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反腐败制度建设
浅谈反腐败制度建设 XXXXXXX
概述
反腐败工作的成败是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是党执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企业管理者所必须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推进，市场竞争形势越来越激烈，企业变革步伐持续加快，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企业反腐败工作形势也是不容乐观。其中部分企业廉政建设形势不够理想，贪污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全力关注反腐败工作制度层次上的反腐，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是反腐败工作的治本之策。如何在企业内部实践制度反腐败的要求，是我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企业内部开展制度反腐离不开管理过程的提升，科学、严格的管理是企业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石。本文基于流程再造理论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展开一系列论述，力图构建企业反腐败体系的理论与途径。笔者对近年来我国企业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站在企业管理者立场上，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提出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建设、组织体系的完善、管理流程的优化等形成对权力运行的控制与制约，形成企业内部预防与控制腐败的体系，践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要求。
正文
一、我国企业腐败案件中的常见形式
1、在建设项目投资中草率决策，急功近利，不从实际出发，跟风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或只讲投资，不讲效益，违反决策程序和报批手续，造成决策失误，使建设项目不能按期投产；或投资后产品无销路，投资无效益，使国有资产遭受严重损失；或利用工程项目招投标，生产设备购置等活动，收取“回扣”、“红包”，中饱私囊；或者承包，租赁时，违反规定，伙同承包人、承租人弄虚作假，低价发包和租赁；或搞指定承包和租赁。
2、与供应商合谋，高价购进原材料、零配件和半成品，或在购进原材料、零配件和半成品时以次充好，造成企业产品成本增加，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大量产品积压，或者产品的质量低劣，大量返修、退货，企业形象、声誉受到破坏，市场萎缩，或者与客户合谋将自己的优质畅销产品以各种名义低价销售，或以亲友的名义开办企业，和所掌管的企业建立业务关系，通过高价买进、低价卖出等手段，把企业的资产化为己有。这样慷国家之慨，而得个人实惠，使企业蒙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3、个人过度在职消费。正常的在职消费是必须的，但是在实践中，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企业经营情况较差，电话费(含手机费、上网费)居高不下，违规使用超标车，无节制地请客送礼、娱乐等；或是利用公费出差过程大肆挥霍，最大限度地浪费企业开支等。
二、我国企业反腐败制度研究
基于我国企业常出现的腐败形式，笔者将企业中腐败的含义归纳为:企业部分人员利用企业所赋予的对企业资源的管理权、支配权为个人谋取私利，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活动。预防企业人员腐败，必须立足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现状，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和工作流程，完善预防腐败体系。在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构建预防腐败体系的论述。
1、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文化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体系的前提。要结合惩防文化的建设，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要坚持将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努力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的教育预防制度、行为规范制度、监督制约制度、检查评估制度、组织实施制度，保证廉洁文化建设的连贯性和规范性。廉洁文化建设要融入生产经营部门尤其是人、财、物等重点岗位的管理，在各项工作流程、制度建设中体现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保证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
2、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承认企业各个层次人员的个人利益，并使之与企业经营效益紧密相连，减少腐败事件发生的条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生存需要是第一需要，只有当衣、食、住、行得到
满足之后，精神和文化的需要才能成为激励因素。激励机制应包括物质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包括必要的工资和奖金，基本工资一定是因岗位和个人水平而建立，奖金则是由企业总体效益和个人工作绩效决定。因为当企业奖金福利不考虑激励效果时，企业员工则会把从企业分得奖金报酬当作理所应当，此时企业奖金福利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激励作用。精神激励应体现在必要的岗位培训和伴随企业成长发展而来的个人地位的提高和职位的晋升等。
4、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流程是预防腐败的体系的核心。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我国企业决策权利过于集中，造成权利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重构决策机制和流程的关键在于将原本集中决策权利分流或是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批和决策流程。这里笔者提出将团队工作形式引入到企业项目考察和审批决策流程中，建立跨部门的多重联合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决策中的相互制约和约束机制，令腐败活动提供者无法寻找腐败活动的有效接受者，提高腐败活动的成本和危险系数，使企业经营决策合法、有序、有效，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这样一来，决策相对比较科学，比较正确，能够有效地防止决策的失误和决策腐败的发生。
5、建立科学的采购机制。企业每年都要花大量的资金购进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这些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提供者。有效地控制采购价格和质量不仅是降低企业总成本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地防止采购和把关人员损害企业利益，捞取个人好处的重要内容。企业应力求建立科学的采购流程，整个采购过程有多个部门同时把关，部门与部门之间环环相扣，又相互制约，使采购过程中不留漏洞。具体地说，首先由技术部门提出技术质量标准；第二，由采购供应部门根据技术质量标准提供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客户并报价格；第三，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认定并确定客户;第四，所购物品经检验部门验收合格方可进库，财务部门方才付款。这样权责清晰，规范的运作，环环相扣的制约，将有效降低企业相关人员在采购过程中从事腐败活动的可能性。
