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价值观（范文）

第一篇：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价值观（范文）

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价值观

肖知兴

共享型与牺牲型价值观

建设智慧型组织的第一步是实现精神资源的共享，也就是建立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这里的“共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该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内在认同，也就是英文中的“BUY-IN”，其意思是，不仅仅是员工口头上、在使用正式话语系统时认同，而且是在信仰层面、理性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全方位的认同。

第二个方面，一种核心价值观，如果想让趋于无限多的成员在趋于无限长的时间内产生趋于无限的内在认同(三个无限)，必须是一种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基于最普世、最恒定、最可复制的原则的价值观，这个原则就是平等原则或者对等原则。平等原则在企业层面可能表现为很多更细分、更具体的价值观形式，如契约精神、对制度的尊重、对个体的尊重、合作精神、信任精神等，但归根结底，对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的验金石都是一条：是否有共享的精神，企业的成员是否能在一起分享知识、分享财富、分享快乐，因为这些分享，从而拥有更丰沛的人生。没有共享精神的价值观，就绝不是均衡的价值观，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段产生内在的认同，不可能达到建设智慧型组织的目标。与基于平等精神的共享型价值观相对立的是掠夺型价值观。掠夺型价值观如果宣称它们自己是掠夺型，就达不到掠夺的目的，所以，掠夺型价值观永远不会以掠夺型价值观的面目出现，他们永远有一个推在前台的唱双簧的伙伴，就是牺牲型价值观，敲锣打鼓、管急弦繁地向员工大力推荐和灌输，这个灌输牺牲型价值观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洗脑。被洗脑的员工只知奉献，不知回报，努力“奉献”的结果通常是，收获一大堆纸奖状和玻璃奖杯，企业的所有权却在不知不觉中地被暗箱操作，暗度陈仓。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我这样说并不代表反对利他主义道德本身。对于出于个人信念出发的真诚的利他主义者，我与很多人一样，对他们表示最虔诚、最真挚的敬意。而且，基于对等原则的利他主义同样能够成为分享型价值观的基础。企业主严于律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父慈然后子孝。

日韩企业在二战后的相继崛起，某种程度就是这种良性循环的结果。与此对比，牺牲型价值观的本质却是，既得利益者、强者、统治者为达到自我表现利益最大化而对他人提出的单方向道德要求和牺牲呼吁，简而言之，是权谋，是“瞒与骗”的老招术。庄严的道德招牌之下，打的是极端利己的、无法见人的丑陋算盘。

中国盛产牺牲型价值观。儒家从一家之言走向庙堂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从强调小圈子内合作关系的、朴素的利他主义走向牺牲型价值观的过程。古往今来，不乏古道热肠的知识分子，把已经庙堂化的儒家当作利他主义来信仰，把旧式军阀当“真龙天子”来拥护；也偶尔确实有一些努力实现“王道”的明主，致力于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爱人者，人恒爱之”的良性循环。但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统治者劫持的儒家道德观都是瞎子打灯笼：照别人不照自己。

令人惊讶的是，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之后，从西方选择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成为新传统，却也同样面临被庙堂化 的危险。在很多地方，新旧传统的话语体系变了，精神实质却是一样的。华为的价值观改造

在如何把传统价值观改造成共享型价值观方面，华为公司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任正非一方面几乎以利他主义价值观要求自己，如生活朴素，不设专车，吃饭、看病一样排队，与员工付同样的费用，没有一人独大、控制公司股份等等；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共享型价值观。

典型的提法包括：“坚持人力资本的增值大于财务资本的增值”、“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努力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华为基本法》)、“不能叫雷锋吃亏，以物质文明巩固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来形成千百个雷锋成长且源远流长”(任正非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传统价值观的话语，达到建立共享型价值观的目的。通过使用雷锋这个传统的榜样，一方面强调了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物质回报，巧妙地用共享型价值观改造了传统价值观，沟通效果非常好。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也是这样一个对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的好例子。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说到：“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提意见，相互提意见时一定要和风细雨。我认为，批评别人应该是请客吃饭，应该是绘画、绣花，要温良恭让。一定不要把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有火药味的会议，高级干部尖锐一些，是他们素质高，越到基层应越温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一年不行，两年也可以，三年进步也不迟。我希望各级干部在组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千万要把握尺度。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像绘画、绣花一样，细细致致地帮人家分析他的缺点，提出改进措施来，和风细雨式最好。”通过 对个体的尊重，这里的民主生活会已经摆脱了它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化平淡为神奇，成为类似于西方领先企业中的反思(reflection)和辅导(coaching)的先进管理实践。

华为公司的共享型价值观的一次最集中的体现是任正非大力培养的接班人李一男离开华为独立创业的例子。中国企业，创业期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一朝反目，相视如仇的庸俗肥皂剧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遍。按照这个套路，李一男要想离开华为，只有一条路：鱼死网破。

