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读书笔记

第一篇：《侵权行为法》读书笔记

《侵权行为法》读书笔记

《侵权行为法》一书是由王泽鉴所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书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是基本理论、第二章是侵权行为在比较法上的观察、第三章是侵权行为的意义、类型及侵权责任的限制与抛弃、第四章是第184条结构分析、第五章是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第六章是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第七章是违反保护他人法律。全书以提问的方式开始编写，书的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地区每年因工业灾害、交通事故和公害等而造成死亡、伤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同时造成了多少损失，消耗多少了社会资源？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补偿的来源是什么？以及为了获得这些救济必须支付多少成本？如何高效的减少危害事故，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制度？我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后作者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防止或者减少危害事故的发生？第二，如何合理填补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本书以侵权责任法为研究对象，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深入、比较系统的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加害人应对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同时探究其填补损害以及预防危害事故的功能。一般情况而言在一些英美普通法国家，侵权行为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教科书以及专门著作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德、法和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是民法债之发生的一种主要的原因。台湾地区虽然也有关于侵权行为的一定量的论文，但缺少体系的论著，所以还尚有补充的余地。就其内容而言，一般认为有三册。即：

1、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

2、特殊侵权行为

3、损害赔偿、补偿体系的再构成本书的作者认为学习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建立和扩大发展无过失补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许多学者对侵权行为法的未来都表示关切，比如说有因新西兰“事故补偿法”的施行而为侵权行为法唱起的挽歌。但是也有一些专家预测侵权行为法的衰微。比如有人说，侵权行为目前正处于交叉以及正陷入危机的境地，所以这些专家主张因该果断的废弃侵权行为法。对于提议废除侵权行为法这些观察或者语言含有若干理由，大家心里明白，不必再用言语解释。以过失责任原则为基础的侵权行为法具有许多需要修改的方面确实不可否认，但是无过失补偿以及社会安全保障在若干方面存在的高效率也应该值得我们大家的肯定。我认为侵权行为法不应该作为填补损害的唯一或者主要的制度，而是应该与其他制度共同结合和发展，在处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担任不同的职责和任务。最后侵权行为法为我们大家一个平台。比如说当我们的个人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我们可以依据侵权行为法来保障我们的自身合法权益。即可以使得被害人能够依司法规定寻求法律救济，并最终使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负责。因此侵权行为法就其所维护者来说，都是个人的主张和个人的尊严，从这方面来说它确实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

在全球的侵权行为法中以台湾侵权行为法为例，台湾侵权行为法是受外国法以及法学著述谈论的判例学说，具有浓厚的比较法性格。比较法研究可以认识不同的规范模式，同时不受限有的固有体系，从中这方面来说判例学说对于法律规定之解释、成长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同时比较法在横的方面是把各国现行的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纵的方面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例如18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当时的危害事故比较少，损害也较轻，所以在当时侵权行为的功能尚属有限。而大陆法系，很多情况下仍受lex Aguilia法的影响，一般采取列举主义，当然英美法也采取个别侵权行为（Torts）的规范模式。19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器时代的到来、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自然法理念的洗礼，欧洲各国的民法法典很多都创设概括性的侵权行为原则，并采取过失责任主义，在英美法国家neligence侵权行为的登场，使得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达到顶峰时期。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后，以过失责任为基础的侵权行为法机能

深受探讨，从而发生了重大变迁。引进或者增设危险责任促成了侵权行为法制体系内的改革。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问题是，伴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发展，许多具有替代性或者辅助性制度的掀起，使得侵权行为本身的存在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侵权行为法的前途备受大家的认真关切，进而并引起了学者对其所具有的公平性与效率性的争论，这一项变迁涉及到了侵权行为法的机能、归责原则、赔偿制度以及方法论的思考。确实有值得我们深刻研究、检讨反省的必要。

同时这本书书以对话式的方式来进行编写。内容简洁易懂、详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王泽鉴先生的《侵权行为法》是关于民事领域方面的重要著作，台湾地区民法典关于侵权理论的条款仅有了了的数条，与我国《侵权行为法》那样形式上的完整的规范体系相比相差很远。但是通过数次对民法典条文的修正，同时再加上“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以及“最高法院”的判例，台湾地区有关侵权行为法的条款这一块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王先生把《侵权行为法》的编写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者两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在立法体例上基本上也是按照大陆法系的“先一般，后特殊”的抽象思维模式来分类的。王先生从德国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的角度出发，认为从清末以来，德国刑民一直是在政府以及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目标。因此从总体来说，对于各国侵权行为法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侵权行为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里，他首先对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比如说损害赔偿、侵权行为法的规则原则以及发展历史，并对欧陆和英美侵权行为的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以及详细的论述了侵权行为的类型、机能、过错、免责事由。而重点分析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这条规定的内容是“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加害于他人的也不相同。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必须负赔偿责任，但是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的人不在此行列。这些规定与我国《侵权行为法》前几章的一般规定非常相似。虽然仅仅有一个条款，了了数语，但是却涵盖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等主要内容。在第七章中简单论述了纯粹经济损失与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同时又在附录的位置附加了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件，这些案件大概有20几件。虽然这些案例比较简短，但对于我们理解侵权行为理论的分析至关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二篇的特殊侵权行为中，他分析了共同侵权行为、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行为与法定代理人责任，同时还对雇佣人侵权责任，承揽人责任、定作人责任、动物占有人责任、工作物所有人责任、动力车辆驾驶人责任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危险工作或活动责任、体系以及发展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这些内容又台湾民法第184条到198条之规定以及民法最新的修订内容、大法官解释、最高法院的判例相吻合。