三、结束语
由于我国社会目前处于全面改革和高速发展之中，制度、法规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观念仍显滞后，都给腐败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企业管理者要想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根除企业腐败，肯定是不现实的。但腐败的客观存在使反腐败的斗争显得更为必要，只有政府、企业和民众从舆论、制度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加强反腐败的斗争，把腐败限制在一个不致发生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进行。因此，笔者建议在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腐败活动的惩治力度，腐败活动一旦发生发现，即严惩不怠，决不姑息。另外，也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惩治与预防规章制度的落实。
2009-9-5
第二篇：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观点
论反腐败制度建设
“大老虎”、“打苍蝇”、“裸官”、“通奸”、“塌方式腐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制度的革新与落实、各路贪官的“落马”，网络上、媒体上出现了不少反腐热词，中纪委揪出了数只大老虎，惩治了一批贪腐人员，可谓大快人心，深得人民拥护。由此可见，反腐之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有力地渗透中国，真让老百姓拍手称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腐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坚持自觉反腐倡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反腐倡廉工作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只有时刻不忘维护人民利益，才能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旦离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社会腐败风气的净化，在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忽视倡廉精神文明的建设，那么腐败现象就会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蔓延滋长，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腐蚀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因此,反腐倡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当然，反腐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缉拿腐败分子，只是反腐的手段之一，绝不是反腐的主要方式或全部内涵。必须清醒：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建设。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制度是最根本的健康力量，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换言之，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在炽热的火炉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伸手去摸都会被烫到，而在组织中，任何人触犯规章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这是“热炉法则”，制度和纪律就是一个不可触摸的“热炉”。要革新完善制度建设，首先要了解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当前的腐败问题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三权交易”，也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以及“裸官”现象。在我国政治现实中，一些无明文规定的惯例长期以来被心照不宣地遵循，形成了隐性惯例，尤其国人喜欢讲“人情”，通过各种方式的搞关系，实现其贪婪腐败的目的。逐渐完善了制度，探索出新道路，然后就要落实。其实，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实施不足，制度“悬空”。强化落实，就是让制度“落地”。要将各项反腐倡廉制度落到实处。一项制度制定得再好，如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形同虚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制定得再多也毫无价值。在2013年，雷政富、刘铁男等事件的曝光和查处，网上一度出现“反腐靠情妇”的说法。有人说中国各级反腐败机构还不如情妇，虽然是戏言，却包含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反腐败究竟靠谁？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尚算完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处罚条例》等，均列明对腐败分子的惩处，然而，就是制度法律因为没彻底“落地”，让腐败分子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
2014年，中央提出了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反腐领域出现许多新现象、新理念，反腐败建设的步伐不停、落实更深。如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调查打破了反腐的层级、领域限制；对广东茂名2009年贪腐窝案重启调查，打破了“旧案不翻案、退休即平安”的惯例；对山西塌方式腐败窝案的彻查，既不避讳在任领导亲属也不避讳全局腐败现实，打破了“考虑政治影响”的惯例。同时，中央提出“裸官”一词，加强“裸官”管理势在必行。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腐败官员潜逃外国的案例来看，贪官们为了潜逃做准备，通过把家属送去国外从而把资产转移国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遇到“风紧”就溜之大吉，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中央加强“裸官”的管理，这是维护国家利益，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愿望的体现。中央还将目光放远到国际的角度，2014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标志着在反腐方面，我国已由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做出了反腐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核心在反腐体制机制创新，具体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三个方面。这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一大革新。而从源头治理是反腐败制度的根本。腐败行为的产生有三个要素：权力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高压消除主观上的腐败动机，加强权力监督，摸清权力资源底数，防止权力滥用，这才能从源头抵制腐败！同时，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反腐败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反腐败制度建设要围绕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如今步入高科技时代，可以适当运用网络力量进行反腐倡廉，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反腐，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参与反腐倡廉的行列，让政府工作更加透明，腐败现象便无处可逃。
