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主执政

第一篇：什么是民主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55年来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深刻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民主执政”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而且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执政的基本内涵，既科学回答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质，也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执政的实现途径；既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动力源泉。坚持民主执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谁、依靠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判断执政党性质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民主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坚持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执政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只有坚持民主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执政环境和执政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民主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在实践中，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等。

第二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风尘仆仆地从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

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

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看似自由的竞争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党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经济活动这种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

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要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进行公示、听证，扩大群众的参与度。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三篇：群众路线是“执政生命线”

群众路线是“执政生命线” ——党的群众路线新思考之一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场自上而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在全党拉开帷幕。新形势下，作为“中国号”巨轮的掌舵者，执政党再次亮出群众路线法宝，重申、重叙、重塑党群干群之间的舟水之喻、鱼水之谊、血肉之情，用意深远，意味深长。

回溯我们党90多年光辉历程，群众路线犹如精神主线，贯穿始终。犹记井冈山上红米饭南瓜汤的质朴，犹记宝塔山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厚意，犹记白山黑水间、大漠戈壁中无数党员不计私利、不问得失的奉献。有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我们才赢得了亿万群众的支持与信任，获得了力量之源、执政之基，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有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才有了党和群众的心心相印，有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实践力量。

近几十年来，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有国外媒体由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党”。从免除农业税到免费义务教育，从脱贫人数相当于法国总人口，到织就世界最大社保网，经济发展、民生进步，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奠定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开拓进取的深厚群众基础。

然而，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在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叠加之下，一方面，群众对权力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闻民间疾苦、不问群众冷暖，不知民情民意、不晓民忧民愿，联系发动群众的能力有所下降。二者相互激荡，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越是在经济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越需要唤起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越需要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面对矛盾与问题，总书记一再强调对人民有感情、以人民为中心，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现实针对性。能否走好群众路线，检验着我们的执政信念、考验着我们的执政能力。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素质有了普遍提高，思路更开阔，知识更丰富，观念更先进。然而，身处于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于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党员干部，极易多了份对世界纵横捭阖的视野，却少了些与群众自发天然的联系。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掌握的执政资源大大增加，可以运用的技术手段也大大丰富了，但这不能成为疏远与群众联系、淡化与群众感情的理由。无论是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还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无论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还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些开展工作的基本能力，都需要“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

应当看到，现实中，有“让石头开出花”的“村官”王家元、有大山深处巡诊40万公里的“雷锋医生”庄仕华，但也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或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或追名逐利、不思进取，搞享乐主义；或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刮奢靡之风。一些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背离了群众路线，损害了党的形象，割断了与群众血脉相连的脐带。正因此，党的十八大作出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改进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到深化改革激发民生红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人民底色日益鲜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开始，这也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坚定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小康必将成功在望，中国梦想定然前景可期。

第四篇：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原文出处】求实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7～10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609 【作 者】王进芬

【作者简介】王进芬，南京 210097

王进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内容提要】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在他的主张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关 键 词】列宁/民主执政/探索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 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6]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 列宁全集（第5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9]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13] [14] [15] 列宁文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 列宁文稿（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18] 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所谓民主执政，就是指以民主的方式掌握和行使国家政治权力。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执政党内部以民主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执政主张，即路线、方针、政策，这属于党内民主的范畴；二是执政党要采取民主的方式去领导国家政权，这属于国家民主的范畴；三是执政党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这属于人民民主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他的这些主张中蕴涵着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一、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为发展党内民主和实现党的民主决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列宁提出了全体党员决定党的方针大计的重要思想。党的决策要使党员尽可能多地参与，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广泛地听取党员的意见，使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这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也是列宁的基本主张。早在1906年，他就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P191—192)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再次强调：“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2](P249—250)但由于沙俄的黑暗专制统治，也由于俄共执政不久就又处于战争环境，列宁的上述主张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俄共实际上实行的是“战斗命令制”。进入和平时期后，列宁再次把普通党员参与党的生活和党内事务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3](P82)为使党内决策真正体现大多数党员的意志，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由“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转变，以“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4](P54)

其次，列宁主张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尊重和保护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权利。在党决策时，党内往往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与主张，应该说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意见分歧。允许党员对党内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讨论、自由争辩是列宁的一贯主张。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在党的“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5](P362)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强调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对实现党的民主决策的重要性。俄共十大根据列宁的提议，强调要“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4](P54)为此，列宁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的做法。如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党员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领袖，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党内允许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在党内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民主决策方式。因为副报告是作为正报告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样就有两种决策供与会者互相比较，展开自由讨论，最后民主表决，可以做到集思广益，避免专断，减少决策失误。著名学者高放把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称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