但这一次故事却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李一男从华为离开时，竟然用理论上完全可能是一纸空文的内部股换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网络设备，为他创立港湾公司奠定了基础。一年后，瑞银华宝的华平投资和上海实业的龙科创投分别将16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投入港湾公司，港湾公司从此发展迅猛，大有“复制华为”之势，成就了业界的一段佳话。

联想之失

与华为相比，联想以IBM和惠普为师，以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汲取它们的个体主义思想，努力建设共享型文化的过程，显得波澜不惊。大家对杨元庆在联想公司推行直呼其名的做法可能印象较为深刻，看起来是小事，其实质是在用平等思想改造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等级文化。

联想的文化不高调，不强调新旧传统中的那些牺牲型价值观。著名的提法包括：“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会练的才是真把式”(柳传志语)，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表达能力，实际上也是鼓励劳动者通过沟通，取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联想的4条价值观(“服务客户，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中的第三条“诚信共享”，公司的标准解释为：“我们诚实做人，注重信誉，坦诚相待，开诚布公；我们尊重他人，注重平等、信任、欣赏和亲情；我们分享远景，相互协作，共享资源，共同发展；我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不讳言个人利益，平等、尊重、信任、分享，联想已颇得共享型价值观的精髓。问题出在柳传志交班之后。2004年初，联想公司在未完成三年计划后实行战略性重组，裁员5%，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公司员工的一篇《公司不是我的家》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领导者战略上犯的错，却要员工承担”。联想的共享型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

为压缩5%的人工成本，付出的代价是员工对公司核心价值观以及对领导层整体战略部署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感，这次自以为是地学“大象跳舞”的裁员的确是一出化虎不成反类犬、得不偿失的大昏招。按道理，集体暂时降薪、主动离职计划、内部创业计划都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千夫所指，联想一时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一向颇有大将风度的柳传志也在镜头前露出了一些窘迫之态。

“联想确实有一些战略上的失误由员工承担。企业要诚恳地对员工说对不起。”他勇敢地向媒体承认，算是挽回了一点联想在这次比战略失误更重大的价值观失误中的损失。2004年7月份，公司高层在联想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为反映上年度的经营业绩，大幅下调董事局成员薪酬，平均减少了40%，杨元庆则减少50%以上。早有此举，何必当初。

发掘本土精神资源

华为、联想这些优秀中国企业在建立共享型价值观时，都很注重向西方企业学习。但不能忽视的是，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土精神资源的问题。这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要成为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必须上升到“道”的高度，“道也者，不可必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必须具有一种无庸质疑、不可妥协、毫无谈判余地的特质，也就是说，除了在理性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得到员工的认同，还必须进入信仰的、精神的领域。

而企业的价值观，要想进入这个层面，必须得到企业之外的更一般、更广博的信仰层面的精神资源的支持。而信仰是非常私人化、个人化的体验，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洋装、洋房、洋车，样样顺手，不觉得有什么隔阂，而西方人的精神文明，特别是信仰领域的文明，很多即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如基督教中的原罪、复活、三位一体观念等等。所以，这就迫使中国的企业领袖必须回头向更深广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发掘共享型文化的基因，依靠这些本土基因，来实现与同文同种的本土员工精神层面的顺畅沟通，从而建立共享型核心价值观。

任正非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我的父亲母亲》中有详细叙述)，使得他在创造性地使用新传统话语方面得心应手。当然，随着198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进入公司，这些新传统话语是否能继续保持它们的沟通魔力，也是一个问题。在向传统文化发掘本土精神资源方面，任正非也是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孝道、报恩、吃苦、自律等传统价值观的张扬，打动了很多有类似

经历的、同样苦孩子出身的、毕业于内地工科大学的华为员工，展纸临屏，为之泪落。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价值观的共享能够为公司的队伍带来什么样的士气和战斗能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篇著名文章以及随后的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企业精神进行发扬的另一名文《北国之春》，在华为遭到最大困难的2001年发表，应该不会是巧合。

同样毕业于军队工科院校的柳传志的文字表达能力可能不如任正非，但他从父辈身上学习优秀传统品德的做法，和任正非是异曲同工。柳传志曾在多种公开场合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我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块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叮嘱：“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一代企业领袖倡导的以敬业、诚实、正直、信用为核心的现代职业伦理体系的背后，不难发现的是历经苦难的中国人难于泯灭的传统儒家的朴素爱人情怀，以传统儒家的父爱主义的教化方式，代代相承，成为中国企业的共享型价值的精神源泉。

儒家传统与中国企业价值观建立

很多人批判儒家传统，同样也有很多人悼念儒家的失落，事实上，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小传统”、支传统、民间话语体系的儒家并没有在中国完全断裂，正式的典籍和礼仪系统也许不在继续，但儒家精神中的优秀成分，一直在被优秀的中国人以典型的儒家方式默默地薪火相传。

