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篇：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中国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 在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1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

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

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

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

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第二篇：中国营销三十年

中国营销三十年（上）

（上）从无营销到简单营销的“黄金时期”

1978—1984 ——启蒙时代 无须“营”即可“销”

刚刚告别一个时代的中国，无论在知识，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季度饥饿的状态。

未来影响中国的一批商界精英（段永基、黄宏生、李东生等）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另外一批商界精英，鲁冠球、王石等，除少数开始搭建企业的基石外，大多在茫然和摸索中。

虽然可口可乐、松下电器等外企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处于启蒙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直到1984年才提出。

中国营销

此时的中国营销，是一个无须“营”即可“销”的时期。

1984—1990 ——机会黄金时代 大胆、简单的营销

1984—1990年，伴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中国市场经济逐渐被激活。

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阶段，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时代，在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商机时，未来中国的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把握这一机遇，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并逐渐兴起。

1984年

未来中关村的风云人物段永基创立四通公司

“中国IT教父”柳传志和同事创立联想前身 万科的前身成立 等等

1985年

“未来首位登上哈佛讲堂的中国企业家”张瑞敏砸碎了海尔76台不合格的冰箱，也一锤砸出了未来一个国际著名品牌的发展之路。

“中国企业家中的巴顿将军”倪润峰开始执掌长虹。等等

1987年

哈慈集团的前身成立 娃哈哈的前身成立 等等

1988年

广州太阳神集团成立等

1989年 乐百氏创办

未来中国营销神话人物史玉柱掘得人生第一桶金。

TCL公司 电话机销量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完成公司的规模积累。等等

这段期间，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产品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中国营销

此时，中国的营销开始起步，已经出现了广告传播，但这一时期大家对广告作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例如：1989年，杉杉集团郑永刚准备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当时中央电视台广告部的回答竟然是“服装还要做广告，直接卖就可以了”。

这一时期，中国的营销更多还是延续启蒙时代的特点，无须太多“营”即可“销”。这个时期的中国企业，只要做好基本工作（但就是这基本工作，很多企业就无法做到），就可在市场上占据优势，例如：张瑞敏挥动大锤砸冰箱，开始为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并完善了“严令不准工人在车间撒尿”等基本制度，其后，卖一台冰箱，光转手一张批条就可以赚上800～1000块的事。

1987年，一批内蒙下岗的工人，开始试探性的推广一种新出的保健食品——杨振华851，没怎么费力就获得了惊人利益，从而带起来一个中国营销史上占有重要份量的行业——医药保健品行业。

这个时代，是一个大胆、简单营销的时代。谁敢为天下先谁就能够成功！

（中）竞争逐渐激烈 从神话到争霸 再到后神话时代

（一）1991—1995

——神话时代 营销进入飞速发展期

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概念逐步被大众认可，商界精英也逐渐赢得大众的追捧。

此时，市场竞争已经呈现，中国营销也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仍是一个大量机会存在的时期：

1、第二批新的企业又完成了原始积累、逐步兴起

例如：国美、苏宁等未来影响中国营销的零售终端在此时完成了原始积累。

中国未来的羽绒服老大企业—波司登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并开始涉入羽绒服行业。

2、已经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进入规模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抓住大多行业仍存在机会这一难得机遇，尝试多元化扩张。

例如：海尔、TCL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功。

但此后，由于中国市场的逐步成熟，已经很难再有当年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条件和环境，这也是后来很多企业尝试多元化（包括很多早期多元成功的企业）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

3、众多商界神话不断涌现。

例如：巨人集团迅速崛起，不仅成为中国电脑行业的领头羊，并迅速进入疯狂扩张阶段。太阳神创造了13个亿的销售纪录和高达63%的市场份额的行业“神话”，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第一代霸主。

4、不少行业仍处于酝酿阶段

例如：中国的房地产时代还处于酝酿阶段。特别是93、94的海南房地产泡沫让一时的喧嚣短时间归于了平静。

中国营销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营销终于掀开新的一页！

“点子大王”、“公关策划” 等等纷纷登场、各显神通，特别是“公关策划”风靡一时，“郑州亚细亚商场”、“百龙矿泉壶大战”等等。

中国营销人逐渐意识到广告的威力，“广告大战”的序幕正悄悄被拉开。

史玉柱策动三大战役，短时间内在全国投放了30个新产品的广告，一时间轰动全国。但当时的除黑芝麻糊等少数广告上乘外，大多数广告水准都欠缺，但在那样一个广告极少的年代，几乎任何一个广告都能疯狂卖货。

中央电视台不同时段“广而告之”、“榜上有名”等凸起，继而开启标王时代，秦池神话诞生。

1996—2000年

——争霸开始时代竞争白热化

1996—2000年，中国市场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一大批外企、外资开始重视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外企涌入中国市场。

于是，一方面是海水（大量市场机会），另一边是火焰（本土企业之间、以及本土企业与外企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激烈交火）。

1、淘汰时代

中国市场环境急剧变化，一大批无法跟上形势的企业被逐步淘汰，例如巨人、秦池三株、太阳神、爱多、亚细亚等一个个神话在短时间内诞生，又在短期内破灭。

2、洗牌时代

在很多行业出现了大洗牌，一大批实力弱的企业纷纷落马。

3、行业巨头来临

伴随行业大洗牌，是巨头企业的出现，一批发展稳健的企业开始疯狂的跑马圈地，兼并重组，逐步形成行业巨头。

例如：

（1）家电行业的海尔、格力、TCL、海信等逐步成为行业的领袖企业。（2）青啤、燕京、华润等啤酒业巨头三分天下。

（3）国美、苏宁等终端也走出各自根据地，向全国进行扩张。而与他们同时代的大中电器由于错过这一机会，没有及时走出，从而加剧了与他们的差距。

4、国际化时代

中国市场迎来国际化时代，一方面是大量外企汹涌涌入，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海尔、TCL等）走出国门，避开国内激烈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寻找新增长点。

5、一些新兴的行业在风雨中酝酿着、成长着

（1）房地产 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度过98年金融危机后，悄悄走向了成熟。（2）网络

中国网络行业起步可以说与世界几乎同步，也同样接受了国际网络泡沫**——在一片期待的鲜花后，又集体陷入了“滑铁卢”。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盈利模式，一大批烧钱的网络公司在98金融风暴中应声倒下。（3）汽车

中国本土汽车产业开始了酝酿，例如：奇瑞的核心团队已经组成。

中国营销

伴随中国市场的风雨洗牌，中国营销也在风雨中逐步走向成熟，公关大师们开始渐隐江湖，而价格大战、广告大战、终端大战等成熟营销大战相继展开。

例如：价格大战

1996年，为应对国际巨头，本土家电企业代表长虹掀起价格战，康佳、TCL、长城、熊猫、创维等国内品牌纷纷降价，中国市场进入惨烈阶段。

广告大战

以央视一年一度的标王神话为代表，众多企业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

这一阶段，中国的市场对营销的要求已经不断提高！企业不仅要懂得去做营销，而且要做好！特别是一大批倒下的著名企业引起了不少营销人的反思！

中国营销三十年（中）—2

中国营销三十年（中）竞争逐渐激烈 从神话到争霸 再到后神话时代

（二）2001—2003 ——后神话时代 最后的绚烂岁月

2001—2003年，最后的梦想岁月！

这个阶段，除少数市场外，中国多数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巨头已经形成、本土企业之间，以及本土企业和外企之间竞争极度加剧。市场机会已经少了很多。

1、很多成熟行业开始出现困境

很多传统行业由于行业比较成熟、竞争激烈等多种因素，增长乏力。

例如：家电行业先后发生了VCD大战、彩电大战、微波炉大战、空调大战等，进入微利时代。

2、少数经过酝酿和阵痛的的行业表现抢眼

一些行业经过酝酿和阵痛，终于迎来了新的飞跃。

（1）网络

网络行业经过阵痛、终于开始腾飞。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当选了中国2003年《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首富。

