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规范仲裁协议的效力研究
不规范仲裁协议的效力研究
刘璐
【内容摘要】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不规范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不仅是纠纷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也是一直困扰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的一大难点。在这些仲裁协议的效力中，意思自治原则应当得到充分体现，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选择仲裁方式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合同解释规则在不规范仲裁协议上应有适用余地。
【关键词】仲裁协议 不规范仲裁协议 意思自治 合同解释
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仲裁因其专业性、灵活性、保密性、效率性和自愿性而倍受纠纷当事人的偏爱。适用仲裁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逻辑前提是当事人间订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我国《仲裁法》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仲裁协议应当具备的三大要素，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实践中，当事人所订立的仲裁协议缺乏上述内容或上述内容表述不明确的，不在少数。这些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是否也能确立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并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不无疑问。我国仲裁法律中并无统一规定，学说见解也颇不一致。本文不揣浅薄，就几种主要的有瑕疵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分析 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协议在实践中较为多见，如仲裁协议约定：“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或者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对这类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当事人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法经〔 1996 〕 110 号)答复中指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中解决争议的条款既涉及涉外仲裁机构仲裁，又约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按照本院有关司法解释，该仲裁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是，我国实行或裁或审原则，仲裁和诉讼两者之中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仲裁和诉讼不可能同时进行，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排除法院的管辖权，虽有仲裁的意思表示，但也有诉讼的意愿，因而当事人的仲裁意思表示不是明确的、确定的。据此，仲裁和司法实践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多以这类仲裁协议违背或裁或审原则为由而否定其效力。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出发，当事人在该仲裁协议中传达了将其纠纷提请仲裁的意思。该仲裁协议中的前半部分包括了“请求„„仲裁”(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凡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仲裁事项)、“北京仲裁委员会”(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完全符合上述仲裁协议三要素的要求，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无疑是明确的。
其次，当事人不排斥诉讼，并不与或裁或审原则相违背。因为当事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或者仲裁，或者诉讼”，“或者„„或者”的含义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择其一，这就完全符
合了或裁或审原则的要求。这一仲裁条款本身就意味着无论仲裁还是诉讼均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但当事人只能在仲裁或诉讼中选择一种方式进行，其实际上是赋予了先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优先选择仲裁或诉讼的权利，亦即以行为的方式确定管辖权。
第三，“信守契约”是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双方关于既可以仲裁，又可以诉讼的合意完全是其真实意志的产物，当事人应当受其约束。既然无论仲裁还是诉讼都不违背双方的意愿，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时，另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异议。即使其提出异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驳回。
第四，直接认定此类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认定某一合同（条款）无效，应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这是私法自治的基本要求。我国《仲裁法》第 17 条规定的无效仲裁协议的事由中，并未包括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情形。《仲裁法》第 18 条也仅是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对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也未置明文。直接将这类仲裁协议作无效认定，显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违背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
也有学者认为，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加以认定：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机构受理该案提出异议，则仲裁庭取得本案的管辖权；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仲裁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则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 条规定：“仲裁协议中同时约定仲裁委员会管辖和人民法院管辖，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提出异议”的仲裁协议应为无效，支持了这一观点。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一观点与认定此类仲裁协议无效的观点如出一辙，也没有很好地把握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意。
二、选择两个或多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分析
选择两个或多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如“发生争议后，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将争议提交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或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有学者主张将此类仲裁协议视为一种内容不明确的仲裁协议。其理由是其中的仲裁机构不确定，协议中提到的两个仲裁机构谁都不能无可争议地受理案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第一，此类仲裁协议已就将争议提交仲裁及仲裁事项作出了约定，表明当事人已经具有通过仲裁而非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的合意，根据或裁或审原则，此类仲裁协议表明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向法院诉讼的权利。如果简单地宣告这些条款无效，而由法院受理一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则不符合当事人双方的合意。第二，在订立该条款时，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合意完全是其真实意志的产物，当事人应当受到已包含了仲裁事项的内容条款的约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单方面否定该合意的效力，如果简单地宣告该条款无效，也会纵容违反仲裁条款的行为。在仲裁和诉讼二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当事人已经选择了仲裁，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只是由哪一个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宣告无效。具体由哪一个仲裁机构行使管辖
