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河北魏县考察报告

第一篇：关于对河北魏县考察报告

关于对河北魏县信访稳定工作的考 察 报 告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信访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两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肯定，中宣部组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新闻和报纸摘要》等多家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频道集中对魏县的信访工作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宣传报道，省内外许多单位到魏县、到邯郸学习经验。7月21日，卫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炳双带领公、检、法、综治、法制办、信访局等有关同志专程到魏县实地学习考察，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魏县地处华北平原，冀豫交界，面积862平方公里，辖19个乡镇办事处561个行政村，人口86.6万，为河北省第三人口大县，属国家级贫困县。2003年，魏县社会矛盾突出、信访问题层出不穷，信访总量高位徘徊，越级上访居高不下，问题处理难度较大，被列为“全省20个信访重点县”之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越级访数量多。

面对信访稳定形势严峻的现实情况，2004年，魏县县委、县政府进行了认真调研，反复思考，深刻认识到：信访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就要有真心、爱心、责任心，必须理清思路，真抓实干；必须领导重视亲自抓；必须严格责任，规范秩序；必须重奖重罚，营造氛围；必须保障有力，确保持续。魏县围绕“畅通渠道、严明责任、解决问题、规范秩序”，突出“贯彻条例、有理推定、创新机制、集中处理”，着力“解决有理、消化群体、控制

1越级、治理两户”，努力构建“大信访、大作为、大稳定、大发展”工作格局，通过深入、扎实、细致的工作破解信访稳定难题，有效遏制了越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今年以来全县没有发生越级集体上访案件，维护了全县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持续的和谐发展。

二、主要做法

（一）转变观念理思路。魏县县委、县政府在充分认识信访总量大、矛盾纠纷多、处理难度大的形势的前提下，跳出信访看信访，跳出信访抓信访，明确提出 “信访矛盾不出县，领导重视是关键，基层干群面对面，问题解决在一线，健全机制抓规范，打牢基础管长远”工作思路，结合创建文明生态村，在全县开展了争创无到市以上上访村，无到省以上上访乡镇，无到市以上集体访县“三无”活动，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态度，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创新机制，牢牢把握信访稳定工作的着力点，超前介入，不怕麻烦，放下架子，俯下身子，掌握实情，以理服人，认真负责地解决好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

（二）领导重视亲自抓。专门下发了《关于强化县级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八条规定》，针对新形势、新任务，结合县情创造性地在全县推行了以县乡领导干部 “两下访、一深入、三帮助”为主要内容的“213”信访工作新机制，“两下访”是县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干部每周一到所分包的乡镇村、所分管部门下访，乡镇和县直所有领导班子成员每周五到自己分包的村或所属基层单位下访；“一深入”是指县乡领导干部深入乡村一线，到信访户家中了解反映的情况，掌握社情民意；“三帮助”是指帮助群众解决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帮助群众致富，帮助农村基层班子建设。一是坚持领导接访。县委、县政府安排每个工作日由一名县四套班子成员在县信

访接待大厅，接待群众来访，县委书记亲临接访第一线，接待上访群众，检查、指导接访工作。二是坚持领导下访。将县级领导下访时间固定为每周一，全天候下访雷打不动。因特殊情况不能按规定时间下访的，要写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顺延一天，并及时通知乡镇和基层单位。该县还在县四套班子领导干部每次下访前，利用县电视台或电台等媒体，及时公布下访时间、地点、下访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以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为压死县乡领导干部下访解决群众反映问题的责任，又将这一工作任务细化为“围绕一个中心、抓住四个重点、做到四个亲自、实现一个目标”。“一个中心”就是以解决群众反映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为中心。“四个重点”即重点解决非正常进京上访案件、重点疑难信访案件、群体性案件、排查出的重大信访苗头问题。“四个亲自”即亲自到乡镇、部门信访接待室和信访人家中接访，亲自包案，亲自协调解决，亲自做好思想教育转化工作。“一个目标”就是实现信访问题案结事了、息诉罢访，进京“零”上访。三是县党政领导亲自包案解决重大信访事项。县领导的率先垂范，推动形成了各级领导干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乡镇领导实打实落实接访制度，乡镇以上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数量占群众上访总量的64%，将大批上访群众吸引在当地，把多数问题解决在乡镇以下。

（三）严明责任抓规范。把预防和化解非正常上访及群体性事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探索和把握处置带有异常上访及群体性事件苗头特征的集体访工作方法和策略，县委政法委制定了《关于严厉打击异常访、“告洋状”及其它违法上访人员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对信访工作实行责任追究的十一条规定》，加大“两个追究”力度，一方面，严格追究违法施政、信访工作失职、渎职干部，另一方面，依法追究严重违法上访人员责任。按照“三快三不一短

两追”的要求，对无理缠访闹访、非正常上访和敲诈勒索政府等违法上访人员，坚持快立案、快批捕、快审判；坚持不推诿、不对立、不激化；坚持在最短时间内劝返或带离；坚持对责任部门和包案领导解决问题和稳控措施一追到底，对组织、串联、煽动群众群体上访的幕后操纵者，由公安机关一追到底，依法处理。2004年以来已对8案13人进行了依法处理，其中量刑最高的是6年。主要程序是：由信访局认定上访人是否无理上访，由公安部门和问题发生地收集、固定证据，移交检察院批捕、公诉，再由法院依法判决，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人员及时与中院沟通协调，确保处理到位。

（四）专项治理抓实效。围绕 “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总要求，思路清楚决心大，抓住重点难点问题连续开展了上访老户和涉法涉诉上访户专项治理和“无理上访户”和“违法上访户”专项治理“两个专项治理”活动。认真摸排筛选，逐户建立档案，逐个消化解决，同时，认真落实“五个一”化解措施，即“逐户确定一个稳控调查工作小组、制订一个稳控和处置措施、进行一次训诫谈话、进行一次法制教育和落实一套长效化解方案”，并建立专案工作组和帮教小组，对无理和违法上访人员进行了法制教育，收到初步效果。

（五）健全机制抓长远。一是坚持“有理推定”理念。将上访问题不管群众反映是否合理，一律从群众有理开始推定，让干部转换角色、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问题，使多数矛盾得以化解。二是实行县、乡、村“三级信访例会”制度，排查矛盾、研究问题，将信访工作的重心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同时，坚持敏感时期周排查、经常性月排查、重要时段集中排查、热点问题专项排查相结合，进行拉网式排查。三是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领导包案、信访苗头排查、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解决信访问题、双

向责任追究等“六项制度”。四是建立了科学的统计决策体系。实行了信访情况“日清日报告”——打好统计基础，解决重点问题；“月汇总月通报”——指导基层工作；“季度或阶段研判决策”——及时调整完善工作部署；“热点问题重点研判”——解决突出问题；“年度综合调研”——搞好年度工作决策；“重视用好上级情况通报”——指导全局工作等，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制度。

