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
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
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道德化和异化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构成了这一主题的二元叙事结构。期间，各种主义、思想纷纷登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形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论从史出，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一主流思想带有较强的激进主义成分。从思想谱系上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普世价值的拒绝。颠覆、抛弃、拒绝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说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在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逐渐从“观念科学”中脱离，进入世俗，并与政治学说(当时的自由共和主义)相联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法国大革命、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冷战、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等。本文论述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一开始将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种“唯心主义”哲学，随后又将意识形态纳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从阶级的观点，揭示精神劳动者的阶级本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为现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辩护。由此看来，马克思后期反对的不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大师，他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就更为清晰了，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形成了“道统”和“法统”的合一。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国家利益、革命成为全民最高的利益。马克思作为启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异化了。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布尔布特的“大屠杀”是 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化”是悲剧的根源。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它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科学体系，是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所说，“科学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曾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科学精神的主要元素是价值中立、经验、怀疑、逻辑自洽，它与非科学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而意识形态则像道德、美学和宗教一样，是一种价值导向的、主观的、感情化的信仰，尽管意识形态也被包装成一种理论模式，但它不具备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非科学”。
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它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导致专制，它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必须批判和消灭的“异教徒”。这与现代政治所应具备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开放、宽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识形态化
30多年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领袖毅然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模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人们经常将此后的进程描述为“经济转轨”，其实，转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的调整。就前者而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位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和伟人。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立场、观点和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 “实事求是”、“不争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市场和计划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按要素分配，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都显示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和继续。
当前，去“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将之与达尔文进化论并列，认为他们分别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自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做了新的阐述，最终形成了特定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据此对社会形态做了划分。在中国，“姓资”、“姓社”的划分、对公有制和国企的��识、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体制的阶级属性的认定，都反映出这种唯物史观的影响。
传统观点诠释的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单一因素、单向的决定论，即“经济决定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进也是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作为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也无法证明。
“中国模式论”的兴起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兴，它试图逆转邓小平开启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将这些主张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
“意识形态化”曾经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现在又成为横在我们社会转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提启蒙的主题。
回归普世价值
“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 “启蒙价值”(“取代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辩”。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但就社会形态而言，这些差异不足以消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分。普世价值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它不因人种、国别的不同而失去意义。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对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约，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动才使得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预示着“中国价值”将会取代“启蒙价值”成为一种新的普世的典范。我近日写的《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 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一文中对支撑“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做了回应。我认为，这些论据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创新。“取代论”的另一方面的论据是对“启蒙价值”的解构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自欧美进入现代性社会后，这种解构和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病态”和危机，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病”是不是不可医治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不可拯救的？这些问题是因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还是转型后现代社会所遇到的新的问题？
韦伯曾用“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揭示现代社会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病”和危机的深层根源。这一对基础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现代社会远不是一个人类追求实现的“理想王国”，因而人类的这种追求并未走到终点。从理想回到现实，我们所构建的社会能够摆脱或化解基础性矛盾的存在吗？我以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常态，人们的观念、制度的构建要接受这样一组二元结构的存在。我们能做的是在二元张力中寻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二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启蒙价
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国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献、权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价值”本来就是一组具有张力的二元结构。当然，在这个二元结构中，前者是更为核心、更为基础的要素。“中国模式论”则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性社会的误读或曲解，是拒绝普世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因此，“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第二篇：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上）
