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普世价值观

第一篇：ZX—普世价值观

关于普世价值观的相关看法

普世价值是具有全球一致性的基本理念和共同原则,并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价值观念体系，比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东方文化中的“尊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或者东西方文化中都提倡的“诚实”、“善良”、“不可杀人”等等,都可以说具有普世性。普世价值是一种“底线价值”，即在“最低的最大化”基础上达成的基本价值共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普世价值观内容会有些许变化，我认为它始终存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两者各自区别又相互关联：首先，价值主体不同，从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普世价值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上提出来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主体，相对于“类主体”而言，它是一个具体主体，即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进一步说,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体人民为主体。其次，与价值主体紧密相关，这两种价值体系调节和维护的利益不同。普世价值维护的就是全人类共同利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的是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两种价值观形成的途径不同。再次，普世价值是通过不同价值主体或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交流、文明对话(“商谈”)而达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其形成途径是“文明对话”；而作为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建构途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的。普世价值具有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特性；然而，与普世价值相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为具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因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性和意识形态性。故而，两者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

但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包容性、长期性及开放的体系都会逐渐拉小两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是不也不应该是对立的，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必须顺应时势，贯彻和体现整个时代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趋向（整个时代的价值趋向就是普世价值）；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普世价值观教育。

第二篇：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

郝成磊 产业经济学 学号20130202015

一、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观？

我认为普世价值观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但是对于过去和现在来说，被世人完全认可并接受的普世价值观并不存在。

所谓普世价值观，是指一些数量有限的，所有人都应认同的观念的集合。西方社会学者试图用普世价值观保持人类各宗教、组织、国家、地区、意识形态、政治党派之间在道德底线上的统一，以提前避免人类过度分裂、斗争。（引用：百度百科）普世价值观的提出，代表着西方学者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思考，也是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期待。

但是，现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世界头号强国、号称是人权社会的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位总统看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他们是分别代表了美国的独立、美国的精神和美国的自由，这三个人却压根就不认为存在一个“普适”的所谓价值！在他们看来，先确定谁有资格享受“普世价值”，是首要的前提，这才能实现真正的“普世价值”。他们就是美国三位总统：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

林肯，伟大的解放黑奴者。他又是怎么去解放黑奴的呢？1862年8月22日,在给《纽约论坛报》编辑格瑞莱的信中,林肯写道:“我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解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 所以到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存在。

不光是对待黑奴，林肯对待自家白人兄弟一样如此。他所信任的联邦军队指挥官谢尔曼宣称:“我们不仅攻击敌对军队,也攻击敌对人民,我们要让南方的老人和青年、穷汉和富翁都体验到战争的严酷可怕，要让南方未来的几代人不敢诉诸于战争”。于是，北方联邦军队在南方开展了真正的“焦土作战”，摧毁了一切可以摧毁的民用目标--这是就是美国的传统（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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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上海宁可自我牺牲也不用重炮，美国联邦军队却把南方的“首都”和多个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在林肯心中，他是坚定的捍卫了“统一”这个普世价值的，那么黑人的自由权呢？南方人民的生存权呢？往后放吧，看看林肯总统是否愿意赋予你们资格了。

再来说说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杰斐逊，《独立宣言》执笔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是美国两党制的先驱，是《人权法案》（宪法修正案）的缔造者，他的伟大可以用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就是“美国的每一个政党，都遵奉杰斐逊为它的导师。”。那么这位美国民权精神之父，是怎么对待“普世价值”的？

还是以印第安人为例，1803年2月27日他在致威廉.H.哈里森州长中说:“我们将推进我们的贸易效益，并且高兴地看到他们（印地安人---胖黄注）中间诚实而有影响的人负债.....最好让印第安人破产或负债,这会迫使他们顺从地出卖土地”；这还不算，他1807年8月给战争部长亨利.迪班的信中说：“只要我们对印地安人部落举起斧头，那在其被灭绝或被驱赶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决不放下斧头来。”

杰斐逊创立的《人权法案》，大肆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那么印地安人有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在杰斐逊看来，只有被欺骗、压榨、屠杀的自由。杰斐逊却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双重标准而羞愧，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认定，印地安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普适”的东西的，只要有资格“普适”的人享受了，何必管那些“人皮提供者”呢？