（六）加大投入抓保障。为树立信访部门权威，提升信访部门地位，保证信访工作持续、健康正常运转，赋于信访部门交办转办权、督促检查权、指导协调权、直接调查权、情况通报权和责任追究建议权6项职权。在干部提拔重用上，实行新提拔干部到信访部门“补课“制度，增强群众观念，同时，投入100万元，新增和更替微机、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并选调微机专业人员，为信访工作提供保障。

三、几点启示

（一）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各级各部门应当把信访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思路，采取新措施，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拓宽思路抓信访、硬起手腕抓规范、创新机制抓稳定、齐心合力筑和谐”的信访工作理念，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新的对策破解社会突出矛盾。

（二）信访工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社会工程，做好信访稳定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和抓信访工作的力度，魏县的突出特点就是：领导重视，制度落实抓的细、抓的实，对推诿扯皮和违法上访人员敢抓、敢管、敢负责，公、检、法

部门能够步调一致、口颈一致，严厉打击违法上访行为。该县动员四大班子成员全员抓信访，将信访工作重心前移到乡镇、到村，并定期进行分期预警和督查通报，抓出了齐抓共管的氛围，抓出了信访形势持续好转的成效。

（三）解决信访问题需要真诚，需要爱心、需要毅力，需要智慧，关键是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责任的落实，魏县从双向追究入手，使各级各部门信访工作得到高度重视、解决问题的效率得到快速提高、质量得到有效保证，促进了信访秩序的明显好转。这也启示我们必须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责任心不强的人，抓住违法上访行为，追究不依法信访的人，发挥“投一石而震一湖”的作用。

（四）要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必须转变当前的信访工作模式，信访工作的定位应当是信访部门充当“裁判员”，有关乡镇和职能部门是“运动员”，而现在信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信访干部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再加信访干部提拔、重用困难等方面的原因，信访干部不堪重负，积极性难以调动。这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严格属地稳控，规范属事解决，解决稳控、解决“两张皮”现象，同时要树立信访部门权威，强化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中共卫辉市委政法委

2009年7月24日

第二篇：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简介1

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简介

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5年，是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第一批市直个人律师事务所。魏利所有13名聘用律师及3名辅助人员，所有律师均具有大学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五人具有研究生学历。魏利所是雄踞于邯郸市东部唯一的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具有良好的信誉。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以娴熟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业务经验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服务范围涉及诉讼仲裁、破产清算、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知识产权、房地产、金融等诉讼及非诉业务。魏利所注重律师队伍的团队化、协作化，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发挥每位执业律师的专业特长，优化各种资源的配置与整合，努力将律师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为客户提供专业、诚信、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实现客户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在组织建设上，魏利所在两年内争取达到市局对律师所党建工作的要求，建立党支部，形成战斗堡垒。在硬件建设上，魏利所设想在两年内购置约几百平米的现代化高档写字楼，为每一位有志加盟的律师，提供优质的办公环境和业务平台。在团队建设上，魏利所设想构建一支由十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二十人组成的精英团队，五十人组成的业务骨干团队。在业务建设上，魏利所设想在两年左右实现律师所业务从诉讼向非诉讼业务的转型，目前在非诉讼业务领域，魏利所已经有所突破（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从我市众多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竞聘了邯郸市钢窗厂改制工作，走在国企改制工作的前沿），正在努力打造成为一家有自己特色、高、精、尖的律师事务所。

魏利所承诺：给每一位加盟的律师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乐土，核心团队的律师直接享受所里的利益分配（主要是非诉讼业务）；精英团队的律师，所里直接扶持成为某个领域的带头人，享有所里利益分配的自主权；业务骨干团队的律师，所里直接帮助拓展业务，成为该业务领域的专家。相信每位想加盟的律师一定是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负的律师，魏利所将会是你坚定信念、实现理想、展现抱负的理想平台。

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诚邀您的加盟

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

第三篇：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曹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盛和衰败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王朝崇信佛教，当时的皇帝不但称天子，也被视为佛的化身。因此都城平城不仅市井繁华，人口百万，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设之多、之雄伟壮丽辉煌全国少有。其间的造像既是佛祖，也是皇帝，佛与帝合而为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种特有现象。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还需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说起。

佛教就传入新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传入内地中原，却是汉朝的事。史称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人去天竺取经，回来时有印度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行而来，并以白马驮经。于是汉明帝下诏建寺，安置二位沙门译经。因佛经是白马驮回，故寺称白马寺。这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这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中国最早沙门，他们的便在这里弘法布道。但因佛教的教义不只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为宗旨，还有不礼世俗之人内容。即出家入教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这与儒道二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可称是个六亲不认的宗教。因此尽管汉明帝极其崇拜，极其重视，一再地推荐，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局限于深山寺庙，得不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到西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兴起，天下大乱，干戈挠攘，战争连绵主断，烽烟四起，民众陷入苦难的深渊，痛苦不堪，都在寻求保佑。因而释迦牟尼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旗有了招引力，信佛的人也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但这只限于汉，少数民族大都信萨满教，并不信佛。直到西晋变为东晋，匈奴人刘渊建的汉国变为前赵，羯人石勒灭前赵建立起后赵，时有高僧佛图登在后赵襄国传道，受到石勒的重用。这佛图登是天竺人，不只传道也表演幻术，如预测吉凶治病等。石勒并不是信佛，而看上他的幻术。他借机讲经布道具，发展徒众数百人。佛图登死后，他的弟子道安在东晋襄阳白马寺弘法，弟子千人，成为中原最大的僧团。符坚虽是氐人却已汉化，十分崇信佛教，建立秦国统一北方后，慕名攻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道安令部分弟子去扬州、四川、荆州传道，他带四百徒众听从符坚安排，驻长安五重寺弘法。从此佛教在国内各地撒下种子，算是有了新的发展。很快淝水之战符坚失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又岂起建国，相互家混战不休，血光之灾又降临民间。僧界苦于佛教得不到发展，无法挽救众生，便掀起了两个高潮湿 即去天竺取经高潮，和寻求投靠权力的高潮。

就在这时，拓跋珪恢复代国，袭击柔然高车等国灭后燕，领土占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建立北魏定都是平城，号称太武帝，与刘宋王朝南北对峙。为与刘宋争正统和缓解民族矛盾，他自称黄帝之后。看到刘宋王朝信佛，他也信佛。他在带领大军攻城掠地中，不只和当地的善男信女一样，在所过寺庙焚香敬供礼 敬僧尼。并责令将士保护寺庙安全，不得侵扰。同时他还拜访了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法果，令其给指点迷津。这法果看到道他后，便给他跪下深深一拜。道武帝慌忙将他请起说：“听说佛教不礼世俗之人，大师缘何有违教规如此跪下？”法果回答说“能弘道者，即当今如来，老衲不是拜皇帝，乃是拜佛耳！”这岂不是说皇帝就是佛，佛就是皇帝。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助于王化整齐民心，更有利于国家安定？道武帝听了大开脑筋，大为赞赏，大为高兴。他便尊佛教为国教，朝中专设立了佛教机构监福曹（管理佛事的机构），封这法果为道人统（最高的僧官），令他总摄沙门。

