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和相关建议-《法律新视野》

第一篇：浅谈党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和相关建议-《法律新视野》

浅谈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及相关建议

刘茵①

（西南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716）

【内容摘要】 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是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提高执政效率的根本保障。它对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全局性作用，也是廉政工作的外在表现。依法执政虽然被大力提倡，但是至今我们对依法执政的概念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且我党依法执政过程中，在执政依据、权力监督机制等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现阶段，如何能够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我党急需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依法执政，和谐社会，廉政工作

一、依法执政的概念

对依法执政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依法执政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权利和义务、民主和法治等丰富的制度内涵,能够融汇于法律之上、权力制衡以及权利保护等诸多价值目标,涵盖执政党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的全部政党生活,贯穿执政党行为甚至整个自我管理过程。②还有些学者认为依法执政既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体制和制

③度，它是党按照宪法及法律规定对国家的政权实行政治领导。也有学者认为依法执政是一

种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和状态。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是从不同角度对依法执政的概念进行定义。我认为，依法执政是动态的，是从取得国家政权到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制定、实施法律，领导人民，再到处理国家事务并接受监督的整个过程。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大创新点，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过程中所逐步探索出来的执政规律。在建国初期乃至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中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法律为手段来解决的。这与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我们沿用了战争年代夺取政权时的领导方式，即把党的决议、命令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当做一种直接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无疑是惨痛的。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导致党的治国方略和执政方式不能与时俱进，社会主义作者简介：刘茵（1988-），女，河南省商丘市人，西南大学法学院2010级刑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有组织犯罪。

② 李辉敏,李兰色.《深刻认识依法执政的内涵和意义》[J].理论观察, 2005,(3).③ 王贵秀.《理顺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J].人大研究, 2005.(4).①

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经济建设都遭到了忽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依法执政的重要性。依法执政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来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二、依法执政的重要性

（一）依法执政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①要克服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并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务，就必须依法执政。依法执政使法律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及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并能够科学地处理党与法的关系。它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对于科学合理地处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以及党与群众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有重大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社会政治发展处于有序发展的状态，增强社会活力，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与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党的长期执政创造好良好的环境。而在加强这一方面能力的建设中,最重要的就要强化党员依法执政的意识，努力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和能力。

（二）依法执政是提高执政效率的根本保障

依法执政是有效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提高执政效率，实现国家政权高效有序运行的根本保障。共产党执政是以国家的名义活动，它扮演着一个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国家政权运行的规范性和效率与否，都和执政党的执政模式密切相关。我们党在法制的范围内施政治国方针，就是把执政行为和国家政权的职能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国家机构在法制范围内高效运作。相反，如果我们党组织偏离法制轨道或不善于运用法律规则来运作国家，则必然会冲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秩序，从而影响公共权力的权威和效率。所以，我党能否做到依法执政是国家政权体系能否高效有序运行的极为直接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执政效率，进而影响到执政的基础。因此，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正确有效处理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的有效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环境和条件下功能转型的必然要求。②依法执政能够不断增强全党同志的执政意识，从而提高执政效率，而在这一过程也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总的来说，依法执政能不断增强执政意识，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对反腐倡廉工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2.潘泽林吴晓敏.《关于依法执政的法理学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4.(10).作的顺利开展有重大意义。只有不断增强执政意识，才能真正的总结和汲取执政过程中的优良经验。再把它升华为科学的执政理论，让全党同志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时刻牢固树立这种法制观念，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依法执政是廉政工作的外在表现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党的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又决定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了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完善防治腐败的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可以看出，依靠国家法律和制度与反腐败相抗争，是我们党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党坚持依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实践也表明，仅仅依靠政治强制力来开展反腐败斗争，虽然能够在短时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防腐和反腐机制。

产生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国现在的法制不健全。依法执政是要求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按宪法和法律规定执掌政权，树立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依法执政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反对和防止腐败。这样，在不断增强全党同志的法制理念的同时，在实践上也会有效地防止腐败。要使党保持持久廉洁。反腐败的根本措施就应该是改革和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温床，而不单单是处置和惩罚个别人。

（四）依法执政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全局性作用

一方面，党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依法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依法执政是实行依法治国方针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施依法治国方针，关键在于党要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①

②①② 艾书琴.《依法执政是提高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J].学习与探索,2004.(6).李龙.《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M].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51页.三、党依法执政过程中的问题和相关建议