当前反腐势头迅猛远超人们预期，在我们拍手称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反腐败制度又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容不得丝毫懈怠停滞。因此，反腐败制度建设贵在坚持，不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腐败现象犹如另外一种“星星之火”，即使暂时扑灭，但是只要一小点火星，足以死灰复燃，最终“可以燎原”。要知道，人性的贪婪是很可怕的，如果不及时打击，只要有空子，结果可想而知。
源头抓起，围绕民主，重在坚持，反腐败制度建设有朝一日便可转化成为“国家文化”，让反腐倡廉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条件反射，让人民的思想再度觉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也不是梦！
第三篇：浅谈邓小平理论之反腐败制度建设
浅谈邓小平理论之反腐败制度建设
【摘要】制度建设作为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和治本性措施，必须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词】反腐败制度建设邓小平理论
【正文】
◆腐败的表象及本质
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概而括之,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细分起来,政治上腐败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腐败形式多样,常见的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新兴的有利用“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在奖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将桌上送礼等等。经济犯罪目前猛烈之势在于团伙犯罪,许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网就是一帮、一伙,这种形势更令
人心惊胆寒。生活方式上的腐败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买别墅、养情妇,完全丧失起码的生活道德。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腐败是相联的,政治信念丧失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得奢侈靡烂,因此,腐败现象也就有增无减。
◆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在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基层实践中，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就要在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上、在抓住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上和在提高制度建设的执行力上狠下工夫。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
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
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第四篇：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讨论
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讨论
2012级临床医学七年制 甲一班5组 6120103047 许祥松
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腐朽意识及官场陋习长期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于人们观念意识的深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清除了各种腐朽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制度基础，但各种腐朽意识不可能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依然会遗留在人们的观念意识里，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当价值失范和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或强官权、弱民权，亦或权力过分集中而现行的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时，便有了腐败。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而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要如何让建设反腐败制度？
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建设也要坚持理论自信、理论自强。
一、在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基本原则。只有共同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才能有立足点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它也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的强有力理论底蕴和理论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反腐倡廉理论自信的引领与理论基础。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关键。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国情，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政治保证为目标，坚持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要载体，通过全党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的中国反腐败模式。中国共产党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反腐败、共同幸福的道路。
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推进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伟大事业，必须有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营造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理论自强，并在世界反腐败理论的磕撞与融通中展示自身优势。
1.勇于创新，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加强对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大力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越走越宽广。