这法果是赵郡人，40岁出家，曾拜天竺沙门佛图登为师，精于修练，持戒严格，到处设坛讲道，是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他看到佛教与儒教、道教相抵触，受到上层人士的冷落难以发展，与当时的众僧一样，早有“不依国主，佛事难立”的想法，便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寻找机会推动佛教的发展。适逢道武帝来访，他叩拜之后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可说是天赐机缘，正中道武帝的下怀，受到了嘉封，成为佛教最大的高官。接着道武帝在他的策划下大兴土木，在平城外城内建设五极大寺和八角寺，并建耆阇崛寺和山须弥山殿等寺庙，又建讲经堂、禅堂、沙门座。五极大寺就是在舍利坊内建有五极浮图的大寺（今华严寺的前身）；八角寺是今善化寺前身；耆阇崛山寺和须弥山殿是怎样的寺庙，据有关资料介绍，耆阇崛山是古印度迦牟尼讲经和佛教聚会之所，须弥山是印度释迦佛修行的地方；又有专家考证，说这法果建的须弥山殿，既有印度须弥山之意，又包含鲜卑远祖居住的嘎仙洞内容，是一座殿堂与洞窟相结合的建筑，位于如今的高山石窟寺。耆阇崛山寺同样既取印度须弥之意，又含有嘎仙洞的内容，便是如今的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前身。可这两个建筑如今都已了无痕迹，云冈第十窟门楣上方的那幅“须弥山浮雕”或许是其缩影，也未可知。但这须弥山殿和耆阇崛山寺，让法果费尽了心机融入鲜卑人的文化意识，因此这法果受到道武帝的高度重视和尊重。所以他又是给寺庙划拨土地，又是免除僧众的徭役和税赋，大力鼓励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中国佛教的有了转折，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来到了平城。连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都闻风而至，光西域来的僧人就达百余人。当地出家的僧尼也越来越多，寺庙成了僧尼的大家庭，僧团的发展史无前例。他们四处奔走化缘传道，会聚一处讲经译经或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活动很快形成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发展。

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史称“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他明确提出“佛教万善同归，敷导民俗”的口号，赋于佛教“巡民教化，安抚一方”任务，对佛教和僧尼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了兴建寺庙，为寺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不只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不少僧人和朝中官员享有一样的待遇。高僧法果最为典型，他的爵位从辅国宜城子、忠信侯，一直授到安城公之号。法果圆寂后又授给他老寿将军名号，还亲自为他主持丧事，并令其子袭爵。当时还有个沙门昙登，百岁布法不衰，明元帝也受他老寿将军称号，这可说是世上对佛教少有的一种态度。同时他还鼓励王公贵戚，营功积德各建家庙。一些王公贵戚们都以自有家庙为荣，以私养沙门为耀，一时间便 斗富比阔，以致不惜倾其家资，争相兴建寺庙。这样一来不只寺庙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使许多寺庙蓬荜生辉，金玉满堂，僧尼成群结队。因而也使佛教出现了贵族化，高层化，权力化倾向，发展掀起了高潮，也把佛教的繁荣推向了极致。可物极必反，这就引发了后来的太武灭佛，让大批僧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这太武帝和皇祖父道武帝父皇明元帝一样，当初也很崇信佛教。不只礼敬高僧，参与佛事，平凉州平统万，还将大批名僧迁至平城。其中有一惠始法师，人称刀剑不入，赤足行于污泥而不染，名曰白脚大师。他十分崇敬，将其安排在八角寺，令讲经传道，弟子数百人。惠始园寂后，他令将其葬寺内，又起高塔。以上这些事，便充分说明了他崇信佛教的态度。但太武帝锐意武功，志在扩张领土，统一黄河流域。可他在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攻刘宋的征战中，渐渐地发现了问题，不只兵源越来越少，国库也越来越空虚。其原因之一，是很多百姓为逃避徭役，进寺庙出家当了和尚；原因之二，是大量的社会财富变成了寺庙经济，国家的税赋缺失，国库自然拮据。这就给兵员补充和军队的供给，带来严重的困难，因此他对佛教便产生了反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个道教的忠实信徒，历侍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在朝中极有威望，号称北魏的张良和孔明。他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他看到太武帝为国库拮据和兵员缺失犯难，对佛教十分恼火。借机便对太武帝说，“佛教是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圣上旨在运武统一华夏，这佛教便是一害。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他要太武帝改换门庭，弃佛从道。同时他还请来了天师道道首，嵩山道人寇谦之，给太武帝传道。

这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其家数世都信奉天师道。他少年时遇仙人成公兴，随其在华山和五当山修道。后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给他《录图真经》，和天师之位，命他整饬道教，去伪存真，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他废除违背封建礼教之伪，增加儒家伦理纲常之真，应崔浩的邀请来到平城，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录，称太武帝为太平真君。并说这是上天授予的名号，令他统领人鬼之政。太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便祭拜了嵩山，弃佛从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而后在城东大兴土木，建静轮宫和大道坛。他身穿道袍斋蘸，设祭，俨然一个道人。

从此他不但对佛教日渐冷落，而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禁止民众私养沙门，有违者徙边。继而强令年50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逃避者死罪，窝藏者同罪。接着陕西的杏城有个名叫盖吴的人，发动了民众起义，关中的白部，天水的梁会，河东的薛永宗等纷纷响应，一时间起义的战火漫延了陕西、甘肃、山西三省，声势极其浩大。太武帝亲统大军多次征讨，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盖吴崇信佛教，他的义军中有不少的佛徒，还有些沙门。交战中太武帝看到后，便对这佛教极其地恼火。率军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财物，以及沙门与妇女淫乱行为。他感到时机成熟，终于可出出胸中的恶气了。回朝后他便下令灭佛，敕令将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然而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个佛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不仅宫中建有佛堂，每日做着佛事，还养着一批僧人在译经写经。看到父皇下诏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父皇收回成命。太武帝不只不听，反而训斥了他一番，命太监中常侍宗爱为都督，指挥各路人马灭佛。一时间寺庙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小沙门身首异处。景穆太子惨死不忍睹，柔然却借机犯边，他便带兵出征。

