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证明力弱的证据经综合判断可反驳单一证明力强的证据

第一篇：多个证明力弱的证据经综合判断可反驳单一证明力强的证据

多个证明力弱的证据经综合判断可反驳单一证明力强的证据

——王海与成都新大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6-05-18 15:54:28

[示范点]

根据最佳证据规则，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而言，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而本案的审理则是运用综合判断证据原则，以形成完整锁链的间接证据否定了直接证据。其审核认定证据的思路对准确适用综合判断证据原则、最佳证据规则，追求案件法律事实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案情]

原告：王海

被告：成都新大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新大地公司）

原告王海诉称，原告于2002年5月1日借款60万元给被告，约定借款时间从2002年5月1日至2002年5月31日，月利息为7万5千元。到期时被告要求延至7月10日归还。再次到期后，被告仍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分四次付款13万元，其余本息至今未予偿付。要求被告立即偿还所借余款，并按银行同期经营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

被告新大地公司辩称，2000年12月20日，王海与新大地公司协商一致，由王海以合作名义向新大地公司提供借款60万元。新大地公司在2001年12月31日就60万元本金向王海重新出具借条。从2000年12月20日至2002年4月30日，王海共收到新大地公司支付的现金103万6千元。2002年5月1日，王海以借款本金60万元未归还为由，再次要求新大地公司出具借条。新大地公司在财务管理脱节的情况下，向王海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替换2001年12月31日出具的借条。事实上，2002年5月1日新大地公司并未实际收到王海的60万元借款。2002年5月1日后，新大地公司又向王海归还15万元，王海之妻邵霞以借支医药费等名义领取了13万元，共计28万元。新大地公司因2000年12月20日的60万元借款，已向王海及其妻子共计支付131万6千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发（1991）21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对利率的约定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四倍。对王海收取的该部分利息不应受法律保护，应当充抵本金。因此，新大地公司不欠王海的借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海的诉讼请求。

[审判]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2月20日，王海与新大地公司就“有关车用压缩天然气复合材料气瓶CRCV20-50经营”一事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时间为2000年12月20日至2001年6月20日止，王海于2000年12月20日一次性向新大地公司划款60万元……新大地公司保证在合同期限内，王海每月有500只气瓶的销售收入，即为500只×150元/只=7.5万元；如果新大地公司在气瓶的安装生产和采购供应上每月低于500只，新大地公司应负责补足王海每月500只气瓶的销售收入；超过500只以上的，按实际使用数量，以单价150元付给王海，每月结算一次，王海不承担税务以及其它一切结算费用……。协议签订当日，王海向新大地公司支付了60万元。之后，王海以合作利润、借款利润、利息等名义每月收取新大地公司7万5千元。2001年12月31日，新大地公司向王海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海人民币现