（2）手机行业

通讯行业手机的突然兴起，为很多为利润发愁的家电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例如：TCL手机的利润贡献一度超过50%。

（3）本土汽车产业

经过多年的蛰伏和努力，本土汽车产业开始发力，并且成绩不斐。

例如：奇瑞轿车，在2001年全年销售2.8万辆车，销售额达20多亿元，2003年全年销售汽车90367辆，销售额超过80亿元。

这一成绩让众多企业侧目，而汽车行业的暴利更是让他们羡慕不已，于是很快掀起了大批来自冰箱、洗衣机、空调、手机、电池乃至化工、烟草、酿酒等行业的门外汉们大举介入汽车行业的盛况。

（4）房地产

房地产在多个城市迅速升温，开始年年当选中国最暴利行业。

3、只要营销有创新，奇迹仍不断出现

（1）经过调整的史玉柱重出江湖，再创营销神话

2001年，曾经的经济风云人物和中国最大的失败者史玉柱重新出现在媒体前，通过对以往营销手法的总结和创新，他再次成功打造了保健品行业继三株后的又一奇迹——脑白金神话（截至2006年，脑白金销售近80亿），凭借此番成功他不仅成功还掉2亿巨债，并成功重新跻身中国富豪行业。

（2）蒙牛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与脑白金同样惊人的还有中国的乳业神话——蒙牛，一个初创企业四年跻身中国乳业四强、六年成为乳业霸主，不能不让人惊叹。

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只要有创新，神话依旧会发生。

中国营销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逐渐步了成熟，“整合传播”、“定位”等各种营销理论相继引入中国，行业竞争激烈程度极度加剧，“广告大战”、“终端大战”、“渠道大战”等各种营销手法逐渐被竞争者熟练运用。

但脑白金、蒙牛等的成功，却让人看到，只要努力创新，很多商业奇迹同样可以创造，甚至包括一些传统行业！

（下）市场进入超理性阶段 高手博弈时代来临

2004—2006

——拐点时代 市场进入理性化

伴随竞争激烈、市场秩序的调整，中国市场进入一个更加难以操作的时期。对于很多传统行业而言，2003、2004年开始是一个拐点！

1、很多传统行业开始陷入暗淡

例如：

（1）2003—2004年，家电、手机、医药等传统行业相继进入暗淡，微利、甚至亏损成了代名词。

（2）2005—2006年，房地产行业在国家政策的调整下，也出现拐点。等等

2、理性营销时代来临

这个时期，很多企业家开始进行反思，营销的理性时代来临 例如：对多元化进行反思

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多元扩张不会向早期那般容易，多元化是否能走、该怎样走应该是每一个企业慎重思考的问题。2004年大批企业涌入汽车行业，又相继撤出就是一个代表例子

3、终端时代来临

经过发展，全球的营销都逐步步入新阶段——利润从生产商转向终端的“终端时代”。零售终端、网络直销、人员直销（1）零售终端

在很多行业，零售开始掌握传统商品营销话语权。例如：国美、苏宁等卖场掌控了家电行业的利润 连锁药店掌控了药品的利润

这一模式也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如：服装、酒业等）（2）网络直销值得期待

伴随网络经济的奇迹，网络直销也被看好。相信作为新平台、新渠道的网络的机会不止如此，只是目前还没有被找到！

（3）人员直销备受瞩目

安利在中国创下销售突破200亿的奇迹，也让中国众多饱受终端之困的医药企业很受启发。

2007—未来

——高手博弈时代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市场和营销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

国际巨头、本土巨头的相互厮杀，资本力量的角逐等等，让中国市场的竞争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也要惨烈。

“整合传播”、“定位”、“蓝海”等国际先进营销理论，以及本土独创理论等的灵活运用，广告大战、价格大战、终端大战、服务大战等的频频上演。

这所有一切都对今天计划参与其中的中国营销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再是机会时代，仅凭一腔热情、一腔大胆、一些资金是很难再获得成功了。而是高手之间的博弈，拼智慧、拼科学的策略！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营销人不断努力、不断提高，奇迹一样会出现！

市场永远不缺乏机会，唯独缺乏发现机会的人！

第三篇：《中国石化三十年》全文

中国石化三十年

陈锦华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筹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指出“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1983年7月，中国石化总公司正式成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挥石化工业经济实体的优势》的社论，号召“为强国兴邦发扬进取精神，努力把总公司办成一个技术先进、管理先进、在国内外市场都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

30年过去了，中国石化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组建公司，发展成世界500强第五名、中国企业500强第一名的国际知名能源化工公司。在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前10名中，有5家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石油公司，其中比中国石化成立时间早100年的有3家，早93年的1家，早74年的1家。中国石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成功赶超他们的百年历程，这个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发展环境，是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充分发挥的制度优势，是人民的进取精神。

以国家希望为使命

在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大会上，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强调“国家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在80、90年代，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姚依林讲的国家希望，主要是“通过提高石油化学工业来改善我国的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建设提供较多的财力，增加国家的收入和积累”；“实现2000年国

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要求”，其中“增加国家的收入和积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是为至要。1983年全国财政收入1367亿元，石化企业上缴的税收和利润合计107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将近8%，影响举足轻重。康世恩领导的专家小组提出，改革后的新体制可以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多创财富，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115亿元。这是一个打动人心的目标，是国家急迫期望解决的大问题。

为了落实国家“寄予很大的希望”，早在石化总公司筹备期间就专门召开会议，组织企业制订《1983年~1985年提高经济效益方案》，实施挖潜增效措施。分析有哪些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副产品资源没有利用；已经利用的，有哪些没有用好，还有哪些设备有潜力。这个方案不只是引导企业挖掘生产潜力，更重要的是确立为国分忧的经营理念，把提高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当作企业和全体职工的光荣使命。

1984年4月，国务院在听取石化总公司汇报时明确提出：国家把石油化工看作是生财之道，你要考虑少投入、多产出、快产出，首先把效益搞上去，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雪中送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于1984年1月至8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8次讨论石化总公司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这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也由此感悟到国家期望的殷切，不敢懈怠，抓紧制定了1985年~1990年的总体改革方案，提出工业总产值和实现税利双翻番，6年累计实现税利900亿元，其中1990年当年实现税利203亿元，核心目标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30年来，中国石化牢记使命，累计向

国家缴纳税费20093亿元、利润8864亿元，合计28957亿元。相当于国家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青藏铁路三项跨世纪工程全部投资的11倍多，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希望，为强国兴邦和保障民生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是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矢志追求的幸福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是经济繁荣和财力雄厚。2012年，国家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等民生支出，总数已达66275亿元，占2012年全部财政收入117210亿元的56.5%。这是硬约束的刚性开支，需要政府巨大的财力支撑。中国有13亿多人口，城乡差别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实施全覆盖的民生保障举措，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涵盖431个重点贫困县），都有特殊的难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2013年面临的形势时指出：“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承担的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这个矛盾，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其核心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把财政收入的“蛋糕”持续做大。我们不能走欧美国家依赖扩大财政赤字和举债，支撑庞大社会福利开支的老路。历史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财政危机是危机中的危机，万万不可大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未雨绸缪，依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来平衡刚性开支。中国石化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走好这条路，把国家的需要变成企业的使命，特别是国有控股大企业的使命。这既是企业的责任，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没有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就没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石化以国家希望为使命的实践，其重要性和意义都证明国家的发展兴旺，必须把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必须筑牢财政收入基础，确保国家能长期、稳定应对刚性支出。