2.既不滞后时代，又不急于求成。把握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科学提出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掌握好工作的节奏和力度，做到既不盲目超前急于求成，也不落后时代无所作为，使反腐败制度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适应，做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既依靠专门机关监督，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在发挥纪检、监察、人大、审计等专门机关监督作用的同时，积极适应民主政治进步、公民社会发育、信息化加快发展的新要求，创新公众监督方式，畅通公众监督渠道，拓宽公众监督领域，强化公众监督效果，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4.既加强顶层设计，又强化制度落实。立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生动实践，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贯彻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搞好总体规划，加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建设的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内涵。同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敬畏制度、遵守制度、维护制度，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加大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力度，保证制度行得通、做得到、管得
住、用得好，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
5.既整体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要求，切实做好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项工作，逐步建立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努力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同时，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系统治理，进一步增强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三、对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一些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建议的提出：
1.加强思想教育。要遏制腐败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防范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制度所表现的的精气神如果没有深入到官员头脑中，再多再好的制度也只是“耳边风”。要把制度作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官员熟知制度内容、领会制度精神，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养成自觉执行制度的习惯，把制度转化为官员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这个可以参考新加坡的防腐经验----清廉文化教育使人不想贪。
2.深化改革，完善法制。建立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干部人事制度，按照科学化、系统化、严肃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制定廉政法规，逐步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同样的，这一方面也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反腐经验----规范流程制约使人不能贪
3.加强督促检查。“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能否落实，关键在于监督检查。应建立制度本身的监督执行机制，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使制度执行的监督责任无可推卸，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整合监督资源，注重发挥各类监督主体的作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香港的反腐经验----建立强力反贪腐机关，香港廉政公署。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多种形式的检查制度，例如网络反腐、官员公开透明等等。
4.动真碰硬，严肃执纪。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加强立法、执法力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提高制度执行力，必须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犯的“火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违反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在查处中要敢于碰硬，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触犯法纪，都要严肃处理，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和例外。这方面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反腐经验----逐步加强的严刑峻法惩恶使人不敢贪。
5.建立责任制。应建立健全保障制度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对制度落实的各项措施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明确落实时限和阶段性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执行和维护制度，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一方面可以参考香港的行政长官问责制。
作为中国的大学生，我们应当进行廉洁修身，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名利观、荣誉观；勇于举报腐败行为。同时，我相信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会顺利进行，中国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第五篇：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李小勇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3年12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李小勇系福建省委党校科社、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福建 福州 350001）
【内容提要】 反腐败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首先是要严密各种制度，防止产生腐败。其中的关键是要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其次是要创新各种制度，严厉打击腐败。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
【关 键 词】反腐败/制度创新/防止产生腐败/严厉打击腐败
考察发达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反思我们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严密制度以防止腐败，严厉制裁以打击腐败，即“使人不能腐败，使人不敢腐败”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问题是，如何严密制度使人不能腐败？如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的制度使人不敢腐败？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关键在于标本兼治的制度创新。
一、严密制度，防止产生腐败