这宗爱早与太子不和，何况他又指挥灭佛，担心太子隆登皇位，不会有自己的好结果。于是借机向太武帝进言，揭露太子缓发灭佛诏书，令沙门逃匿，并说东宫还养着沙门。太武帝听了暴跳如雷，下令查抄东宫，将隐居东宫的高僧慧能、玄崇，和太子谋士仇尼、道盛，一起处斩于巿。当时太子正在征讨柔然的归途中，听到此事不敢回朝，便驻扎下来。太武帝疑他有异心，便佯装驾崩。太子得知悲痛万分回朝，却被关囚笼处死。监国多年太子死后，太武帝感到失去了得力的助手，更感到大好的江山无人继承，心里怀念太子，恨自己太鲁莽，更痛恨崔浩让他灭佛。想到崔浩修国史诋毁祖先，便诛其三族，也未解心头之恨。他醺酒，喜怒无常，不久忧愤成疾，常常提着剑要杀人。太监宗爱感到危在旦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毒死。由谁来继承皇位，尚书仆射兰延与侍中和匹，主张让东平王拓跋翰接帝位；侍中薛提说太武帝有世嫡之重，主张由太子长子皇孙拓跋浚接帝位。就在大臣们争论之中，宗爱挟持赫连皇后召兰延、和匹、薛提和东平王入宫议事，却在宫内埋伏刀斧手将四人杀死。给他们加上杀害太武帝罪名，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他控制朝政。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大臣不服，发动兵变，杀掉宗爱，拥立太武帝嫡孙拓跋浚登上皇位，是为文成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太武灭佛的全过程。

封太武帝的赫连皇后为太皇太后；封太武帝的左昭仪为太妃；封文成帝的乳母常氏为保太后、寻为太后；封冯氏（即冯太后）为贵人，寻为皇后。文臣武将安排已定，朝中面临的首要大事，便是恢复佛法。

这场灭佛斗争十分残酷，十分可怕。虽然许许多多的寺庙被毁，大批的僧尼被杀，但血与火並不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反而更让人们渴望着一个佛光普照、慈悲大千的世界。因此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到处都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不少僧尼也都回到平城，为复佛工作推波助澜。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左昭仪冯太后的姑母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至北燕，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灭佛中精神上都受着巨大的威胁；都与文成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朝中起着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就在这少年天子文成帝难以应对局势的情况下，她们便劝他顺应民意复佛。可复佛的诏书还没有发出，太武帝的皇后赫连太皇太后却以“祖宗之法不能改，王道不能移”为由，怂恿长孙竭侯、黎庶、古弼等一些元老旧臣，从中刁难，反对复佛。闹得14岁的文成帝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将这复佛之事搁置下来。

这赫连太皇太后是太武帝平统万时，将她和她的妹妹纳入掖廷为妃，后她被封为皇后。消灭宗爱后，她本来欲立太武帝四子，她妹妹所生的拓跋谭为帝，却让文成帝抢了先机。她的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便借机对文成帝进行发难。这些元老旧臣都是太武帝的部下，都看她的眼色行事，倚老卖老，以功臣自居，根本 就不把这小皇帝放在眼里。有的妄自尊大，有的蛮横无理，还大闹朝堂，不只不允许复佛，甚至还主张继续灭佛。很多人都为文成帝担起忧来，担心这少年皇帝被推下皇位。冯昭仪早对这赫连氏存有戒心，她一直在研究着这赫连氏与宗爱的关系。最后她终于弄清：宗爱杀害了太武帝，嫁祸于兰延、薛提、和匹三人，便是这赫连氏受宗爱指使以皇后之名，召他们三人入宫议事为由，被宗爱埋伏的刀斧手所杀。这赫连氏赢得宗爱信任，被封为太皇太后。她助纣为虐，岂不是宗爱的帮凶和同党？其罪恶岂不罄竹难书。于是她将这事揭露后，众大臣都义愤填膺。文成帝便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赫连太皇太后等人的罪恶，将他们一网打尽。古弼、黎庶等人灭门，长孙竭侯因是太武帝的舅父，免除死刑却处以徙边，赫连太皇太后则是赐死，令其自裁。

排除了这些障碍，文成帝便再次下诏复法。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开演正觉。”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图像，以供善男信女礼佛。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总摄沙门。又封王遇为匠作大将，让他们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这像雕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了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相对应。这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工镶嵌，一直是个千古之谜。但当时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所感，佛祖显灵。也应证了高僧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朝野，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的化身，身价提高了百倍，极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的参拜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好多善男信女们，都还向着宫城的方向顶礼膜拜。一时间圣迹远播，万民敬仰，中外瞩目，不少国家还派了使节来祝贺。狮子国沙门邪奢遗多和浮陀难提送来三尊珉玉佛像；沙勒胡国沙门送来了佛钵；有的国王还派画师来绘影图像，摹写实迹圣容，以求一睹真颜。京城之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文成帝从来也没感到自己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神圣，似乎不是尘世凡人，而是自天而降。他也感到鲜卑人的皇帝是天之骄子，北魏王朝的皇权乃是天赋神授。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敬帝就是敬佛，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寺庙便成了忠君礼佛之所。也就是说，佛教借助皇帝的圣旨可发展自己，皇帝借助佛教意象可号令天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于是文成帝又下诏，令师贤、王遇等人，在京城内的五极大寺，为其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备铜25万斤。也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国家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后不久，便有御马衔衣的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一事。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之时，走在街上忽遇一老者，他的马却咬住老者的衣服不放。这一现象让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向随从人员问道：“这马为何要咬人家的衣服？”有的随从认出，老者是有名的高僧昙曜，说是马识善人。这时高僧师贤已去世，昙曜也是北魏有名的高僧。文成帝日思夜想正要寻找这昙曜，令其接替师贤之职主管佛事，没想到他的御马帮他找到了。他下马一礼，便将这昙曜请进宫来待为上宾，拜为沙门统，接替师贤总摄佛务之事。造像即为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即必须造像。他令这昙曜在武周山南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佛帝合一的石像一尊，高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石像雄奇伟岸，气势恢宏冠于一世，观者莫不震撼。这便是“御马衔衣”故事引出的辉煌成果。史书对此讲得很神秘，似乎是神的旨意。也有论者却认为：昙曜身上的道袍是谷草煮水着色，还散发着谷草的香味。御马闻到谷草的香味，便啣昙曜的衣服，并非神的旨意。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叫得很响，如今云冈石窟景区内还专为昙曜铸了铜像，所以有必要在此交待一下。这五尊高大石像的石窟，被称为“云冈昙曜五窟”，中国最宏伟的石窟艺术也从此诞生。各地灭佛中被毁的寺庙也很快恢复如初，僧尼队伍也不断壮大。为促进佛教的发展，文成帝还又给寺庙划拨土地，设神祗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之民，可称之为神祇户；所交寺庙用于供养沙门和救灾的谷物，称神祇粟；分配到寺庙洒扫耕作的囚徒和官奴，称佛图户。这样一来，不但壮大了寺庙经济，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快速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他祖父太武帝灭佛的一种忏悔和补偿。但佛教还没有达到鼎盛，他就崩于太华殿，时年26 岁，在位的时间很短。继位者虽是他的太子和皇孙，临朝称制者却是他的皇后冯太后。这冯太后对佛教更是有新的见解，她把佛教发展推向了鼎盛。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的去世，权臣乙浑控制朝政，图谋篡位，顺者昌，逆者亡，诛杀了许多大臣。朝中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冯太后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冷静，对乙浑的所作所为不露声色。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天她突然下旨，招乙浑入宫议事。人们都不知这年轻的皇后要干什么，一时间宫中议论纷纷。乙浑接旨十分得意，却又想入非非。自以为她皇后这块招牌很有号召力，何不借机为我所用；又想到这年轻皇后美貌无比，若让她投怀送抱岂不又一美事。可他那里想到这是冯太后设下得陷阱，他神气十足地刚走进宫院内，身后的宫门就关上，埋伏在院内的刀斧手一拥而上，他还没醒过神来，就被乱刀砍为肉泥。史称此事为她“计杀乙浑”。

