增长，同时中国也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此时的中国更加昂首挺胸的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讲述着我们的辉煌历史，描述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在中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郑永年先生在文中指出，随着改革的进度不断深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并明显消除了贫困，然而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分配差异的突显，贫富差距变大以及社会开放中的不平等政策的参与，所有的这些现实的复杂性都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未了的心愿实际上也在提醒着人们，中国的改革道路还很长，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些都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由于这些不平衡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逐渐得到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并制定实施着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在政治改革上，党的重心逐步向新兴的社会阶层靠拢，实行政治现状的调整。西部大开发计划，振兴老工业基地和加快中部发展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显示出政府为了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而做出了努力。政府使用社会保障，健康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手段，来缓和改革所带来的副作用。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保卫社会。正如文中所说，因为“只有社会才能管制权利和金钱，只有赋权于社会，正义才能得以伸张”。而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是只有好好把握改革发展与保卫社会的度，找准两者能够共同发展，共同促进的平衡点，中国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健的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通读全文，自己心中有很多感慨和认同。而每次的阅读，自己的认知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心中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这篇文章不失为一篇能够让人思想得到启迪，觉悟得到提高的佳作。
第五篇：《中国制度面对面》读后感
《中国制度面对面》读后感
《中国制度面对面》读后感1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中国制度面对面》读后感2
这本书一以贯之地承袭“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物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风格，生动朴实地解读阐释新时代。从标题的提炼、内容的安排，到语言的运用都匠心独运，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群众熟悉、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析事明理。正是使用通俗易懂、广大群众熟悉、喜闻乐见的语言，这本书一下子拉近了理论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党的十九大精神更生动、更写实、更接地气，使广大干部群众更乐于接受、更容易理解。此外，该书文风创新，除了精彩的文字论述之外，还附有重要链接、微评和丰富插图等多种栏目，立体、生动、活泼地进行解读阐释。可以说，这本读物清新简洁的文风，是理论宣传的创新文风，值得推广。
翻开“后记”可以看到，参加编写修改的都是理论功底扎实、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专家学者，其中一些专家还参与了党的十九大文件的起草，对大会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同时，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对所有问题的解读都忠实于大会报告和系列重要文件精神，立论正确，说理严谨，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使书中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比如，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判断的观点进行解读时认为，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不是凭空做出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时代、理论和实践依据，同时还引用十九大提到的“三个意味着”，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中国和世界相结合的维度，深刻阐明了这一判断深远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世界意义，从而保证对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解读阐释的准确性。
总之，《中国制度面对面》以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新的特点对新时代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是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本必不可少的辅导读物。相信这本书必定能够在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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