权，可以适用我国《合同法》上关于合同条款不明确时的漏洞补充制度的规定，由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由最先受理的仲裁机构仲裁。
1996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法函〔 1996 〕 196 号)中指出，当事人订立的仲裁条款中约定，合同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或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该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是明确的，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的即可进行仲裁。也就是说，这类仲裁协议虽然赋予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对争议享有管辖权，但这类约定是选择性规定，对当事人而言，只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仲裁机构仲裁，至于选择哪一个仲裁机构，则由当事人视情况自由决定。在这里，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应当是明确的，管辖权完全是可以确定的，这类仲裁协议是可以执行的，有效的。但是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复函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不适用于国内商事仲裁案件。笔者认为，1996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第 3 条规定：“新组建的国内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仲裁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该通知明确了国内仲裁机构可以受理涉外仲裁案件。2000年修订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也规定了原来只受理涉外案件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国内仲裁案件。因此，我国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并无太大差别。在世界贸易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则出发，国内仲裁协议的效力与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当同等对待。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复函也应同样适用于国内仲裁案件。司法实践中已有这方面的个案。如某科技开发总公司诉某技术产业化中式配套有限公司一案中，双方签订的仲裁协议约定：“若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北京或武汉市仲裁委员会解决”，人民法院即确定，该约定明确，仲裁条款合法有效。
三、仅约定仲裁地点，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名称的仲裁协议的效力此类仲裁协议，如“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仲裁”、“向合同签订地申请仲裁”、“由合同履行地仲裁”。对此类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曾下发过三个文件。1997年 3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仲裁条款中双方当事人仅约定仲裁地点，而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就仲裁机构达不成补充协议，则“认定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无效”。1998年 7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合同中虽未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名称，仅约定仲裁机构为‘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但鉴于在当地只有一个仲裁委员会，即石家庄仲裁委员会，故该约定应认定是明确的，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1998年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中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后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只约定了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定了在该地点依法重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从上述三个文件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似乎宽严不一。
笔者认为，在这类仲裁协议中，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当事人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排除了诉讼；其次，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虽然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名称，但是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地点，通过仲裁地点即可确定仲裁机构。因此，这类仲裁协议有效。应当注意的是，如果约定的仲裁地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当事人可以申请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仲裁。当事人向不同的仲裁机构分别申请仲裁的，先受理的仲裁机构有权管辖。
四、仲裁委员会名称不规范的仲裁协议的效力
按照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必须指明由某个具体的仲裁机构仲裁，否则该仲裁协议不具有可执行性，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个规范的仲裁机构名称的表述应当是地名＋仲裁委员会，如北京仲裁委员会、洛阳仲裁委员会。实践中，当事人并不都能准确地表述仲裁机构的名称。纠纷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往往以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不明确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法院也常常认定此类仲裁协议无效，例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仲裁协议中表述“某市仲裁委员会”不存在为由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又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可提交深圳市有关仲裁机构裁决”，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市现有深圳仲裁委员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两个仲裁机构，故合同中有关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法院裁定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45 条、第 146 条。按照该规定，当事人有仲裁协议而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约定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人民法院有权依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而受理案件。
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第 18 条规定，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才无效。上引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与仲裁法相冲突，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前者的效力低与后者。因此，法院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直接受理这类案件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从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出发，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仲裁协构文字表述上的不完整或不准确而否定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只要能从仲裁协议的文字上推定或判断出当事人的选择，或者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上推定或判断出当事人的意愿，就应当肯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在这一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经〔 1998 〕 159 号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批复中指出，该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是提交仲裁，虽然当事人的仲裁条款中将仲裁委员会名称漏掉“经济”二字，但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有关机构有管辖权。