反腐败要注意避免走入重刑主义误区，[1]重视事前的防范和事中监督，使之难以产生腐败，故防止产生腐败应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
1、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很多论者在分析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时，都认为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是重要原因。然而，究竟在权力运行的哪些环节缺乏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第一，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我国反腐败工作查处了一批要案大案，如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吴文达[2]、丁仰宁等腐败案件表明，加强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具有紧迫性。现行对党委主要领导监督制约的主要机制是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下级党委会。这样的机制主要问题是有监督权的上级纪检委，对下级党委存在信息不对称、知情不够的问题，同级党的纪检委虽掌握地方政情民意，但又无权监督党委会，同时，人大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制度上均不能监督同级党委，政协的监督主要方式是民主协商，没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另外，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的监察部门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不可能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进行监督制约，这就存在了对党委主要领导，也就是人大、政府、政协、政法机关的一把手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如何健全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机制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完善其运行机制。首先是提高纪委的政治地位，赋予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发挥其了解政情民意的信息优势。其次，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人事、财务独立于地方，使之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预。再次，赋予纪委列席党委会议的权力，跟踪监督主要决策，使之掌握充分的信息，将监督的起点提前，突出事前和事中监督，改变目前纪委忙于事后查办腐败案件的形象。再次，完善纪委的反腐败责任制，对于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应当查办的腐败案件，各级纪委疏于履行职责的，纪委有关责任人要承担法律和纪律责任。
第二，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笔者强调：
（一）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质询、弹劾和罢免程序，对渎职、腐败官员要经常性地行使质询、弹劾和罢免权。
（二）突出人大对其任命官员的事前和事中监督，发现可能存在问题的，人大就要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防止出现腐败以及腐败进一步蔓延。
（三）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尤其是政府的财政监督。目前财政资金的运作法治化程度低，财政预算刚性不强，执行过程弹性大，领导随意支出未列入预算内的资金，而下属的财政部门又难以对此进行制约和监督。另外，各地公共工程超预算严重，腐败问题突出，人大要有专门的调查委员会，针对公共工程支出问题进行深入审核调查，发现问题就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为强化人大对财政监督的力度，建议人大内部成立会计监督委员会，类似西方国家议会中的会计院。
（四）建立人大监督的法律和纪律责任。目前人大的主要工作是审议立法案，通过人事任免案等，其监督职能发挥得极其有限。
第三，公开性制度建设。笔者以为要借鉴国外政务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强制性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种决定的理由，包括集体会议讨论的各种观点，以及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应向有关当事人和社会充分公开。要加强立法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允许社会旁听人大会议，参加立法及其他重大事项决定的听证。司法方面，要放弃司法神秘主义，突出说理性，司法审判过程中合议庭成员的意见以及审委会各成员的意见，不要作为国家秘密，而是要作为判决的理由及其形成过程，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对于反腐败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性制度建设，是规定公开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本人及其家属财产的数量、种类、地点、来源，以接受群众监督和举报以及有关机关的核查。当然，公开性方面的制度建设关键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很多腐败分子不怕举报，就怕媒体曝光，目前新闻媒体受官方控制程度很高，缺乏相对独立性，时常官员唱戏，媒体喝彩，其监督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要通过新闻立法，确立新闻自由、公正、客观原则，保障新闻媒体独立采访报道的权利，以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
第四，完善人民群众信访监督制度。我国在执行信访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实践中不允许越级上访，对上访群众以各种理由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甚至刑事制裁问题，[3]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信访制度沟通和监督功能的发挥。笔者以为，首先要允许人民群众越级上访。正是因为问题在下面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才去越级上访的。其次，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信访中发现有问题的官员一定要调查处理，对于不切实履行信访职责的官员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于压制打击报复上访群众的官员要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调查和处理权可由纪检和监察部门来行使。再次，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上访权利。建立信访的登记、答复制度，期限处理制度，重要案件的信访人（证人）的保护制度。最后规范的越级上访制度，凡信访案件未能在基层得到处理的，信访人就可以进行越级上访，同时信访人可以要求纪检和监察部门对有关信访部门及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第五，巡察工作制度化。2003年中央向地方派出巡察专员，对地方高级干部和金融、人事、土地转让等重大专项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笔者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巡察工作条例，使巡察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权威化。要通过制定规则，赋予巡察专员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干部，专项检查金融、人事、土地出让、国有资产流失、海关等容易发案领域的工作等职责，赋予巡察专员以直接受案权、提请纪委等有关机关调查权、提请对有关官员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权、提请党委会和人大对有责任官员的弹劾和罢免权等职权。