简而言之，王泽鉴先生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其师卡尔.拉伦茨的请求权分析方法的特色，通过分析图表和结构，对每一个法律问题都分析的彻头彻尾。这部《侵权行为法》是关于侵权法理论的重要的专著。我从寒假读这本书到现在对侵权行为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整体框架，但是截止到目前到了一个真正的案例分析的号时候我还是无从下手。或者依照教材中侵权行为结构所作的模仿一下，总是感觉感觉自己缺乏独立的体系构建能力。对于这本书的具体理论问题，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仍然不知道意思所指。但是合上这本书有一种满足感，如此一本名家之作被我看完了。但更多的感觉还是在博大精深的侵权行为法领域里，不明白部分理论的规范意旨到底是什么。因此我看完了这本书让我对法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篇：《法哲学原理》读书笔记

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与内在矛盾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目的，将他人是为手段，通过个体之间的普遍交往来构建自己的现实生活世界。总的来说，市民社会有两个基本原则，即“特殊性”原则和“普遍中介”原则。

所谓“特殊性”原则，指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特殊的以自己为目的主体，拥有对自己需要的自觉意识，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与其它个体交往。黑格尔在书中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这句话表明了，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一个人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哪怕别人会因为他的行为会导致利益受损，因为别人在他眼中都是他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的人一定也抱着跟他相同的想法。

所谓的“普遍中介”原则，则是指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互相之间普遍的交往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表现为一种形式的普遍性。

这两个原则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互为补充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的私利的主观愿望，但这种愿望仅靠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通过某种手段或者说中介，而这种中介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人。每个人都希望以他人为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人也明白这一点，你与他人交往的唯一原因就是通过这种交往能增加自身的利益，而他人与你的交往也一定是出于同一原因，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互为对方实现私利的手段，个体想要获取私利必须互相交往。而这种交往必然也必须是平等的，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在自由的最初阶段抽象法权中就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普遍性、至少是形式上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是必须的，这种普遍性即每个人都承认别人有和自己同等的追逐私利的权利。

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使特殊性与普遍性获得了统一，但这种统一仅仅是形式上的，两者在实质上还是分离的，这就表明了市民社会依旧有其内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看来，可具体表述为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指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由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对其私利的追求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的，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他都回去做，哪怕代价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

所谓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则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根据市民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个体拥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按理说不应有矛盾的存在，但事实上，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由于个体先天后天因素的差别，具体来说，由于拥有的资本（后天因素）的不同，以及才智能力（先天因素）的高低，不同个体实际获得的利益有巨大的差异。

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都可以概括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黑格尔在书中从否定特殊性的普遍性与脱离普遍性的特殊性两方面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批判，指出市民社会会由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实际分离而有解体的危险，而想要维持市民社会的健康存在，必须依靠更高层次的伦理实体——现代国家。

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内在矛盾的市民社会只是自由精神现实化最终展开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现代国家的前提，其本身是抽象的，而现代国家则是现实的自由。但事实上，从黑格尔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以普遍性为原则的现代国家是以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为目的的，从这种意义上上说，现代国家其实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现实的，而现代国家则是虚幻的。这其实也表明了一种悖谬性，市民社会一方面是现代国家的前提，却又在现代国家实现后成为了它的目的。这其实是黑格尔法哲学在逻辑上的漏洞，后世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均就其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观点进行

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主要针对的也就是这一问题。

撇开其逻辑上的悖谬不谈，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本身在当代也是被批判的。但即使这样，其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依然有其积极意义，这一理论为市场经济中个体的自由进行了辩护，即论证了社会中人的自由何以可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确实有其深刻的现实性。

第三篇：课堂读书笔记法

课 堂 读 书 笔 记 法

----历史学科能力培养的一点尝试

当前有不少学生，特别是初中生，往往考试成绩相当高，但在其能力方面却比较薄弱，这就造成不少初中生在升入高中后无法及时地适应高中以能力为主的学习方式，或在预习和温书中无法保证一定的自学速度，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这是关系到学生素质和保证今后顺利完成更高一级学习的一个比较关键问题。

