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信息安全企业三大缺陷

第一篇：国外信息安全企业三大缺陷

洋巨头非完美无缺 谈国外信息安全企业三大缺陷 一提到国外信息安全企业和产品，或许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思科的网关产品、卡巴斯基的防火墙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市场上风光无限的“领跑者”，一直获得用户青睐并且被其他企业所“模仿”。但其实，国外信息安全产业也并非没有任何缺陷，本文就将澄清对国外信息安全企业长久以来都存在的三个错误观点。

错误认识

一、国外信息安全企业没有政治倾向

对于国外的信息安全产品，大部分人的观点是：质量可靠、性能优越。国内不少运营商、金融用户的信息安全系统均使用国外设备。国外信息安全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有没有安全隐患呢？有人会说，政治是政治，企业是企业，不应该混为一谈。但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些国外信息安全企业，是不是真如大家所想象的，完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呢？

某个在近年来声名鹊起的美国本土信息安全企业，于今年9月发布了一份名为《世界网络大战：理解网络攻击背后的国家意图》（World War C: Understanding Nation-State Motives Behind Today’s Advanced Cyber Attacks）的报告，文中极尽谄媚美国政府之能事，不但完全不提监听了全世界的棱镜门事件，反而将美国政府的网络战描绘为不得己而为之，且其手段完全处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报告对中国则十分严厉，声称中国的入侵案例遍及世界。另一家美国著名的信息安全公司也在近期发布的名为《Hidden Lynx-Professional Hackers for Hire》的报告中，指责中国政府发起了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当然，这份报告也绝口未提棱镜门。所以说，“国外信息安全公司没有政治倾向”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在后棱镜门时代，信息安全企业必须选择自己的站队，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绝无骑墙的可能。错误认识

二、国外信息安全产品没有故意设置后门

对于“国外信息安全产品存在着刻意留下的后门”这个说法，很多用户倒是有着清楚的认知。

其实早在2001年，某信息安全公司的首席研究员就表示：如果FBI使用了某个键盘记录等“工具”窥探用户，这个工具又没有被其他人使用时，该公司的升级病毒库将会避开它。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那些被证实是美国制造并传播的超级病毒，例如震网（Stuxnet）、超级火焰（Flame）都是由俄罗斯人率先披露，而并非由似乎技术上更为先进的美国防病毒企业发现。

错误认识

三、国外信息安全企业有很好的职业道德

保护用户私隐，是信息安全企业的责任。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应当在推广产品时泄露用户的私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下图来自某著名国外信息安全企业的一份公开PPT，在这张图片上，各种个人信息赫然在目（考虑到保护个人私隐起见，原图中仍能看到的信息已做擦除处理）。除了个人信息，甚至还有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的网络拓扑图，而且，这些信息已经放到了互联网上。试想一下，这应该是一家专业的信息安全企业的做法么？

因此，可以看到，国外的信息安全企业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们的确有很多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借鉴的地方。国内的厂商经过了这十来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依然逐渐获得了发展空间，并且有追赶这些国外“大牌”的趋势，希望今后信息安全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化。

第二篇：国外企业宣传片的三大特点

国内企业宣传片大家肯定是看多了，不知道国外的我们又是否了解呢?形动数码今日带大家来认识国外企业宣传片的三大特点。不拘泥于固定模式

国外的企业广告宣传片与国内的相比，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自由自主，内容广泛，这与西方人自身思想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在形式上，他们不固定于传统的创造模式上，整个创作大胆新颖，他们勇于运用黑白电影、纪录片和新闻采访类等许多国内不常用的宣传片模式。在内容，相对于国内企业宣传片制作者的固步自封思想，国外的宣传片制作者则较好的拥有自主权，能够用自己的创意说服客户，在创作上占主导权，内容可以涵盖各式各样的东西，人、动物以及虚构角色等等。风格诙谐幽默

由于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制作者在制作企业宣传片的时候，也不忘体现西方人幽默诙谐的特质。他们对于宣传片的要求不是教化作用，而是旨在让人们观看以后，能够莞尔一笑，达到气氛轻松活跃，并在这种情绪下记住所宣传的内容本身。然而中国人的企业宣传片，过分运用一些浮夸的词语，强调一些泛泛而谈的概念，毫无任何故事逻辑可言，不仅只是一些空洞无意义画面的叠加，而且千篇一律，缺少创作者智慧的体现。创意出人意料

无疑一个好的创意是影片最重要的灵魂，也是对于每一个制作人都至关重要的环节。国外影片制作人在此方面的确比国内要更具有创意性，他们的想法往往实用且独具一格，让观者不仅能够在第一印象记住影片诉求，还能够确切地了解到整个企业的详细信息和实力。无论是在企业的软硬实力介绍，还是企业品牌的塑造，都体现了国外宣传片制作人创意的独特性和实用性。

第三篇：三大国外离职模型

摘 要：离职模型的构建是许多雇员离职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从个体层面来研究雇员离职的决定因素，进而试图揭示雇员作出离职决策的过程。雇员离职研究史上有三大主流离职模型，他们是Mobley(1979)扩展的中介链模型、Steers Mowday(1981)模型和Price-Mueller（2000）模型。对三大主流离职模型进行了介绍和归纳，并总结了这些模型对我国雇员离职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雇员离职；主流模型；Price-Mueller模型三大主流离职模型简介

