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探析

第一篇：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探析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探析.txt有谁会对着自己的裤裆傻笑。不敢跟他说话 却一遍一遍打开他的资料又关上。用了心旳感情，真旳能让人懂得很多事。╮如果有一天,我的签名不再频繁更新,那便证明我过的很好。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探析

段勇《中国博物馆》2007年4期

国际博物馆协会确定今年（200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并将其定为今年8月19日至2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1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主题，同时发布了宣传口号“Universal Heritage/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Individual Heritage/Universal Responsibility”。我国有关部门将这一主题翻译为“博物馆与共同的遗产”，将口号译为“共同的遗产/个体的责任，个体的遗产/共同的责任”，似乎有意回避了Universal Heritage的另一种更通行的译法：普世遗产。查阅国内专业报刊关于今年博物馆日和维也纳大会的相关文章，迄今似乎只有发表在《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2期上的侯春燕《在个体遗产与世界遗产之间--国际博协2007年大会主题评介》一文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无论是有意回避还是集体无意识，应该说，这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

一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在国际博物馆界发生的那场与“普世”有关的**吧。2002年12月11日，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纽约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德国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乌菲奇艺术馆，西班牙的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马德里提森·波里米萨博物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法国的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七国十八家博物馆的馆长在德国慕尼黑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以下简称《普世宣言》），全文如下：“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那些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已陈列在遍及欧美的博物馆中的文物和纪念作品，是在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入藏的。

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对作品的原生背景十分敏感，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博物馆也为那些很久以前就脱离了其原生环境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有效和有价值的环境。

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观众能在各大博物馆欣赏到反映古文明的藏品，对古文明的热爱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并深入人心。的确，古希腊雕塑就是这一观点及在公众收藏方面重要性的绝佳例证。对希腊艺术的追慕之风古已有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再度兴起并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并远播美洲。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希腊藏品体现着希腊雕塑对全人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当代世界的持久价值。此外，在这些作品被观摩研究，被用来与其他伟大文明做近距离比较时，这种希腊艺术的典型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博物馆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它的使命是通过一个不断的诠释进程来增进知识。

每一件文物都服务于这个进程。对藏品丰富多元的博物馆的收藏重点进行限制就将是对所有观众的损害。”

《普世宣言》中作为例证提到的希腊雕塑正是这一宣言产生的主要背景：希腊民间和官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锲而不舍地要求英国归还19世纪初被英国贵族埃尔金在当时占领希腊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形式上的同意下，从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拆下运回英国、后出售给英国政府、现收藏展示于不列颠博物院（或译“大英博物馆”）的一批精美雕刻。这一要求在1997年希腊获得200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成为一项社会运动，并在2002年前后达到高潮。希腊的索回要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甚至英国也有一半以上的民众赞同在一定条件下归还埃尔金石刻，但是英国政府和不列颠博物院仍然拒绝考虑包括“搁置所有权，希腊政府从不列颠博物院借用埃尔金石刻，不列颠博物院另从希腊挑选一批文物长期巡回展览”或“不列颠博物院在希腊新建的雅典博物馆建立一个分馆，双方在此共同掌管埃尔金石刻”等形式在内的任何归还方案。①

由于《普世宣言》的主要签署者是世界上一批举足轻重的博物馆的馆长，因此更为引人关注。而这批博物馆之所以举足轻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的收藏是世界性的，即它们是“普世性博物馆”，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以其包括“世界上每个地区、每个时代、有记载的每种文化、任何已知质地、任何艺术类别”的藏品而自豪。正如《普世宣言》所说：“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表达共同立场、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批普世性博物馆经过深思熟虑在岁末年终抛出了这一宣言。

当然，《普世宣言》发表后，遭到了国际社会和博物馆界的反对与批驳，甚至一些同样具有普世性收藏的欧美博物馆（如瑞典的东方博物馆）也表达了不同意见②。

我国有关专家也纷纷发表看法，例如：谢辰生先生认为： 文物，只能共享，不能共有。李学勤先生认为：目前关注重点应是当前流失的文物，这有助于抑制进一步的文物流失。罗哲文先生认为：对流失海外文物也要区别对待：一是历史上赠送的；二是抢去的，也有连骗带抢的，如敦煌文物；三是非法买卖、盗掘出境的。针对不同途径流失的文物，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③苏东海先生更是多次撰文指出：对民族文化情感的尊重是一种真正的普世胸怀。强权者的逻辑在于巩固历史的不平等，而受害者的逻辑在于改变不平等。这涉及民族文化完整性的问题。④

但是，不可否认，《普世宣言》的发表的确帮助不列颠博物院至少暂时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稳住了阵脚，同时也标志着以希腊索回埃尔金石刻为代表的文物非法流失国的追索行动遭受重大挫折。

二

毋庸置疑，历史上的文物非法流失问题是与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紧密关联的。但是，将目前的追索困境仅仅归咎于欧美国家的殖民心态或强权逻辑则似乎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普世宣言》并非完全是普世性博物馆的自我辩解，而是代表了国际博物馆界对此问题的一种认识。就连国际博物馆协会2002年12月13日发表的针对性声明也表示：“国际博物馆协会承认那些早期获得的这类博物馆藏品有时候需要以不同情感和价值观来看待„„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是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机构，它们享有共同的目标。国际博物馆协会欢迎对于文物的归还问题展开审慎的研究和充分的对话，并相信这会有助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达成更加平衡的看法。”⑤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涉及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

在道德层面，包括中国、埃及、希腊、柬埔寨、秘鲁在内的文物非法流失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其索回要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

