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新加坡的企业家文化

第一篇：李光耀：新加坡的企业家文化

李光耀：新加坡的企业家文化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作者：李光耀

美国麻省Babson学院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定义，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痴迷机遇、整体把握和协调领导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可以甄别机遇，不管当前的条件是否具备;可以利用机遇在个人、公共和全球性部门创造财富”。一个企业家能够看到、评价和追索机遇，而一个管理者却关注如何利用可能的资源而实现最好的结果。尽管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但我不是，我转而从事了政治领导工作。我认为现在探讨的问题可以近似地表达为“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经过后天训练而成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导素质，那么无论如何训练也无法显著提高其领导能力。而那些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可以通过训练成为更加优秀的领导者。

英国人曾经有过很多伟大的发明，例如蒸汽机、织布机和电动机等。他们曾经获得过很多诺贝尔科学奖。然而他们却没有将这些发明商业化。正如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他们没有将这些发明转化为可以获得人们可以购买的、具有利润的商品或者服务。为什么英国人缺乏将发明商业化的能力?我认为这可以归咎于他们国家的文化。两个世纪的帝国时代造就了一个高度重视旧式财富和封邑贵族的社会，人们看不起新兴的富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凭借智力技能获取成功和受人尊重，成为律师、医生、专业人士等，这些人通过脑力劳动获取财富，而不必弄脏双手，不像工程师或者靠体力劳动而总是弄脏自己双手的人那样。旧式财富和封邑贵族的态度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而新富者并不能为上层社会所容纳。只有他们的后代可以通过接受必要的公共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之后才能够被上层社会所接受，这时候这些新的财富经过熟化而成为旧式财富。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开始改变英国人对于新旧式财富的根本价值观念和态度，她推行国有产业部门的私有化，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不像她的同辈人那样，撒切尔夫人不把“利润”视为一个肮脏的词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说服力，同样的公司，由大多数利益人提名并为这些利益人负责任的管理者掌管公司要比经理和董事会掌管的公司有着更为丰厚的利润。

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美国是个前沿性的国家。美国存在着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差异。每个美国人都会颂扬致富，美国人都想成为富人并为之竭尽全力。这可以大大鼓励创建新的企业和创造财富。为了将科学发现和发明商业化，美国人进行革新和创办新的公司，从而不断创造财富。美国社会总是在发展和变化。美国人申请的专利领先世界，他们努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使得产品生产更好、更快、更廉价、生产率更高。如果能够发明一种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产品，那么随后就能占领世界市场。

1999年2月《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一位高龄日本企业家的时候写道,“自力更生的人在傲慢的日本社会会招来嘲笑和贬抑。”这也是撒切尔夫人没有试图改变旧观念之前英国上层社会的态度。

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美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复兴，收复了曾在20世纪80年代让日本和德国攫取的产品市场，我非常欣赏美国人所具有的这种企业家精神。但对每个成功的美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都努力过、失败过。有些企业家经过不断努力和失败，最后获得成功。有些成功的企业家继续创造并创办新公司，自己成为拥有多家公司的企业家。这就是美国大公司成长的方式，这种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

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决定着中国优秀年轻人的包袱。自从春秋时代，传统中国社会就把学者即“仕”视为首要的价值选择，其次是“农”，再次是“工”，最后是“商”。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社会等级观念，即使在现在的大众文化中也没有多少改变。世世代代优秀的中国青年选择“仕”(学者)的道路并通过科举体系成为一名官员。这种观念在日本和朝鲜也占有主导地位，二者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很多最好大学的最优秀毕业生愿意在政府部门谋求职位，而不愿意加盟私营公司。这种现象在新加坡也同样存在。结果呢，这些国家没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传统。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牛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多在政府部门寻求职业，而之后自由主义革新的“大爆炸”为伦敦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巨额回报，因为很多天才进入这一行业。美国的情形一直相反，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加盟大型公司，而不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我的经历修正了我早年“企业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锻炼出来的”观点。很多年来，我比较了香港和新加坡商人的差别。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既令人欢欣又让人悲伤。随着共产主义解放大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船运商和商人从沿海城市如上海、厦门、汕头和广州涌入香港。这些人在香港发展制造业，最初是纺织业、塑料、玩具、船运和银行业。他们是有经验的企业家，并与其他一些移民逐渐孕育了企业家文化。有个香港制造商移民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人。他告诉我，他雇用新加坡人为自己工作，二三十年后这些新加坡人仍然在为他工作，只不过已经成为高级管理人员，而他移民新加坡时从香港带来的管理人员却离开自己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业。这些香港管理人员看到他的成功经历并去践行。因此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的企业家文化，可以鼓励很多人努力从事商业并取得成功。

新加坡没有深厚的企业家传统，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的商人多从事贸易和船运，并没有投资建厂的经历，因为建设工厂需要长期的酝酿和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能够维持和盈利。新加坡银行对开办工厂的商人提供贷款并不热情。我们的银行家没有相关投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的经历和专业知识。当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高失业问题时，我们必须着手建立新加坡发展银行以解决向制造业贷款的风险问题。这就是GLC诞生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家，缺少资金，政府只好接受这一任务进行制造业投资。成功的财政部长们，例如Goh Keng Swee、Hon Sui Sen、Lim Kim San，都创建了新的企业。例如，Goh与政府官员共同开拓了一条新的航运线路，一个巴基斯坦航运专家给予他们指导。NOL事实上成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公司倒闭之后，我们创办了新加坡航空公司(SIA)，这个公司是由一些优秀的公务员领导的。国家钢铁公司、Chartered Industries、Keppel、Sembawang和

Jurongshipyards，还有几个食物加工企业，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认为政府主管人员作为企业家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选择最有前途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掌管这些新的公司。

我们成功了。我们想方设法生存下去。政府高级公务员备受鼓舞，并没有考虑到经济上的奖励。我们都非常了解，如果我们失败了人们将要失业，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会降低。每个掌管企业的官员都竭尽全力成功经营这些公司，尽力让企业盈利。随着经济的稳定健康增长，原来不成功就死亡的模式已经过去了。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更加常规性的方法激励那些掌管企业(GLCs)的政府官员，根据企业获得的利润奖励他们，包括在企业成功后给予一定的股份。致富的梦想萦绕着每个人，但是只有那些通过革新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人才能够成为新富。

