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探究

第一篇：债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探究

债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探究

[摘要]：债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债的关系以外第三人的侵害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无明文规定侵害债权的内容，只是在《民法通则》总则与民事责任中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规定，其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值得探究。本文从五个方面作阐述，探讨其法律问题，即债权侵权行为的概述、构成要件、现行法律依据、民事责任追究及民事立法建议。

[关键字]：债权侵害债权构成要件民事责任

一、债权侵权行为的概述

（一）债权侵权行为的概念债权侵权行为，学理上又称侵害债权、第三人侵害债权，是指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的或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实施的，旨在妨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造成债权人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债权侵权行为的范围确定债权侵权行为的范围，先要确定债权的范围，即哪些债权可确定为侵犯对象。学理上，对确定债权侵权行为的范围，有三种标准：一是以合同之债为限，仅承认侵害合同之债权的行为为债权侵权行为；二是以典型债权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为限；三是除上述4种典型债权之外，还应包括非典型债权。对第一种标准，仅以合同之债权为限来确定债权侵权行为的范围，明显过窄；第二种标准，虽概括了绝大部分债权侵权行为，但仍有少数非典型债权，如拾得遗失物产生之债、公司设立产生之债等，无法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因此，笔者赞同第三种标准，债权侵权行为的范围应包括侵犯所有债权的行为，当然，法律另有特别保护规定的债权，则可除外。

（三）债权作为侵权行为客体的来源学理上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是以绝对权作为侵害客体，它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针对一般人的义务，而不是违反了由当事人自行协议所约定的、针对特定人的合同义务。[①]而作为相对权的债权，除特定的债权债务人以外，其他第三人没有法定的义务，又何以成为侵权行为的客体呢？《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债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是法律给予了保护，赋予其不可侵性，一种对抗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正是债权的这种不可侵性，使得债权可以构成侵权行为的客体来源，而不是债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债的对内效力是针对特定债的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只构成违约责任，不成立侵权责任；债的对外效力，亦称债的保全，是法律为了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损害而设置的债的一般担保形式，有债权人的代位权与撤销权两种手段，仍属债的内部关系，是债权人就债务人积极地或消极地处分其财产而产生的对该处分的收益人的权利，并不是对一般第三人的效力，因而也不是债权侵权行为的客体来源依据。

（四）债权作为侵权行为客体具备的特点债权可成为侵权行为客体，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债权的财产性质。与所有权不同的是，它反映的是动态的财产关系，一方面最终要确定财产由谁所有，另一方面要决定财产利益归谁所有，归根到底债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财产和财产利益的权利，侵害债权仍然会造成财产的损失与财产利益的损失。二是债权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的不作为性质。尽管这与财产所有权的义务人所负的绝对义务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不得侵犯债权的不作为义务，违反就构成侵权行为。由此得出，债权侵权行为的性质是侵害财产权的行为，该侵权行为的实施方式主要是作为方式。

二、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学理上有“三要说”、“四要说”、“五要说”。“三要说”认为构成债权侵权行为应具备：（1）侵权行为人仅限于第三人；（2）第三人主观上出于故意；（3）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魏振瀛等学者持此观点。“四要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具备如下四个要件：（1）有合法的合同存在；（2）侵权行为人须为第三人；（3）行为须违法或没有合法依据；（4）行为人须出于故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其要件有3个与上述（1）、（2）、（4）相同，另一个要件是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五要说”，可以说是“四要说”两种观点的结合，但其认为仅“合法的合同存在”不够，过于窄，应包括所有合法的债权。王利明等学者持此观点。笔者赞同“五要说”，其更能准确地全面地揭出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总体而言，债权侵权行为应当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看待，应具备以下五个要件：一是被侵害的债权必须是合法的债权。这是构成债权侵权行为的基础，也是前提。如果是违法的债权，则不能成为债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其自始无效。当然，债权包括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之债的债权与其他非典型债权。二是行为人必须是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这里“第三人”既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第三人，如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中的第三人，也不是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是与债权债务关系无任何关系的任何第三人。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对债权人的代理人、债务人的代理人、履行辅助人是否可以构成为侵权行为人。应区分具体情况看待，一般认为，代理人的行为不体现被代理人的意志，与被代理人的委托无关的，那么无论是债权人的代理人还是债务人的代理人、履行辅助人，都属于自己实施的债权侵权行为，都可以构成债权侵权行为的主体；反之，则不构成。三是行为须是违法的。这里违法，主要表现为违反《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的不作为义务，它属于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学理上，侵害债权有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之分。前者指第三人的侵害行为是通过直接作用于债权人的债权而实现的；后者是指第三人的侵害行为是通过直接作用于债务人，使债务人不能履行而间接地妨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就具体的债权侵权行为而言，应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1）债务人决定向债权人交付的标的物，第三人故意毁损或消灭，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2）不是债权人的人作为债权准占有人接受债务的清偿，使债权消灭。这里债权准占有人接受清偿要区分清偿的债务人是否为善意无过失来定，只有在清偿的债务人善意无过失下，其接受清偿的行为才构成债权侵权行为；反之，则不构成，其侵害的只是债务人的财产权。（3）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妨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此种行为构成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侵权。（4）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免除被代理人的债务人对被代理人的债务。这里代理人的这种免除行为必须是未经其被代理人追认的。（5）第三人将作为债务人的演出者予以监禁，致使演出合同的债权人遭受损失。（6）第三人通过劝说、利诱、欺骗等手段，诱使债务人违背债权债务关系。这在英美国家称引诱违约。此行为致使债之全部或一部陷入不能履行而使债权人因此受到损害，得构成债权侵权行为。

四是第三人须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按一般侵权行为法则，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与过失。但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即第三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债权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其目的就是要妨害债权的实现。这里明知，既要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又要明知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是由债权的相对性决定的，它不具公示性，第三人一般难以知悉的，因而只能是故意的，而且故意的产生必须是在第三人实施行为之初或过程之中的。如果行为人只是