金6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2年1月1日至2002年1月30日，期限为1个月，按每月利息人民币7万5千元计算……。其后，王海以借款利息、利润等名义每月收取新大地公司7万5千，其中2002年4月5日王海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新大地合作汽瓶借款利润（2002年3月份）计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2002年5月1日，新大地公司向王海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海人民币现金6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2002年5月1日至2002年5月31日，按双方协商的利息人民币7万5千元计算……。王海将2001年12月31日的借条交还新大地公司。2002年5月14日，王海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新大地借款利息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2002年4月份）……”。2002年6月，王海因车祸失去民事行为能力。2000年12月20日至2001年12月31日王海以收取合作利润、借款利润等名义从新大地公司领取现金达73万6千元；2002年1月1日至2002年4月30日领取30万元；2002年5月1日后，以借款利息名义领取15万元；王海妻邵霞以借支医药费等名义领取了13万元；以上共计131万6千元。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记帐凭证、交款单、借条、收条、支票存根和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在案为凭，足以认定。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海与新大地公司就“有关车用压缩天然气复合材料气瓶CRCV20-50经营”一事签订的合作协议从其内容上分析应是名为合作，实为民间借贷，每月7万5千元即为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主张2002年5月1日的借款是2000年12月双方合作进行气瓶经营投资款的延续，原告却主张借款关系与原、被告之间合作的气瓶经营无关,而是双方建立的一个新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新大地公司向王海付款过程的分析，自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王海每月从新大地公司领取7万5千元。如果根据原告主张的双方同时存在合作和借款的法律关系，投资和借款均是60万元，投资利润和借款利息均是7万5千元/月，那么王海在此期间每月就应同时领取投资利润和借款利息，不应只领取一笔费用。而事实上王海每月只领取了7万5千元，说明两种关系并存的说法存在逻辑上的矛盾。2002年4月5日王海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新大地合作汽瓶借款利润（2002年3月份）计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说明王海也将合作进行气瓶经营和借款视为同一事宜。2001年12月31日的借条客观上就是合作进行气瓶经营投资款的延续，这和法院认定双方的合作协议是名为合作、实为借贷相一致。本金和利润金额上的前后完全一致，进一步说明原、被告之间的投资合作和借款实为同一事宜，王海以各种名义领取的款项均是该笔借款利息；2002年5月14日王海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新大地借款利息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2002年4月份）…”说明在2002年5月1日新大地公司出具新的借条后，王海仍在领取之前的利息，王海将2001年12月31日的借条交还新大地公司的事实也再次说明王海是退还旧借条换取新借条。以上分析说明，2001年12月31日的借款和2002年5月1日的借款应是王海投资借款的延续，实为同一事宜，原告主张投资合作与借款并存的事实由于提供的证据不充分，证明力不足；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其主张的事实更符合逻辑和情理，该院遂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该借贷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每月7万5千元，为本金总额的12.5%，超过了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发（1991）21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超出部份的利息应为无效，不予保护。按此计算，从2000年12月20日至今，王海应收取的利息不应超出40万元，加本金60万元不应超出100万元，王海本人就此已从新大地公司收取118万6千元，故被告不应再向原告支付本金和利息，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王海的诉讼请求。

二、案件受理费11010元，其他诉讼费5505元，财产保全费3770元，共计20285元，由原告负担。一审判决后，王海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论证]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主张借款关系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无关，双方同时存在投资合作和借款两重法律关系；被告则主张2002年5月1日的借条所指向的借款是2000年12月合作协议中借款的延续。为此，原告提供了被告2002年5月1日出具的借条；被告则提供了自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产生借款关系之后，原告领取借款利息、以旧借条换取新借条等相关证据。

因此，本案在证据审核认定上的焦点，就是要确认原告提供的借条的证明力与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孰大孰小。一般情况下，依据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77条（最佳证据规则）“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可的借条，通常会被直接用作认定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且被告也未对借条这一证据本身提出反驳证据。但本案承办法官最终并未简单地根据借条来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因为被告针对2002年5月1日的借条，提出了一系列相反证据，以证明该借条并不当然表明双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是提供原告在债权债务关系期间，每月收取7万5千元利息的凭证，用以说明如果双方同时存在合作和借款的法律关系，投资和借款均是60万元，投资利润和借款利息均是7万5千元/月，那么王海在此期间每月就应同时领取投资利润和借款利息，不应只领取一笔费用。原告每月只领取7万5千元，说明两种关系并存的说法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二是根据原告收条载明的“收到新大地合作汽瓶借款利润（2002年3月份）计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等内容，说明原告也将合作进行气瓶经营和借款视为同一事宜，2001年12月31日的借条客观上就是合作进行气瓶经营投资款的延续，这和法院认定双方的合作协议是名为合作、实为借贷相一致。本金和利润金额上的前后完全一致，进一步说明原、被告之间的投资合作和借款实为同一事宜，原告以各种名义领取的款项均是该笔借款利息；三是提供原告2002年5月14日出具的“收到新大地借款利息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2002年4月份）……”的凭证，用以说明被告在2002年5月1日出具新的借条后，原告仍在领取之前的利息。原告将2001年12月31日的借条交还被告的事实也再次说明，原告系以旧借条换取新借条。综上，承办法官认定2001年12月31日的借款和2002年5月1日的借款应是原告2000年第一次借款的延续，实为同一事宜。被告提供的间接证据不仅真实，还具备一定的数量，并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本身具有一致性，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法官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心证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否定了借条这一通常情况下的优势证据的证明力。