很少有人生下来就是企业家，并不是很多人能够取得成功。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需要具有一些特有的素质，例如充沛的精力、较高的发现机遇的思维、敏锐的发现可盈利产品或者服务的敏锐感觉等。

全球企业家监督机构(GEM)发布的“2001年执行报告”论述道，“新加坡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其所在区域经济落后，这使得新加坡经济在没有商品出口的情况下更加难以起飞。企业要想获得所需要的发展资金就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这份报告发现，在报告计算的所有国家中新加坡的企业活动水平倒数第三(5.2%)，仅仅高于日本(5.1%)和比利时(4.6%)两个国家，而美国的这一数字高达11.7%。

尽管存在很多困难，新加坡仍然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非常著名的企业家有

SimWongHoo的创新科技、Wong Ngit Liong的制造业投资、Kwek Leng Beng的Hong Leong集团等。我们需要研究他们以及其他不断成功的企业家的经历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特征，看看这些结论是否可以印证全球企业家监督机构(GEM)的结果。

第二篇：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

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

日期：2004-12-13 浏览次数： 次

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起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严格、详细、明确的《反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还是个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小国。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国家总理，掌舵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高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光耀对政府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要想挣钱就经商去吧！谁不听劝告，就要受惩罚。”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1960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反贪污法》，后又多次修订，使之日臻完善。该法令一共35条，主要有：“对贪污的惩罚”、“对与代理人进行非法交易的惩罚”、“对举报人的保护” 等。该法的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 定义范围较宽，惩罚严厉。主要表现在对可惩罚的“非法所得” 的定义涵盖广泛，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公务员手册》

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规。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要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法律法规，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该手册规定，公务员必须熟悉了解掌握《反贪污法》，必须遵守财产申报制度等。财产申报制度是指每年7月1 日，公务员必须向所属部门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和收入情况。在审查中，如果发现其财产来源不明，贪污调查局就要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证据，即送法院处理。财产申报以后，如果有增长，必须说明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明不了，即视为贪污。隐瞒财产不报的也要判刑。

政府还规定，公务员购买股票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如果购买私营企业或与本单位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公司的股票，则不予批准。公务员不准经营买卖或兼职。公务员负债额超过3个月的薪水，上级就会查问。在政府看来，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就有可能产生贪污之心。另外还规定，官员在借出的钱，不准附加利息。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的问题，政府规定更严格。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价值的馈赠，如果情况特殊，无法拒绝，当事人必须将所接受的礼品立即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

另外，《公务员指导手册》还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等作了详细和严格的规定，如不准留长发，公务中不能接受宴请，不许进酒吧、舞厅、红灯区等。

使官员不敢因小失大的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此外，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采取定期培训的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公务员学院和培训中心，新招聘的公务员必须首先接受训练，在职的公务员每年也必须有一两周的轮流进修，学习政治、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务员进行考察和评价，每年底召开全国公务员评奖会，表彰先进人员。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对公务员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法大于情，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新加坡提出“彻底的法治观念”，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国法律是否具有权威性，关键要看执法者能否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处理问题往往遵从“情、理、法” 的传统，即情大于法。然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却硬是将“情、理、法” 改成了“法、理、情”，让法大于情。

l、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广泛的特别权力

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贪污行为调查局功不可没。贪污行为调查局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治贪机构。它直属总理办公室，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该局的徽章是一朵盛开荷花和一把利剑精巧组合而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利剑——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这也反映了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运用法律铲除腐败的决心。《反贪污法》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十分广泛的特别权力：

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办理逮捕证。逮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证据和被怀疑已触犯《反贪污法》条款有关的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无需公诉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警方侦察调查的有关特别权力来调查贪污受贿罪；有权入室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内部资料、材料；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来源，不能作合理解释的，有权将其提交法院判罪。

贪污行为调查局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行为跟踪。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工作人员，贪污行为调查局有权暗中派人跟踪，调查他们的日常行动。行为跟踪制度能够及时地清除不法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过，对于贪污行为调查局的这项特权，一些人提出了异议，但新加坡领导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则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贪污行为调查局虽然大权在握，但它自身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因此，调查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查办案件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须谨慎小心，依法办事，行为十分检点。

2、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在执法中，新加坡自上而下，纲纪严明，严肃认真。即使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同开一面，真正做到法不容情。

黄循文，新加坡前环境发展部政务次长，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 84万新元的贿赂，判处罚款 7 O23新元，坐牢 18个月。

郑章远，曾与李光耀并肩战斗，争取独立，创建了共和国。郑于1960年进入建屋局，1979年担任主管国家发展与建设的部长。他在实施“居者有其屋” 的政策时功劳显赫，深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12月，贪污行为调查局指控郑章远收取两笔各50万新元的贿赂。因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甚厚，公众普遍认为此案将不了了之。李光耀虽感痛心，但并未因其“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对私情。李光耀根据有关法令将郑章远停职审查，交有关司法部门处理。郑章远自知罪责难逃，最后畏罪自杀。

格林奈，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长期从事与商业犯罪斗争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认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他曾亲自处理轰动全国的七大商业案件，为国家追回15亿新元的资产，被誉为“杰出的公务员”，可谓功勋卓著。1991年，他被指控犯有“说谎罪’”：一是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一笔购买新汽车贷款，却挪用来还一部旧汽车的账；二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某商人尚未**时，先后两次对八达汽车公司谎称：某商人已**买下某度假村，劝说该公司也投

资300万新元。而事实上这位商人只是有投资意向，还没有兑现。格林奈最终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失去月薪 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 20年的 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如此执法如山，法不容情，真正体现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和公正。正如李光耀在郑章远案处理之后所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连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3O年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以身作则为政清廉的总理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成效举世闻名。这一方面归功于政府执法时不讲情面，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最高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说：“肃清贪污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

