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第一篇：朱光磊：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朱光磊：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过程防腐是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其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反腐效果的不理想。它作为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应当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过程防腐机制建设作为深化制度反腐的战略重点，推行更大范围的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的重心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并切实发挥制度对过程防腐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要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切实用来为人民服务。”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正式颁布实施，制度反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反腐败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制度建设。制度反腐是相对于道德反腐而言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具体管理条例来控制腐败；道德反腐是通过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增强政府公职人员的防腐拒变能力来达到控制腐败的目的。治理腐败既要重视制度建设又要重视道德教育，但应以制度建设为重。对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就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治理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事前反腐制度制定和事后惩治环节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反腐法律法规的基本面已经形成。截至2002 年，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 余件。2004 年，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反腐败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反腐专职机关通过“个案式”反腐的惩治力度也一直在不断加强，仅2003 年，各级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案件总数就达39 562件43 490 人。

但是，腐败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考察反腐败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中国并不缺少反腐的过程防腐机制的缺失正是当前腐败仍不断滋生蔓延的症结所在。过程防腐是

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在制度建设中，只有不断完善过程防腐这一中间环节，制度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权力运行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才能真正远离腐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的学者以“社会在发展，腐败也在发展”为据，将反腐法规制度不断出台的情况下腐败现象仍在不断增多视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认为“腐败发展，文件也在发展，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这实际上是将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掩盖了当前制度反腐中缺乏中间环节这一机制上的严重缺陷。

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府过程理论分析框架的出现为制度反腐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任何实际运行中的政府，都不仅是一种体制，一个体系，而且是一个过程”，通过对政府过程的研究，可以“揭示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偏离'现象及其规律”，“寻求减少政府非法'偏离'行为的措施”。长期以来，同其他政府问题的研究一样，腐败问题的研究偏重于体制研究，这种静态研究虽较好地解决了制度反腐在规范层面的问题，却无法透析其在现实政府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推进制度反腐工作，应加强对政府过程中制度落实程序、监督机制及执行状况的研究，分析制度反腐在动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完善制度反腐的过程控制机制。

第二篇：制度创新：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制度创新：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摘要

制度不完备、制度不适以及执行不力是当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反腐倡廉建设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创新方面,这说明从制度上对权利加以制约,建立适应转型期需要的反腐败制度,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才是治本之策。

关键词:十七届四中全会;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创新

前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全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全会对反腐败的表述言简意赅。其中最大的亮点和含义最深的表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全会坚持把制度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上,标志着我党的反腐败进程已经深入到了一种体制治理的新时期。这既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发展,也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归因

腐败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既有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法律上的原因。同时,还有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的主观原因。制度缺陷则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1]。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的通俗说法,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腐败的发生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1社会转型期制度不完备,是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中难免存在大量的缺陷和漏洞,这些都为一些公职人员从事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不管社会的制度化程度如何,制度都是相对的,制度适应性也是相对的。在打破旧体制、建构新体制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腐败是逐步显现出来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滋生和蔓延开来的,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使人们习惯于待腐败现象出现甚至恶化后才设计相关制度,不少反腐败制度带有临时性、应急性和滞后性,没有经过周密规划,政出多门,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一些基础性法规不完善,也影响了工作质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如果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无法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提供制度模式,那么腐败必然因此而产生。当前腐败现象在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这说明当前的反腐败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和漏洞,反腐败的制度需要修订和完善,需要推陈出新。

1.2.制度不适是腐败现象不断扩散的深层因素

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不适。我国滋生的腐败与政治体制的特征和经济体制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政治体系内部监督制度设计的缺陷与外部监督的乏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事实上促进了腐败现象的发展。一方面,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行政机构依然在经济生活过程中的基本方面发生作用甚至是基本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它适合国情,但也为政府权力大规模地控制和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机会。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导致市场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行政垄断性,政府公共权力机构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权力义务分配的混乱,大量创租寻租活动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重利性一面,刺激人的攀比心理,诱使见利忘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这种市场体制的运行规则一旦溢出自己的适用范围泛化到政治领域,就会侵蚀政治体制的道德性,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监督制约体制的不适。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国现行的监督制度,在形式上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可分三大类:第一种是党内监督,主体是党的各级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二种是国家权力监督,主体分别有人大、行政机关中的监察和审计部门、司法机关;第三种是社会监督,主体分别有人民群众、新闻机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人民团体。虽然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监督体系,但从实际效果看,却存在着严重的“虚监”、“弱监”、“漏监”、“禁监”现象,这说明这套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自上而下的监督存在局限性。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最有力、最权威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但上级监督虽然有效,触及面却难以扩大,加上上级权力与下级权力有相当距离,腐败者往往欺上瞒下、逢场作戏,容易蒙混过关。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十分薄弱。群众对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很难行使了解权,在政治参与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且群众监督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目的,缺乏相应的强制性。第三,专职监督流于形式。纪委或监察、审计机关是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在其领导下工作,而且其人财物的调配权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监督机关对上级和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