（一）依法执政中的“法”无明确规定

依法执政要有重点,宪法就是重点,就是纲。宪法不仅是根本法,还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依法执政中的“法”不不仅包括宪法，还包括各项具体法组成的法律体系，共同促进依法执政理念的实施, 这样依法执政才能落实到 “有法可依”。我们应当树立依宪法为核心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执政的观念。对于这里的“法”是否还包括党规党法则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赞成党规党纪不属于我们现在法律体系的范围，它只能管制党内人员的一些违纪行为，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执政就应该是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执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宪法和党章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部门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滞后性是必然的。在现有宪法和其他各部门法律对共产党的职权范围以及执政程序的规范都不够完善的条件下,按照党规党纪来执政是依宪法和法律规章执政的一

①种重要补充,依章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 ,依法执政是依章执政的升华和保障。笔者

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党规党纪不属于中国现代意义上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也就不属于依法执政中“法”的范畴。因此，前种观点较合适。

另外，我们也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的程序，严格规范党内立法权的行使。同时也要保证党内规范的衔接和照应，使其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完善党内立法党员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二）权利监督机制不健全

绝对的权利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已经证明了的真理。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就把权利监督问题说得很清楚。大致意思是说明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②

依据邓小平的观点，我们党要接受三方面的监督，这也是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经过透彻分析得出的，即党内监督、群众监督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权利的行使主体包括公民、法人组织、党员以及参政党。宪法和法律应对监督的方式、程序、内容和控告申诉程序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在政党立法时除规定党的执政地位外，还应规定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责任，保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利并尽快完善舆①

② 黄洁, 丁严.《依法执政概念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4).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270.论监督和申诉控告制度。另外要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宪法的功能在于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执政党只能在宪法规定的权力范围内行事，不能超越宪法设置的权力范围，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执政党的权力和国家权力进行划分，实现权力配置方面的分权与制衡。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执政党不接受监督的后果。所以，宪法应将政党的行为纳入到审查的范围，授权一定的国家机关审查政党的决定、政策和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并对一切可能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和追究违宪责任，使违宪审查权在实践中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同时，也要我们也要建立一个党内规范的合法审核制度，对出台的每一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规范性、程序性进行严格审查。两种制度相互配合才可以完善监督机制。

（三）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方式要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转变，但不能抛弃政策。党的政策是党领导人民、动员人民和教育人民的法宝，也是我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党的政策既有概括性和鲜明性，在制定方面又具有灵活性和迅速性，在宣传上具有感召力和鼓舞力，在执行上更具有方便性，这些特点都说明了政策是党治国理政的有效手段。①

依法执政要求我党既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又要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来适应我们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不能片面强调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被动作为。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迫需要，及时修改宪法和法律，以便于把我们党的政策和意志通过法定机关、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把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制定相协调，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又要调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还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能够主动创制和修改法律，这样作才可以掌握依法执政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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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嘉旗.《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联》[J].法治论丛,2009.(10).

第二篇：依法执政重要性论述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

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够保证国家权力严格依法运作；才能够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成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依法执政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治理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情况都要求党的执政活动必须适应经济活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在法制的范围内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能力。

依法执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义务相统一，实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依法执政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通过确立和实施稳定的、公开的、规范的制度和规则，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我们党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掌握法制的手段，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发展历程和科学总结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七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以党规党法的形式把“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确定了下来，使之具有了党内最高的法律效力。这绝非偶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党长期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党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深刻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明确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对于把握执政规律，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政方式逐步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

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基本方式，即执政党以什么样的途径、方法把其政治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处理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党群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到执掌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科学、民主、法治，始终是我们党执政方式追求的目标。

党局部执政时期对执政方式的初步探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始。后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根据地政权建设为战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党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领导经验和执政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根据地政权、对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地位。二是提出处理好党政关系的主张。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的讲话、1942年9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都表明，当时我们党对党政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后来为了使各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紧密配合，以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党在领导体制上出现了对后来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三是制定了一些法律，但主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具有民主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都是民主政权。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政权性质是民主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执政方式的曲折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在如何执掌全国政权的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有初步的正确的思考和设计，但是由于种种复杂情况，这些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原则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出现了执政实践与理论原则相背离的现象。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仍然沿用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那套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转圈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还习惯于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眼光、思维方式观察分析建设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局势。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义上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30年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肩负的执政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为主要特征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党中央提出了不断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一，在党的领导格局上，解决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由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第二，改革领导体制通过制度规范来解决。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由以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