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也许不可避免地是儒家精神的实践者。推己及人，从亲情到友情，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种道德体悟的方式，是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不是几声激昂的全盘西化口号能改变的。我们都已经深深地打进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烙印。全盘西化，好比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主观上可钦可佩，客观上却导致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保护和创造性转换的忽视，最后可能陷入精神上“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无家可归的尴尬处境，彻底丧失立身之本。

儒家中的优秀成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企业建立共享型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这背后不仅仅是儒家作为一个信仰体系之一的丰富性和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儒家良好的精神内核。台湾的殷海光早年是反传统的斗士，晚年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概括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大意是，孔仁孟义、佛陀慈悲和基督博爱，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大信仰体系，它们的核心是一致的。佛教倾向与出世，多大程度可以成企业价值观的源泉，还值得研究。儒家要承担这个任务，当然首先要摒弃儒家中庙堂化、洗脑化、意识形态化的牺牲型的话语成分。

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很难避免的一项工作是，如何发扬儒家传统中尊重个体、注重平等的优秀成分，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博大精深的文化支持。惟以此，才能保证企业的所有成员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对核心价值观的不离不弃的维系和不折不扣的坚持，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

第二篇：1-2014-我们需要怎样的“核心价值观”

【小编的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层面，划定了价值航标。人民日报近期刊发5篇评论员文章，详解核心价值，我们集纳在一起，希望能对您思考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

—— 一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奇迹，也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辉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才能引领 思潮、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在追逐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弘扬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强大？

“倡导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 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社会激发起强烈的共鸣。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对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关注更甚 以往，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归属感尤为强烈。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 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构建现代文明的国家理念，体现了为公民营造踏实的幸福感、让国家铸就更强软实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 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三个“倡导”的指导要求，正对应这三个层面的时代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议、产生认同、赢得共鸣的原因所在。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失去了理想 信仰，内心没有约束，行为没有顾忌，再多的外部要求，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丢失了主导价值，没有了明确准则，冲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就是在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生奋斗的梦想之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是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从知与行的角度，发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 意愿、道德情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才能产生凝聚力、焕发战斗力，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 基础。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活动，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联系起来，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不断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不仅为国家发展助力，更为民族进步铸魂。

追求矢志不移的强国梦想

—— 二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转型期中国，最需要的是共识的凝聚、精神的引领。穿越历史的三峡，靠什么蓄积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又该如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神州百年，沧海横流。如果说有什么理想能够始终将亿万中国人凝聚在一起，那就是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我们国家的价值目标，并将之置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层面。

时光的年轮，铭刻着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辛步履。面对瓜剖豆析的悲惨命运、山河破碎的惨痛经历，无数仁人志士为强国梦上下求索的不懈努力，构成了 中国近代史一条悲怆激昂的主线。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在岁月长河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人骨气与底气的源泉。接过历史的接 力棒，我们这一代人，理应自觉承续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汲取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大河没水小河干”，朴素的道理告诉人们，国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正因此，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国家层面标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刻度。“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 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从这个意义出发，处于前所未有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的中国，尤其离不开这一理想信念来引领思潮、凝聚共识，守望共同精 神家园。

在利益多元、思想多样、观念多变的时代推进改革，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国家有目标，人民才有希望。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逐步展开后的价值诉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向导航，深化改革的价值共识才能够形成，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凝聚，“改什么怎么改”的国家意志才能够明确。

“行百里者半九十”，离梦想越接近，可能遭遇的挑战越艰巨，前行的脚步也须更坚定。我们必须清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将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不会一帆风顺，更难一蹴而就。惟其艰辛、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强国梦想融于个人奋斗，中 国必将以强国之姿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坚守公平正义的共同信念

——三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崇尚自由、平等，市场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追求公正、法治，社会生活才有崇德向善的道德风尚。

当今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更高层次的挑战。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领域的利益纠葛、无序竞争、行为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物质生活逐渐丰 盈，人们的权利意识水涨船高，对公平正义有新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如此强调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将“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

细数改革面临的硬骨头，多数都与人们的“公平焦虑”有关。教育公平、医疗改革屡屡拨动心 弦，诉说着人们真诚向往平等的发展机会；收入差距、身份歧视动辄引发关注，折射出人们满心渴望公正的社会环境；司法案件频频成为舆论热点，反映着人们热切 期盼法治政府和司法公正。发展起来以后，多元思想不断交流交锋交融，越是众声喧哗，越要坚守公平正义的共同信念，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引领 思潮、凝聚共识、整合社会。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努力方向。市场经济本就崇尚身份平等和规则公平，现代社会更以公 正和法治为价值核心。如果公平的阳光变得晦暗、正义的空气逐渐稀薄，市场经济就可能异化为茹毛饮血的霍布斯丛林，现代社会可能陷入你争我斗的零和游戏，社 会主义本质就难以彰显和体现。相反，当机会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信任才会蓬勃生长，公民美德才会蔚为风尚，个体的绚丽人 生才能绘入中国梦的美好图景。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不仅需要价值共识的弘扬，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制度文明的建设。十 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三中全会强调“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 会体制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勇气，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消除体制机制的 积弊，才能为公平正义的价值生长创造更好的制度土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有赖于释放社会活力、激扬内生动力。当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共同追求，当公平正义的阳光洒向每个角落，社会活力才会竞相迸发，内生动力才会充分涌流，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才能获得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

