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商界伟人

第一篇：改革开放之商界伟人

改革开放之商界伟人——荣毅仁

在中国商界，荣毅仁是当之无愧的旗手。

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助手作用，配合党和政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加强工商联自身建设，积极探索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赢得了全国工商界的尊重和信赖。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亲手制定了公司第一个章程，强调“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他勇于创新，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开展金融、技术、贸易、房地产、经济咨询、卫星通讯等业务，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在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将中信公司建成为一个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荣毅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篇：由改革开放看一代伟人

由改革开放看一代伟人

中文系汉语言本科08级…

摘要：

邓小平从整体上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指明了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关键字:

实事求是解放生产力 对外开放 经济特区 总设计师

正文：

中国之弱起始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达到谷底。短短200年的时间，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成为了列强肆意瓜分的对象，究其根本则是“闭关锁国”四字。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体制使中国步入了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但那时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生产力发展速度也是十分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正当中国处在徘徊之际时，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世界上有人曾评价说，邓小平是“20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是开创历史的伟人”，是“中国改革之父”。这种评价恰如其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讲，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第一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主持中央的工作，曾经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使得邓小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者，他敏锐的察觉到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而在他看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落后的思想观念的消除乃是当时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前，他通过提出“实事求是”等一系列的科学观念，逐步扭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的观念。接着，他根据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经济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构想。邓小平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二、历史的转折点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三、改革开放的历史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７９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８０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十三大前夕，他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

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２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

业。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坎坷的。

改革开放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原则冲击着传统道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利益群体的社会分化等等。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敢于实践，努力解决产生的新问题。即使他退居二线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改革开放之上，先后多次亲自前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走到人民中去，在人民群众中作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为党和政府提出方针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另外，法律体制的不完善，制度的落后等种种问题摆在了小平的面前。就拿当时最棘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大锅饭”时代残留下的不良风气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邓小平则是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驱者。

每每在国人就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发生争议时，邓小平总是坚决的将发展摆在第一位，避免了中国在经济建设再走弯路。在深圳的发展方向受到质疑时，邓小平则在南巡期间对深圳的发展给予肯定，从而消除了阻碍深圳以及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障碍。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的多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内，他两次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由此可见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预见性。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正好印证了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的话。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他始终处在时代的最前端，就像解放战争时期一样，他始终作战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如果没有邓小平，很难想象中国是否能有如今的强盛。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邓小平生平介绍》,网易教育频道

第三篇：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世说新语之决断

陶短房编

卖粮状元要求国家奖售一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是凭工业票才能买到的紧俏货。1981年8月，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大堰大队生产队长、“售粮状元”杨小运提出，自己超卖10000斤公粮给国家，而国家“奖售”1辆“永久”28寸加重自行车给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国家讲条件”还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报》将刊发有关杨小运报道，从而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并引起上海自行车厂的积极响应。10月9日，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带领由工厂技术员、上海媒体记者等8人组成的送车队，来到应城。杨小运终于如愿以偿。

如今看来很平常的决断，在当年却是颇有勇气的：承认多劳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大裁军。当时军队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邓小平表示了裁军的决心：“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当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时，新华社摄影记者吴森辉立即按下了快门，纪录了这一瞬间。

其后，国外及港澳一些报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张照片。

首都机场裸画**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知道后，让人把门先暂时用纸糊了一下，等邓小平看完了再说。邓小平看了这幅画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1979年底，关于此画争议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时任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主持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1980年，此事又惊动高层，周扬、胡乔木等很多人都参与了进来。王任重约见袁运生，提议临时用一块布遮一下。1980年，有关方面为裸女加了个纱帘，1982年用三合板挡上。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首都机场就此事找到袁运甫。其时，争议已经成为过去，在袁运甫坚持之下，此画方终于去除一切遮挡，重见天日。

首都机场裸画甫一问世，即引起了霍英东的注意。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把此画当作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被放出的“星星”画家

1983年，一名中国女性踏出劳教所大门，并很快拿到了护照，动身前往法国巴黎，和其未来的法国籍丈夫团聚。她是名噪一时“星星画会”的成员、崭露头角的女画家李爽。

两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结果被“抓现行”，以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这一在当时中国很少会引起争议的判决，却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说各话的“争论”维持了近两年，最终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1983年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竟郑重其事为李爽求情。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应该讳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对，如今竟弄到外交台面，搞得举世皆知，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最终，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决断：放人。