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多学科、多方位的系统工程，各个学科虽然有一定的学科特性，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共性，如在阅读理解课文内容方面，一个学生的能力在各学科都会有相同的反映。

对于历史学科来说，传统教学法一般以教师的讲述为主，这种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合理性和普及性。但是如果长期单一地使用讲述法，则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仅仅满足于“记”下教师“讲”的，而没有动脑筋去想为什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课“听”、考前“背”的学习习惯。

事实上，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除了进行历史知识的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以外，还有一大任务是关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学生能力培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独立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包括观察、想象、记忆、思维和自觉等能力。思维能力是核心，自觉能力是基本。二是灵活运用历史知识的高层能力。从这两大能力培养的任务来看单靠教师的“讲”和学生的“听”和“背”是无法完成历史教学任务的，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把握历史知识和获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在分析问题和阅读理解等方面的能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笔者在传统历史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课堂读书笔记法”，进行一些尝试，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使学生在阅读归纳能力和思维能力等方面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课堂读书笔记法”并非可以随时随班地开始使用的。在采用之前，必须先使学生先具备一定的素质，掌握一定的技巧。因此，在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可在平时教学中经常选出一些有一定阅读量、层次丰富且能从中提出更深一层问题的段落指导学生阅读。如初中《世界历史》（全一册）《美国独立战

争和南北战争》中关于南北战争原因的那一段文字，单从其“这样„„”、“另外„„”和“但是„„”等用辞中就能说明其具有较强的层次感，除了可以说明战争原因外，还能引导学生运用材料分析问题，培养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再如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上册）中《英国工业革命》一课关于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一目十分适合学生阅读和归纳，培养其归纳能力。随着学生能力的增强，可逐渐增加自学内容，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在阅读课本的同时能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从课文中寻求答案，使学生逐渐掌握其要领。

然后，教师可在认真研究教材之后，选出一些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或头绪较多的课文，从易到难地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当前中学历史课本的章节结构一般是与课时相统一的，这就保证了各课堂内容的完整性，比较便于指导学生的课堂阅读。在学生进行阅读归纳以前，教师应先就课文的大致内容、框架结构以及前后章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讲述，也就是先导入新课，不可一上课就让学生去看书，这样会造成学生盲目阅读。在没有形成一定条理之前就匆匆动笔或只满足于“看”完书就行了，这样的自学非但没能提高能力，反而连最起码的课堂内容都不能掌握。

导入新课以后，就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课堂阅读了，教师的正确引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应要求学生通读全文，对课文内容至少要有一总体概念，然后根据课文内容列出其知识结构，以知识结构的框架来串联课文的知识点。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系统概念，把原先比较繁杂或头绪较多的知识章节梳理清楚。例如可以对学生形象地把课文比作一棵“大树”，从课文的主线索（常在章节大标题直接出现）为“树干”，分析说明的要点（常体现在段头黑体字标题上）为“树枝”，细节的知识点为“树叶”的方法，把整节的内容理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才是有意义的“读书笔记”，一方面可培养学生阅读和归纳能力，同时也使他们更容易掌握历史知识。

其次，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师一定得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作为读书笔记，不可拘于一格一体，更无标准答案，切忌以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学生，只要能做到内容完整，条理清晰和重点突出这三个要求就应算是优秀的读书笔记了。对于一些思想较活跃、达到上述三项要求，在笔记中有所创新的学生应予以肯定和鼓励。

笔者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对初

二、高一和高三这三个不同年龄段都做了尝试，结论是无论学生处于什么样的年级，知识面和知识深度有何不同，只要正确指导，均能在阅读能力、归纳能力和建立知识结构的能力上有所进展。

如初二《世界历史》（全一册）、《沙皇俄国的改革和扩张》一课中课文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其黑体字标题为：

彼得一世改革

1861年改革

沙俄的侵略扩张

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学生按这三个标题为序，并突出重点的就算是个合格的读书笔记。但有一些学生在充分理解了课文内容之后把其内容打乱，重分为两大部分，其笔记略为：

一、俄国的改革

1.沙俄的形成和农奴制的实行

2.彼得一世改革

背景

内容

① 军事

② 经济

③ 教育

④ 生活习俗

意义

3.1861年改革

背景

内容

① 政治

② 经济

意义

二、沙俄的侵略扩张

作为一名初二的学生，能够在通读课文之后跳出课本的框架，以俄国的历史进展为线索，把课文的知识点组织成一个较为完整且条理清晰的知识结构，可以看出其阅读、理解和归纳能力的提高，已初步掌握了“课堂读书笔记法”。再如高一学生在做《世界历史》（下册）《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一课读书笔记时，有一学生根据老师在导入新课时提示他们注意的这两个国家在统一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和部分不同，把读书笔记列为一张比较表，从统一的背景、代表人物、过程、手段、主力军和结果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既达到了内容完整、条理清晰和重点突出的要求，而且一目了然，便于记忆。也不失为一份十分优秀的读书笔记。