除掉了乙浑，她扶12岁的太子拓跋弘登上皇位，是为献文帝，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她本来就信佛，更看到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地位。执掌朝政后，她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意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她在改革朝政的同时，便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她十分清楚，这场灭佛的斗争，表面看是一场帝与佛之争。实质上是一场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一场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她首先从僧制着手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对佛教从上到下实行有序的管理。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和主簿各一人。州设州维那，郡县设上座，寺庙内设主持。令他们各司其职，为朝廷管理佛务。接着她授意僧众总结佛教历史经验，吸取太武帝灭佛教训。很多高僧亲历太武灭佛之苦，深知这灭佛的动因，自觉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他们的将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揉合在一起，又加入儒教忠孝仁义的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相结合。她得以首肯，下旨建设三教合一的悬空寺，和三教合一的昊天寺等，将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供奉在一起，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实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的目的，也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奉佛教。同时她在武周山昙曜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使那些穹卢式的洞窟，在建造上趋于宫殿化和佛龛化；人物造型方鼻大耳，细眉深目，趋于圆润丰满，身着褒衣博带，趋于中国化。佛经中有“法力无边”的记载，说佛的力量之大没有边际。她便为皇孙孝文帝开凿释迦洞（云冈5窟），造身高18米的佛帝合一，最为雄伟壮丽的石像，象征权力无限，威力无边。身临其境让人心灵震撼，感到自己妙小。佛传故事中说佛有形，而佛母无形。她也为自己开凿了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云冈6窟），塔高15米，呈方形，布局堂皇，内容丰富，雕饰豪华，刻工精美，气势磅礴，最为华丽，可称稀世之品。寓意她孕育着北魏的皇子皇孙，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北魏王朝。看了之后无不使人感到一种景仰力和虔敬力。其后她改观世音菩萨男性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本是古印度转轮王的长子，名叫不煦，他出家后向佛祖发誓，立志要落实佛法，救苦救难，解除人间烦恼。佛祖感其真诚，度化其成为观世音菩萨，即观音而去救苦救难，最受人们的崇敬。到唐代因李世民之讳去掉“世”字，成为观音菩萨。《华严经》中称他为“猛丈夫”，传入中国后仍是男性。十六国时的敦煌石窟中，他的画像还留有两撇小胡子。近年四川文物普查，在广福寨水洞门崖壁上，发现南北朝早期石龛观音雕像，身高1，5 米，面庞圆润，也留有两撇小胡子。到云冈石窟时期的菩萨造像，就变成了女性。她的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之巅，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样既可借助神的意象张扬女性，更是神化自己行使皇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兴建寺庙是推动佛教发展重要举措之一。冯太后在改革朝政开凿云冈石窟的同时，不惜巨资大兴土木，在京城之内建设天宫寺、永宁寺、建明寺、八角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祗洹精舍、车轮山卧佛寺等，众多的皇家寺庙。这些寺庙都极其雄伟绚丽，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内有玉佛，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院内有七极方形木塔，高90余米，为平城之最。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金碧辉煌，内供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数百间，号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五台山最早名叫紫府山，上有玄真观，原为道教所在地。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摄摩腾来到五台山，建了阿育王塔，从此有了佛教建筑。冯太后听说五台山形似印度佛祖讲经的灵鹫山，便和皇孙孝文帝登五台山，下旨建灵鹫寺、清凉寺、真容院，又修缮经院等12处建筑，使其成为佛教的名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禳灾赐福，最受广大民众的爱戴。观世音和阿弥陀佛与大势至，在经书中本来合称西方三圣，她不但令观世音离开西方三圣，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寺庙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一时间百姓家家有观音，户户弥陀佛，观音成为民众的保护神。唐代武则天对观音的崇拜更盛一筹，是她们两个女主把观音文化推向了极致。由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皇家兴建，地方官员兴建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富户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冯太后的兄长冯熙身为太师之职，倾其家产在各地兴建寺庙72处，组织译经16部，可称是登峰造极一例。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捐赠，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有资料记载，当时“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 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都在兴工动土建寺立庙。到太年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重大寺庙之多达百余所，僧尼两千之众；全国的寺庙为六千多所，僧尼达七万之多。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大型佛事活动，不断地举行，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人们不只烧香上供，在寺庙里祭祀，还要把金像从寺庙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令民众沐浴佛光，史称“抬像”。也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音法乐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敬香叩拜。太皇太后和皇孙孝文帝骑马散花，与民同祭。全城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除了太武帝灭佛那一阵，弘扬佛法之举，连续在平城持续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圣地，或称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史家汤用彤有言：“魏世佛之盛，盖必得力于冯太后也！”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石窟造像之风从云冈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云冈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了中国化和高潮，使平城成为一座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马背民族强悍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化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为北魏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北魏为佛教的和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4年6月20日

第四篇：北魏孝文帝改革

高一(二)班历史研究性学习《孝文帝改革》报告

本学期，我们围绕“孝文帝改革”这一课题，通过查阅相关典籍展开了研究。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孝文帝改革的负面影响这一方面。

一、孝文帝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二、孝文帝改革的正面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其正面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孝文帝改革的负面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影响较大的一次改革。然而，经过改革国力达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对此，历来论者甚众，其说纷纭。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孝文帝在改革中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等措施所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乃至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迁都洛阳的负面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就已显现出其危害性，并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予以显现，最终导致了北魏国势的衰危。

1、迁都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

南迁洛阳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为了实现“华夏正统”的至尊地位，不顾鲜卑旧贵的强烈反对，借南征的名义想法设法完成了迁都洛阳的政治宏愿。但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求改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恰恰这种阻力来自拓跋内部，这就意味着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早在迁都之前，于烈就有“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的估计。虽然仅仅是一种估计，但也反映了有相当多的反对者。“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就连孝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因此，迁都只能以托名“南征”掩人耳目的方式进行。即使这样，当消息传到平城后，拓跋贵族仍“莫不惊骇”。太和十九年（495），“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了北方”的元恂，借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机，召集牧马，轻骑奔代，意欲“跨距恒朔”，公开反对迁都。为绝后患，孝文帝将太子元恂废为庶人，旋即毒死。然而紧接着又爆发了以穆泰，陆睿为首的保守贵族的叛乱。正所谓“代乡旧族，同恶者多”。代乡旧族历来是北魏政府的领导核心，北魏前期之所以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一个“团结，积极进取”的代乡旧族。到迁都后二十年，反对者依然存在，迫使孝明帝元诩不得不做出让步：“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不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任停，安堵永业”。这样拓跋族明显的分裂为迁洛和留居两大集团。