李瑞环拍板中国第一次跨国收购

1985年，法国一家名叫鲍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业破产，并寻求整体出售，消息反馈到当年城市体制改革的先驱——天津市，时任市长的李瑞环迅速拍板：收购。当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专人抵达法国进行生产线整体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环亲自启动已安装到天津电冰箱总厂的生产线，由整体收购的外国生产线上，生产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电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东德莱比锡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冰箱产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购中，被通用电气收购、雪藏，当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复存在。其时，资本运作尚属天方夜谭，中外经济合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仅26.44亿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

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帅聂荣臻意见。聂荣臻沉默良久，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发表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邓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间，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边。尽管上边已经打招呼对小平此行“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陈锡添感觉老人家不像是来度假的，好多话不吐不快，虽是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话是闲话，谈话的内容很多，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陈锡添觉得总有发表的机会，所以采访很细。

陈锡添从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没动笔。其间，多家媒体找到陈锡添，让他写好稿子，发在他们那里，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陈锡添都没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报》发了篇《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着了急。得知文章发表请示过谢非，陈锡添22日中午开始写，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陈锡添和特区报社长一块儿去找时任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杨广慧，杨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稿子发表那天晚上，陈锡添一宿没睡。

红山口会议

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冲不出亚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为此中国足协决定开会讨论中国足球的改革问题。时任八一足球队领队李富胜得知消息后，专门来到足协要求承办本次会议，最终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内召开。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李铁映接见会议代表时说：“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这次会议确认了中国足球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点，并最终确定了以职业化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装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以“职业联赛”的面目出现，并迅速改变了足球看台门可罗雀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为期数年的足球热潮。红山口会议亦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中国入世谈判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入关”，谈判历经数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

江泽民给“入世”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

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

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中美谈判是最艰难的一环。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时，朱镕基“板着脸孔”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跟他们谈。”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方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

龙永图认为，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

废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刚在广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学生孙志刚出门上网，因未携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广州方面强行收容。3天后，孙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事发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其后，贺卫方等5位学者再次联名上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法律学者们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两年的时间，各界合力逼退这一法律。”

事情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专家，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之邀，开会论证收容遣送制度的废存，法制办几位主要领导均到会。会议很快达成的一致意见：这项政策不再是修改的问题，而应该立即废止。

4天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

公元1978年，春潮涌动，也乍暖还寒。

“天安门事件”是当时双方争论极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众为多，民间反应强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这位曾救过孙中山、得到过蒋介石赏识、在长征中通知过毛泽东离去的传奇元帅，76年又成功地领导了打倒“四人帮”的行动，当时正主持着军委工作。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邓小平坚持徒步上黄山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国视察，来了黄山。

7月12日至15日，邓小平不顾随行亲人及下属劝阻，坚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绝旁人扶助。一路上，兴致勃勃，把两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不断和游客们打着招呼，还给复旦大学的三名“粉丝”女同学王晓望、陶维佳和刘晓红签了名留念。不过，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人，下山后，邓小平的两条腿足足肿了一个礼拜。

事后，女儿邓楠问父亲为什么非要逞这个强，邓小平只简单回答了一句：“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组织老同志出国平息对外开放争议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响，很多老同志对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议论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邓小平找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说：“你来组织，让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场出国热兴起。

开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国者讲起见闻，尚未出去的元老与高层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层对于对外开放再无异议。

薛暮桥批洋跃进

78年春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

开完会回家，时年已74岁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竟捶胸顿足，放声大哭：“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终于奋笔上书中央，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将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并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兰州大学破格录取秦晖

恢复高考还要早于改革开放，无数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投考兰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虽然成绩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巨大阻力，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

张瑞敏与日方合作

那年，海尔跟三菱公司合作。海尔开始是想着学习，但看过日方的方案后，张瑞敏说：你们这样管不行。日方坚持。结果日方管理三个月后，败下阵来。

日方询问张瑞敏为什么，张瑞敏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样的。日本人让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会认真的擦五遍。而中国人，第一天认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会问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会说擦三遍也挺干净的。第四天，就觉得两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没擦了。

是以，海尔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着惩罚条款。

任正非批下属不离婚

任正非是中国最低调的企业家之一，几乎就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也不担任社会职务，相应也不参加各类峰会。

2001年，华为将旗下的安圣电气卖给美国爱默生，换得7.5亿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对之的解释是：准备一件过冬的棉袄。事实后来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关于这位宣扬“狼性化生存”的企业家，不多的一个真实生活片断是，一位华为的副总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辞职，任正非挽留，副总述说自己夫妻两地分居已经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为意的说。

“她来过深圳，呆了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骂：“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她干什么！”