“课堂读书笔记法”尤其适合于高三历史科的复习。高三历史复习课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多，且有相当的深度。笔者在高三教学中做了尝试，并以此法开设公开教学课，收到十分理想的效果。

例如在高三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三国两晋》的复习课采用此法，先在教师指导下进行阅读，之后讲评，从学生完成的笔记中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读书笔记做为范例，对学生进行指导和讲评。

例一：

三国两晋一、三国鼎立

1.220年 曹魏建立

2.221年 蜀汉建立

3.222年 吴国建立

二、西晋短期统一（265年—316年）

1.西晋建立和统一

2.八王之乱

3.五族内迁和流民起义

4.西晋灭亡

三、东晋和十六国

1.317年，东晋的建立

2.十六国

3.祖逖北伐

四、淝水之战

苻坚

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基本上是模仿老师平时授课的正板书，也算是一份比较好的读书笔记，但学有一名学生采用线索发展的方法，也做了一份形式上完全不同的读书笔记。

例二：

220年 曹魏建立

221年 蜀汉建立

222年 吴国建立 → 西晋短期统一（265年）

八王之乱

五族内迁 →

流民起义

→西晋灭亡→

十六国

↑（祖逖北伐）

东晋（316年）淝水之战

（317年-------------------→420年）

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这些勇于在完成上述三个要求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学生，教师应予充分的肯定，以鼓励学生开拓思维，不拘一格，活跃思想。学生做完课堂笔记之后，教师应在每节课中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课堂内容的串讲。因为学生能力毕竟有限，一般只注意课文的表面文章，而教师可在他们大多已熟悉课文的基础上，详略得当地就本课的重点予以强调，加强学生的记忆，对于难点和一些学生不易发现的问题、事件的前后联系以及一些理论问题等还需要

进行讲述，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也把握了历史基础知识和受到了思想教育，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再者，对于学生的读书笔记，教师应及时地认真批阅，并及时进行讲评。肯定其长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指导学生在下一次的课堂读书笔记中不断进步。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我对于“课堂读书笔记法”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把原先以老师讲述为主的授课方式改为以学生阅读理解、归纳为读书笔记的活动为主，教师从中起一个引导和总结的作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更系统、更完整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

第二，并非每一章节的课文均能采用此法。对于结构简单、列举式的章节则因没有难度而收效甚微，对于结构较大，头绪较繁杂、且线索明朗的课文则较合适。这个问题在前文已有举例和阐述，不再赘言。

第三，通过在各年段的实施，发现学生的能力明显增强，阅读速度加快，理解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的进步尤为明显，学生反应良好，基本上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尝试。

第四，对于学生历史知识的掌握有很大的帮助，使学生从原来的“听”老师讲课的一次性学习发展成为先阅读、做读书笔记，在熟悉内容之后再听老师总结和讲评的多次重复学习，对于历史知识的巩固率必然大大提高，也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

第五，改变了传统教学方法又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量，亦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历史的兴趣亦有一定的作用。

当前，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也同样波及教育体制及传统教育模式，笔者只是想在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归纳总结能力上做些尝试，逐渐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体的形式，增加学生的活动量，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在掌握了基础知识的同时 得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以适应当前教育水平的发展，为将来的社会培养出高分高能的建设者。

第四篇：德国与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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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荷兰侵权行为法考察工作日记(十一)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十三、荷兰法律中的损害赔偿问题

六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到四点)海牙，荷兰最高法院

报告人：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系教授埃德加•杜•佩隆先生

报告主题：荷兰法律中的损害赔偿问题

荷兰法的损害赔偿问题是很独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使用同一个损害赔偿的规则，这就是《荷兰民法典》的第六编债法总则第一章第十节“救济损害的法定义务”。在确定是不是构成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各自使用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构成了责任之后，就适用同一个损害赔偿的法律。例如在签合同之前，有虚假情况没有说明，法官不用考虑是侵权还是违约，直接就按照赔偿法做出判决就行了，这主要指的是经济上的损失赔偿。如果是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则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才可以赔偿，没有规定的，不能赔偿精神损害的损失。例如，在荷兰，现在造成死亡的不能赔偿精神损害，因此就不能获得这样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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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损害赔偿责任，需要看因果关系。损害不仅仅是要客观存在，而且还必须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可能予以赔偿。如果受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就要减轻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如果是遇到不可抗力，则为例外，可以免除责任。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造成的损害，则每个人都要负责任，受害人可以向任何一个人请求赔偿，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然后他们之间在根据过错程度分担责任。还有雇主的替代责任，例如，修车店的工人破坏了修理的车，受害人可以向修理车的工人赔偿，也可以请求店老板赔偿，受害人进行选择。老板赔偿之后，老板可以向有过错的员工要求追偿。