同时，本案承办法官在对证据的审核认定过程中，还较好地把握了相反证据和反驳证据在涵义上的不同，进一步为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奠定了基础。所谓“相反证据”，即通常所说的反证，指对一方当事人的主张起否定性的作用，或者用以否定对方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证据；而“反驳证据”是指当一方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而提出证据时，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相反证据来否定一方所主张的事实，而是针对其证据所存在的瑕疵，如书证签名为假，物证系伪造等等，提出其主张因证据有瑕疵而无法得到证明。二者是两个有严格内涵的证据法术语，其作用、效力和审查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混淆使用，可能导致司法上的混乱。如前所述，本案被告并没有针对原告提供的2002年5月1日的借条，提出其存在瑕疵的反驳证据，亦即被告没有把争议焦点放在证据本身，而是提出相反证据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成立。承办法官牢牢把握这一事实，以被告提出的相反证据是否足以反驳原告证据所指向的主张为审核重点，使整个审查证据过程的思路清晰，认定清楚。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方式，制定了许多关于证明力的规则，表明了努力编织一张判断证明力规则之“网”的追求，以确立证据的判断和事实认定方面的全面规范，使证明力规则成为我国证据制度的焦点、重心。本案对证据的分析、认证过程再次表明，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机械单一地适用证据审核认定的某一规则，必须全面理解、熟练运用证明力规则之“网”，对案件的所有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等多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和推理判断，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足以形成确信的程度，才能作出恰当的裁判。

案例编写人：官犍

案例论证人：李科

第二篇：口供及其证据力和证明力（推荐）

内容摘要：

摘要：口供是一种根据，对它应作严格的划分：自白、自认和辩解陈述，口供的证据力主要由 法律 来规定，其证明力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围绕着口供的证据力形成了取证、质证、排除和补强规则。这些理论上的认识是与人道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的。

摘要：口供是一种根据，对它应作严格的划分：自白、自认和辩解陈述，口供的证据力主要由 法律 来规定，其证明力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围绕着口供的证据力形成了取证、质证、排除和补强规则。这些理论上的认识是与人道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的。

关键词：口供；证据力；证明力；人道主义

一、口供性质和范围

口供是证据的一种，而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大体上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说，认为证据本质上是一种事实，以陈光中教授为代表，但是这种学说近来受到严厉的批判，比如何家弘教授指出：“证据一词本身，并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他不在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的站在‘真实’的一边„„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②第二种学说就是以樊崇义等为代表的“根据说”，认为证据是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和审判人员等依据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③这种学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事实说的不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第三种学说是事实和根据说，这种学说没有认识到事实与证据的内在的矛盾性。由此来看，口供时一种根据。

口供传统定义的笼统性，使学界对口供的范围认识上众说纷纭。而要彻底的打破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采用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就必须对口供做出严格的区分：自白（confessions）、自认（admissions）④和辩解陈述（exculpatorystatements）,并且三者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⑤在实务中，辩解陈述与自由、自认能比较容易的区别开来，但是自由和自认比较难于分辨。由于供述有假、假中有真，鱼龙混杂，所以有的学者干脆就对自白和自认就不加以区分。⑥我们认为，实务中的难操作性并不能否定理论上分类的意义，并且在现实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由于忍受不了心理上的罪过的精神折磨，而向司法机关忏悔自己的真实所作所为。我们将自白和自认区别开来，就是为了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让自白适用于更加严格的证据规则，更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让自认适用于较宽松的证据规则，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同案中被告人供述的性质认定问题，也就是攀供的性质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准确的辨别攀供的性质，必须首先对供述者的被告人和证人的诉讼地位进行实质考察，实质上的共同被告（真正的共犯）供述应当认定为口供，形式上的共同被告供述则应归属证人证言。⑦换言之，只是将实质上的共犯的供述认定为口供。而有的学者将攀供简单的归为口供，⑧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攀供实际是口供和证人证言的混合体，将其中的部分（共同被告供述）归为口供，是公平价值的体现，将另外的部分（共同被告供述）归为口供，是公平价值的体现，将另外的部分（形式上的共同被告供述）归为证人证言，则是诉讼效率的要求。在实质上共犯的情形下，供述者对自己的所为的自白或者自认与他对共犯中他人的攀供也有明显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将两者界定为口供呢？我们认为，这是刑事法学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将共犯的供述认定为口供，而适用严厉的证据规则，有利于共犯中供述人外其他人的人权的保障，相比之下，若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与国家的公诉机关相比处在弱势地位的共犯中的供述人外其他人更加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罪犯——因为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显然比口供宽松的多，同等情况下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于口供。