1.1 扩展的Mobley中介链（1979）模型

Mobley和他的同事在1979年构造出一个较为复杂和全面的雇员离职过程模型——扩展的莫布雷中介链模型（见图1），它将March和Simon模型、Price模型和Mobley中介链模型进行了结合，以尽可能地捕捉影响雇员离职的各种复杂因素。

该模型认为，雇员打算辞职继而从组织中真正流出，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

（1)工作满意与否。企业雇员对其工作的满足感既是一个绝对概念又是一个相对概念。前者是指一个工作由于符合某个员工的价值观，而给他的带来的满足程度。如，一个热爱书籍、但不善交际的雇员可能对资料管理员的工作比较满意，而对公关部经理的工作却十分恐惧和厌恶;后者是指雇员在综合评价各种工作带给他的满足程度之后，所得到的感觉。

（2)对在组织内部改变工作角色及收益的预期。雇员在对现有的工作感到绝对不满，或觉得其它企业具备更合适的工作而感到相对不满时，仍然有可能会从原有企业流失。因为他会考虑自己将来在本企业的发展，是否还有比外界更大的空间，或者说是否会更加满足。如果是，而且实现内部流动或晋升的机会比较大，那么他就不会从原企业流失。而相反，如果一个雇员对现有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对企业内部未来的预期却不甚理想，则他也会积极在外界寻找新的机会,或者在本企业暂时停留，消极怠工，形成雇员的隐性流失。

（3)对在组织外部改变工作角色及收益的预期。对现有工作不满意，或对企业内部流动的期望并不高的雇员，也许会由于对自身在外部寻找有吸引力的工作的期望并不高，而并不做辞职选择;相反，对现有工作感到满意，或对企业内部流动持积极态度的雇员，也许会因为在外部可以寻找到更具吸引力的工作而作出辞职选择。

（4)非工作价值观及偶然因素。雇员在工作以外的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一些不可测的偶然因素，也可成为企业雇员离开企业的原因。特别是将自身的主要价值与工作联系不大的人员的离职主要依赖于该因素，而不是前面三个因索。而且，多数雇员在作出离职决策时，都会考虑到与工作无关的一些因素，如他对家庭的定位、对生活方式和地理的偏好、宗教信仰、文化、对体育运动的要求及其他社会价值等，这些非工作因素与工作有关的价值是相互影响的。只有那些少数把工作看作是人生的重要价值的人，才会较少考虑这些因素，其离职主要依赖于前三个因素。前三个决定因素均取决于雇员对现有或将来可能改变的(内部或外部)工作价值的判断。

1.2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是在Price(1977)、Mobley(1979)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目标同样是在寻找影响雇员离职的主要变量并考察他们在离职过程中的关系，并以概念化的框图模型表达出来（见图2）。

该模型指出以下变量的变化顺序导致雇员在组织中的去与留:①工作期望和工作价值影响雇员对工作的主观态度；②主观态度影响离职或留下的意图，同时需要考虑诸如配偶工作

和留给家庭的时间等一系列非工作因素的影响；③离开组织的意图导致实际的离职行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变量的变化顺序可能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对有的人来说，离职意图和离职行为直接相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离职意图驱使他们产生寻找更吸引他们的工作的行为。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当他们找到另一项工作后才会发生实际的离职行为。对工作和组织的主观态度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度和组织承诺度。而工作期望和价值、组织特征和组织经验(个体体验到的组织现实状况)以及工作绩效的交互作用直接影响主观态度。另外，主观态度可以使雇员努力改变自己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反过来也影响态度。个体对工作和组织的可用信息(即个体掌握完全信息的程度)和其他的工作机会的认知会影响工作期望和价值。个体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状况被视为对其他工作机会有根本影响的变量。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的独特在于:①清晰地指出了工作和组织有用信息在雇员离职过程中的作用;②引进工作绩效作为影响主观态度的变量；③工作参与度和组织承诺度也是雇员离职的前因变量；④比起以前的研究它更强调工作变量对离职意图的影响；⑤雇员在对工作不满意时可能会尝试改变所处状况。

1.3 Price-Mueller(2000)模型

Price-Mueller(2000)模型（见图3）主要建立在一个整体离职理论之上，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由一系列的假设构成。

首先，假设雇员是带着一定的期望进入组织的。如果这些期望能够得到满足的话，雇员会感到满意并对组织有强的依附感，所以会保持组织成员的身份。

其次，假设雇员和组织之间存在收益交换，组织对雇员的种种回报——模型中的结构化变量可以视为回报，用于交换雇员的服务。

第三，假设雇员追求净收益的最大化。假如多个收益和成本存在，雇员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最大的净收益。

该模型指出雇员离职主要是由环境变量、个体变量、结构化变量和中介变量四个变量决定的。在该模型中，雇员期望的工作条件被称为“结构化变量”，雇员期望的外界环境条件被称为“环境变量”。