本文首发于《中外管理》2010年9月４日。
企业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却有赖于资本和团队，而资本和团队自愿“押注”于企业家的创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认同，所以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领导力和企业文化。
企业“活宝”
许多企业家把文化视为企业追求卓越的无价之宝。但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企业家的“跳槽”或“下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企业的文化，通常就是该企业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业之时，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无价”之宝。由此看来，文化彷佛是企业家的“活宝”——在企业和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才是宝贝。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者一把手因故离开了企业，他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也会销声匿迹，风光一时的“无价”之宝会变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规矩必须“萧规曹随”，继任者也会换一套说法，很少有人还会默诵着前任的语录，亦步亦趋。通常只有家族企业才会把家族文化奉为不朽的商业信条。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文化究竟有没有商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不因人而异的普世价值观？
警惕过度“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读为“以文化人”，本来不是商业术语。商人讲文化，通常离不开本民族的人文传统，所以很难永续传承。因人而异的企业文化通常带有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仁义礼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个字尽情演绎，演绎中又可援引诸子百家乃至耶稣佛陀等宗教信条。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话已成“教”，本来是“忽悠”别人的企业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
企业经营的决策是要有独裁的，因为“总裁”就是独裁，而独裁者身边必有谄媚之人，于是乎，企业文化在传播中多半会被没有文化的执行者们曲解，甚至演变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团队，失信于股东，失信于客户。长此以往，企业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过度“文化”是企业经营的一种亚健康形态。
以信为本
文以化人，而企业的“企”字却是“人+止”，从制度产生的本源看，企业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这就要把商业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异的文化诠释区别开来。
在中国，文化正统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社会正统的排序则为“士农工商”，由此推论，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为本，商人以信为本，若把企业家从一般商人独立出来定义为创新的推动者，则“智”字可以代表创新。然而，无论是“信”还是“智”，商业成功的标准都离不开利润，这就要把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商业文化区别开来。
商业文化，无论商人的姓氏为“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成功者都离不开三个字：利-智-信。纯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无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业家，三者缺一不可：无利不起早，无智不创新，无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说明成功和成仁是分离的，破产企业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却未必都能成为好商人。仁德礼义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则是为商之道，其中以“信”为至尊，所以说，商人一诺值万金。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中）
本文首发于《上海证券报》2010年9月29日。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认清“利-智-信”
企业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讲文化而不言利，这是商人的虚伪。从商者，可自我冠名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业文化的杂交概念，混淆了社会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差别。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前者解读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解读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后者诠释社会人的道德情操，解读了理性自然人的行为。企业家群体，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为主体，作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为企业家要成长创新。因为，企业家是公司创新成长的永动机，而利润则是永动机的润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温文恭俭让，而企业家的天性却必须承担责任，挑战风险。
企业文化若绝口不言“利”，不仅漠视了资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违背了企业家的诚信准则，看似高雅智慧，其实虚伪愚蠢。在商业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特别是管理上市公司的企业家，诚信为本，“信”有三面：一要面向投资人，求信用；二要面向管理团队，求信任；三要面向消费者，求信心，三者缺一不可。企业家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资本、团队和客户，而资本重“利”，团队重“智”，客户重“信”，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就是“利-智-信”，其价值实现的方式可量化为企业的利润、创新和商誉。
企业家和普通商人的差异在于“智”，没有智慧的商人如过江之鲫，有智慧的企业家是百里挑一。企业之“利”若包含了创新利润就是“厚利”，有别于普通商人的“薄利”。犹太商人崇尚“逐厚利”，中国商人注重“薄利多销”，我们常说犹太人贪婪，这可能包含着自卑。消费者若愿意支付“厚利”的价格，是因为在“厚利”之中有企业家的溢价，也就是“智”的货币化。
企业文化与有文化的企业家
现实生活中的企业都是由个性化的企业家所代表的，有文化的企业家就像名牌商标一样，以其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使企业流光溢彩，但却不能因此说没有文化的老板们就不是企业家。企业文化的价值和企业家的文化素养不同，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标准化和差异化的和谐。
有文化的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特殊的溢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认同会产生团队的凝聚力，从而淡化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股权投资产业中，投资的成功仰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最为重要，天有不测风云，商场无穷变幻，惟有“人和”是可以经营的。
因此，有文化的企业家能把企业文化较快从“利”升级到“智”和“信”的层面，将企业的逐利行为升华到智慧与诚信的货币化，而创新和守信是企业的厚利之源。现代企业的文化是厚利文化，所以资本市场才会给企业两种溢价：创新溢价和成长溢价。
第三篇：普世价值的论文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
最近几年，“价值哲学”和价值观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原来，中国学术界并不太看重它。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曾经撰写和出版过一本《价值哲学》，影响不大。现在我们研究和批评“普世价值”，得从“价值”一词讲起。1.一般“价值”概念——价值意识——价值观的特征
价值哲学原先不太受重视，不是完全没有原由的。因为它不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思考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其特点有：（1）自明性。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体系中，经济学之外的“价值”问题，一般的“价值”意义，是一个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尽管含有丰富的“价值”性内容，但他们是通过一般语词，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图”、“崇高”和“伟大”等用语，而内蕴地和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没有正面和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只是在批评瓦格纳经济学著作时写道：“‘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1]。但这显然只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还不是哲学的价值概念。（2）合理性。非经济学的“价值”问题，的确有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空间。人们在正确的客观性的认识与实践行动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意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一种在“评价”主客体关系和功利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其中需要和包含有价值意识。哲学上称之为包含有“目的”和“意图”在内的、作为实践直接动因的“实践观念”。由此，我们需要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或社会价值观——价值哲学。（3）脆弱性。价值哲学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朝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的产物。文德尔班说过：哲学像李尔王把自己财产分给了子女而成为乞丐——只剩下“价值”。张东荪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学历史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价值”内容的主观性、主体性很强。英语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译为主体性、又可以翻译为主观性。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中，价值哲学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价值”概念和价值理论的确立，始终需要有其客观基础、需要以其真理性认识作为前提，才能具有现实性和可靠性。如果离开了事物的客观性和认识的真理性，单纯从人们的主体性甚至仅从其主观意志出发，而讲需要、讲效用、讲功利和讲价值，以及所谓“价值实现”，那么就有可能像实用主义那样，很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义。2.当前一些人张扬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说法和意图