行政管理体制的不适。主要有:第一,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干部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政府官员的升迁仍主要采用自上而下层层任免的委任制方式,容易形成“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的官僚作风。另外领导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官员“带病提拔”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跑官要官,拉帮结派等人事方面不正之风大量存在。第二,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各自的职权范围、与公民或组织有关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内容、证据、理由等义务,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的习惯。这在客观上为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行政权缺乏有效限制。我国行政权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发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权、许可审批权、收费权等,其权力范围、自由裁量的幅度及强制力都较大。而立法机关提供的行为标准较模糊和抽象,同时立法机关的授权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职权立法,使行政权的权力幅度、行使的方式和程度缺乏有效的限制和规范。第四,缺乏有效的程序法的制约。我国长期以来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行政程序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程序法规绝大多数由行政机关自行设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透明度不高,削弱了行政程序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约束作用。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很少追究责任,为滥用职权搞私下交易提供了机会。第五,缺乏财政监督,中国目前的资金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招标制度等还很不完善,这都为腐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3.制度执行不力是腐败蔓延的关键性因素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呈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是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制定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上拥有与反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定最多的国家。但是,制度中所预设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以致贪官“玩程序”或把制度程序当摆设的现象时常发生,制度虚置、机构虚位、功能虚化等问题,使得规范的制度得不到遵循,而各种黑色的、灰色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大大打击了人们对制度反腐的信心和决心。制度执行是制度制定的直接目的和归宿,其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的效果。制度执行不力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部分领导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人对腐败的认识不足,认为“经济要上,腐败要让”;有人从个人前途出发,认为“抓经济升迁快,抓廉政坎坷多”,“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有的领导干部法规意识不强,将制度束之高阁,或把制度当成教育别人的工具;此外,有些领导在利益的驱使下,不能以身作则,更使得制度的贯彻落实难上加难。其次,改革进程中的部分利益主体,作为在寻租活动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持在旧体制下的利益格局,成为妨碍制度执行的阻力。

二、创新制度反腐败的战略意义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中,教育要靠制度来保证,监督要靠制度来落实,改革要靠制度来巩固,纠风要靠制度来深化,惩治要靠制度来规范。坚持把制度建设和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上,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1.靠制度创新来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从制度建设入手,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建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借此维护社会正常、高效运转。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沿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思路,逐步确立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基本思路,表明党对腐败现象的成因和反腐败成功关键因素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这个理念的确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使我国的政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

2.2.创新制度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正处于体制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也正是腐败现象高发、多发时期。这是因为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反腐败的宏观制度结构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激励结构扭曲,机会机构示范,约束机制软化等重大制度性缺陷。从而使社会生活各方面无序程度加大,更为腐败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与盲点。还有,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管理系统的困乏无力,权力行使缺乏法度,运行秩序混乱,为腐败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转型期腐败程度的降低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取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反腐败和体制

改革有机结合的程度。事实表明,在体制转换时期,遏制腐败单纯依靠案件查处和腐败分子惩治是收效甚微的,只有找到腐败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反腐败才能收到成效。

2.3.制度创新贯穿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并能始终起到保证作用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现,它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是深入开展反腐败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防治腐败体系。而制度建设将始终贯穿于反腐工作的其他环节。近年来实行的廉政谈话制度、廉政承诺制度、廉政情况报告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之所以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打牢了教育这个基础。就监督而言,它在反腐败工作中处于关键地位。制度与监督在反腐败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监督靠制度作保证,制度靠监督去落实。只有加强制度监督,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有效性。同时,在监督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又能为实施有效监督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在教育、监督等反腐败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充分发挥制度的保证作用。

三、加快制度创新,推进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

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过程。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3.1.加快制度创新的要求