出于过失或主观目的并不是要妨害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的，则不能构成债权侵权行为。五是第三人的行为须造成债权人债权的损害，即要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侵权行为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债权侵权行为并不能例外。这里债权损害的事实，主要表现为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使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债务人因向第三人有效的清偿而使债权人的债权消灭、债权人应该获得的利益的丧失、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行，等等。总的包括债权财产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注意的是，如果第三人实施的侵害债权行为，造成债权人因债权不能实现而出现精神痛苦、自杀的，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由于债权侵权行为客

体的特殊性决定，对造成债权人精神痛苦、自杀的此种情况不宜认定为侵害债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但可以按经济补偿性质予以补偿解决。

三、债权侵权行为的现行法律依据

（一）国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考察

1、英美法系国家直接以判例法确认债权侵权行为制度，赋予其受害人以损害赔偿请求权。如：1853年英国在其著名的Lumley v.Gye一案中确立了干涉合同关系的侵权行为。[②]

2、德国在其民法典中对债权侵权行为的规定原则适用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再创设保护债权的具体规定，如其法典第281条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也基本上同德国法规定，如《台湾民法》第225条的规定。

3、日本在其民法典中直接依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在第709条中确立债权侵权制度。

（二）国内现行法律依据考察

1、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的规定。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一条规定赋予了债权权利的不可侵性，起到了法律保护作用，是债权侵权行为的立法依据的前提。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规定。本款中的“财产”二字，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包括一切积极的、消极的财产。债权属于预期的财产利益，是消极财产，应当包括在上述财产的范畴之内。此是债权侵权行为的基本立法依据。同理，第117条第3款的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它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自然也成为债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直接立法依据。此外，第4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此原则规定属“帝王条款”规定，涵括全法域之基本原则，不仅要求行为人必须恪守信用，不进行任何欺诈行为，亦补充立法上之不足缺陷。因此，亦可作为债权侵权行为立法补充依据。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1988年10月18日法（经）复[1988]45号）已涉及到侵害债权问题，即应承但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非法转移人民法院冻结款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复函》（1995年5月5日法函[1995]51号）这一批复明确指出了侵害债权问题，即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使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人的，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了侵害债权的行为，第三人在其侵害债权的限度内与债务人负连带责任。

四、债权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追究前面已经论述了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及其现行法律依据，那么，对侵害债权的行为人就应当追究其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对债权侵权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损失，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其中以赔偿损失为最基本、最主要的民事责任形式。

（一）债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即归责的一般规则，是指以确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规则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其体系包括三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对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它是过错责任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债权侵权行为，亦属侵权行为，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必考虑其归责问题。在侵权行为种类中，债权侵权行为应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其归责原则应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而且这里的“过错”必须是故意的。这也是从为了更好保护债权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考虑的，行为人想要阻却法律责任的承担，除非证明自己没有主观上的故意过错，否则就应对其实施的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也是民事举证责任的倒置问题。

（二）债权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关系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应先从分析赔偿关系入手，主要有四种：

1、在直接侵害债权的场合下，损害赔偿关系的主体是债权人与第三人，债权人为赔偿权利人，第三人为赔偿义务人，第三人直接向债权人承担债权侵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2、在间接侵害债权的场合下，如第三人基于侵害债劝的故意而伤害

债务人、毁损债的标的物，以欺诈、强制等方法阻止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本身并无过错的，损害赔偿关系仍是债权人与第三人，由第三人直接向债权人承担债权侵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3、在间接侵害债权的场合下，第三人引诱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务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为违约引诱行为，有抵制的余地而不加以抵制，致使债权人债权无法实现的，显然对债务人不履行有过错，应承但相应的民事责任，与第三人共同负责，作为赔偿义务人，向债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即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如果债务人对违约引诱不能识别而违约，则由第三人自己作为赔偿义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4、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侵害债权人债权的，构成共同侵权，第三人与债务人作为赔偿义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第三人以劝说、教唆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债务人又明知并同意的，视为恶意串通。

（三）债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范围债权侵权行为的赔偿范围，应以财产损失为标准。对于财产直接损失，应予以全部赔偿；对于财产利益的损失，应包括债权预期的全部数额，以及迟延履行的违约金损失，造成其他财产利益损失等，均应全部赔偿。

（四）债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与债务人违约责任的交叉问题在实务中，会存在第三人侵害债权与债务人违约交织在一起，如果只简单地处理债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而不考虑债务人的违约赔偿问题，必然造成处理不公，如在某些场合因第三人侵害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后，免除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就会使债务人得到不当利益；如果同时也考虑债务人的违约赔偿问题时，则债务人在债权人接受第三人侵害债权赔偿后继续履行债务，就会使债权人得到不当利益。因此，对此交叉问题，应妥善处理，从而恰当追究债权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具体而言分以下四种情况处理：（1）债权侵权行为致使债务人丧失继续履行能力的或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履行发生清偿效力而使债权消灭的，此则由第三人全部赔偿债务人不履行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而且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2）债权侵权行为妨害了债权的实现，但债务人应当且能够继续履行债务的，则应继续履行，此时，第三人只就自己的侵权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的迟延履行等损失，以及因时间延误债务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3）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则应当依各自的故意程度、原因力以及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数额等综合考虑，确定各自应承担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对债权人履行连带责任。（4）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的，此时原则上应由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对其他损失，则由第三人赔偿。对债务不能继续履行的，则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由第三人与债务人依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等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各自承担责任。

（五）债权侵权行为可能涉及的责任聚合问题实务中，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可能同时侵害债权人的其他利益，如冒用债权人的姓名实施接受债务人的清偿行为或其他侵害债权的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债权与姓名权。像这样的情况，实质上是一个行为侵害了两种或多种权利。对此，应认定债权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聚合，即债权侵权行为应对其行为侵犯的权益一一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认定为责任的竞合，如果认定为责任竞合的话，那么对债权人而言，其只能在多项请求权中选择一项请求权予以行使并实现其权利，显然不利于对债权人的充分保护，也不利于起到对债权侵权行为人的充分惩治作用。

