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中西历史书写之异同
浅析中西方历史书写之异同
尽管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迥异，数千年来世界各区域之间的相互隔绝使得中西文化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质，以至于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视中国文化为彼岸之花，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体现。西方历史研究者批判中国的“帝王将相史”缺乏人文关怀，中国的学者讥讽西方的“后现代史学”不过是纠缠于马桶、梳子、妓女一类的琐事，两者的差异性可见一斑。然而，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毕竟不是血淋淋的相互博弈，差异性也不是文化的唯一特质，尽管中西历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书写途径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二者是必须兼有的，比如说史学研究者的关怀、问题意识。许纪霖先生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就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以及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1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不能回避的，这种对公共社会的关怀在中西学者之间作为一条隐形的红线沟通了两种异质文化。
一、问题意识的差异
是什么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中外学术界往往把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追溯到明清时期，在形塑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中传统政治史中强调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全貌？被重大事件所掩盖的一般时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否更能透视历史的真实情况？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下新政治史诞生，改变了长久以来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 “事件主义”倾向，研究视角开始向下延伸。20世纪初史学界开始反思历史研究中独重政治史，政治史中又独重重大事件的现象，其中以年鉴学派为先锋打起了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政治史吸取了社会史、新文化史中合理因素，以全新的政治史形象登上了历史研究的舞台，新政治史不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精英人物的行为，视野由上层精英向下延伸至普通百姓，研究对象大大的扩展了。《牛津英国史》的主编摩根认为，传统政治史对政治的定义过于狭隘，政治史应该“从如何追求权力、行使权利、指责权力、滥用权力或否定权力的角度，对任何特定的单位或社会重新进行解释。”新政治史围绕着“权力”展开（包括文化，这种软权力），扩展了传统政治学的外延，开始注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我尝试以两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佳作，具体的比较传统政治史与新政治史的异同。传统政治史中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与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是当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之作，而相应的，我选取了孔飞力的《叫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笛老师的《茶馆》以及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作为西方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的代表来进行中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达恩顿的《屠猫记》一书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问题意识：“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个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2沿此线索，甚至可以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心灵世界。中西方学1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论文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吕建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
者都力图回溯到中国的清朝社会去开启一个与今相异的意义体系，他们抓住了于今人看来晦涩难懂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一条通幽的曲径，重构了中国悲剧时代前夜的意义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知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历史学者关注点不同的主要原因，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体验使得中国的学者在这种切肤之痛的状况下很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与紧张：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相比缺乏的到底是什么？而西方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们对于近代中国的理解自然打上了自身文化的烙印，现代化理论是其研究的背景，他们的研究多关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差异性在《叫魂》、《文化权力与国家》与《天朝的崩溃》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叫魂》一书关注的是：“盛世”之下妖术恐慌为什么会在华夏大地上蔓延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系统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于其不同的是《天朝的崩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然而在具体叙述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林则徐等主战派代表的正确方向，中国就可以力挽狂澜。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天朝的崩溃》整本书就是以以实证的方式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鸦片战争前中英军事实力对比状况是怎样的？依照主战派的作战方针是不是就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天朝的意识形态如何麻痹当权者的？以贸易为本的英国与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具有怎样的差异性？鸦片战争的战败是否是不可逆转的？
当然，茅海建老师的分析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数据分析、技术分析，作为中国的知识人，长久以来的传统文化熏陶，使其更能走进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对琦善等表一中同情之理解，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3。如果，《天朝的崩溃》还不这么明显的话，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则更加一目了然。对于曾国藩等晚晴士人的心理分析惟妙惟肖，令人动容，不改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即人的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中有一份遗产是特别珍贵的，就是变易观，即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中国哲学讲究的是阴阳抱负，周而复始，变与不变，体用不二，这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进化论是有显著的差异的。中西文化在近代的的冲撞、融合，盘根错杂，情节极其复杂，真实的历史没有不变的传统，也不是按照西方的进化原理那样一味的由蛮荒走向现代。
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则非常明显的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烙印，西方成为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标尺”。杜氏以“政权建设”与“文化的权力网络”两个西方概念作为近现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作者也承认这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即使它们在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作者稍加修改，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来揭示中国20世纪初复杂的情况。4“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政权建设实际陷入“内卷化”而难以突破。历史表明，政权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但在近代中国，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却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取能力，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长。税收虽有所增加，政府效益却在递减，只得依靠各种非正式机构征税。这样，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国家对这些机构不仅缺乏控制力，还要靠这些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策，也就无从防止这些机构的贪污中饱。不难看出，杜氏的观点是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值得商榷的是：理性主义是不是适合所有异质文化的普世主义价值呢？是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呢？不同的文化最终走向殊途同归是进步还是衰败，这些都是西方作为他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二、史料选择的差异
对现有问题做出较好的解释，只能依靠对史料、文献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读。由于视野和问题意识的不同，他们参考的史料与文献也有很大的差别。