张贤亮谈自己的成功

银川的镇北堡，是一个被弃置的明清边防城堡，古朴、原始、粗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张贤亮在一次赶集时，偶然发现了它。当时的张贤亮尚是劳改农场的犯人。

1993年初，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贤亮，抵押全部家产买下镇北堡，创办了西部影视城，开始“出卖荒凉”。《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5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诞生，号称中国电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张贤亮日进斗金。

对于自己的成功，张贤亮解释有两大理由。其一，时代给予了这个机会。其二，当面对种种麻烦及困难时，“我是坐过22年牢的人。”

索南达杰以死保护可可西里

其实，杰桑·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是想改变家乡靠天吃饭的宿命，身上带着一本书《工业矿产开发》。但很快，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他所倡言组建的治多县西部工委处境也由此变得很艰难。索南达杰曾说：“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嫉恶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圆睁着。

其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事业，不幸98年也死于枪口之下。

索南达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这是给**的待遇。

大陆学者初访台湾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讨会在台湾召开，大陆派出了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

台湾一位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振臂高呼：“„共匪‟来了！”

后来，台湾的张玉法院士和大陆的杨天石研究员，都借此玩笑发表意见，说两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观”。国民党不是匪，共产党也不是匪。双方的初衷都是试图为这个民族寻找出路，只是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曾涛与穆青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当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总编辑穆青拍板刊发此报道。曾涛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25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万里不学大寨搞包产到户

1978年，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制定的省委六条以生产为宗旨，有些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江山糟蹋了”。当时副总理号召学大寨，万里说，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不久，《人民日报》发文对包产到户提出责难，万里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你们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谣评价万里：“要吃米，找万里。”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正式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孙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间，经济学家孙冶方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

1975年，孙冶方出狱后，对监管人员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

1979年9月，孙冶方被发现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孙冶方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学术见解。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要多放几炮支持小平。”

孙冶方在遗嘱中说:“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王洪德成中国辞职第一人

198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知青社解决员工子女就业，计算所工作人员王洪德作为顾问，第一年率领青年们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事实证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1983年，辞职后的王洪德创办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个人财富8亿元位居“中国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狱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对蛇口工业区启动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民选干部等敏感领域。面对如潮的非议，袁庚说，“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试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将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选举干部与新闻舆论改革等试验陷入停顿。

王元化保护巴金

王元化作为一个学界名人，在学术上，从不一团和气；作为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他也从不唯唯诺诺，十分另类。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他就开始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王元化还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当时陈寅恪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某位领导很恼火，即通过上海市委让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干。巴金没有被撤。

赵瑜痛批体育举国体制

1988年，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刊出，对中国体育体制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文中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军事化管理、禁药现象多有质疑。运动员出身的赵瑜被称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体育界开始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中国体育报》发表《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认定强国梦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赵瑜仍然坚持的观点，“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同年，中国体育兵败汉城，体操王子李宁因失败遭到举国讨伐。

任仲夷主张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主动要求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任仲夷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任仲夷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他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任仲夷总是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

1996年，时任湖北监利周河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力于为农民减负，精简机构、治理乱收费、清退编外人员，引起全县收费执法单位集体发难。2000年2月，李昌平在县委会议上痛陈农民税费上涨，农民负担过重引发恶性循环。县委书记说，“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倾诉农村的困境，并辞职离开家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中央调查组到监利县，朱镕基批复道：“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了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也批示，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医生桂希恩在河南驻马店文楼村发现，当地因非法采血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但当地政府百般掩盖事实，并阻挠各界对艾滋病人的救助。当年10月，桂希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中央政府派人调查，艾滋病蔓延现象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见防艾斗士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疗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现象得到缓解。2004年2月，67岁的桂希恩获得国际艾滋病预防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当月，国务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副总理吴仪挂帅。徐立凡编

敬畏现实：邓小平问优越性体现在哪

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并不轻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现实情况又十分糟糕。敏锐的邓小平，直接对当时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

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邓小平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所有的质问，在1978年长达两个月零3天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汇聚成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敬畏传统文化：邓小平为旧戏平反

外交官程瑞声第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时只有22岁。1978年，官至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缅甸--邓公的亦师亦友周总理曾7次访问那里。程瑞声作为邓小平的翻译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声在使馆陪同邓小平吃饭，在座的还有当时的副外长韩念龙。那天，通常话不多的邓小平心情很好，谈了很多。他首先谈川剧，说川剧的唱词和对白很风趣，而且川剧的剧目很多，“《聊斋》里的所有故事川剧都有。” 然后邓小平说：“不让看旧戏是讲不通的，在旧社会演那么多旧戏，还不照样革命。”