对仲裁委员会名称不规范的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各地方法院也尝试着作出规范。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指出：“只要该表述在文字和逻辑上不发生歧义，并能够从文字和逻辑上确定仲裁机构，法院应当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如以下表述可确定为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选择了上海仲裁委员会：(1)上海市仲裁委员会；(2)上海市政府所属的仲裁机构；(3)上海市所辖的有关部门仲裁。如以下表述可确定为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选择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分会)：(1)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2)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3)上海涉外经济仲裁委员会。对于类似“上海仲裁机构”、“上海有关部
门仲裁”、“向合同签订地的经济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签订地在上海)”等约定，鉴于在本市同时存在“上海仲裁委员会”和“上海分会”，均可独立受理纠纷并作出裁决，故上述约定可认定当事人同时选择了上海仲裁委员会和上海分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仲裁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西中法〔 1998 〕 12 号)也对此作了类似的规定。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裁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如该院在[2001] 二中经仲字第 745 号裁定书中认为：虽然双方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比现在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多了个“市”字，但北京市仅一家仲裁委员会，双方不会产生歧义，亦不影响双方提请仲裁的意思表示。根据《仲裁法》第 16 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解决已经达成了一致的仲裁协议。
当事人指定的仲裁机构有错误，或未明确指定具体的仲裁机构，或所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可能进行仲裁，但如果能够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其他规定或者有关语言文字和其他情形中能合理地表明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的真实意图包含了某个仲裁机构，或能合理地推定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应为有效。如当事人约定由“北京市著作权仲裁委员会仲裁”。由于我国取消了行业性的仲裁机构，因此并不存在著作权仲裁委员会，但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中，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当事人选择了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因而仲裁协议应为有效。同理，约定“北京市海淀区仲裁委员会仲裁”，也是有效的仲裁协议。因为，我国仲裁委员会不在区、县级设立，没有海淀区仲裁委员会，但海淀区属于北京管辖，应当认定北京仲裁委员会为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所约定的仲裁协议中不能合理地推断出受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即有待当事人补充，例如，当事人约定“由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或“由当事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仲裁”，再如约定的地点根本不存在仲裁委员会的，例如，约定“开封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开封根本不设仲裁委员会。这样的仲裁条款无法确定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因而属于内容不明确的仲裁协议，应由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即为无效，人民法院有权受理案件。
五、否定仲裁裁决终局性的仲裁协议的效力
此类裁决，如“发生争议，向××仲裁委员会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此类仲裁协议，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其属于无效的仲裁协议，理由是该协议违反了《仲裁法》规定的一裁终局的基本制度。但也有学者认为属于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由当事人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才无效。
对这一问题未见有司法解释和地方法院的文件规定。笔者认为，此类仲裁协议应当属于有效仲裁协议。此类仲裁条款约定仲裁的部分是合法有效的，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肯定，但当事人关于不服仲裁裁决，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因违背一裁终局而无效。但该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条款的效力，因而该仲裁协议中关于仲裁的部分条款是有效的。
第二篇：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
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
来源： 作者：
选择多个仲裁机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2日《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的规定，该约定属于明确且可以执行，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进行仲裁，法院没有管辖权。因此该仲裁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再依据当事人的文字措词，考虑当事人的立约本意，合理地确定其中一个仲裁机构有管辖权。
(四)当事人仅约定了适用的仲裁规则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的名称，而是仅约定了适用的仲裁规则，仲裁协议并不因此必然无效。
仲裁规则并非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的仲裁协议的必备条件，但是如果能够从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明白无误的推导出符合立约本意的仲裁机构，那么该仲裁协议应当视为有效。
在通用的仲裁规则中，除了联合国贸法会制定的 UNCITRAL 规则外，世界各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都无一例外地写明本机构管理依本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启动的仲裁程序，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因此，可以预计，从当事人约定的某个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中推导出管理案件程序的仲裁机构，其实并不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厦门维哥木制品有限公司与台湾富源企业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复函》(1996年5月16日法函[1996]78号)答复说：“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其合同中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双方进行友好协商解决或以国际商会仲裁为准‟，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提交国际商会仲裁时，则应视为事实上接受本规则。„国际商会仲裁院是执行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唯一仲裁机构。故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实际约定了由国际商会仲裁院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对本案当事人之合同纠纷进行仲裁。该仲裁条款有效，当事人应按仲裁条款进行仲裁，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五)既约定仲裁又约定了诉讼方式
对既约定仲裁又约定了诉讼方式的仲裁协议，《仲裁法》实施以来，争议颇多。笔者以为，此种约定共有两种表现方式：
1、约定“仲裁解决纠纷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2、约定了仲裁，同时约定“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于第一种约定，主流的观点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因为根据这种约定无法判定当事人有明确的仲裁意愿，同时该约定也违反了“或裁或审”制度。否定的声音则认为，约定“仲裁解决纠纷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表达之中已经肯定了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根据“利于有效性”的解释原则，应当确认仲裁协议有效。[5]笔者认为，首先，“无法判定当事人有明确的仲裁意愿” 固然不能说仲裁意思表示当然有效，但同样也不能说诉讼的意思表示当然无效;其次，“或裁或审”制度是确定仲裁与诉讼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根基地位不容动摇;再次，“利于有效性”的解释原则固然是确认仲裁协议有效与否的指导原则，但是也不能生搬硬套的强加于每一种约定。因此，笔者以为，对此类仲裁协议不宜一律宣布仲裁协议无效，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应结合考虑当事人的行为表现，作出认定。