制度创新要正确把握反腐倡廉的工作规律,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既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防止急于求成或者过于滞后;又要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相适应,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寓于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使制定的制度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要科学有效、行得通、做得到。制度设计要考虑各种情况,努力做到使执行制度的人不吃亏,使不执行制度的人受惩罚。要对制度的内容作出量化和硬性、刚性的规定,减少制度设计的柔性和自由裁量权。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管用。制度的创新最终要落实到严格按制度办事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制度建设的初衷,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反腐败作用。制度创新要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和规章的制定,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以科学的态度做好调研论证工作。有些制度应先在一定范围试点,然后逐步推开。

制度创新要抓住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即关键点。从制度创新来遏制腐败不仅是一个全面性的工程,更重要的是对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进行变革,这样才能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反

腐败进行制度创新也该如此。

制度创新,还要加强遏制腐败的预见性制度建设。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遏制腐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还要从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对可能性的腐败制定出预见性的防腐体系和机制,让新的腐败行为在制度的保障下不再能发生或减少发生。预防腐败也要像预防污染一样,做到预防在前,不能走先腐败后治理的道路。这样才能取得同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和优势,才能够让腐败在制度中渐渐消解。制度创新要注意配套,并与其它手段相协调。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制度就很难落到实处。反腐败制度创新要从大局着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章、准则等进行,力求制度配套,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另外,对于遏制权力腐败而言,创新制度是最根本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要与其它手段相结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最后,制度创新要注意借鉴国外经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离不开国际交流与合作。要立足国情,拓宽视野,吸收借鉴国外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有益做法。当前,尤其要做好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工作,对于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3.2.加快制度创新的内容

加快行政法规制度的创新。行政法规制度的健全,能够切断权力与私利的联系的桥梁。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加快行政审批制度创新。加快财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使腐败分子无法寻找财政制度上的腐败漏洞。加快创新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的创新。另外,要加快制定《廉政法》,尽快修订完善《行政监察法》。重点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实行问责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另外,对官员的教育、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应作出制度化安排,强化执行力。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如此。

3.3加快民主公开制度的创新

民主与公开是制度建设的灵魂。积极推进民主选举制度,认真贯彻《选举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选举的民主化落到实处。积极推进民主决策制度,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积极推进民主监督、管理、参与、议事制度。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行公开办事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等制度。总之,民主与公开制度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前提,也是民主监督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党和国家的政务活动应依据一定的法律和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使党政机关的事务和领导干部的活动置于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其形成不敢腐败的巨大社会压力。

3.4加快监督制度的创新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要加快《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修订,使其更加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切实执行《党

内监督条例》,完善巡视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询问和执行制度、罢免或撤换制度。加快创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健全情况通报与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推行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此外,要抑制官员生活腐化,不仅要靠体制内的监控,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要通过立法等途径,完善举报、检查、处罚等机制,使官员的“私生活”置于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全程监控之下。

最后,除在以上三个方面推进制度创新外,有两项具体制度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中被凸显出来。其中,一个是最引人关注的“问责”制度,而另一个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目前,问责制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根本性的党风廉政制度,也的确在向“制度化、法律化”方向发展,但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了。尤其是在问责主体、客体和程序等问题的设计上,都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是“有责必问”的实施并不彻底。其次是责任者应该追究到哪一层次不明确,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留下某些官员被问责后为复出而“跑官”的隐患,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最后是应当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在问责程序的运行中,应当更多地关注被问责官员的权利,给他们开辟更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地修正该项制度,以达到反腐的最佳效果。

在推进制度创新的要求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是终极反腐制度,是反腐预警制度的核心。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对官员申报个人情况,还应加大核查力度,确保官员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对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官员,一经查实应严厉问责。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还应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另外,笔者认为财产申报制度是针对官员的有形财产进行的申报,而那种由官员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所形成的无形“特权”或“资源”,又该怎样进一步去监督和控制,这也是在创新和完善这项制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行政管理08级郭童宇 总计：7534字

第三篇：制度创新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

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以及加强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三位一体、三者并重的体系是对制度反腐的一个比较准确、比较完善的论断，是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一个转向。

一、加强制度建设是标本兼治、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负面效应即腐败现象也在滋生蔓延。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等为反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

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施行，是以民主监督的制度来防止腐败发生，是党内监督工作从根本上实现制度化的一个飞跃，一个升华；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其核心也是制度建设；因而，加强制度建设是标本兼治，从源头上反腐治本的根本途径，反腐败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