敬畏历史：陈云与潘汉年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年过七十的陈云重归中央领导集体。然而，当时“两个凡是”尚有话语权，潘汉年案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过，解决难度很大。陈云与潘汉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时，二人即有联系。潘汉年以“小开”闻名，“老板”即是陈云雅号。解放后，潘汉年以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经济，陈云又在中央负责财经，两人再度在同一条战线奋战，因此，陈云对于潘案格外关注。

尽管知根知底，但为了弄清潘案的来龙去脉，陈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问题。虽然是小手术，但为防万一，陈云郑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的唯一现存证人，特此说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确凿证明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敬畏中国特色：邓小平向金庸谈社会主义

1981年7月18日，“金迷”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金庸，这是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邓小平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说：“你说不上不要紧，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然后接着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分手时，邓小平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金庸将此作为礼物珍藏。也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开禁。

敬畏生活：胡耀邦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进程中，许多事变了味：《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1983年11月中旬，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佘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谈起社会上种种“清污”乱象，胡耀邦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佘世光回报社后立即布置撰写评论员文章。11月17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见报。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

之后，《中国青年报》继续通过发表评论、新闻报道、专家访谈等形式，高调支持“青年对美化生活的追求”。很快，变了味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及时叫停。

敬畏质量：李先念的葛洲坝委屈

1977年国家大规模启动建设项目。在编制财政计划时，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

1978年1月，李先念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李先念考察后，钱正英赶赴工地，检查落实李先念指示。但是仍时有质量问题。当年7月，李先念连续给钱正英作了三次重要批示，下了三道黄牌警告，围绕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紧追不舍。

1981年，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考察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得知之前被议论的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李先念开玩笑：(机组)没有“犯罪”，只是害了点病。他对工程局领导表示歉意：“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李先念还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

敬畏群众：习仲勋处理群体性偷渡

1978年春至19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不久，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情况之严重令人难以想象。习仲勋先不表态，而是下去考察。在宝安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深感触动，对问题的根源也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以民生为根本处理外逃事件，取得了极大成果。到这一年年底，外逃人数降至百位数。时至今日，上百万香港人在深圳定居。

敬畏经济规律：特区货币的缓行

深圳特区设立之初，人民币、港币、外汇券三种货币同时流通。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偏低，对国内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十分不利。为此，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最早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的主张。

1983年4月初，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在汇报时再次提出此事。邓小平表态：“要发行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对人民币的打击会怎么样，你们要研究一下。”

之后，国务院对发行特区货币反复组织了多次调研。之前支持发行的人都主张缓行；香港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等国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对发行特区货币。邓小平出来表态说：深圳的发展很快，但毕竟是个试验，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货币问题。但建设特区才3年多一点，再花3年时间，这些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特区货币落空，问题又需要解决，深圳想出了个办法：成立外汇调剂中心。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深圳外汇调剂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效促进了对外引资工作。

敬畏思想自由：厉有为遭媒体炮轰

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当时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进程正被所有制观念禁锢，进展不顺。

厉有为潜心研究了三个月，写了四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篇文章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1997年初，这篇并未发表的文章激起了千层浪。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2月，有媒体公开炮轰，文章标题充满敌意：《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认为他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为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厉有为感觉发懵。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竟然遭到如此级别的火力。特别是在十五大召开前，批判者的这些舆论不知道背景有多深。尽管如此，厉有为没有被吓倒。理论界也有许多人表态支持。

两个月后，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客厅里接见了厉有为。一场**宣告结束。

敬畏先贤：教科书中的孔子

改革开放前，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甚至不能叫孔子这一尊称，要叫“孔老二”。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抓教育。他针对学生无教材可用的情况，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

相对于数理化教材组，最难办的是历史组。他们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亲自批示“原则同意”。

1978如期发送全国的的教材中，对于孔子的描述仍然是“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对孔子的表述改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个时候，政治已经从对历史的还原进程中退出，还原历史不再让人恐惧。

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中国人也恢复了对先贤的敬畏。

第四篇：伟人故居之行之心得体会

为人故居之行之心得体会

（好不容易自己写点东西，留下来保存。）

4月14日，我们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情，来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位伟人的家乡。

首先，我们来到了毛主席的故居，湖南省韶山市。一到主席故居，就看到了人山人海，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上了这块厚实的土地。经过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进到了毛主席的故居。毛主席故居前有个池塘，池中凋零着几根残藕支。虽然伟人已去，可是伟人的魂还在。池中绿且春，摇曳的荷梗也将被新的生机所代替。夏天将到，池中又会多姿多彩，充满生机活力。毛主席家中房子围在一起，曾经住着他的家人及邻居。一间间瓦屋走过，仿佛看到其团结的一大家人。