援，连《普世宣言》也不得不承认：“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道德毕竟不是法律，缺乏强制力，因而在实践中总的来说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在法律层面，由于这些争论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自然首先应该从国际法律或公约着手。目前涉及这一问题的国际公约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通称《1970年公约》，我国1989年加入）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通称《文物返还公约》，我国1997年加入），应该说其原则都体现了同情和支持文物流失国索回文物要求的精神，但是为什么仍然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呢？这主要是因为《文物返还公约》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例如关于时限的规定，即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或非法出口文物的请求，都应在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3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或出口之时起50年以内提出；请求者对被盗文物也可以声明受75年时效限制，但同时必须为别人的请求提供75年时效。我国即是在加入该公约时声明受75年时效限制。另一项重要的限制性规定是关于适用性的规定，即仅适用于该公约生效以后发生的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也仅对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效。这就意味着它对公约生效之前发生的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不能提供法律支持，对发生在非缔约国的案例也爱莫能助。这些“美中不足”可能正是达成上述国际公约必需的折衷和妥协。

但是，《文物返还公约》明确指出：“确认本公约各项规定的通过，将决不是授权对发生在本公约生效前的任何性质的非法转移表示同意或者认可其合法性”，“本公约不以任何方式证明发生在本公约生效以前的，或者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而被排除在外的任何性质的非法转移是合法的，也不限制国家或其他人根据本公约框架外可援用的救济措施，对本公约生效前被盗或者非法出口的文物提出返还或归还请求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为未来的国际法律或公约预留了空间，并且也是对请求索回公约生效前流失文物的道义支持。我国也郑重声明：我国加入这个公约，绝不意味着承认在本公约生效前任何从我国盗走和非法出口文物行为是合法的，并保留对本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收回权利。⑥

除了这些限制外，对行为合法与否的认知与判定，法律证据的搜集与验证，法律责任的继承和转移，等等，都是在现行法律与公约框架内既耗时费力而又难以适应各方面具体需求的。

也正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境，国际博物馆协会虽然一再表态同情和支持文物非法流失国的立场，但在实践中也只能发挥调解作用，例如亚里桑德拉·库敏斯女士在其最新的《国际博协主席关于充分发挥调解在馆藏品产权纠纷处理过程中作用的声明》中重申：“至少从1983年的国际博协全体大会（伦敦）开始，国际博协就一直鼓励和平解决涉嫌从原生国偷窃、非法输出的博物馆藏品所有权纠纷，提倡尽可能地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旷日持久和耗资巨大的诉讼方式（或者通过博物馆很少参与甚而不参与的政府之间的政治交易）来解决。” ⑦

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破除一些偏见。比如以为这只是欧美发达国家作为文物非法流入方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作为文物非法流失方之间的问题。

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文物非法流失的受害者，据非正式统计，两国每年有上万件文物艺术品失窃。意大利政府在经过历时十年的调查取证后，于2005年7月正式以共谋非法盗卖艺术品罪起诉美国洛杉矶保罗o盖蒂艺术博物馆馆长马里恩o特汝和一位古董商，并追索现藏盖蒂艺术博物馆的42件雕像、陶瓶等意大利古代文物。2006年2月21日，意大利文化遗产部长洛可·布狄里奥内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菲力普·德·蒙特伯罗出席了一项签字仪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意将其收藏的6件意大利被盗古代文物归还意大利，作为交换，意大利方面同意长期出借同等级文物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另据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介绍：“尽管瑞典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程度不比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更严重，但是瑞典农村教堂被盗的情况完全可以与那些国家相提并论。教堂文物经常被盗然后又被卖到国外，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最近瑞典《每日新闻》报道，瑞典也变成了文物走私的出口国。”⑧

而且，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也是可能出现类似问题的。

笔者曾参加过1999年9月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博物馆协会第105届年会，年会中有一项深受欢迎的正式辩论活动，题目为：“不列颠博物院是否应该改名为英格兰博物馆并将其收藏的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文物归还给上述地区的博物馆？”辩论中，爱丁堡市博物馆及美术馆协会会长和北爱尔兰博物馆协会主席为正方，不列颠博物院院长和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为反方，双方交叉发言，分别引经据典陈述己方观点。虽然议题堪称严肃甚至充满火药味，但辩论会场却始终保持着轻松而热烈的气氛。辩论双方发言完毕后，由到场的200余名听众自由发表看法，有的建议采取租借方式（即不列颠博物院为其收藏的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文物向上述地区支付租金），有的建议互换藏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有的建议干脆将不列颠博物院迁到一个“中立”的城市。特邀评委经过评议，将最佳建议奖（奖品为一只玩具猪）授予了租借方式的提议者。最后，全体辩手及听众对本次辩题进行举手表决，结果反方以明显优势获胜，即绝大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

而在美国，由于一些印第安部落几十年来坚持要求美国各博物馆归还某些具有不可替代性或根据部落伦理不适宜展出的印第安文物，美国国会最终在1990年制定了《土著美洲人墓葬保护和返还法》。

更有甚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明古国同样可能面临类似的困惑。

2006年4月上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曾任日本外务省冲绳事务担当大使，他在离职履新时表示将尽力促成故宫博物馆收藏的琉球文物“荣归故里”。这被个别媒体错误解读为是想让故宫收藏的琉球文物归还冲绳，从而在舆论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为此专门致函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澄清说，经与宫本大使确认，他的本意是：“冲绳通过战争丢失了很多文化遗产。冲绳的部分优秀文化遗产作为贡品被送到明朝和清朝。冲绳居民了解并感谢故宫博物院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藏。冲绳县正在修建新的博物馆，在这时暂时将这些文化遗产运到冲绳，让冲绳居民目睹这些文化遗产将是一件好事。通过这种方式回顾冲绳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历史将非常有意义。当然这只是暂时‘回娘家’，等到冲绳的展览结束之后就会将这些文化遗产返还给中国。”