执政方式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党的执政方式，反映党对执政理念和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执政强调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强调执政的人民性，依法执政强调执政的合法性，三者结合在一起，勾画出党执政方式的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科学执政，尊重和符合客观规律。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所谓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执政活动，是科学执政的核心和本质，是执政的科学性之所在。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治国理政，是实现科学执政的途径、保证和目的。以上对科学执政内涵的表述，高度精确地概括出“什么是科学执政、怎样实现科学执政”这两个重要问题。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不断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即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和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规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科学的制度作保障、科学的方法来施政。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执政实践。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就是要科学配置和运用国家权力，用科学的制度规范执政行为，既要科学配置和运用权力，又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以科学的方法行使执政权力，一是民主的方法，二是法治的方法。

坚持民主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胡锦涛强调，“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所谓民主执政，就是

“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讲的是民主执政的本质内涵。“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讲的是民主执政的实现途径。以上阐释，从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视角，揭示了我们党民主执政的本质特征和动力源泉，明确了党坚持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实现途径。民主执政要以为人民执政为根本目的，以靠人民执政为动力和途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

坚持依法执政，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实行法治，这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我们实行依法执政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我们坚持的依法执政，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法制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坚持依法执政,必须依法用权,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及其分析

2010年01月12日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　　浏览次数：665　　文字大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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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1](p29)基于这一思想，我们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过程中，有必要了解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并对此得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从中把握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一、当代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

执政或参与执政是政党区别于一般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也可以说是政党的“天职”。17世纪到19世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最先在西方普遍出现，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历史也相对较长。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党执掌政权的一系列制度法规，形成了政党执政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参加选举，获取执政资格

当代西方的政党体制是竞争性政党体制。

所谓竞争性政党体制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一般都存在几个具有平等竞争关系的政党，其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有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可能。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最终谁能成为执政党，决定胜负的惟一途径是参加选举，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重要根据。特别是，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在选举制度中都实行了“入选线”规则，即规定：如果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得不到一定数量的有效选票（各国的有效选票一般在3％-10％之间不等），就不能参与议会议席的分配，无缘于议会这一进行权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即是说，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不仅关系着能否获取执政资格，而且关系着能否获得参政的资格。鉴于此，参加选举不仅成为了西方政党执政的第一步，而且被确立为政党的中心任务，包括调查选民意向、制定竞选纲领、提名本党的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以及发动宣传攻势等，其它活动都要服从或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尤其是，西方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随着几年一次的大选，周而复始的。大选开始，党的中心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大选结束，党的中心任务就暂时告一段落，政党也暂时退入后台，直到下一次选举来临，再重新活跃。即使在选举中获胜的党，也无权直接干涉政府的施政问题。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政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理解为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是不能等同的。了解到这一特点，我们就能清楚地解读西方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现象。例如，为什么美国两党在选举时和选举后总是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华态度，选举时，反华论调比较高，执政后，反华论调逐渐降低，这其中就有着重要的选举因素。选举时，政党考虑更多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迎合某些人的需要，而执政后政党就必须兼顾国家利益。

2.控制议会，将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

议会是西方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包括执政党的主张，只有在议会中讨论通过，才能具有法律效应而贯彻执行。显然，控制议会是西方政党执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议会中的政党组织即议会党团，也因此取代了议会外的党的全国委员会，成为选举结束后进入议会内各政党的决策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本党重要的投票立场，负责统一本党议员的立法思想和行为。议会党团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相对独立存在，是西方国家政党组织结构的重要特点。

按照各政党的地位和实力，西方议会中的政党一般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多数党和少数党。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如英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立法选举，首先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然后再组阁获取。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向议会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强，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高；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如美国，由于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直接通过竞选总统而获取的，议会选举另期举行，一个政党不能保证在两次选举中同时获胜。因而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并不一定就是议会多数党，政府不向议会负责而向选民负责，政策与立法的趋同性较弱，执政党的权威性也相对较低，同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往往是一党把持政府、一党把持议会。虽然，西方议会常常是由多数党控制的，但少数党或在野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立法过程，牵制或阻碍多数党的主导作用，通过达成妥协，为本党争取利益。有人称西方议会中的这种现象为“搏奕规则”，即在通过何种方案和政策治理国家的策略问题上明争暗斗，而在维护现行政治制度方面却携手合作。西方议会中政党活动的这一特点必然导致议会内党派斗争的激烈与复杂，相互争吵、相互倾轧、相互牵制的现象十分严重，也使许多重要的议案得不到及时的通过和执行。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p240)