华盛顿，这位大陆军总司令、首任美国总统、独立运动的象征，就坚决的反对将某某价值“普适”到所有人的头上，比如，印第安人。1779年，他在指示约翰.塞列文少将攻打易洛魁部落时说：“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1783年，这位总司令还这样描述如何从印第安人身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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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心目中，印第安人恐怕连“人”都不算，他们跟老虎野牛这些能够被剥皮以显示战绩的野兽，是等同的。他追求“独立自由”，这是“普世价值”，但是在他看来，印第安人绝对没有资格享受“独立自由”，这个资格只能提供给白种人而已。在这里，可曾有“普适”的丝毫影子？

另外看看奥巴马总统的名言：

奥巴马：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凭什么中国人就不能享受那样的生活？凭什么？（引文来自 百度钓鱼岛贴吧：拓拓蛊蛊《从美国总统看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著名跨文化交际专家Michael Prosser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最深层的文化。文化的产生是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不同生存环境的刺激和作用，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及自身以外的世界的不同感受与看法，而处在相同生存环境里的人，又会形成许多共同的感受和经验。

不同民族、社区和集团的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且常常各自以自己的文化为优越，视其他文化为危险物。当它们在传播、接触的时候，便产生了竞争、对抗甚至企图消灭对方的状况，于是就产生了文化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出版）中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引文来自 百度百科）

我很赞同萨缪尔•亨廷顿先生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普世价值观完全没有可能。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大加速了全球文明的碰撞，另外，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以美国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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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为代表，通过好莱坞大片、美国流行音乐、MBA等文化形式，让美国文化深入很多人心，这必然会促使不同文化间的融合。

文化的融合，必然会促使共识的增加，未来建立全世界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很有希望！

二、未来的普世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我比较认同知名学者徐景安的观点：西方文明的精髓是倡导爱自己，爱自己，是人性的要求，是构筑现代文明的基石。而以我们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精髓是倡导爱他人。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爱祖国、爱自然。

我想普世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东西方文明的精髓之上，简言之就是：爱自己，爱他人。

1.承认爱自己，就是首先要珍惜、尊重、维护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是普世价值的首要原则；

2.承认爱自己，就是要珍惜、尊重、维护自由，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而要保障自由，就要限制权力； 3.承认爱他人，就是要吸收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爱他人才能真正爱自己，真正让我们的社会和世界和谐。

三、普世价值观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冲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文来自 百度百科）

从字面上，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未与普世价值观冲突，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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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引文来自 徐景安 中国经济网 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何去何从？

在徐景安先生看来，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倡导爱大家。这就是要维护、照看好社会公共利益。怎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理念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怎么解放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国家领导人其实早有思考。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思想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何去何从？我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是基于普世价值观上的，并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能够为中国人民认可的理念。

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汶川大地震正是证明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的胜利。

承认爱大家，就是公共利益要合理分配、公共决策要公众参于、公共环境要共同维护。

第三篇：雷锋精神 我们的普世价值观

雷锋精神我们的普世价值观

今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他的助人为乐的价值观和螺丝钉精神是我们的学习楷模和成长坐标。建国后推出的英雄和学习榜样很多，唯独雷锋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了自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的成长轨迹。

在70年代中期的岁月里，在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现实中，雷锋精神象灯塔一样引领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凝炼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人与人相处却越来越难，南京彭宇案和佛山小悦悦事件考问着我们的良知及价值取向，幸好还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他们的事迹书写了新时代的真善美。

不管是雷锋精神也好，最美人物也好，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人类价值观中最美好的一面。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管制度如何，普世价值观还是存在的，雷锋精神中助人为乐的价值观正是最朴素的普世价值观。

在崇尚个性的信息时代，当‘公而忘私’已变得苍白，‘螺丝钉精神’已退潮时，雷锋精神中助人为乐的思想光辉依旧是最后的纽带，能把我们的精神家园统一到共同的理念，在尔虞我诈的金钱世界中，保持好自己的底线。不管是烧香拜佛也好，慈善捐款也吧，本质上都是人心向善的具体表现，和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做为一个普通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份爱心和关注是最直接的价值取向，它应当成为我们的普世价值观。

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习这一精神呢？

一、要让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现实生活中，一些同志和单位对新时期学雷锋的认识还不很到位，行动还不很自觉。有的把学雷锋当成阶段性任务，有的说“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有的甚至认为雷锋精神与时代精神不合拍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我们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口上，更不是一阵风，迫切需要深化认识，营造浓厚氛围，让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二、要在各自岗位上学雷锋

雷锋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做了许多好事，而这又建立在他认认真真、高质量干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只有把自己这份工作干好了，在此之外做的“好事”也才是真的“好事”。雷锋在学习上的钉子精神，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不计名利得失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等等都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更要像雷锋那样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头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学雷锋的实际行动带动和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要营造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氛围