《天朝的崩溃》一书视野主要集中在官僚上层，尤其是上层的军事、经济与制度，宏观上对比中英的实力状况。所用史料包括档案（《军机处录附奏折》、《朱批奏折》、《上谕档》、《缴捕档》、史料汇编（《烟片战争档案史料》、《清实录》、《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县志、士大夫的日记、文集。《叫魂》一书从皇帝、官僚、民众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因此它所用的史料也相应的从这几个层面来搜集。一方面，在分析官僚与皇帝对妖术心理与态度方面引用的史料与《天朝的崩溃》类同，主要是档案史料（逐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庭寄、大清律例。。），另一方面，与传统的政治分析相比，《叫魂》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加精彩。孔飞力先生参考了众多学者关于中国宗教、民间传说、巫术、满族传统、头发象征意义的研究，如：《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年》、《中国的咒法》、《巫术与宗教：民间信仰的政治学》等，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如《正德华阳县志》从心态史的角度出发重构了“盛世”下普通民众的思想、精神从而折射出隐藏在“歌舞升平、一派祥和”的传统史书之下的社会真实情况。“盛世”之下为什么会出现妖术的恐慌？头发在当时社会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对流动人口的异常谨慎与恐惧是否说明在“盛世”之下民众已经悄然的感受到了悲剧前夜的种种威胁？这些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分析所缺失的，而在《叫魂》一书搜集的史料与文献中得到了弥补，极大的丰富了读者对当时社会全貌的感知。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叫魂妖术恐慌在中国爆发，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沿着长江和运河北上西行，孔飞力以此事件作为切口，进入到悲剧前夜的清王朝和民间社会。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叙述三个不同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普通民众歇斯底里的恐惧，官僚集团在一开始超乎寻常的淡然及后迫不得已的热衷，弘历作为异族皇帝敏感的政治神经。三层视野下的分析更能透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全貌。盛世在普通民众中究竟意味着什么？镀金时代的社会氛围是如何的？专制皇权是如何与常规化的官僚制度进行博弈的？清王朝的法律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天朝的崩溃》则是以鸦片战争的过程与涉于其中的官僚士大夫的命运作为书写线索，透视天朝意识形态笼罩下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原貌。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了对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如：第一章中引用冯玉祥、老舍自传稍稍的提到了普通士兵阶层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此书的主旨是从传统的政治分析角度来窥视中西之间的差距，所以对于社会的关注稍有不足。当然，这种切入角度有其合理性，毕竟，内忧外患、缺乏民权的中国近代社会，民众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和自觉，因而最能够直观的反应中西差距，首当其冲的直面西方冲击，自觉得回应西潮的始终都是士大夫和上层官僚。他们的制度和意识形
态具有典型性。而《叫魂》一书中虽然也有传统的政治分析，比方说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专制主义皇权与常规的官僚制度的矛盾和调和，但是，对于社会层面的分析才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叫魂为什么会演变成歇斯底里的社会恐慌？除了乾隆皇帝的蓄意利用和官僚们的滥杀滥刑、邀功补过之外，更多的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戾气，正如作者所说“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一种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民众把官府对于妖术的清剿作为谋求私利的良好机会，在长久缺乏权利的中国民众心里涌现了一种权利的幻觉，这点在本世纪的50、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仍然有很深刻的体现，所以，政治领域的教训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相对来说，文化，作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征，在更长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他的传承和教训也在更长时间里具有借鉴意义，这一点也正是国内传统的史学研究者所需要更加关注的。
三、微观史“以小见大”
新文化史着重于对“微观世界”的分析，以小见大。这种微观史的研究模式能否说明外面更大的世界呢？如果只在局部有意义而脱离整个大的环境，那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意味着史学将沦为一点一点毫不相关的碎片？王笛老师在《茶馆》中曾对微观史的价值进行过分析，“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大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是否说明外面更大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大的范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础，力图为理解大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大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但是地方知识至少提供了对大社会的部分认知„„提供一个样本或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而整个历史、社会、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5正如作者所说，如何去驾驭细节，而不使得微观史陷入支离破碎、毫无章法，在于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可以把纷繁的细节串联起来。“日常的研究取向，容易使我们陷入杂乱的细节而难以自拔，这也引起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
那么《茶馆》这本书，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这个结构就是本书的中心论点：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6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过于强大的理论预设会使得文章有失偏颇，阅读《茶馆》之时，不免让人觉得过多地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这种国家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呢？作者对成都社会和茶馆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自治”特性强调过甚，简化了社会与国家之间那种既认同又反抗的复杂互动。在很多时候，大部分国家控制手段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认同、理解、合作与配合，也许王笛老师在此正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国家力量向茶馆社会的渗透，与其说是国家单方面的行为，不如说一种合谋。
西方史学研究尤其注重理论的积累，往往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都是以一个强5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王笛：《从微观世界入手理解宏观世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242368/discussion/23767772/
大的理论预设作为研究背景，这点在上文对《茶馆》的分析中就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而《叫魂》、则更加明显。整本书即以对马克思韦伯“专制权利与官僚常规在一个体制内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讨论，作为立论的基础。强调通过政治罪使得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平相处。身处于权利之塔顶峰的君主，面临着一对矛盾的选择，一方面是对个人权利的终极热爱，这种担心权力被架空的恐惧是与专制主义向伴生的疾病，无法避免。另一方面，随着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在实际的国家管理过程中，君主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官僚阶层的协助，常规化的官僚系统有自身的惰性，容易形成官僚内部盘根错杂、“一荣俱荣，一辱具辱”的关系网，反而把自己权利的授予者——皇帝边缘化了。“还有什么比官僚机器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和自我保护更能构成对于帝王权力的嘲讽呢？”7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下，皇帝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特殊事件、非常途径来打破这种常规化的官僚运作。于是，叫魂妖术案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样的是，孔飞力、马克思韦伯的这种西方经验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国情？
四、新文化中的“叙事”倾向
新文化史另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其打破了传统史学对于历史的唯一解释，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历史。社会史不是政治史的附庸，以往因为权力关系而造成传统精英史中存在着许多的隐晦之处，这是造成当代人误读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文化史对于社会、大众文化的研究逐步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比如说《叫魂》，孔飞力作为一名历史观察者，从文本、档案中走进了18世纪的康乾盛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与今相异的意义体系，传统认为的“盛世“之下其实是危机重重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把他所感受到的盛世危机描述出来，因此，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他没有做出绝对的回答。比如说“为什么弘历身上会体现这种矛盾的风格，即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不太和谐的混合物？在君主眼中，江南文化究竟代表
8了怎样的双重意象？”弘历到底是不是相信有妖术的存在？因为，这不是作者的意图。也许，这样的叙述并没有传统史学所熟悉的因果唯一性解释那样的让人觉得干净利落，但是这种发散的方式却给了我们更大的思考空间与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毕竟，复杂的历史社会不能用概约化的1点、2点来解释。
怎样去书写历史才更加真实有趣？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非常注重考据，把正史和野史截然分开，如此严谨的态度固然有其好处，但是，也使得中国治史者的叙述能力在不断的萎缩，史学研究令人望而生畏，不得不束之高阁。而新文化史在叙事方面却有着难以比拟的长处。史景迁的在《王氏之死》中的叙事很容易给读者一种看欧洲电影的感觉，叙事缓慢而平淡，让观者有些焦急，却又耐着性子看下去，看罢总会在心中有些回味。在如果说黄仁宇喜欢从历史中的几个人物来揭示一段历史的风貌的话，那么在这本书中史景迁进一步把眼光放小，放低，试图从小人物的生活来揭示一段历史的精神。在本书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小人物对于命运的挣扎。当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氏，她一直处于一个边缘的状态，一种无助的状态，她的生活始终只能已男人为中心，在她不明原因的跟情人私奔后，或许她也曾经幻想可以跟随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但是悲剧发生了，那个男人终于也抛弃了她，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王氏不得不回到掏出的“家”――这个悲剧的起点。显然，她的丈夫任氏对她的归来是不欢迎的，如果她走了，那么任不过是丢丢面子随她去罢了，而任氏的回来则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显然，如果他7郑家栋，《超越中西之间——读孔飞力叫魂有感》论文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1月