荷兰现在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比较狭窄，经济损害的赔偿还是比较完善的。在不久的将来，荷兰也会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主张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现在的判决已经确认，在配偶死亡了，其老婆就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考虑一个标准，就是不得超过一万欧元。这是一定数额的补偿，而不是真正的赔偿责任。

适用同一部赔偿法，确有好处，简便易行。但是，在确定是否存在责任的时候，还是必须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除了合同领域之外的违反法律规定，超出了合同的范围的，就是侵权责任。在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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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遭受侵权行为的侵害，可以是侵权行为，但也可以认定为违约行为。

国家赔偿，是国家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公民的损害，认定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相同的法律。关于政府侵权问题，既可以认为是普通的法律范围，也可以认为是国家责任，可以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如果是国家认可的侵权，例如扩建机场而拆房子，警察搜查他人住宅而没有坏人，则不能让受害人吃亏，要给予适当的补偿。

关于间接受害人的责任问题。直接受害人遭受损害，有权请求赔偿。以前荷兰法不承认这种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现在承认。对间接受害人的损失怎样判断呢?例如是一个老板，他的员工受到侵权人的侵害，这样就不能工作了，也会造成老板的损失，好像也是间接受害人，但是这样的间接损失是不能赔偿的。一般认为，顺序排在第三位的受害人就没有请求权了，间接受害人是第二顺序的受害人。此外，还要观察第三人的损害是不是具有因果关系。比如，拖拉机损害了电缆，电缆的所有人是第一顺序的受害人，是直接受害人，得到赔偿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人无法得到电的供应，造成损失。这样受到损害的其他人，是第二顺序的受害人，为间接受害人，享有请求权，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他们是间接受到损害的受害人;而因为停电，产品无法按时生产出来，买受人因此受到损失，就是第三位的受害人，不属于间接受害人。还有，在公路上造成车祸，造成堵车，其中的司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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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时约会，不能参加订约，这样的损失不能得到赔偿，也不认为是间接受害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看就受到损害的人数是多还是少。范围太大，法院就不会判决赔偿。

关于间接损失的问题，也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荷兰民法典》第96条规定，对于利益的丧失也应当进行赔偿，其实这就是间接损失。

在欧洲等国家，还有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比如，餐馆的管道受到侵害，造成不能营业的损失，是间接损失，是应当赔偿的。如果电缆是属于他人的，造成电缆的损害，造成损失的第三位的受害人可以得到赔偿：第一位，是电缆所有人有权得到赔偿;第二位，用电的工厂受到的损害，可以得到赔偿;第三位，是买这个工厂的产品的人，因此不能及时供货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如果因此而使餐馆的订单受到损失，当然应当得到赔偿。

交通事故堵车，为什么对那些受害人不予赔偿呢?是因为存在的损失范围过大无法都给予赔偿。例如，公司的报告是虚假的，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可以得到赔偿呢，也不能。

残疾赔偿金，荷兰法有标准，法院按照标准赔偿。在荷兰，有一个交通协会，他们每五年公布一个赔偿标准，什么样的损失，赔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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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损失等，都有规定。这个标准，法官会参考，国家则没有标准。总的是，荷兰法的赔偿标准比较低，对身份关系的赔偿因素基本上没有。

音乐家手指受伤，应当怎样赔偿，是一个难题，也有办法解决。音乐家不能继续从事音乐工作，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手指受伤，则不一定全部赔偿，而是部分赔偿。如果手指没有全部残废，则按照比例赔偿。

农民和球员在一起事故中死亡，每个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对此的赔偿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有特别的差别。即使是20岁的人和80岁的人死亡，赔偿标准也没有不同，仅仅是其抚养的费用有所不同而已。荷兰法的死亡赔偿，分为三项，一是运尸费，二是葬礼费，三是被扶养人的抚养费。目前不赔偿精神损害。

爱子死亡，亲眼目睹的亲人就可以赔偿，在家里知道消息的就不能赔偿，是不是不公平?荷兰有一个判例，比如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损害致死，其亲属请求赔偿，法官给予了支持。但是故意杀人的，不会得到赔偿。

举证责任问题，就是主张权利的人承担，有例外的情况，例如酒后驾车，就是加害人举证自己没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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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责任问题。例如，建筑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恐怖分子放炸弹造成的，则所有人不承担责任。但是，核电站泄漏造成的损害，则无法免除责任。

六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到六点)

参加在荷兰司法部由荷兰国际法律合作交流中心与荷兰司法部召开的“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改革国际研讨会”。大约80名荷兰法律界人士参加会议。