（1）环境变量有两个：机会和亲属责任。Price认为由于保持当前的雇佣状态是实现对亲属责任的重要途径，因此亲属责任会减少雇员离职。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相关，更多的机会将增加员工的离职而且机会对离职还有间接的影响，通过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来起作用:更多的机会会使当前工作的吸引力下降，从而降低工作满意度。（2）个体变量包括：一般培训、工作参与度和积极/消极情感。一般培训是指员工的技能和知识能被其他单位的使用程度。它的增强会直接导致离职的增加。工作参与度是指雇员愿意为工作付出的努力程度。已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参与度高的雇员工作会更努力，因此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增高的回报使雇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增加。因此高工作参与度可以导致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指体验快乐/不快乐情绪状态的个性倾向。Price认为:①他们对工作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对工作各方面有选择感知来产生的。一个具有高积极情感的雇员可能有选择性地感知工作中有利方面，从而增加满意度。②这两个变量可能会对另外一些重要的结构化变量的测量产生影响，例如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处于积极情感状态的个体可能报告低的工作压力和高的社会支持。

（3）结构化变量包括：工作自主性、分配公平性、工作压力、薪酬、晋升机会、工作单调性和社会支持。模型假设这些结构化变量都是通过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的影响来间接影响离职的。其影响的正负作用如图3中相应路径上的正负号所示。自主性指雇员支配自己工

作权力的程度。分配公平性假定对比在雇员判断公平时是很重要的。例如，雇员会对比

自己的薪酬和组织中其他人的薪酬以判断是否公平。工作压力是个整体、多维度的概念，它有四个维度:资源匾乏(缺少工作所需资源)、角色模糊(不明确的工作职责)、角色冲突(不一致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负荷(为工作需要付出的努力)。晋升机会指雇员在组织内部潜在的垂直职业运动。工作单调性指工作被重复的程度，大量的文献指出这一工作技术性指标对离职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度包括上司、同事和亲属对工作的支持度。

（4）中介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度、工作寻找行为和离职意图。工作满意度是指雇员对工作的喜好程度，己有的研究都认为它是雇员离职意图的一个关键变量。组织承诺度是指雇员对组织忠诚的程度。组织承诺度可以细分为对整个组织、对某个部门乃至某个小团队的承诺。工作寻找行为是指雇员寻找另外一份工作的积极程度，扩展的Mobley模型认为工作寻找行为会增加离职意图。即雇员寻找到工作后，再决定是否离开当前的雇主。但是，反过来的因果次序也是有可能的，即雇员先产生离职意图，工作寻找行为是离职意图的结果。Price-Mueller(2000)模型吸收了多个学术领域(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离职的研究成果，在解释雇员的心理变化过程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预测能力。对我国雇员离职研究的启示

2.1 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对雇员离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没有全世界通用的管理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形成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均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许多关于文化对组织行为和管理理论影响的研究揭示出，领导关系、动机、决策的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就业理念等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国外有关雇员离职研究模型与研究结论能否揭示我国雇员离职行为，解释的效力如何，都需要加以验证，而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张勉以中国IT企业雇员为样本，对Price(2000)模型的跨文化实证研究表明，的确存在一些中国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但张勉的研究仅以国外传统的主流模型为介质，且研究的样本仅局限在IT企业，对于离职的其他模型的验证与分析，以及其它领域中样本的适用性分析，将是我国此领域中研究的重点。

2.2 目前对于从组织层面的研究在我国仍然欠缺

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中但曾经被国外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关系的重视将可能突破原有的理论限制。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集体主义观念是我国组织中一向所倡导的，因此从组织人力资源计划对组织内社会关系的产生及影响来研究雇员离职问题，更有可能揭示雇员离职的本质，同时也有利于组织对雇员离职问题的管理和控制。

2.3 在研究方法上，加大量化研究的力度

我国有关雇员离职的研究几乎都是陈述性的，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揭示。要采用更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和历史事件法等，加大量化研究的力度。结构方程模型(如LISREL)在研究多变量，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准确、直接测量的潜变量及揭示变量之间复杂关系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国外离职研究主要是通过离职意图来预测离职行为，虽然离职意图是离职行为直接的决定因素，但以此作为预测离职行为仍然欠妥，会造成数据信息的损失。为了避免分析中数据信息的损耗，可以采用历史事件分析法。历史事件分析法通常用于医学研究中，一般称为“生存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思想在于：考虑了时间变量，将雇员的离职作为连续变量，采用纵向跟踪数据，来提示雇员的真正离职行为而不是离职意图，所以在揭示离职方差变异方面会更加细致。

第四篇：国外农药信息集锦

国外农药信息集锦

巴斯夫在巴西上市杀菌剂Versatilis 防治大豆亚洲锈病

近日，巴斯夫在巴西上市杀菌剂Versatilis（活性成分：丁苯吗啉），用于大豆亚洲锈病的抗性管理。该产品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巴西登记，并将用于下一个大豆种植季。

亚洲锈病已在巴西存在14年之久，它是大豆作物上的主要毁灭性病害之一，若不正确防治，该病害会造成大豆产量最高损失80%。此外，亚洲锈病发生加重的另一个因素是巴西现有的产品对该病害的防效下降。