重新接纳了王氏，那么在那个时代下他男人的自尊无法得到舒张，况且妻子那段“淫妇”的尽力无疑回对他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名声”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候它就意味着一切。那么任王氏去他也无法做到，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而王氏一旦在他生活的空间出现，那么同样意味着一个他的“屈辱”符号存在，同样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会对他造成压力。于是，在这种压力下，他终于达到了今天我们看来的病态心理，杀害了王氏。故事由史景迁一一说来，基于史料基础上的叙事，不仅能够保证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更因为其生动的语言、合乎人情的分析而引人入胜，冲破了原来僵硬狭窄的读者群，这点尤值得中国传统治史者去学习。中国从来不缺故事缺少的是会将故事的人，缺少的是优秀的叙事史。
第二篇：浅谈中西爱情诗异同
浅谈中西爱情诗异同
摘 要 诗承载着一个人的思想，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精神。中外抒情诗作为对人类心灵状态的直接描摹和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恒的追求是人类所共有的，战胜时间是人类的永久梦想。而爱情是一个亘古的话题，爱情诗也是中外诗人青睐的题材。
关键词 爱情诗 含蓄 言外之意 直白 热情
马克思说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表现两性欢恋的爱情诗，往往借助于某些自然形象。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爱情诗，作为两性之间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辩证统一的没得结晶，它就像一切人类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在悲剧性的辩证进展中，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出现某些反常的自然现象来加以比喻的情况，即苏东坡之语：“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钱钟书：“诗之情味每与敷噪立喻之合乎情理成反比例。”
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世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对中国爱情诗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爱情诗虽不乏相思的闺怨、宫怨诗，但都是含蓄的、婉约的在爱情诗中多用“男子做闺音”、“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将自己的心声小心翼翼的表达出来。中国的爱情诗宛如中国的水墨画，要读它的言外之意，留白是中国诗歌独有的表达艺术。如《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而西方诗人关注爱情，爱情构成了西方抒情诗的主题。西方人非常夸张地描写情人的美，并把时间和情人的美联系在一起。如考利《我的食谱》
你的怜悯和叹息够我一年消受，一滴眼泪至少够我生活二十年，温存地看我一眼够我活五十个春秋，一句和蔼的话抵得上百年的盛宴，如果你对我表示一点点倾心，就等于又加上一千年的时辰，在此之外是辽阔的永恒。
爱情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仅仅一点点垂青就抵得上万年。
再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上邪》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虽然都是爱情诗，但是大家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抒情诗更含蓄，更矜持而西方的抒情诗更为直白和热烈。这就明显的体现了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熏陶而成的诗在手法上明显的不同。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传承，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也就造就了中国爱情诗的含蓄、矜持、温柔与忠贞，而西方就是爱你就要热情似火，没有含蓄遮掩的必要。
再如海涅的《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
爱就是笼罩在晨雾中一颗星。
没有你，天堂也变成地狱。
可爱的战溧，微妙的颤抖，这……羞怯温柔的拥抱――
在你美丽的樱唇上，我惯用接吻来代替语言，我的吻就像是从我的心底冒出的一个火焰！
……
……
爱情究竟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解答。
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爱的热烈，毫不含蓄的表白，“樱唇”“吻”这些字眼毫不避讳。面对爱情的伤害，西方诗人也能勇敢的面对，“爱情究竟什么”这个纠缠了人们千年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人可以回答。这首诗展现出西方诗人面对爱情的面貌――热情、直白、勇敢。
女性的自由与追求爱情的权利，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方在爱情方面表现出靠近和融合。如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表现了女性面对爱情的独立，就如《简?爱》中简爱所说“等我回来找你时，我要作为平等的人”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爱情意识。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这株温柔的木棉绝不依附于橡树，她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橡树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中国爱情诗还是含蓄的而非热烈的，但是在思想上已跟随时代发展而表现出忠贞之上的独立自主，平等的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爱情诗的生根发芽也要和水土相适宜，中国天人合一与西方主客二分的核心文化观念的差异是中西爱情诗之所以不同的本质上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冯国忠.浅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J].国外文学，1985（01）.[2]袁仕萍.中西抒情诗文化精神差异探析[J].襄樊学院学报，2005（26）.[3]谭璇.中西爱情诗歌比较[J].青年文学家，2009（13）.[4]鹿忆.《一朵红红的玫瑰》与《上邪》的爱情观比较[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01）.
第三篇：中西餐桌礼仪异同
中西餐桌礼仪的异同
西餐桌上的礼仪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有一些老规矩，例如，胳膊肘在用餐时自始至终不能搁在餐桌上等等，已不再被大家恪守了；但是，有许多“清规戒律”还是被人们所遵行。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不能违反的禁忌：普通西餐的进莱次序，通常是面包、汤、各类菜式、布丁、咖啡或红茶。照正式规矩，入席的时候，客人应该由椅的左方就位，离席的时候亦应由椅的左方退出入座后，应该待主人先摊开餐巾以后，才可以把放在桌上的餐巾铺置在自己的膝上。收起的时候也是一样，都要以主人为先，否则便失礼。铺餐巾，在正式场合是将餐巾叠作两层，放置在大腿上，不能完全摊开，更不能塞入腰衣服里、但一般的常餐便不须这么拘谨了，想要全摊开的话也是无妨的。有时中途因事要暂时离席，切勿将餐巾搁在桌上，因为这是意味你不再吃，侍者便不会再为你上莱了，所以，在离开时须将餐巾放在椅子上才对。用餐完毕，餐巾大致叠好，也可以不叠好，放在餐桌上，而要乱扔。如果发现水杯或莱肴中有脏物，不要大声嚷嚷，引起同桌的人们注意，而应当悄悄告诉服务员，让他拿走重拿一份来。换菜盘和餐具也是这样。喝饮料时，先用餐巾擦一下嘴唇，然后再喝杯中的饮料，为的是避兔菜屑弄到脸上或丢进玻璃杯里。如有纸餐巾最好不用餐巾擦嘴，不要把用过的盘子推到一旁，或者把盘子摞起来。最好不要移动任何盘子的位置。在桌布上落下面包屑，可以不必理会。如果是不慎落下一点儿饭菜可以在服务员撤走盘子时，用餐巾小心地把它拾到盘子中。
品味西餐文化，建议大家有时间到崇文门马克西姆餐厅看一看，那里按照19世纪末特有的法国浪漫派风格布置的西餐厅，装璜华丽典雅，乐池内小乐队演奏着古典的名曲，服务员是身着燕尾服的小伙子。这是马可西姆餐厅的传统，它让顾客先饱眼福（餐厅布置），再饱耳福（柔和音乐），后饱口福（美味的法国大菜）。研究西餐的学者们，经过长期的探讨和归纳认为吃西餐最讲究6个“M”。
第一个是“Menu”（菜单）
当您走进西餐馆，服务员先领您入座，待您坐稳，首先送上来的便是菜单。菜单被视为餐馆的门面，老板也一向重视，用最好的面料做菜单的封面，有的甚至用软羊皮打上各种美丽的花纹。在这里用菜单称之似有不妥，应称之为“菜谱”。
如何点好菜，我可有个绝招，我无论在国内外西餐馆吃饭，往往点的菜又好吃，又便宜，常常受到同事们称道，我的办法是，打开菜谱，看哪道菜是以饭店名称命名的，我往往取之，我深知，那位厨师也不会拿自己店名开玩笑的，所以他们下功夫做出的菜，肯定会好吃的，请大家一定要点。
涉及到点菜，看菜谱不由得使我想起近20年前发生在马克西姆餐厅的一件事，四位年轻的“万元户”农民走进这家豪华的餐厅。他们有了钱，想品一品法国名菜。餐厅经理和服务员欣喜异常，热情招待他们入座，并礼貌地呈上菜谱，恭敬地请他们点菜。谁料，其中一位把菜谱推到一边，不屑一顾地说：“点什么菜？你们看着来，什么贵上什么，我们有的是钱！”四位农民花了近2000元，美美吃了顿法国名菜，但也不时出了“洋相”，刀叉不知如何使，餐巾最后当了手绢用……
后来法方总经理同我谈起此事，很有感触：“从这四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确实富了，令人振奋。但是中国朋友吃西餐不看菜单，使我们很难理解。在法国，就是戴高乐、德斯坦
总统吃西餐也得看菜单点菜的。这里不涉及有钱没钱的问题，因为看菜单、点菜已成了吃西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是种生活方式。”
第二个是“Music”（音乐）
豪华高级的西餐厅，要有乐队，演奏一些柔和的乐曲，一般的小西餐厅也播放一些美妙的乐曲。但，这里最讲究的是乐声的“可闻度”，即声音要达到“似听到又听不到的程度”，就是说，要集中精力和友人谈话就听不到，要想休息放松一下就听得到，这个火候要掌握好。
第三个是“Mood”（气氛）
西餐讲究环境雅致，气氛和谐。一定要有音乐相伴，有洁白的桌布，有鲜花摆放，所有餐具一定洁净。如遇晚餐，要灯光暗淡，桌上要有红色蜡烛，营造一种浪漫、迷人、淡雅的气氛。
第四个是“Meeting”（会面）
也就是说和谁一起吃西餐，这要有选择的，一定要是亲朋好友，趣味相投的人。吃西餐主要为联络感情，很少在西餐桌上谈生意。所以西餐厅内，少有面红耳赤的场面出现。
第五个是“Manner”（礼俗）
也称之为“吃相”和“吃态”，总之要遵循西方习俗，勿有唐突之举，特别在手拿刀叉时，若手舞足蹈，就会“失态”。使用刀叉，应是右手持刀，左手拿叉，将食物切成小块，然后用刀叉送入口内。一般来讲，欧洲人使用刀叉时不换手，一直用左手持叉将食物送入口内。美国人则是切好后，把刀放下，右手持叉将食物送入口中。但无论何时，刀是绝不能送物入口的。西餐宴会，主人都会安排男女相邻而坐，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
第六个是“Meal”（食品）
我的一位美国美食家朋友曾这样说：“日本人用眼睛吃饭，料理的形式很美，吃我们的西餐，是用鼻子的，所以我们鼻子很大；只有你们伟大的中国人才懂得用舌头吃饭。”我们中餐以“味”为核心，西餐是以营养为核心，至于味道那是无法同中餐相提并论的。
吃西餐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在吃情调：大理石的壁炉、熠熠闪光的水晶灯、银色的烛台、缤纷的美酒，再加上人们优雅迷人的举止，这本身就是一幅动人的油画。为了在初尝西餐时举止更加娴熟，费些力气熟悉一下这些进餐礼仪，还是值得的。
1、就座时，身体要端正，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与餐桌的距离以便于使用餐具为佳。餐台上已摆好的餐具不要随意摆弄。将餐巾对折轻轻放在膝上。
2、使用刀叉进餐时，从外侧往内侧取用刀叉，要左手持叉，右手持刀；切东西用左手拿叉按住食物，右手执刀将其锯切成小块，然后用叉子送入口中。使用刀时，刀刃不可向外。进餐中放下刀叉时，应摆成“八”字型，分别放在餐盘边上。刀刃朝向自身，表示还要继续吃。每吃完一道菜，将刀叉并拢放在盘中。如果是谈话，可以拿着刀叉，无需放下。不用刀时，也可以用右手持叉，但若需要作手势时，就应放下刀叉，千万不可手执刀叉在空中挥舞摇晃，也不要一手拿刀或叉，而另一只手拿餐巾擦嘴，也不可一手拿酒杯，另一只手拿叉取菜。要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将刀叉的一端放在盘上，另一端放在桌上。
3、每次送入口中的食物不宜过多，在咀嚼时不要说话，更不可主动与人谈话。