出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6年第4集

第五篇：《古代法》读书笔记（最终版）

《古代法》读书笔记

20155211014 杜佳凤

一、写在前面

不知是因为这不忍卒读的翻译还是自身浅薄的法制史基础（您说得对，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古代法》的阅读过程，时常伴随着情不自禁的一声叹息。照理来说，才粗略阅读一两遍的我，草率地写一篇读书笔记，有亵渎前人思想的嫌疑。然而有时候读到一些地方，感觉与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奇妙的碰撞，不禁感叹一句：“唔，这本书好像有点意思。”也算是在写文之外的另一种收获。

二、作者简介

《古代法》作者亨利▪梅因，英国资产阶级的法律史学家，其于1861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古代法》，又名《古代法—它与早期社会历史的联系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关系》。书中，他以近乎公式化的语言向人们宣告：“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地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此后“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便被广为流传，也成为梅因主要思想的代名词。

在序言中，梅因直接说明了著作此书的目的，即“在扼要地说明反映于“古代法”的人类最早的某些观念，并指出这些观念同现代思想的关系。”两句话的阐述，不仅为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前明确全书的论证主题，也同时明确了梅因的主要论证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梅因是历史法学方法论的创始人，但梅因在晚年却否认自己属于历史法学派，他认为如果硬要把他进行归类的话，他宁愿属于比较法学派。这应该和历史法学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界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梅因还是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是英国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三、梅因的古代法研究方法

《古代法》发表的19世纪，正处于欧洲资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在当时，自然法深得人心，而梅因却一反时代主流思想的常态，对这种非历史性的、抽象的、假设性的纯理性思维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都是以人类的非历史的、无法证实的状态作为他们的基本假设”。导言中，亚伦对当时流行着的智力状态进行了例举，一方面，“英国的法律史，不仅被忽视了，简直就是被蔑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家更是认为法律史可以重头写起。而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对待罗马法竟呈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因而我们也看到梅因在《古代法》第九章中曾痛切的抗议“对罗马法的无知，这是英国人欣然承认，且有时不以为耻地引以自夸的。”而梅因恰恰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为当时的英国开辟一条新的思想路径。并希冀能从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获得启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将许多野蛮人的习俗归结为高尚的，充满秩序的，这为梅因所不能接受，他更不能接受的是孟德斯鸠将太多的事情视为偶然，而忽略了人本性的某种稳定性。而边沁的历史理论，梅因认为仅仅是在玩文字游戏。梅因更进一步的认为其实这些历史学家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试图用今天的法律现状来看过去的法律，从来没有人想过古代法真正应该是怎样的。

梅因认为，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可以通过三种依据来探究社会状态的雏形：第一种是观察者关于同时代的相较于自身比较落后的文明的记录；第二种是某一特定的种族所保存下来的关于他们早期历史的记载；第三种是古代的法律。第一种的可信性最强，但是由于文明人对野蛮的邻居往往怀有一种傲慢之感，因此这样的依据数量很少。第二种数量较多，但可信度却较低，很多事实都是被歪曲的。比较看来只有古代的法律没有发生过毫无根据的或合理的疑虑，从而能够带给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事实。

