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当前司法改革遇到了瓶颈：深入下去，则可能影响党的领导，动摇国本，引起混乱，但严加控制又难以取得进一步的积极成果。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深化司法改革，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明显的，使人民群众满意的积极效果？我认为，仲裁的性质决定了仲裁改革是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参照系和试验田。大力推行仲裁改革，对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一段时期以来，修改仲裁法的呼声很高。但我看到的意见多是说不宜大改，原因是我国的现行仲裁法符合国际惯例。这里所说的国际惯例如果是指外国法院也有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权力，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否也符合国际惯例？是否真正实现了司法独立？如果司法制度还没有符合国际惯例，为什么仲裁制度就一定要比照国际惯例？因为要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就可以把仲裁案件交给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院来审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谓“仲裁法不宜大改”的观点，是没有认识到仲裁改革对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意义。现在的仲裁法应当大改，而不是小改，否则就是丧失了推进司法改革的良机。
仲裁的根本性质在于它的受理范围仅仅限于当事人财产权益纠纷，并且要当事人共同约定方能适用。它是财产所有人财产处置权的延伸，当事人有着充分的自治权。正是这一性质，决定了仲裁制度改革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即使仲裁体系完全独立于行政权或其他权利，更加民主化，对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冲击也较小。具统计，现在通过法院解决而又在仲裁受理范围内的纠纷，约占所有法院受理案件的60%。那么能不能这样说：如果仲裁制度通过改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与独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标志着司法改革取得了60%的成功？还应该注意的是：仲裁改革社会风险小，易于控制，并会为司法改革提供借鉴和缓冲作用。所以，把仲裁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是必然的选择。
我认为新的仲裁法应当起到的核心作用是：保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下，通过规范的民主选举和监督，建立起独立于行政体系，司法体系的仲裁体系，使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得以在独立、公正、透明的仲裁体系中得到高效率的解决。通过对独立的仲裁体系的建立、运行、监督、完善，迅速化解大量社会矛盾，节约大量司法资源，并为司法改革提供缓冲、参照、借鉴作用，有力促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和谐社会。
为了实现上述核心作用，新的仲裁法可以考虑以下思路：
一、各地仲裁委员会由各地人大常委会协同全国仲裁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避免行政干预。
二、完善各地仲裁委员会的工作，通过仲裁当事人的民主考评选拔出优秀的仲裁员，为独立的仲裁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人员、物质、制度基础。
1、完善首席仲裁员的指定制度。
首席仲裁员往往对仲裁的结果起着决定作用，仲裁法和各地的仲裁规则，都没有详细规定首席仲裁员的指定制度，我认为应当在仲裁法和仲裁规则中规定首席仲裁员考评制度，对当事人选择首席仲裁员进行引导，对秘书长指定首席仲裁员加以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1.1在仲裁裁决书送达回执上，应当由参加仲裁的各方当事人填写对该案首席仲裁员的考评意见。当事人根据首席仲裁员是否依据事实及法律对本案进行裁决，对首席仲裁员进行考评，可以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并简要写明考评意见。如当事人不评级并写明考评意见，则不能领取裁决书。在考评栏上可以提示：“考评意见可能决定您将来的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审理，请认真填写”。
1.2对于双方当事人都填优或良的首席仲裁员记正分，对于双方当事人都填差的首席仲裁员记负分，双方当事人一方填优或良，一方填差的，不计分。送达回执填写完后应当由各方当事人、仲裁委各留一份，以备事后查验。
1.3仲裁委应当设计便利的制度（例如采用统计软件），对每一案件首席仲裁员的考评成绩进行统计，每季度初张榜公布上一季度每一仲裁员总成绩和排名，供当事人选择首席仲裁员时参考。仲裁员对自己或其他仲裁员的考评成绩有疑议的，5名以上被张榜公布的仲裁员可以联名提出书面核查申请，仲裁委应当允许提出申请的仲裁员核查记载考评的送达回执等相关原件，仲裁员还可向案件当事人进行核实。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取消仲裁员资格等。
1.4秘书长指定首席仲裁员，应当在上一季度考评或上一年度年平均考评成绩名列前茅（例如前30名）的仲裁员中指定。
1.5提高仲裁员，特别是首席仲裁员的“出庭费”，使得优秀的首席仲裁员能够在精神和物质上取得双丰收，能够自觉抵制外界干扰。
2、在各地仲裁委设立咨询委员会，对首席仲裁员提供帮助和建议。
实行首席仲裁员考评制度后，年度考评总成绩名列前茅的仲裁员，应当在咨询委员会中占相当比例，例如50%的比例。其余成员可由资深学者及专家等其他人员组成。咨询委员会对首席仲裁员提出的法律疑难问题进行协商解答。在案件当事人请求时，应经过全体咨询委员会2/3以上多数通过（该首席仲裁员如为咨询委员会成员，则应在表决时回避），可对首席仲裁员的裁决提出书面异议，但不得强迫首席仲裁员变更仲裁裁决。如果仲裁委首席仲裁员未听取仲裁委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建议，并且仲裁裁决后来被仲裁复议机关（全国仲裁委员会）因咨询委员会已指出的原因撤销的，该仲裁员一年内不得被秘书长指定为首席仲裁员。
三、在各地仲裁委员会实行仲裁员民主考评的基础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下，通过各地优秀仲裁员民主选举，成立首届全国仲裁委员会，对各地仲裁委员会及全国仲裁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1、每五年一次，举行由各地仲裁委员会考核成绩名列前茅的数名仲裁员参加的全国仲裁大会，选举出数名（例如100名大仲裁员），组成全国仲裁委员会。