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是“虚惊一场”的误会，那是很不够的。虽然我国博物馆藏品的来源与欧美普世性博物馆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如果从文物原生背景考虑，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一点：我国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同样可能存在涉及国家、民族、宗教、历史、地区、文化等方面潜在争议的问题。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与周围国家交往频繁，明清时期在政治上存在特殊的宗主－藩属体系，在经济上则有朝贡贸易形式，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相关国家和民族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解读未必与我们完全一致。简单否定或回避这一问题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三

毫无疑问，对非法流失文物，原则上都应该进行追索。但在具体操作上，必须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尽量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认识和过于简单化的处理。

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文化）专属性、普世价值性和历史传承性等等特点，对流失文物，应当尊重民族（文化）的专属权利，承认普世的价值特性，坚持交流的道德标准，正视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公约）的局限作用。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应将非法流失文物划分为两类，即前述公约生效之前非法流失的文

物和公约生效之后非法流失的文物，并分别采取不同策略：

对前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的积极作用，以道德为依据，以舆论为后盾，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宜持之以恒，个案处理；对后者，应按照公约的规定，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公约和相关国家的国内法律为依据，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追索，宜速战速决，不留后患。

应该说，追索公约生效后非法流失的文物，各方认识比较一致，难度相对较小，成功率较高。目前的主要困境在于追索公约生效前非法流失的文物，既数量巨大，又资料不全，还无法可依。

迄今为止国际上通过法律途径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绝大多数是公约生效以后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而公约生效之前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成功追索案例几乎全部是通过协商解决的。最近的一个案例是2007年9月15日美国耶鲁大学正式同意将1911年发现秘鲁马丘比丘古城的美国考古学家宾汉姆从当地带走、现藏耶鲁大学的5000余件文物中的绝大多数归还秘鲁政府，秘鲁政府也同意耶鲁大学以借用方式保留少量文物作研究之用⑨。协商的基础主要是道德标准。相对于各国法律在立法精神、立法进度、法律条文方面的差异，各民族在道德领域的一致性要强得多，基本道德原则才是真正具有普世性的。而且，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即使是不完善的法律也可以在追索非法流失文物中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可从道德角度出发，借助舆论的力量，提请社会关注这一问题，进而在相关国家催生新的国内法律、国与国双边协议甚至国际公约；此外，可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让非法流失文物的收藏者暴露在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凸显他们的道德困境。前述意大利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协议、秘鲁与耶鲁大学的协议，都是同时运用道德和法律手段的成功范例。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下，欧美博物馆和拍卖公司近二十年来已经越来越关注收藏品或拍卖品的合法来源问题。那些普世性博物馆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的掌门人也并非那么心安理得，而是不同程度地面临困境和压力，芝加哥艺术学院院长詹姆斯·库洛承认：“在公众眼里，博物馆似乎成了非法获得物的囤积地。”不列颠博物院院长尼尔·麦格瑞格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博物馆如何在一个有组织的国际非法市场网络中确立它们自身的位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卢瓦耶特表示：“二战前后，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了变化。肯定有一些物品被非法移动了，但是，从哪天起该对此实行禁令？我也不知道。”⑩

我们应加强与其他文物非法流失国沟通信息、交流经验、互相声援，同时与文物非法流入大国加强沟通，在道德诉求与公约精神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和民间多种渠道协商解决。对个别影响巨大、价值很高、不可替代、历史清楚、资料齐全、下落明确的特别重要的非法流失文物，可集中政府、民间、国际各方面力量，运用法律、公约、舆论、关系等多种手段进行追索，确保成功，以起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之功效。

对追索时机暂不成熟或暂不具备索回条件的非法流失文物，在保留追索权利的同时，应强调收藏者须全力保存好文物，并要求其在展示和研究中正确阐释文物的内涵，全面体现文物的固有价值。

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以购买方式“索回”文物，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途径，但是应充分权衡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对其他方式的负面影响，而且最好由民间机构出面购回。在积极追索的同时，政府还应尽力防止或减少新的、重大的文物非法流失，否则会给追索工作增添新的负担，并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我国政府1997年正式加入《文物返还公约》以来，通过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径已经从国外（主要是美国）成功追索回多批非法流失文物，例如：1998年追索回河南巩义宋永泰陵石雕客使头像，1999年追索回一对明代石狮，2001年追索回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彩色浮雕武士石像，2003年追索回陕西西汉窦皇后墓6件陶俑。

另一方面，我国有关部门从2002年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也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2005年抢救回河南龙门石窟佛雕，2006年抢救回二陈（陈清华、陈国琅）藏书，2007年抢救回青铜子龙鼎等流失文物。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普遍肯定。

对我国博物馆收藏的可能涉及国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等复杂因素的文物，应以我为主，多学科、多渠道协作，加强对文物本体、收藏背景、历史意义的研究。目前这方面人才短缺，而且这一领域长期备受国内研究者忽视，以致阐释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外国学者手中。应加紧培养人才，可通过课题形式组织和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加强与国外研究人员的交流，积极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改变现有或避免可能的被动局面。

注释：

①参见丁辛《旷日持久的雅典埃尔金雕刻返还之争》，载《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3月创刊号。

②参见《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③以上均见《文化可以共享，文物只能专有》，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21日第五版。④《强权逻辑与普世性》，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7日第6版；《普世性博物馆的繁荣与文物返还的法理和情理》，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4月25日第8版。