——四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需要每个公民的协力；打造奋发的时代气质，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参与。

今日中国，“到此一游”触动的深刻反思，“扶起老人”引发的热烈讨论，无不折射国人对道德良知的珍视、对高尚品格的向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正是从公民层面提出的价值准则，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树立的道德规范和 价值追求。

再大的社会，也是由个人组成。个人的价值选择，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所在、根本所系。涓流汇海、积土成山，每个人秉持怎样的道德意 愿、践行怎样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样的人格品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面貌、形塑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积小我为大我、聚个体为群体、集小气候为大气候，才能绘就社 会主义中国的美好价值图景。

回顾历史，“中国奇迹”的书写、“中国故事”的讲述，都离不开万千胸怀报国理想、坚持道德操守、激扬蓬勃朝气的普 通人。青春报国、托起飞天梦的科技功臣，扎根农村、带领乡亲致富的大学生村官，精益求精、为“中国制造”增光添彩的产业工人，殚精竭虑、为服务群众不辞辛 劳的基层干部，一诺千金、宁肯散尽家财也决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兄弟”„„正是一个个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个人，支撑起共和国大厦的脊梁，筑牢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基，催动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步伐。

当前，社会深刻变革、开放不断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 性明显增强。有理想迷失、信念动摇者，有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者，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暗中滋长。但越是纷繁 复杂，越要站得住脚跟，越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的压舱石、价值的定盘星，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

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怎样的行 动。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才能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有“善学者能，多能者成”的敬业作风，才能把握人生出彩的机会；有“以信立身、以诚处 世”的诚信品格，才能赢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友善态度，才能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价值，让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个人与他 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人生带入更高境界。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深化改革重任在肩，民族复兴曙光在前，每个公民都从自己做起，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生之舵，必能鼓起梦想之帆、驶好梦想之船，为事业的进步、国家的前行凝聚起最磅礴的力量。

呼唤莫若实干 心动不如行动

——五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就在我们驰而不息的努力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24个字的“三个倡导”，在人们心中引发强烈共鸣，兴起了关于价值观的热烈讨论，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全社会崇善向德的共识。无论 是赞扬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表达对崇高价值、淳朴风气的向往，还是关注“扶人”问题、批评“挺黄”言论，深化对道德失范、社会丑恶现象的反思，都说明 核心价值观寄寓国家理想、凝结社会期待、诉说共同愿望，是思想道德领域的“最大公约数”。呼唤莫若实干，心动不如行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当其时，需要我们乘势而上、奋发有为。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道德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唯有付诸行 动才能实现价值。将各个层面的价值理念彰显于国家发展、社会运行、个人生活的过程与细节，增厚道德土壤，实现社会风气的净化，实干是最响亮的语言，行动是 最有力的证明。公务员为群众办好的每一件实事，是敬业的诠释；商家为消费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诚信的代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热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 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是道德建设的奉献者，也是道德风尚的受益者。以实际行动彰显价值追求，让价值理念转化为价值风尚，我们就能享受到良好 价值观带来的福祉，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

传递正能量，还需化解负情绪。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既要倡导奉献，放大榜样力量；也要敢于说不，防范 破窗效应。在一些领域和一些人当中，价值判断没有了界限、丧失了底线，甚至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耻为荣。激浊才能扬清，抑恶才能扬善，对那些伤风败俗的 丑恶行为，对那些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挺身而出敢于“亮剑”。让造假者受到惩罚，让讹诈者付出代价，让是非不分者受到教育，才能澄 清模糊认识、捍卫道德底线，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文明不是一天养成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蕴涵着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到普通公民 的积极参与，每个人多一些担当、尽一份心力，就能汇聚起推动社会前行的强大力量，让道德航船乘风破浪，把中国推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第三篇：中国企业怎样开展品牌营销

中国企业怎样开展品牌营销

一、品牌营销的内涵

品牌营销的本质是以打造品牌为第一目的，通过品牌的价值提升来推动产品的营销和产品线的拓展，进而确立企业品牌及产品在客户-用户心理货架上的至高位置，减少客户-用户在选择产品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满足客户-用户的心理需求和购买欲望。

品牌不是产品，但品牌包含了产品，品牌在产品之上增加了附加价值即精神体验和享受价值。

品牌营销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开展工作：

1、做好品牌战略规划、品牌定位、品牌核心价值提炼、品牌个性塑造、建立品牌联想、品牌价值提升等品牌精神内涵工作。

（1）品牌战略规划

品牌战略规划是企业品牌经营的行动纲领，它决定着企业品牌的发展方向。品牌战略规划主要确定企业是实行多品牌战略、联合品牌、单一品牌战略、还是单一家族化品牌战略；是实行品牌特许经营、还是品牌虚拟经营；等等。