4、喝汤时不要啜，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咂嘴发出声音。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喝汤时，用汤勺从里向外舀，汤盘中的汤快喝完时，用左手将汤盘的外侧稍稍翘起，用汤勺舀净即可。吃完汤菜时，将汤匙留在汤盘（碗）中，匙把指向自己。
5、吃鱼、肉等带刺或骨的菜肴时，不要直接外吐，可用餐巾捂嘴轻轻吐在叉上放入盘内。如盘内剩余少量菜肴时，不要用叉子刮盘底，更不要用手指相助食用，应以小块面包或叉子相助食用。吃面条时要用叉子先将面条卷起，然后送入口中。
6、面包应掰成小块送入口中，不要拿整块面包咬。抹黄油和果酱时也要先将面包掰成小块再抹。
7、吃鸡时，欧美人多以鸡胸脯肉为贵。吃鸡腿时应先用力将骨去掉，不要用手拿着吃。吃鱼时不要将鱼翻身，要吃完上层后用刀叉将鱼骨剔掉后再吃下层，吃肉时，要切一块吃一块，块不能切得过大，或一次将肉都切成块。
8、不可在餐桌边化妆，用餐巾擦鼻涕。用餐时打嗝是最大的禁忌，万一发生此种情况，应立即向周围的人道歉。取食时不要站立起来，坐着拿不到的食物应请别人传递。
9、就餐时不可狼吞虎咽。不愿吃的食物也应要一点放在盘中，以示礼貌。主人劝客人添菜，如有胃口，添菜不算失礼，相反主人也许会引以为荣。
10、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饮酒干杯时，即使不喝，也应该将杯口在唇上碰一碰，以示敬意。当别人为你斟酒时，如不要，可简单地说一声“不，谢谢！”或以手稍盖酒杯，表示谢绝。
11、在进餐尚未全部结束时，不可抽烟，直到上咖啡表示用餐结束时方可。如在左右有女客人，应有礼貌地询问一声“您不介意吧！”
12、进餐时应与左右客人交谈，但应避免高声谈笑。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选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
13、喝咖啡时如愿意添加牛奶或糖，添加后要用小勺搅拌均匀，将小勺放在咖啡的垫碟上。喝时应右手拿杯把，左手端垫碟，直接用嘴喝，不要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着喝。吃水果时，不要拿着水果整个去咬，应先用水果刀切成4或6瓣，再用刀去掉皮、核，用叉子叉着吃。
14、进餐时，不要解纽扣或当众脱衣。如主人请客人宽衣，男客人可将外衣脱下搭在椅背上，不要将外衣或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餐台上。
第四篇：从中美历史课程标准见中美历史教学之异同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从中美历史课程标准见中美历史教学之异同
蔡蕾蕾 2012011173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美的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同。虽然美国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学科在美国国家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美国，历史学科是纳入社会科中进行学习的，美国非常重视学生历史学科的学习，一方面学生学习历史的时间非常久，从小学到髙中，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持续12年以上的历史教育；另一方面，根据美国1991年的纲领性教育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的正式出台，历史学科与科学、英语、数学和地理并列为五门核心课程，还开设了大量历史学的选修课。在中国，历史学科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初中（7年级）才正式开设有历史课程，高中作为文科班重点的一个科目，在理科班中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以我们浙江省为例，理科班只要求通过历史的会考即可，理科班在高二年级就结束了历史的授课，一般为6年的学习时间。从历史在中国和美国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来看，美国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核心课程。因此我们也可以知晓两个国家的历史课程标准肯定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课标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中美历史教学的差异，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即不同课程标准下中美历史教学的异同。
一、中美课程标准的对比——根据中美历史课程标准分析
在网上搜索到了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12 年级）（选段），我所找到的美国历史课标版本是1996 年由国家学校历史课程中心出版发行的，此版本的美国的历史课标主要按照两部分来制定，以4年级作为一个界点，制订了不同要求的标准——
第1 部分：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 一4 年级）
第2 部分：美国与世界——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 年级）
之所以将4年级作为分界，因为研究表明，到4年级，儿童已经能够使用更精确的历史时期，如“帝国时代”或“美国革命时期”。到这个时候，数学方面的理解能力应该足以让学生有意义地使用年份、年代、世纪，计算历史时间，创制更精细的“年表框架”系统，以进行更富有挑战性的分析活动。1所以老师在 1 摘自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教学过程中，对于3年级与4年级的学生所使用的历史时间语言也是不同的。阅读完美国的历史课标，我发现美国历史课标强调学生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能力：
1．时序思维能力
2．历史理解能力
3．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 4．历史研究能力
5．分析历史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能力
而且，不同的年级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就以第一点时序思维能力来说，在4年纪之前，学生并不会使用年份、年代、世纪，计算历史时间，因此，教师需要让学生区分的是历史发生的大致先后时段即可，如教师讲授历史故事中用到“很久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昨天”“今天”“明天”这些概念，4年级之后则需要用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年代、世纪来测量和计算日历时间。美国的课标里制定的非常详细，因此教师也可以有很好的参考。
在公民意识方面的培养，美国在课标中是重点强调提出的，就举目录中的一个部分，对于4年级之前的孩子就开始培养这种意识，如下目录中主题三就是在强调美国的民主制，这能使学生体会到民主制的精神（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
K—4 年级学生的历史课程标准综述与内容
主题1：现在和历史上各种家庭和各类社区中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主题2：学生所在州或地区的历史
主题3：美国的历史：民主制原则和价值观，以及那些来自多种文化的、对美国的文化 传统、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主题4：世界其他地方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历史
再看中国的历史课程标准，我在网上找到了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初中课标的前言中就提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将历史的性质定义为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综合性的一门课程；高中课标中认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初高中对历史的学习也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如下：
初中：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学，学生能够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学习2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对人类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产生认知兴趣，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养成爱国主义情感，开拓观察世界的视野，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高中：
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学习，扩大掌握历史知识的范围，深入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树立不断完善自我、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和关注民族与人类命运的人生理想。
我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要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技能，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树立正确的三观和科学发展观，了解祖国的发展历史与道路，推进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中美在课标的制定上有异同，共同点在于都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历史探究能力的培养、也很重视历史思维的行程，都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爱国主义和世界意识的培养，我觉得差异比较大的就是对公民意识的培养，美国非常重视这一点，处处强调、渗透，并且在课标里明显突出，而中国的历史课标可能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提到之处也一笔带过——“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还有就是美国的“大历史教育”与中国历史学科“模块—主题”2的教育存在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学科综合性非常强，更注重培养出“社会人”。
二、中美历史教学的异同——根据中美历史课程标准对比
A、中美教学之异处
（一）历史教学的起点不同
我们可以从课标看出美国的学生在幼儿园之后就开始接受历史的学习了，历史的思维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培养，而中国则在7年级才开设历史课堂，中美的历史教学的第一点不同就在于历史教学的起点是不同的。在小学段的历史教学在中国为空，因此我不得不强调一下美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
（二）在人文素养和公民素质的培养上，美国历史教学十分重视公民教育，2 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刘冬梅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中国相对弱一些，这在美国的课标上也可以体现。如下：
主题3：美国历史：民主制原则和价值观，以及那些来自多种文化的、对美国的文化传 统，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标准4：民主制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怎样被历史人物、事件和象征物所体现。标准4A：学生理解美国政府是如何建立的，以及《独立宣言》和《宪法》所阐述的国 家基本民主制原则。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解释美国政府是由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斗争的英国移民建立的。（解释起因和结果）
3—4 年级 识别并解释美国人在体现国家独立的文献（《独立宣言》）和创建新政府的文 献（《美国宪法》）中阐述的基本原则。（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k 一4 年级
