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第一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风尘仆仆地从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

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

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看似自由的竞争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党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经济活动这种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

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要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进行公示、听证，扩大群众的参与度。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第三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转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

涵义不同。依法执政 其内容主要有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简单地说，依法执政，涵盖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改革等内容，而依法行政只涉及执法的要求。

主体不同。依法执政的主体是执政党，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内容不同。依法行政的“政”，应为政务之“政”，即国家权力部门赋予的行政工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负的行政职责；依法执政的“政”，则为政权之“政”，即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权，它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理解的重点）

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1）都强调“依法”，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2）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

（3）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

第四篇：依法执政

今天各地的竞争已不再是优惠政策的竞争，而是综合环境的竞争。投资环境，关键是软环境，最重要的是法治环境。而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政府作出表率，规范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程序建设。

依法行政，首先要做到公开。政府工作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机关办事的方式、步骤、顺序、期限，也要向公众说明；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方案，更要公开征求意见。政府行为越公开、越透明，群众就会越放心、越拥护。

加强行政程序建设，需要群众参与。政府的各项决策、措施的实行，都是为了服务人民，这就需要我们在决策和管理中，不能搞独断专行，不能简单看作是政府发号令、老百姓接受，而要广泛发扬民主，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群众的权益。行政机关作出执法行为之前，要事先告知理由，听取对方的意见，允许对方陈述理由，进行申诉和辩论，你不让群众申诉、辩解，你就违反了程序规定。

提高行政效率，要靠法定的行政运行程序来保障。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要优化，要一个窗口对外，实行并联审批，不能让百姓为件小事来回跑。公务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意识淡薄，导致不作为、缓作为甚至乱作为的，应该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不作为、不干事也是一种腐败，也会影响改革发展的大局。

落实依法行政，需要对违反行政程序者进行问责。不按程序办事，你就构成程序违法，就要问你的责，老百姓就有权起诉你，法院就会判定撤销你的行为，上级机关还会追究你的责任，造成损失的还要依法给予赔偿。

抓依法行政，也是抓发展。依法行政，是一个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有一个稳定、可预期、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湖南就大有希望。(

第五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依法执政是保障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

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三者并举整体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

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