2、健全干部人事制度。
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主要是委任制，官员对上负责，他们的提名、选拔、晋升，主要由上面决定，必然导致他们热衷于往上走后门，拉关系，找靠山。要制度上遏制吏治腐败，根本性的是民主，即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扩大民主，在干部管理上实行监督的民主化。
扩大民主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基层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目前在村级直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县级机关的直选。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法院、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均纳入直接选举的范围。改革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党内要提出多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允许候选人之间就其政策主张进行电视辩论，但要求辩论的内容不得违反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否则其他候选人可以要求法院确认选举无效。通过候选人之间的辩论，让选民明辨候选人的道德、水平、施政才能，选出最佳人选。二是扩大党内民主。由于党居于执政地位，掌握巨大的权力，党内民主的水平直接影响人民民主的水平，扩大党内民主对于发展人民民主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扩大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决策权，实行票决制。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方针政策问题、发展战略问题、人事提名问题等，都由委员会通过投票方式来决定。其次，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通过差额选举来产生。再次，改革委任制干部的产生办法。改变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来选少数人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一般委任干部，采取公开考试，公开答辩，向社会公示，择优选用的机制；对于重要委任干部的选用，采差额方式，被选人辩论，集体投票决定。事实上各地正在推行的干部竞争上岗，就是在选任用人领域实行竞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干部竞争的规则，保证竞争合法有序地进行。
在干部的管理上要突出对干部的监督。对干部的管理不是要去干预他的法定工作，甚至包办代替，而主要是监督。要加强监督，就要严密各种监督制度。要保持监督的持久动力，就必须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只有人民以及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才能有持续不断的监督动力。而要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就必须加强党和国家体制的民主性，这其中实行干部任期制、选举制和竞争制尤为关键。干部任期结束，要继续当选，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政绩，否则，在竞争的情况下，他就难以继续当选。为了能够继续当选，他就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持续不断地履行好自己监督的职责，保持对干部监督的持久动力。
3、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的大量存在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每一项行政审批权都可能被滥用，成为机关创收、个人腐败的机会。很多论者，强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4]笔者深为同意。这几年，政府及其部门自觉地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关部门利益的实质性审批事项仍然保留较多，给产生腐败留下许多制度性的温床。因此，严格控制行政审批，是防止腐败所必需。当前要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彻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把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予以清理，严禁借行政审批来收费，来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并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规范行政审批的实施，落实“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借以铲除腐败产生的温床。同时，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管理、监督，可以借鉴“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离模式，借以发现行政审批过程的问题，杜绝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腐败现象。[5]
4、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方面的制度建设，阻止权力进入市场。
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大量生产资料由市场来配置，双轨制导致的腐败也基本得到遏制。但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协议转让方式，市场配置率很低，转不转让，以什么价格转让，主要由官员决定。这里就存在巨大的腐败机会。事实上，各地的土地转让不少存在腐败的问题，与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率低存在直接关系。虽然我们推行经营性商业用地以拍卖方式进行配置，但有些地方仍然以各种理由，以协议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另外，应当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金融机构贷款，也存在不按市场法则，而按领导批示和其他非正常方式放贷的问题。从各地查处的一些金融腐败案件来看，违法干预贷款、非法发放贷款比较严重。非法转让土地、非法干预招投标、非法干预贷款等问题实质权力并未退出市场。因此，阻断权力进入市场应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关键就是继续完善并认真落实经营性用地的拍卖办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以及各种金融法律法规等，强化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查处力度，对于利用权力干预土地
出让、招标投标、银行放贷的，要严肃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
5、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