企业选择哪种品牌战略是受其所拥有的资源及发展方向所决定的。例如对一家资源并不十分充足且市场容量有限的种业企业来说，尽管它经营水稻、玉米、棉花、油菜等多条产品线，但它不适宜选择多品牌战略，而应选单一品牌或单一家族化品牌战略。多品牌战略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宝洁公司，旗下洗发水产品拥有诸多品牌如海飞丝、潘婷、飘柔、沙宣等，多品牌战略可以说是“大玩家”的游戏。

（2）品牌定位

定位是企业建立在行业市场调研、行业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确立以后，企业对其产品或品牌确立市场地位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确立企业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理货架上的位置。定位过程实质是企业确立企业战略的过程，它决定着企业后续制定的竞争战略及其营销策略，它属于战略层次。准确的定位有利于企业进行市场区隔并集中火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质是强调自己与市场其它竞争实体的不同之处。

品牌定位不是针对产品本身，而是针对存在于消费者心智网络中的对品牌的认知。除了在零售终端存在产品货架外，在消费者的心智网络中也存在一个对应的货架，这个对应的货架就是品牌在消费者心智网络中的位置。它影响着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习惯和减少购买决策的随意性。如果仅是将货物铺到零售终端的货架上，而没有铺到消费者脑海中的那个货架，那么这种定位是注定要失败的。

企业对其品牌定位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品牌定位应涵盖企业所有产品线。如果这个品牌旗下有多种产品，那么品牌定位应考虑兼容这些产品，找出它们的共同特质；如果是单一产品，也要考虑这个品牌在将来能否包容更多的产品；如果企业在将来其资源优势或行业发展都发生了很大逆转变化，而企业需要涉足新行业，此时，需要对品牌进行重新定位。

品牌定位包含产品定位。品牌定位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依附于产品实体提炼出来。如农夫山泉的天然水，“农夫山泉，有点甜”。

品牌定位应能击中目标消费者心灵深处的那根心弦，真正从内心深处打动目标消费者。

企业品牌定位应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的品牌定位，创造差异化。力求在品牌个性和形象风格上有所区别。

（3）品牌的核心价值提炼

品牌的核心价值是品牌的精髓，是品牌最核心且不随时间转移的要素。品牌的核心价值是品牌传播的基础。品牌的核心价值是指品牌能给客户和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利益。是否提炼出适合企业发展的品牌核心价值，是品牌营销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品牌就像一个人，她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她是有性格的。这就是品牌个性。品牌个性是区分品牌与品牌之间差别的重要依据。

品牌个性不同于品牌定位。品牌定位是指被执行者拿出来经常向消费者宣传的品牌认同，它是由内而外的，而品牌个性却是消费者对品牌人格化的评价，它是由外而内的。品牌定位是确立品牌个性的必要条件。品牌定位不同，品牌个性则显得模糊不清，产品也就无法叩开消费者的心扉。随着产品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人性化的品牌才

1能深深感染消费者。

品牌个性塑造要注意：

考虑消费者的未来期望；以情感的方式树立品牌个性；从品牌定位及核心价值出发考虑品牌个性；品牌个性越简单越好；

（5）建立品牌联想

品牌是存在于消费者心目中的资产，它是无形的。只有你的品牌深根于消费者的脑海里，她在购买产品时，才会首先联想到你并激发购买你的产品动机。品牌联想建立是个长期过程。

2、推行整合营销（品牌）传播IMC。

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基础是4C理论，而非传统的4P理论（产品、价格、通路、促销）。

Consumer’ needs and wants：产品先搁到一边，赶紧研究 “消费者的需要与欲求”，不再卖你所能生产的产品，而要卖用户想购买的产品。

Cost：暂时忘掉定价策略，了解消费者要满足其需求所须付出的“成本”。

Convenience：忘掉通路策略，思考用户购买的“方便性”。

Communication：最后，请忘掉促销。“沟通”才是根本。整合营销（品牌）传播倡导“坚持一个声音、一个原则”。这个声音或原则就是要保持传播内容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传播内容主要强调在一定时段里，根据传播目的来合理安排是传播产品卖点USP，还是传播经营理念，还是传播品牌的核心价值。不管是传播哪种内容，都要保持前后一致性。

整合营销传播的产生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产品趋于同质化，各种营销模式易被复制，而“唯有存在消费者心目的品牌价值才是永恒”这一时代下产生的。它强调与消费者之间保持“一对一”沟通，而不是大众传播“一对多”。整合营销（品牌）传播特别注重CI或VI的设计与应用。没有良好的CI或VI，消费者得不到视觉冲击，留不下深刻印象，很难起到传播效果。