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宗旨

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要经历温饱生活到基本实现小康和全面实现小康的不同阶段。在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中国石化着力发展化学纤维、塑料和化肥、农膜、农药等农业用生产资料，为解决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奠定物质技术基础。1983年，中国生产的化学纤维只有40万吨，2012年已发展到3450万吨，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城乡人民的穿衣状况日益丰富多彩。在“记者走基层”的电视专题报道中，西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吃、住、行、用的条件都很差，唯独男女老少的衣着都温暖、得体。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衣不蔽体”“衣衫褴褛”等字词不绝于书，即使在富裕的“开元盛世”，仍有杜甫笔下“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表述。现在这些语句都消失了。“丰衣足食”的丰衣理想已经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光辉篇章。

在石化总公司成立的当天，国务院领导接见到会代表，强调要靠石油化工满足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这是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短缺的中国尤为紧迫。中国石化理解中央的期

望，深度开发油气资源，发展各种合成材料。经过30年的努力，2012年生产和经营的化工产品已达5435万吨，可以为轻工业、建筑材料、交通运输、机械工业等产业加工制作各种合成材料，既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又极大地减轻了农业和林业负担，推进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石化在向社会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奉行“上善若水，公益为先”的理念，承担扶贫、赈灾、支教、援医等社会服务项目，先后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称号和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从1988年起，定点扶持安徽颍上、岳西两县和湖南泸溪、凤凰两县，实施扶贫项目237个，修建希望小学260所。对口支援西藏班戈县，完成援藏项目80个。从2004年开始，在四川、贵州、甘肃、湖南4省34个市(州)，参加“春蕾女童”助学项目，资助成千上万的贫困高中生和大学生。“中国石化光明号”是第一列，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由企业捐赠的健康快车。近10年中，用最先进的超声乳化技术，为内地11个省、自治区和18个地级市的2.2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治疗，还捐建白内障治疗中心9所，为广大患者带来光明。

中国石化认识到，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劳动分工。企业应当在做好主业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增进企业与社会互相理解，彼此关心，在为社会服务中，体察人民的需要，用以改进工作，增强企业的人民意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以改革为发展的动力

在中国石化成立之前，世界上年产石油超过1亿吨的国家不到10个，中国是其中之一。但是资源利用的效率不高，甚至不如印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臵和有效利用。1亿吨石油的加工企业由3个部门，20个省、市、自治区分头管理，不能全面规划、充分利用。即使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原油利用率也只有26%，效益偏低。要消除这些障碍，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打破管理体制的分割状况，实现资源优化配臵。作为试点，最早在上海组建高桥石化公司，对当地5个分属中央不同部门管理的工厂实行统一领导，统筹开发，很快收到成效。接着，又在南京和辽宁试点，效果都很好，为成立全国性的公司积累了经验。

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后第一次重大改革，就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石化总公司《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规定从1985年至1990年的6年内，自筹固定资产投资300亿元，建成从国外引进的4套特大型石化成套项目和3个大型化肥项目，加快发展现代石油化工生产力。6年之后，公司累计实现利税900亿元，其中1990年当年实现利税203亿元，轻质油收率达到63%，比改革前的最先进企业高出一倍多。

在第一次改革方案任务超额完成以后，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全国石油化工企业进行更高层次的改革，全面实行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将中国石化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重新组合，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性格局，增强活力，把企业做强做大。这是中国石化总公司的第二次改革。

中国石化总公司的第三次改革，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推进股份制改革，实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资产负债情况，以优质资产为基础组建上市公司，在纽约、伦敦、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累计融资984亿元。外资股、国内A股和其他投资者的引入，扩大了国有资本的控制总量，提高了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构建了国家控股的体制框架。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国际能源化工界的地位由此提升。

中国石化的持续发展，从打破部门、地区分割的管理体制，初步实现资源优化配臵开始，到上下游、内外贸一体化，再到股份制改革，实行国际化经营，每一步重大发展都依靠了改革激发的活力，消除体制弊端，突破瓶颈制约，加快发展生产力。全公司资产从第一次改革前的210亿元，发展到第二次改革后的4273亿元，再到2012年的19600亿元，增长了93倍多。营业收入亦从272亿元递增到28300亿元，增长了104倍。三次重大改革，把中国石化推上了三个大台阶，逐步成为“技术先进、管理先进，在国内外市场都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

以开放引领国际化经营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孙中山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这个潮流已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石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涌入开放大潮，坚持

以开放为创业理念，突破资源、资金、人才三大制约因素，开拓发展空间，把各项业务推向国际化。

中国石化推行对外开放，经历了几个重要步骤。第一，是对外开放的认识，从公司成立开始，就把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列为创业理念，确信开放是企业的振兴之道，认识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和技术、资金、人才短缺，只有到国际上去找出路，才能抓到机遇，拓展发展空间。第二，从零起步，从小开始，能放下身段，不惜做小买卖。中国石化召开的第一次外贸会议，尽管制订的全部贸易总额不过1亿美元，但依然动员全公司力量认认真真去做，扎扎实实地做，做出人才，做出信誉，做出经验。第三，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行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以市场、劳务换取资源开发，向上游延伸，不断增加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正能量。第四，因势利导，适时提高开放层次。集中优质资产成立股份公司，在纽约、伦敦和香港上市，与著名跨国石油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国际化经营内涵。

中国石化实行的对外开放是和平的、互惠的。201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1055亿美元，超过2012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2009年8月，中国石化以72亿美元成功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成为此前中国最大的一笔海外并购交易。该公司拥有探明储量5.36亿桶，2008年总收入37.62亿美元。2011年收购葡萄牙GALP能源公司巴西深水资产的交易额高达51亿美元，是当年最大的一起并购案。2012年12月，又收购了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公司英国子公司49%的股份，首次开拓在北海地区的油气业务。

开放是个大市场，也是一所大学校。开放、改革、发展三者形成的良性互动，助推了中国石化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现在，中国石化已成功进入非洲、南美、中东、亚太、俄罗斯—中亚、北美等六大油气富集区，同20多个国家合作开发50个油气项目，2012年境外权益油气产量近3000万吨油当量，全球资源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同全球最大的石油石化公司埃克森美孚、壳牌、BP、巴斯夫、阿美(沙特)合作，建设世界顶尖级的“大型化、一体化、基地化、园区化”企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双赢成果。

以制度优势推进企业做强做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振兴、人民幸福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为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石化正是遵循这项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发展国有经济，把企业做强做大，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积极为其他所有制企业提供各种燃料、原材料和技术服务，为它们创造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合作机遇，共同把中国的经济总量做大和产业链做长，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还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国石化正是在这个制度的框架内，依法经营，实现跨

越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有明确界定，反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对违反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行为都明文禁止。企业做强做大不等于垄断。中国国有企业依法经营和做强做大不是垄断行为，它们得到国家保障是法定权利。

中国的法律和产业政策，都没有禁止任何所有制企业进入石化产业的规定。实际上石化产业的下游企业，绝大多数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化学纤维的聚合物和纺丝部分已是民营企业的天下，有些企业的经营规模远远超过国有大企业。他们同上中游国有企业的合作与竞争都是平等的、互惠的。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般的民营企业实力还不够强大，加上进口原油不能与国内销售市场适时价格对接，亏损严重，都影响了民营企业进入资金、技术密集和原材料成本过高的上中游企业，这是历史现象。到了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环境具备条件的时候，民营企业进入上中游企业的行列必将是水到渠成，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坚守基本经济制度，把企业做强做大，还有个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石化行业涵盖了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这个产业的经营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壮大，还关系到相关产业的振兴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石化产业做强做大，必须立足自身核心业务的健康发展。30年来，中国石化坚持以不断壮大实体经济为核心业务。尽管拥有土地和资金，但从不涉足房地产等行业，从不转移经营目标，从不把资源用于自己不擅长、不拥有优势的业务，保障