第一，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机构受理该案提出异议，则仲裁庭就取得本案的管辖权。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在诉讼和仲裁两种意思之间，其认可了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而放弃了协议书中的诉讼选择。仲裁庭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仲裁协议效力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当事人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也不应作出撤销裁定。
第二，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仲裁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则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对于第二种约定，同样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仲裁协议有效，因为这类仲裁条款，实际是约定仲裁在先，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关于起诉的约定，显属无效，只能选择仲裁。[6]而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因为“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实质上形成了二级仲裁，违反了一裁终局的基本制度。[7]在这里，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在“对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表达之中已经肯定了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并且这种意思表示是明确无歧义的，根据“利于有效性”的解释原则，应当确认仲裁协议有效。至于违反了一裁终局的问题，由于仲裁协议属于一种合同性质，所以根据部分违反法律规定部分无效的原理，未违反法律规定的部分应当有效，即约定仲裁的部分应当有效。
注释：
[1]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第三篇：试论仲裁协议效力
试论仲裁协议效力
文章摘要：
仲裁协议的本质是当事入之间的“合同”，其效力应当符合“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反观我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其情形的完整性和效力认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重新认识仲裁协议的效力并重构《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项，很有必要。
关键词：
仲裁协议； 意思自治； 可撤销
正文：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是仲裁中的重要问题。鉴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已成共识并已无疑义，本文拟从仲裁协议的订立过程来酌定其效力问题。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十七条对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作出的规定，令人质疑。
一、《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
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愿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产生于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提交给中立的第三者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的协议。关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条件，各国仲裁法大都坐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我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之前或者纠纷发生之后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事项；
(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与一般的私人协议是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不同，仲裁协议关涉的是当事人间就其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纠纷时协议选则在何仲裁机构以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尽管在内容上仲裁协议于一般的协议有上述不同，但其性质仍为协议或者说是为合同，应为不是不可。在法律属性上身为合同的仲裁协议，其效力问题的法律判断就应当适用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理论的一般规定。
通说认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包括主体的行为能力，客体的可能和确定，意思表示真实。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民事行为无效的若干情形之为就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章为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其中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1995年的《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以上三部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可以发现，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协议的效力要件的结构与民法或者合同法所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的生效要件的结构是相同的，即第一项为客体的可能，第二项即为主体要件，三项即为意思表示要件。但仔细读来发现上述三部法律关于意思表示生效要件的规定不同：仲裁法仅规定了因胁迫而签订的仲裁协议无效，并没有规定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有规定的关于因欺诈而设定得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查找现有的关于《仲裁法>条文的解释的书籍，有仲裁法颁布不久的，也有颁布若干年之后的新解释，但三处的解释惊人一致，从解析的思路和解释的结果都相同，资料显示：“双方请求的意思表示必须是真实的合意，否则，该仲裁协议便是无效的。⋯”本法没有规定一方采取欺诈手段诱使对方签定仲裁协议为无效，但是从<仲裁法>第16条第2款第l项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来推论：采取欺诈手段诱使另一方签定的仲裁协议也应是无效的。”并进一步解释为“仲裁协议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之一。⋯”如果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是在外界力量的影响或强制下所进行的，如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意思表示，就不能反映行为人的真实意志。”该解释未能提及可撤销的这一效力状态，也未解决无效与可撤销的关系，即使时间是在《合同法》颁行后的解释也没有涉及。或许认为这不成为一个问题。上述资料对欺诈的解释是在遵循“因胁迫导致无效”这一前提下用了类推的方法，也没能说出充分的原因。
二、仲裁协议效力问题规定的背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文化植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和界限已经较为明晰，对私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也不再有多大争议。意思自治是私法中的基本原则。一般意义上讲，意思自治的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由实施私法行为，国家或他人不得干涉。意思自治原则除有排除公权即国家对私权的任意干涉功能外，还内含有个人行为需出自内心自由、自愿的真实意思，在意思的形成并给予该意思的表示行为并应受他人干涉。就是说，意思表示不自由不能构成真实的亦即法律所希翼的意思表示。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受对方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的干涉．这包括胁迫、欺诈等，以保证该意思表示的真实和自由。关于因欺诈所签定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缺无是值得考虑的，依反对解释：未规定为无效者即为有效。为何将与胁迫产生同样是不自由意思的的欺诈排除在《仲裁法>的规定之外?