四、《古代法》概述

古代法中，家族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因为家族内部是由家父长来判断是非的，是有绝对权力的。这被认为是社会和社会组织的起源。家族被梅因视为最原始最基本的古代社会的来源和单位。所以说，古代法并不是一种讨论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而是一种讨论家族和家族之间关系的法律，也就是说，古代法在古代，扮演的就是一种国际法的角色。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每个人都有财产，都有分配自己的财产的资格这些其实以前都是不存在的，就像中国的小产权房子一样，这些东西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被某个人个人支配的，显然，最早的时候，人们也并不能决定自己的东西应该交给谁，而另一方面，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财产，毕竟那时候土地和权利也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家族的。所以最早的继承，梅因认为是来自家父长的家父权的继承，这种权利是所谓的概括的权利，所谓概括的权利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但是这种继承其实本身是并不存在什么遗嘱的，因为家父权的继承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则的，这一套规则在家祭制度下得以维系，更重要的是，传续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族的象征，而其中的亡者的意愿和灵魂都是被包括在其中的。所以仍旧要继续探寻为什么个人和个人的关系，慢慢取代了家父权和家族的单位。（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时候个人的遗嘱开始有了被重视的价值？当一个家族的除了族长之外的个人开始为了自己的财产争取传承的权利的时候，也就是当个人开始对财产有了占有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遗嘱出现的最初，不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非遗嘱继承都是要经历一个特殊的仪式化的过程的，而这样的一个仪式之后不断地被淡化，随着财产的私有化程度加深，契约的内容成了主体而仪式就不那么重要了。显然，正如法律和遗嘱以及产权一样，这也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存在了需求才会有相关的社会现象和法律规定，这是显而易见的，封建制度后期产生的大量次子，不得不成为骑士四处战争为自己争取领地的次子们，自然会有他们的扩充领土的方式。我们这样也就又回到了财产的问题上还有就是先占的合法性。土地并不是自然就有主人，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去占用这块土地则另有道理。梅因追溯古代社会的社会制度，发现在村落共产体和氏族时代人们的财产是不可以分割的，都属于氏族所有，也就和没有遗嘱的时代相对应，而我们进入罗马法的时代之后，就可以发现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原本不可让渡的财产成为了通过某种仪式就可以让渡的，但是最初，这种让渡仅仅存在在亲族之中，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不需要仪式就可以让渡的东西越来越多，以至于产生了新的状况就是“动产法”对于仪式的规定慢慢的取代了“不动产法”，仪式开始被淡化，交易开始从某种仪式转化为了某种契约。一旦成为了某种契约的关系，身份和血缘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淡化了。不过当梅因讲到契约的时候，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契约并不是卢梭所想象的那样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家父权下逐渐分化出来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更不用说什么“法律自契约而来”这样的话了。梅因在这里重新追溯了契约的发展过程，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时代是没有契约的，但是在早期社会，契约本身的重要性远没有伴随契约确立人们所举行的仪式那么重要，也正是那个仪式才是法律有干预权的，随后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名词的范围不断扩大和精细化，这样一来，其实就意味着社会实践上已经超越了这些名词本身所带有的含义，梅因又对词根进行了一些分析，之后提出了在罗马的四种契约，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和诺成契约。看上去好像是越往后月严肃，其实不然，口头契约的口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问答的仪式，而在文书契约中，由于有了文书作为保证，所以仪式被淡化，而当发展到诺成契约，这个契约的完成就仅仅以双方的同意为基础就可以了，之后人们就将这种契约的样式纳入了法律，既然契约是从家父权中分化而来的，那么就不难理解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社会制度了，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罗马法和古代的共产村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这样一种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其实和我们看到的家父长制是及其相似的，最大的不同，来自于这里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是来自于契约而家父长制中来自于一种服从的情绪。

五、“家父权”探究

从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社会的起源如果从这里入手，也会简单很多：最基本的是家族，从属于最高的男性权威者；许多家族集合形成氏族或大氏族；许多氏族的集合形成部落；部落的集合则构成了共和政体。从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和政治是一个因为来自同一原始家族祖先的共同血统而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人的集合体。

早期的人们好像并没有多么高的思想觉悟可以把共同建立一个国家或者推翻一个政权归因于“革命感情”，他们能想到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血缘”，所有公民认为，他们所有成员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集体，都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血统。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非我族人，其心必异”似乎也有这么一些味道。一个外来人，想仅仅通过与他们住在同一个区域就获得他们的认可，这是难以想象的。在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方法是，外国人把自己冒充为来自同一个祖先。今天的我们也许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可笑，还让我联想到了“披着羊皮的狼”。然而事实上，这样一种“拟制的善意”——我将其理解为一种对现代国家国籍法律制度的拟制，是能够被做得接近真实的。人们用共同的祭祀创造集会的机会，那么被同化的异乡人也会受到这样的邀请，一旦他参与了进去，似乎就意味着被视为共同血统。他们并不一定来自于共同的祖先，但至少被“假定”来自同一个祖先。

到了某一个时间，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对抗外来的压力，不需要再通过人为扩大血缘的方式增加新成员，那么，当有新的人口再试图加入而又不能提出和他们有着共同祖先的主张时，那些“本地人”就必然地成为了贵族，阶级产生了。

从这里能够看出“血缘”的重要性，而这也恰恰是“家父权”产生的根源。但是“家父权”缩小了以血缘定亲疏的“血亲”关系，为之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宗亲”关系。虽然现代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基因才是人类社会传承的密码，而若要论遗传，母亲的重要性绝不小于父亲。但是这种科学层面的解释是不可能为那时的人所先知的，要真有什么所谓的穿越，可能还会被指控为“异端学说”绑柱子上一把火烧死。