⑤转引自《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⑥参见李晓东《关于索回流失海外文物的法律问题》，见李晓东《文物与法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⑦亚里桑德拉·库敏斯《国际博协主席关于充分发挥调解在馆藏品产权纠纷处理过程中作用的声明》，载《中国博物馆通讯》2007年1期第22页。

⑧马思中《谁为世界文化遗产负责？--一个西方博物馆馆长的观点》，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⑨见《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3日第3版相关消息。

⑩陈怡编译《多数美国博物馆不愿还“宝”》，载《东方早报》2005年11月17日。

第二篇：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浅谈

汪 萍

博物馆是启发民智的场所，是一座城市或地区的名片，是文化遗产的收藏地，也是熔铸、提炼新文化的殿堂。文化遗产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逐渐具备了研究、教育、收藏的功能，并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制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来说，我国博物馆大多还处在摸索过程中。虽然在收藏物质文化的同时，博物馆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收藏、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的不仅是收藏保管，不仅需要进行普查或建立代表作名录，最重要的是进行传承。这就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化了。那么，博物馆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在现有的收藏基础上保护、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此本人想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历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承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沿承，往往有不少丰富多彩的民俗、故事和传说。二是多样性。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域、民族间的差异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三是独特性。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冲击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利用，是博物馆进一步实现其核心价值，进一步深化社会服务的体现，符合博物馆发展的规律，是博物馆的新时代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有形载体，处于不断消失中，依靠人们的发现和收藏而存世。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所，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博物馆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开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贴近大众的实际生活，更适合群众的欣赏要求。因此，博物馆若能借助动漫等有形、有趣、大众喜闻乐见、能互动参与的形式，来充分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或技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使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生动起来，使原本高高在上的内容亲近熟悉起来，定能突破博物馆陈列原有的图片、实物加说明的简单、呆板模式，定会给博物馆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作为解读、认知文化遗产催化剂，连接公众和文化遗产桥梁的博物馆，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和优势，利用陈列来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展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不仅要让观众看到“物”，更要透过“物”看到历史和文化，看到以“物”为载体的“非物”；使青年在陈列中寻找到历史，老人寻找到记忆；使观众在参观中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心灵得到深深感染，从而激发爱土、爱乡、爱国的情怀。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衢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不仅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调高亢的西安高腔、源远流长的烂柯山传说、工艺独特的邵永丰麻饼制作技艺和特色鲜明的梧桐祖殿立春祭祀均为其中的代表。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作为以举办地方特色展览为己任，先后举办过100多场各种陈列的衢州市博物馆，已经把保护、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纳入到日常工作中。馆里在做好陈列布置的同时，还注意结合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博物馆大厅的正面墙壁上，就专门树立起一处高18米、宽13米的巨大铜雕作品。作品以一幅巨大的围棋棋盘为基础，左上角描绘了围棋仙地烂柯山的风光，象征着源远流长的“棋子文化”；右下角刻画着孔氏南宗家庙主殿大成殿，代表着衢州的“孔子文化”。棋盘上，《论语》文字之间镶嵌十二颗围棋棋子，寓含着棋子文化和孔子文化水乳相融之意，而黑白棋子又分别代表着自然、人文景观的相辅相成。整幅作品以“两子文化”为核心，集中反映了衢州市历史文化的鲜明特点。2006年，博物馆又推出了《围棋仙地——衢州棋子文化主题陈列》，以图片展览的形式，通过史料、照片、实物及场景复制、多媒体触摸屏等手段，述说了烂柯山王质遇仙的传说，叙述了历史悠久的围棋发展史，全面介绍了衢州与围棋有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相关文献记载，系统整理了衢州棋子文化的内涵，宣扬了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围棋文化。

此外，兼管着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衢州市博物馆依据所辖各文物保护单位的特点，对药王殿、弥陀寺等内部进行了陈列布展，安排了相应的活动。如省级文保单位周宣灵王庙是为纪念南宋大孝子周雄而建的，博物馆不仅恢复了周雄塑像，用东阳木雕来展示周雄事迹和历代二十四孝，还临摹了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象形大“孝”字来突出“孝”的氛围；并根据衢州的习俗，顺应大众意愿，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四月初四隆重纪念周雄，以传承、保护民间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高腔形成于衢州，于是市博物馆借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妃宫的古戏台，将物质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联手衢州婺剧团，每逢节假日就在此上演西安高腔，使大众欣赏到这一古剧种。

强化服务是博物馆永恒的主题。光有良好的硬件设施而缺少优质的服务，对博物馆来说依然无法有效提升自身的实力和水平。这一点无论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一样适用。要抓好服务，首先就应该重视讲解工作。讲解工作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职能的开展，直接影响到博物馆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会进而影响到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因此，博物馆需要配备较高素质的讲解人员，作为文物展品、陈列环境和观众之间的桥梁纽带，通过运用语言艺术、讲解技能和真挚的感情，来帮助观众最大限度地吸取相关知识和信息。针对不同观众，博物馆可采取不同的政策：譬如对于学生，无论预约与否，均一律随到随讲，免费讲解；对于普通观众则可在每天上午、下午定时开设免费讲解专场；而对于残疾人、弱势群体，博物馆可主动邀请，通过讲解员的语言或手语，使其感受、理解陈列中蕴含的文化知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考虑举办夏令营活动，为这些孩子创造更好接受历史熏陶，感悟、体验灿烂文明的机会，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扩大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除了“守株待兔”之外，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还应主动出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如可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图片展，主动赴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地进行巡展，使展览走出博物馆、走向社会，让包括平时少有机会走进博物馆的人在内的大众，感受一次文化之旅，真切体验到本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次亲密接触，拉近博物馆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在“走出去”过程中，博物馆应该注意因势利导：比如对于小学生，可采取话剧、宣讲、联谊等方式，寓教于乐，达到较好的教育目的；对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专院校学生，可举办较深层次的专题讲座；对于青少年团体，则可推出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激发其参观热情，培养其对博物馆的感情，更好地发挥博物馆教育基地的作用，使其了解博物馆，了解身边的非物质遗产。