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和人之间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漠。虽然令人感动的凡人善举不断涌现，但金钱和利禄仍然让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角落变得冷冰冰的。良知的冷漠、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官德的扭曲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因此就出现了见死不救、挟尸要价、贪污受贿、辱人妻女等事件，这就更需要我们发扬雷锋的助人为乐和无私奉献精神，用雷锋精神去拯救我们丢失的道德和诚信，要把在我们身边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宣传好，让其继续实践雷锋精神，做好雷锋式的人物，并用他们的实例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如果不能冲上前线抢险救灾，能捐助一份爱心，你就是雷锋；如果不能做一火车的好事，那么旅途上保持微笑互相谦让，你也是雷锋......如此这般力所能及的行为，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雷锋精神。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严格遵守厂纪法规，做到上令及时下达，民情及时上报，清正廉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样也是学雷锋。

“雷锋传人”郭明义、“中国首善”陈光标、“草根慈善家”阿里木等等，他们都是我们新时期学雷锋活生生的好典型。“听漏工”朱惠海和“水管抢修工”叶雷更是我们身边的好“雷锋”。

修身齐家，做好自己，遵守社会公德，爱岗敬业，我们就是新时期的活雷锋。

周伟斌

2012年7月

第四篇：辨析普世主义

辨析普世主义--李北方

普世主义是当下国际政治领域和思想讨论空间内无可回避的一种思潮和修辞手法，它将某些价值理念定义为“普世的”，相应地，另一些价值理念是落后的、应该被普世价值替代的。参与政 治性辩论的人，要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诘问：难道你不认同普世价值吗？这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终结讨论、为对手定性的一个策略。

普世价值是一组能动的概念，指向一个被规定了的方向，其作用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与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安排紧密相 关，在这个“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仍存在巨大商榷空间的时代，对普世主义进行一番辨析是必要的。

普世主义与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Unive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其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普世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筐，可以容纳任何符合此类倾向的 思想。最初，普世主义是指具有普世适用性的宗教、哲学理念，比如基督教，它相信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且将可以或者将通过耶稣获得救赎，无论它所面对的个体是否是基督教的信徒。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至少可以区分其两重含义：

第一，根据以赛亚？柏林的理解，普世价值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地方或情境下，在几乎所有的时候，都共享的那些价值观，无论是有意识地赞同还是表现在其行为中”。在这重含义中，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认为有价值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全球范围内的实践。

世界上有这种普世的价值吗？在19世纪，人类学家们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寻找，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部落，最显著的可以被共享的价值观是“乱伦禁忌”。此外，还有研究 者从实证层面开展过调查，发现在不同社会中，普遍接受程度较高的价值观包括权力、成就、享乐等等。

第二，普世价值是指人们有理由相信其有价值的价值观。阿玛蒂亚？森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普世价值，他认为，即便现在有很多人不认同甘地的非暴力理念，但人们有理由认同它。在这里，普世价值就不限于其字面的含义，而是指那些值得被普世推广的价值理念。

在当下的语境中，普世价值这个词是在第二层含义上被使用的，普世主义者推崇的是包含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理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终将在文明的冲突中胜 出，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实现依托于这些价值观念普遍被接受和被贯彻。

什么样的价值才能普世？

既然普世价值不是以其普世存在的事实而被认可，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而不是另一些价值观被视为普世价值？决定一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文明等级论，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世界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文明是否有高下之分？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就会对此问 题做出肯定的回答。

举例来说，印度教有一项称为“萨提”（Sati）的习俗，男人去世之后，其遗孀要在火葬的时候跳入火堆殉葬，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下令禁止了这一习俗；在包括苏丹在内的一些非洲地区，有给女子施行“阴蒂切除术”的传统，1946年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将其废止。这些传统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从客观的立场出发，即便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者，也无法孤立地反对殖民政府对此 采取的强制措施。

那么先进的、高尚的价值观是否在现实中始终能取得优势地位，压倒落后的、敝俗的价值观念呢？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用对劳动的不同看法作为例证来说明。

劳动在西方的观念中，一向是被鄙视的，是用来忍受而不是享受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公民不能是体力劳动者，公民必须有闲暇来发展其美德和从事与公民身份相符合的活动，而为了达成 这个目标，就需要拥有奴隶。在基督教传统中，劳动的伦理价值是负面的，劳动本身不是好东西，只是减轻罪恶的手段。