另外，从诉讼阶段的角度来分析，自白可分为司法内自白（judicialconfessions）和司法外自白（extrajudicialconfessions）。这与英美法系上的彻底的当事人主义模式相适应，前者适用有罪答辩制度，后者接受苛刻的证据规则审查。

二、口供的证据力和证明力

证据力也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是指证据材料进入诉讼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特别是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条件和合法形式。证据能力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可采性理论，是指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为了强调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干脆把某些具有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序上或者是实质上有重大瑕疵的证据排斥在诉讼程序之外。不过，“证据力”和“可采性”又有细微的差别，“所为容许性，乃具有相对性，亦即对证明甲事实无容许性的证据，可能用于证明乙事实时，则有之。因此，有无容许性，乃取决于所预证明之对象事实。然而，吾人于言证据能力时，乃指某证据，在法律上，是否得用于成为严格证明之对象的事实而言。”当然，李先生这里所说的“容许性”就是 中国 内地法学界多津津乐道的“可采性”。由此可见，证据的可采性关注的是个案中的证明对象，是英美法系中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产物，而证据的证明力关注的则是证据的本身，犹如 自然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与大陆法系上的“唯理建构主义” 哲学 倾向密不可分。大陆法系上的“证据力”概念虽然来源于英美法系，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大陆法系上的理性主义色彩。而证据的合法性同样也是大陆法系上的概念，凡具有合法性的证据都有证据力，凡具有证据力的证据都具有合法性，而这关注的都是证据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基本一致。综上，证据的证据力是大陆法系中的证据学概念，不同于英美法系中的“可采性”，但与大陆法系上的证据的合法性概念却是同义词。

第三篇：哪些证据具有证明力

借贷加盟：哪些证据具有证明力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具有完全证明能力。这些具体证据（资料来自投融贷）主要有以下几种：

（1）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2）物证原件或者与物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3）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4）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上述这些证据主要是原始证据、核对无误的派生证据和勘验笔录，因而都具有完整的证明力，而无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例如，贷款人提供的借条是借款人亲手出具的原始证据，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借款人如果提出异议，且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该借条的证明力就值得怀疑，那么就需要其他证据补强，否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

（5）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鉴定结果。

（6）对方认可或者不足以反驳的证据。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如贷款人出示借据、借条等证据，借款人认可的，或者借款人出示贷款人给其出具的“收据”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清偿，而贷款人认可的，这些证据当然具有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本证）有异议，而提出相反证据（反证）的，本证有无证明力问题，就要视反证的证明效果而定。譬如，贷款人以借据上的保证人签字为证，主张保证人为借款人清偿债务负有担保责任，而担保人提供自己的笔迹，主张保证人的名下不是自己所签而不承担保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借据上的保证人签字有无证明力，就要看保证人提供的笔迹是否相符而定。如果相符，怎不足以反驳，本证就具有证明力；如果不符，则足以反驳，而本证就无证明力；贷款人对反证认可的，反证就具有证明力。

（7）证明力较大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有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就同意款项问题，双方提供相反的证据，但都无法达到确凿程度，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那么采用谁的证据？譬如，原告主张被告因经商缺少资本而向其借款5万元，并向其出具一张“条子”载明：今拿到×××5万元现金。被告却主张两人合伙经商，这5万元是原告的投资款，因经商亏本，故原告以借款为由耍赖，并提供一份双方合伙经商协议。从这个例子来看，双方有5万元款项往来属实，但属于借款，还是投资款，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反驳对方的证据。这就需要法官使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如果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当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就该例子而言，双方确定有过合伙经商事实，且合伙协议中的投资款也是5万元，款项发生时间也在合伙期内，该合伙经商协议的真实性就比较强，这5万元款项的性质就很有可能是投资款。