目前，在当今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超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应当说，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还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一些共性的现象、思想文化因素，为所有的人所共有，或关系到所有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世的价值因素。但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现在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和超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其意向和主张如下。
（1）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抽象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终的制度归宿”。如有人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又有人说，西方的“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行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的程度”[2]；还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3]。有人甚至说，“西方是人类的西方，不是西方的西方；西方的观念，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的观念”。这些人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称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类文明的主流”，公然为“全盘西化论”翻案[4]。有学者说：“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说这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5]。
（2）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如有人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6]又有人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7]还有人说，“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8]，意在改变我国的一切。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误解和企图误导。
（3）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和歪曲为“普世价值”。有位教授说，“解放思想应该有个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他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9]于是，一些人正在筹划《大家西学》丛书，共计划出版31本，已经出版了15本，大肆鼓吹普世价值。丛书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出版的意图是14个字：“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观念读本”。
4）有些人张扬普世价值，名曰谈“学术”，实际上是在做政治文章。其政治目的，是公开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鼓吹“要从‘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中解放出来”，“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有人说，“在所有制结构上，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一些人觉得现在经济改革不如意，“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他们的所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就是要抛弃现阶段实行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让私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实现私有化。二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主要锁定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美其名曰“民主宪政”。说“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10]其实，他们是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是“集权制度”和“病态社会”，应改变为与所谓“普世价值”相适应的，即以西方的特别是像美国那样的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制度”[11]。他们甚至公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说“‘先锋队’理论已经完全不能适用于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12] 显然，问题的实质是这些人公开地主张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就是要误导中国通过他们所曲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走上他们向往的资本主义道路，还美其名曰，“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道路。3.“普世价值”被大肆张扬的政治背景、舆论氛围和破解之策
（1）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进行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未停止过。
（2）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继续鼓动经济私有化的同时，正集中力量从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鼓噪“民主宪政”，企图从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突破口”，实行“全盘西化”，改行资产阶级多党制，走台湾的所谓“宪政之路”，想要共产党让权下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3）目前，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正在大行其道。有一句名言：“让世界充满爱！”一般讲这种话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意和真诚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只有全世界都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阶级，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达到这种美好境界。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在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看“让世界充满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以及以“关于爱的呓语”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舆论中的复活。而且，这种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我国目前一些媒体的基调。毫无疑问，我们对于亲人、同事、朋友和人民群众，当然要讲亲情和友爱；同时也要讲是非和原则、要讲真善美、要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国的舆论工具，在思想宣传上，当然应当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努力贴近群众。但是，还必须尽量做到广泛的群众性与正确的导向性的统一。如果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自己的宣传工具，通常不讲正确的政治意识、不讲应有的理想信念、不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大肆讲抽象的“人性”和“博爱”，这未免太单调和太贫乏了。须知，在阶级社会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中，所谓“人类之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良好愿望而已。（4）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软肋”，就是广泛地存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即不少人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即对于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熟视无睹；对于当今世界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他们不以为然。因此，不少人极力回避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有人说“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了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观察国内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和“指导线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以前，是不可能“过时”和失效的，而必须结合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和不断发展。
我认为，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治本之策和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就是必须坚持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坚持准确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共产党人就是自我解除思想理论武装，就难以澄清思想理论混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405页。[2] 《改革内参》2007年7月1日。[3] 《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4]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5]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6] 《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7] 《改革内参》2008年4月20日。[8]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9]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0]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1] 《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12] 《领导者》2008年第2期。