巴斯夫巴西大豆作物市场经理Elias Guidini表示，巴斯夫再一次创新，为大豆种植户提供具有新活性成分的解决方案。Versatilis在病原菌萌发阶段发挥作用，强化了该产品对亚洲锈病的防效并有助于抗性管理。

Versatilis的使用灵活，能用于大豆的不同生长阶段，带来产量的提升。在过去25000公顷的田间应用效果表明，将Versatilis与巴斯夫其它产品结合使用，会带来每公顷120公斤的产量提升。

为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物，巴斯夫推荐农民强化综合管理策略，以确保生产的可持续性。来自Agrodinamica研究咨询公司的Valtemir Carlin表示，选择一个合适的种植窗口期尽早播种，避免病原菌感染，并在非种植期清除野生大豆，使用较短生长周期的大豆品种以及有效的植保产品，能够获得最大的产量潜力。

Spraytec在阿根廷上市生物刺激素Fulltec Max

在近日召开的阿根廷免耕农民协会会议上，Spraytec上市了其首个基于ACC酶的生物刺激素Fulltec Max。

据公司市场经理Pablo Lafuente De Volder表示，“Fulltec Max具有抗蒸腾作用，能够激活植物新陈代谢，使农药的药效最大化。它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易于使用，能够提高碳回收和调整水体pH值。我们更喜欢将它比如成智能科技，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同时可实现多种操作。Fulltec Max也是一种智能技术，将会变革现有的应用技术。”

因其独特的制剂技术，Fulltec Max能够升级作物新陈代谢，加快农化产品进入植物以及在植物体内的移动，促进药效发挥。因它是基于ACC酶设计而来，同样可以提高杀虫剂和杀菌剂的效果。

拜耳作物科学在英国上市草坪杀菌剂Exteris Stressgard

近日，拜耳作物科学在英国上市了全新草坪杀菌剂Exteris Stressgard（活性成分：氟吡菌酰胺+肟菌酯），并利用Rigby Taylor公司在英国的分销网络送达到终端使用者。

Exteris含有活性成分氟吡菌酰胺，能够全年有效防治高尔夫草坪、球座和球道，运动场、板球场和保龄球场的草坪microdochium斑病和币斑病，并能够有效管理抗性发生。

Exteris 可通过根、嫩枝和叶渗透到作物体内，并在作物上形成保护层，渗透到作物体内并通过木质部向上运动。Exteris 结合了Stressgard 制剂技术，对系列草坪病害均具有优秀防效。

Willowood推出首款专利杀菌剂VALXTRA

近两个月内，Willowood Crop Sciences在印度各地举办了数场大型产品发布会，积极推广其首款专利产品VALXTRA，到场的有1700多名Willowood的直接贸易渠道合作伙伴。此外，Willowood还组织各地农民和零售商开展了多场培训，指导农民如何针对不同作物病害进行治理，同时计划在秋收季节大力推广该产品。

VALXTRA是一种预混合制剂，是广谱系统性杀菌剂和抗生素，尤其适用于水稻作物。

Ihara在巴西上市首个能够防控粉虱所有生长阶段杀虫剂Privilege

近日，Ihara在巴西上市首个能够防控粉虱所有生长阶段（卵、若虫和成虫）的杀虫剂Privilege（活性成分：啶虫脒+吡丙醚）。Privilege具有三重作用机理，触杀、内吸和translaminar运动，被推荐用于大豆、芸豆、棉花和番茄等作物。

据公司介绍，Privilege能够通过内吸作用渗透到整个作物，当害虫吮吸作物的一瞬间，药液就可进入害虫体内。而有了translaminar运动特性，它有能力到达直接喷施到不了的位置，使得叶片底部的卵和若虫停止发育。

在过去的一年里，粉虱的发生快速增长，影响谷物和水果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因为它是通过直接吸食树液，或者通过形成煤污病（Capnodium elaeophilum）或传递病毒影响作物。

Ihara杀虫剂产品经理Luís Fernando Andrade表示，作物被粉虱危害后，会造成产量的严重损失。Privilege能够打破害虫生长周期中的所有阶段，提供持久的效果。

巴斯夫在英国上市杀菌剂Vivando 防治蘑菇蛛网霉病

巴斯夫近日在英国上市杀菌剂Vivando（活性成分：苯菌酮），用于防治蘑菇蛛网霉病。

蛛网霉病是由指孢霉Dactylium引起的一?N蘑菇常见真菌病害。蘑菇子实体受侵染后，先在侵染部位表面长出白色绒状的菌落，不久，在菌盖及菌柄上出现圆形或椭圆形浅褐色稍凹陷的病斑，病斑形状和大小不一，中间呈灰白色，边缘色深，最终会造成蘑菇腐烂，产量降低。

在高湿度和高温条件下，该病原菌丝能够一天生长1～2厘米。因此，及时的防治非常重要。

巴斯夫技术代表Aneeta Gupta表示，“苯菌酮是一个与其它杀菌剂不同组别的杀菌剂，因此可以整合到综合防治项目中。看上去苯菌酮对病原菌整个生长周期中的所有阶段都有效，能够抑制孢子萌发、侵染和菌丝生长。”