接着，我们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广场。此时已将近中午，来纪念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同志都送上了花圈，来表达崇敬与纪念之情。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也肃静，鞠躬，一个个怀着庄重的心情。在伟人铜像下，我们是渺小的，可是又深深的被铜像刺激着，刺激着我们奋发向上。广场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形状像我们的祖国版图。背面，即转180度，又像韶山市的地图。广场的两侧是一个个毛主席铜像，每座铜像中都刻着毛主席的诗词。啊，毛泽东不仅是位杰出的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呀！

来到了毛主席的纪念馆，纪念馆中有很多内容。有毛主席的家人，生活琐事；有有关毛主席从小到大被收集了的书籍、本子，笔墨等；更有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从几十个人组党到开始救国救命，到中华民族伟大胜利的各种革命等等。虽然参观纪念馆时，我们用的时间比较短，可仍然被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所深深震撼！

然后，我们又打上了车，前往刘少奇同志的故居，宁乡花明楼。刘少奇伟人故居前面也有一口水塘，房后有一抹低山，整个故居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环抱。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故居被毁坏，但1980年对故居按原样进行了修复。故居的正门悬有1980年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刘少奇通知故居”匾额。这几个大字，深深的冲撞着我的内心，有小许为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陷害的不平，更多的是对伟人的崇拜，感激。

我们庄重的走过刘少奇广场，看到了以前革命先辈们用过的飞机，登上了花明楼的塔顶，望尽了一片花盛开、树伟岸的景象。

在花明楼，使我留下印象最深，不，应该说是深深撞击我内心的是那一万个“德”字。在花明楼塔前，有一四羊方尊鼎，鼎的四面及底部全部刻满德字。德，寓意着要做一个有品德的人，要有一颗仁德的心，治理国家更要以德服人。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要一遍遍刻在石壁上，更要始终刻在我们13亿人民的心中。刘少奇同志也是这么执着的追求着。

（结束的废话，免了）

第五篇：论文 改革开放之巨变

改革开放之巨变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披荆斩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辉的30年，是伟大的30年。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中国

风雨兼程，一路高歌，改革开放30周年了。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们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和惊叹的伟大成就。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披荆斩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辉的30年，是伟大的30年。

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并不长，但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听了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十七大代表十分振奋。一位来自农村的基层代表坦言，过去，一些农村税费重、上学难、看病贵，农民感叹：“你集我集农民急，你筹我筹农民愁”、“孩子越大，家长越怕”、“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今天，农民感慨：“种田不缴税，上学不交费，看病能报销，农民得实惠”。

变化缘自变革。从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新进展。

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语中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强国之路。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

3.3%的增速，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利用外资金额排行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余额更是从1.67亿美元猛增到1万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随着改革的推进，利益调整加大，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具体问题。

对此，胡锦涛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判断。代表们一致表示，过去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分不开的；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改革是强大动力，更是体制保障。科学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共建和谐，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

五年来，改革的步伐执着而又果敢，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的突破，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农村改革春雷阵阵。取消农业税，具有划时代意义。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努力跳出农村税费改革减而复涨、愈涨愈高的“黄宗羲定律”，跨入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多予少取放活”，改革让农民收获了沉甸甸的实惠，也为“三农”爬坡加油助力。

国企改革风帆高举。国有经济布局出现了“有减有增”的战略性变化。

“减”的是数量：2003年以来，国企户数年均减少8%。

“增”的却是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2003年以来，国企的利润年均增长35.2%，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3.4%；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结”；国有资本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比2003年增长了1.1倍。

金融改革浓墨重彩。周小川代表说，经过股份制改革，工行、中行、建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已接近国际大型银行水平，并跻身全球市值最大银行的前十位，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亮丽“明星”。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刀阔斧。这些年，全国取消、调整了50%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应该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变为“掌舵”，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多哈会议一声槌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响槌不等于鸣金，入世是开放的新起点。

认真履行入世承诺，紧紧抓住入世机遇，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五年来，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

改革发展是人民的事业，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改革成果，也要由人民共享。

改革问计于民。五年来，无论是重大改革决策向社会公示，还是举行听证会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成为改革的基点。

改革协调推进。五年来，无论是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比翼齐飞，还是政治、文化、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增强，拧成了一股强劲的整体合力。

改革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