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并把党旗的基调定位白色，以示清廉。李光耀出任总理后，一再告诫他的同事们要从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廉政问题。1980年，他在人民行动党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当我们的深交、同事或亲属提非分的要求时，我们都得加以拒绝，要在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 他不仅要求属下大公无私，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30多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但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他力戒裙带恶习，亲友都未依仗他的权势谋取官名利禄。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均靠个人奋斗起家。李光耀当选政府总理后仍住在50年代任总理前的住宅。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总理官邸，只是用来举行外交礼仪场所。澳大利亚记者布鲁斯鲁登曾在《澳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新加坡看不到“当权者生活奢华的迹象”，那里没有李光耀国际机场，没有李光耀快速公路，没有李光耀国家体育馆，新加坡的硬币和邮票上面，都没有李光耀头像。特别应提到的是李光耀有个“贤内助”柯玉珠，她全力支持和帮助丈夫做个廉洁清正的总理。她对李光耀说：“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个廉洁清白的政府。”“你身居高位，但不宜拿最高薪金。”“钱不够用就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拿。”

作为开国元勋，最为可贵的是李光耀不贪恋权位，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引退让贤。他在44岁时开始培养接班人，在67岁时就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雅量。有人曾猜测他去挑选其子李显龙接班，但李光耀坦诚相告，自己还没有患上那种“意识模糊症”。李光耀的行为成了政府官员看齐的标杆，也是约束不.行为的戒尺。他的一言一行成了无声的命令，无言的法规。

严厉的法律法规，加上最高领导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新加坡政府始终保持着廉洁。高效的鲜明形象。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大多数能做到廉洁奉公，不以特权谋私利。在新加坡，政府官员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购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只有国家庆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会时，才申请公车。因为公车太少，许多部长干脆从来不申请使用公车；政府官员都是自己购买房子，自己缴纳水电费和其他维修费用，只有电话费由政府每月报销几十元；政府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绝无机会揩公家的油水，致使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每次出国时都得自己掏腰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连续执政40余年，被称之为“***”。国内虽然有几个反对党，但都不成气候。国会84个议席，反对党只占二三个席位，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坚持倡导的廉洁奉公精神和党政领导者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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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统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国际政坛公认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忆录》和这本书，是创造新加坡奇迹的宝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会发挥重大影响。

林行止

“耆英”们聚谈，很多时都会慨叹年轻一代不知“稼穑艰难”，对老一辈只身南来白手兴家的艰苦与奋进过程，既无所知亦无动于衷。这种情况，其实普世皆然，远的不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1923-）便有此“烦恼”，作为国家领袖，他因此忧心忡忡，生怕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他担心他们因此失去了奋斗进取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发而为文，不少写于他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两本《李光耀回忆录》（Memoirs of Lee Kuan Yew）“1925至1965”及“1965至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忆录的中文版（台北世界书店）序文中，作者特别指出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李氏强调：“不论是公共秩序、个人安全或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都不是从天而降，这一切都是一个诚实和有效率的政府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换来的成果！”新加坡从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的毫无经济活力的殖民地，经过数十年的有效管治，成为今天人口近五百万的亚洲经济重镇，长期主政的李光耀当然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传诸后辈，《回忆录》因此弥足珍贵。

可是，近十年来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李显龙内阁的平均年龄只有五十三岁，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轻干部持国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以“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译名似未能确切反映其真正涵义）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间，接受该国《海峡时报》七名新闻工作者十六次总共长达三十二小时的访问（访问录像制成DVD、随书附送；按李夫人柯玉芝女士2010年10月2日病逝后，虽然仍有未了的问题，但李光耀不再见记者，只以电邮简约回答所问）；这些访问，原先也许只想作“内部参考”，供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干部及政府官员学习，惟李氏后来慨然答允将之辑成专书，这便是本文要介绍的《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称《硬道理》）。

非常明显，李光耀希望通过让“老中青”（最年轻的一位仅二十五岁）的记者畅所欲问的访谈，以浅白的语言把他的治国理念和经验，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们“忆苦思甜”，了解开国先辈们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国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统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国际政坛公认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忆录》和这本书，是创造新加坡奇迹的宝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会发挥重大影响。事实上，“新加坡共识”（Singapore Consensus）极可能取代影响仍未出国门的“北京共识”（主要是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走自己的路，不追随“列强”的“西方价值”，且由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见剑桥大学政治学者The Beijing Cousensus），成为未来政府管治的较佳模式。

“新加坡共识”，据5月24日《外交政策》双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万世》（P.Khanna : Lee Kuan Yen-istan Forever）的解释，第一是“管理国家如经营私人企业”，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为英荷壳牌石油，这即是说，该国的政府结构及以物质为奖励的体制，皆向“壳牌”取经，结果新加坡公务员薪津与廉洁之高，俱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与欧洲福利国不相伯仲，这包括全民医疗保险、低免费的教育制度，同时制订系列“方案”，以激励人民规行矩步（如不准嚼香口胶，现在已修订为不准乱吐香口胶）及专心工作等，等于让人民都成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属于全体新加坡人。李光耀这种“治国理念”，受他在伦敦政经学院（LSE）的教授、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肯从政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Laski, 1893-1950）影响甚深（页187）。新加坡的现状看起来有点像社会学家贝尔和狄-沙立特在即将出版的《城市的精神》（D.A.Bell和A de-Shalit：The Sprirt of Cities）中所揭示的“市民主义”（Civicism）——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感自豪（这与“民族主义”有一线之别，后者极易发展出大国沙文主义）。“市民主义”也许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最受欢迎的“主义”！

在《硬道理》的“前记”中，李光耀除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传授给三十五岁以下的国人，希望他们从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来不易之外，还透露了一宗发生于1991年的“军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在邻近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马来西亚柔佛州Kota Tinggi地区进行联合军演，伞兵空降、炮声轰轰，由于国庆阅兵仪式动用了大量军队，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国警戒，以防万一。李光耀不相信马、印会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门口军演，威胁性强，且此举似在试测新加坡的底线。来自邻国的军事恫吓，加强了李光耀建立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精锐空军（SAF）的决心，但购买飞机、训练空军，非有旺盛繁荣且不易受外围因素冲击的经济基础不为功，这意味新加坡不仅要建立持续发展的行业（工业及服务业），还得吸引外资投入及各国精英赴该国工作„„经济和国防息息相关，这即是说，要不断更新武备和培训军事人才，无钱不行。

