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

第一篇：论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

“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信访不信法”现象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可忽视。当“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和意识大行其道之后，通过信访实现诉求的情况就会大量出现，更多的公共资源将被占用，规则遭到破坏，有的访民甚至滥用权利，要挟公权，形成另一种不平等，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

“信访不信法”是当前社会

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现实存在，我们应当理性对待这一现象。“信访不信法”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官员、司法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行政、司法过程本身存在的诸多不足，信访、领导批示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也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前要缓解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逐步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是要依法行政，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必须坚持强化政府责任，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个法治社会，需要具备完善的法治制度，一个廉洁的法治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二是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权威性，争取当事人由信访向信法转变。司法权威的树立，最关键的是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应得到肯定和尊重。首先在案件的办理中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其次，案件的裁决结果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有关部门和人员以及司法机关自己的尊重，确保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再者，正确的司法裁决一定要加大执行力度，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受到法律的维护和保障。唯有公正方可树立司法权威，群众普遍会认识到“法”比“访”更可信，更可依，“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必然会减少。三是要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廉洁性，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和司法机关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干部自身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保持干部队伍纯洁，对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廉洁教育，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变“信访”为“信法”不是一朝一夕便的事，在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提高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是消除产生“信访不信法”意识和现象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第二篇：如何破解信访不信法

如何有效化解我镇群众 信“访”不信“法”的问题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对于当今很多群众来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上访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但上访之后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情况常常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访群众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哪个部门解决，只好一窝蜂往信访部门挤。信访部门受理后，几经周转，延长了事情的解决时间。群众焦急难耐，必然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出现有理无序违法上访或无理违法取闹的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主要矛盾纠纷。特别是征地拆迁补偿、相邻关系等成为新一轮影响农村稳定的一大障碍，对于这些矛盾纠纷解决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党委政府在群众中中间的威信。解决好了，群众自然理解支持政府工作，解决不好了，群众与政府直接对立，对政府的工作不予配合，甚至予以千方百计予以阻挠。而不能正确对待处理自己的矛盾，不能正确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到处上访，省州市领导写信留言，诉说自己的问题，甚至不计代价进京上访。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露，一些因新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通过信访这个社会问

题的“晴雨表”显现出来。纠其群众愿意信“访”，而不愿信“法”的真正原因在于：

一、群众认识存在误区。1.由于群众文化素质层次不齐，对于处理问题上存在千奇百怪的办法，有打官司的，也有给领导写信的，甚至还有赴京上访的。对于领导的批示，群众认为有了领导批示，下面的工作人员才严格按规定办事，没有领导的批示就简单的认为他的问题没人管，问题也没有解决无望。很巧的是真有这样的事。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杨玉明女儿不能上学的事，杨玉明不知跑了多少回，就是解决不了，而就在榆中县县委书记在公开大接访中，了解道小康营乡杨玉明女儿不能上学的情况后，当即指示县教育局，全额免除杨玉明女儿高中阶段的所有学费，同时责成县民政局给予杨家一定的困难救助。这就是典型的领导知道了，信访问题有人管了，问题也得到解决的案例。2.缺乏依法办事能力。有些群众抓住了两道干部的心理弱点，把自己的问题故意闹大，但我们有些领导害怕上级领导知道，对明显违背原则和政策的当事人，就不计后果的息事宁人，而这就是一部分调皮户、难缠户从中占到了占便宜。在利益面前，你叫群众怎么信“法”呢?

二、司法程序周期长，群众不愿陷入打官司泥潭，认为信访渠道解决问题快。在我们城郊镇来说，我镇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群众有了难心事，自己没有注意，到处乱告状、上访，而群众很少把自己的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我们知道一件普通民事案件法院受理后在6个月内才作出一审判决，当事人不服，还要进行二审，还要经过3个月才能拿到最终判决，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件简单的民事案件经过6个月，才能拿到一审判决，对他们来说，时间太长,力不从心。这也是群众不愿意交到法院，而愿意进行上访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信访不受任何限制，不付费用。但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样的费用，对相当一部分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法律手续对于农民来说，又显得比较繁杂，还难执行。而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上访”到一位领导人，一个“批示”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因而不少农民也就选择上访。

四、群众缺乏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我们有些干部作风粗暴简单。工作缺乏公平、公正意识，对群众的问题缺乏耐心，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对群众工作浮、懒、散，迟迟不予解决、不办事。甚至有些干部拿了群众好处乱办事。这又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稳定的局面、安定的环境，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以及各项社会活动蓬勃开展。但是日渐快速发展的社会与农民群众落后的文化素质极不相适应。要想彻底根治群众信“访”不信“法”症结，需