3、进行品牌拓展

品牌拓展是当企业新开一条产品线或涉入新的行业时，其采用品牌的战略方式。例如是采用多品牌战略，还是单一家族化品牌战略，还是单一品牌战略。具体采用哪种品牌拓展战略，依据企业资源、市场地位和发展方向来定。

二、种业为什么要推行品牌营销

依前言所述，种业市场悄然发生如下变化：一是种业市场正在发生整合与裂变；二是种业公司纷纷在进行战略转型；三是市场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整个种业市场正处于产品力、营销力和品牌力“三合一”的营销交织状态。出现这种市场状态的原因：一是因为资本力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力量未有效发挥作用，导致中国种业寡头迟迟未能出现；二是农作物品种资源有限、科研育种方式单一以及品种审定制度缺陷等，导致产品同质化越来越高。种业市场经常出现“换汤不换药”、“新瓶装老酒”、“旧瓶装新酒”等现象。

面对这样的市场，中国有志长大的种业公司该怎么办？如何开展着眼于长期效益和效率的营销战略管理工作？笔者认为：种业公司的市场整合是必然的，产品同质化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必然决定种业公司唯有走品牌营销之路，才能生存并长大。任何忽视品牌营销，过于炒作的商业行为注定是短命的。当然品牌营销不是忽略产品力和营销力，而恰恰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一种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方法。产品是基础，营销传播是手段，品牌打造才是目的和根本。

三、种业公司如何推行品牌营销

就目前业市场状态来说，绝大多数种业公司尚未认识到品牌营销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品牌营销工作，想当然地认为品牌营销就是做些广告，开展一些促销活动。而忽视品牌营销的精神内涵（如品牌规划、品牌定位、品牌核心价值提炼、品牌个性塑造等）、整合营销传播和品牌拓展工作三个环节。

第四篇：建设中国企业文化要坚持四元价值观

建设中国企业文化要坚持四元价值观

企业文化建设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企业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已成为一门学问开始进入我国研究和教学的殿堂。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企业政治思想研究会和研究热潮，已为近年来企业文化研究会和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所升华。这个现象说u，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已不仅局限在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个层面，而且扩展到了更深的层面—一企业文化层面。江泽民同志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应当是先进的现代企业文化。我们做企业的同志和做企业文化研究的同志要努力工作，为建设先进的中国的企业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进入 21世纪，中国企业面临一系列激烈的挑战。

一是由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挑战。这里包括单一的国有制向多元的所有制结构转型，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型，厂长负责制向法人治理结构转型，企业的政府隶属制向独立制转型，回家终身职工制向劳动合同制转型，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半封闭运I制向专业化协作的社会化运行制转型，企业劳动保险制向社会保障制转型，国家包就业向社会自行择业转型，„。这一系列转型的实质，是把中国一个个并不是企业的企业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因而，不仅会对企业的体制、机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对传统的企业理念从而传统的企业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些工作虽然己进行了若干年，但重头戏还在后边。

二是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后，外国企业和产品将大批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企业将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向我国的同类企业面对面地叫板挑战；进入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将直而我国的同类商品和服务，在消费者面前一比高下。这里包括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挑战，品牌的挑战，价格的挑战，营销战略的挑战，售后服务的挑战，以销售国外商品为主的服务贸易的挑战，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的采购体系和营销网络在中国建立装配基地的挑战，这一系列挑战，对中国企业来说，不但有物质形态、价值形态的挑战，而且有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游戏规则的挑战，有企业管理观念和运作模式的挑战，还有不同特色的企业文化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中国企业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企业的改革提供巨大的动力，使当前推进艰难的改革得以借外力而加快步伐，使中国企业的运行能快速进入国际运行轨道，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借鉴外国成功企业文化的精髓。

三是信息化、网络化的挑战。2000年8月30日、8月31日《参考消息》连续刊登了题目为《网络革命催生新企业模式》的一篇文章，是从美国著名杂志《商业周刊》转载下来的。这个题日正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企业改革要做的重要事情。

文章指出，在新技术特别是因特网的激励下，公司正在经历一场决不亚于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大转变。这次革命将触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过程，改写由艾尔弗雷德·斯隆、亨利·福特等工业时代的巨人立下的规则。正在崛起的21世纪的公司，在许多方面将与他们帮助形成的组织截然相反。公司要在新世纪兴旺发展，必须抛开工业时代久经考验的理念，建立一套全新的规则和指导原 则。例如，不久以前，领导们还认为长期积累资产能保持竞争优势； 在新世纪，成功的将是那些以合伙方式创造的公司，而不是把大量 资产注入资产负债表的公司。领导人曾认为，激烈的竞争能激励员 工，保证成功；在新世纪的企业里，激烈的竞争者可能也是最重要 的合作者。每一位领导人都希望建立永恒的企业；然而在新世纪，人们会有意让许多公司朝生暮死。因为成立企业是为了创造新技术 和新产品，使命一旦完成，企业就会被赞助公司所吸收。因特网使 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董事长到一般员工，都能从任何地方即刻得 到大量信息，思想点子能在瞬间传遍全球，而不是用几个月甚至几 年的时间慢慢渗透下去。这意味着，新世纪的公司必须以持续的变 化为基础，而不是以稳定为基础。新世纪企业的组织建立在网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新世纪的公司强调利用技术优势，而不是强调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规模经济的旧的企业模式。

