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武略读书笔记

第一篇：毛泽东武略读书笔记

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为充实课余生活，并且进一步掌握这门知识，我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由胡哲峰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武略》这本书，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让我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了解，现将我的读书感受记下来：

面对我们现在如此安逸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淡忘当时在革命战场上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而浴血奋战的勇士们，也许会淡忘了当时的革命领导们彻夜未眠而为如何夺取革命的胜利出谋划策„„也就是说，和平久了，人们常常会忘记战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过怎么样的一种作用。在整个20实际上半叶，战争史几乎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这世界史上罕见的漫长战火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书中在引子：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中这样提到：罕见的战争必然孕育出丰硕的军事思想，况且中国有着五千年“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厮杀场面，丰厚的战争泥土上早已生长出丰硕的兵学理论。毛泽东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片泥土和本世纪的战争风云中诞生的。

这一段文字简单的说明了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外部条件，这样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一部经典的战争思想。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位不仅用思想，而且用武器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和形象的历史巨人，如果我们把它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比作一部“大书”的话，留下如此丰厚遗产的毛泽东，即使在过去成百上千年后，仍然会是漫漫历史征途上一座耀眼的高峰，让后人敬仰不止的高峰。

在毛泽东的这部“大书”中，其文韬武略足以盖世。军事思想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厚实的一章。毛泽东从马克思、列宁理论中作出了一套精辟的军事学说，它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稀有的心里洞察力以及冷酷无情的结晶。

在本书的《战略·战役·战斗》一章中有这样的几段话：

1936年春东征途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战略上的有规则由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

在一个时期内，战略方向是相对固定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允许有两个乃至多个战略方向。但在战役战斗上，作战方向是没有一定准则的，毛泽东指出“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意’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的”。

从这段记录中，我有这样的感受：毛泽东这位伟人充分的认识了当前的战争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无论从武器装备上还是士兵素质上，都很好的扬长避短，注意我方的优势，着力发展我军善打游击战的特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才保证我军在以后战争中的屡战屡胜。这也恰恰说明了毛泽东传略思想的伟大性与正确性。战略方向上的另一个正确选择是长征途中的“北上”方针。红军被迫撤离浴血奋战十余年的南方根据地后，向哪里发展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如果说遵义会议前还是为了求生存的无目的的逃跑的话，那么，到了遵义会议之后，前进方向的选择就是与求生存、谋发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在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就反复强调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生命攸关的转折点，多次强调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也说明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并认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本书在虚实·奇正一章中，每一段的标题如下：敌进我退，盘旋打圈；敌进我进，琵琶反弹；退中有进，进退结合；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巧布疑兵，假戏真做；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围城打援，攻城阻援；“雷公打豆腐”与敲“硬核桃”以及最后的因势利导，就汤下面。

初看标题，感觉着写的是单纯的战略方针，结果，仔细看下来，发现大有一番学问在其中。用兵之道，贵在虚实不定，奇正交替。“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用到这里，简单的来说，就是用兵要灵活机动，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拘于现状的死打仗。

在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不对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对这一原则，毛泽东评价很高，称之为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并认为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都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更为成熟的“敌进我进”构想形成于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初期，已近失去军权的毛泽东仍以负责的精神向中央提议：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同时，书中这样解释毛泽东的“退中有进，进退结合”战略思想：从1927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史，其中有20年的形式特征主要是退却，是战略防御。毛泽东磨破口舌说服大家退却。他解释说：在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共同勾结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我们要要走交通要道，去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胜利才有希望。这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启。这种看似退却的战略思想，最后是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

对于“巧布疑兵，假戏真做”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用兵灵活，主要特点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捉摸不透。上文提到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是真真假假的手法之一，虚虚实实，还有许多手法。

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战略战术，在我敬佩毛泽东的用兵之道的同时，我的感觉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历史条件下、解决何种问题，都一定要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结合事物的外部条件及自身的内部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看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根本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走错路，才能最高效率的解决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章节是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建军 治军 强军这一章，书中这样提到：毛泽东曾经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度，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末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第二代是黄埔军，即国民革命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队，革了前面搜说的那个军队的命，后来也脱离了人民。第三代是人民解放军。对于毛泽东对部队的管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1947年颁布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实行抗日救国纲领；服从上级指挥；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八项注意是：进出宣传；打扫清洁；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屎；不搜俘虏。这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看来，从军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互相变化的历史曲线中，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的是战斗队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