此外，志愿者是博物馆力量的重要补充。建立、发展志愿者和博物馆之友队伍，使其参与到展厅管理、讲解服务、宣传普及等工作中来，能使他们将把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己在博物馆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介绍给身边的人，让更多人了解博物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影响力。

总之，博物馆保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若不能好好利用，对博物馆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因此，博物馆要立足、依托自身优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不遗余力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博物馆工作者应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得到专业的保护、传承和延续，为大众所共享。

（作者单位：衢州市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同物质文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可以区分，但在操作层面即实际发生过程中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譬如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列的十大项目中，民间文学要有传本或辅助记忆的器物，如音乐要有乐器，舞蹈要有道具，戏剧要有戏台服装，曲艺、杂技与竞技要有表演器具，美术要有制作用具，手工技艺要有作坊及工具，传统医药要有器械及药具，民俗无论岁时节令或仪式，都会有见证活动或程序的特殊用具。通过如此不厌其烦的列举，无非是想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民族文物难分难解的共生性。或者说，任何

以非物质形态出现的文化遗产，在对其进行完整展示时，都难免在某一环节要借助实物来完成链接。

确定前提之后，民族文物的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应该已经十分清晰：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拓宽了民族文物的价值空间，客观上还因两者的共生性而存在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价值越高，与之伴生的民族文物的价值亦越重要；另一方面，民族文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见证及诠释价值，其价值大小的认定取决于这种见证及诠释功能的重要程度。

上溯2000年，贵州是氐羌、百濮、百越、苗瑶、华夏五大族系的融合地；隋唐以降，贵州是历朝政府相继实行羁縻政策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民族区域；迄今，贵州是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共居之地。古往今来，贵州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及多民族聚居状态，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丰厚的多元文化，更留下了令贵州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所处发展阶段不平衡，17个世居少数民族除彝族外，皆无自己的文字，其文化面貌皆呈现出无字文明的特征。也正是因为缺乏文字作为记录支撑，这些民族的文物往往具备较主流文化更多义的表达功能，具有更多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信息记录，同民族习俗世代传承的历史伴随。这些都为博物馆的征集和收藏提供了时代责任和广阔平台，同时也为博物馆的陈列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可持续发展的极大空间。

在国家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单上，贵州占30个大项、40个子项，在全国名列第三。在该申报活动伊始，便有专家预测贵州将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结果正是如此。而且，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掘，贵州的名次还会前移。作为贵州省博物馆人，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工程，置身如此丰腴的土壤之上，在认识层面上理应庆幸，在实践层面上更应有为。

作者：李黔滨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浅析博物馆信息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博物馆也越来越被重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各个地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欣赏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也显得更加重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系统都日新月异，使得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们利用先进的数据库进行资料管理；利用多媒体影像或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展览；利用网络建设网上博物馆，制作博物馆主页，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的广泛的传播范围，迅速的传播速度，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博物馆……这些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不但满足观众的新要求，也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被提出的时间并不很长的概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国家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制订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它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5000年的历史使我国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它们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博物馆作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必须为此出一份力，而发展迅猛的博物馆信息化技术必然使得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有更好的发挥。本文主要分七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主要通过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信息化的状况讲述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任务。第二部分主要将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化的基本概念、性质、特点等，并介绍国内外目前的发展状况。第三章将通过一些具体技术措施来讲解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例如如何运用数据库、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为调查、整理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如何利用博物馆网络技术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第四章将讲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时博物馆如何发挥它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更好地完成这一目标，主要方法是通过网络技术和电子出版物来进行有效宣传。第五章将对未来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一点展望。第六章将提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第七章为最后的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讲解

２００２年《伊斯坦布尔宣言》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获得通过，同时加大宣传，使这一概念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并得到重视与实施，对博物馆讲解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说挑战，是指它对讲解员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有了新的要求；说机遇是指它使讲解员在迎接挑战的同时，获得新的提高，知识结构更加全面，文化素养进一步深化。

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历史的记忆，它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式表达着。非物质文化包括了人类的情感，它与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含着该民族最深的民族文化传统，保留着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界中，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则不是，它是在一定的非物质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度，反映着精神文化发展的水平。物质文化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是因为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质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以秦俑馆文物为例：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烧制工艺、青铜器的冶炼、铸造工艺等手工技能，都是以青铜、陶土为载体留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人类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质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的，如各地区不同的戏剧、舞蹈、祭祀、节庆、礼仪等的形式。而且因为时代、地区不同，甚至个人的性格或思想方式不同，表现出来的内容也各有变化。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存在及大小，是以其文化含量和含量的多少来决定的。

现在，绝大多数的博物馆所收集、保护和展出的都是物质文化遗产。讲解员向观众讲解的对象同样是物质的。物质的东西通常是直观的，形状、大小、色彩、甚至用途，相同文化背景下是不用做过多解释都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的观众更多需要知道的是这一物质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些非物质的内在。比如秦陵百戏俑，它所承载的是秦代的百戏形式中的某一瞬间的固态化。要向观众讲清秦代百戏，则要介绍百戏的产生，在秦汉时代百戏的形式与种类，变化到今天杂技的情况。实际上是讲一段杂技简史。又如，秦陵７号坑的乐舞俑及水禽涵盖的文化内容更为丰富。它既有秦汉时代的祈福形式与内容，也有古代的舞蹈音乐内容。