有论者强调建立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反腐败有重要意义，[6]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建立了这方面的制度。据笔者的观察了解，我国的这方面制度实行的效果并不好，各地腐败官员的巨额腐败财产并没有因为实行这些制度而得以完全暴露，甚至很难因为这些制度而得以暴露。这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腐败官员有些是通过家属收受贿赂，对其腐败得来的存款、不动产和其他贵重物品，并不以自己的名义储存和登记，而是以亲属的名义进行，有些甚至不去银行存款，也不去进行不动产登记，有的存款于境外，还有的以自己或亲友的名义到国内其他地方投资，非法洗钱。对于这些，我国目前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尚不能解决。完善这些制度，一个办法就是要求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重要岗位的官员，不仅对自己的财产，对其家属的财产（包括存款、不动产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也要进行申报，说明财产来源和线索。凡未申报的官员及其家属财产均以财产来源不明罪给予治罪没收。其次，要加强对官员出境的审查控制，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官员携款外逃。在国内难以隐藏财产的情况下，腐败官员势必想尽办法转移资金到境外，这就要求中央派出要员到官员外逃和资金转移比较集中的如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调查腐败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情况，从中发现非法财产的线索，追缴非法转移的财产。再次，就是建立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开制度，以接受社会和其他机关的监督。
6、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增加地方财力，遏制执法腐败。
1995年以来，我们实行分税制，这对于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分税制的弊端已经体现，主要表现为欠发展地区执法经费短缺和财政赤字严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鼓励趋利执法，导致执法不公，执法腐败。为了改变因地方财政短缺而带来的制度性执法腐败，改革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就要必要，尤其对中西部欠发展地区。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适当扩大地方税收所占的份额，增加地方财力。
二、创新制度，严厉打击腐败
我国目前打击腐败的制度尚不健全。要彻底震慑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行为，务必要创新打击腐败的制度体系。
1、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
作为主要调查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的机关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体制上运作不是很顺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这三个机关都受双重领导，人事、财政、办公设施均受地方党政领导和支配，其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不强，其反腐败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6]二是目前“内部规定查处领导干部案件要经同级党委批准，而不少领导干部对反腐败要存在种种模糊认识，怕影响经济，影响政绩，影响声誉，有的领导干部法制、纪律观念不强，习惯于以言代法（纪），以权压法（纪），使得纪检、监察、检察机关难以真正依法依纪办事，有线索不让报、有案不让查、触犯刑律未能依法惩处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效。”[6]笔者深为同意所引文章作者对目前反腐败机制存在的弊端所作的上述两个事实判断，不仅如此，目前实行的廉政连带责任制更使得有些领导不愿意在本地方和部门进行深入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会使他本人受到牵连，连带承担法律或纪律责任。三是反腐败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问题。究竟哪些案件由纪委调查，哪些案件由监察部门负责查处，哪些由检察机关来查处，规定不清楚，往往纪委和监察合署办公，使用“双规”（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双指”（是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措施，变相强制，进行案件调查，觉得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就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由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依法定程序提出公诉。这样一个运作机制，一个问题就是将法定反腐败的检察机关置于纪检和监察的从属地位，有违法治原则。其次是三个机关各自掌握的查处标准不统一，可能存在扯皮的事情，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合力。再就是证据问题，纪委和监察没有刑事案件调查权，其取得的证据不能用于刑事诉讼，等到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时，又给被查处人留下很大的翻供空间，给刑事追诉造成困难。还有就是由于目前纪委和监察部门查办的腐败案件，要不要移送检察机关，标准是什么，由谁决定，对构成犯罪的不移送要不要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定尚不明确，实践中以纪代刑的问题就可能发生。最后是查处期限长，人力物力重复使用，效率不高，也损害被查处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目前这样反腐败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笔者以为有必要进行下述改革。第一，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人财物不由地方控制，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第二，查不查处领导干部完全依据法律规定来办，不必向同级党委请示同意，因为法律代表了全党的意志。第三，对于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方面的职权分工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应当确立检察机关为查办腐败案件的主要机关，纪委和监察作为事前和事中监督的的主要机关。这是因为：首先这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查办腐败案件的全部职权，而纪委、监察部门的职权有限，比如这两个机关严格说来只有违纪调查权，并无调查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他们不能对嫌疑人实施强制，他们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有违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当然限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受到传唤时间的限制，因嫌疑人拒不交代问题，而不能进行调查时，可以请求纪委协助调查，由纪委对嫌疑人（限于中共党员）进行“双规”。其次，要走出反腐败的重刑主义误区，必须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而由纪委和监察部门承担事前和事中监督，符合这他们的职权特征。再次，由检察机关主要承担腐败案件的调查，也不影响纪委和监察对腐败官员的党纪和政纪追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官员不构成犯罪，但需要追究党纪或政纪的时候，可以将案件移送给纪委和监察机关，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有罪的腐败官员经法院判决后，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目前理论界有种观点认为，为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将纪委、监察、检察机关的反贪法纪部门合并，成立廉政公署，赋予廉政公署以极大的权威，负责查办腐败案件。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数量庞大的党员干部的确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也的确需要一个像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职能的机构存在，将现在的纪委合并到廉政公署，是否再要成立一个纪委来？如果再要一个纪委，又何必合并呢？同样的理由适用于监察部门。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查办腐败案件的机关的政治地位和权威，因此在整合机构时，可以考虑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分解调整，将其反贪和法纪部门独立，赋予其极大的权威性，并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将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职能附设于法院。