这种对劳动的态度在其他地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因贪污被查处后，就说过希望能给他十几亩地，他愿意当农民，种田赎罪。

对劳动的鄙夷借由经济学理论获得了神圣化的地位。经济学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经济人”假设，将人视为理性的、自利的、逃避劳动的经济主体，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经过斯图亚特？密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大家的理论塑造，人的属性被定义了。

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奥利弗？哈里斯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对劳动的认识。哈里斯于197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当地的农民身上看到了与“经济人”截然相反的人性。那里的农民视劳动为美德，在他们的文化里，劳动并非被赋予了价值，相反，劳动就是价值本身。劳动于他们是节庆般的活动，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起下到田间劳作。基于对劳动的热 爱，他们发育出了完全利他性的人格，不时有城里人前来与他们进行交换，用很少的代价换取他们的大量的产品，但他们并不感觉到吃亏，而是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这些可怜的不会劳动的人。

显然，“经济人”是对人性的歪曲抽象，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证明人的本性并非如此狭隘，但都不能阻挡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一整套自由市场制度设计按照其 面目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世界观。这种扭曲的“普世的”人性观还随着市场的扩张侵入到非经济的领域，结果是自利的行为得到奖赏，利他的行为受到惩罚。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显然，安第斯山区的农民对劳动看法是更高尚、文明程度更高。问题是，为何这种价值观不能成为普世价值，雷锋精神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反而是鄙夷劳动、好逸恶劳的“经济人”理念大行其道？

道理不言自明，价值有高下之分，但决定哪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因素，不是价值本身的高度，而是其他因素。“经济人”假设脱胎和发展的历史，正是资本主义狂飙猛进的历史，正 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对世界的创造就包括符合资本扩张需求的人性。

有了这层视角，便容易理解普世价值以及那些与普世价值紧密相联的政治话语的实质。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主义乃是权力的说辞。西方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将普世主 义作为推行其全球政策的依据，他们将世界视为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争夺的场域，西方是善的化身，其主张和行动（哪怕是明显错误的）反映的是不证自明的普世真理。问题是，人权、民主、西方文明的高高在上、自由市场的无可避免等理念都不是自明的，需要认真审慎的分析，抽离出其中有害的因素。

这并非是说“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不好的东西，而是要了解权势者所高扬的普世主义在本质上是片面的，我们需要警惕普世主义说辞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普世主义的演进

沃勒斯坦归纳了当今国际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家诉诸普世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泛欧洲地区领道人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保障人权，进一步说，是为了保障民主；文明冲突的话语，假定西方文明优 于其他文明；对市场作为科学真理的确认，各国政府除了接受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别无选择”。

在达至此阶段之前，西方普世主义思潮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形态演进相契合，普世主义作为一种殖民主义的知识，承担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 态功能。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德克士概括道：“在一些地区和人民被殖民之前，他们需要被标记为„异质的‟、„他者‟、„可以殖民的‟。”普世主义从两个方面服务于这一目标：一方面，它被用于 整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力量，为对外扩张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用于麻痹殖民地国家的精英群体，制造一种“长期而言对被压迫者有利，哪怕短期内要承受代价”的幻象，以制 造认同。

沃勒斯坦将普世主义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形态，当今的普世主义话语正是这三种形态的综合体。

第一、文明对野蛮的干预。在15、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面对征服对象时，优越感首先来源于宗教。在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没有文字、奉行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等陋习的美洲大陆原住 民面前，自命为上帝选民的西班牙人觉得高人一等，并以改造美洲原住民的野蛮作为其野蛮入侵和杀戮的充分理由。但殖民主义的残暴也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反思和讨论，在讨论中最终占据 了上风的是支持殖民扩张的观点，理由是印第安人是低等人种，即便他们不愿意也必须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唯如此才能阻止印第安人的暴行，为天主教牧师传播福音提供便利等。

沃勒斯坦认为，这场发生在16世纪的最初的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为后来所谓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确立了四条最基本的理由：他人的野蛮；终止伤害普世价值的行为；保护无辜者；使传 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

这可以见于英国驻印度总督柯曾勋爵1905年的一个辩白：“帝国的目的是为正确而战，摒弃不完美、不公正和鄙陋……记住上帝将你的手放在他的犁上……将犁铧在你的时代向前推进一点，感觉到你在千百万人之中留下了一丝正义、幸福或繁荣，留下了一丝人道或道德尊严，一丝爱国主义情操，一丝启蒙的曙光或责任。这些都是此前并不存在的。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 度的正当理由。”