新加坡这个小国有一支配备精良先进的军队（特别是空军），看似是资源浪费，事实不然，因为非如此无以产生威慑力量，令有一个时期经常耀武扬威跃跃有欲入侵新加坡之势的马来西亚知所收敛，由是新加坡有全安定环境令经济高速发展。李光耀虽然没有说明，但非常明显，如果新加坡军力薄弱且不是“全民皆兵”（十八岁以上青年须服兵役），像1991年的马、印军演，便有可能演变成入侵新加坡的军事行动。在第二本《回忆录》第二章“好男要当兵”，李光耀写得明白，即使马来西亚能制伏新加坡军队、“收回”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新加坡的强迫征兵制，目的在此。事实上，在新加坡独立前后，马来西亚部队的表现，令李光耀有“马来西亚随时有接管新加坡的打算”。他于是迅速建军，最先购进的是以色列有意淘汰的法国制造的坦克„„

新加坡现财政的国防开支达一百二十亿八千万坡币，约占GDP百分之六；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万，常规军近七万二千人（后备军人三十五万多），其中包括空军一万三千五百多人，飞机（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阵容鼎盛”，目的不在扩张领土而在发挥阻吓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年来，马来西亚已无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新加坡才有机会在不必担心国家前途的安定环境下从事经济建设。

香港人喜欢和新加坡作比较，表面上，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实本质上南辕北辙，大不相同。举其荦荦大者，香港既没有国防问题，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这意味仅军事及外交开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笔，这不仅令香港财政很易便有盈余，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够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建设。可惜政务官出身的特区领导人，缺乏胸襟与前瞻性，对中国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怀疑能否读通北京的文件及领悟其背后的含意），事无大小，揣摸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结果处处碰壁，且因此拉阔港人与北京间的鸿沟。观乎目前的情势，新加坡终有一日会取代香港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视香港为竞争对手，在谈及该国税率时，李光耀显然把香港视为假想敌，他认为若把入息税税率定得太高，有办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便可能考虑“移师”香港（页168-169）。

李光耀对香港小商人以顾客为尊因而设法满足顾客需要的做法，颇为欣赏，但他对香港大生意人的经营哲学与视野，大不以为然。事实上，李光耀对香港地产商的看法，与笔者颇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俱为新加坡望尘莫及。但这些人的后辈，“独沽一味”地产发展，而现在他们已回内陆发展（页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业发展商和市场炒家，什么都没有。他以不屑的语气问，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和李氏没有提及的资源及电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即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言外之意是缺乏创业家的眼光和魄力。笔者对此说不敢茍同，以李嘉诚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体力行在国际商界大展拳脚的香港企业家，创新当然难能可贵，但在海外开拓经营海港、电讯以至洪水公司，又岂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认为应推冯氏昆仲经营的利丰，可惜其经营的不过是现代货运连锁店的“物流业”（logistics chains），他们不兴办工厂，因为自知无法在竞争剧烈的市场中立足（页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经济因为吸引了无数“中国制造”的企业家（指解放前后挟资金技术及企管经验南来的内地企业家）而起飞，新加坡完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他慨叹新加坡独立初期的社会中坚分子只是一批农人的后代，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贸易商，有的成为专业人士，当然有的成为创业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终于与先天优厚的香港并驾齐驱。事实上，不是长他人志气，在笔者看来，香港经济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除了物业发展（尤其是会自动膨胀的楼面面积），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骄人了。新加坡人经营的酒店，现在到处都见，其制造的若干消费用品，亦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东西打进国际市场？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多。笔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区政府容许地产商任意肆意把楼宇面积“发水”，令他们大发其财（亦令不少官员退休后谋得好差事），却因此祸根深植，除了少数例外如长江实业，有哪个地产发展商的后代乐于在非地产行业发展？换句话说，有哪些行业的利钱比可以“发水”的地产业优厚？答案是没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国际顶尖学府求学，学有专精，本应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可是结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赚钱的物业发展上打主意，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产，什么都不敢尝试，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而当物业不景周期来临时，香港经济便会受楼市崩溃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业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设施，其经济前景远胜香港，是不必讳言的。

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业产量增百分之四

十五、生化药物增百分之八

十五、电子产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汇交易上有长足进展，2010年的交易额比2004年倍增，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新加坡每天外汇交易额平均两千六百六十亿美元，为世界第四大，在亚洲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经过多年经营，新加坡已是亚洲商品（包括橡胶）现货及期货交易以至石油提炼中心；去年4月赌场开业后，旅客人数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继续繁荣，则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陆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优点”是新加坡望尘莫及的。

李光耀多次访港，与香港政商人物应有不少交往，可是本书并无提及，大概是没什么东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镜吧。他唯一花了约三分之一页篇幅谈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被问及中国崛起会否令新加坡处境艰难时，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点。他说，假使美国从东南亚撤走，中国自然成为区内独大的强权，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国不快的事，中国亦不会（其实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须收紧市场，不让新加坡货进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虽然新加坡早已开拓印度等市场，但中国市场仍是生命线！

李光耀又说，香港现在已明白本身的处境，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上一收一放，香港经济便冷热交侵、翻腾不已。香港经济呆滞时，中央政府可放宽国人去香港买楼买股票的限制，结果香港楼价股价立竿见影上升，香港人当知谁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在这种大环境下，李光耀质问，你以为反中、主张民主的组织还是那些亲中央的团体得势？答案明显不过。正因为如此，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决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预，以为仍行英国的一套、落实民主和有美国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变”。李光耀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垃圾（Rubbish）。当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之时，香港便无法摆脱北京的影响（页315）。

李光耀说他有很多仍保持经常联系的少年朋友，可惜不少已不良于行，他同时代的英国“书友”，几乎已全作古人；相信优生学的李光耀说他父亲九十四岁才谢世，他因此应该还有很长的“余年”。

除了数位至今仍保持经常联系的新加坡中学时代挚友，在他外国友人中，感情最好的要推港人熟知的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1923-2010），他们是同期的剑桥同学（不同学科不同书院）。柯利达历任英国外交部要职，曾为驻吉隆坡专员，在驻中国大使任上退休；他协助撒切尔夫人和中国谈判香港回归，在英国外交界地位显赫，然而晚景凄凉，他患糖尿病，割掉双腿，行动不便。有次李光耀在他伦敦租来的家里作客，看他上厕所之辛苦“有如做一次高难度的体操”，可是，除了年老体衰的太太，并无护士、佣工相助；屋主每周两次来清洁（这是英国小业主的例行工作，笔者当年在剑桥的“宿舍”，业主为在药房任职的药剂师，午休时便来清洁房间、公用厨房及餐厅；七十年代末期回剑桥药房探望他，不遇，店伴说他打算卖屋退休回乡了）„„李光耀无限感触，不胜唏嘘。他的其他称得上好友——政治上的同道——的外国人，还有基辛格、舒尔茨（1982至1989年美国国务卿）和布莱尔。基辛格是他于1968年在总理任内放假去哈佛进修时的导师，成为朋友，一直保持联系。