2、案件当事人如对各地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经过当地仲裁委咨询委员会几分之一以上成员的签名同意，或数名（例如15名）全国仲裁大会成员（以避免区域势力干预）的签名同意，可以提请全国仲裁委员会复议。该复议裁决结果为最终结果，其结果计入各地相关仲裁员的考评成绩。全国仲裁委员在裁决时，与提请复议的当事人及仲裁员可能有关联的大仲裁员应当回避。
3、各地仲裁委的收入应当公开透明，并按比例上交全国仲裁委员会，作为全国仲裁委员会开支，和支持不发达地区仲裁委建设及其他适当用途的基金。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各地及全国仲裁委员会的财务进行审计。
4、数名以上全国仲裁大会成员可以提议召开临时全国仲裁大会，全体仲裁大会成员1/10以上提议，过半数表决通过时，可以对大仲裁员行使罢免权。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多数表决可以对大仲裁员行使罢免权，并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仲裁大会。
6、因为大仲裁员和全国仲裁大会会员完全是规范的、持续民选的结果，所以：如当选全国仲裁委员会大仲裁员则自动获得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如当选全国仲裁大会成员，则自动获得各地人大代表资格。对涉嫌犯罪的大仲裁员实施逮捕，应当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对涉嫌犯罪的全国仲裁大会成员实施逮捕，应当经过其所属地人大常委会批准。
7、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有大仲裁员代表，各地人大常委会应当有全国仲裁大会会员代表。这些规范的、持续民选产生的仲裁员（相信不会象个别人大代表——竟是黑社会老大），同时又是法律专家，他们进入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更能反映社情民意，提出高质量的提案，有力地促进民主法制建设。
四、取消现行仲裁法中，关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和可以决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使得仲裁系统独立于司法系统，从而首先在仲裁体系内真正实现独立裁决。
《仲裁裁决执行难的初步探讨》（原载于《人民法院报》署名作者为王彦宗）一文中写道：：“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关于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没有具体规范的操作规程，特别是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审查，基本上依靠审判人员、执行人员的主观判断、自由裁量，从而导致一些并无“瑕疵”的仲裁裁决被作出不予执行或撤销的裁定。还有些审判员、执行员受人情、关系、领导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执法不严，草率裁定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而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实行的是一审终审制，既不能上诉也不能再审，这就使一部分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法律救济。……据统计，某区法院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０年来共受理执行仲裁裁决案件６２起，其中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有３４起，占到了５５％”。
我对上文中提到的情况也深有同感。我们事务所承办的一个仲裁案件，就是因为裁决书中对利息的计算有很小的误差，被当地基层法院不予执行，结果只能重新起诉，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对仲裁制度的信任。
在目前司法独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全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建立独立的仲裁体系，实现仲裁独立，不但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司法机关面临的压力，满足全社会对独立、公正、透明审判的要求，并且对于最终实现司法独立有着重要的实验、参照和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仲裁委员会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急先锋，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责任。
五、各地仲裁员及大仲裁员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廉洁自律。由于仲裁体系的独立性，也使得外界各方面对仲裁体系的监督易于实施，较易防范、杜绝腐败现象。
有人会问：“这样一来，仲裁体系不是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难道不会为所欲为吗”？我认为，这样的仲裁体系其存在的基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要遵守法律法规，自身也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作为保障，并且完全暴露在各项监督的阳光之下。她的根本利益就是让当事人满意，让人民群众认可，否则就没有生存的余地。她不但不会弱化党的领导，反而会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使党能够从繁杂琐碎的个人财产纠纷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大事。
最后，希望新的仲裁法草案能公开征求社会各方意见，使新的仲裁法能够真正成为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的良法。
以上是我贻笑大方的陋见，耽误大家时间了。
陕西****律师事务所
律师故国淳风
第二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
第三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第四篇：中国如何选择改革突破口众说纷纭（推荐）
中国如何选择改革突破口众说纷纭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12月20日-“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这番表态,令外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充满了期待.只是,在大部制,城镇化,财税体制等这些被热议的话题中,究竟哪一个才是推动改革的突破口?