这也见于2003年5月1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时的讲话：“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为自由和世界和平而战。我们的国家和盟友为此成就而骄傲，是你们，美国军人 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传递着希望的讯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讯息……”

这一套说辞的生命力仍旧强大，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问题上，西方国家重复的还是这一套被重复了几百年的老调。

第二、东方主义。当殖民主义在扩张的途中遭遇到东方的古老文明，如中国、波斯、印度等，原本那一套粗浅的普世主义理念就不够用了。因为这些古老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典籍、成型的官 僚体系、也创造了可观的财富，简单地把他们归为“野蛮人”的类别是行不通的，西方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来定位和这些“高等文明”的关系。

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是不会给文化上的平等留有余地的。西方需要一种将所谓东方“高等文明”纳入以西方文明为金字塔塔尖的等级体制之中的解释体系，于是逐步发展出了一种被通 称为东方主义的思潮。这种观念将东方塑造为西方的他者，东方文明虽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阻碍，像欧洲启蒙文明那样找到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东方的现代化使命只有 在西方的帮助下才能完成。

这一对立建立起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对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而言（印度是最典型的代表），精英群体起初大都被普世主义的承诺所折服，在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引诱 下接受了事实上的西方化进程。但历史的发展并未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平等，同时，西方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为殖民地的觉醒创造了条件。终于，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大潮中，传统 的殖民主义土崩瓦解，东方主义的普世主义历史也告一段落。

第三、科学普世主义。沃勒斯坦将其称为最精致的一种为强势者辩护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为自身涂抹上了价值中立的色彩，从而使自己看起来与文化无关，也与政治无关。

科学普世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野，后者被分工专司探索“善”和“美”，而在知识体系的竞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前者，则垄断了对“真”的阐释权。科学普世主义 所宣称的是，“真”的取得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故而这是一种客观的真理，终将为接受他的社会带来福祉。

科学普世主义赋予了自由市场无上的地位，为精英统治（Meritocracy）构筑了道德基础，它成功地用全球化替代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遮蔽了世界体系中不公正的一面。在美国财 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普世真理的面貌被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科学不承认第二个真理，故而这些国家“别无选择”。有些国 家深受此类政策的祸害，但这可以用一套客观的标准解释为必须接受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政治的操控或其他原因。

寻找普世的普世主义

不可否认，很多披着普世主义外衣的价值观是进步的，甚至曾经是革命性理念。但是，这些价值的传播和实践无法脱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普世主义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强势者所利用，变 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文化工具。

比如自由、平等、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激发受压迫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积极作用，也长期作为殖民统治的辩护词而存在——英国统治印度就被解读为 传播自由和平等的过程。19世纪末，法国率先引领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法国应该担负起其天赋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以暴力的手段为落后民族提供先 进的法国文化，这一理由迅速地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

同样，人权也是个好东西，却被美国和北约所窃用，成为推行霸权的工具，用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不惜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的方式巩固美国的霸权利益。若干场战争以保卫人 权的名义而发动，结果是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了更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有批评家将此行径称为人权帝国主义，这是恰当的。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西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实践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虚伪和双重标准是普世主义的代价。他尖刻地描述了西方普世主义的虚伪：“民主是要推动的，但不能让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者上台；防止核武扩散针对伊朗和伊拉克，但不针对以色列；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良方，但不包括农业；人权对中国来说是个议题，但对沙特阿拉伯则不是；对富油国科威特的入侵遭 到迎头痛击，对贫油国波斯尼亚的侵略则无人过问。认真思考的话，认为非西方国家应该接纳西方价值观、体制和文化的观点的言下之意是不道德的。”

普世主义还往往沦为强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起初，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借口与普世价值毫无关系，但后来，当初的所有理由都被证明是谎言后，美国人只好拾起那个不新鲜的论调： 至少美国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普世主义的说辞就成了强盗行径最后的避难所——哪怕有千百万人丧生，西方至少有通过暴力手段教会他人自由的权利。

普世价值被操控、被扭曲、被滥用的根源是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沃勒斯坦把迄今为止所有的普世主义统称为欧洲的普世主义，他认为，问题不是质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而是我 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普世价值不是被给定的，而是被创造的。

沃勒斯坦提出一个命题：我们应该追寻真正的普世的普世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这有赖于一个权力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出现，而这个动荡的世界向何处走，将决定我们是离这一目 标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第五篇：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上）