解释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机会平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政府受到的限制：政权由公民掌握，公民选举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对选举他们的公民负责。（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
3—4 年级 分析近200年来美国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为了实现美国民主制原则所允诺的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分析嬗变和延续）
标准4B：学生知道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得到典型体现的普通美国人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了解信奉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如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的普通美国人，并解释他们的重要作用．（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k 一4 年级 历史地分析现在和很久以前本社区某些个人的卓越成就，他们在维护公众利益上表现出了特殊的勇气、或极强的责任意识。（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标准4C：学生理解体现美国民主制价值观和原则的典型历史人物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知道信奉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如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的历史人物，并解释他们的重要作用。（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 用）
标准4D：学生理解庆祝并证明美国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诸多事件。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描述庆祝美国核心民主制价值观和原则的假日（如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总统日、美国对阵亡战士的纪念日、七月四日、劳动节、退伍军人节和感恩 节）的历史起源。（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一4 年级 描述诸多事件的历史，如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著述《宪法》、《权利法案》、《解放宣言》。（证明并解释观念和信仰的影响）标准4E：学生能够理解代表美国人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标志
k 一4 年级 描述美国各种标志的历史，如鹰、独立钟、作为”国家之父”的乔治〃华盛顿、国旗。（证明井解释观念的影响）k 一4 年级
解释为什么重要建筑物、雕像、纪念碑（如白宫、林肯纪念堂、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天使岛、拉什莫尔山和老兵纪念馆）与州史、国史有紧密联系。（获取历史资料）3 一4 年级 分析很久以前写成的效忠宣誓和爱国歌曲、诗歌、谚语，表明对它们重要意义的理解能力。（重新建构历史文本的字面涵义）一4 年级 分析表明民主制社会表达自由和抗议自由的歌曲、标志和标语。（思考多种观点）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学中处处渗透着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美国历史学科中的公民意识培养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对学生进行公民意识培养的目的明确，历史教学的各方面都有所落实，尤其注重对学生权利意识、国家意识、民主意识的培养（如上面的课标部分），而在社会意识和义务意识方面稍有欠缺。中国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则将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融入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之中，对于公民意识的直接强调还不足，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尚未形成体系。我国的历史教学更偏重于对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公民道德的培养，但是对于公民意识中最为基本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却少有涉及。在未来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借鉴美国对公民意识培养的经验，在课标、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形成对公民意识培养的健全体系，加强对学生公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教育，为我国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合格公民。
（三）在历史教学中，美国的的历史学科更具有综合性（将历史与地理、公民、文学与艺术联系起来），中国的历史课程分科界限比较清晰，主要以历史知识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探险》的目录中有*地理技能：利用经纬度 *地理技能：利用不同比例的地图
*地理技能 对比不同种类的地图 等等部分，而且还融合文学、艺术等等，比如课标里写到：
如果教师选用的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模式，那他会发现：整个课程标准始终都包含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选段相关的时代研究或历史背景研究。参观博物馆和“活着的历史”遗址，观察某个历史小说片段或传记片段上提到的服饰、房屋、家具、工具和其它人工制品；观察故事中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的遗址；把故事及其插图中的人物和描述与真实可信的历史日记、文件、照片和其它记录进行比较；把各个事件按年代顺序归入时间表中，按照地理方位识别地图；把故事改编成戏剧，再次上演故事片段；写出他们自己的陈述，等等，这些都是学生在教师所选“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模式中所能达到的成功例子。
简而言之，课程标准界定了教育的成效。它主观上并没有认定任何一种课程设计模教师 必须自由且恰当地运用这些标准，以满足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与教育需求。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在美国的历史课堂上，老师会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教授历史，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综合的、开放的教学内容，因此学生在历史课堂上能掌握多种学科与技能。中国的历史课堂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巩固历史基础知识、学会历史的思维、学会探究。
（四）从教学方法上，美国的历史教学形式与方法比较丰富，中国的历史教学过程与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美国科技发达，教具丰富，因此有许多教学方法，如演讲法、计划专题法、讨论法、模拟游戏与角色扮演法，但讲授法仍是其主要的方法,并且在实际教学中,各种方法是结合使用的。除了课堂教学外,尤其是中小学的历史课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激发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如组织参观各种历史展览,观看历史影片,游玩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娱乐场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课外活动形式——“历史日”。主要由历史教师与历史协会主持,确立活动的主题,然后组织学生围绕主题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论文、歌舞剧、木偶戏、诗歌、故事、幻灯片等,并在统一规定的“历史日”进行比赛,评选出优秀作品予以奖励。3中国历史教学主要以讲授法为主，但是近年来许多走在前沿的历史教师都在探索新的教学形式，比如表演历史剧等等，都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
我认为造成中美两者教学方法的差异，主要因为：
1、中美对历史的重视度不同。
2、中美学生成长环境不同，个性不同。中国的课堂严肃、比较刻板。
3、中国的历史教学以应试教育为主，因而更注重历史知识的教学。
B、中美教学之同
在中美的历史教学中，都重视历史知识的教学，即知识与技能要求比较相近；都要求学生学会探究历史、理解历史，会利用第一手或者第二手资料理解和分析历史；都要求学生能用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即历史的研究能力；都重视对学生爱国主义、人文精神以及世界意识的培养。
刘传德，美国的历史教学[J]，史学史研究，1997（1）：7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三、结语
中美历史的教学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历史教学的起点（时间）、公民意识的教育、历史教学的综合性以及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上，这就说明中美历史教学其实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科却受到了如此重视，这足以证明历史学科在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价值观等方面起的塑造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中国的历史教学在看到自己的优势之处时，也要向美国虚心学习。
第五篇：中西法制起源之比较
中西法制起源之比较
摘 要
中华文明与西方（尤其是西欧）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二者却各具特色，其中的法制文明又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这是二者在文明起源上的差异所造就的。中华法制文明表现为人治基础上的专制文明，而西方的法制文明则表现为权力制衡的民主法制。二者法制文明的不同在法制起源上已经显示出来，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制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社会解体的比较彻底，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社会注重私权力的法制比较发达，私权力取得了与公权力抗衡的地位。相反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氏族没有完全解体，没有产生社会独立的财产所有者，社会的私权力没有取得与公权力抗衡的地位，公权力取代了私权力调节社会的功能，因此产生了二者的巨大的差异。
关键字： 法制，人治，民主，古希腊，古罗马
中西法制起源之比较
一．绪论
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生活和维系社会秩序，探索并尝试了种种治理社会的方法与机制。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部人类法制史记录了人类法制演进的曲折历程，反映经济的兴衰、政治的兴替和文化的兴亡。
法制文明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掌握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有关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1]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它受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支配，反映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是人与社会意识的体现，同民族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世界古代法制的起源与世界古代文明有着天然的缘分，法制是一种文明的具体体现。