五、债权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建议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尚无明文规定债权侵权行为的内容，只是在《民法通则》总则与民事责任中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规定，因此，立法上也就没有真正建立起独立的债权侵权行为法律制度，只是在实务中将其作为一种辅助性法律制度而存在，辅助合同责任制度而发挥作用，即只有在合同责任制度不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债权人又不能依据合同向第三人提出请求和诉讼时，才应依债权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要求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了，在司法实践中，各国也已早对侵害债权的行为给予侵权行为法

上的救济，将侵害债权的行为归入侵权行为成为通行做法，并在民事立法中对债权侵权行为作了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确立债权侵权行为法律制度。因此，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亦应在侵权行为编中将债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予以明确规定，确立其相关法律问题，如采用列举式方式进行债权侵权行为立法，并在《民事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的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解释、《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中予以修改立法，如对举证责任问题给予明确的规定等，建立起独立的债权侵权行为法律制度，以完善对债权人的保护，与国际立法接轨。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利明主编，郭明瑞、杨立新副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①]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12.转引：王利明主编，郭明瑞、杨立新副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②]王利明主编，郭明瑞、杨立新副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亲属继承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57-258.

第二篇：版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版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版权侵权行为法律问题研究2007-02-10 16:48:3

3摘要认定版权侵权行为的极大困难是如何确定作品的原创性。通过版权法与专利法、商标法立法目的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比可以明确原创性的内涵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对比进行比较更易于把握作品的原创性。对于版权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罪过形式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两大弊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国际趋势。我国版权转让无须登记是著作法上一个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权转让登记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版权侵权行为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Ｄ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李进一—男四川省渠县人暨南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在版权法中最为复杂。其原因在于作品原创性独创性认定的困难、作品版权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审批手续、举证不易等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就版权行为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早在年美国法院和中国法院便分别在阿尔泰案和李淑贤与王庆祥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诉贾英华案中开创了对涉嫌版权侵权行为的“三段论侵权认定法”。Ｐ“三段论”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作品思想表达的原创性的注解和诠释。其第一步为抽象法指将作品的“思想”ｉｄｅａ排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是版权法原理的基本要求。尽管各国版权法对作品的创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思想纳入版权法的保护领域。《伯尔尼公约》第条第款和《ＷＴＯ版权条约》第条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字概念本身。”我国版权局于年月日提交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下称草案第条也增设了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现和过程的条款。这种立法体制为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条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的标准从宏观的角度给版权法实务指明了方向。应当说从理论讲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是明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保护范围以后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在实务中出现了越来越模糊的趋势。年美国的威兰诉杰斯罗一案便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指向了思想。Ｐ不过尽管存在着实务中这样的困难“三段论”的第一步抽象法的运作还是有效的它试图在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之间划一条线以将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混淆。“三段论”的第二步是过滤法指将虽属思想的表达但又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过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公有领域的东西包括只有惟一 的一种表达的作品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种作品只有一种惟一的表达形式则版权法不予保护因为这与版权法促进一国文化繁荣的目的相悖。在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版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毫无差错地反映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不出差错的话也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Ｐ可见虽属作品的表达但属惟一的一种表达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只能采用该惟一的表达时则该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表明国家把繁荣本国文化与对著作权的权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权人与社会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保护期的长短无非说明了谁在这场交易中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而已。对著作权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得足

够长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会需求者则希望把这种保护期规定得足够短以期能无偿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护期届满便是社会需求者无偿使用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著作权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论”的过滤法这一过程表明版权法把版权看作一种私权版权法上保护私有领域的东西而不将公有领域的东西纳入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许多程序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多属于公有领域这一部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纵观“三段论侵权认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笔者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思想也罢外部事实也罢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其实都是把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公有领域的东西划在版权保护的界限之外。“三段论”的第三步是“对比法”指经过“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实质相同的部分这涉及到对作品表达原创性的

认定。

作品原创性的英文涵义为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而非ｎｏｖｅｌｔｙ或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应当注意的是原创性仅适用于对作者权的保护而不适用于邻接权。例如播放是对已有作品的重复版权法尽管对其保护但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英国律师ＰｅｔｅｒＧｒｏｖｅｒ认为要求原创性便破坏了播放组织权的整个基础。Ｎｏｖｅｌｔｙ译为新颖性是专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项发明若要取得专利权享受专利法的保护新颖性是其必要条件。原创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的而新颖性要求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颖的可见新颖性比原创性的要求为高。原创性与新颖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版权法与专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设计的不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它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与已有的作品在表达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着差异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个更先

进、更优秀。版权法关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达的。而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的发展它要求某一项发明必须在原有技术上更进一步对处于原有技术水平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同时专利法为了节约技术开发成本以利于把有限的精力用于更新技术的开发它赋予专利法以垄断权即使是同样先进的独立开发的两个发明也只授予一个专利权①。既然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法便开创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审查和登记公告制度规定一项发明者获此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为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新颖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认定新颖性其参考系便是专利公报上登记的“已有技术”这个“已有技术”是确定的。而版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制度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受版权法保护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创性包含有新颖性的内容那么作为参考系的已有作品则浩如烟海这在实务上是行不通的。同样商标法要求的识别性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ｅ也不同于作品的原创性

其理由与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区别相似。然而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与重叠《草案》第条暗设了这种交叉地带的存在。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可译为惟一性或独一无二这离作品的原创性就更远了因为作品的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在公有领域材料的基础上吸收他人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权法之保护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惟一性不仅不是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反而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这种作品在美国多半列为与“艺术作品”相对的“事实作品”在德国多被列为与“社会科学”相对的“自然科学”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国都在相应的版权法中规定了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但都没有解释何为原创性。英国的Ｄｅｎｎｉｎｇ认为“原创性”一词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

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技巧、知识、创造性劳动和判断。作品权是一个人劳动、技巧、投资的产品这些不能为他人盗用。作品的原创性并非指其构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实。作品的构成元素、事实等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区别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的差异在于基于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体现了作者的技巧、知识、投资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单纯地依靠作者的知识、技巧、投资、判断来认定作品的原创性实际操作意义不大。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作品繁多为认定而认定作品的原创性所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版权法推行的是自动取得保护原则实行不审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比较来认定或许更有价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处于公有领域就推定其有原创性然后通过对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与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确定被诉作品是否有原创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尽管不处于公有领域