AgroFresh推出雾化杀菌剂平台ActiMist

AgroFresh Solutions公司近日宣布将推出ActiMist，这是一种可雾化的杀菌剂输送系统，加强了其行业领先的SmartFresh品质系统。咯菌腈（商品名ActiMistFDL）将成为第一个雾化杀菌剂加入到现有的SmartFreshTM1-MCP，HarvistaTM平台中，作为收获前的应用，并利用先进的AdvanStoreTM监测技术，共同为客户提供全面??异的食品保鲜解决方案。

“ActiMist代表了真正的行业突破，” AgroFresh公司CEO Jordi Ferre说道，“Jordi Ferre开发了一种新型的传递系统，这改变了杀菌剂的应用方式。通过开发雾化技术，我们的设备可以同时利用杀菌剂和SmartFreshTM体系，与现有的杀菌剂应用流程相比，这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时间和费用。在我们进军北美苹果收获季时，ActiMistFDL的存在可极大地增强SmartFreshTM质量体系。AgroFresh通过ActiMist向食品行业的种植者、包装商、零售商提供整合的解决方案，帮助提供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品质。”

Stockton生物杀菌剂Timorex Gold获西班牙批准

以色列生物农药公司Stockton（STK）近日宣布其旗舰杀菌剂Timorex GoldR（活性成分：互生叶白千层提取物）获得西班牙登记批准，用于防治温室黄瓜和南瓜上的白粉病。

Timorex GoldR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杀菌剂，已经在超出30个国家获得登记，包括大多数中南美洲国家、澳大利亚、菲律宾、塞尔维亚、加拿大和中国等。该产品广泛应用于有机种植和传统农业生产中，对诸如葡萄、西红柿、黄瓜、香蕉等大量的作物品种提供广泛的疾病防控作用。

STK的CEO Guy Elitzur表示，“西班牙的获批是Timorex Gold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也是对我们产品研发平台的重要认可，为以后我们向西班牙市场持续推出创新产品，服务可持续农业生产铺平了道路。西班牙市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期待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拥有更好的商业未来。”

UPL在巴西上市杀虫剂Sperto 含啶虫脒和联苯菊酯

UPL近日宣布在巴西上市杀虫剂Sperto（活性成分：啶虫脒+联苯菊酯）。该款杀虫剂能够防控多种作物上的主要害虫，同时对天敌具有高选择性，也不会造成螨虫种群失衡。

UPL市场总监Rogério Rangel表示，Sperto结合了两种活性成分，共同作用有效防控多种作物上的害虫。Sperto的上市完善了UPL在大豆、玉米和棉花作物上的杀虫剂产品组合。

在过去的一年里，UPL实现了40%的高速增长。此次除了上市Sperto外，公司还透露了今年将上市的另外两款产品：除草剂Fascinate（活性成分：草铵膦铵盐）和种子处理杀虫剂Start（活性成分：氟虫腈）。

爱利思达在巴西上市杀菌剂Kaligreen 防治苹果黑星病

近日，爱利思达生命科学公司在巴西上市杀菌剂Kaligreen（活性成分：碳酸氢钾），用于防治苹果上的黑星病。

Kaligreen是一款快速起效的杀菌剂，不会造成农药残留，采用新型微胶囊技术，并获得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有机认证。

Kaligreen已被推荐用于防治多种作物上的Oidium mangiferae和Sphaerotheca fuliginea的变种白粉病，这些作物包括鳄梨、菠萝、南瓜、西葫芦、可可、猕猴桃、木瓜、芒果、百香果、黄瓜、小黄瓜和石榴等。

第五篇：《婚姻法》解释(三)的三大缺陷范文

《婚姻法》解释(三)的三大缺陷

【内容摘要】婚姻法解释三存在三大缺陷，即：

1、解释条文内容错误；

2、解释条文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

3、解释条文的立场错误。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财产轻身分的结果。

【关键词】婚姻法解释三；财产法；身份法；身份财产

婚姻法解释(三)有许多亮点，包括我的有些建议和看法也在其中。但我仍觉得不尽完美，还有一些污点或缺点。客观地说，一个司法解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发现缺点，并加以检讨和改进，以便最终消灭缺点。有鉴于此，笔者将自己所认为之主要缺点列举出来，并稍加分析，以供大家评判。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笔者所说的缺陷，只是一孔之见，有些缺陷在他人看来则是优点。笔者所认为婚姻法解释(三)之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解释条文内容错误；

2、解释条文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

3、解释条文的立场错误。至于其他问题，如解释第15条的规定（属于不解决实际问题，价值不大的规定）等，不在此讨论。

一、解释内容错误

解释内容错误，就是解释条文规定的内容是错误的或者明显不恰当。这种情形在解释中有两处。

（一）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错误

解释(三)第1条第2款规定，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该规定没有选择民事诉讼而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显然不符合婚姻诉讼的特点和现行法制状况。