在人类发展史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远古先民利用自己的聪慧与劳动创造出了许多璀璨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等等。他们各自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他们也形成了相对发达的法制文明，像古埃及法、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法、古印度法、古希腊法、古罗马法、古中国法等等。其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古希腊法、古罗马法，以及东方的古中国法。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古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与古代中华法律制度的区别以及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
西方的法制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法制文明有着很深刻的渊源，经过漫长的斗争和演进，最终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法制文明。中华法制文明起源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大河农业文明，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之中，他曾经影响了整个的东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制文明，前者表现为民主和制衡，而后者则表现为专制和人治。那么这两种不同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式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显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笔者认为：是这两种不同的法制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别造就了二者的差别，虽然以后的社会环境对法制有巨大的影响，但仅仅是一种催化作用。起源上的差别导致了二者的不同的发展方向。
以下我们着重从这两种文明的起源来分析二者各自的特点与不同。
二． 西方法制文明的起源
西方法制文明与古希腊与古罗马法制文明有着深刻的渊源，我们在研究西方古代法制文明的同时，对古代西方（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做一个粗略的研究，以此来探讨西方法制起源的特点。
（一）古希腊时期法制文明的形成
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希腊半岛上居住着的阿开亚人，在移居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和迪林斯等地以后，在那里建立了奴隶制王朝。大约公元前8世纪前后，才出现“希腊”（hellens）这个代表希腊半岛的各希腊部落的名词。
古希腊的地理位置包括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希腊本土（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亚五大部分。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从希腊各城邦的建立到希腊各城邦被罗马征服，古希腊历史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其后伴随着亚历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征服与统治，古希腊文明被带到了所征服的地区。具体到法律制度，古希腊的法律制度影响了西方的古罗马、中世纪、近代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以上这些引自何处？是你自己写的？
一定的法律制度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的生活条件，同时法律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意识，受人们活动的影响。古希腊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特点，国家组织方式决定了古希腊的法制文明的特点。
首先，在地理上，古希腊位于地中海地区，属于多山的地貌，粮食产量很小，但却盛产橄榄、土陶和葡萄酒。同时希腊毗邻的海洋，其发达的海洋运输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希腊的经济以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为主，加强了希腊人的对外联系，从而也丰富了希腊人的眼界，形成了开放的希腊奴隶制文明。古希腊人从事着简单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古希腊，形成了大量的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平民。这种社会结构在公元前6000年原始社会解体时已经形成。
其次，古希腊是由大小数以百计的城邦组成，并且各城邦之间互不隶属，每一个城邦都有各自的制度与实施的法律，这为古希腊的“智人”提供了比较、分析政体优劣的前提，也为这些的“智人”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自己可能受到某一个城邦君主的迫害。同时各城邦从未统一，但彼此都有民族认同感，从而使他们的宗教、语言、民族心理、制度、风尚、观念、情绪都基本一致。国家彼此独立，相互牵制，各城邦的学者文化交流频繁，使得各个城邦的统治阶级与学者进行系统的比较，得出优劣。这也是各城邦的统治者积极进取的前提，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再次，是发达的私有制，这是法制文明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古希腊的法制文明起源比较晚，但却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只需要个体的劳动就可以完成，不再需要氏族成员的集体劳动、相互协作来完成。因此，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古希腊的原始氏族解体的比较彻底，他彻底的摆脱了氏族的血缘联系，发展为独立的个体财产所有者。而这种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可以拥有私权力来对抗公权力的形成与实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私权力来制约了社会公权力的发展，社会通过法律来保障这种私权力的实施，古希腊发达私权力在权力制衡的过程中取得了与公权力平衡的地位。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不能像东方文明那样以农业生产为主，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古希腊的商品交换比较发达，而商品交换要求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如果不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这种商品交换就很难进行。商品交换的发达促进了私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古希腊的财产私有观念及以私人个体为法律主体的私有权形成较早。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希腊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并在权力制衡的天平上取得了与公权力平衡的地位。
（二）古希腊时期法制文明的特点
由于原始社会的解体在古希腊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因此古希腊的法制文明有着自己特点：
1、古希腊法中相对于东方法制文明私法比较发达。比如：“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3]，体现了这种权利是自然地过渡，而不是家长的赐予，这与中国古代的“子为父纲”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梭伦立法中大量的关于财产、继承的规定也直接的体现着古希腊时期发达的私法。
2、古希腊在法制文明的贡献并不仅在于立法，其对西方法制文明的影响还在于法律思想上的贡献。其中以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人的思想为代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早期的法律均为习惯法，带有神权法的特征。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各城邦普遍进入成文法阶段。这一时期的立法主要有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法》、公元前594年的《梭伦立法》、公元前560年的《庇西特拉图立法》、公元前440年的《伯里克利立法》以及阿提卡地区的《阿提卡法典》、《哥尔琴法典》和《罗得岛海商法》。其中，公元前5世纪的《哥尔琴法典》是希腊早期保存最为完整的法律文献。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古希腊的法治思想，其中苏格拉底的著作《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法治思想。
3．古希腊法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而是古希腊各城邦多种法律的组合。4．古希腊法多是具体规范的堆积，缺乏抽象的概括与分析，缺乏可以与罗马法相比的完整而严密的法典。古希腊虽然立法者不断出现，成文法甚多，但缺乏务实的法学家集团，因而对法律的研究和运用没能达到罗马法那么精深的程度。
5．古希腊法深受其哲学、政治学的影响，注重强调法的“正义”观念，法律在技术处理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古希腊没有出现象古罗马那样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审判人员和陪审团有时不懂法律，即使懂法律的，其兴趣也不在于分析适用的法律条款，而是发现所谓“公正”、“正义”等抽象概念。
（三）古罗马时期
古罗马的文明渊源于希腊文明，古希腊早期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与殖民以及希腊文明的对外传播，对罗马起了很大作用。
古罗马国家产生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岛上最古老的居民是利古利亚人，西西里岛上的西库特人和西卡尼人也被认为是土著居民。公元前12世纪左右，伊利里亚人和伊达里亚人相继到达意大利。公元前10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移民，腓尼基人最早侵入西西里。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也开始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移民，建立了许多的移民城邦，称为大希腊。公元前7世纪，迦太基势力渗透到了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南部，并与伊达里亚人联盟，与希腊人争夺霸权，后来罗马与迦太基吞并了希腊。
古罗马文明比古希腊文明要晚，古罗马的法制文明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法制文明。古希腊只对法制作了原则的探讨，古罗马则在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大量的立法活动。古希腊为后世留下的成文法不多，但是却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法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之中，其法治思想影响着后世的立法。
罗马法是系统的、宏大的、具有开创性的，对近代法制建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罗马法发源于罗马城邦，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到建立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帝国，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与帝国时期、罗马法也由狭隘的习惯法、市民法，发展为万民法，最后形成了第一个具有世界性质的法律制度。
“王政”时期