但系抄袭别人的作品被告的举证并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只能发生诉讼法上的主体变更而被告的实体责任并不能免除当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权利人参加诉讼。

在侵权诉讼中确认被诉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权直接证据较难获得一般采用间接方法即“实质部分”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ｔ加“接触”的方法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创作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为只有行为人本人知道权利人若要证明侵害者的模仿行为除了行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通常不去证明模仿行为本身而是以对他人作品的接触加以结果的类似性来证明。如果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创作过程成功地证明了未进行模仿而是独立创作的侵权也不成立。不过这里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即由被诉作品的作者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否则就可以推定存在着接触。Ｐ然而“实质性部分Ｓｕｂｓｔａｎ

ｔｉａｌＰａｒｔ”又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有人认为就作品而言其质量而非数量是关键性的。如果一首诗中的几个关键措词被运用即使这首诗有一百个音节也构成了实质部分。如果你因为一个关键的音节的质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释这属于实质性部分。也有人认为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并把那种试图解释实质性部分内涵的作法视为一种通过概念解释把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误导。Ｐ所谓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观点提高了版权法对作品创作性要求的高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抄袭的多为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这与德国版权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并没有对作品作这一要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指出由于作品是人的个性表露其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设定价值标准等于划分人格优劣是不能容忍的。Ｐ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评价作品的高低便带来

了技术性的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载了其他价值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这应构成了一个悖论。可见划分作品的创作高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笔者感到通过比较进行区别或许对实质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例如两首主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构成了实质性部分。

作为一种民事的侵权行为侵犯版权行为要求侵权者主观上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多数外国版权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权法上存在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英国年版权法第条至条所列举的行为皆属直接侵权行为而第条至条所列举的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之所以作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要求不一对他们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原则。对于直接侵权行为英国版权法暗含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者的犯

意不是认定侵权性质的实质条件尽管无辜可能会减少赔偿英国年版权法第条款的内容便规定了犯意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法律要求侵权者主观上有过错。亦即在英国版权法上把侵害版权法的行为分成了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德国版权法第条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由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日本年版权法第条款规定了直接侵权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第款规定了间接侵权应承担过错责任Ｔｒｉｐｓ第条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第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

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Ｔｒｉｐｓ第条对侵权人主观上的状态作了区分并规定了有过错的侵权人应给予受害人以赔偿费的范围对于无过错的侵权方在适当的场合也应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就是说过错也构成了侵权只是一般不支付赔偿费。可见在国际上至少是对直接侵权行为让侵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通例。在我国版权法上没有区别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而且也没有明确侵害版权行为的责任原则。由于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按我国民法通则第条之规定侵害版权的行为属于过错责任。这样的规定存在的弊端在于其一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力不从心因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般只有侵权人自己知悉这对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版行为极为不利。其二对于侵权行为不作划分一律规定适用过

错责任未免武断因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危害和直接侵权相比毕竟要小。我国最近的版权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即侵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应承担推定过错责任并在第条款增设了法定赔偿金的规定法定赔偿金适用考虑到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尽管版权法的修改草案向国际规则迈进了一步然而该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基于此有人提出对于一般情况下的直接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网络上的个别特殊情况让侵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的折衷方案。

事实上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责任原则都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发展的趋势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是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①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对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适用过错责

任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恢复ＷＴＯ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我们国内的版权法达不到Ｔｒｉｐｓ的要求这将会阻碍我国ＷＴＯ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各国的统一化进程却在加快其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大国把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进行了勾连而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这便造成了知识权法虽属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走着与其他法相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向国际规则迈进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考虑。

前已叙及在版权法上采用自动取得原则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享受版权法之保护。然而版权被视为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对社会影响较大而且版权法又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法上的那种公示制度这就增大了版权侵权的系数。特别是对于后继作品作品的转让

在我国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有可能使原权利人受利益之驱动再许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后继版权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对版权的发生与变动应借用物权变动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权不同于动产因为它的无形所以它的占有或交付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应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对版权的取得采用选择登记制对版权的转让采用登记制。版权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种权利在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如果他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到登记机关登记在发生诉讼时他的举证就要比已经进行了登记困难得多。然而多数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体现了对权利人权利的尊重因为权利人可以放弃其权利。我国自初年开始对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采用了选择登记制。而对于版权转让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个不足。其理由在于第一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都有版权转让进行登记的要求。这些国家 的经验告诉我们版权登记尽管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能在以后的诉讼中节约相当大的诉讼成本而且也便于国家对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权转让登记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关作品可以到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去查询以便寻找真正的权利人。其二是对抗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转让登记以后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权利人先把其版权转让给甲但没有进行登记后又转让给乙并且双方到登记机关履行了登记手续尽管甲受让在先该版权仍转属于乙。其三是证明功能在发生纠纷时转让登记可以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我国年《担保法》第条明确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并且我国已于年月日通过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著作权的质押并不涉及权利的转移法律都明确要求登记而版权的转让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登记呢

参考文献

郑成思版权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ＰｅｔｅｒＧｒｏｖｅｒ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Ｌａｗ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ａｈａｍａｎｄＴｒｏｔｍａｎ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董炳和新闻侵权与赔偿Ｍ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Ｍ张玉瑞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

李军计算机时代的相应版权制度探究Ｊ现代法学一

第三篇：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3-1 8:35:38 作者：单云娟 来源：东方法眼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由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以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为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之日起，其目的和宗旨是确定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为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对资产公司的业务活动范围也有明确规定，其中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处置资产是其实现资产处置的手段之一。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授权财政部制定，该处置办法对不良资产处置程序、范围、条件、价格等缺乏严格而完善的规定，因转让式处置是资产管理公司经济高效的资产处置方式，在不良债权转让后所发生的诉讼案件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机制受到冲击，此类案件因社会影响面广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法律规范缺位，使此类案件的处理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不良资产处置领域法律规范不足，削弱国有资产的保全力度。