文章指出，21世纪兴旺的公司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通过网络进行管理。它所指的网络不仅是因特网，而且指的是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再是现在的巨大权力集中于最顶层的金字塔型，而是一个扁平的网络型。

二、信息的作用加强，公司实际资产的作用减弱。通过利用信息更好地管理自己和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公司能以更少的钱、更快的速度办事，大大减少浪费。

三、大规模按照顾客的具体要求生产。公司不在搞大批量生产，而是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生产。导致产品和服务个性化，并将使公司节省下大量预测和批量生产浪费的资金。

四、依靠知识资本。伴随技术革命，产品将更加短命。要保持新产品的领先优势，公司必须建立一个既包括雇员 又包括自由职业者的巨大的人才宝库。现行的一套人事、工资制度 将瓦解。

五、全球性的分工和协作。公司的总部设在一个国家，软 件编制、工程设计、加工制造则分别在其他国家进行，通过网络连 接，可以使布分广泛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同时一起工作。

六、非常 快的速度。因特网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最大冲击力就是速度，行动的速度、思考的速度和传递信息的速度都在加快，而且将继续 加快。这样，传统的企业管理制度必须彻底进行改革，因为根本没 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复思考，更不允许采取官僚主义作风。七，虚拟公司。一些公司将完全是虚拟的。它们的存在将完全依靠由供 货和制造商、经销商组成的网络，而公司自己则把重点放在它做 得最好的事情上。这样，它就能迅速利用一闪即逝的机会，而不必套住大量的资本。

这篇文章讲得问题，在一些跨国公司已成现实，而在我国还处在朦胧之中。但信息化、网络化的冲击已不期而至，是想躲也躲不开的。中国企业要适应WTO的冲击，还要适应信息化、网络化的冲击。要借这两种冲击，创造新的企业模式出来，与新的企业模式相伴随，自然还要再创新的企业文化。

面对这些挑战，我认为，中国的企业文化要实现由一元价值观到四元价值观的转变。这个四元价值观，我又把它概括为企业的四个“上帝”论。

企业文化是由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企业的存在价值所决定的。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我主张的企业价值观是从计划经济下的一元价值观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四元价值观。所谓一元价值观，就是以国家为本的价值观；所谓四元价值观，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是兼顾客、股东、员工。社会四 个方面利益的四元价值观。顾客、股东、员工、社会我把它称之为企业的四个“上帝”。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由于体制不 同，理论界定也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只有一个目的，一个任务，就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一个时期还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要负法律责任。20世纪6O年代，原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叫利别尔曼，主张企业要讲利润，受到批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意利别尔曼的观点，发表了理论文章，被定为 修正主义分子，连续批判好几年。改革开放后，企业追求利润的观点受到重视，但企业生产的目的仍然被确定为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无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是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那是企业价值观的一元论，以国家为本的一元价值观。

针对这种国家为本的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展开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当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最终消费品十分匮乏，而工厂生产的多是重工业产品和不能直接进入消费的中间产品。为此，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出了问题，需要通过讨论把它弄弄清楚。然而一些同志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不知道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道理上讲确是这样，但从实际经济生活看，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却被忽略了。后来由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认识上的提高，以最终消费需求为出发点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企业要抛弃一元价值观，树立四元价值观。

一是顾客是企业的上帝的价值观。社会本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从国外引进的一个企业价值观，就是顾客是上帝、消费者是上帝的价值观。这是以国家为本的价值观向消费者为本的价值观的转变。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这个价值观，对生产目的理论的深化起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使企业树立了一个为顾客、为消费者服务观念，服务方式和服务态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企业要盈利，就必须把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投入市场参与竞争，争吸客户。谁争取到客户，谁就争取到市场，谁就能获得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买方市场将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企业间争夺客户的竞争将是很激烈的。生产者主宰与消费者主宰换位，把顾客视为上帝，视为企业的衣食父母，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因此，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客户的信赖就成了企业的价值观，以消费者为本的价值观。