“血亲”指的是一切从血统上能追溯到一个单一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人，而“宗亲”则是在这张庞大的家系表的支脉上，把所有从女性名字延生出去的枝节全部砍掉，所剩下的那一部分亲属，所以正如一个著名的法律格言描述的那样：“一个妇女是家族的终点。”就梅因所知，在印度的家谱中，所有妇女的名字一般是完全略而不载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们中国大家族的祠堂，也很少有女性的位置；所刻碑文上，也都是以夫之姓冠父之姓，名字都忽略不计。抛开一般用来替这个制度辩解的所谓女性智力低劣的说法，我们所知的“父系社会”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男子由于其独特的自身条件会比女性更适合繁重的农业劳作，就成为了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保证，相对的他也占有家庭中较多的生产资料，渐渐形成了以依靠父亲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来供养子女以及妻子的局面，这种家庭关系的形成以及延续发展逐步促使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从而使男子在家庭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古罗马的建国初期，其经济制度也是自然经济，虽然梅因并未详细论述家父权产生的原因，但想来也有其共通之处。家父权的范围及其之广，比起我国古代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代的法律之所以数量不多也是因为它可以由家长的专断命令来增补：除了古罗马中所谓“妇女终身监护”颇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意味，父还拥有对其子的生死之权以及无限制的肉体惩罚权；他可以任意变更他们的个人身份；他可以为子娶妻，可以将女许嫁；他可以令子女离婚；可以用收养的方法把子女转移到其他家族中去；并且可以出卖他们。然而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在婚姻方面中西方却有着这样的差别：中国古代妇女在嫁人后若被离休即被社会、家人拒绝接受，很难再重新生活，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服从成为保证自己不被离休的唯一手段，更加剧了父权的权威性。与之相反的罗马婚姻制度则更加注重妇女权利的保护，甚至离婚成为妇女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这样在罗马如果一个女人一生没有离异过是比较少见的。

如此强大的家父权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呢？特有产的出现是标示着罗马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力量。不仅家子可以成为某些财产的所有权人，家父不得如同在早期法中那样，要求获得“军营特有产”和“准军营特有产”的所有权；甚至我们看到奴隶也可以取得一些价值很小的财产，以致于奴隶能用自己的财产“赎买自由”。

“军营特有产”和“准军营特有产”的出现和认可，并未从根本上瓦解家父权制度。真正促使家父权分崩离析的是“母亲遗产”、“准军营特有产”和“外来财产”的确立。而那些在从事帝国行政工作，或教学工作，或法庭辩论活动中的取得，则构成“准军营特有产”。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帝国版图的扩大以及基督文化对帝国政策的影响，都为上述这些特有产制度，提供着现实的土壤。Costantino皇帝进一步扩大了家子们在财产方面的能力，他“授予家子对母亲遗产的所有权，即来自其母亲继承的财产所有权；后来还包括母系遗产，即来自母系一方的财产或不是直接来自母系的财产所有权；最后还包括结婚时取得的财产。”同样是这位皇帝，使得母系遗产在家子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一项谕令中说道： “对处于父权之下的子女因继承母亲的遗产而获得的财产，父亲仅享有用益权，财产所有权属于子女。”作为家庭属员的家子，获得一种仅仅受到到家父用益权方面限制的财产权利，并且是在支配该财产的意义上享有该财产权利。Leone和Antemio两位皇帝在公元472年一项单独的规定中承认，允许教士家子生前订立遗嘱和拥有一切由他们获得的财产。

因此，这些特有产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强调着家子们自身越来越独立的地位和财产利益”。最后，优士丁尼皇帝完成了这项瓦解家父权的工作。他并不满足于允许家子取得“军营特有产”和“准军营特有产”的所有权，还规定如果“家子”死亡时未立遗嘱，便实行普遍的法定继承，而不是由家父对此种财产拥有所有权。从而，家子对生前的特有产拥有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权利，这也导致家庭财产统一观念和专有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转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社会中诸种特有产的出现，使得财产归属的单一化局面已经一去不再复返，财产主体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势，而这预示着家父权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我们看到家子在财产取得方面，基于上述五种特有产制度，已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家父权在财产方面的内容。在私法上他们具有权利能力，因此，法律上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不再仅限于家父，“对于那些根据市民法被获得的物，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处于我们权力之下的人取得，例如通过要式口约取得”。家子们在罗马家庭财产方面地位的变化，以及在整个私法领域里“家子”以七种特有产制度为利剑，打破了罗马家庭中家父权的坚固堡垒。早期罗马法中，家父作为唯一的具有独立财产支配能力的自由人（权利主体），已在罗马—— — 希腊时代中被特有产制度彻底动摇。

六、结语

《古代法》中最吸引我的是“原始社会与古代法”、“遗嘱继承的早期史”、“古今有关遗嘱与继承的各种思想”这三章。由于篇幅限制，只对家父权进行了一些阐述，其中的“概括继承”、“无遗嘱继承是比遗嘱继承更为古老的制度以及遗嘱继承的发展”、继承中的一些仪式都是在家父权基础上的一些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深入研究，应该也别有洞天。

参考文献：

[1]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83.5 [2]滕佳一.罗马法中家父权盛衰之历史解释.东方法学.2014 年第 2 期 [3]徐国栋.寻找丢失的人格—— — 从罗马、德国、拉丁法族国家、前苏联、俄罗斯到中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

[4]朱敏玲.中国古代家长权与古罗马家父权之比较研究.法学研究.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