百戏、乐舞是非物质的，它是借助于陶俑而体现的。如何使参观者对文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于讲解员来说，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讲解员一要讲清楚文物（物质文化）是什么。这一点比较好达到。我们只需告诉观众它的时代、名称、大小、质地、用途大体就可以了。这种浅层次的讲解只可以解决一个概念的问题。第二要解决的就是深一层的问题。即文物所含的非物质文化，它的制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渊源与发展，它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背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民俗民情，及在现代环境下的状况、价值、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现代人对它的评价等等。这样，文物的内涵及外延就扩大了许多，无形中向讲解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讲解员不但要介绍文物本身，还要通过文物对其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传承等情况做以介绍。这样讲解员本身的知识结构就需要从广博与深入的方面提高和加强。讲解员所要做的就是不但是个杂家，更要是个专家，在知识的提高和文化的丰富方面，应该注意做到：第一、深入了解文物和标本。第二、学习历史知识，尤其注意历史细节，了解文物标本的历史背景。第三、学习文化知识，了解文物标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价值。第四、学习社会知识，具备相应的社会学知识，了解现代社会中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通过这些来观察文物标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变化。

除了介绍清楚文物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讲解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向观众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是无形的，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时空与环境中，中间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消失更容易被忽略。非物质文化是具有传承性的。从技法上来说，一般是师傅带徒弟，父辈传后代的作坊式继承。而且经常有的手艺是传男不传女，这样就会导致有的手艺中途失传。比如陶俑陶马的制作工艺，以泥土为原料，采用堆、捏、贴、刻、划的技法，烧制时火候约达１０５０度，质地细腻坚硬，陶胎因部位的不同有实心与空心之分，空心的地方又有薄厚的区别，薄的地方只有１厘米，厚的地方却有１０余厘米，秦人却能一次整体烧制而成，可见其制陶工艺的高超。而这种高超，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经验的积存。我国制陶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已经开始，从原始质朴的陶盆陶罐，到形神兼备的人偶、动物，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技术经验。兵器的防锈措施，在俑坑中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兵器，个个光亮如新，锋利如初。专家们经过检测发现，在这些兵器的表面都涂有一层厚度仅１０微米的铬盐氧化物。且不说这种厚度的完成，单说这种防锈措施，美国是在１９５０年，德国是在１９３７年才掌握并申请专利的。这种技术，中国在汉以后却失传了。而且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有些非物质文化失去了存在的环境，致使其慢慢走向消失。比如表演形式，曾看到过一则消息，说日本制造了一种机器人，可以模仿真人翩翩起舞，就是因为有的民间舞蹈后继乏人，随着老一代艺术家的去世可能会消失，所以用这种仿真机器人来保护这种文化遗产。我国的皮影戏，剪纸艺术，都是亟须去拯救的传统文化。讲解员的作用就是要不但要让人们感动于曾经辉煌的历史，更要大家深切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民族文化财富，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积极主动地为保护历史而行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方面，讲解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国籍的人去呼吁，使大家真正地重视非物质文化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的当代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与世界同步。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了一个国际性的法律身份，而且还有了一套国际性的工作准则，它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

这个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如下定义：“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社群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述，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这个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日本、韩国关于“民俗文化财”定义的翻版，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当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还是基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与丰富。

中国一直是保护“非物质遗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01年由文化部主持召开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国际论坛”，邀请了德国、埃及、日本、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共同商讨民间文化的保护。《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同时进行。同年，“中国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极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关于非物质遗产的调查、规划和保护研究。不久，就成立了多个部门参与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了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估筛选工作。同时，民间团体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中华民族博物馆则将“多彩中华”推向世界。几乎同时，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地的大学在选修课程中设置了“民间文化遗产”或“非物质遗产”相关课程。

中国自1985年签署加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1987年开始有6处名胜古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遗产事业基本和世界同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世界遗产”比较丰富的国家，有文化遗产23项、自然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5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项。另外，在“备选名单”中，共有35项遗产项目，等待陆续进入“世界遗产”之列。

博物馆保护非物质遗产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世界遗产”单位中有不少早已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少数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同样具有博物馆的性质，只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似乎与博物馆传统功能有一定的距离。

人们通常认为，博物馆无法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功能，认为博物馆只是一个“储藏旧物的场所”，非物质遗产不具有突出的“被收藏”特征。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一方面认为非物质遗产无法“被收藏”，似乎一旦“被收藏”就是遗产的结束，另一方面认为博物馆只能保护不能传承。这里面实际上割裂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整体性联系。早在1997年，中国和挪威政府合作决定建立生态博物馆，提出在村落层次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以及环境作为一个文化生态整体加以保护。经过了1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确立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

（1）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

（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

（4）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

（6）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

（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这些原则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为了更好地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更好地尊重村民的主人地位。这就实现了世界遗产概念从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遗产背后所涵盖的核心理念。因此，生态博物馆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中国经验”值得重视和全面研究。

此外，云南进行了近十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实际上也基本等同于生态博物馆，这是不同于以往以“旅游”为目的的诸种民族园、风情园。

在博物馆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理论以及国际准则的探索方面，中国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200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七次亚太地区大会通过了由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主持签订的《上海宪章》，强调文化遗产已经“从物质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提出博物馆是“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的身份，反映出在中国的号召之下博物馆承担保护非物质遗产的职责取得了基本共识。所以，到2004年汉城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时其主题就是“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为此《国际博物馆》专门设计“非物质遗产”专题。遗憾的是中国学者没有能够积极参与这期专题中去，“中国经验”和中国声音在其中没有能够得到体现，国际社会了解甚少。现在，我们借助2008奥运年的契机，向世界介绍并弘扬非物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与理念，成为一件十分迫切的任务。