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党内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列宁还提出了要尊重并宽容地对待党内的反对意见的重要思想。为实现民主决策，列宁提出必须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认为党员就党内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P420)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季诺维也夫作了主报告，省委副书记格乌拉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诺维也夫的人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格乌拉夫的人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向中央作报告，指责格乌拉夫等有非党“倾向”。列宁回信向季诺维也夫指出格乌拉夫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7](P378)

再次，列宁坚持党的高层要实行集体决策。为了在全局上保证俄共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多次强调党的高层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10](P41)在俄共九大上，列宁代表中央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央书记执行的完全是党中央的意志……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做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做出的决议。”[9](P267)俄共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也再次强调要“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4](P54)在坚持集体领导这一问题上，列宁处处以身作则。他经常这样指出：“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做任何答复。”[10](P368)“决定自然由中央来做，我的初步想法是……”[11](P369)“请中央全会表决：是否同意这几点？是否允许我在报告中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谈所有问题？”[12](P345)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所以如此强调党内高层实行集体决策的重要性，是和党的高层领导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党内高层表现出来的令人担忧的状况分不开的。列宁时期，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袖集团构成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层，支配着重大问题的决策。列宁对此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中央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13](P27)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领袖集团的状况如何，领袖成员之间能不能精诚团结、能不能就重大问题实行集体决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又让列宁不无担忧。这不仅表现在列宁认为这个集团“没有充分贯彻民主制”，[3](P51)“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4](P339)而且也表现在列宁担心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个性，有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为“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14](P337)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建议：如扩大参加党的高层决策者人数；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提高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通过改组工农检察院，使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共同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领袖等。

二、执政党要以民主的方式领导实现对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中，执政党执政，必须尊重国家政权机关的独立性。执政党可以影响或领导国家权力，但它不能替代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不能直接对公众发号施令和直接管理国家。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基本途径是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中贯彻。这是民主执政的基本理念。20世纪初的列宁当然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理性认识，但难能可贵的是，列宁在处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主张，这些主张即使今天看来也无疑是符合民主执政的价值追求的。

首先，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应通过苏维埃政权来进行。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实现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这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原则。但问题是怎样来实现这种领导？党以什么方式执政国家政权？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应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来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重要原则。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相当明确地论述了“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的原则”。他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5](P305)“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15](P305)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当时的俄共是苏维埃政权的灵魂，起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但在俄共和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中，列宁实际上是反对由党跨越苏维埃直接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他明确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13](P28)在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列宁更加明确地强调：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16](P200)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全国代表大会多次通过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来领导国家的决议。如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规定：“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议。”[23](P571)俄共九大的决议也规定：“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当通过相当的苏维埃机关来进行。”[4](P28—29)为此，列宁还提出要严格遵守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办事程序，不得越过政府部门把问题直接提交党中央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因为苏维埃国家机关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是保证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是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列宁主张执政党通过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运作公共权力，无疑体现了民主执政的价值理念。

其次，党应当在苏维埃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列宁认为，俄共作为执政党，要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还必须把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在他看来，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18](P308)他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9](P299—300)为此，列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在其领导俄共执政的六年中，除制定宪法外，还制定了婚姻法、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为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

苏俄的宪法和法律，是在俄共领导下制定和颁布的，但列宁认为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必须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党对立法与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用党的政策指导法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政策，而不是用党的政策代替法律，更不是由党委直接制定法律。针对党内一些人认为党的政策可以代替法律、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制定法律的错误观点，他斩钉截铁地驳斥道，“我再说一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3](P64)列宁通过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强调，“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17](P571)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列宁还非常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强调执政党不能干预司法，党组织及其党员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特权逃避法律责任。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这项通告规定，不经地方党委的同意不能对共产党员进行审判。这实际上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使共产党员有了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列宁看到这个通告后曾两次明确指出，这个规定是有害的，应取消。他强调“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14](P53)

再次，明确划分党政职能，强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总的领导。俄共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而这种领导又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能，便成为俄共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随着俄共单独执政局面的形成，在党政关系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状况。这不仅助长了官僚主义，还直接使党的组织国家化，使党陷入行政事务中，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和职能。

列宁清醒地看到了党政职能不清，以党代政日趋严重带来的弊端。在他提议下通过的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混同起来。这种混同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取而代之。”[17](P571)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明确划分党政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执行。党政职能不分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连“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14](P110)有鉴于此，列宁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4](P64)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党的领导不是体现在代替政府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上，而应是提出国家的发展纲领、路线和总政策。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3](P207)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决议。但究竟党应该怎样进行“总的领导”，列宁还没有来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就病重卧床不起了，他的探索为共产党执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却又不够完整的蓝图。