分析其原因或许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受胁迫所为民事行为是“由于他人不正当预告危害而限于恐怖，从而作出的瑕疵意思表示的不真正法律行为”，而受欺诈的行为是“因他人期罔限于错误认识，从而作出的瑕疵意思表示的不真正法律行为”。由此可见，欺诈与胁迫所采用的手段是不同的，胁迫手段为使用暴力等，而欺诈则是柔性的，两类行为的可容忍程度不同。但是，虽手段和程度有差别，毕竟都导致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不真实。所以，从尊重意思自治这一理念上讲．此原因不成立。
其次，从规定的必要性考虑。是不是因为不太可能出现因欺诈签仲裁协议的情形。虽然现有的资料没能提供我国出现因欺诈签定仲裁协议的情形，但从理论上讲，一方希望提交仲裁而另一方没有提交仲裁的意思和表示，而前者采用虚构事实、歪曲事实或隐瞒事实的方式使得后者产生错误认识因而与之签定仲裁协议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最后，众多的非正式解释和权威机关的解释均认为因欺诈而签定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也应当与胁迫一样是无效的。这表明，因欺诈而签订仲裁协议的情形是不可以被<仲裁法)所忽略的。
笔者认为，因欺诈而签定的仲裁协议应当予以规定。在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接受和贯彻体现为渐递的特点：将《合同法》与《民法通则》相比较。可以发现若干在《民法通则》中原本为无效的情形，在《合同法》中都已经被规定为可撤销、可变更或效力待定。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性评价。从被否定法律行为的性质来看，只有那些违反公序良序民法基本原则或其具体化表现即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法律行为，法律才有规定其效力为无效的正当性。与法律行为的无效法律制度相比，如果当事人某一方的法律行为导致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不真实，虽然这样的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所追求的私法自治的理想，但对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法律非是直接规其为无效，而是规定另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其不自由、不真实意思表示的权力。作为民事权利的撤销权。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适用，也可以放弃，如果其放弃这一权力，在其法律行为即为确定有效。如果其行使其撤销权，则其法律行为自始不生效力。若规定期限内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则合同继续有效。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之间的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下，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的可撤销比无效更应该{导到提倡。同样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况下签定的仲裁协议也应当是可撤销的，否则，可能出现事后被胁迫人亦愿意提交仲裁而仲裁协议无效因当然、自始无效，需重新签定的重复、浪费行为；也可能出现被胁迫人愿意提交仲裁而对方反言情况下，因仲裁协议当然无效，从而助长、顺应了胁迫人；也可能出现{申裁过程中当事人不披露仲裁协议存有意思表示不真实因素，而待仲裁结束，某方对仲裁结果不满时，以没有有效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的尴尬局面。规定为可撤销则可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而且，目前各国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多傲十分宽泛的解释，从有利于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焦度给予尊重，尽可能承认已成立的仲裁协议有效。《仲裁法》颁行时间在《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之间，所以其不会受到《合同法》的影响的，但其受《民法通则》的影响是定然的。进一步讲，这是《仲裁法》立法时民法文化不深入、不普及造成的后果。而几年后颁行的《合同法》将大量在《民法通则》和《仲裁法》中规定为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规定为可撤销，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恰好认识和深人贯彻。把仅仅影响当事人之间私人利益衡平的法律行为规定为可撤销，可以使这些行为在撤销权人不行使以及不及时行使时，使得该可以被撤销的法律行为成为确定有效的法律行为。
相比之下，《民法通则>以及《仲裁法>中关于胁迫的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已不可容忍。因此，后来颁布的《合同法》对因胁迫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规定为可撤销就是想当然的事了。至此。我们认为，《仲裁法》在其修改时不仅要将因“欺诈”而签订的仲裁协议是想加入进去，而且，因“欺诈”和“胁迫”所签订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定其为“可撤销”。以此修改，不仅消除其规定上的“漏洞”，而且也使<仲裁法》的规定紧跟私法自治理论发展的时代步伐，与私法自治以应有的空间和自由。并以此实现身属“合同”的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规定与《合同法》中的合同效力的规定相衔接。裁协议效力规定的重构《仲裁法》第十七条三项的规定既已被认为为有法律漏洞，则需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在未进行漏洞补充的现阶段，对于此类争议如何进行法律发现殊值思考。考察国外立法例可知。国外的立法对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有大致的规定，即要求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但对无效要件均没有列举规定，更没有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具体规定，如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台湾仲裁法、韩国仲裁法等对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所签定的仲裁协议的情形均无规定；国外的仲裁规则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即SCC仲裁规则)、美国仲裁协会的各项仲裁规则也没有直接规定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各情形。但是，这并不妨碍国外实务中对欺诈或胁迫情形下所签定的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在Fisser v．In—temationnl Bank案中。法官在解释联邦仲裁法时指出：“由于该法只规定仲裁条款应采用书面形式，而没有规定反欺诈条款，所以在解释仲裁条款对有关当事人的拘束力时，应适用合同法原理。