7月13日，香港《信报》发表一则题为“李光耀：二十年内中国GDP可超美国”的短讯，报道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只要不发生社会**，经济应该能够继续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长，十年内就能追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二十年内甚至能超越美国。”未读李氏发言的全文，惟从《硬道理》看，他对中国的看法远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彻。

李光耀对计划经济的成效，颇有保留，何以见得？原来在谈及读书时，他说：“你若对经济学有兴趣，应该读海耶克。”李氏没有具体地说出哪本书，唯显然是指“众所周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为李光耀接着这么说：“如果你实行计划经济，你将以失败收场！”（页384）。李氏虽然没有指明哪本书亦没说“你”是谁，但读者没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无意外”，中国经济可于十年后“平美”二十年后“超美”，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前景似甚乐观，可是，对中国在国际上担当的角色，他则不作乐观之想。李氏认为，随着经济崛兴，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应增加，一海难容两支舰队，中美关系因而无可避免会趋于“困难”，这种“困难”，在近今南海主权争议上已逐步浮现。李光耀对中美在亚洲之争的观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国这个“魔头”已被证实“仁慈”及没有“领土野心”，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部署军力，目的无非在推动民主和传播人权意识而不是掠夺土地；同样在区内甚活跃的日本，有蹂躝东南亚的斑斑劣迹，中国可能真的“永不称霸”，然而邻近“诸小”朝贡的历史，未免令人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留守”亚洲对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国和东盟成员会代表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开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一致方针”，希望最终签订《南海准则指导方针》，别说此方针的达致尚无眉目，即使签订了协议，“诸小”仍会挽留美军坐镇！

中国的崛起会否在区内造成“冲突”？李氏认为美国在未来五十年可能仍是独一无二的强权，区内的权力交替将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取代英国般的“和平转移”不同，不过，他认为只会有小冲突而不致爆发大战（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和军事持续长足进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国容忍美国在亚洲出现，因为她自知无法取代美国而区内很多国家都欢迎美国„„百年内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可能无法追得上美国，但国力不相称不等于中国不能令美国受重创。李氏说他“大胆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增，但美国的“支配性地位”不会动摇。“中国社会（政府内部）如无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国会成为一个令人不敢轻侮的强权（a considerable power）。对于中美会否发生贸易战，李氏没有正面响应，仅指出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严重失衡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页165）。李氏对中美在亚洲“互别苗头”的宏观观察，正误皆有。比如他说中国不介意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从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北京与中国军事领袖针锋相对的对谈可见；当然，他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则完全正确。

被问及新加坡人应“读什么书”时，经济学书籍李光耀推介《通往奴役之路》（如上述，这是笔者的揣测；虽然此书只是海耶克博大精深经济学说的“浓缩通俗版”）；读者也许想知道他喜欢什么其他书籍？文学他推荐莎士比亚；政治则是肯尼迪（故美国总统）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美国“今上”奥巴马的自传亦值得一读，读其书同时可观照他的作为，显得特别有意思。在记者追问下，李光耀承认“大体而言”他喜读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闲读时亦读《堂吉诃德》（Don Quixote），“但我不会向磨坊的风车宣战，现实世界我有太多人事要克服”（I got mortal foes to fight against；页383-384）。

顺便一提，李光耀说他年轻时中意的喜剧演员为丹尼基，“他能歌善舞且会演”；对夏里逊和柯德夏萍利主演的《茶花女》，他亦留下美好印象（他记得的是Pygmalion而非My Fair Lady）。李氏又说他曾看《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但久已不看美国电影了。

在国际间的“知华派”中，笔者以为李光耀是此中翘楚。他有中国人血统、自幼受传统西方教育、盛年在政治上有成后苦学中文，加以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社会，而他又一早与中国政要接触并多次访问大陆（他一早与中国交好同时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藉以平衡对中国的依赖），以他的聪明才智，其对中国的认识，在当今非华人学者及中国问题专家中，堪称首屈一指。被问及在中国的软实力大增的情形下，作为一位华裔，他会否因此“北望神州”、事事向中国“看齐”？李氏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人或未富先骄、财大气粗，直译是“他们愈成功愈看不起人之外，还会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对待你”（treat you with condescension，页330），换句话说，已崛起的中国人，不易相处。这当然是亚洲“诸小”不希望美国撤出亚洲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高度赞赏该国广告创作者Lim Sau Hoong（林少芬），据www.xiexiebang.com/alphaville）引述波士顿顾问集团的调查，2009年新加坡有净值美元百万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百分之十五，排名世界第一，以次为瑞士的百分之九点

九、卡塔尔百分之八点九，香港以百分之八点七居殿军；新加坡人口约五百万，估计很快便有五分之一家庭净值百万。以人口比例计，何以新加坡百万富翁（家庭）最多，笔者以为与政府政策鼓励人民工作、储蓄、创富有直接关系，而推广优生政策令其人口日渐“优化”，这意味愈来愈多人在合法框架下追求对本身最有利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读者也许要问，新加坡富翁这么多，何以报上少见甚至未见他们炫富性消费的新闻？笔者揣想这与李光耀“勤俭治家”有关，李夫人贵为“第一夫人”及一家大律师行的主脑，竟然“大概只有一只金表和一条珍珠项链”（页123）。据说直至李夫人于新世纪初第一次中风后，李家才有“新式淋浴”的设备（友人说这是他们的孙子在李夫人葬礼上透露的）。而李夫人去世后，没有她的安排和亲力亲为，起初李光耀的日常起居生活颇有困难，李家并非奴仆成群，过的不过是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朴实作风，是新加坡有钱人很少作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原因，亦因此外人不易觉察到新加坡人的富裕。