从新任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颁布的改革工作作风八条新规,到其重踏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其中传递出的改革信号不言而喻.但对于改革方案如何顶层设计,改革是多管齐下抑或火力集中,研究宏观政策的专家们却有如雾里看花.“包括新一代领导人,上下都想要改革,不改革,中国没出路.”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怎么布置?怎么要求政府各个部门一步步往前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也指出,中国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目标模式.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还是改革的时候.”
尽管11月的多项经济指标均确认中国经济已企稳回升,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等,使得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最大考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曾表示,期待中国能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踏上全面推进改革的征途.**大力推进城镇化**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无路可循,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水深了,水深了以后摸不着石头怎么办?或者是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回来了怎么办?“厉以宁称,”这种情况一定要顶层设计,要统筹安排,要通盘考虑,要有战略家的眼光.“
他认为,中国顶层设计改革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决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大突破包括明确承包期70年不变,林地可以抵押,以及林权承包到户,极大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至于中国新一届政府力推的城镇化,厉以宁则建议,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应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他解释称,老城区是历史形成的要改造,要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则是工业化,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同时老城区的工厂也要搬过来;至于新社区,就是新农村,但要在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的平等权利,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一体化,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夏斌则提到,城镇化的问题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的”抓手“.是一个战略任务目标,而不是现在对部门的具体工作要求,它没法一下子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他认为,城镇化不是仅让农民进城的户籍问题,是要享受市场待遇,涉及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说穿了是钱的问题,是财政拿钱的问题.地方财政能不能拿?怎么拿?“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51.3%,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到3亿人口还要涌入城市.据有关测算,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未来7-8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支出大约需要支付15-20万亿,若要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支出总额可能会不断膨胀.**国企改革,打破垄断**
而对国企垄断,应降低其市场份额的批评声亦不绝于耳,尤其是围绕中国此前出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落实不尽人意,呼吁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建议将出售的股权收入用于补充中国社保资金和应对老龄化社会.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尖锐地批评,”国有企业其实很多部门,如果我们真正废除了垄断,就看出它是无法生存的.“并以出版业为例,中国大量的出版社是靠垄断的特权带来的书号生存.如果这些书号都废除了,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之后就办出版社的话,现在大量的国有出版社就会倒闭.他认为,国企改革最重要的取决于领导层的决心,同时还应尽快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并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降到10%以下,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有希望.粗略统计,截至2011年底,由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和由财政部、汇金公司投资的金融企业,净资产共约15万亿元,其中在上市公司中,国家控股超过51%以上的股份达到2万亿元.建议国企退出竞争领域的观点也得到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认同.他认为,要达到民企和国企机会平等目标,国家必须从拥有企业,经营企业的活动中退出来,否则经济平等,实现法制的愿望不太可能实现.至于出售或减持部分国企股权的收入,专家们则建议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养老金收支缺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此前就建议,加大国有资产划拨力度,划拨国有资产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完善现有国有企业上市将其股份或募集资金10%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并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这项管理办法上升为国务院的专项条例.同时将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按不低于20%的比例划拨全国社保基金;如有需要,将国家控股比例过高的中央企业(包括金融企业)部分股份划拨全国社保基金.有趣的是,在中国一波接一波的批评国企垄断的讨伐声中,国企是中国的纳税大户,以及其在就业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等不时出现在中国官媒的显眼位置.”实际上对于垄断的含义和概念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要平等竞争,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打破垄断,不然没有市场很好的环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大部制**
如何将强势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也是专家们热议的改革话题之一.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对现行财政体制中权责利界限不清,公共服务缺乏且不均等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抨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称,中国财税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非税收入过高,以及财政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歧视性和特权分配.”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尤其财政资金的使用又是无偿的,因此转移给哪个部门或哪个地区就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孙钢进一步解释.或许这也道出在中国的政府机关中,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以及紧握财权的财政部总处于强势的重要原因.而期待收缩政府部门权力的大部制改革无疑也被寄予厚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严控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部门人士坦承,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太多,县乡镇市省各级政府公务员,还有人大政协等,庞大的行政开支,臃肿的机构设置怎么可能有高效率? ”在我看来眼下中国最重要要减人,如果我们官僚还是这么大的体制,还是这么强势的政府、全能政府,税是不可能减下来的...,所以首先要拆庙减和尚,这是最重要也最需要去改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一语中的.(完)