1、所谓“行政复议”行不通。行政复议法颁布于婚姻法修订之前，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婚姻无效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已经排除了通过行政手段撤销婚姻的可能，而且行政复议的功能也不适用涉及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纠纷。因而，对涉及确认婚姻关系的婚姻登记纠纷，不能适用行政复议法。为此，国务院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在《婚姻登记条例》和有关规定中，均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行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婚姻瑕疵纠纷，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

2、所谓“行政诉讼”，也不符合婚姻纠纷特点。由于受行政诉讼功能限制，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难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而，解释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在立法形式上作了一种应付性交代，事实上根本不管用，如同一张空头支票。

3、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是民事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解释未予明确，是一种失策。关于该条文的缺陷分析，详见《<婚姻法>解释(三)中的空头支票如何兑现？》、《行政复议法不适用涉及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等。

（二）“变更监护关系后”才能代为起诉离婚的规定不当

解释(三)第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条中规定的“变更监护关系后”，才能代为起诉离婚的规定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明显不当。

无行为能力人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理离婚诉讼，根本不需要变更监护权，上述规定不仅增加诉累，且理论逻辑不通。

无行为能力人离婚诉讼，不能由配偶代理，主要是因为“夫妻之间诉讼，此利益相反”，[1]其配偶不能代理诉讼，而应由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或者从其他亲属或非亲属中选定或法院指定代理人。这种离婚诉讼代理根本无需以变更监护为条件，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是如此。

如果他人代理无行为能力人对其配偶提起诉讼，都以变更监护关系为条件，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客观现实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比如，无行为能力人受到其配偶虐待或遗弃时，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不是代理无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而是代理无行为能力人起诉其配偶停止虐待或遗弃等侵权行为，对此，按照解释规定的逻辑，岂不是也要先变更监护关系，近亲属才能起诉，待打完官司后再把监护权变更给无行为能力人的配偶吗？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再继续深究，问题就更大了。假如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没有变更监护关系就不能行使诉权，那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没有取得监护权，又怎么能够行使变更监护关系的权利呢？按照解释的逻辑，无行为能力人的其他近亲属根本无法取得监护权。

所以，解释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容易给司法造成混乱，徒增当事人诉累和司法负担。实际上，这种诉讼根本不需要以变更监护关系为条件。

1、从实体法和程序看，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监护人可以代理起诉离婚，没有法律障碍。

2、有的近亲属事实已经在行使监护职能，并不存在监护权争议，没有必要再搞法律形式上的变更。

3、监护与代理诉讼，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

4、离婚起诉并不一定判决离婚。所谓“受虐待、遗弃”只是一种诉讼事由，是否成立需待审判后确认。起诉后判决不离婚怎么办？

5、“夫妻之间诉讼，利益相反”，其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他人代理。详见笔者《无行为能力人离婚诉讼不需要变更监护权》。

当然，无行为能力人如果存在监护不落实或有争议时，无论是离婚或不离婚，法院都可以依法指定监护人。但这是另一法律性质的问题，它与是否可以提起离婚诉讼没有必然关系。

二、解释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

解释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就是解释条文本身的内容没有问题，但作为解释的理论根据却是错误的。这主要是从解释条文与高法关于解释条文的理由说明中发现的。

从高法关于解释条文的理由说明中发现，解释理论基础错误的情形，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以财产诉讼证据规则作为亲子诉讼推定规则的根据不当

尽管我极力主张司法解释规定亲子关系诉讼，[2] 但其法理却与高法不尽相同。解释第2条关于亲子关系诉讼的规定，我没有什么异议，但对高法关于该规定的法理基础却有不同看法。

高法《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新闻发布稿，在解释亲子关系诉讼推定规则时指出：“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做出处理，即可以推定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婚姻法解释

（三）》第二条对此予以了确认”。

这里所谓“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直接适用证据规则第75条，是不当的。这是将财产诉讼证据规则直接适用身份关系诉讼，其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身份关系诉讼与财产诉讼性质不同，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均不相同。亲子关系虽然可以推定，但其推定的法理基础和方法不同。亲子关系推定有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两种形式。法律推定由法律直接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无亲子关系法律推定的规定。事实推定，就是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推定亲子关系的有与无。亲子关系事实推定，并不能完全依据某一既成的证据规则直接推定，而应当以客观真实性为原则。它是对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简单根据证据规则推定出来的结论。亲子关系推定或判断，不是机械适用一种“死”的证据规则，而是一种“活”的司法审查判断活动。具体讲，亲子关系推定或判断，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客观事实的审查；

2、职权调查；

3、自由心证。

为了确保亲子关系推定或判断具有最大限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即是一方拒绝鉴定，也不能直接按照证据规则第75条推定，而应当对诉讼事实进行全面审核，对于需要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的，法官应当依职权调查或责令当事人补充证据，在穷尽一切事实或证据后，法官再对全案事实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得出概率性最大或最可靠的结论。这个分析判断过程，理论上称之为“自由心证”。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可以判决原告的主张成立，也可以判决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而绝不能按照证据规则第75条一律推定原告主张成立。

因而，亲子关系的推定或判断结果，实际上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而不是依据证据规则推定出来的结论。如果 “确认”亲子关系诉讼直接适用证据规则第75条，法官就应当受该证据规则的拘束，这不符合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容易造成司法误导，产生负面影响。