了资源的有效配臵，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规避了市场风险。这是中国石化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石化成立20周年的时候，集团公司新老领导班子聚会，总结公司成长中的经验教训。我在发言中引用了美国学者科林斯的一本名为《从优秀到卓越》的著作。科林斯对美国从1965年到1995年30年中进入美国500强的企业进行排比研究，由最初的1435家筛选到最终的11家，分析这些企业经久不衰、从优秀做到卓越的共同素质，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坚守核心业务，做大做优核心业务。

坚守核心业务，必须有核心技术支撑，这就必然带动科技创新，以确保核心业务的进步和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经营理念和发展需求，中国石化坚持在科技领域实行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并重的方针，早在石化总公司成立初期，就接受科学家建议，投入巨资开展基础性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导致一批新催化材料、新反应工艺设备等的开发，先后获得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的ZRP-1分子筛，以及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的“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程的创新与集成”，连同近年开发的世界首座20万吨/年甲苯甲醇甲基化工业装臵，先后在国内外赢得巨大荣誉，提升了中国石化的国际竞争力。

兼并收购是企业发展的模式之一，国内外都有成功兼并的经验。重要的是对企业核心业务的关联度和影响力，是企业的市场能力评估。从一般的意义讲，做强做大核心业务仍然是企业正当经营的优选目标和繁荣之道。

中国石化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公司，在发展中积累和暴露的问题，都是严峻的挑战，诸如资源短缺，创新力不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绿色生产理念和具体行动不足，内部管理疏漏，对公众和社会服务欠缺等等，都需要高度重视，认真改进，从严管理，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以优异的业绩报效国家，回报社会，感恩广大消费者。

“三十而立”。中国石化跨越式发展的30年，比之国际上著名的“百年老店”，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公司。它在成长中经历的种种挑战，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积极探索。当今世界，一个强盛大国，经济是基础。它应当由3个部分组成，即经济总量，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的现代经济结构，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的和平崛起，造就了一批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企业。它们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族的宝贵财富，得之不易，需要继续得到国家和社会一如既往的关爱和支持。

对中国石化来讲，更要保持清醒头脑，看到差距，认清继续前进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完善改革和开放举措，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恪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把人民性作为企业的最高理念，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高扬人民利益至上的旗臶，正当经营、绿色经营、科学经营，不贪图私利，不欺诈客户，不损害社会利益，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互惠发展。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是通向持续兴旺的康庄大道。（作者为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四篇：中国耐火材料工业改革发展三十年回眸

中国耐火材料工业改革发展三十年回眸

一、新中国耐火材料工业的成长历程

耐火材料属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其产品主要应用于冶金、建材、有色、化工、机械、电力等高温工业生产过程中；是高温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材料，在国民经济建设，特别是高温工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追溯历史，我国耐火材料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制造并首先应用于陶瓷工业，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闭关锁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耐火材料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一样，一直处于落后状态。1949年，全国耐火材料生产总量仅7.4万吨，冶金工业所需耐火材料，甚至连一般锅炉用耐火材料都要靠从国外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发展，我国耐火材料工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建国初期，国家投资近亿元改建了唐钢、太钢、鞍钢等一批耐火厂，同时将山东、河北、上海等地的几个玻璃砖瓦厂改建成耐火材料厂，还在苏联援建项目中，新建了具有较高机械化水平的鞍钢大石桥镁矿镁砖厂。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耐火材料生产总量达101万吨，比1949年提高12.6倍，生产出了具有中国资源特色的高铝砖、镁铝砖等一批新产品，开始改变了我国耐火材料产品品种单调的局面。以此为标志，耐火材料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进入了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行列。

从“二·五”开局到1978年的二十年期间，为满足高温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总体布局，继五十年代投资近四亿元陆续新建了洛阳、北京、王村、武钢、包钢、秦皇岛、德阳等一批耐火材料厂后，在“三·五” “四·五”期间，为解决西南、西北地区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又投资6亿元先后新建了攀钢、贵阳、西北等一批耐火材料厂。尽管经历了国民经济调整，全国耐火材料工业的产量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1978年达487万吨，耐材制品的产品质量和品种结构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我国耐火材料工业从半封闭状态转向行业开放，从小生产状态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实现了从数量型向品种质量型的转变，逐渐走上了依靠技术进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企业综合素质，耐材品种质量，科技效益和生产规模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在高温工业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下，人们对耐火材料工业与高温工业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营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念的更新为我国耐火材料工业的创新和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上世纪80年代初宝钢新建抓耐火材料国产化为契机，中国耐火材料工业瞄准国际一流水平，通过引进、吸收、消化、移植、创新，不仅具备了向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套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质耐材的能力，还能保证大直径水泥窑，浮法玻璃生产线等其他高温工业所需特种耐火材料的供应，实现了耐火材料工业质的飞跃。据统计，我国目前规模以上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已 2000家，分布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形成了完整的耐火材料工业体系，行业员工人数达262411人。1950年—2007年累计向国家提供了24968.06万吨耐火材料。2007年，我国耐火原材料生产总量达4182.39万吨，为1949的565.2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2007年我国耐火制品的年进口量，仅占国内耐材总需求量的0.5%左右，足以证明我国耐材工业的产品已完全能满足国内高温工业生产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中国耐火材料工业在世界耐火材料行业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目前耐火材料工业所生产的品种和总量不仅基本满足了国内高温工业生产、发展的需求，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耐火制品的出口量也逐年递增，市场遍及东南亚多国和美洲、欧盟、俄罗斯等150个国家（地区）。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耐火材料工业，从小到大，从土到洋，从弱到强，已成长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耐火材料大国。

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耐火材料工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步伐，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也应运而生，于1990年10日正式成立。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由国资委主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全国性团体法人。十八年来，行业协会在国家指导下，坚持为企业服务，为政府和社会服务，积极向企业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进行行业调查，向政府反映企业诉求，行业的建议，协助政府制定耐材行业发展规划、政策、建议、组织会员制定行规公约；针对企业间存在的恶性价格竞争，积极组织开展行业价格自律，组织优质耐材产需衔接活动，努力规范耐材市场秩序，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举办各类专业培训；技术研讨、经验交流、新产品推广会展览会，组织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活动。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先后荣获 “全国先进工业行业协会”和“全国先进民间组织”称号。

二、耐火材料工业改革发展三十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国耐火材料工业，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观念，转换机制，着力自主创新，促进了耐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了耐材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研发的自主创新，加快了耐材工艺装备的更新换代，增强了中国耐材工业在世界耐材行业的竞争能力，为我国钢铁工业，高温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提供了优良的服务。

1、改革开放促进了耐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改革初期的中国耐火材料工业虽已自成体系，初具规模，但仍处于半封闭状态，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耐材生产统购统销，整个行业以产品经济模式为主，以生产钢铁用耐火材料为主，产品单一，工艺流程僵化，呈现的是分散的，传统的小生产状态。经营机制传统，企业缺乏活力，行业总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耐火材料工业的产业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优化，不断升级，发生了显著变化。回顾过去的三十年，耐火材料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我国耐火材料工业体系中占主要地位的国有耐火材料企业（主要是国有商品厂和钢铁企业的二级厂），为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需求，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双轨制条件下，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不断完善经济责任制，大力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另一方面，狠抓企业整顿提高管理效率，强化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成了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生产型的转变。绝大部分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逐年递增。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在拥有丰富的耐火原料资源的地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许多乡镇企业利用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新建（或改建）了一批耐火材料厂，进入了耐火材料行业。这些乡镇（集体）耐火材料企业，尽管生产工艺和装备较落后，生产条件简单，但经营机制活，应变能力强。它们的加盟，不仅是对耐火材料工业生产和品种数量的补充，作为一支生力军，还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给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引入了竞争机制，增加了活力，促进了耐火材料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客观需求，我国耐火材料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洛阳耐火材料厂，德阳耐火材料总公司，青岛耐火材料厂，上海泰山耐火材料公司，太湖耐火材料公司等企业分别与港、台、德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组建合资公司，联营开发新产品；山东六家耐火材料厂（矿）整合组建了山东耐火原材料公司，上海耐火材料厂与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合并组建了上海泰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秦皇岛耐火厂更是打破行业界限，与该市浮法玻璃公司进行了整合。为了优化组织结构，原属鞍钢、太钢、武钢、大冶、重钢、包钢、攀钢、本钢、湘钢等大型钢铁企业二级厂的耐火材料厂相继从主体剥离，组建了在生产经营上拥有相对独立地位，具备法人（委托）资格的耐火材料公司。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期间，我国河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等几个地区的民营耐火材料企业，异军突起，他们顺应改革形势发展的浪潮，抓住商机，根据高温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持续发展的市场需求，投资建厂，引进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以灵活的经营机制和雄厚的实力迅猛发展。国有企业的重组，整合、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耐火材料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行业顺利实现了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的转变。