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股权类资产、债权类资产和实物类资产；资产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主要包括破产清算、拍卖、招标、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方式，阶段性处置主要包括债转股、债务重组、诉讼及诉讼保全、以资抵债、资产置换、企业重组、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实物资产出租、实物资产投资等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受其处置时限短、不良资产额巨大、处置效率要求等因素的限制，最终选择以债权转让这种成本低、收效快的方式处置资产，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例，长城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2000年主要是收本收息，2001年以收本收息、物权处置为主。2002年则出现了重大变化，在1-9月处置的232.75亿元的资产中，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的资产占总处置额的46%，债权重组占19%，诉讼追偿占16%，破产清偿占17%。到了2006年，资产管理公司以打包转让债权方式处置资产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多，有将资产组包后被国外投资者收购后转手高价卖给国内投资者坐享暴利，有投资者低价受让不良资产后向债务人全额追索债务，致债务企业难以为继的，也有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程序不公开，被债务人集体要求确认转让无效的，种种争议的产生，既表明了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方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缺乏完整统一的法律规制，该业务隐藏着大量的法律问题。

在1999的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为了使国有银行能够向商业银行平稳过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家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66号）第四条的规定，分别从四家国有银行进行不良贷款的剥离的工作，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于此次剥离范围。剥离不良资产的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确定，相应的银行组织实施”根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有关文件规定，这次不良贷款剥离时点的掌握是国有商业银行1995年底逾期一年以上的不良贷款，1996年以来的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自此，不良资产这一概念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而逐渐为人们知悉。但是不良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应如何运作，如何经营的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将这一涉及不良资产运作体制的重大问题授权给财政部制定具体办法，2000年财政部以（财金[2000]122号）文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并于2004年4月予以修订。由于资产公司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资产在资产处置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暴露出的问题较多，财政部在2005年连续出台措施以建立不良资产的有序规范转让，2005年2月出台《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资产打包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5］47号），同年5月，财政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同年7月，财政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以通知的方式对不良资产转让中受让主体的限制、转让资产范围的限制、转让程序等作了简要规定。

普通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调整，我国合同法进行了规范，规定了债权转让中转让人的通知义务，至于转让目的、转让是否支付对价法律在所不问。不良资产债权的转让是否是权利贸易的“自由市场”呢？由于我国的不良资产市场的建立与运转，在其诞生之初就已注定担负着“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资产处置方式、资产回收率与国企改革的稳定息息相关，还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应当制定法律对这一领域进行规范。当前，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如果仅以财政部的通知为依据审查并确认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符，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无效。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作为审查合同效力的依据，但该条例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而财政部的通知属于部委规章，效力位阶较低，法院不能直接作为依据适用。法律规范的缺位是造成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建议尽快完善法律或行政法规，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行为，避免、减少国有资产的不当流失。

二、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不良债权的合同效力审查。

打包转让债权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一种方式，即将接收的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经过对资产的担保、抵押和信用贷款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搭配，形成“资产包”，然后将这些资产包以低于该类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整体卖给投资竞标者。投资竞标者有国内外投资者，可以是企业或个人。中标者在购得资产包后，通过转让或直接实现债权，资金的回收率远远高于其收购成本，如2005年银建国际实业公司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2．733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而发生在安徽芜湖的打包资产转让合同因被债务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倍受关注，一家注册时间只有5天、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的公司，以550万元的价格，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买下安徽省芜湖县17家国有和集体企业8748万元的不良资产债权。该合同被当地法院以转让程序不合法为由确认无效。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对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进行效力审查，这是当前法院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对合同主体进行审查。对于合同转让方，当前不良资产市场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垄断，一般转让主体是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而受让人资格应当受到限制，财政部财金（2005）74号通知规定：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因国家公务员、政法干警不得经商牟利，其为营利目的订立的合同是无效合同。禁止与不良资产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资产是防止其利用业务便利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交易的公平公正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不得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假借他人的名义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因受让人不具有受让不良债权的真实意思，合同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但由于借用人具有不得参加合同的禁止原因，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由其承受，而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承担。在确定受让主体的资格时，该通知的规定可以参照执行，但是，该条用列举的方法列出限制受让的主体，所列出的主体是否涵盖了该条所欲表达的范围及其严谨性值得关注，首先，国家公务员与政法干警之间，政法干警一词所指向的人员类型是不明确的，不能从行政法角度界定政法干警的人员身份。而一般意义上的政法干警中如法官、检察官也是国家公务员，二者存在重复规定。再者，通知规定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不得购买不良资产，“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是个人还是其他组织？是仅指购买时系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人员，如果在不良资产债权形成时系原债务企业管理层，在购买时已离开管理层了是否属禁止之列？从通知本意及其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上讲，该管理层似应指在购买时仍系债务企业管理层人员，只有掌握债务企业管理权的人员才有可能知悉债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有能力控制债务企业，通过控制权的行使，转移企业资产以实现其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不良债权，使其受让的不良债权在实现过程中沾上关联交易的嫌疑，使原债务企业资产受到侵害成为可能。

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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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资产包的评估程序进行审查。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主要是逾期、呆滞、呆帐类贷款，按照一定标准将资产组包后，对资产包进行评估，《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实施后，评估机构为资产管理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有了统一标准，但是处置不良资产的核心是定价，不良资产不是标准品，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必须逐一评估，在评估过程中，由于对债务人的资产低估、漏估造成评估报告不真实。形成低估、漏估的原因很多，有对债务人资产状况没有全面掌握，有债务人企业形态发生变化难以调查的，这些均属于难以预见、难以避免的客观情况，只要资产公司或评估机构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仍然不能了解债务人资产真实状况的，属于不良资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只能由资产公司承担，而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发现在评估过程中存在资产管理公司和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和债务人、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故意勾结、共同串通低估、漏估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的，该转让合同应认定无效。对于未采用评估方式进行定价的，应由转让方出具原因说明及替代定价方法的科学性和所在地专员办的意见。以认定转让价格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是对拟转让资产公告程序合规性审查。为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加不良资产处置的透明度，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对拟处置的资产进行公告，让公众知悉并决定是否参与竞价购买，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加入不良资产市场，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变现率。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产处置公告的合规性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1、公告的载体是否合规，公告的媒体级别要求与拟处置资产的规模相适应，发布公告的媒体是否已经在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各地银监局备案。