并且无论是在当时抗日救国的第一线，还是现在雪灾、地震的第一现场，都是人民解放军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冲在危险地第一线。因为有了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才能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一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当时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打下的坚实基础。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对毛泽东这位伟人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与结合自己的学习，这也坚定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的决心，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到人民走向更好的生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到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当然，我深知，作为一名学生，一定要以学习为本，我会继续认真学习这门课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最终，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门知识，完成学习任务。

第二篇：毛泽东读书笔记（推荐）

选择毛泽东，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必然。为什么？还是要谈国情，谈历史，谈阶级。而中国呢？大而穷，后发，是挨打的。几十年内怎么可能切换到资本主义思维和资本主义掠夺世界的强国姿态？没有精神基础，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时间上的机会。那个时候中国客观上就是受气包。资本主义？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失败了。为什么？原因很多，一方面是传统思维不一样，历史负担太重，政治制度形式跟上了，本质上没跟上，思维没跟上。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集团也不是好鸟，是从封建主义过来的，军阀、地主、买办等，也是压迫者剥削者。第三个方面是外部的打压与瓦解，西方的资本主义打人，你的资本主义挨打，西方的资本主义瓦解你获利，而你为了竞争投靠不同的外部势力。三座大山有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勾结起来，劳动人民想发展想平等？没门。都发展起来了，土地、资本、暴力怎么实施控制？毛泽东的方法不同，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学习资本主义，比如工业、科学、技术方面。三大斗争嘛。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有两个与生产力有关。但在生产关系，即组织、制度、所有权方面则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做法。毛泽东不靠个人主义的精英阶级，不靠地主、资本家、军阀、旧文人、不靠封建势力。中国面临多重压迫，只有反压迫，只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与人民革命同时完成的。而毛泽东依靠的力量是人民大众，是被压迫的大多数，是人民，而不是皇帝贵族剥削阶级，才是毛泽东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可以团结大多数、造福大多数，并用团结的力量消灭少数强敌的办法了。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民国。就是封建买办官僚的资本主义。工人农民都倒霉，整个国家一团糟。

毛泽东掌权是因为历史和客观条件需要他掌权。那个时候，中国有5000年的封建历史，10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数十年的资本主义历史。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外部列强环顾，稍微大意一点就会出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扑，稍微松懈一点，帝国主义就趁机围剿过来。而毛泽东在反帝、反封建、反修正、反资本主义这几个方面是坚定不移的。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成为力量的核心。赶走反动派的是人民，震慑反动派的是人民，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也只能是饱受三座大山压迫之苦的大多数人民。而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小资、旧文人、自由主义者。

因此，不是毛泽东要求掌握政权，而是人民大众为了对抗压迫者选择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主张三座大山就会重新压过来。有人说毛泽东类似于帝王，有一点道理，毛泽东与秦皇汉武唐宗教宋祖有类似，都非常英明。但也有不类似的一面，毛泽东的目的不是皇权，而是人民大众的幸福，有这么伟大的皇帝吗？没有。毛泽东不要皇权，不要资产阶级特权，要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幸福权、免受压迫权。毛泽东并无帝王之私。而毛泽东欣赏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多数人的主义。在毛泽东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的特权地位了。人民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附庸，人民不仅要打掉皇权，也要打掉资产阶级，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不能一盘散沙，否则就分化瓦解了。怎么办呢，还是要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历史上就是毛泽东。人民选择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领袖，而不是资产阶级权衡出一个总统，这就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1949年以后，毛泽东有很多反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作为，坚持本色继续革命，本质上都是人民性的表现。在人民看来，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完全正确，其制度是彻彻底底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因人民性而伟大，这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不仅有革命法，运动法，还有阵地战和制度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党代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这些都是制度。只不过这些制度限制了某些人的自由而已。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制度创新，而且超越了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古国，不良的封建因素很多。中国面临列强，外部的压力很大。所以毛泽东要强调道德改造，强调劳动价值论的意识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还搞了一个目标正确，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这比单纯的制度法更加深远更加根本。而毛泽东呢？毛泽东影响并改变了太多太多太多的方面。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改变了中西力量对比，再造中国人的人心与性格，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第三篇：读书笔记毛泽东