第三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耐材行业积极应对入世挑战，适时把握入世机遇，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冶金、建材、有色等高温工业高速增长的影响拉动下，产业结构调整又有新的进展。近年来，一些耐材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相互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整合，推进了耐火材料工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如营口青花集团控股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组建了上海青花二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山西西小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收购上海泰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了上海新泰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北京通达耐火技术有限公司控股河南巩义中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又引入中国中财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控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组建了北京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批优势企业，应对我国耐材工业不断快速扩张、经济增长粗放的实际，在保证耐材产品发展的同时，结合自身条件，不断拓展行业的发展空间，打破耐材生产一元化的格局，不断提高“非耐比”，努力开拓资源综合利用空间，向建材、化工、镁合金、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寻找我国耐材工业经济增长的新方式，推进了我国耐火材料产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提高了耐材行业生产的集中度，增强了耐材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2、改革开放推动了耐材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研发自主创新的速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耐火材料工业为适应钢铁及建材、电子工业等的发展需求，先后开发了高铝砖、镁铝砖、焦炉硅砖、不定型材料、焦油结合白云石砖、电炉顶高铝砖、烧结刚玉砖、熔铸砖、大型玻璃窑用硅砖和粘土砖、普通硅酸铝耐火纤维，熔融石英质浸入式水口，整体塞棒等连铸专用材料。从数量上保证了钢铁冶炼和建材、电力等高温等工业的生产需求，但在质量和品种配套方面，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也适应不了高温工业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从“六五”计划开始，以引进、剖析、消化武钢“0七”工程，南钢氯化球团工程，抚钢VOD/VHD精炼炉项目，贵州铝厂“186”工程，化工系统的十三套合成胺项目，建材系统的大型水泥回转窑，浮法玻璃生产线等一批引进项目为契机，特别是宝钢引进项目所需耐材的逐步国产化，使我国高温工业用耐火材料的技术研发和品种结构出现了质的飞跃。

（1）耐火原料。

业内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非常重视耐火原料的研发，在采取提纯、均化等不同技术路线使天然原料的品位、质量发生质的飞跃的同时，还研发了大量的合成原料等优质新材料，为耐火制品的研发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期间，原辽宁镁矿公司与化鞍山焦耐院联合攻关，开发了菱镁石、轻烧、细磨高压压球再烧的“二步煅烧”新工艺，通过中间试验，生产出MgO≥98%，体积密度达3.3g/cm3的高纯镁砂。填补了国内空白。不仅使宝钢引进项目所需耐材的国产化成为现实，对我国镁质耐火材料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北京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制备氮化硅新工艺，系统研究了该工艺的机理，参数及设备，提出了闪速燃烧氮化制备氮化硅及氮化硅铁的新理论，生产的氮化硅和氮化硅铁（Si3N4和Si3N4＋Fe），具有成本低，质量优的特点，在新型优质耐火材料研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汉中秦元新材料公司采用超高温竖窑快速烧结，成功的生产出Al2O3≥99.2%，刚玉相含量≥95%，刚玉晶体在二维平面呈板状，晶体大多在10~200nm，并含有较多晶间和晶内封闭气孔的烧结刚玉，其理化性能及显微结构特征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水平。营口青花集团采用轻烧合成——压球——死烧的二步煅烧工艺，生产的CaO≥20%和CaO≥55%镁钙砂，颗粒体积密度≥3.20 g/cm3，（吨砂重油消耗只有45kg/t砂左右），质量好、能耗低，为镁钙质系列耐材制品的研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红柱石作为一种优质原料，由于质量稳定、能耗低，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钢铁工业用耐火材料。

在高炉长寿方面，巩义五耐以刚玉为主原料。采用微气孔结构的特殊工艺研制的高炉陶瓷杯用微孔刚玉砖，解决了抗碱浸蚀性、抗炉渣浸蚀性和微气孔三个技术关键，其综合使用性能达到或超过了国外陶瓷杯壁用棕刚玉浇注块的性能指标。他们研制的莫来石、硅线石、低蠕变砖三大类9个牌号的高炉热风炉系列高性能耐火材料产品。在武钢5号（3200 m3）高炉使用，寿命达16年。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赛隆结合刚玉产品，成功应用于宝钢COREX——C3000装置，打破了国外公司产品在COREX熔融炉用耐火材料的垄断地位，扭转了我国炼钢关键部位用耐火材料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中钢集团耐火材料公司研制的高炉风口区快干高强刚玉——氮化硅——碳化硅复合浇注料，在炼铁高炉使用效果良好，通过了省级科技鉴定。北京科技大学研发的金属复合氧化物非氧化物耐火材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耐火材料，Si—SiC—棕刚玉高炉陶瓷杯材料已在国内多个大钢的100多座高炉使用。同时研制的Si3N4高炉铁沟料和Si3N4复合高炉喷补料也先后问世，对炼铁高炉的维护和使用寿命的延长起到了积极作用。首钢二耐与北科大共同研发的“新型高性能大型高炉用无水泡泥”在使用性能上克服了传统产品的缺陷，在满足大型高炉冶炼及延长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提高。经首钢炼铁厂等大型高炉使用，其拔泡时间，平均出铁次数，吨铁泥耗和钻杆用量等指标均大幅下降。

在炼钢方面，转炉炉龄是耐火材料质量、冶炼条件及筑炉维护的综合反映，耐火材料质量是炉龄的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炼钢转炉炉龄一直很低，上世纪70年代末，原鞍钢大石桥镁矿研发的烧成油浸镁白云石砖，才使鞍钢150t大型转炉炉龄提高到1000次以上。随着宝钢引进项目所需耐火材料的逐步国产化，我国自己引进、移植、研发的镁碳砖问世（原辽镁公司、上海二耐及丹东四兴的镁碳砖产品首先在宝钢使用），使转炉炉龄大幅提高，也使我国炼钢转炉用耐火材料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003年转炉平均炉龄4674炉，溅渣护炉技术的推广，使转炉炉龄的世界记录不断刷新，全国已有20家重点企业转炉的炉龄突破一万炉大关。武钢耐火公司研制生产的镁碳砖，1999年8月在武钢二炼钢厂2号转炉创下了15208炉的顶底复吹炉龄记录，2002年12月以29942炉刷新了世界记录，2003年3月，在武钢二炼钢1号转炉又创下了30368炉的最新世界记录，实现了在溅渣护炉条件下，耐火材料使用寿命与转炉炉龄同步的突破。营口青花集团自主研制的CaO含量15%—50%镁钙砖系列产品，2007年生产12.69万吨，在太钢、宝钢、酒钢等一百多家钢厂的AOD炉上使用，产量仅次于LWB，居世界第二位，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该公司等单位研制生产的RH炉用电熔再结合镁铬砖在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使用，替代进口，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在高效连铸方面，濮阳濮耐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包透气上水口”，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被国家认定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他们采用板状刚玉，氧化锆，碳化硅等为原料研制的不烧优质滑板，具有扩孔小，抗氧化性能好，耐热震性好的特点。山东省耐火原材料公司，先后研制开发了“洁净钢用无碳无硅水口”、“高效连铸用长寿命整体复合塞棒”、“长寿命铝锆碳浸入式水口”和“长寿命不烘烤薄壁长水口”等新产品，进入市场后很快得到了用户的肯定，也顺利通过了省级科技鉴定。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与武钢合作完成的“连铸洁净钢用无碳无硅水口”，采用铝镁尖晶石水口内衬主原料加入适量ZrO2材料，具有良好的抗热震性和抗渣浸蚀性，内孔有良好的抗冲刷，抗浸蚀和抗氧化铝附着性，经武钢二炼钢使用，其性能可满足超低碳钢生产的需要。唐山时创耐材公司研制的金属——氮化物结合滑板，经过对原料CAN防水化研究，采用半干法成型—氮化烧结一次完成工艺，使滑板具有了较高的常温和高温强度，同时还具备了抗氧化性和抗浸蚀性。