（二）把“离婚”作为财产协议生效的“附条件” 不妥

解释第14条规定：“ 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婚姻法》司法解释新闻发布稿，在解释未离婚的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协议内容之所以不生效时指出，“离婚问题事关重大，应当允许当事人反复考虑、协商，只有在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到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或者到法院自愿办理协议离婚手续时，所附条件才可视为已经成立。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当事人一方有翻悔的权利，事先达成的离婚协议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依据”。这里所谓“所附条件”没有生效，显然是把“离婚”作为财产协议生效的“附条件”。

把离婚作为财产分割协议生效的“附条件”，这种理解不妥。“离婚”不能成为财产协议生效的“附条件”。离婚与离婚财产分割两者之间不是一种附条件关系，而是一个整体行为（复合行为）中所包含的两种不同内容。关于身份行为的类型，理论上有一种“三分法”，即形成行为、附随行为、支配行为。就离婚而言，解除婚姻关系的离婚行为属于形成行为，离婚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属于附随行为。离婚行为决定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没有离婚就不存在离婚财产分割和离婚子女抚养问题。因而，把“离婚”作为财产协议生效的“附条件”，有一种本末倒置之嫌。离婚与离婚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协议是一个复合体，如果硬要区分离婚与离婚财产分割之间的关系，则更类似于主合同与从合同的性质，即离婚是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是从。那么，主合同不成立或不生效，从合同无从成立或生效。在一定程度上讲，离婚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是离婚时必须解决的“善后”事宜，然而，不离婚，哪有“善后”？

同时，把离婚作为财产协议的附条件，就是把身份关系作为财产关系的附条件，这一般也是不允许的。因为把离婚作为附条件，容易助长人们人为制造离婚条件或理由，以成就所谓的附条件，这必将破坏婚姻稳定。因而，把离婚作为财产协议的附条件，往往会引起有效与无效之争。

(三)分割婚内财产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夫妻财产制而不是物权法第99条

解释第4条规定了婚内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高法在解释为什么要规定第4条时指出：“现行物权法第99条的规定也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即允许共同共有人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分割共有物，同时还要保持共有关系。但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只能是一种例外，必须具有“重大理由”，否则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3]很显然，高法是把物权法第99条作为第4条的解释依据，只是增加了需要有“重大理由”这样一个限制性条件。我认为，把物权法第99条作为解释第4条的依据，也是不当的。解释第4条的真正根据应当是“非常夫妻财产制”。因而，应当援引非常夫妻财产制原理，而不是一般共有财产分割之法理。

所谓非常夫妻财产制，是指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因发生特定事由，适用通常法定财产制或约定财产制难以维持正常的夫妻财产关系时，依据法律之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申请，由法院宣告终止原来的财产制而适用分别财产制。法律设置非常财产制目的在于，发生特定事由后，在不解除婚姻关系前提下，依法变更原夫妻财产制类型，改采分别财产制，夫妻财产各自独立，分别行使权利，以保障夫妻一方财产利益不受损害，同时维护交易安全。解释第4条所规定的情形，正好符合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特征，应当适用该法理。实际上，如果大胆一点，还可以在解释第4条中直接使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概念。如关于家事代理、亲子关系推定等，婚姻法都没有规定，司法解释都直接作了规定，“非常夫妻财产制”又何尚不能呢？

同时，单纯分割共同财产，而不实行分别财产制，其分割财产的意义不大，因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各自所得的财产为共有财产，双方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共有关系。因而，单纯分割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有的共有制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只有非常夫妻财产制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解释立场错误

解释立场错误，就是没有站在亲属法或身份法的立场，而是站在财产法的立场解释夫妻财产或身份财产，或者就是纯财产法理论左右身份财产，忽视身份财产的特点，使一般财产制度与身份财产制度缺乏有机结合或衔接。

这类解释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错误解释，只是立法者所站的立场不同罢了。因而，这类解释在纯财产法学者看来是正确的，并得到纯财产法学者充分肯定。但由于解释过分地突出纯财产法的特点，有些内容几乎就象“有产者资产保护法”或“防止资产流失法”。因而，其规定不太符合身份财产的本质，在身份关系中有些水土不服。如解释第7条[4]、第10条[5]即具有浓厚的纯财产法色彩。其中，解释第7条将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房屋，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分别为各子女的个人财产，或者根据出资比例按份共有。这一规定显然是把共有作为例外。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以共有为原则，个人(约定)为例外。解释第7条规定正好与之相反，这一规定不仅违反了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制的一般原则，也与身份财产制的本质属性不相融。尤其是在婚内根据父母投资比例按份共有的规定，与“合伙财产法”别无二致。

又如，解释第10条以房屋购买合同作为认定房屋产权的根据，完全是一种套用物权法的 “公式化物权主义”或“形式物权主义”的表现。按照物权法的“公式” 套用按揭房屋，在形式上看好像颇有法理根据，但所谓合同买受人已经取得房屋物权，实际是一种“虚物权”，如果婚后不付房款，其房屋最终必然丧失。解释既忽视了物权或财产形成的本质属性，更忽视了身份财产的特点，把婚后共同投资（包括婚后投资占70%以上）的房屋都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这不仅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在法理上也并不像有些人物权法学者所说的那样，毫无破绽。这里只举两个点说明：