2、审查公告的时限是否合规。其中打包转让的资产处置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公告。以保障公众在知悉后有充分的时间了解资产信息。

3、公告信息与资产处置内容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打包转让的资产是否已经全面真实地进行了公告，对于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出现“掉包”或“加塞”的，构成公告信息的不真实、不准确，所转让的不良资产没有经过合规的公告程序，应当是无效的。

四是对资产包的资产内容进行审查，是否存在禁止对外公开转让的资产。财政部财金（2005）74号通知规定了下列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减半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第三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实践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债权，被列入禁止转让项目，否则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没有争议。但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的合同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应依照相关的法律承担责任，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正常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为此类债权被转让不应轻易认定无效。笔者认为此观点只看到了债权关系主体的简单变化，没有考虑这种变化后受让人对债权实现的期望值及对债务人利益的漠视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资产管理公司从金融机构剥离的金融债权，虽以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现代民法、合同法观念来考量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可以认为合同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借贷法律关系，债务人应当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其清偿。但是，这些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政策、法律背景，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应是1996年之前金融机构已经形成的逾期、呆帐、呆滞类贷款，而贷款发生的时间会更早，有的在此前已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陈旧贷款。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很多货款是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而形成的，并非债务人与金融机构平等协商的结果。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很多债务人无力还贷，形成了呆帐贷款。国家以不良债权剥离的方式由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资产，既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同时也是支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减轻原债务负担，顺利实现企业改制。国家的不良资产剥离制度是通过国家财政贴补的方式使金融、地方政府、企业双受惠的结果。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低回收率要求就是让利于地方的表现，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是国家机关的，更应当是直接的受惠者。将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务视为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对不良资产的特殊性理解不够造成的。正因为不良资产所负担的历史责任，资产管理公司才负有“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普通债权与其有本质的区别。

三、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秘密”转让不良资产行为产生的后果分析。

根据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对已形成资产处置方案的项目，在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前，应当进行公告，并且对公告的时限作了规定。对采取打包转让的资产处置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前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公告。这是对不良资产转让前的公告要求。对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后向债务人通知时间、方式问题，管理办法没有作出规定。在实践中给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留下很大的空间。有的受让方从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并取得债权凭证后，受让方为了达到少交诉讼费等目的，仍以转让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包括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资产公司为该受让方出具了诉讼所需的身份证明等手续，使受让方以资产公司的名义在法院享受了诉讼费、申请执行费减免等待遇。发生纠纷后，受让方认为双方债权转让合同在通知债务人之前仍应以转让人身份主张权利。

（一）不良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有权以资产管理公司名义主张债权。

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合同，取得了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权，成为该不良债权的实际权利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资产管理公司丧失了对该转让的不良债权的所有权利，当然也包括向债务人追索的权利。转让人在转让权利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债务人转让事实，便于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向受让人清偿债务。如果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意，在债权转让后不通知债务人，使受让人以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在实现债权时享受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的税收、诉讼费减免、公告催收等各项优惠，我们认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该串通行为因损害国家利益应当确认无效。资产公司条例中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免交在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和承接、处置因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业务活动中的税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规定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及申请执行、财产保全的案件中减半收取诉讼费用、申请财产保全时不需要提供担保等，均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享受的优惠，而不良债权的转让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方式之一，通过转让收回处置对价，而转让后的债权是否催收、催收方式、何时催收已与资产管理公司无涉，受让人在催收、实现不良债权过程中，虽然实现的是不良债权，由于该不良债权已脱离了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由普通债权人即受让人享有的债权，普通债权人无权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资产管理公司明知不良债权已转让，转让后的不良债权实现与否、实现程度已与资产管理公司无关，却准许受让人仍以其名义享受国家特殊优惠待遇，导致国家税源流失、诉讼费损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受让人以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实现不属于资产公司的权利的行为是无效的。

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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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对该条内容应理解为，对债务人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情形下享有拒绝对受让人履行的抗辩权。债权人处分债权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一般不会触及第三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的态度是以任意性规范引导合同主体行使合同转让权，但是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故意规避法律、故意不履行义务致使国家利益受损的，行为人不得以其未履行通知义务、债务人无异议权为由寻求法律的保护，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审查，避免国家利益进一步受损。

（二）不良债权转让后，受让人公告催收行为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不良金融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四个司法解释，为不良资产的处置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律依据。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如何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问题请示的答复（法函[2002]3号）中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要求的方式可以是直接主张、邮寄主张权利的通知，或双方达成新的合意等，公告催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是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因资产管理公司从债权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户多量大，且债务人或担保人多因改制、重组等原因发生变更，不能一一通知和催收，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当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给普通债权人后，普通债权人则无权以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为普通债权人受让不良债权时，已对该不良债权是否能够回收、回收的比例作了先期调查了解，对不良债权的实现风险已经有所预知，其在决定受让前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主张这些权利也应当作了预算，受让人只有在有财力购买债权、有能力实现债权、有资信承受风险时才受让不良债权。因此，普通债权人在受让不良债权后无权以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或担保人催收以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转让债权，受让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法院提起对债务的诉讼或向债务人发出债务履行通知的行为才能产生时效中断，即使转让人和受让人在时效届满前联合发出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也只能产生资产管理公司公告债权转让的效力。因资产管理公司已将债权转让，无权再向债务人催收，催收权人只能是受让人，由于受让人无权以公告的方式行使催收权，受让人公告催收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当受让人在原资产公司催收公告时效中断结束后再提起诉讼或主张权利，债务人、担保人有权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三）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后继续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提起诉讼的行为应当由权利人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提起诉讼，从而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后，通过交付不良债权的权利凭证，并移转不良债权的请求权和权利实现的结果，获取要求受让人交付对价的请求权，一般是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这一系列行为表明资产管理公司对所转让的债权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了，自债权凭证交付时起无权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了，更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否则构成对受让人和债务人的欺诈。如果受让人和转让人串通，受让人以转让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而实现的权利归属于受让人，则构成对债务人和国家的欺诈。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转让人起诉主张的并不是归其所有的权利，所提起的诉讼行为是无效行为、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将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这种不被支持的无效起诉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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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金融资产公司债权转让中相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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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公司债权转让中相关法律问题