3.间接介入政府，贯彻和体现政党的主张

在西方，政党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的标志，就是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执掌政府。但是，由于西方政党以竞选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政党与政府之间有较明确的职能划分，因此，执政党一般都不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而是以执政党的领袖出任政府总理或总统的形式发挥间接作用。尽管这种间接作用的形式，使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总理或总统有了很大的自主权，政党对他们难以实行领导和约束，然而，为了赢得本党在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为了使政府提出的议案能够在议会中讨论通过，一般来说，在实行重大决策前，执政党领袖都要征询本党议会内外领导集团的意见。所以，这种间接介入政府的形式，也多少体现了执政党组织一定的指导与影响作用。

二、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进步与局限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出现两种形态的政治统治形式，即君主政治和政党政治。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君主政治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政党政治则是把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大权集中在一批人组成的政党之手。毫无疑问，相对君主政治来说，政党政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君主政体下，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而在西方政党政治下，尽管这一政治的实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中所蕴含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毕竟赋予了群众一定的民主权利，保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

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是以竞选和组阁为中心的，竞选获胜、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是政党执政的惟一途径。而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的支持。为此，政党一般都欢迎新团体的加入，给予他们在政党纲领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比如，美国民主党为争取工会的支持，在党纲中就强调工会权利、公平的劳工制度、福利待遇和教育机会等以吸引工人。这就是说，在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下，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包括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政党，都可以运用选举和议会这种舞台向当政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满足自己的部分要求。这不仅使群众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也大大减少了各阶级、各阶层间街头的直接对抗，在处理社会阶级矛盾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和“微调”作用，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使西方社会百余年来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保证了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政党执政模式进步意义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一执政模式在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由此也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消极影响和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党的群众基础方面，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

在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下，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参加选举，一切都服从于选举的需要。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政党努力寻求代表各类选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种“世界观”，党内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应有尽有。现在有人称美国两党为驴头象尾党（驴和象分别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称），言外之意就是从党的主张上已经看不出是哪一个党了，选择谁都一样。此外，在西方，近些年来政治权力快速向权力政治转化，不少政党政治家为公益服务的精神在消失，为私利而奋斗的倾向增强。甚至为了选举的需要，政党候选人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许诺选民的要求，把对选民要求的承诺，作为玩弄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致使人们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厌烦情绪。1995年，美国社会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88％的人批评政党在选举前乱许诺空头支票[3](p21)。同时，这种为了选举，不要原则的做法，使党的纲领日渐模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4](p31)作为政党，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明确的纲领，也就失去了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必然会渐渐失去群众。西方政党正是由于在党的纲领上的日渐模糊，从纲领党走向选举党，从阶级的党变为纯粹选举的俱乐部，使人们失去了目标追求，使党员没有了归属感，进而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抗衡。人们对政党政治的抗衡有的体现为拒绝参加政党或选举，由此导致西方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和民众的投票率普遍下降；有的则表现为将选票投给无力主政的政党，其中包括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使这些党的支持率骤然上升，这也是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日渐淡漠是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面临的最深刻危机。

第二，在党的自身方面，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出来。

任何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并不能因此把政党的活动说成是金钱政治。我们之所以把西方政党的活动及其执政模式的实质，揭示为金钱政治，是因为对于西方政党而言，金钱已超出了维持政党正常运作的范围，政党已越来越为金钱所操控，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操控政党的举举。在西方，政党要获取执政资格，就必须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可以说，哪个政党控制的金钱多，哪个政党胜选的可能性就大。据统计，在1866年-1980年间的31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有26次为支出费用多的一方获胜，最近二十年也呈现出这一倾向。而且用于竞选的费用越来越高，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总花费是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5](p130)。那么，用于选举的钱从哪里来，途径有三：一是党员的党费；二是国家的补贴；三是社会各界主要是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前两个渠道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党竞选的主要费用来源于各垄断集团的政治捐款。政党选举需要金钱，垄断集团也就以金钱为诱饵，迫使政党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垄断集团一旦用金钱操控了选举，就能够在日后左右议会的表决，影响政府的决策，金钱政治的实质是暴露无疑的。正是这种金钱政治的实质，使西方社会权钱交易的腐败丑闻不断出现。特别是作为引发腐败的政治捐款活动，有些是“合法”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和政治惯例允许的，因而由此导致的腐败，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恶果，必然成为西方政党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可以预测，随着西方政党越来越热衷于选举，金钱政治的实质日益暴露，随之而来的腐败危机也将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的垮台，如日本自民党和意大利天民党的下台，都是直接因为腐败而失去民意，在选举中失败的。江泽民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吸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其中也包括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经验教训。