第四篇：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 吴 思）
第五篇：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周末参加了在广东从化举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会议是由儒学（儒教）知名学者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共同参与，他们各自召集了一批专家学者与铁杆粉丝为自己的阵营呐喊助阵，向对方发起毫不留情的“进攻”。我既不是儒学那派邀请的，也不是自由派喊来的，属于唯一一位路过、打酱油的，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位一言不发的与会者。
这样两派学者们到了一起，场面不难想象，激烈的观点碰撞、夸张的性格彰显、火爆的场面，我差一点后悔没有带上防弹衣。但不得不说，这种会议应该多开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都类似“同仁会议”，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与印证一番，皆大欢喜。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权威机构先划下一个条条框框，大家来开会、发言、吃喝、旅游，那种会议的唯一意义就是拉动内需。
像这种聚合两种互不相容观点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各抒己见、交叉质疑到激烈争论，举办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会议要顺利，或者避免翻脸拍桌子甚至丢茶杯的最好办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整个会议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例如对发言时间的限制，会议上是否插话打断对方等等。
其次还有重要一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没有强权干涉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一定抱有包容、宽容的态度。会议应该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意见、提出质疑与争论，到此为止。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认为应该多说几句，或者一定要点醒、说服对方。记住，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不应有这个权力。唯一能够做到在思想与学术上“战无不胜”、强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权与强权，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真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应该让这类会议很“和谐”，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义地说，有些儒家学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义不必对儒学太过紧张与恐惧
我认为，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学术走到现实（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不安于纯粹做学问，而是要为帝王师，或者“敢叫人间换新貌”），甚至成为在中国占一定比例的主导思想，和“学问”关系已经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遥；而除非我们把秦始皇的陵寝挖开，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开发商们挖开，儒学发展暂时也只能靠现有的文献与200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与期盼——在中国，能够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把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想同中国现实、中国民众切身利益与长远幸福结合起来的人，不管你是儒者还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定是伟者。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是靠某门“学问”彰显自己，在变革的时代，“学问”往往得靠“学者”来装点与壮大。
儒学兴起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几个，有人看到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认为“人心不古”，要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绝贪污腐败包二奶之恶习；有人看到中国崛起了，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据。正如西方在过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帮学者纷纷拿出了希腊用贝壳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民主传统”说事，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抬出来作为图腾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在为当局探寻执政合法性，试图用儒学思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受到挫折后，想从儒家寻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宪政甚至比这玩艺还好的制度，弄出一个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一小撮痴心不改，继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从这方面说，自由主义者要继续对强权说不，而不是对试图朝另外一个方向探索中国道路的儒者们喊停。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能够达成共识的最核心的内容几乎已只剩下一个框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风靡世界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得几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标准，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与道德标准都各具特色。
试想一下，自由主义既然能够与早期偏执的基督教和谐共处并开花结果（想一下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欧洲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开始打进了中东伊斯兰教的地盘，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就一定与自由、民主、人权水火不容？这说不过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与各地文化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成活，才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适合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东西绝对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人员凋零、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他们推销的一些价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家喻户晓，维权人士、上访户、弱势群体、当官的弱势们、左、中、右几乎都挥舞着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那些概念跳上了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义者不知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怕的现实划清界限呢？还是站出来正本清源，带领大家？又或者被大众牵着走？这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儒学，还是开坛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畴。自由主义最推崇的正是这些自由，并为此一直遭受怀疑与打压。如果对于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儒学，自由主义学者也抱着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儒学应从匍匐在权力脚边站起来
在国家建设与中国前途上，我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错误甚至犯罪，往往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应该只是让自己自由，更应该让他人、让人民自由。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始终应该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者应该像现代人一样保持清醒，你也许幻想有一天弄出“国教”，搞出一个“普世儒教”代替“普世价值”，某一天还能够驾凌于权力之上，驯服那个玩弄了儒教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绝对权力，“再造”一个“内圣外王”的辉煌，但你们得有这样的认识：你能否自由发展，能否成为“国教”，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来拯救，最终得由自由的人民来选择，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强权把你们扶持上去。
因此，你们要对民众言说，在民间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让民众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因此，你得学会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你得对社会不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味依附权力，为执政者寻觅合法性。当受欺负的弱者、追求公平正义而遭受磨难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会不公的广大民众从儒家获得力量与支持，你们也正好站在他们的身边，而不是匍匐在权力的脚边筹谋如何教化民众，那时，中国制造的儒教教义就成为我们口中的“普世价值”。
回顾一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至今，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儒学被玩弄搓揉，儒家们在绝对权力下遭遇的种种不堪与凌辱，现在儒家们应该不难接受这样一个“普世的”的道理：无论你弄出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以“自由”为主的价值观！否则，你再怎么折腾，充其量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从权力的奴婢提升到权力的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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