三、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把“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作为新型民主的理想目标。但由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也由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客观需要，苏维埃政权只是从名义上由人民来管理，而实际上是由俄共代表人民来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也就拥有了实现自己执政主张的有利条件，但公共权力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天生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那么，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俄共应如何防止国家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如何防止人民民主不被虚幻化呢？与西方“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9](P154)不同，列宁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政治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新思路。即通过不断扩大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以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

首先，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为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特别强调国家公务实行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性。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度是很可笑的。”[20](P417)“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护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5](P287)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他再次强调实行国家公务公开的必要性。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5](P16)这就是说，一切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要经过人民讨论，使人民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才能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苏维埃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为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各级苏维埃机关对各项方针、政策和法令的执行情况，切实参与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公开举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会议，吸引、吸收群众旁听或参加；将国家重大问题交人民公开讨论等。

其次，让工农群众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并拥有罢免权。在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列宁非常强调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对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他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全部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21](P476—477)他认为，为了“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必须使工农群众有权罢免他们选举的人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15](P106)是苏维埃政权的真人民性之所在。在他看来，如果不赋予人民罢免权，“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15](P107)诚然，俄共执政后，出现了干部委任制的状况，但在列宁眼里，干部委任制和委派制始终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非常规的方法，是“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在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允许”。[17](P119)在列宁看来，公开选举公职人员，再加上普遍的群众监督，“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的„适者生存‟的自动机制”，“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22](P132)这实际上是强调要把公职人员的政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公开地摆在人民群众的面前，由群众评论、监督和取舍。

再次，尽可能吸引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上层的重大决策。为改变“寡头政治”的局面，列宁晚年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并且新增选的中央委员应来自基层，是“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的农民”。[14](P342)他这样做固然有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防止党的分裂的考虑，但显然也是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现状，使更多的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在上层参与和监督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此之外，列宁还提出了要使知识分子专家集团在国家上层参与决策的重要思想，主张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定的立法职能。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觉察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它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23](P750)如果掌握正确判断事物信息的内行、专家、科学家不能参与立法，国家对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难免大打折扣。为此，列宁坚决反对在决策立法过程中过分夸大行政手段的强制作用，强调要尊重专家学者内行的学术权力、科学权力和知识权力，使他们参与立法，甚至指导立法，认为这“对于国家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23](P752)

最后，用制度化的方式、多样化的渠道强化人民对国家的监督。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列宁主张对国家和国家机关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24](P253)为此，列宁为建立与健全人民参与监督的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一胜利，他马上亲自主持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1918年5月，苏维埃成立了国家监察部，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举局，接受审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渎职和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为了使群众监督更进一步地开展，列宁认为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监督机构，工农检察院由此应运而生。由于种种原因，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并不理想。为此，列宁又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建议，办法是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模范的、高水平的和有威信的工农检察院的联合机关。列宁要求工农检察院的职员在工作中应该不顾情面，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的检查。此外，列宁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多种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如通过工会组织实行监督，通过信访渠道进行监督，通过非党工农群众参与监督等。虽然，列宁及列宁的后继者始终未能在苏联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但他依靠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什么是民主推荐？如何进行民主推荐？

什么是民主推荐？如何进行民主推荐？

（http:///news/gdnews/hotspot/gbrytl/gbrytlzjdp/mztj/200211071067.htm）

答：民主推荐，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配备领导班子和选拔任用干部的需要，按照规定的条件。范围、程序和要求，组织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推荐领导干部人选的活动。民主推荐是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民主推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议投票推荐，一种是个别谈话推荐。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按照定向推荐和非走向推荐分别进行。定向推荐，是指针对具体的职位推荐人选。定向推荐又分为全额定向推荐和个别定向推荐。全额定向推荐，是指对应领导班子的职务设置，推荐整个班子组成人选。个别定向推荐，是指个别提拔任职时，按照拟任的职位进行推荐。非定向推荐，是指只提出任职级别要求，但不明确具体拟任职务的推荐。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两种形式各有特点。两种形式同时使用，综合分析，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有利于客观准确地了解十部，防止考察工作失真失实，导致用人失察失误。

民主推荐应当采取以下程序：（1）召开推荐会，公布推荐职务、任职条件、推荐范围，提供干部名册，提出有关要求；（2）填写推荐票，进行个别谈话；（3）对不同职务层次人员的推荐票分别统计，综合分析；（4）向上级党委汇报推荐情况。领导班子换届时，民主推荐工作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主持，按照规定的范围、程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