重点做好：

一、农民自身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1.引导农民群众消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彻底消除群众认识上的盲区，认为对簿公堂影响不好，找政府解决是大家在思想上、情感上都能接受的方式。多深入基层体察明清，站在群众的角度上多进行一些换位思考。相信我们的问题会有两外不同的两种结局。2.对农民群众进行维权意识和政策、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群众遇事通过正当的方式，合理的渠道解决。利益一旦受侵，都要通过正常渠道、途径解决。不要随便就上访。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3.严格按制度办事。对于少数村民受利益驱动，组织策划群众上访，煽动群众闹事，以便自己从中获利德严格按规定制度办，坚决抵制闹事者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利益。

二、干部依法办事水平有待提高。一是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强信访工作在全党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认识，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增强群众观念，多为民请命办事，对信访工作做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出现问题，不能一推了之。二是干部能力水平欠缺。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淡薄，政策观念差，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局面，真正遇到难题，能讲政策，说道理，拿不出新招，调解处理起来比较周全，真真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三、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浮、懒、散的问题。在我们基层有些干部服务群众能力差，矛盾

纠纷的排查调处不及时，甚至还存在拖延、推诿和踢皮球现象。群众反映不通畅，矛盾久拖不决，产生越级上访和聚众上访等问题。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有专人负责，接待答复群众来信来访。

四、设立信访接待日。有些群众只相信领导，缺乏对一般干部的信任，领导的答复比较可信，把自己的事非要让领导知道。要认真破解这个难题，建议镇上应设立党委政府一把手接待日，对于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由领导亲自答复彻底消除群众的顾虑，根治群众没有希望的事还要抱着希望到处告的局面。

五、法制环境有待改善。一些群众的合理诉求，可以选择诉讼渠道，也可选择信访途径。要让群众不去信访，拿起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除非向信访不收任何费用、并且问题几天就解决了。因此在对于群众信访问题上政府出台一些诉讼费用减免政策。必要时有些案件可以由信访部门直接转交司法机关进行调查裁决。

信访是体察民情民心、观察社情民意的窗口，更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具体到国家机关来说，信访工作是我们倾听人民群众呼声、了解人民群众需求、征求人民群众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增进人民群众理解的重要渠道。做好信访工作，对于我们增强执法为民思想，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农村信访工作主要面临诸多的问题。如何掌握信访工作的主动权，把握和

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    1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得到贯彻

2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由此推倒出的结论就是规则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4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资料图）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大学问“法治常识”系列讲座之一

编者注：5月9日，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讲。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并且得到贯彻。一旦权力干预个案司法，使权威的统治退化为个案化处理而非规则化处理，最终会形成无规则的自由，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学家，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宪政与权力》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我是苏州大学的一位老师，有机会来到暨南大学，深感荣幸，谢谢大家在大雨天冒雨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这是法学界应该重视，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司法与政治应该是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价值？若干年来，中国人信访不信法，对司法说什么的都有，连法官都有很多不满。十八大使中国法学界再次燃起希望，社会各界和法学界都在问，十八大后司法反弹，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司法有许多东西要做，从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先从一件冤案讲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简单，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钱炒期货，赚钱后买了房子，结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该案经审法院的院长忽然患了绝症，良心发现，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给他一份有关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副本上记录着该案的审判人员并不认为周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这是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长说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员一致同意。二审的情况也如此。一审判决并不是由哪个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审也不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做出判决，而是由上面意见决定。这些法官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就在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针对冤案问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应当进一步问，既然法院对冤案立了功，谁应当为制造冤案负责？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当有罪，但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领导。领导自己没有调查，没有参与审判，没有参与到过程中来，而他做出怎么判决，这不是有罪吗？但是，在我们的制度下，领导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担责，因此，问题出在我们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国家，司法去政治化不仅仅是政治原则、社会习惯，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走向法治的当下中国，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为习惯，在理论上，司法政治化现在是共识，要服从一个大局，服从社会效果，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号。一位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某个法学研讨会上做报告就讲，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从政治“大道”。

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所有声称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权、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中国未来的走向，这个问题搞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人权问题也绝对不可能解决。

政治与司法两个词本身有很多意义，容易引起歧异，对于他们的含义，应当放到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讲究公共利益，有正义与否的问题，是伦理导向的。