二是股东是企业的上帝的价值观。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的兴起，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出现，企业产生出另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股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多数企业是由股东出资兴办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较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较多，上市公司则有一大批流动不定的社会公众股东，国家投资也是以股东的身份出现。这些股东投资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企业利润丰厚，股东分红甚多，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或介入其他生产经营领域；如果企业没有利润，甚至亏损，使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股东就会设法抽走资金，企业就难于经营下去。股东还可通过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行使决策权，对经营者进行选择和监督。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将成为以股份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企业中把股东尊为上帝，是题中应有之义；企业经营者必须回报股东的长远利益，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国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中，股东的上帝的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而且形象受到打曲。不少上市公司是为挽救国有企业而在股市圈钱的，有些是受内部人控制造假骗钱的（如最近揭发出来的银广厦事件）。大股东恃权受益，小股东无权受损，内部人窃机肥己，把股东这个上帝弄得面目全非。这个问题关系到吸引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国资本。东部沿海资本参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大局，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应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三是员工是企业的上帝的价值观。无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企业的员工都是利润的直接创造者，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越是高新技术企业，人的作用越大。因此，企业把员工视为上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职工在政治上被奉为企业的主人，具有国家职工的身份，享受着铁饭碗、大锅饭的终身待遇。这种体制有其严重弊端，需要进行改革。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员工是企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作用。

在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多元化，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大量涌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但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无论何种资本形态，都必须依靠劳动（体力和智力劳动）才能获得资本收益。越是复杂的知识型劳动，资本的收益越高。因此，发达国家早已推行员工持股制，使员工分享企业利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但要依法保护员工的正当权益，还要用精神的、物质的手段来提高员工的素质，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员工的人生价值，为员工创造发展和提升的空间，提高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从而使员工成为企业发展和提高的动力源泉。损害员工正当权益、甚至损害员工人格和政治尊严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容的，必须坚决制止，以至绳之以法。

四是社会是企业的上帝的价值观。在任何社会制度和任何体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条件。社会越进步，为企业提供的基础的、法律的、科技的、宏观调控的条件就约好，企业发展就越快。因此，回报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进步，应明确树立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目标。以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奉献社会，以依法纳税的行动奉献社会。以优美的环境奉献社会，以现代产业文明奉献社会，以先进文化奉献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是企业的上帝，企业应为这个上帝作出无私奉献。我们完全赞同企业的生产经营要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否则就不是企业了。但决不能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企业利益。一切损害社会利益的企业行为，都应列入排斥和打击之列。

第五篇：马颂德 中国企业需要 开放式创新-2006-6-30

马颂德 中国企业需要 开放式创新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介绍了源于哈佛大学的“开放式创新”理念。马颂德说，当前，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系下开放创新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根据MIT管理学院对500家大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建立了3000多个战略联盟，每家公司都有5到6个战略联盟。与之相比，中国企业间恶性竞争，重复投入的现象却不在少数，所以中国企业研发要提倡开放式创新。

马颂德是在介绍高技术产业化能力建设时提出这一观点的。马颂德说，目前，我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是依靠直接投资，而是注重提高产业化能力，包括孵化器建设、高新区建设、技术成果转移、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以及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五方面。

在高新区和孵化器建设方面，马颂德说，我国现在已建设各类孵化器近500个，各类孵化器主要集中在53个国家高新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集中在一起，可以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增强配套能力建设。目前，53个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指标，包括企业数目、工业增加值、实现利润、出口创汇都已经占了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半以上，中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在53个高新区中，研究开发投入的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倍；人均研发投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人均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2倍以上，高新区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技术成果转移方面，中国启动的863计划，已经连续支持了近20年时间，推动科研单位技术转移和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如平板显示器一直被日本和韩国所垄断，863计划支持的平板显示器，得到了民营企业的参与，将形成中国自己的平板显示器产业。由国家科技计划投入和其他资源的结合，使中国已经研制和生产大型高性能计算机、高速光通讯骨干网、先进的数字程控机床、第三代移动电话及其基站设备，掌握了集成电路设计、数字电视技术等重要软件的设计技术，在生物产业方面，掌握了部分生物制药和疾病检测技术。在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马颂德表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既是领导者、所有者，又是服务者，大量应由市场提供的服务，却由政府机关来做。1992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生产力促进中心，2003年全国共有生产力促进中心1071家。另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提供法律、金融和创业风险投资，进出口服务的民营中介服务，还出现了新型的中介服务，如浙江省搞了网上技术交易市场。

此外，要把企业集中到高新区就需要有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的政策。有人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取消，马颂德认为这是对WTO原则的曲解，对一些特别需要扶植的幼稚企业，各国都有优惠政策。他对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说法也提出批评，因为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有许多企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目前我国还需要国有企业，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三分天下比较合适。马颂德同时指出，民营企业特别要注重与政府的科技计划对接，这对民营企业是一种机遇。

在企业的研发方面，马颂德说，据国家有关统计，中国研究开发投入经费总量在50个主要国家当中排名第7，但参加科研开发的人均经费排名第41，中国研究开发投入只占世界总量的不到2%，落后于经济发展。马颂德认为，在大量加强科学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加强投入产出研究、市场分析、风险分析等专业化咨询机构的建设的同时，中国企业研发要提倡开放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