二、狠抓三个环节，形成有效机制，确保制度反腐落到实处。抓教育，坚持教育制度化，筑牢思想防线，形成使人不想腐败的自律机制。主要突出三项教育：一是在反腐倡廉教育方面，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关、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进行树典型理想信念教育，重大案件警示教育，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民主集中制教育等，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二是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以广大公职人员为重点，进行职业道德的培训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勤政为民、忠于职守、乐于奉献，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三是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以广大市民为重点，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宣传，抓好经常性教育，倡导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

抓制度，创新体制建设，规划从政行为，建立使人不能腐败的保护机制。重点是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的创新，规范事权财权人权物权的运作。一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和招标投标中心，规范事权，防止重大决策的个人专断和失误。二是推进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会计中心，规范财权，避免资金违规运作。三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人事权，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四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规范物权，防止物资购销中以权谋私、暗箱操作。深化政务、厂务、村务等各项公开办事制度，自觉接受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程序，不断提高全党和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抓监督，完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形成使人不敢腐败的防范机制。重点抓好以下制度的落实：一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并进行电脑化管理和上网公布，确保对干部的监督不留死角、有效到位。二是建立和落实廉政谈话制度，主要对新提拔任职的领导干部，采取任职廉政谈话、诚勉谈话、警示谈话三种，起到增强廉洁意识，规范从政行为的作用。三是建立信访回复制度。四是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特别是“一把手”要向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专题述廉，使领导干部本人廉洁自律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做到有机结合。五是实行诫勉和末位淘汰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可以使领导干部产生危机感，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发挥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及用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以确保对领导干部监督到位。在加强党内监督方面，尤其要重点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坚持用制度来强化监督、管好干部，努力形成一种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协调推进教育、制度、监督体系，形成源头治腐，建立综合防范机制。把教育、制度、监督三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全过程以及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在这位一体的科学体系的作用下，靠教育的培养、靠监督的制约、靠制度的规范，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篇：浅谈反腐败制度建设

浅谈反腐败制度建设 XXXXXXX

概述

反腐败工作的成败是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是党执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企业管理者所必须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推进，市场竞争形势越来越激烈，企业变革步伐持续加快，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企业反腐败工作形势也是不容乐观。其中部分企业廉政建设形势不够理想，贪污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全力关注反腐败工作制度层次上的反腐，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是反腐败工作的治本之策。如何在企业内部实践制度反腐败的要求，是我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企业内部开展制度反腐离不开管理过程的提升，科学、严格的管理是企业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石。本文基于流程再造理论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展开一系列论述，力图构建企业反腐败体系的理论与途径。笔者对近年来我国企业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站在企业管理者立场上，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提出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建设、组织体系的完善、管理流程的优化等形成对权力运行的控制与制约，形成企业内部预防与控制腐败的体系，践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要求。

正文

一、我国企业腐败案件中的常见形式

1、在建设项目投资中草率决策，急功近利，不从实际出发，跟风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或只讲投资，不讲效益，违反决策程序和报批手续，造成决策失误，使建设项目不能按期投产；或投资后产品无销路，投资无效益，使国有资产遭受严重损失；或利用工程项目招投标，生产设备购置等活动，收取“回扣”、“红包”，中饱私囊；或者承包，租赁时，违反规定，伙同承包人、承租人弄虚作假，低价发包和租赁；或搞指定承包和租赁。

2、与供应商合谋，高价购进原材料、零配件和半成品，或在购进原材料、零配件和半成品时以次充好，造成企业产品成本增加，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大量产品积压，或者产品的质量低劣，大量返修、退货，企业形象、声誉受到破坏，市场萎缩，或者与客户合谋将自己的优质畅销产品以各种名义低价销售，或以亲友的名义开办企业，和所掌管的企业建立业务关系，通过高价买进、低价卖出等手段，把企业的资产化为己有。这样慷国家之慨，而得个人实惠，使企业蒙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3、个人过度在职消费。正常的在职消费是必须的，但是在实践中，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企业经营情况较差，电话费(含手机费、上网费)居高不下，违规使用超标车，无节制地请客送礼、娱乐等；或是利用公费出差过程大肆挥霍，最大限度地浪费企业开支等。

二、我国企业反腐败制度研究

基于我国企业常出现的腐败形式，笔者将企业中腐败的含义归纳为:企业部分人员利用企业所赋予的对企业资源的管理权、支配权为个人谋取私利，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活动。预防企业人员腐败，必须立足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现状，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和工作流程，完善预防腐败体系。在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构建预防腐败体系的论述。