李光耀的求学经验，大有可以借镜的地方。他六岁顺从外祖母的选择，进入以华语普通话授课的Choon Guan小学（《李光耀回忆录》的“纪事年谱”略去小学的“经历”），他家里说英语和马来语，对华语因此甚难适应，加上“背死书”的方法李光耀不能接受，遂说服母亲让他转读英文小学Telok Kurau English School；小学毕业后考上莱佛士书院继而莱佛士学院（Raffles Institution）就读；1942至1945年新加坡沦陷的日治时期，李光耀失学、半失业——他加入“书友”创办的胶水工场（以木薯粉制成文具胶水），在那里认识了未来太太柯玉芝„„胜利后二十三岁的李光耀负笈英国，先进LSE，“不服水土”，转剑桥大学FitzWilliam House（书院）。李光耀的英语当然没问题，若刻意仿效，行为举止亦可以比媲英国绅士，但他意识到仅有语言相同而价值观互异，你始终无法成为“他们”的一员。而由于不通中文，他因此无法接触，更遑论理解中国经籍的微言大义，他在家中所感染的只是儒学中的“庸俗肤浅文化”（low culture）。他于三十二岁（是年他当选议员并成为仅得三议席的反对党领袖）开始苦读中文，才慢慢了解中国文化的精深博大。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令李光耀要他的子女进中文小学，结果在求学时期，中文成为他们的母语，接着才是英文和马来语；由于工作上多用英文少用中文，现在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英语。

硬道理》有一页刊出三帧相片，画面朴实优雅打动人心。第一是1948年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剑大求学时摄于圣约翰书院著名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前，他们当时尚未正式结婚；第二是李氏伉俪1974年摄于同一地点，是年他们的长子李显龙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剑大数学系荣誉学位（Wrangler）；李光耀十分高兴，夸言“他的DNA无与伦比（李本人精于数学、李夫人则对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拿第一是理所当然”；第三是2000年他们结婚五十周年重游剑桥再以叹息桥为背景合影。这三帧相片说尽李氏夫妇鹣鲽情深，他们的一生可称十分美满，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更重要的是缔造了繁荣兴盛与独立自主且逐步走向“真正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人“富甲天下”，意味新加坡人有能力照顾本身的福祉，有创富的干劲和保值意识，这种德性形成“良性循环”，即人民愈有钱政府的政策愈不能背离已被证实能富国裕民的市场制度，而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互为表里。笔者因此相信新加坡政治不是愈来愈专制而是愈来愈开明和民主化。

有一事必须一说。李显龙以“最优异成绩”毕业，校方有意请他留校任教并从事研究，被他婉拒，他下决心回国从军„„外人莫不以为这是李光耀的刻意安排（让儿子掌军权以稳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实情绝非如此，《硬道理》列举种种事实，证实李显龙从军出于自愿，与乃父完全无关！

新加坡官员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这项实行近二十年且证实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并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让贤）于翌年为国会批准。这项世所罕见的政策，规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及部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与私营部门薪金挂钩——前者为后者中位数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谓“私营部门”，是律师、银行家、工程师、会计师、跨国企业总裁及本国工业家，根据这些行业八位薪给最高者的中位数。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年薪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总理则为三百余万美元。如此高薪，对政府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以整个政府决策管治层的薪金总和，不及GDP百分之零点零二，比购买一架F15战机还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厂价约三千万美元）！

管治层薪金这样高，民间反对之声盈耳，在野政党以此进行攻击，不难理解；然而，实行高薪制后的数次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有升有降，唯均以多数票胜出，说明高薪“物有所值”，纳税人的钱没有浪费，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程度获大多数选民认同。这是李光耀引以为傲的。

这里岔开一笔，略述笔者对官员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说法是高薪可以养廉，以经济学语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错被解雇（遑论下狱）的机会成本大增，因此在职时不敢营私舞弊，廉洁政府由是产生。此说大有道理，然而，与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洁榜榜首的新西兰和丹麦（2009年“国际透明”的“廉洁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贪污认知指数？〕排名榜”前三位依次为新西兰、丹麦和新加坡，中国香港排第五、中国台湾三

十七、中国澳门四

十三、中国大陆七十九，最不廉洁的索马里排名一八○），她们的部长级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洁程度尚比新加坡胜一筹，说明了“养廉”不一定靠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笔者相信“高薪”之能“养廉”，与有无上权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绝不贪渎及治贪腐绝不手软的示范和阻吓作用亦有关。如果笔者的揣想不致远离事实，那么，李光耀后的新加坡在这方面便可能有变！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贪污邻国如马来西亚（廉洁指数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亚（排名一百一十）包围，且多商贸及民间往来，亦与中国政商关系密切，又与广东福建有频密的人际沟通，近朱者赤、近贪者腐，新加坡在强人之后，其欲不变“色”，难度大增。

对于从政从公只为“荣誉”而不为个人利益如金钱和名誉（国人挂在口边冠冕堂皇的“大话”，台湾是：“计利只计天下利”，大陆是：“专门利人毫不为己”），李光耀直斥为“虚伪”。李氏绝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领袖，其“直斥其非”的个性，在青年时期已显露，笔者昔年曾引帕金森（《帕金森定律》的作者）记学生领袖时期的李光耀，这种耿直的个性令他非常突出，引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客官员的薪津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这些人在任时大都做好离任时写书、演说及当企业顾问或在政治属性明显的研究所当研究员的准备，这便是李氏所说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众所周知，香港特区政府的决策官员——政治任命及公务员——的薪津，虽然比上（新加坡）不足唯比下（如欧美日本以至中国大陆）有余，只是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时有“积阴功”的不光彩陋习，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后当义工或无所事事优游林下者数不在少，但有少数人在位时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一切“为退休后养尊处优谋”，而且确有若干进入相关商界当优差的显例，已足令整个公务员队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辞任总理，把此后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权、演讲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万新加坡元，悉数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洁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领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赏的也许只是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1927-），1987年他从此职退休时才六十岁，正当赚大钱的盛年，但他并没有出任任何谋利性工作（仅短暂地担任过前世银行长主持的一家小型财务机构的非执董或顾问），所做的都是无薪给的义务性公职。李光耀曾问他何以与众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国联储局主席和财长大都进入华尔街“揾真钱”），沃尔克轻描淡写地说：“普林斯顿（大学）培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何选拔和吸引社会精英投身政治、进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工作。