2、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了最高可判处死刑的严厉制裁措施，这对于威慑腐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不相协调的刑法规定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凡被认定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不管数量有多大，最高只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样的刑罚规定，实际上给腐败分之规避严厉的刑法制裁提供了绝佳法律机制。新加坡刑法规定，凡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均以贪污论处，这就显著提高了官员谋取非法财产的法律责任，有力地震慑官员的非法行为。新加坡的这一刑事立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另外，为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可操作性，配套地要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补充刑法条款或者进行法律解释，规定凡未申报的财产均作来源不明的财产。再就是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应当包括其家属收受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增加规定贿赂犯罪的严格刑事责任，增强刑法的可操作性。在贿赂犯罪中，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用语。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这是个模糊用语，很难界定某个利益是否正当，如某包工头具备相应施工资质，为了取得某工程的施工合同，维持职工的生存和福利，而向发包方的领导行贿，这里的施工合同就很难解释为“不正当利益”。再如，长期分居的夫妇，为了调动工作，而向有关领导行贿，也很难将此种情况下的解决夫
妻分居问题解释为“不正当利益”。但这些案例中的行贿、受贿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严格依照罪行法定主义，只要不能证明利益的不正当性，就不能定罪处罚，显然，这就会放纵犯罪。这里的关键就是行贿人不能向公职人员行贿这个客观行为，至于谋取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重要。再如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不仅难以界定，[6]而且也有违官员应为民谋利的权力运作要求。问题的关键是受贿罪的构成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主观要件，而在于客观上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他人财务这个行为。因此，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可以不要求是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的主观要件，只要客观上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就可以认为构成犯罪。这就严格刑事责任。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其他犯罪，如渎职罪等，主观要件并不重要，可以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而将此类犯罪规定为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于贪贿性质的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职人员有这种犯罪，即表明其不具有担任公职的道德素质，在认定其犯职务犯罪判处主刑的同时，就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以维护公共职务的廉洁性。至于非职务犯罪，则可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规则。
现行刑事调查程序对于反腐败有很不利的一面，主要问题有：一是传唤时间不超过12小时的规定。由于贿赂犯罪在证据上没有物证和第三者证人，主要靠口供定案，只要嫌疑人能顶住这12小时的传讯，检察机关就必须放人，这样就难以对腐败分之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促其交代犯罪事实，严重束缚了侦查机关的手脚。[6]腐败的单行立法，改革这些程序制度，对于搞好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二是技术侦查手段受到限制。对于电话监控，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只能通过公安机关来实施，这就有可能泄密，因此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甚为必要。三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奖励和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贪贿案件中举报人的举报对于发现案件线索和调查取证极为重要，为搞好反腐败工作，一定要鼓励举报。可目前我们在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人方面作得很不够，有时举报材料还会落到被举报人手里，非但案件难以继续查下去，举报人也会遭受被举报人的打击和报复。贪贿案件中举报人往往又是重要的证人，建立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对于揭露和证实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许道敏、陈正云.制度反腐败论[J].法学家，1999(6).[2] 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2001被“双规”，其腐败问题正在调查和处理中。
[3] 这方面的报道网上到处可见，兹录几条于下：“天府热线”（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陕西省扶风县农民郭廉子、郭广林和郭宏谋因村委选举和村财问题上访，而于2000年6月被扶风县法院判刑。2001年11月被宝鸡市中级法院依法宣判为无罪，并予以释放。“中华网”（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河南省唐河县五位农民上访竟被判刑。
[4] 朱孝清.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J].法学，2000(5).[5] 彭心安.当前反腐败的体制路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7).[6] 朱孝清.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J].法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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