另一种是中国的“政治”，政治化意义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经整天突出政治，现在也讲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导向的，这种政治其实是与法律相对峙的权力，中国人所讲的政治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这可以从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得到证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动司法以及维稳的司法等，这种政治是指权力者所确立的目标，比如发展经济、政治稳定等；二是指具体的行政权力和党组织的权力。因为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与司法权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现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与法律相抗衡的东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当政治背道而驰的。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法律应该得到贯彻。现在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对抗的政治，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统治者利益，甚至于个人的政见。

事实上，政治干预司法的事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确的结论，如同天天有人说谎，但不能由此证明说谎是正当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权力有干预司法的自然属性，时时刻刻都在干预或者都在企图干预司法，因此才需要讨论司法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编者注：周永坤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分为应然与实然，实然关系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而应然关系属于规范学讨论的范畴），才需要研究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

政治与司法应然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讨论的是人际关系问题，人的尊严就是法学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由人的尊严所推导出来的基本价值有自由、平等，进而就可以开展司法与政治关系论证。

个案裁判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这是从人的尊严角度得出的一个结论。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人的尊严实质就是摆脱对同类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实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不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接受这一前提，由人的尊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规则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规则下面，规则至上，从规则至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立法与司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于立法，人的尊严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权，这是由我国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司法来讲，人的尊严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法官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从。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严为最高立法原则和法官唯法律是从的司法原则，是法治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该原则出发，司法趋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来的司法原则，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因此，司法应该去政治化。

第一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维护现代司法属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两种，一是作为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工具意义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说是维护人的尊严的司法。前者是专政意义上的司法，后者是宪政意义上的司法。

司法应然的性质是什么？居中裁判，维护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有许多种，法学所关心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维护人的尊严。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结果就是使司法成为政治工具，司法权就退化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司法权，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第二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为实现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种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政治权力对选举的依赖，权力来自选举，而不是来自枪杆子，这是现代社会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假设。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又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道德浪漫主义，寄希望于权力主体的道德自省，自觉为人民服务，这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就是统治者设下的一个骗局，这一幻想或骗局已经麻痹中国人已经达五千年之久。

另一种思路是194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监督理论，监督理论的逻辑问题是谁来监督那个监督者。单从监督理论本身来讲，逻辑上就不能自圆，没有人监督监督者，他肯定会坏掉，必须建立分权制度，监督是没有效率的。其实，监督理论背后站着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义，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监督者的道德。监督理论形成近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一个无用的理论，无论在苏联还是近70年来的中国，都无力解决权力滥用问题，也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监督理论的失效告诉我们，要达到政治的善，必须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使司法摆脱权力的干预，实现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权的合力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梦想。没有独立的司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能永远是一个梦，只有把司法权凸出来，这个梦才有实现的那一天。

第三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实现法大于权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可以指挥司法，则权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这方面，与我国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战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渐摆脱政治干预而走向独立的过程，这才转变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权力依法管理社会有效性的需要。前三个方面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最后要从功利角度讲，司法政治化会失去有效管理社会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终归于无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会需要一个抓手，不能直接去管，这个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组建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系统。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这个抓手得以生存的条件，各个权力之间各司其职，抓手就有效，如果各个国家机关都服从集中的统治权，最后这些机关都虚化，抓手也就没了。政治权力干预个案司法，政治权威的统治最终退化为个案化处理，不是规则化处理，问题就非常严重，最后变成一种无规则的自由。没有规则的治理，会消解以稳定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变成个案化处理，可以说最后统治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穷于应付，一旦到这一天，通常就无力回天，接下来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截访，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就是这一悲剧的前兆。信访开始是动嘴巴，现在是动拳头，有的地方动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方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

历史纬度：司法摆脱政治是中国现代化重要一环

中国历史上有过重组政治与司法关系的努力，这是历史的纬度。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会给现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司法摆脱政治的羁绊，实现司法去政治化。这一过程长达百年，至今仍然在继续，远远没有完成，期间经历三次大的变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变法与一系列运动的重要内容，开启中国司法摆脱政治的历史。光绪33年（1907年）已有一个立宪的规划，用15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独立的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律之父，没有沈家本，中国现代的法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项，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审判衙门；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试制度；第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内容被民国时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师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这番事业，在司法方面，起码亚洲没有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历史回潮。1952年6月，一项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的司法观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这次改革的结果使司法变成专政的工具。1960年，当时的中央政法小组，就是现在政法委员会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个报告，要精简机构，所谓精简机构就是公检法三家合为一家，而后以公安为长，法院、检察院服从公安的领导。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当时的设计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上的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进入轨道。司法改革当时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现在目标基本达到，有司法考试，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系统，都建立起来，在文革中，这种系统已经被破坏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时，我认为处于一个高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本来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在维稳利益的政治导向下，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达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原来的第一个纲要是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对这一原则也很强调，到第二个改革纲要这一原则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宽严相济，强化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内容。与之并行，极为严重的一个倾向就是政法委权力日益强化。关于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过后已经明显在各地弱化，这是一个进步。