读书笔记毛泽东

毛泽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辞海》)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R1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迈克尔·H1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列榜》中,将毛泽东列在第20位,排在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之前,并且大大超前于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已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创造奇勋伟业而获得如此辉煌大成呢?其根本原因是他获得了真正的学业大成,即获得了人生和事业大成所需要的高超本领和素质。毛泽东又是怎样获得学业大成的呢?他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解决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1902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历时16年半,其中小学(含私塾)9年,中学2年,师范5年半。小学阶段,他一边读书,一边劳动,熟读经书,爱看“杂书”,也读过一些新书。中学阶段,他关心时事,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结合,以新学、西学为主。师范阶段,他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社会科学为重点,博览群书,为改造国家社会储才蓄能。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抱负的主要发源地就是湖南一师。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1918年夏至1923年春(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之前),毛泽东两度从事教育工作,两次赴北京、上海,一面读新书、马列书,一面投身教育实践,开展革命活动。

一、为何学———“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何学”,指求学目的或求学目标,也是理想、志向和抱负问题。请看毛泽东是怎样立志为祖国而学的。他8岁开始读书,27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条深刻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时代精神和浓厚个性色彩的求学道路,伴随着求学的行程———韶山(东山)→长沙→北京(上海),相应的求学目的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改造中国与世界”。11“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贫困农民苦苦挣扎的情景,毛泽东从小在忧国忧民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他不喜欢读经书,而爱读《水浒传》之类反抗皇室官府的“杂书”;他不讲以读书来做官发财,而常和人谈论“富国强兵之道”;他钦佩中外历史上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英雄人物,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同学互勉。基于对祖国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他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自主恢复学业,于1910年秋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从此,离开了闭塞的山村。他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了第一次选择。

第四篇：毛泽东读书笔记

读《毛泽东传》有感

班级：0623091学号：062309108姓名：方圆

毛泽东——一个让无数国人为之自豪的名字，正是他，让一个受百年欺辱的民族屹立起来。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在世界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不容小觑，而作为伟人总是饱受争议的，十全十美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依然是功过皆有，国内国外对于他的研究也已经走出了最初的那种过分绝对的感觉，一些足够实证的史论随着相关资料的挖掘、解密和澄清而不断发表出来。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毛学也像其他学派如红学开始日渐完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写的这部传记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最受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书中从毛泽东一生从求知的少年时代到奋斗的中年时代的再到辉煌的老年时代的光辉的一生。采取了通常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和观点评价等方面，《毛泽东传》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该书对人物的情景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更展现了这位带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别样的人生。

我觉得特里尔的文章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管毛泽东多么伟大，伟大如神，他首先是以人的形态处在人们的视野中，政治和文化的洪流并不会不会淹没特殊人物的光泽。在读《毛泽东传》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来到那个非凡又辉煌的时代，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情感的毛泽东展现在眼前，而不

是理论中仅作为文字表述的毛泽东。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他在青年的时候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并不成熟的，而且充满的理想化。即便在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投身革命后，在政治上也是几起几落，饱尝失败的滋味。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正是对那个尚不成熟的青年毛泽东的描写，书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而正是日记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成毛泽东想与天斗与地斗，他是在感受生命不断突破的快感，正如现在在大学校园中我们，意气风发，亦有乘风破浪的胆量。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青年毛泽东的那种有些鲁莽有些冲动的青春气息，总觉得能找到一些共鸣，这样充满人性地描写也减少了这位伟人与我们之间由于时间不同而产生的距离感。

特里尔先生是一个美国人，通过他的文字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能够发现事件中有趣亮点的作者，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毛泽东，他在书中曾这样说道：“如果真要追根溯源，探寻历史的真相，只有返回

中国，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惟有在这样的国度里，才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

毛泽东以他超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党魂、军魂、民族之魂。如果说秦始皇创下的是华夏一统的千秋伟业，那么毛泽东则是唤醒了这条在各种压迫下意识渐失的巨龙。在文化的造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毛泽东三个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从宏观来讲这三个字已经演化成是一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信仰。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纵览近代历史的这一段，有好有坏，有背有喜，但领导中国沉浮中寻找到道路的依然是他——毛泽东。

第五篇：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他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报：“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飞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读施耐庵《水浒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

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