再加之在迁都后，孝文帝随即推行汉化政策，给南迁鲜卑贵族种种特权，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代北贵族则被排斥于门阀姓族之外，成为庶姓，受到贬抑。如史所载：“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从而引起了留居的代北集团的极大不满，导致南北两大集团隔阂加深，为北魏的统治埋下隐患。

2、忽视了迁都的巨大经济负担，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孝文帝迁都洛阳，对鲜卑各阶层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下层民众破坏尤烈，“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撵运”，“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才有数间之屋”。因此，代迁之民刚到洛阳之初，绝大多数民众，“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生活十分贫困。

而迁都洛阳后，随着拓拔鲜卑封建化的加深，进入北魏上层的汉族大姓和逐渐汉化的鲜卑贵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他们进一步加快聚敛财富的速度，生活日趋奢靡腐化。有史料记载，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臵玉井金罐，以五色襘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足以可见当时元琛的生活极为奢华。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当上流社会“竞相矜夸，逐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富贵之家，童妾核服；工伤之族，玉食锦衣”之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则是“农夫食糟糠，蚕妇乏短褐”。在北魏上流社会普遍纵欲的所谓“繁荣”的假象之下则是广大民众的极度贫困。

就洛阳时代北魏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仅在宣武帝元恪太和二十三年、景明元年、三年、始平五年、永平三年、四年、延昌元年、二年、三年等就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百姓饥弊”，“民饥饿死者数万口”，“频年饥俭，百姓窘弊”。当到孝明帝元诩孝昌初年(公元525年)出现“北镇饥民二十余万”之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六镇饥乱”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此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到再也无法调控的地步，北魏政权面临的只有**与分裂。

（二）、移植门阀制度，引发社会矛盾。

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诏确定了门阀序列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变为“先尽门第”了。从此，北魏上至中央，下至郡县都严格按照门第高低作为选官标准。北魏官场，清浊分流。凡入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稽、尉），汉族四姓（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者，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均不得授以低官和浊官。而寒门士人、鲜卑武人和代迁之人只能充任低官和浊官。官分清流，不得逾越。如史所载，显宗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韩显宗的上言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前代取士”，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重的是其门第，郡望。由此可见，孝文帝所实行的这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认汉族士族地主和鲜卑贵族在北魏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种种特权，并使之制度化。此项改革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胡汉贵族的政治特权，相反使汉人与代迁之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贬抑和压制，从而激化统治矛盾。

1、门阀制引起了北魏寒人的不满 当时寒人的地位已经上升，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布门阀序列后，将寒人排除在门阀之外，势必引起寒人与门阀的矛盾。如“家世寒微，少孤贫”的李彪，以其才学与梗直深为孝文帝信重，但由于他出身寒门，而被士族出身的饿官吏所看轻。大中正宋牟“与高祖私议，优以寒地殊不欲微相优假”。在如士族出身的李冲，虽然曾将李彪“荐于魏主”，但当孝文帝“车驾南征”，命“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合事”时，李冲上表奏道：“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已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行，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尽管孝文帝曾称赞李彪“吾之有李彪生，犹有之汉汲黯”，但出于维护统治，缓和双方矛盾的需要，孝文帝不得已将李彪革职归乡。

李彪曾为其子李志求官于吏部郭祚“祚仍以旧策处之”。这引起了李彪对门阀制的不满。“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李彪为御史中尉时，“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豪右屏气”既说明李彪为官刚直，又说明豪右痛恨李彪。这些屏气的豪右不一定都是违法乱纪者，其中必然隐含着门阀制与事实上寒人地位提高的矛盾。寒人地位提高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孝文帝定姓族前后曾有许多寒人提任大中正。王仲兴“起自细微，至殿中书……为雍洲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洲大中正。” “虽起细微”的茹皓为肆洲大中正，赵怡为荆洲大中正，“本出寒微”的侯刚为恒洲大中正。这些说明孝文帝定姓族前后，寒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门阀制的推行，使当时社会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寒人受到贬抑与排斥，引起寒人的不满与积怨，激化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2、门阀制造成了新鲜卑门阀与代北贵族及“代来之人”的矛盾 门阀制实行后北魏南部形成了一批新鲜卑门阀贵族，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而代北鲜卑贵族则不同，在定姓族之后，他们成为门阀之外的庶姓，如史料所载： “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秋……（于）忠与吏部尚书元晕，度之尚书元匡，河南尹元长等推定代方姓族。” “世宗世，代人犹以姓族辞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从“犹以姓族辞讼”可看出孝文帝定姓族之始便引起了代人的“姓族辞讼”，而延续到世宗宣武帝乃至肃宗孝明帝世。那么“代来之人”的境况有如何内容？肃宗孝明帝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为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传诏，来安抚“起逆”之人，却遭致“牧守子孙”强烈反对。这些门阀士族不允许代来之人挤进他们的行列，千方百计压制他们，可见双方矛盾斗争相当激烈。

3、门阀制度造成北镇军人与新鲜卑门阀的矛盾。

门阀制实行后，北镇军人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这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始料不及的。如史料所言：“边竖沟逆，以成纷便，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煎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乃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也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径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成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入浮游之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这里讲的“房分”并不是孝文帝迁洛后军队分为两部分，是指原本为一个姓的人，有的边镇为军人，有的在京城为官。由此可看出，北镇军人在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之前带有贵族性，地位很高，他们“不但不废仁宦”，还享受“复除”待遇。但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以后，北镇军人被冷落，终于导致严重后果，士兵待遇低下，“士兵役苦，心部忘乱。”由于北镇军人不甘沦落，起而造反，引发了魏末六镇之乱，促使北魏发生分裂，走向衰亡。

（三）、定姓族，造成贵族的腐化。

孝文帝大定姓族，使得这些新士族分子从根本上并不能一时适应。让这些迅速汉化，士族化的，缺乏文化积淀的鲜卑贵族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环境面前，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臵。他们并没有用一些积极的，健康的东西去充实自己，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他们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养，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进行道德方面的训诫。于是，整个贵族阶层迅速堕落下去，附庸风雅，模仿汉族名士的生活作风，但由于缺乏辨别力，他们只能模仿那些外在的形式。所有这些，不仅消磨了他们的进取心，更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孝文帝在位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声势和威望，尚能控制整个局面。但到了他的继任者手里，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奢斗富，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

1、生活上的腐化

到了北魏后期，迅速汉化，士族化的鲜卑权贵们飞速的腐化，王公贵族竞奢比富，极力聚敛。史载：“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童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而河南王元琛曾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稚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他总想跟元雍竞富，他的十余匹骏马，食槽用银子打造窗户上装饰着玉风铃，金龙旗。宴会用的酒器由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卮，他向诸王展示自己的府库，金钱，绢布不可胜计。还跟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一向以富贵自负，见元琛珍宝多余自己，“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臣人，三日不起，”对人说“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元融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他们把生活的奢靡程度，拥有宝货的多少看作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鲜卑贵族已忘记一切社会责任与使命，惟一记挂的是毫无廉耻的积聚财富。胡太后把他们带到绢库“任意自取”，富贵之极的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竟因“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看着生气，夺下绢，让他们空手而出，成为时人的笑柄。