从政的先决亦可说是“内生”条件，李光耀指出是坚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这当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现代化独立繁荣城邦的信仰（页75）；此外，他认为学历虽然不可忽视，但绝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气请了三位博士，但政绩差强人意。仔细研究成功大企业如通用电气、微软和IBM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发现优秀领导人必须具备多种“基本质素”如高智商、情商、干劲（stamiina）、果断和足智多谋（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为功。和香港不同而与英国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长的人必须通过竞选的洗礼，这即是说，一位具备上述诸种优秀质量的干才，如果没法获选民认同，便不能进入内阁。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标准，如果你在任内的工作不能获选区人民的认可，你便无法连任，对于这种“一任人才”，李光耀认为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从政作为终身志业的人，李光耀认为要一早下定决心，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接受种种考验，而在这漫长的历练过程中，让领导层有时间评估其实际政绩以及在竞选中了解其能否赢取选民的信任与信服，从而决定他是否可以栽培并付与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间批评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组成，是皮相之说（plain stupid）。长年经验的累积引导人民行动党决策层理解政府领袖必须是多种优良素质的聚合体（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们所要具备的素质，与军事统帅、企业总裁或总编辑并无二致„„在这里，李光耀重提“遗传因子”的重要性，他强调人的智能和EQ等素质，七八成来自先天，只有二三成为后天的培养（页120以下）。

通过竞选和工作考验的人才，政府以甘词厚币（表扬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支付高薪）挽留他们继续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经过三四以至更多届的工作，才能成为经验丰富、老练果断的优秀部长！李光耀强调，当一任部长是不够的，起码两任，你才能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时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运作。向这些优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们——不然，他们任期未满也许已有高就而辞职。李光耀这种“人事安排”，从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洁度以至社会安定经济欣欣向荣上看，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如何能让一名政客在数届大选中胜出？要解决这个难题，人民行动党四出寻找人才并吸纳他们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这一方面令该党人才济济，一方面则使其他政党无能人可吸纳，出现人才凋零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便在多次大选中屡战屡胜，从1959年一直执政至今！这肯定是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

第四篇：“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教子观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教子观

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骄傲，更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回归家庭时，李光耀在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李光耀和夫人柯玉珠，育有3个孩子。长子李显龙，曾任内阁贸易和工业部长、副总理，现为政府总理；次子李显扬，准将军衔，曾任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女儿李玮玲则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

跟孩子轻声细语地讲道理，沟通比斥责更重要

李光耀非常注重家庭教育，特别注重跟孩子们沟通，这为他子女的成功提供了必备条件。李光耀认为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父子（女）间在精神上的沟通，他认为，沟通比斥责更重要。中国的大多数父母都会训斥孩子，童年时代的李光耀也曾领教过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待遇”，这使他懂得怎样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在为人父后，他继承并发扬了母亲的这一“法宝”，当孩子们做错事时，通常也会受到他的斥责，但是他更偏向于跟孩子轻言细语地讲道理，而且他从来不体罚孩子。

在生活中，李光耀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比斥责孩子的时候更多，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跟孩子们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他都和孩子们一起共进晚餐；每年至少带孩子们旅行一次，每次都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当他去打高尔夫球时，也喜欢带上他们一道去。带孩子去走亲戚，也是李光耀常做的一件事，他尤其重视每一次的家族团聚。通过这种场合，他让孩子们有机会去认识家族的新成员，包括家族中新添的婴儿，反过来也给亲戚朋友认识自己孩子的机会。李光耀认为：“家族成员经常联系，大家就会相互帮助。”

即使斥责子女，也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李光耀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孩子们也都很听话，不娇气，不自以为是。他管教孩子时会把孩子叫到屋里关上门，不让其他人进去，连太太都不能出声、甚至不让进去看，家里的工人更是不让看、不敢劝。“有时候孩子从他的房间出来，脸上表情不对，我们悄悄问便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他家做过40年保姆回忆道。

尽管严厉，李光耀一向给予子女充分的尊重。李显龙读小学3年级就想自己坐校车去上学，一开始家人担心他跟不上校车、没位子坐怎么办？李显龙倒很有经验地说：只要放学的铃声一响，就马上“飙上校车”，找个位子坐好就能回来了。其实，当时李光耀夫妇并没要求他这么做，看他自己喜欢，父母就由他去，尊重并支持他的决定。

孩子21岁就要自立，不做有求必应“圣诞老人”

从孩子们懂事开始，李光耀便教育他们不要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李光耀规定，子女读完书，21岁就要自立。李氏子弟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用的东西经常托家中的帮工去买。工人买完东西回来跟李太太对账时，一提到她子女要的东西，她便很干脆地说“你找他们算账去”。

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李光耀却极力主张让孩子们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认为，不这样，孩子们就会失去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失去自强自立的精神。他把那些一味给孩子提供生活享受的父母，比作“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总是慷慨地向孩子们赠送吃的、用的和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李光耀在接受新加坡英文《新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了他的忧虑：“将来有一天，孩子们要进入社会，不管他们是否会受雇于人，那时候都不会再有‘圣诞老人’。他们得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他们从现在起就必须懂得‘一物换一物’的道理。”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从来不轻易地送礼物给他的子女或孙子孙女，他觉得这对他们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

担心孩子？不如引导孩子

新加坡的电视业十分发达，内容也十分丰富。有人问李光耀：“你担心电视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吗？”李光耀的看法是十分肯定的。为了不让孙子孙女在电视机前浪费宝贵的时间，李光耀支持小儿子李显扬在家里不安装电视机的做法。当然，李光耀不敢肯定不买电视机是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孙子孙女可以跑到附近的爷爷家去看电视。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李光耀认为关键在于父母的行为和对孩子的正确引导。

“我担心电视文化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我们家的孩子以前也是一到晚上，就喜欢坐在电视机前。不过，他们不久后就改变了这种习惯。我想，这可能是做父母的给他们的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一方面，父母自己不要一到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节目；另一方面，当孩子们在盲目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就应该耐心地告诉他们，与其这么消磨时间，不如去多读点书，读好书对他们有好处。

第五篇：企业家文化

“家文化”需被动地为企业所复制，而且复制的工程比较复杂，复制的过程也比较长，但却能给企业组织带来好运与幸福。其基本原素主要包括：“互助”、“创新”、“坚持”、“自我”，是“家文化”的主要元素。下面小编给大家看下企业管理中的家文化是怎样的?