我们知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公约》体系，其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将会使目前存在的关于南北半球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不平等性，得到更正。我们只要翻开《世界遗产名录》，其中登记注册的754个世界遗产中，只有69个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自然遗产30处，文化遗产29处，另外5处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这个数字与全部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占大多数（582个）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毫无疑问，非洲是一个文化、文明发达的大陆，那么就没有理由忽视非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不论这个遗产是物质的或是非物质的。但是，在21世纪以前确立的遗产框架却无法避免遗产分布不平衡性的弊端。同样，在拉美地区的“世界遗产”地图上有不少是欧洲殖民者的“城堡或军事要塞”，这些遗产单位在内涵上显然没有很好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确认民族地域和社区创造性、适应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意义”（《上海宪章》）。

中国非物质遗产知多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而民族内部的支系也非常复杂，如苗族按照语言和文化习惯进行分类可以有100多个支系。即便是主体民族汉族，其汉语方言也多达7种。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别，因此在物质特别是非物质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五彩斑斓的格局，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概括就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了摸清“家底”，掌握情况，国务院于2005年3月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目标、原则和措施，由文化部制定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共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资源普查以及档案资料建设也在进行当中，相信在2008年底，中国比较翔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完成。

第一批公布的518项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共分为10个类别，即民间文学31项，民间音乐72项，民建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杂技与竞技17项，民建美术51，传统手工技艺89项，传统医药9项，民俗（节庆活动）70项。其中，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共计146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不少是由多个子目“合并”而成，如民间音乐中“花儿”之下就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等8个子目。如果将这些子目分别加以统计，那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实有640项而非518项。

刚刚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质遗产名录共计510项，种类和第一批相同，内容更为丰富，两次合计共有1028项。另外，今年还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实际上，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遗产名录》的总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这个名录仍然成倍增长。

从这些项目的具体内容分析，其内涵、形式以及分布相互之间千差万别。相当多的非物质遗产具有比较广泛的地域性，如格萨尔就流行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7个省区，地域范围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1/10！而春节、24节气、端午节等等是覆盖全国的节庆，甚至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超地域的特点。因此，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确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学科专业来承担。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

随着人类对遗产认识日趋深刻，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进入博物馆的保护视野之中。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上，专家们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还要充分发挥遗产保护界唯一的永久机构——博物馆的作用，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张翔说，博物馆在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方面的丰富经验，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认为博物馆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的主要部门，而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收藏、诠释和展出。

张翔分析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生产方式改变了，新的生产关系导致文化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环境变迁、商业运作、蓄意伪造、社会角色的转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都已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收藏优先”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策略。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举例说，自1995年以来，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深入民族地区，对既有民族学意义又有审美价值的服饰尽可能全面的收集整理，先后进行了毛南锦、壮锦、侗锦、土家锦、侗族刺绣、侗族剪纸、侗族亮布、苗族蜡染、赫哲族鱼皮服饰、鄂伦春族狍皮服饰、哈萨克金工首饰、藏族金工首饰、苗族银饰等服饰工艺及相关习俗考察，完成了一批文字成果，摄制了一批音像资料，收集了一批实物藏品，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和综合的研究分析工作。为保护民族服饰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出了最有效、最实际的工作。

中国美术馆刘亚平副研究员就博物馆如何保护民间美术的有形图案和无形的文化内涵阐述了她的观点。她表示，博物馆收藏要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在民间美术造型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文化内涵，准确掌握造型背后的含义，是解读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博物馆蔡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了“生态博物馆”概念。她说，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强调文化遗产原状地、动态地、整体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中，包括自然景观、建筑物、生产生活用品等物质（有形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等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文化因素均在保护之列。蔡琴说，采用生态博物馆这种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形式、内容、风格、特点等才能得以保留下来存续下去。（成刚）

第三篇：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 吴 思）

第四篇：博物馆2014文化遗产日宣传稿

让本溪文化遗产活起来

2014年6月14日是我国的第九个文化遗产日，其主题就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为了让广大市民更清晰地了解我市文化遗产，下面将对山城文化遗产做下简单解读。

建设山城百姓的历史文化殿堂

——市博物馆

本溪市博物馆是以本地区文物收藏、陈列、研究、群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万件。为了大力弘扬本溪历史文化，传承地域文明，本溪市委、市政府决定新建市博物馆，并将其列为“市长工程”。2010年1月11日，新馆落成开馆，时至今日，已近五载。

潜心笃志 挖掘城市深藏的历史记忆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动力，是地域文化积淀最直观的表现。市博物馆对此高度重视，近五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学术研究成绩斐然。

为了普及文物知识，市博物馆还积极开办文博讲坛活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讲坛邀请省、市著名专家作为主讲，每次讲坛的开讲，犹如打开一瓶醇酒，香气四溢。《关东第一名砚》、《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漫话马具》、《本溪历史纵横谈》、《清代盛京与满族文化》，让广大市民对辽宁和本溪的历史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观众至上 打造全市人民的文化家园

市博物馆常年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节假日不休息。经统计，自新馆开馆至今，共计接待观众60万余人次。观众涵盖了各行各业和多个年龄段。

临时展览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临时展厅常年展览当代国内艺术成果。近五年来，本溪市博物馆共举办临时展览近50个，这些展览中影响较大的有：《马白水个人作品展》、《山水人文印象本溪——全国摄影大展》、《璀璨民宝——系列民间收藏展》、《郭明义先进事迹展》、《舒群百年诞辰纪念图片展》等。