当务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当下中国政治介入司法的不当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实践是有问题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义。现在法学院的教材贯彻的都是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极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义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法律工具主义派生出来的就是司法工具主义。

司法工具主义的实质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应该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这个善就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从司法本身来讲，它应该是自主的，不被赋予外在目标，司法就是司法，法官应当忠诚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务于外在目标，就会丧失司法的本质，会堕落为外在目标的工具，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际是一种恶。

第二，司法受到潜在的非难。现在的法官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司法系统以外的压力；第二是司法内部的行政压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长很多，没办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原则。现在法院的种种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对因案件引发的信访终生负责，如果判决都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神，而这样的规定明显就是没有把法官当人看待。另外，上诉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诉本来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上诉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标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没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正义女神象，一个手是天平，一个手是宝剑，背后有一句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不要说天崩地裂，一上访就会变，法院就说我们商量商量吧，裁判还有什么司法权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调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国变为调解，调解带有强制性，现在许多法院的调解率，比如江苏法院达到95%，当事人都是没有办法，调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让他接受调解？除了权力，还有别的办法吗？调解在中国变成这样子，法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误导当权者，把西方的社会调解混同于中国的司法调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力就可以进来。第六，能动司法。能动司法要求司法主动和政治接轨，主动为政治服务。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实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恶，就是把当事人交给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无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乌合之众》。第八，强信访机制，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威高于司法权威。信访权是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申诉的权利。公民必须有信访权利，但强信访的权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主导立法的是权力，强信访进入到现在的信访条例中，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在法治社会，司法判决在解决纠纷意义上具有终结性，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在美国哪怕是基层法官的判决，奥巴马也不敢动。只有我们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许信访制度存在，而信访机关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自毁长城的愚蠢举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对司法的非正当干预已经有所放缓，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无法预测。比如说能动司法，现在不是再强调能动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强调能动司法要有限制。信访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访对于当地一把手是“一票否决”，信访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点危险，最后为了降低信访率，就出现截访，最终变成一种暴力对抗。现在信访率不排名了，是一个进步。

这表明正在悄悄的进步，为什么进步还要悄悄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转变。要转变人治的意识形态，使其不具有正当性，理直气壮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护人的尊严的司法，那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都大张旗鼓的去讲这些东西。作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治体制的权威。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规则化，最终将导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则司法就是自断其岸，司法就会变异。

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应当以消极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积极介入司法都是对司法原则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当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说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

当下中国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实施宪法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现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实现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美梦。（编辑：周东旭，感谢暨南大学罗发龙老师的大力支持）

第四篇：“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2014-03-20 02:30:50 新京报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的现状，导致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

新京报讯 今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的上访群众不需要到信访部门上访了，直接到相关的政法部门反映问题即可。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于涉法涉诉信访中的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入法治轨道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意见》正是根据《决定》的精神细化了规定。

此次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依法纠正执法差错，保护合法信访、制止违法闹访，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

在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方面，《意见》提及，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处理涉诉涉法信访案件的程序上，《意见》强调：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各级政法机关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于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各级政法机关应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杜绝违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行为

本轮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意见》称，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此外，对于“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做法，《意见》再次强调，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亮点1

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

意见：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各级信访部门对到本部门上访的涉诉信访群众，应当引导其到政法机关反映问题；对按规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收到的群众涉法涉诉信件，应当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解读】

诉访分离倒逼司法公正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诉讼与信访分离的好处是信访群众直接到政法机关反映诉求，可以少走弯路，便于政法机关及时处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往以信访这个行政方式来处理涉法涉诉这类司法问题，容易形成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思维，对民众的法律意识、整个国家的司法权威会带来负面影响。

意见提出将诉讼与信访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事项中，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等多种类型，此次信访制度改革意在让民众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让涉法信访回归司法程序，这一方面有助于更为专业的处理信访案件，同时对司法部门提升办案质量也起到推动作用。