法律主要是习惯法，成文法不多。古罗马“王政”时期是罗马原始社会解体及阶级社会的形成时期，是由氏族社会向传统国家过渡的时期，在法制领域大量的沿用了氏族社会的习惯法。国王掌握绝对的权力。他是大立法官、军队的首领、大祭祀长，其权力仅仅受到来自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遏制。元老院就是元老议会，由不同部族首脑组成。按照宪法和传统习俗，元老院有权通过或否决国王的任命以及判定国王的立法和诉讼。公民大会由罗马的全体男性公民构成，按照亲缘关系分成30组；它授予君主行使权力，而这一点由元老院最后正式批准。
共和国时期
由于大量的财产所有者的存在，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均，出现了贫富分化。“王政”时期的第六代王塞尔谁·图里阿（约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4年）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依赖的减弱。平民和罗马贵族的不断斗争为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到公元前451年-公元前450年，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与东方诸法合体不同的是，私有制在《十二铜表法》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帝国时期
这一时期是罗马最稳定与繁荣时期，大量的法律诞生。其中有皇帝的敕令，法学家的“解答”以及非官方的法令集。主要代表有：《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总论》和《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等三部法律汇编。虽然它保留了君主制的思想，但他继承了罗马法的精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巨大。
罗马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也极早的确立了人、物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的贡献。罗马法为西方近代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框架，特别是它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以后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法律制度总是伴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的，法律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日耳曼人取得了政权，处于统治者的地位，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上升到主要的地位。由于西方日耳曼民族相对于古罗马文化的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汲取了先进的古罗马的法制文明。同时，在古罗马时期取得了世俗政权权利的基督教会，在此时期继续延续，于是，基督教会的教会法也就作为一部分的世俗法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认可。因此，私权力的强大所形成的法制文明并没有因为古罗马的崩溃而崩溃，作为罗马帝国的影子的基督教取代了罗马帝国使得罗马法在教会法中得到了存在。[5]其代表就是《教会法》的存在,其在中世纪欧洲存在各世俗国家。《教会法》狭义上指西欧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基督教于325年颁发的第一部教会法，后随着罗马法对其进行了补充以及教会法又吸收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而形成，中世纪以后，随着世俗国家权力增大，教会法逐渐衰落了。其特点主要是：（1）在法典的结构和形式上，移植了罗马法的模式。（2）在法律精神和原则上，运用了罗马法学的原理，消除了教会法中的矛盾和习惯法中的粗俗因素及原始痕迹。（3）在法典的实质上，强化了教皇对宗教及各国和教区的统治权，确立了教皇集中管理教会财产的制度。
在西方法制起源上，整个西方文明起源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法制的特点：即个体私有者的私权力的发达，使得国家机构出现保护私权力的权利划分，私权力在对抗公权力过程中取得了与公权力平等的地位，即出现制衡原理。由于法制文明的继承和延续，这些特点一直影响到西方的现代法制。
三、中国法制文明的起源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产生于气候湿润、适于耕种的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不同导致了以后发展的差异，中华文明以及其中法制文明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色。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明起源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公元前三十世纪的炎帝、黄帝时代，中国大地上就开始了原始的农业文明。经过尧、舜、禹时代的发展，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形成了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宗族国家集团的联盟。商、周是这种宗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从周后期开始，宗族国家制度出现衰落，最终为新兴的君主专制的领土国家所代替。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原始社会解体没有摆脱血缘的联系，由于铜制工具的硬度较差，生产力水平有限，生产方式需要简单的劳动协作形式，个体劳动、个体家庭及个体经济不够发达。由于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氏族要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也必须要求氏族成员紧密合作，才能使氏族得到生存与发展。在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有氏族的血缘关系的氏族公社发展成为了宗族国家。这种农业文明的氏族社会的内部社会分工比较发达，而氏族以外的社会分工却不发达，社会只是需要公权力来调节氏族成员的全体的利益，氏族成员也需要这种公权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氏族内部的财产公有，没有产生完全私有的个人财产，因此私权力没能取得与公权力制衡的平等地位，私权力让度给了公权力来实施。因此这种由原始社会解体而来的宗族国家取得了强大的公权力。
同时农业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需要交换就可以维持自己或氏族的生活，而氏族内部是财产的公有，不具有完全的私有性质。农业文明的土地生产资料属于整个的氏族所有，氏族成员不可能独立于氏族之外，氏族成员必须依靠整个氏族才能获得生存。在氏族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宗族国家形态，统治阶级特别强调家族、宗族、国家利益和集体的协作精神，由此导致各级宗主及其所代表的家族、宗族或国家利益的刑事、行政、经济等公法体系很发达，而作为私法的民事法律却不发达。
从古代国家的形成来看，人类脱离动物界所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制度是原始社会，所建立的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氏族有了剩余产品，随着氏族的进一步分化，出现贫富分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走向瓦解，出现阶级，进而进入阶级国家。古代中国也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的前提下建立阶级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在共产父系大家族解体的时候分离为分财别居的父系家族与一夫一妻制家庭并存，社会开始由个体家庭构成。尽管这种个体家庭尚未脱离家族组织独立存在，但它已经是财产和生活的基本的单位。于是，原来家族以上的氏族变为了宗族，氏族以上的部落则形成了族姓。[5]中国古代早期的国家是很多不同族姓的宗族部落通过相互兼并或联盟融合形成的。早期的国家形态是宗族部落国家，其发展途径是由众多分散并立的部落王国到集中统一的宗族国家集团联盟。[5]在这种国家形态中，社会的组成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而是家庭。社会由家庭组成，国家有大的宗族组成。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社会，需要确定家庭与国家的绝对的权威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继而出现了发达的公权力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境内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国家则是不难理解。
马克思认为，东方法律文化根源于“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也赞同马克思的观点，指出：“不存在土地所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7]马克思在论证东方不存在私有制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始终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者，表现为土地的共同体所有权形式，那么共同体成员即个人也就从来不曾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8]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同时，中国法制文明的两大来源——礼与刑——也逐渐积淀，并影响后世。
礼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制度。礼：本是一种盛放祭祀贡品德器具，古人举行祭祀活动时，往往是用礼器表示崇敬，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祭神敬祖祈福的典礼仪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9]，“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不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与鬼神。”
[10]
。但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将这种意识国则加以改造，并赋予其神秘力量与强制力，礼便进一步上升为强迫人们必须遵守的制度规则。至此，礼便完成了其有一种仪式活动到一种法制渊源的转变，可以说，礼也是一种调整社会的法律制度。
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对外战争的军法，古文献中多有“始于兵”、[11] “师出以律” [12] “兵狱同到” [13]的记载。由于中国原始的氏族的特点，氏族成员只靠习惯来调节氏族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始的公有制要求氏族以血缘关系组成共同体，氏族成员之间不需要刑来调节，而对于氏族之外的则要用原始的同态复仇的方法来对待，随着氏族的对外扩张，军事活动是一种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严格的行为规范和统一的行动规则的集体行为，当靠原始的习惯不能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即“师出以律”。在氏族发生贫富分化时，则将军法加以改造用以调节氏族成员的日常生活，故氏族的军事长官也就成了最早的法官或狱官。由此，形完成了其由对外的一种做法到对内的转变，刑便成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由此可见：礼与刑是中国法制文明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习惯，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将二者加以改造便形成了调整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二者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主要起源。
（二）中华法系的特点