三、政党执政模式的客观性以及对当代西方政党执政模式的有益借鉴

西方政党在执政上有共同的特点，形成了基本的执政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又是不同的。像英美两国政党执政资格的获取，执政党与议会多数党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政党是一党单独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而有的国家政党则是多党联合参加选举和组建政府。再如，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而法国则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等等。这种具体操作上的不同根本在于各个国家政体、选举制度以及政治力量成熟程度等的不同。由此表明，政党执政模式的确定同本国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必然导致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各具特色。脱离本国国情的政党执政模式必定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承载的是西方国家的权力动作规则、西方国家的国情和党情，因而我们决不能机械照搬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从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

当然，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的全盘否定，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积极借鉴其中体现政党执政一般规律和共同要求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客观认识西方政党的执政模式，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借鉴：

1.坚持依法执政。西方国家宪法对政党的执政模式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确定，但是就如何组建政党，政党如何开展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国家还专门制定了《政党法》，对政党的活动加以规范，从而迫使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都不能高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议会中政党争吵激烈，在欧洲一些政党联合执政的国家，政府更迭频繁，包括这次美国拉锯式的总统选举，都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发生，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序运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对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规律认识不够，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最深刻、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并因此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今天，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已成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动这一进程，要求我们既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又吸收和借鉴西方执政党依法运作的合理因素。

2.实现权力间的必要均衡和相互制约。分权与制衡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宪法原则。这个原则体现在国家政权的组织上就是实行了三权分立；体现在执政党内部就是形成了来自议会党团、执政党政府、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谁都不具有最高的权威，彼此间相互制衡。实践表明，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做法，对于防止权力的官僚化，限制权力的滥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毫无疑问，西方国家体现分权与制衡的做法是不适合我们的，但这种思想却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我们应以切合自己的实际做法，例如，要改革目前“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将党内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加强党内监督；要充分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强化党外监督等等，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3.加强党的群众基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西方社会中的广大公民都享有了选举权。显然，政党要赢得选举，获取执政地位，仅靠金钱的支持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争取足够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当代西方政党都日益重视自身的群众基础建设。像一些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原本都是精英党、议会党、干部党，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现在不仅建立了，而且在努力发挥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作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布莱尔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还专门发出了走向社区的号召，等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执政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重要的建党原则，也是党重要的政治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能永远拥有执政资格。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刚刚执政不久，就尖锐地指出：对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6](p372)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无论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角度，还是从解决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角度，都要不断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党永远拥有执政的资格

第三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第四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转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

涵义不同。依法执政 其内容主要有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简单地说，依法执政，涵盖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改革等内容，而依法行政只涉及执法的要求。

主体不同。依法执政的主体是执政党，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内容不同。依法行政的“政”，应为政务之“政”，即国家权力部门赋予的行政工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负的行政职责；依法执政的“政”，则为政权之“政”，即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权，它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理解的重点）

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1）都强调“依法”，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2）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

（3）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

第五篇：依法执政

今天各地的竞争已不再是优惠政策的竞争，而是综合环境的竞争。投资环境，关键是软环境，最重要的是法治环境。而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政府作出表率，规范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程序建设。

依法行政，首先要做到公开。政府工作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机关办事的方式、步骤、顺序、期限，也要向公众说明；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方案，更要公开征求意见。政府行为越公开、越透明，群众就会越放心、越拥护。

加强行政程序建设，需要群众参与。政府的各项决策、措施的实行，都是为了服务人民，这就需要我们在决策和管理中，不能搞独断专行，不能简单看作是政府发号令、老百姓接受，而要广泛发扬民主，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群众的权益。行政机关作出执法行为之前，要事先告知理由，听取对方的意见，允许对方陈述理由，进行申诉和辩论，你不让群众申诉、辩解，你就违反了程序规定。

提高行政效率，要靠法定的行政运行程序来保障。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要优化，要一个窗口对外，实行并联审批，不能让百姓为件小事来回跑。公务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意识淡薄，导致不作为、缓作为甚至乱作为的，应该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不作为、不干事也是一种腐败，也会影响改革发展的大局。

落实依法行政，需要对违反行政程序者进行问责。不按程序办事，你就构成程序违法，就要问你的责，老百姓就有权起诉你，法院就会判定撤销你的行为，上级机关还会追究你的责任，造成损失的还要依法给予赔偿。

抓依法行政，也是抓发展。依法行政，是一个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有一个稳定、可预期、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湖南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