为了加深青少年对家乡的了解，市博物馆组织全市学生开展了“中小学生历史课堂走进博物馆”、“流动展览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同时，举办了“文博讲座进校园”、“走进博物馆—架起本溪文化沟通的桥梁”征文活动，丰富中小学生业余文化生活。

市博物馆充分利用网络这个现代化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内设8个版块：本溪市博物馆概况、展览大观、服务指南、文博动态、文物鉴赏、学术案桌、考古天地、观众之声。

市博物馆先后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国家三级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省级敬老文明号、省级青年文明号、“雷锋号”先进集体等。

本溪博物馆，是本溪的窗口、地标和名片，更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文化发展的火种，山城文明的象征，是一座巍峨雄壮的文化殿堂。

第五篇：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周末参加了在广东从化举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会议是由儒学（儒教）知名学者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共同参与，他们各自召集了一批专家学者与铁杆粉丝为自己的阵营呐喊助阵，向对方发起毫不留情的“进攻”。我既不是儒学那派邀请的，也不是自由派喊来的，属于唯一一位路过、打酱油的，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位一言不发的与会者。

这样两派学者们到了一起，场面不难想象，激烈的观点碰撞、夸张的性格彰显、火爆的场面，我差一点后悔没有带上防弹衣。但不得不说，这种会议应该多开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都类似“同仁会议”，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与印证一番，皆大欢喜。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权威机构先划下一个条条框框，大家来开会、发言、吃喝、旅游，那种会议的唯一意义就是拉动内需。

像这种聚合两种互不相容观点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各抒己见、交叉质疑到激烈争论，举办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会议要顺利，或者避免翻脸拍桌子甚至丢茶杯的最好办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整个会议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例如对发言时间的限制，会议上是否插话打断对方等等。

其次还有重要一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没有强权干涉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一定抱有包容、宽容的态度。会议应该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意见、提出质疑与争论，到此为止。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认为应该多说几句，或者一定要点醒、说服对方。记住，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不应有这个权力。唯一能够做到在思想与学术上“战无不胜”、强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权与强权，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真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应该让这类会议很“和谐”，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义地说，有些儒家学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义不必对儒学太过紧张与恐惧

我认为，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学术走到现实（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不安于纯粹做学问，而是要为帝王师，或者“敢叫人间换新貌”），甚至成为在中国占一定比例的主导思想，和“学问”关系已经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遥；而除非我们把秦始皇的陵寝挖开，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开发商们挖开，儒学发展暂时也只能靠现有的文献与200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与期盼——在中国，能够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把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想同中国现实、中国民众切身利益与长远幸福结合起来的人，不管你是儒者还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定是伟者。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是靠某门“学问”彰显自己，在变革的时代，“学问”往往得靠“学者”来装点与壮大。

儒学兴起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几个，有人看到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认为“人心不古”，要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绝贪污腐败包二奶之恶习；有人看到中国崛起了，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据。正如西方在过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帮学者纷纷拿出了希腊用贝壳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民主传统”说事，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抬出来作为图腾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在为当局探寻执政合法性，试图用儒学思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受到挫折后，想从儒家寻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宪政甚至比这玩艺还好的制度，弄出一个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一小撮痴心不改，继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从这方面说，自由主义者要继续对强权说不，而不是对试图朝另外一个方向探索中国道路的儒者们喊停。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能够达成共识的最核心的内容几乎已只剩下一个框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风靡世界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得几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标准，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与道德标准都各具特色。

试想一下，自由主义既然能够与早期偏执的基督教和谐共处并开花结果（想一下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欧洲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开始打进了中东伊斯兰教的地盘，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就一定与自由、民主、人权水火不容？这说不过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与各地文化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成活，才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适合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东西绝对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人员凋零、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他们推销的一些价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家喻户晓，维权人士、上访户、弱势群体、当官的弱势们、左、中、右几乎都挥舞着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那些概念跳上了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义者不知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怕的现实划清界限呢？还是站出来正本清源，带领大家？又或者被大众牵着走？这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儒学，还是开坛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畴。自由主义最推崇的正是这些自由，并为此一直遭受怀疑与打压。如果对于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儒学，自由主义学者也抱着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儒学应从匍匐在权力脚边站起来

在国家建设与中国前途上，我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错误甚至犯罪，往往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应该只是让自己自由，更应该让他人、让人民自由。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始终应该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者应该像现代人一样保持清醒，你也许幻想有一天弄出“国教”，搞出一个“普世儒教”代替“普世价值”，某一天还能够驾凌于权力之上，驯服那个玩弄了儒教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绝对权力，“再造”一个“内圣外王”的辉煌，但你们得有这样的认识：你能否自由发展，能否成为“国教”，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来拯救，最终得由自由的人民来选择，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强权把你们扶持上去。

因此，你们要对民众言说，在民间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让民众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因此，你得学会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你得对社会不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味依附权力，为执政者寻觅合法性。当受欺负的弱者、追求公平正义而遭受磨难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会不公的广大民众从儒家获得力量与支持，你们也正好站在他们的身边，而不是匍匐在权力的脚边筹谋如何教化民众，那时，中国制造的儒教教义就成为我们口中的“普世价值”。

回顾一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至今，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儒学被玩弄搓揉，儒家们在绝对权力下遭遇的种种不堪与凌辱，现在儒家们应该不难接受这样一个“普世的”的道理：无论你弄出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以“自由”为主的价值观！否则，你再怎么折腾，充其量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从权力的奴婢提升到权力的二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