本文首发于《中外管理》2010年9月４日。

企业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却有赖于资本和团队，而资本和团队自愿“押注”于企业家的创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认同，所以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领导力和企业文化。

企业“活宝”

许多企业家把文化视为企业追求卓越的无价之宝。但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企业家的“跳槽”或“下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企业的文化，通常就是该企业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业之时，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无价”之宝。由此看来，文化彷佛是企业家的“活宝”——在企业和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才是宝贝。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者一把手因故离开了企业，他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也会销声匿迹，风光一时的“无价”之宝会变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规矩必须“萧规曹随”，继任者也会换一套说法，很少有人还会默诵着前任的语录，亦步亦趋。通常只有家族企业才会把家族文化奉为不朽的商业信条。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文化究竟有没有商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不因人而异的普世价值观？

警惕过度“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读为“以文化人”，本来不是商业术语。商人讲文化，通常离不开本民族的人文传统，所以很难永续传承。因人而异的企业文化通常带有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仁义礼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个字尽情演绎，演绎中又可援引诸子百家乃至耶稣佛陀等宗教信条。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话已成“教”，本来是“忽悠”别人的企业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

企业经营的决策是要有独裁的，因为“总裁”就是独裁，而独裁者身边必有谄媚之人，于是乎，企业文化在传播中多半会被没有文化的执行者们曲解，甚至演变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团队，失信于股东，失信于客户。长此以往，企业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过度“文化”是企业经营的一种亚健康形态。

以信为本

文以化人，而企业的“企”字却是“人+止”，从制度产生的本源看，企业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这就要把商业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异的文化诠释区别开来。

在中国，文化正统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社会正统的排序则为“士农工商”，由此推论，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为本，商人以信为本，若把企业家从一般商人独立出来定义为创新的推动者，则“智”字可以代表创新。然而，无论是“信”还是“智”，商业成功的标准都离不开利润，这就要把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商业文化区别开来。

商业文化，无论商人的姓氏为“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成功者都离不开三个字：利-智-信。纯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无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业家，三者缺一不可：无利不起早，无智不创新，无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说明成功和成仁是分离的，破产企业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却未必都能成为好商人。仁德礼义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则是为商之道，其中以“信”为至尊，所以说，商人一诺值万金。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中）

本文首发于《上海证券报》2010年9月29日。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认清“利-智-信”

企业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讲文化而不言利，这是商人的虚伪。从商者，可自我冠名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业文化的杂交概念，混淆了社会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差别。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前者解读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解读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后者诠释社会人的道德情操，解读了理性自然人的行为。企业家群体，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为主体，作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为企业家要成长创新。因为，企业家是公司创新成长的永动机，而利润则是永动机的润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温文恭俭让，而企业家的天性却必须承担责任，挑战风险。

企业文化若绝口不言“利”，不仅漠视了资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违背了企业家的诚信准则，看似高雅智慧，其实虚伪愚蠢。在商业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特别是管理上市公司的企业家，诚信为本，“信”有三面：一要面向投资人，求信用；二要面向管理团队，求信任；三要面向消费者，求信心，三者缺一不可。企业家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资本、团队和客户，而资本重“利”，团队重“智”，客户重“信”，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就是“利-智-信”，其价值实现的方式可量化为企业的利润、创新和商誉。

企业家和普通商人的差异在于“智”，没有智慧的商人如过江之鲫，有智慧的企业家是百里挑一。企业之“利”若包含了创新利润就是“厚利”，有别于普通商人的“薄利”。犹太商人崇尚“逐厚利”，中国商人注重“薄利多销”，我们常说犹太人贪婪，这可能包含着自卑。消费者若愿意支付“厚利”的价格，是因为在“厚利”之中有企业家的溢价，也就是“智”的货币化。

企业文化与有文化的企业家

现实生活中的企业都是由个性化的企业家所代表的，有文化的企业家就像名牌商标一样，以其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使企业流光溢彩，但却不能因此说没有文化的老板们就不是企业家。企业文化的价值和企业家的文化素养不同，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标准化和差异化的和谐。

有文化的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特殊的溢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认同会产生团队的凝聚力，从而淡化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股权投资产业中，投资的成功仰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最为重要，天有不测风云，商场无穷变幻，惟有“人和”是可以经营的。

因此，有文化的企业家能把企业文化较快从“利”升级到“智”和“信”的层面，将企业的逐利行为升华到智慧与诚信的货币化，而创新和守信是企业的厚利之源。现代企业的文化是厚利文化，所以资本市场才会给企业两种溢价：创新溢价和成长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