在不定形耐火材料的应用方面，近年来我国不乏亮点和特色。如铁水包工作衬已越来越多地由砖衬改为整体浇注，使用寿命1000次左右。混铁炉工作衬采用了全部或部分整体浇注取代砖衬，使用寿命3年左右。鱼雷罐采用湿式喷射修补，寿命提高25%以上。为提高施工效率和避免极端气候的干扰，钢包也采用了浇注料预制件作工作衬。铁水包、钢包、中间包等的背衬采用体积密度为1.6-2.2g/cm3的高强、低收缩的半轻质浇注料以减少热损失。大型和异形浇注料预制件的应用日益增多并出口国外，如加热炉烧嘴、烟道砖、锚固砖、高炉风口组合砖等等，均采用浇注料预制件。浇注料预制件的制备，正成为一种新型的耐火材料成型方法。（3）建材及其他行业用耐火材料。1986年以前，我国玻璃窑用电熔锆刚玉砖（AZS）和α—β刚玉砖的产品质量不达标，不能满足用户需求，该产品主要靠进口。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沈阳耐火材料厂从美国CE公司引进了生产电熔锆刚玉砖的5吨电炉及配套装置，通过消化移植，采用了更合理的生产工艺，生产出41#氧化法无缩孔浇铸和普通浇铸等系列电熔锆刚玉熔铸制品。1992年，北京瑞泰公司研制生产的α—β刚玉砖在通辽玻璃厂试用成功。特别是2000年后，产品质量不断提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保证了玻璃行业生产技术的发展需要，结束了大型浮法玻璃窑用耐火材料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营口青花集团等企业选用优质镁砂和高品位铬矿，采用不同工艺路线研制的水泥窑用直接结合镁铬砖，半再结合镁铬砖在国内大型水泥回转窑高温带使用，效果甚佳，替代了进口，同时还填补了国内空白。北京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干法水泥窑用新型板状刚玉浇注料”，不但满足了水泥生产需求，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权。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研制的氮化砖结合氮化硅耐火制品。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国内国际电解铝行业广泛应用，市场占有率达40%，已成为电解铝工业市场上的知名品牌。该院研制的系列高纯刚玉耐火制品及配套产品，在国内大型化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提高。

3、改革开放加快了耐材行业生产工艺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

由于我国耐火材料重点骨干企业大多是建国后头两个五年计划新建、改建的，而后虽有所改进，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行业的总体装备水平与先进国家比仍差距较大，一些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更差。如破碎混碾工艺线，国外已采用变速反击破碎机，超细粉碎磨机及高速混合机，而我国仍在使用轮碾机，球磨机和湿碾机；成型工艺线，我国大多数企业使用的都是100吨、160吨、260吨及300吨以下小吨位的摩擦压力机，手动操作，安全性能差，能耗高，效率低，且质量也难控制，而国外当时已多采用400吨以上大吨位压砖机（包括液压式、杠杆式、摩擦式），更先进的还采用了液压机，复合式压砖机以及生产碳结合材料的真空压砖机，同时有的压机还配有计算机自动控制加压程序及外形尺寸、单重控制。

显而易见的差距，是历史的产物，是长期封闭，传统的习惯的经济体制的产物，唯有改革，唯有大胆引进，努力消化、吸收、移植、创新，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差距，扭转被动。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我国耐火材料工业在生产工艺装备的更新换代和完善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引进、吸收与消化、移植相结合，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与国内科研创新互为补充，博采众长，溶于一体，为我国所用的有效途经。

（1）1981年—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宝钢、贵溪有色冶炼厂、金川有色冶炼厂，大型合成氨化肥厂和大型水泥回转窑等重点国家引进项目急需解决配套耐火材料为契机，国家高效近10亿元改建了一批耐火材料厂。为宝钢配套的上海第二耐火厂从1983年开始改扩建，建设了镁白云石生产线，滑动水口等6条生产线和配套工程，从日本黑琦，品川引进了750吨复合压砖机，自动称量车，加热混练机，高压油浸装置，自动码砖机，机械手和82m超高温隧道窑等具有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水平的设备36台套。1985年—1990年，围绕宝钢建设，原辽宁镁矿公司从奥在利引进了超高温重油竖窑。从德国引进了悬浮炉，超细磨机，高压压球机等装备，新建了五万吨高纯镁砂生产线。以该公司与武钢耐火公司分别从日本引进的两台3000吨全自动液压机，机械手，混砂机和鞍钢耐火公司从德国引进的2200吨全自动液压机为标志，使我国重点耐火材料企业的装备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2）1991年—1995年“八五”期间，国家把优质合成镁钙砂和合成优质镁钙碳系列耐火制品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新建各种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生产线十五条，先后研制出与之配套的大吨位（最大1600吨）抽真空双面加压摩擦机，强力混砂机等先进设备，自力更生，改造了1000吨摩擦压砖机，消化吸收研制了750t复合压砖机，用于大型薄板坯和特异型制品的加压振动成型机及三相铁磁分离器等。鞍山焦耐院在这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如750吨复合式摩擦机，长水口生产设备国产化，600L高速混合机，立式油浸系统及中间包浇注料施工机具等国家技术装备更新项目的任务。这些装备的引进、消化、改造和研制，以及在耐火材料工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使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耐材产品生产装备，实现了国产化，部分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我国耐材工业的总体装备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3）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耐火材料工业的快速发展，耐火材料生产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的装备水平又在不断升级。营口青花集团从日本三石深井和德国莱斯公司先后购进10台2000吨全自动液压机和机械手，还从德国购进了爱力许混砂机2台套。海城后英集团在从德国莱斯公司购进7台2000吨全自动液压机后，又从日本购进7台机械手与之配套。近几年，一些耐材生产集中的地区，在节能减排、环保综合治理中，在大力拆除落后倒焰窑的同时（河南省拆除2000余座、山西省拆除1300余座），又新建一批隧道窑和梭式窑。既更新了装备，又扩大了产能，同时也提高了业内中小企业热工装备的整体水平。