1、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文化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体系的前提。要结合惩防文化的建设，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要坚持将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努力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的教育预防制度、行为规范制度、监督制约制度、检查评估制度、组织实施制度，保证廉洁文化建设的连贯性和规范性。廉洁文化建设要融入生产经营部门尤其是人、财、物等重点岗位的管理，在各项工作流程、制度建设中体现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保证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

2、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承认企业各个层次人员的个人利益，并使之与企业经营效益紧密相连，减少腐败事件发生的条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生存需要是第一需要，只有当衣、食、住、行得到

满足之后，精神和文化的需要才能成为激励因素。激励机制应包括物质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包括必要的工资和奖金，基本工资一定是因岗位和个人水平而建立，奖金则是由企业总体效益和个人工作绩效决定。因为当企业奖金福利不考虑激励效果时，企业员工则会把从企业分得奖金报酬当作理所应当，此时企业奖金福利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激励作用。精神激励应体现在必要的岗位培训和伴随企业成长发展而来的个人地位的提高和职位的晋升等。

4、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流程是预防腐败的体系的核心。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我国企业决策权利过于集中，造成权利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重构决策机制和流程的关键在于将原本集中决策权利分流或是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批和决策流程。这里笔者提出将团队工作形式引入到企业项目考察和审批决策流程中，建立跨部门的多重联合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决策中的相互制约和约束机制，令腐败活动提供者无法寻找腐败活动的有效接受者，提高腐败活动的成本和危险系数，使企业经营决策合法、有序、有效，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这样一来，决策相对比较科学，比较正确，能够有效地防止决策的失误和决策腐败的发生。

5、建立科学的采购机制。企业每年都要花大量的资金购进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这些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来自各个方面的提供者。有效地控制采购价格和质量不仅是降低企业总成本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地防止采购和把关人员损害企业利益，捞取个人好处的重要内容。企业应力求建立科学的采购流程，整个采购过程有多个部门同时把关，部门与部门之间环环相扣，又相互制约，使采购过程中不留漏洞。具体地说，首先由技术部门提出技术质量标准；第二，由采购供应部门根据技术质量标准提供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客户并报价格；第三，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认定并确定客户;第四，所购物品经检验部门验收合格方可进库，财务部门方才付款。这样权责清晰，规范的运作，环环相扣的制约，将有效降低企业相关人员在采购过程中从事腐败活动的可能性。

三、结束语

由于我国社会目前处于全面改革和高速发展之中，制度、法规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观念仍显滞后，都给腐败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企业管理者要想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根除企业腐败，肯定是不现实的。但腐败的客观存在使反腐败的斗争显得更为必要，只有政府、企业和民众从舆论、制度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加强反腐败的斗争，把腐败限制在一个不致发生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进行。因此，笔者建议在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腐败活动的惩治力度，腐败活动一旦发生发现，即严惩不怠，决不姑息。另外，也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惩治与预防规章制度的落实。

2009-9-5

第五篇：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敬爱的党支部：

腐败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新领导班子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并且措辞严厉。

全世界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有三个政党：巴拉圭的红党，连续执政63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苏联共产党，连续执政74年，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长期执政，不管是红党和革命制度党，他们还有机会翻盘，而苏联共产党丢了政权21年没有翻盘机会，这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警戒。因此十八大提出了最为严峻的一句话——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另外，它还提出反腐败“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一句话。十八大后的网调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排在第一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排在第二的是反腐败，排在第三是民生。原本都认为民生应该是群众最关心的，没有想到它仅仅列在第三，这说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深化反腐败。

过去我们党只有三大建设，但是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战争远去，运动不再，新时期党的建设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所以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两大建设的提出是建立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方向走等问题都有了一系列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执政党应有的认识。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这“三清”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依托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它作为根本性建设，在反腐中必须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为治本的方略，这样才能够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决新时期的反腐败问题。因为教育只是一种软约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刚性，才真正具有邓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目前反腐败的难点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而突破口也在权力结构改革上。胡锦涛在2008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曾经谈到“监督的制衡力”，充分说明党内的权力结构必须改革，没有改革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制衡，必须站在权力结构改革和分权的起点上，“监督的制衡力”才能出现。

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出“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就蕴含着选用人机制改革必须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权为民所赋”，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

这就是十八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需要高度注意和加快进行理论设计的两个重要支点。第一，党要分权，以形成制衡，否则党内民主难以发展，党内监督无从实现;第二，选用人机制要改革，否则党员和群众的主体地位无从体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无从体现，这就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两个根本的核心要素。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