而查看我国的各仲裁机构的规则如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北京、上海、厦门、武汉、深圳、南京、杭州、青岛、威海等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也都没有明确提到欺诈等情形。同样。我国的仲裁规则不规定是因为“本规则依据<仲裁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所以，这并不排除<合同法>的适用，这也为现阶段在<仲裁法>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不完整的情况下处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即可以从《合同法>中发现可得适用的法律。这是对法律进行整体解释的结果。暂且不论因胁迫、欺诈所签定的仲裁协议时可撤销还是无效的争议，从胁迫与欺诈的特征可见，二者均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有极高的相似性．规定胁迫的基本原理与原则足以含盖欺诈的情形，加之在民事领域内允许类推适用，所以，以类推解释的方法，可比照胁迫的情形处理其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现在正是《仲裁法>修改之机，追求规定的完整性和协调性是必要的。虽然在<仲裁法>修改前可比照、援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在修改<仲裁法>时做到法有具体、明确规定，应是我们的讨论该问题的最终目标。如前所述，应当将因欺诈而签订仲裁协议的情形于考虑之中。当然，以列举方式规定可撤销的仲裁协议，在理论上存在难以穷尽的可能，所以在立法时可采用“意思表示不真实”予以概括，也与国外的立法例一致。
对仲裁协议撤销权的形式要有适当的限制：如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欺诈、胁迫或危难被乘后的一年内行使”。当然结合仲裁讲求效率的特点和实务性、程序上的考虑，可以同时规定撤销权消灭的其他事由，如“撤销权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放弃撤销权的”，“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后仍申请仲裁或作为被申请人就实体性问题答辩的(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及仲裁管辖的异议进行答辫的除外)，视为放弃撤销权”，后者即是撤销权人以自己的行为来放弃撤销权。而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不行使或被放弃而消灭，则仲裁协议自始有效，从而可以避免仲裁结束，某方对仲裁结果不满时，以没有有效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的尴尬局面。而关于撤销权的具体的行使程序也颇值研究。在民法中，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有着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种立法例是主张撤销权必须通过诉讼进行，如法国民法典第1304条的规定；一种立法例主张撤销权通过撤销权人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无需通过诉讼，如德国民法典第143条、本民法第123条以及台湾民法第116条都是这样规定的。虽然我国实体法规定“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即采用通过诉讼或仲裁而行使撤销权的立法模式。但笔者认为，在仲裁协议撤销问题上应当尊重撤销权人的意思表示。若撤销权人主张撤销且对方同意，则可视为无仲裁协议，不产生仲裁管辖权，这与《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的规定相契合；若撤销权人向对方提出撤销但对方不同意，且对方就纠纷申请仲裁，撤销权人则可向仲裁庭或仲裁员或法院申请撤销。对此问题的相似规定，各地的仲裁规则有所涉及，可做参考。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在我国已是深入人心。本文利用成熟的契约法理论阐释仲裁协议这一特殊契约的效力问题。国际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教授也曾说过：“商事仲裁法中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据棚濑孝雄的“二重获得合意”的理论。作为审判外纠纷处理机关发挥作用的最基本条件。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提示这两个阶段，都必须获得当事人的合意。而意思自治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我国应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在与其他法律协调和一致的前提下，对仲裁协议尽量做宽松的规定，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实现当事人的私权自治。将若于种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形均纳入效力考察范围，且规定为可撤销比无效更体现意思自治。
参考文献：
①王生长：《仲裁协议及其效力确定》．中国对外贸易商务月刊2002年第2期．第22页。②粱慧星《仲裁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60页。
③苏庆、杨振山：《仲裁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④张栋：《仲裁法新释与例解》．司心出版杜2000年7月版．第94页；
⑤唐德华．孙秀君：《仲藏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⑥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册)》．司政法人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贞。
⑦[美]斯蒂芬·c·伊洋尔：《民事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21页。⑧常英、吕豪：《论仲藏协议效力的确定与扩张》．广州仲藏委员会主办：《仲裁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⑨乔欣：《仲裁权研究：仲藏之程序公正与投利保障》．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83页。
第四篇：仲裁协议的效力
试论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作者：广州经纶律师事务所
蔡海宁 律师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是确定仲裁能否有效进行以及得到承认和执行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而仲裁协议如何才能确认为有效的争议却由来以久，也是目前在仲裁实践中普遍遇到的法律问题，作为广州、江门两仲裁委的仲裁员，又是一名从事民商事务多年的律师，就此提出个人一些看法，作引玉之砖，与诸君商榷。
仲裁协议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有概括式表述，简而言之，仲裁协议是指各方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书面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财产权益争议提交选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裁决的意思表示。但这种表述对于解决仲裁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争议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个仲裁员或仲裁案代理律师，如何才能更准确、完整而又合法地订立和理解有关仲裁协议，解决仲裁当事人的疑议，本人认为必须研究仲裁协议本身的性质、形式、法律特征和功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仲裁协议的契约性。
仲裁协议形式上分为两类：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书，但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合同，因此，必须从合同的角度来认识其法律效力。