中华法系自起源起便独自发展，到近代以前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与西方法制相比，中华法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现象，它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被统治者用做统治的工具，礼的功能在于“别贵贱”，确定“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因而得到国家法律秩序的强制保障，成为整个社会的评判是非的准绳。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礼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准绳，“礼不下士人，刑不上大夫”，礼法的结合是封建专制国家有效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手段。
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法治。氏族的血缘关系确定了在中国国家制度中必然有所反映，在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适应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的存在，确定了父权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又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夏，商，周的宗法制则是最明显的表现。而宗法制的影响与自然经济的存在，促进与巩固了家族、父权在社会的地位，家族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是中华法系的另一特点。
不发达的私权力产生的重刑轻民，中华法系渊源于不发达的私权力，决定私权力的在于个人私有财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原始社会的解体没有彻底打破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氏族成员对氏族的依赖决定了私权力的不发达，而相反则产生调整氏族成员利益的强大的公权力，刑体现了国家治理社会的需要，而私法的不发达则是私权力不发达的体现。
行政权力—吏治的发达。私权力的不发达而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控制国家活动，需要通过权力媒介，这就是官吏。为了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中国吏治形成了人治—官治—治官—吏治—治民的理论体系，进而制定了完备的吏治法规，加强了检察机构与法律的建立，制定了详细的官员考核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之发达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
“朕即国家”— 法自君出。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使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司法权、审判权，同时也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统治者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决定的，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这种情形很难改变。
独特的司法审判秩序。由于中国不发达的私权力，中国社会也缺少民主法制的土壤，司法权没有独立，而成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集大权于一身，享有最高的司法权。没有产生独立的司法秩序，进而也无法限制王权，也无法限制专制政体。中国司法始终与立法、行政一起构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专制统治。
其他方面，中华法系的其他特征，没有以上六种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法系，诸如：诸法合体，西方早期的法律也是诸法合体，只是没有中国延续那么长。
由此可见，中华法制文明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没有产生独立的财产所有人，氏族的血缘关系没有彻底的解体，氏族成员对氏族的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的私权力很难对抗发达的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公权力。因此，中华法制文明的公权力很发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统治者不断将这种公权力强化，因此形成了专制的法制文明。
四、中西法制起源的比较
从前文所论述可以看出，中西法制在起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二者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西方形成了权力制衡的私权力发达的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为以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奠定了基础。而在中国形成了公权力发达的宗法法律制度，进而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公权力发达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的法律制度。二者差别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下面我们从其起源的各个因素来系统的比较二者的不同，因主要的问题在前面已作详细的论证，在这里制作系统的整理。
首先，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的不同主要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解体出来的财产所有人不同，这是二者起源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时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人，而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没有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氏族成员没有完全脱离氏族他们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财产。
其次，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起源的巨大差异，除去前一原因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
地缘因素：中华法制文明处在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但是，周边环境不利于和外族交往，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以后的发展中相对封闭。与此相反，作为西方法制起源地的古希腊与古罗马，自然条件就恶劣的多了，地势多山，资源相对贫乏，但二者都是临海的文明，有利于进行海上贸易。
经济因素：首先：古罗马与古希腊文明起源比较晚，但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因此单个的氏族成员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社会解体的血缘关系解体的比较彻底。而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本身需要氏族成员的合作，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没有彻底的摆脱氏族血缘的联系。再次：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发达的海上交通条件中，西方的文明很早的就进行了商品的交换，商品的生产队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有促进作用。
以上几个因素，促进了西方的法制文明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而中华法制文明在原始社会的解体的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相同的群体。这种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在国家权力的制衡的过程中能与国家的公权力去的抗衡的地位，体现为私权力的发达，相反则体现公权力的发达。
这两种法制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别造就了中西法制的不同，而这以后的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的历史环境，使得二者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
五、结论
中华法制文明与西方的法制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他们最终适应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需要，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明。法制文明的发展受限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二者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表现为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形态、文化现象、民族心态等等，归根结底我们都可以在二者法制的起源上找到根据。
因此笔者认为：造成二者法制巨大差异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时产生了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他们拥有对抗国家公权力的私权力，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保护他们的私权力。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利益的制约因素，使它缺乏建立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社会力量，因此西方社会的民族法制、社会制衡原理才会有赖以生存的土壤。而东方的中国社会就缺乏这种社会土壤，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没有产生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个体劳动者在社会中没有对抗国家公权力的能力，而统治阶级则取得了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因此它具备了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在后世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被统治阶级进一步强化，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也就无可厚非了。
至于这两种文明优劣，笔者认为：这两种法制文明在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对各自的社会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无所谓孰优孰劣，尽管近代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的领先地位，世界的价值标准是以西方的为标准的，而中华法制文明走向了衰落。
【参考文献】
[1] 公丕详.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M].法律出版社,1979年 4.[2] 马克斯全集[M]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 291.[3]A.R.W.Harrison，The Law of Athens，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8，p.74.[4] 赵复三.《基督教与西方文化》[A].1987年
[5] 田昌五.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的起源[M]《华夏文明》[A]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40-42.[6]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16.[7] 马克思全集[M]第二十八卷.1973年 256.[8] 马克思全集[M]1979年 484.[9] 《说文解字，示部》 [10] 《礼记，礼运》 [11]《辽史，刑法志》 [12]《周易，师》
[13]《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