4、改革开放提升了我国耐材工业在国际耐材行业的竞争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耐材工业开始由半封闭状态向开放型转变，陆续与日本、韩国、欧、美、澳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有技术交流合作的商务关系。不仅组团参加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专业活动。还于1988年、1990年先后在我国首次举办了国际耐火材料学术会议和国际耐火材料工业展览。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耐材工业生产的发展。我国耐材工业的进出口外贸也逐渐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耐材工业的出口贸易，基本上是以原料出口为主，1988年，全国共出口耐火原材料214.6万吨，耐火制品仅3.73万吨，仅占出口总量的1.7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行业在积极应对入世挑战的同时，把握机遇，在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品种结构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使我国耐材工业的进出口贸易进入了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十五”期间，全国耐火原材料进出口贸易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增幅最高的一个阶段。连年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到2005年底，进出口贸易总量598.29万吨，比2000年增长51.14%，其中出口贸易量579.84万吨，比2000年增长47.53%，进口贸易量18.45万吨，比2000年增长271.23%，进出口贸易总额13.0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1.02%。其中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达11.45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2.04%，进口贸易额1.5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03.90%。2007年，全国耐材进出口贸易总量为736.96万吨，其中出口贸易总量为712.79万吨，占96.72%；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2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为13.57亿美元，占87.43 %。

(1)“十五期间”，全国耐火原材料出口量增长率8.91％，其中耐火原料出口量增长率5.32％。而耐火制品出口量增长率高达27.40％，比耐火原料出口量增长率高22.08个百分点。2006年仍强势增长，2007年出口量下滑、耐火原材料出口总量同比降低39.20%。其中耐火原料出口量同比降低44.82%。耐火制品出口量同比降低7.58%。

2001—2007年全国耐火原材料出口量走势图

（万吨）

2006年出口量高幅增长，2007年出口量大幅下滑，耐火制品出口量稳步增长。2006~2007年出口量的大起大落，主要是耐火原料出口量高幅增长和大幅下滑所致。

(2)“十五期间” 全国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为16.69％，其中耐火原料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为5.74％，而耐火制品贸易额增长率高达33.01％。比耐火原料贸易额增长率高27.27个百分点。2006年、2007年仍呈增长趋势，但增幅趋缓，主要是出口量下滑所至。

2001—2007年全国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额走势图

（万美元）

(3)出口产品价格稳步攀升

2000—2005年全国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额增长率比出口量增长率高7.78个百分点。综合平均价格增长率8.09%。其中耐火原料出口贸易额增长率比出口量增长率高0.42个百分点。综合平均价格增长率1.02%，耐火制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率比出口量增长率高5.16个百分点。增长率4.62%。2006—2007年耐火原材料出口价格持续走高。2007年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额增幅比出口量增幅高44.93个百分点。其中耐火原料出口贸易额增幅比出口量增幅高58.08个百分点，综合平均价格同比提高105.23%，耐火制品出口贸易额增幅比出口量增幅高9.28个百分点，综合平均价格同比提高10.04%。

(4)出口品种结构趋于合理

2001年耐火制品出口贸易额1.96亿美元，占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总额的33.73%。2004年耐火制品出口贸易额占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额比例过半。到2007年耐火制品出口贸易额占耐火原材料出口贸易总额的62.67%，出口品种结构趋于合理。

三、坚持改革、科学发展、实现耐火材料工业新的飞跃

三十年改革风雨兼程，成果丰硕。中国耐火材料工业健康发展，不断壮大，为我国高温工业，特别是钢铁、建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国民经济建设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国际耐材行业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断提高。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形势，中国耐火材料工业还存在诸多制约自身发展的问题：首先在资源方面，非耐材产业规模大，需求量增多；不能按设计正规开采，剥采失调；综合利用力度不够、资源浪费较严重。其次是产业生产集中度仍然较低，整体竞争能力不强，“小、多、散”的状态和“各自为阵”的局面不利于行业的整体发展。再次是宏观调控效果欠佳，耐材产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了耐材产品总量的“结构性过剩”，进而引发无序竞争，耐材市场秩序紊乱，损害了企业和用户利益。此外，耐材品种，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高温工业迅速发展的要求，节能降耗，环保治理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新形势下，我国耐火材料工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发展思路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推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完善，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我国耐材工业持续、协调、稳定发展。当前的重点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推进实施“绿色耐材”战略，按“品种质量优良化，资源能源节约化，生产过程环保化，使用过程无害化”的原则，制定标准，严格程序，认真评选“绿色耐材产品”，打造行业自主品牌，推动行业节能降耗，环境治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基础管理工作的深入。二是加速培育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促进耐材产品品种结构的调整完善。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度控制耐材生产总量。根据国家宏观工业经济形势和下游行业产品结构调整及技术发展的客观需求，搞好耐材行业品种结构的定位，努力开发和扩大市场短缺品种的生产，保证行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三是进一步推进耐材企业的联合重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中国耐材行业的竞争能力。四是按循环经济理念，抓好耐火原料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近期要重点关注支持辽宁省抓菱镁矿综合利用，河南省采用选矿、均化、合成新技术利用废弃铝矾土矿生产优质耐火原料的工作，同时要抓好山西、贵阳等地铝矾土资源的调研。五是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耐材行业和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调整出口产品品种结构，在适度控制资源性耐火原料出口的同时，提高“出口创利”水平。六是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成本意识，引导耐材生产企业以人为本，苦练内功，强化管理，在向社会提供合格产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更要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撰稿人：徐殿利 陈建雄

第五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书笔记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读书笔记

公共管理系09708226 管悦 关键字：国家能力 国家汲取能力 国家权力 中央与地方

摘要: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经济改革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很大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削弱了中央政府。要把握好中与地方的关系，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正文：

中国经济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通读全文，这个报告所关注的问题是，这场改革对中国国家能力变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还是强化中央政府作用？如果中国市场经济转变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那么，中央政府应当发挥哪些作用，地方政府应具有什么职能？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在市场经济转变和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构成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包括四种：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国家能力对一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因此，对于各国来讲，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它是实现其他各项国家能力的基础。

反映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指标是：一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影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因素包括发展因素、制度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当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国际化程度一定时，财政体制是决定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个富有增长弹性的财政体制有助于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一个低增长弹性的财政体制将严重削弱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是不断强化国家能力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财政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支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这反映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逐渐从小政府变为大政府，从弱政府变为强政府，不断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并在稳定经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国家能力对中国发动工业化具有最主要的影响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从1750―1950年的二百年间，在世界性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由世界经济最强国变为世界经济弱国，始终未能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迟迟不能正式发动工业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以及强大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在1949年以前，国家能力十分低下。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强化国家能力，发挥财政与税收的现代国家职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至三分之一，经济增长率在“一五”时期达到高速度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时代，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起步、迅速建设工业化体系创造了前提条件。

国家汲取能力由小变大，中央政府由弱变强，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

是，过分集权的中央政府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5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集权―分权”或者“收权―放权”循环中反复变动。50年代基本上属于高度集中类型，除大跃进之外，这一体制延续到60年代末；70年代属于以集中为主、适度下放财权的类型。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仍相当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央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尽管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动员和集中社会各种资源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为中国工业化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它有个致命弱点，即在使用和分配各种资源方面效率低、效益差。所以改革就是要解决资源配置与资源效益的问题。

但是1980年以来，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大包干制引起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政府财力极度分散，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这表明财政包干制度属于具有严重缺陷的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通用的现代财政体制――分税制和统一税制相比，大包干制具有非规范性、非科学性、非统一性的缺陷。――财政收入占GNP比重不断下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相当低下，尚不及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的一半水平。――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上最低点，已陷于“弱中央”的境地。其发展前景令人十分担忧。――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快，几乎与“第一财政预算”相等。如果预算外资金计人财政收入之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约占五分之四。世界银行专家惊叹：“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国家的财政收支比中国更为分散了。”

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或者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政府汲取财政能力低下，是名副其实的“弱政府”。与地方财政实力相比，中央政府又是名副其实的“弱中央”。这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对中国长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决策者尚未深刻认识国家能力迅速下降的危害性，或者已经认识尚无有效办法制止国家能力继续下降趋势。