首先，确立订立合同主体资格，必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依法能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和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即按民法通则对订立民事合同当事人的要求来审核。其次，意思表示必须真实，当事人没有被协迫或受欺诈的因素。
再者，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指形式和内容上都要合法，即要求书面形式约定以及提交仲裁事项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仲裁性。从《仲裁法》及相关的法律关系来看，可供仲裁的是：各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的主体，对仲裁所涉及的纠纷，必须有处分权，即仅限于民事经济纠纷，如行政、刑事以及涉及人身权利的婚姻、继承等问题，是不能协议以仲裁方式来解决的。
二、仲裁协议的独立性。
与契约性密切相关的是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即仲裁协议本身是当事人之间民商事合同（主合同）中的个别条款或主合同之外单独签订的发生纠纷时请求仲裁的法律文件，具有附属性地位，但他又与其它从合同（如担保合同）不同，并不受主合同的影响，即使主合同无效或终止，仲裁协议仍然有效。仲裁协议与主合同形成两项分离或独立的契约。主合同关系到当事人在民商事交易方面的权利、义务，仲裁协议具有保障当事人通过寻求某种救济而实现当事人民商事权利的特殊性质，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仲裁法》第十九条对此有相应的规定。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基于主合同是否无效或者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案件，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确认，特别是新的《合同法》颁布后，对主合同的无效更持慎重的态度。如在仲裁过程中无法律保障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一经仲裁庭认可主合同无效，就会发生仲裁协议也无效的问题，造成仲裁失去法律基础。这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困难的，岂不要仲裁庭在仲裁审理过程中移送案件给人民法院办理，这将会极大损害仲裁委员会的权威。
因此，《仲裁法》第十九条明确：“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以保证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在仲裁实践中可以实施。
三、仲裁协议的排它性。
仲裁协议的主要功能就是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它在授予仲裁机构管辖权的同时也约束各方当事人的行为，这种约束力源于国家通过立法和缔结国际条约赋予仲裁协议应有的法律效力。因此，其排它性主要体现在：①当事人不得再到法院去提起诉讼，而且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适用的规则作出的裁定是终局裁决，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向法院上诉或申诉。②如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要求立案，法院可根据仲裁条款不予受理，或即使在立案后，发现因向法院起诉一方未声明曾订过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予以撤案。
但是，仲裁协议的排它性是相对的，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各人民法院的实践来说，仲裁协议的任何瑕疵，或当事人未能及时主张仲裁协议的权利，都会导致排它性的丧失，而仲裁机构在与法院管辖权争议中，往往处于被监督者的弱势地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27号）第四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作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这些解释事实上剥夺了仲裁机构对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类似的规定，一些省高院也有制订。因此律师在代理仲裁案件和仲裁员在审理仲裁案件中，要看仲裁协议能否依法完全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以保证仲裁得以进行以及仲裁的结果得以顺利执行，以免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和降低仲裁机构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通过以上“三性”来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是符合法理解释的，也是仲裁实践中确实可行的。但通过“三性”审查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之外，我们还可按照“三性”的原则探讨以下涉及仲裁协议本身的法律问题：
（一）仲裁协议能否补充、修改和解除。
《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①仲裁仲裁事项或者②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这里明确两项内容可以补充，但上述内容之外能否补充呢？《仲裁法》没有对仲裁协议的修改、解除做出专门规定。但是，根据意思自治和协商一致的原则推定，仲裁协议既然本质上是合同，那么就是允许修改的，修改后的仲裁协议只要符合法律规定，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就应有效。如当事人在合同执行中，认为采用诉讼方式更好，而同意解除原仲裁协议，也是合法的，在审查仲裁协议中，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仲裁协议可以修改而视修改后的协议无效或解除仲裁协议不合法。
（二）仲裁协议的承接、转让问题。
仲裁协议不可避免地与民商事合同一样会发生合同转让的问题，因为主合同转让了或主合同的主体消灭了，发生权利义务的承接问题。笔者在最近代理一宗房屋租赁案中就遇到这个问题，出租方A将房屋出租给承租人B，B在租赁一段时间后又将其转租给转承租人C，在A和B的租赁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在A与C的协议书中表示除租金调整外，接受原租赁合同的其它条款，其中当然包括仲裁条款，但在仲裁委受理时，针对A诉B与C的申请书，只同意A诉B，而不同意诉C，理由是与C并无达成仲裁协议。本人认为，仲裁委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仲裁协议是主合同之外的独立合同，只要主合同没有发生争议就不需仲裁，也就无需履行次合同--仲裁协议，但当主合同的主体发生变化时，这种关系到原主合同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方式及其权利、义务并不能当然转给另一方。因其不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因此，在合同转让或承接时，有关各方必须对原有以仲裁来作为争议的解决方式这一条款重新协商或一致确认，并以书面方式签订协议，才有可能被视为有效的仲裁协议。
（三）仲裁协议无效的问题。
仲裁协议无效的问题在《仲裁法》第十七、十八条中已有规定，并可概括为五种情况：
1、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仲裁范围。
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3、一方采取协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