1、既然解释认定婚后另一方投资为债权，那怎么又规定离婚时，“对财产增值部分，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而不规定直接按债权处理呢？这岂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规定吗？即债权性质，按物权处理，使债权与物权纠缠不清。

如果规定房屋是一方婚前个人的，房屋增值也当然是个人的，另一方怎么能分增值呢？如果房屋降价后又怎么处理？既然认定婚后一方付款为债权，就只能按一般债权处理，不能考虑房屋增值。而解释在定性与处理上的自相矛盾，实际上是其定性错误而无法适用具体情况或不能自圆其说时，而作出的一种自我否定性规定。

2、解释没有区分“期房”与“现房”。对按揭“期房”来讲，没有取得产权，仅从物权形式上考察，认定为个人婚前财产，根据明显不足。即使“现房”按揭，所谓取得了物权（产权）也是一种“虚物权” 或“有限物权”（不完整物权），它与非抵押物权不能同日日语，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因为对买房者来说，通过分期付款的按揭方式取得所购商品房的所有权，其含义有二：一是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分期付款；二是在付清房款前，房子的所有权被“按”着，待付清房款后才能“揭”（取）到手。也就是说，在房款没有付清前，房子被抵押权人“按”着，买房者不能拥有实质意义上的产权或完整物权。相反，如果买房者违约，抵押权人可以处分房屋。因而，如何破解通过按揭方式的“变戏法”所获取的形式主义物权的“迷宫”，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解释只看到物权的“皮”，而不见物权的“质”。把“首付”等同于物权或产权，把本来相互关联的债权与物权截然分离，忽视房屋被抵押以及购买房屋取得其物权的实质要素，即购房投资对房屋产权的影响，特别是把这种没有取得完整物权的房屋，按照一般物权公式适用于身份财产，则更欠妥当。

首先、解释采取形式物权主义理论，把婚后共同支付房款推定为债权，不符合当事人支付房款的真实意思和实际情况。对于一般人来见，为他人支付剩余房款，既可以是单纯的借贷，也可以是“物权加入行为”，即原合同购买人因无法支付剩余房款等因素，邀约或准许他人参与购房，共同支付余款，共同拥有房屋。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讲，加入购房行为双方必须有约定，否则，只能视为一种单纯借贷。但夫妻关系则不一样，因为夫妻之间以共有为原则，个人为例外。对于未取得完全物权的房屋，婚后夫妻共同支付余款，双方没有任何借贷的合意或意思，其本意当然是共同对婚前不完整产权的“续购”，而不是向一方借贷。但解释却按照形式物权主义理论的既定公式，违背当事人意志和实际情况，强行推定是一种借贷关系，这显然脱离实际情况，有强奸民意之嫌。

其二、在身份财产中，生搬硬套物权理论，或者一律简单地套用物权理论“公式”，在许多情况下行不通。比如，按照解释的物权理论逻辑推论，婚前一方取得的土地或山林承包合同（包括经营一年或数年者），其经营权或收益人也只能是婚前一方个人的。另一方婚后的投资只能是债权，另一方参与经营或劳动只能视为“帮工”或“雇工”。

可见，对于婚前一方取得了形式上的物权或有限物权，需要婚后继续投资的延伸行为，一律认定是一种债权行为，不无检讨的余地。

实际上，解释第10条所列之不完整产权房屋，根据婚前与婚后投资比例分段计算，实行安份共有，是最简单、最合理的方案。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方案。它既可以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房屋投资多少确定房屋归属和利益分配，又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灵活安排（考虑困难或无房一方利益以及银行还贷情况等）。这一方案包括婚姻双方当事人在内的所有老百姓都很拥护，而且与物权法与婚姻法也不相矛盾。对此，我曾作过专门论述[6]。

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缺陷，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最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重财产轻身分的结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重财产轻身分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关其具体表现，我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只重视一般财产法的研究，而不重视身份关系和身份财产的研究，难免在制定法律或适用法律时，无论是纯粹的身份关系，还是身份财产关系，都直接套用纯财产法原理。这次的解释三当然也不例外。同时，由于不重视身份法，对身份法的一些基本特征或制度不甚了解，以致作出一些与身份关系性质不符，乃至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符合的规定，如解释第1条2款的规定即是如此。

有人认为，这是婚姻法“回归民法”的结果，甚至认为婚姻法不应该“回归民法”。在我看来，婚姻法本姓“民”，不存在“回归民法” 问题，只存在“正名”问题，即为婚姻法的“民法性质”正名。

过去将婚姻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只是提高了婚姻法的地位，即把婚姻法与财产法并重，但这并没有改变婚姻法的民法属性。

民法由两部分构成，即财产法和身份法。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重新重视身份法的地位和独特品质。身份法和财产法虽然都属于民法，但两者的性质和适用规则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中，用了一编（共四章）的篇幅作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呼吁，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应当重视身份法的研究和适用，真正做到身份法与财产法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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