解决中国企业问题的终究是中国文化

“家”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到家天下，中国人以“家”为纽带，安身立命、构建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天下，世代传承。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所起到的作用异常广泛深远：培养亲情、稳定社会、处理矛盾、教育后代„„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世代祥和、延绵传承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卓越贡献。

家文化决定管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极大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当我们热衷于繁茂的西方管理学说，也许我们遗忘了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内核，家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家文化所蕴含的管理哲学值得更多的探索。或许，解决中国企业问题的终究是中国文化。

家之序：秩序与制度

一个有序的组织才有效率，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才能发展。中国家庭在内部有独特的结构，这就是“长幼有序”。这也可以从对亲人的称呼中看出。比方说，称呼父母的亲兄弟(男性)，英语只有“uncle”一词，汉语的称呼却分为“伯伯、叔叔、舅舅、姨父”等，长幼、内外(“内亲”与“外戚”)分明。这种秩序看起来“等级森严”，但却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唯其有序，方能安稳，唯其安稳，方能和谐。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平衡有序，权责对等，方能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

家在“长幼有序”中充满仁爱，有长对幼的关爱、幼对长的尊敬，有家长的权威，也有相互的宽容。企业需要良好的氛围，员工之间彼此信任、相互关爱，领导体恤下属，下属尊敬领导，还要把这种仁爱推及我们服务的每一位客户，让他们感受到真诚与温馨。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是一种家庭文化的产物，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当一个家庭没了家规，就像一个国家没了法律。我国古代的家规广泛而细致，大至报效国家、小至言行举止都有具体的规定，而且家规的执行非常严肃、严格。日本的企业文化里很具特色的就是“社训、社规”，这种“社训、社规”很类似于中国家庭的家规，它受到极度的重视，深入人心，执行严格，在企业中处处得以体现。任何组织都需要制度，制度是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制度的严谨细致和严格执行是企业有序的保障。一个有序的组织才有效率，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才能发展。

家之教：教育与栽培

家长把子女从自己的小家交给企业这个大家庭，他们不仅希望子女到企业做事、挣钱，还希望企业能继续给子女以良好的教育，使他们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在中国，“家教”受到很大的重视，当一个人言行举止不得体，人们说他“没家教”。关于家教的古书很多，其中《弟子规》、《礼记。曲记》、《颜氏家训。教子》等古书中有一些内容至今仍可值得借鉴。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细微的“礼”教育，达到“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教育效果

家长把子女从自己的小家交给企业这个大家庭，他们不仅希望子女到企业做事、挣钱，还希望企业能继续给子女以良好的教育，使他们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企业应承担起员工教育的责任，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教育栽培。如今企业培训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两个误区值得关注：一是培训的急功近利，二是认为培训就是上课。古人常言“教化”，要达到“教而化之”显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古代君王都重视用礼仪来教化民众，对现代企业，除了职业技术，价值观、职业化的教育培训也非常重要。上课只是培训的一种方式，企业对员工更多的培训体现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对下属的指导、帮助应该是最重要的培训方式之一，日本企业的师徒制就是一种很好的体现。

家之学：积累与传承

企业的精髓应该像家学一样代代相传、传承发展，它们不仅属于企业，也属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我们有个词叫“家学渊源”，体现了家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以“家”为主体，可以说，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珍贵的史实在家谱里得以记载;很多精湛的手艺靠家庭代代相传;很多思想和学问在家族的传承中发扬光大。中华的家文化特别注重积累、传承，把好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断积累、不断传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五千年的文明能够源远流长。

现代社会，企业和家庭一样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企业在文化、管理、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积累和传承也就非常重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敢、追求基业常青的企业，应该注重这种积累、传承，这不仅是企业的需要，也是社会、民族的需要。我们企业的精髓应该像家学一样代代相传、传承发展，它们不仅属于企业，也属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

家之责：责任与奉献

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企业不仅要获取经营利润，还要符合社会期待，承担社会责任。中国的家庭非常注重责任。《孝经》里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意是：孝道可分成三个阶段，幼年时期，便是承欢膝下，事奉双亲。到了中年，便要充当公仆，替长官办事，藉以为国家尽忠，为民众服务。到了老年，就要检查自己的身体和人格道德，没有缺欠，也没有遗憾，这便是立身，这才是孝道的完成。

在当今的社会，作为构建社会的细胞，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企业不仅要获取经营利润，还要符合社会期待，承担社会责任。松下幸之助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人的一生，在孩童时期受父母之恩惠与爱护成长，稍大一点，在学校受教育，这时最起码不应使父母为难，不该做出要父母向左右邻居道歉的事;孩子长大毕业后，则非自食其力不可;再大的话就要为人父母，养育儿女，指导他人了。公司经营亦是如此，公司小时即使不能有利于社会，但最少不能危害到社会;如果公司成长了，拥有数百或数千名员工，则不但不危害社会，还应该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的欢迎与喜爱;如果公司大到员工有几万人，则该公司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对国家、对社会要有明确的贡献方针才行。

家之誉：美德与声誉

爱惜声誉、荣辱与共的理念才能使企业成为有凝聚力、有竞争力、有发展力的百年老店。中国人非常注重家族的声誉，获得成就，做了于家于国有益的大事就是光宗耀祖，反之，做了败坏道德、大逆不道的事就是有辱家门。所以中国人谆谆教导家人要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终成为君子。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后，要时刻想着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不要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来。为了家庭或家族的千秋万代，还注重对祖宗的敬祭。祭祖其实是对子孙的负责，是为了做榜样给子孙看，告诉子孙，你们也要有可供纪念你们的事迹，因而努力为善、积德建功。

今天的企业越来越注重企业品牌的建设，建设一个优秀的品牌要靠产品的质量、企业提供的服务、企业的价值追求等，这些都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产品的设计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都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精益求精，时刻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为企业添彩还是抹黑。这种爱惜声誉、荣辱与共的理念才能使企业成为有凝聚力、有竞争力、有发展力的百年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