4、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之间又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5、没有采用书面方式达成协议。但这以上五种并无包括以下两种情形：①、主合同自始无效及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无效合同的仲裁条款是否无效的问题。因这两种合同的仲裁协议是否具有独立于主合同之外的效力，法律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仲裁实践中也难以处理，从立法的原则，我国对以欺诈为目的所订立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应该是否定的，但在没的新的规定之前，仲裁庭在审理中发现这种情况仍可以做出裁决，因仲裁法第十九条授予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②、订立仲裁协议各方以仲裁方式达到债权转让，以规避对第三者债务，使第三者的债权无从追讨的目的，即仲裁协议本身是实现欺诈的一种方式，仲裁庭在发现这种方式后应裁定撤销仲裁协议并移送人民法院管辖；或异议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经裁决为欺诈的仲裁协议被撤销，其效力从行为开始时就无效，包括依据该协议所得出的仲裁结果都必须撤销。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仲裁协议的“三性”并分析了仲裁协议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仲裁这一古老而又新生的解决争议方式将越来越广泛适用于经济生活中，而仲裁协议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权力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正确认识和处理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对仲裁制度的发展，对解决纠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篇：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在职研究生课程班
课程作业
题目：关于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姓名：刘浩
学号：
科目：国际私法
关于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协议，总体上有三方面的法律效力，亦即：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对仲裁机构的效力和对法院的制约力。
(一)对当事人的法律效力
这是仲裁协议效力的首要表现。(1)仲裁协议约定的特定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就该争议的起诉权受到限制，只能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不得单方撤销协议而向法院起诉。(2)并且必须依仲裁协议中确定的仲裁范围、仲裁地点、仲裁机构等内容进行，不得随意更改。此为仲裁协议对当事人还产生基于前两项效力之上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随意解除、变更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协议;当事人应履行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等等。
(二)对仲裁机构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行使仲裁管辖权，受理案件的唯一依据。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机构也无权受理。仲裁管辖权属于协议管辖权，此不同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后者的管辖权起于国家的司法主权，具有强制性，不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为管辖的前提条件。虽然国际民事诉讼中也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必须是在特定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受特定国家法律规定的种种条件的限制，当事人协议的自由度是非常有限的。仲裁协议对仲裁管辖权还有限制的效力，并对仲裁裁决的效力具有保证效力。当然，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也有裁决权。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1998年1月1日生效)第6条第3款的规定，如果被申请人不按照第5条的规定提交答辩，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一种或多种异议，而仲裁院初步认定可能存在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时，仲裁庭得在不影响对这种或多种异议的可接受性和实质性下决定继续仲裁。在此情况下，有关仲裁庭的管辖权应由仲裁庭自已决定。如果仲裁院不确信存在仲裁协议，则应通知当事人仲裁不能进行。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仍有权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是否存在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作出裁定。
(三)对法院的法律效力
1、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如选择了仲裁即排除了法院管辖。关于仲裁协议可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为大数国家所承认。但是亦有少数国家规定：仲裁协议不能完全排除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或者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可向法院提起上诉。但在我国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拒绝执行，当事人如不能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只能向法院起诉。
2、另一方面，仲裁协议对法院的制约力还表现在，对仲裁机构基于有效仲裁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裁决，法院负有执行职责。这体现了法院对仲裁的支持。
3、有效的仲裁协议是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时必须提供的文件。根据《联合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规定，为了使裁决能在另一
国得到承认和执行，胜诉的一方应在申请时提交：仲裁裁决的正本或正式副本;仲裁协议的正本或正式副本。在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是法院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上便是生效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表现，也是生效仲裁裁决的一般效力。这同我国仲裁协议的法定内容是一致的，在有些国家的仲裁和国际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就更多事项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如仲裁裁决的效力、仲裁规则、仲裁费用的负担等，仲裁协议对当事人、仲裁机构和法院有更多的约束力。如仲裁协议可约定仲裁规则的，仲裁机构即必须依约定的仲裁规则进行审理和裁决，否则则因违反仲裁规则导致其所作裁决可依当事人申请为法院撤销与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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