2、贪污成风，吏治腐败。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北魏后期的各族官吏无不凭借手中的权利想方设法捞钱，大肆贪污。当然此前也有贪官，但北魏政权 尚能制裁，有时甚至十分严厉，特别是太和八年普给百官俸禄后，严惩贪官，这一年就处死40人。但此后皇权中衰，幸臣茹皓和外戚高肇等先后用事，宗室内难不已，吏治渐坏。失踪之后朝廷竟公开卖官，如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此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由于吏部以卖官为务，故被人称为“市曹”，像官吏市场做买卖一样。而卖官是政治腐败中后果最恶略的一项，那些花钱卖官的人，当官之后巧取豪夺，想法设法的聚敛财富，根本不会考虑如何治国安邦。卖官成风必然贪污成风，形成官场的普遍腐败。如郑云贿赂大宦官刘腾得为安州刺史时，立刻向前任封回打听行情。史载：“除书但出，暮往诣回，坐未定，谓回日：“我为安州，卿知之否？彼上治生，何事为便？””，所谓“治生”就是经营生财的产业。但是官吏贪污成风，如元琛为定州刺史“多所受纳，贪婪之极”。后又贿赂宦官刘腾，得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求语无厌，百姓患害，有甚虎狼”。又如宗室元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有人议其贪污，他却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贪污竟有指标和理由，可见当时吏治腐败到何种程度！

3、道德沦丧，能力下降。

北魏的贵族官僚既用心聚敛，耽于享乐，普遍道德沦丧，鄙薄世务，他们从来不想什么经天纬地之业，安邦治国之举，逐渐丧失了治国领军的能力。北魏后期既无明主，有却贤臣当权的多是昏愦，贪吝之徒，世宗无恪“从容不断”，“政纲不张”，幸臣茹浩和外戚高肇先后用事。其后女主掌权，奸佞得势，“政治颇亏”。执政的宗室王也多贪残不法，软弱无能。如孝文帝的六弟咸阳王元禧“受遗辅政，为宰辅之首，从容推委，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阳为威惠者，禧特甚 ”元雍“识怀短浅，有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既无尊亲，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匡弼，唯唯而已”。元叉“才术空浅，终无远致”。执政后，“政事怠惰，纲纪不举，时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在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怂恿下，在优越的物质生活的腐蚀下，他们从精神状态到身体素质都衰退了，沉浸在奢侈纵欲的小天地里，丧失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加上迁都洛阳以后，鲜卑上层渐染中原风土，轻视武人尤其是孝文帝定姓族，移植门阀制度，板官命爵，这些只顾及南迁的那一部分，没有考虑到边镇人士，他们背着军籍，就不能当官，“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涂所隔。”留镇兵将以望生怨，由怨生愤。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解决，在公元523年激发起一场有许多镇将参加的六镇起兵，这把火丢在北魏末年普遍贪污致使百姓贫困，民怨沸腾的干柴上，骤然全国大乱，在为经济利益上一味向贪官倾斜的改革的失误，北魏付出了加速崩溃的代价。

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是一场规模浩大，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表明孝文帝改革遗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作为当时一个较为落后民族的统治者孝文帝为了统治政权，抛却狭隘的民族偏见，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其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别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和定姓族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造成北魏社会矛盾激化、政治集团分裂、官僚贵族腐化奢靡、统治危机日益加剧、勇武善战，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断削弱，最终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瓦解和灭亡。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历史上任何一个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的过程中，切忌全盘照搬，不加扬弃，一定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摄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加强精神引导与道德训诫，惟其如此，方可国富民强，长治久安。

第五篇：北魏书法资料

北魏书法资料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魏碑体，又称为龙门体、伊阙宗等，因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是龙门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题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们匕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造像记》、《邑主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记》、《齐郡王元枯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比丘道匠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若细分析，龙门二十品又可分为几类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康有为分之为四体，即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深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元枯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如从结体、用笔等特点分析，杨大眼、魏灵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贺兰汗等品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无松散下垂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起落处犹如刀削，斩钉截铁，锋芒毕露。尉迟、一弗、解伯达、高树等品与上述各晶风格基本相同，唯笔划较细，于稳重中又显俊秀爽利。以上诸品被书法家认为是龙门体书法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详、元燮、高太妃、马振拜等品用笔趋于圆转，笔迹流畅，寓隶法笔意于楷书之中。广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笔含蓄，锋芒内在，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唐楷无多区别。慈香一品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显得十分潇洒奇逸，在魏碑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风格。

除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外，洛阳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的《北魏元怀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书法精晶。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北齐姜纂造像题记》等也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北朝洛阳碑刻的书写者有不少当时的书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义章、萧显庆等人是龙门石窟一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但史传无载，很可能是精于书法的普通人。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主要时期，北魏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康有为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钟致帅《雪轩书品》称：“魏碑书法，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1]书法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书迹分析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1979--1908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书风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洛阳书法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注释：

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殷宪《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

⑧见刘涛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

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

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隶书(楷书)的合称。参见丛文俊《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

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阳平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

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书》（北齐）魏收着，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着，陈仲安点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宪，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前 言

薛元明

中西方都有墓志铭习俗的存在。相比之下，中国人看得更重，有『盖棺定论』一说。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每个人都会面对一生归宿的全面评价，而后将生命的过程与价值浓缩后，刊于石碑之上。从古至今，一切文体皆源于人的情感变化之结果。『墓志铭』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始于南朝，被赋予了生命意义乃至哲学意义。刘凤君先生有言：『志石方而表示地，志盖覆斗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墓志铭三字各有含义。墓即幕，任何人登上舞台表演，都有谢幕之时，最终入土为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有『记述』之意，以散文来记述死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等。『铭』是用韵文概括志文，进而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委婉抒情。『夫碑志者，纪其德行，旌乎功业』，把死者在世时的持家、德行、学问、技艺、政绩、功业等，浓缩为一份个人档案，实现树碑颂德，褒扬个人功绩，表其门闾，虚相称美的目的。每一块墓志，寄托了一个灵魂。人的生死观是发展变迁的，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死者的追忆，与其说是一种为死者所选择的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生者的精神寄托方式。墓志是生者对死者的祭祀和怀念，寄予了对生命的渴望和未来的期许，心灵往往是敏感而热烈的。千载之下，仍然能够读到。