亮点2

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意见：严格落实依法按程序办理制度。各级政法机关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解读】

“纠错”能堵住程序漏洞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长高莎薇：目前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

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少数，第二种情形较多。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意见明确了在法律程序内的案件法官要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时，这对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起到了监督作用。对于需要司法救济再审的案件，经过多部门审核后，确实发现错案和瑕疵案的，意见明确要纠正错误、补正瑕疵。这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在程序上如何保证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堵住了可能出现的程序漏洞。

亮点3

穷尽程序的判决为终结决定

意见：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解读】

节约访民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以往一些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反复启动法律处理程序。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一方面减少了上访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减少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吉林市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以往很多涉诉涉法上访群众直接到信访部门上访，有的直接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上访，上访后信访部门一般会将信访事项转交给政法机关处理，这期间无论是时间成本、上访生活成本都是比较大的。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后，省去了一个环节，对于访民来说可以有效节约成本。

亮点4

办案质量将终身负责

意见：要完善执法司法责任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健全执法过错发现、调查、问责机制，严格倒查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严肃查处错案背后的执法不公、不廉等问题；要把加强执法公开、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作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内容，以公开确保公正、促进息诉。

【解读】

信访问题突出倒查领导责任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此次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负责处理的政法机关要公正办案。如何在制度上予以强化？就是要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在对信访事项办案时严查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对于群众诉求不及时受理、不按期办结、有错不纠的，要依纪依法追究办案人员和相关领导责任。对于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还要倒查政法单位领导班子责任。同时，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将设立审核程序，对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对未得到公正处理的，要倒查追责。

■ 专家说法

“信访制度改革提升民众法律意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认为，此次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质上是涉诉涉法信访程序和强化纠错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上访群众有冤错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访，出现了信访部门、政法部门多头上访的现象。上访群众和办理信访事项的政法机关都浪费了很大的成本。上访群众会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等成本，政法机关会在处理时增加时间、政务成本，信访事项的办理也会因此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诉讼与信访分离后，无论对上访群众还是政法机关，都会减少程序，节约成本，办理的效率也会提升。

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所经历的案件大多数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因此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强化纠错方式尤为重要。此轮改革通过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上级政法部门审查监督、倒查追责机制强化了纠错方式，这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将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行政信访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领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

涉法涉诉信访终结

涉法涉诉信访反映

向政法机关而不是向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

向有管辖权的政法单位反映问题，而不是多头访、越级访。

提醒：属于哪一级管的，到哪一级申诉；属于哪一个部门办的，到哪一个部门申诉。

审查、甄别

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进入复议、复核、再审程序处理。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或是正在法律程序办理中，当事人直接上访的，政法机关依法不予受理。

提醒：反复缠访甚至违法闹访的，将受到依法处理。

依法按程序办理

对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

依法终结

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于反复缠访缠诉的，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由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得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有关部门重点做好对信访人解释、疏导工作。

涉法涉诉信访三情形

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占比少

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占比较多

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占比少

涉法涉诉信访占比下降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方面分批部署各省市试点，并于去年10月全面推开。经过1年时间的改革试点，涉法涉诉信访占到整个信访的比例下降明显。

要求一

畅通信访渠道。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要求二

提高基层化解能力。坚持分级分类处理，加大分流疏导力度，劝导当事人依法按程序反映问题，减少越级上访。

要求三

防止案件积压。政法机关要规范案件流程，加快案件流转，确保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有序高效进行。

要求四

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采取极端方式闹访、借上访之名煽动闹事的，依法严肃处理。

各地公安机关不得限制正常信访活动。同时对少数人在信访活动中以信访活动为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区分情形，依法予以处置。处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最终目的，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周新 据新华社

第五篇：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近年来，我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紧紧围绕“两查一访一满意” 的工作要求，坚持“息诉罢访、群众满意、案结事了”的工作标准，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有效规范上访秩序，抓源头、重稳控，采取多种措施，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奠定了信访工作坚实的基础

一是定期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解决当前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科学运作，对于个别骨头案常委会专门听取汇报，分析症结，寻找突破口，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每逢敏感时期，区委、区政府领导更是经常过问案件办理及稳控情况，如国庆期间，1个月内9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区委书记亲自逐案听取汇报，为使案件尽快息诉罢访，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保障。

二是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由区委书记亲自抓、负总责，政法委书记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公检法司主要领导是本系统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办案民警、法官、检察官是直接责任人。实行“三定一包”责任制，定包案领导、定责任人、定结案时间、包息诉稳控。区委常委和区四大班子领导分包单位，负责督导分包单位案件的处理工作，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强力推动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消化处理和稳控工作向前发展。