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运行以来，运用多种投资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其中主要有转让、资产重组、打包处置、重组、诉讼追偿等方式，在各种转让方式中，方式占到各种方式的近一半，由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缺乏完整统一的法律规制，受让人的范围如何限定？受让人实现债权受阻后可否向金融机构主张权利？有探讨的必要。

一、受让人的范围

随着不良资产处置的深入，债权转让具有的风险一次性移转、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逐渐成为资产处置的首选，在债权转让程序中，受让人的范围如何限定？2017年7月4日，国家财政部专门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7〕74号）“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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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实践中，游离于法律政策边缘的几类主体，须加以探讨。

1、自然人作为主体。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的结果来看，受让主体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受让主体能否是自然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存在的担忧是，如果允许自然人作为受让主体，自然人有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债权人、股东，自然人购买债权的目的的隐蔽性，以及自然人追索债务的方式让人担忧，可能给国有资产带来不稳定因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担负着“化解金融风险、保全国有资产、支持国企改革”的政策性任务，最大限度实现债权是其首要任务，即使不通过直接受让，通过别的途径，自然人同样可以成为国有企业的债权人、股东，而且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1999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修改后的《公司法》，已经将“机构”和“个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对自然人买受金融债权应给与肯定，资产公司可以在出售债权时设定一些限定条件如设定“限售条款”等来规制自然人的炒买炒卖行为。

2、地方政府作为买断方。当前，面临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安置职工等目的参与债权买受行为，政府的做法无可厚非。政府买断行为的法律效力存在不确定性，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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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参与其职责范围内必须的民事活动，而不在于参与经营活动盈利，无论政府作为经营实体的债权人还是股东，买受行为自身都存在风险，与政府职责相违背，政府参与经营活动，也使政府背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虽然“灌云不良债权整体打包项目”、“鄂州不良债权整体打包项目”都获得社会广泛关注，长远看来，为了建立有限政府，政府应退出竞买行列。

3、债务人作为受让人。在公开竞买的条件下，债务人能否成为受让主体？ 实践中并不常见，理论上也很少探讨。笔者认为，如果是一般债务转让，债务人不可能作为买受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通过债务减免达成协议。但在公开竞买情形下，买受主体除去几类禁止主体外，其他主体均可参与，债务人当然不为例外。债务人通过公开竞买的方式自己或通过代理人买受债务，从成本上考虑，是相当经济的，也符合国有资产的保值目的，买断的性质，应为债务的抵销，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有观点认为，还应赋予债务人竞买时享有优先权，笔者认为，优先权须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设定优先权没有依据。

二、受让人能否向金融机构主张权利。

2004年6月，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汉口支行（以下简称汉口支行）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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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简要案情如下：2000年6月14日，农行汉口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汉口支行将经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债权50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长城公司，长城公司支付了该债权的转让对价500万元。签订协议时，汉口支行隐瞒了该债权已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事实，致使长城公司受让的债权清收无望。长城公司以汉口支行的行为构成民事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汉口支行返还长城公司500万元，并赔偿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汉口支行与长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隐瞒了所转让债权已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事实，致使长城公司受让的债权不能得到法律保障而清收无望，损害了长城公司的利益，汉口支行的行为对长城公司构成民事欺诈。判决：确认长城公司武汉办事处与农行汉口支行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赔偿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2017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04〕民二他字第25号函对上述案件作出答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答复明确认定了不良资产剥离的实质是根据国家政策而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明确了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因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引发的纠纷不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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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资产管理公司已将虚假“债权”再行转让给第三人的，第三人据此向不良资产剥离银行追偿而诉至法院时应否受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有观点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后债权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大于前债权，即对于前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不具有可诉性；那么，对于后债权，则同样不具有可诉性。对此，笔者也持赞同意见。但是，根据民商法的公平原则，如果法院直接裁定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又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第三人的救济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对于此类情形，首先应由财政部在对上面“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进行解释时列入其中，从源头上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其次由法院先行调解，尽力争取在第三人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达成等额调换项目的协议，如果调解不成，再判决解除其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恢复原状。

三、受让人可否向银行主张民事侵权问题

在资产公司将呆帐处置后，投资人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若无法实现预期利益（即购买债权时所反映的全部帐面利益或部分帐面利益）时，可否以银行剥离呆帐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为理由或者以呆帐贷款有虚假瑕疵为理由起诉银行侵权，请求银行赔偿其损失呢？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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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银行剥离呆帐贷款不构成民事侵权：

首先，银行主观上无过错。过错，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银行是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剥离呆帐的，只要银行剥离的贷款属于呆帐性质，符合当时的剥离政策，银行就没有过错。有关政策并无要求国有银行向资产公司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国有银行不负告知呆帐贷款形成原因的义务。投资人以原债权银行没有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而诉银行过错的，法院不应支持。

其次，投资人没有损害事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应是这笔债权本身，且这笔债权本身就是依法“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是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看是否危害了该债权的存在，而不应将债权能否实现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以该债权不能受偿为由认定银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现实生活中不排除购买呆帐后能够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的情况，这只能说明银行将并不符合呆帐标准的贷款作为呆帐剥离了，它并不能改变呆帐贷款 “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 的本质属性。

第三，投资人所谓损害事实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投资人在购买债权时，明知“收不回的帐”、“不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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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 而故意购买，或是疏忽大意连债务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其决策失误盲目投资，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应自负其责。

其四，银行在剥离过程中无违法之处。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中，不排除银行工作的过错而将正常贷款形态劣变为呆帐贷款形态，这些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信贷管理制度，损害了本单位的利益，对此，如果查明属于银行的过错，依照金融规章作出相应处理，其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引起这两种责任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有违法之处，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资产公司的利益，并不必然的引起对资产公司和投资人承担民事责任。