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改革以来，中国GNP总量成倍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非农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已居优势，经济开放度明显增大，诸多发展因素变化有利于扩大中国可能获得财力的基础，对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做出正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实行的财政大包干制具有严重缺陷，突出表现为对财政收入增长做出负贡献，且随着大包干制的推广，其负作用不断增大。1979―1985年其贡献率为―52.7％，在1986―1991年贡献率达到－87.5％，大大抵消了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正贡献。采用这种不良的非规范的、非现代的财政体制，是中国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表现为：

一，工业增长对财政收入贡献作用下降。从产业部门看，工业部门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的财政贡献又大大高于产值贡献，工业部门利润下降，导致较低的增长弹性，工业部门的财政收人下降将会引起整个财政收入下降。

二，国有经济发展相对衰落，大量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从所有制部门看，国有企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的经济角色决定了它的财政角色。50年代初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经历了倒U形曲线，即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迅速发展－占据优势―相对衰落―退居优势的发展过程。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下降，企业亏损上升，导致国有企业财政贡献下降，从而影响整个财政收入。

三，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经济贡献与财政贡献不成比例。中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五花八门的税种和税率，特别是对“三资”企业实行减免税，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税率，不仅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且导致理所应得的国税“名正言顺”地大量流失。

四，各地方擅自竞相减免税，中央普施“优惠政策”。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改革思路是：改革＝放权让利＝优惠政策＝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但它是以减少中央财政

收入为代价的。在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常常是地方得多失少，中央失多得少。五，普遍偷税、漏税，使国税白白流失。

中国是财政收支较为分散的国家，也是财政税收制度较为混乱的国家。当时实行的财政包干制至少有六种：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包干与增长分成包干；定额上交包干；收入递增包干；上交额递增包干；定额补助包干。这与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统一的规范的预算体制相冲突，也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公开竞争、公正竞争的市场竞争规则相冲突。财政包干制是一项应急性的非规范的、非科学的、非现代的财政体制，它对中国经济发展仅具有短期正效应，但是这种正效应正在迅速递减，而负效应却在迅速扩大，导致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并为中国长期发展产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严重后果，也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设置了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能力的基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能力在下降，它将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十分严重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这包括：经济周期波动，投资急剧膨胀，消费需求膨胀，连年财政赤字，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下降。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是由一个政党――共产党高度统一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国家机器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决策权极度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各级政府的能力极其有限，而地方政府已经形成独立于中央的经济利益主体，与典型的市场工业化大国相比，中国地方政府财力过分膨胀，行政权力过大，经济干预过多。

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政党、社会组织敢于向共产党以及国家权威挑战，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日益坐大的某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财力是极其有限的，中央领导人的权威性也相对削弱。在应付地方政府各种挑战方面（既包括经济利益，又包括政治权力），中央拥有的惟一手段是频繁地撤换或调动地方领导人。但是仅仅依靠这一传统的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财政关系，这是无法阻止和改变国家能力继续下降态势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相互冲突，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国家能力迅速下降，反过来又加速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多元化，成为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隐患。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效地生产和配置资源的较佳方式。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和完美化。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职能包括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公共投资；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稳定宏观经济；制定产业政策。除第一项职能是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外，其余四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市场无法代替和完成上述国家职能。

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因为：

一，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建立是一个非自发的加速过程。中央政府对加快建立新机制和法律框架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观念冲突和转变的过程。市场经济原则与伦理经济原则互相冲突，危及许多人的生存和利益。这需要以说服为手段，向社会公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推行市场经济原则。

三，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利益与权力重新调整的过程，需要政府对某些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实行利益补偿。

四，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央政府具有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五，经济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并随着改革深化，成本不断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国情。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还会出现如下难以避免的发展问题：

一，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数量大，且在不断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正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二，环境问题。人口压力、生存压力以及市场压力，加剧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产生外部不经济。

三，基础设施问题。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她必须支付昂贵巨额的社会经济基础成本，资本系数上升难以避免。基础设施滞后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薄弱环节和增长瓶颈。四，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市场化等因素，将造成长期性的大量的失业人口群。城市公开失业率和乡村潜在失业率不断上升。

五，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正进入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阶段。这包括地区收入差别扩大，农民与非农民收入差别扩大，以及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别扩大。此外还有十分突出的贫困人口问题。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央政府负有极其重大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加强在新体制基础上的主导作用，大力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强化国家对市场之外领域的干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减少经济建设职能；提高供给公共物品职能；继续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强化社会保障职能。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所谓统一性，体现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国内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税制和税率，规定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制定统一货币政策。所谓多样性，体现在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各地方有权制定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的地方法律和行政法规。多样性原则就是保证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干预，保证政府权力在纵向上分权及制衡。应当按现代市场经济原则重新界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途径。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基本途径，一是提高国家外部整合能力，即提高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使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通过现代税收或非税收手段转变为政府资源。二是提高国家内部整合能力，即提高中央政府运用财力的能力，使相当一部分政府资源通过稳定的分税制转变为中央政府资源。

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实质性含义就是提高两个财政比例，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比例。同时应扩大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以及对全社会资源分配表达本地区利益的发言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协议，以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益。既取之，又予之，或者先予之，后取之。不管大省小省，穷省富省，都有平等参与权与表决权。主要建议如下：

一，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消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应依据成文宪法。建立现代的、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事业。

二，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税，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地方税为省区统一税，县市无权改变。

三，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对国内外企业一律实行统一的公司所得税。除自由贸易区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应对外国公司实行“优惠”税率，对本国公司实行“歧视”税率。国有企业一律实行“利税分流”的现代制度。任何公司有权拒绝非成文规定的各种摊派。

四，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重新界定个人收入范围。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累进税率，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一律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个人继承遗产税和个人不动产税。

五，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包括失业保险金、职工退休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费等强

制性保险项目，以及其他非强制社会保险项目。

虽然这篇文章的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证性，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也是有药推敲的地方的。我认为报告的最大问题就是未能从理论上厘清国家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混淆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得出片面并具有误导性的结论。

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所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王绍光与胡鞍钢在研究中显然感觉到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与国家实际贯彻其意志的能力有所区别。但他们一直未能从理论上区分这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往往混淆二者的不同。譬如，他们在文中指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强的政府、一个威力无边的政府，或简言之，一个集权的政府。本文的主旨是想指出，这个印象已不适合于描述当今的中国政府。实际的情形是：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已受到极大的削弱。”显然，这里有一个概念的混淆。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一个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这种概念的混淆在王绍光稍后发表的“分权的底线”一文中更加明显。在这篇文章中，分权既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的分权，也意味着企业从政府分权。他把里根与撒切尔以减少政府对社会干预为主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简单地称为“分权”政策，是主张削弱中央政府权力、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的政策。事实上，如果说里根的主张中包含某种地方分权理念的话，撒切尔的保守主义从未主张过地方分权。她的政策的主要导向是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国家在社会财富再分配方面的职能。撒切尔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削弱在英国战后历届政府中恐怕是最为突出的。

国家能力弱的根源与国家权力过大不无关系。我以为，中国目前国家能力下降正是国家权力过大的结构性后遗症。

深切理解王、胡报告的忧虑，理解他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慎虑精神。我只是以为，由于他们没有区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中央政府权威削弱根源的分析是极为表面化的，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颇为片面的。

王、胡报告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国家能力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本质上是中央权威削弱的危机，如果我们把目前的权威危机看作仅仅是中央权威的危机的话，那么，解决危机的主要途径便是简单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政府在财政汲取中的比重。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应该是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化，在实行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同时，逐步削弱淡化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组织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职能，使单位转变为较比单纯的私人产品的提供者，使地方政府从一方父母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才可能消除统一市场形成的组织结构障碍，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有效力的法律体系，在新的意义上恢复公共权威的有效运作，从而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参考资料：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兼评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李强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文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