第五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行和运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因此本文通过古代“法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进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法官”自身建设的建议.关键词:法官独立 清官意识 法官培训 高薪养廉 媒体监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的提出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司法领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包含者众多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当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认为司法过程不公，另有人认为司法人员素质底下，还有人认为司法体制设置不当等等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既要有轻重缓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别。加之我能力所限，对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不易作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我觉得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都最终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执行和运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关系上，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着重讨论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当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法官了。一，中国古代法官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将“法司”中任职的官吏称法官，但是法司却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其中各个法司间分工并不象今天对其总结的那样有明确的划分。以唐代为例：虽然中央一级审判机构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台官员可以直接参审，有时对特殊案件进行三法司会审。此外，中书门下两省也可参审。可见，古代审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独有的权力。同时，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从属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断狱”。（1）正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会，无论皇帝对法司法官表现的如何重视，也只是为了加强其皇权。这一点使人们忽视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机关一部分，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由于历史上有秦王朝短暂的统治，使的人们在观念深处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们对于法官的认识也产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寻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这在客观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对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连古代官吏也不会以法官职业为荣。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成为人们正确理解对待法官的障碍。再次，中国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一个遗产就是清官意思。如历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这些人们心中的清官正是人们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现。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对清官的信任也是对王法的信任。虽然这种过分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忽视上层法制作用的意识与现代法治不合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人们对清官的赞扬正是对贪官批判，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促使法官廉洁自爱，公正审判，起到监督作用。
最后，在选拔法官方面，从古到今，断狱审判和行政事务还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对法官还有特殊选拔规定。
二，透过古代“法官”及其影响提示并完善现代法官。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古代对现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第一，确立法官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或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而事项司法独立的关键就是先让法官独立。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确立法官独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识必须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独立意识不强，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观上不自觉的成为一种附庸，对地方政治事务参与性太强工具主义太浓，中立观念不强；其次，法官身份要独立，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职位条件及任期要适当保障；还有就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和良知约束外，不受任何外 来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会地位，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完善司法体制。根据我们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有司法权。现实操作中应严格遵守宪法的权力分工，人大只对司法人事任免监督，行政机关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权威和法官权威。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如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另外，要规范法官培训制度。（3）一方面针对在职法官进行培训，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强化职业指向或特色。对于法院财政一有全国人大财政预算统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资收入，改革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的现状，这方面可以学习外国设立跨省跨地区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防止司法官员腐败，高薪养廉。当前虽然存在地区差异及不同审判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需要生活和发展，所以有些腐败现象无法制止。我们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说法官收入必须达到很高水平。只是为了突出法官获得整个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一种制度即高薪养廉。这样可以减少灰色收入，因为有些现实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对人的主观性寄于太高期望。显然那些为了生活发展而为的腐败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有时候合理。我们应该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并坚信“凡是合理的应该成为现实”。
第四，完善监督，重视媒体作用。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当然我们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将法庭和社会进行连接。要知道新闻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司法活动的自由报道对监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结尾：“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的表现为什么形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5）艺术家决定我们法律的质量。对于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真理中包含的对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运行过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树立人的权威不是反对树立法官的权威，因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码是具备了一定资质的人。只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才能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1）参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一文 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页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国际律师协会19届双年全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中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内容
（3）参张志铭在〈〈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独立与问责制国际研讨会”上的观点（5）德国法学家来因斯坦语转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较法〉〉范愉译 法律出版社2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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