三是实行一把手接访制度。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在接访工作中专设“书记接待日”、“局长接待日”、“检察长接待日”、“院长接待日”，要求一把手亲自接待，亲自答复，亲自过问、处理。人民群众对执法不满意的，有涉法涉诉案件没有解决的等，都能够与领导面对面交流，当面向领导申诉，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办结质量和效率。如信访人杨秀梅因李奇庄煤矿占地赔偿问题发生纠纷，以李奇庄煤矿涉嫌黑社会为由上访，**分局局长接待后，立即责令有关单位迅速办理，在1月多时间内就化解了这起信访案件，补偿其105000元，信访人杨秀梅签订了停访保证书，表示不再上访。

二、多措并举，认真做好消化处理工作

一是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工作。区委召开专门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目标、措施和责任查究等。通过召开公检法司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调动政法部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区政法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到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区此项工作的摸底排查、清理统计工作已经结束，共统计积案31起。

二是分类排队，重点突破。将现有信访案件按照信访次数，信访级别以及是否非访等情况进行分类整理。对于“骨头案”则集中精力、集中警力、重拳出击、强力攻关。对于一般性案件则限期办结，做好稳控。明确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流程为：排查、筛选、消化处理，形成不断排查、不断筛选、不断消化处理的滚动发展模式。消化处理的过程既是稳控的过程也是啃骨头案的过程，分期分批处理骨头案，有力地推动了积案、老案的消化处理工作。实行滚动发展模式以来，全区61起信访案件在1个月内就成功化解了30起，积案、老案化解率达49％。

三是做到三个结合。

1、限期督办和跟踪督办相结合：不断加大I作力度，以督开路，针对不同案件对症下药，一般性信访案件限期结案，重点信访案件跟踪督—办，连轴运转，在最短时间内结案。

2、司法调解、民事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法院设立社会法庭，在司法调解前增加民事调解；司法局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民间选任人民调解员；政府各局委均设立行政调解室，积极开展行政调解，建立全体参与、全员动员的“大调解”格局。

3、自查自访和省市回访相结合：对于已经“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信访案件，在省市回访前，区委政法委组成专门工作组进行自查自访，确保每一个案件当事人真正息诉罢访，经得起检验，把案件办成铁案。如我区在自查自访工作中，认真回访，发现了7起案件达不到息诉罢访要求，立即责令承办人重新办理，有力地提高了信访案件的结案质量。

三、打防结合，建立切实有效的信访工作机制

一是认真做好依法处理工作。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我区涉法涉诉信访人非访的共2人，我们依法劳教1人，训诫1人。信访人王凤恋的儿子出生时脑瘫，以平煤一矿噪音污染致脑瘫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法院在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王凤恋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就开始不断越级上访，并于2009年3月8日在天安门非访。我们高度重视此案，三次到王凤恋家中对其做思想工作，同时也积极与一矿联系，争取给王凤恋一定救济，经过耐心细致深入的工作，为王凤恋争取到40000元救济款，将该款发送到王凤恋手中，王凤恋表示满意，并保证不再上访。但2009年12月王凤恋又到北京使馆区非访，我区依法对王凤恋劳教一年。依法处置工作的有力开展，有效遏制了**区缠访、闹访、非访势头，教育和警示了其他信访人员，规范了信访秩序。

二是积极做好案件评查工作。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由区检察院牵头进行案件评查工作，每年评查不少于100起案件。目前，我区已抽调13人组成案件评查组，对26起案件进行了评查，评查组通过听取案情，调阅案卷，询问办案人员，走访当事人和案外人等方式，依法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办案人员有无违法违纪、办案作风是否端正、办案效果是否良好等进行了全面审查。凡属干警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信访案件的产生。如信访人毛红超因伤害案件而不断上访，在评查中对案件办理质量、办理时限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人证、物证以及其它方面证据提出了10余条建议，同时对案件承办人提出了严肃批评。

三是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体现法制人文关怀。设立涉法涉诉信访救助资金专户，区财政先后拨出122.8万元专款用于涉法涉诉救助工作，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难告状、告状难”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生活困难问题，有力促进了信访案件的消化处理，截至目前已发放救助资金116.4万元。如信访人刘遂昌反映法院执行不力一事，考虑到刘遂昌因该案损失较大，生活困难，我区一笔救助其100000元。目前，还有需救助人员正在办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