公元四三九年是北魏王朝标志性的一年。北魏消灭北凉，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南北朝』中的北朝从此开始。留存后世的碑版、造像、摩崖、墓志、写经，数量之大，成就之高，任何时代难以相颉颃。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写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魏碑包括碑刻、墓志、造像、摩崖等。这其中，墓志制作成为自北朝以来，上层阶级普遍关注的文化活动，藉此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意识、文化心态，提供了非常多且极其重要的史料，同时也是个人自我期许的评价参照系。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有效的传播，俾传后世。概而言之，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性、史料性、书写性、社会性等诸多方面。书法作为工具，无意识地包含在其中。书刻者大多是无名氏，不但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也反映了思想、情感的真实。因为无功利心，能够虔诚地表达，没有规范和程式的束缚。加上去古末远，故而面目繁多，风貌不一。在墓志系列当中，元氏皇家和王公贵族、将军大臣的墓志，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身份的尊贵，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与众不同。书风或平正，或温润，或典雅，或秀逸，或恣肆，呈现出多元风范。

魏碑的出现乃至兴盛，既有外部环境原因，也有文字和书体演进的内在原因。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尚武之风渐衰，转而崇儒，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推行汉化，以死葬北邙得其所归，墓志之风愈演愈烈。《书林藻鉴》谓：『北朝之书，魏为最盛，享国既永，艺业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润色金石，故其时隶楷错变，无体不备。』南北朝是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隶楷错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初创时期，本质是中原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拓跋文化呈现出高亢激越、豪迈奔放的格调，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培养出特定的民族情怀。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相互碰撞、交融，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中审美意识的觉醒时代。宗白华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在分崩离析的特殊时代，决定了书法的多种类型，魏晋风度的绝世之美和牛鬼蛇神的异端怪相并存。有两类书法形式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一类是手札，写尽了人世沧桑变故，一类是墓志，涉及所有人，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手札和墓志是生死的两极，也是人性的两极，有共通的精神实质。长期以来，墓志深埋地下，罕有所知。伴随着金石考据的发掘，逐渐引起了关注。书法发展至明清时期，帖学风神日杳，规矩化的索然无味，『馆阁体』痼疾愈加沉重，桎梏难除。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恰恰对应了书人的脾胃，一时间成为效法对象。魏碑是一种过渡性书体，蕴含了『不成熟因子』，能够进一步加以发挥，由此成为后世书家打造个人书风的突破口。帖学记录了书写状态的一次性，魏碑具有再加工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最初的面目。除工具差别之外，载体变化是主要原因。北碑为石质，帖学是纸张锦绫一类。如是，前者关注金石味，后者侧重书卷气。不过，碑帖尽管有所不同，但都应该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描出来。魏碑不拘成法，反对程序化。如果一味追求狂放，以致粗野，必然导致诸多恶习的蔓延，与魏碑所蕴藏的自然质朴、稚拙天真背道而驰。真正暗合天倪、返朴归真的临创不是故作丑态、搔首弄姿。另一方面，在用笔和结体上走向极度规范的『新魏碑』，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美术字，与传统意义上的魏碑有本质区别。在临习墓志的过程中，必须防止走向粗野化和程式化等两个极端。

北魏墓志对于近当代书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说晚清选择碑学，是基于书法本体的内在调节机制，当下的选择已是一种『自觉』，按照个人审美意识来甄别，而非仅仅是取法资源的问题，依赖书家的敏锐性。有鉴于此，书家的视野要不断开拓。通常强调要取法经典，其实不但要取法历代已存的经典，而且要发掘新的经典。通过关注新出的墓志，以自身的视角来解读，成就新的经典。魏碑在数百年的演进中，风格变化跨度极大，取法时可以尝试不同的角度，得以大显身手，各遂所愿。康有为早就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出版说明

对于北魏墓志，前人往往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来概括，不但品类繁多，而且保存完好，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随取一家，皆足成体。不仅如此，地下层出不穷、浪翻鲸掣似地考古发现，使得更多的新资料不断奔赴书家眼前。相应地，必然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如何选择范本极为重要。人的一生精力和时间很有限，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选择，才能『术业有专攻』，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不做或少做无用功。古人有时专注一路书风，终身不易，甚至抱紧一本帖，矢志不移，食古而化，卓然成家。临帖取法，最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朝三暮

四、见异思迁，结果难以深入，只能画虎类犬、描龙成凤。

为了再现北魏墓志书风的独特风貌，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可以欣赏、临摹、借鉴的范本，本社特别推出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精选《元桢墓志》（四九六年）、《元囧墓志》（五一一年）、《元诠墓志》（五一二年）、《元显俊墓志》（五一三年）、《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五一四年）、《刁遵墓志》（五一七年）、《崔敬邕墓志》（五一七年）、《元珽妻穆玉容墓志》（五一九年）、《李璧墓志》（五二○年）、《司马昞墓志》（五二○年）、《司马显姿墓志》（五二一年）、《元倪墓志》（五二三年）、《高猛墓志》（五二三年）、《元怿墓志》（五二五年）、《元瑛墓志》（五二六年）、《元晔墓志》（五二七年）、《元固墓志》（五二七年）、《元暐墓志》（五二八年）、《元钦墓志》（五二八年）、《张黑女墓志》（五三一年）等二十品北魏墓志，同期出版。北朝书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四三九年）至孝文帝完成迁都洛阳（四九六年）。以兼楷兼隶的『铭石书』为主要风格，实际是三国西晋书风的延续，第二时期自四九六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五三五年），北魏彻底分裂为东西魏。近四十年的时间，是魏碑最辉煌的时期，『北邙体』大兴之时。这其中，前期刊刻意味强烈，风格相对单一，和造像极为接近，甚至如出一辙，正如包世臣所说，『具龙威虎震之规』。后期技法成熟，书写笔意浓厚，结体渐趋疏宕平整，风格多样，少了几分匠气，多了几分典雅，更多地具有了人情味。第三时期自五三五年东西魏建立，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直至隋统一（五八九年）。一方面，掀起了复古浪潮，书写中时常夹杂篆隶成分，另一方面，规范化是大势所趋，斜画紧密的结体逐渐演变成宽博散逸的面目。

所选二十品墓志，属于第二时期，风格跨度极大。如《元桢墓志》方笔峻利，《元诠墓志》舒展飘逸，《刁遵墓志》中和圆润，《穆玉容墓志》工整典雅，《李璧墓志》古拙天真，《元瑛墓志》劲拔雄浑，《张黑女墓志》精致细腻。也可以相互对比来加深印象。如《元诠墓志》、《元显俊墓志》、《司马显姿墓志》结体稍斜，而用笔逐步走向成熟。《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李璧墓志》面目不同，大抵由于刀法不同的原因。《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虽属同一年，然《刁遵墓志》书风用笔凝练，结体雍容，《崔敬邕墓志》由于用刀存在粗细深浅的变化，用笔纵横使转，结体不为法度所拘，展现出特殊趣味。《元怿墓志》、《张黑女墓志》可归为同一类，用笔多侧锋，结体扁平，借鉴隶意，极富情趣。

出版所选拓片墨色均匀，字口清晰，并将图版重新剪拼，放大数倍，以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笔法与结构。图版以简化字注释，能够准确地了解志文内容，有助于读帖。另外，部分书册放置了全图，以期了解原拓的整体风貌。配备了简明扼要的用笔和结体方面的技法解析，在临摹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希望此套墓志放大本系列的出版，能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研究北魏墓志书风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