总之，银行无论剥离何种原因形成的呆帐，都不会构成民事上的侵权。即使从买受人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做出合理解释。

首先，投资人包括一些律师事务所持其专业技能来购买不良资产，应当对购买的不良资产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知是“呆帐”贷款非要购买，其行为显然带有投机射幸性质，由此产生的风险当然由其自己承担。

其次，投资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即若出现银行应列为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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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况，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投资人只能向资产公司主张权利，由法院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尔后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再解决有关问题。

再次，对于因购买不良资产债权合同无效或购买债权合同被撤销，购买债权投资人所付出的价款，可以通过合同诉讼方式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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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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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书

写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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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债利息多过债法院勒令多交http://s.yingle.com/l/zw/571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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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放矢催款兵法（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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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征地拆迁法律问题探究

征地拆迁领域法律问题探究

四川金粟律师事务所 吴林艳

征地拆迁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各地因征地拆迁引发的自焚、集体上访等等社会矛盾案件时有发生，为准确分析征地拆迁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对全国出现的征地拆迁领域的法律问题进行如下探究，以期助力依法处理和解决征地拆迁纠纷。

一、关于耕地的征用问题

（一）耕地占用后开垦新的耕地并未真正落实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1条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负责开垦与所占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但是实践中，因占有大量耕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修建娱乐设施等屡禁不止、层出不穷，主要原因在于“占多少，垦多少”并未得到真正落实，而征地的主体往往是地方人民政府，开垦新的耕地并不积极，经费普遍不足、保障措施不力、问责难上加难，导致这一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耕地的保护

除此之外，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过低，长期饱受诟病。《土地管理法》第47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几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用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偿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从该法规定可以看出，即使按该规定的最高标准即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于每亩土地的产值在仪陇县约1200公斤稻谷，按每公斤3元算，则每亩耕地最多补偿108000元，如果不执行该最高标准，每亩耕地补偿费用不足5万元，这样的征地成本与建设开发的获利差距极大，当然耕地的使用者也不会心甘情愿，而强制拆迁人为造成极大的矛盾，所以提高耕地的征地补偿标准迫在眉睫。

（三）耕地征收补偿机制并不健全

1、公告与听取意见的先后程序值得商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虽然该条例规定，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却是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后，难免给农民造成对决策者的不满情绪，最好是先行宣传安置补偿的相斗法律规定及政策，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明白他们应当得到的补偿是多少，同时再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在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范围内解决问题，更有利于他们心甘情愿配合征地工作的进行。

2、听取农民意见不能走过场，规定急需细化

《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25条规定，就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公告后，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是实践中，不少征地工作时往往只是听取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甚至加盖印章而已，而对进村入户听取农民意见，制定农民意见调查笔录，或者农民参加会议的相关记录均未明确细化，更没有对未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的问责机制，导致不少地方听取农民意见走过场，甚至弄虚作假，侵犯农民利益现象时有发生。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地拆迁问题

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的补偿作出了规定，但实践中仍出现了大量的法律问题，现作如下探讨：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同样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如何做才不至于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笔者建议将公共利益界定的原则进行明确规定：如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经省级以上政府同意的旧城改造项目、国家扶贫项目等；行政机关在什么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作为潜在的利益主体，其公正性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保证公正的办法：立法机关利用概括性条款从原则上限定判断的标准，不妨借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公共利益”的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进行界定，该条例第八条将“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并明确了如下五种具体情形，同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概括兜底条款，其五种具体情形为：(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此外，检查机关和监察部门提前介入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进行事后审查，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保障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①

（二）关于补助和奖励标准问题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该条例对房屋的补偿标准主要是按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值，但我们通过近年来的报道看出，不少地方出现的一些钉子户，几十平方米的房屋动辄要求补偿返还近10倍的相同面积，主要问题在于虽然条例制定了补偿标准，但却允许地方人民政府进行补肋，而补助没有具体的标准，造成地方政府官员，为图省事，拍脑袋决策，对钉子户及不同地段的公共利益拆迁表态补助标准不同，造成国有财产甚至国库资金遭受损失。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法》，以法律形式替代上述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同时，明确规

定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定方法及程序，根据房屋市场价值原则确定，引入第三方权威中介评估机构确定价值；临时安置补偿标准根据当地房屋租赁市场价格、被征收的房屋的面积、位置、地段等综合因素考虑；此外，对于补助和奖励的具体标准，应当由法律设定明确的上限，一般不宜超过被征收拆迁房屋的市场价值，如果补助达到三倍甚至数倍，既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公平，也导致部分拆迁户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对于突破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补助标准，地方政府擅自提高标准，损害国家利益的，应当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

（三）关于补偿方式的法律问题

实践中，征收过程中经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按居住人口进行面积或货币补偿，该种补偿方式并无法律依据，此种补偿对人口较多房屋面积较小的家庭有利，而对人口较少房屋面积较大的则不公平。第二种，对于违法建筑的认定中，人为因素极大，标准极不统一，一方面在拆迁前，出现连夜突击进行违章建设，另一方面是一些人不惜以身试法，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对违章建筑进行补偿；此外，也有多年已长期居住的生活用房被认定为违章建筑，从而引发严重的官民对抗。第三种，营业用房按照普通住宅给予补偿，营业用房屋补偿法律上并未进行明确规定，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既然明确了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并补偿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说明法律精神实质上以认可了营业用房与普通住房的差别，因此不能拒绝给予营业方面的相应补偿，实践中应考虑该房屋的地理

位置，经营时间长短、效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合理确定营业用房的价值，或者考虑返还同等地段、楼层的营业房屋。第四种，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补偿，很多地方征收部门借口被征收人的房屋建于集体土地补偿只给房屋重置价格，该补偿违反了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城市规划区域内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应当参照周边市场价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予以补偿。②

参考文献

①《国家征收中“为公共利益需要”的界定和判别》 赵庆周

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衡量》

库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