（8）自己认可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

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应当予以确认。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中，委托代理人在代理词中，对案件事实进行自认，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认可，相关的诉讼证据和案件事实就无异议，故应予以认定。譬如，贷款人在起诉状中请求判决清偿全部借款，而借款人在答辩状中说明已经清偿一部分，并提供借款人出具的收条，贷款人也予以承认的，那么，这张收条和所证实的部分清偿事实，就应当予以确认。但是，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就不能就此予以认定，而应当继续进行审理。

第四篇：浅析录音证据的证明力

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因各种原因经常有借款人未出具欠条的情况出现。在贷方的催要下，借方会有不同的反应。

1、承认借款行为，并承诺还款，合理时间后还款；

2、承认借款行为，承诺还款，但未予履行承诺；

3、从头到尾拒不承认借款行为

在第2种情况下，当事人要寻求法院诉讼途径解决，会遇到法院以起诉无证据而不予立案的情况。为了取得证据，贷方会在最近一次讨债时带上录音设备，把与借方有关借款的时间、数额等具体情况的对话私录下来，以此为证据再提起诉讼。那么私自录音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呢？

私自录音属于私录视听资料的范畴。私录的视听资料是指未经对方同意而录制的录音或者录像资料，也有称作偷拍偷录。对于私录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理论界分歧很大，主要有四种观点，1、违法排除说。该说认为其应当予以排除。

2、真实肯定说。该说主张如果视听资料的内容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即便取证手段不当，也应当允许其作为诉讼证据。

3、线索转化说。该说主张司法人员可以将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线索。按法定程序重新查证属实后，将其转化为合法的证据。

4、排除加例外说。该说认为原则上应否定其证据效力而予以排除，但不宜一概禁止，应当允许有例外，如收集证据者主观上无恶意就应当作为例外看待。

理论上虽然对私录的视听资料有不同认识，但审判实务中一般是允许其作为证据的，除非其内容本身不真实或真假难辨，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1995年2号批复。1995年2月6日，最高院针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则请示，作出了《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该批复认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该批复强调了只有以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明确了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批复确立了视听资料合法性的标准。但是，该批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影响实体公正的实现，一旦排除这样的证据，法院不得不对争议事实不予认定或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其次，不利于保护合法的民事利益，在诉讼中就只有落的败诉的结局，最后，对当事人制作音像资料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实践中由于制作方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要求对方同意录制在今后对其不利的证据，根本不具可能性。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2001年12月21日，最高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针对私录的视听资料的证据的合法性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新的司法解释针对视听资料的证明力作出了特别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第70条第3款）该规定对视听资料，不再以取得被拍摄、被录制者的同意为具有证据能力的先决条件，即使未取得对方同意而偷拍偷录，也不必然丧失证据资格。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可以无拘无束的收集证据呢？新的司法解释同时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68条）。就视听资料而言，如果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可问题在于该规定并未对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取得的证据的具体情形作出规定。

私录的视听资料会涉及他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是否全部以侵犯他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值得商榷。具体说，若涉及第三人的意思和商业秘密，那私录的视听资料当然不具有证据合法性。若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则因分不同情况来判断该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若对方的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那私录视听资料就不具有证据合法性。但对方的行为不合法则应区分该行为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来判断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如果对方的不合法行为与案件事实无关，那视听资料当然就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如果对方的不合法行为与案件事实有关，也就可以作为合法证据。据此，（1）只要未经第三人同意而录制其视听资料，那该视听资料就不合法，不能作为民事证据；（2）私录对方当事人的视听资料，若对方的行为本身合法，那该视听资料就不具有证据合法性；（3）私录对方当事人的视听资料，若对方行为不合法但与案件事实无关，那该视听资料不具有证据合法性；

如果私录对方当事人视听资料，对方行为不合法且与案件事实相关，即可作为认定事实的合法证据。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私录视听资料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私录对象为对方当事人，对方行为不合法且与案件事实相关，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2.有其他证据佐证;3.资料无疑点或对方当事人对视听资料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作者单位： 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

第五篇：民事证据材料的证明力

民事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对几对相关概念的辨析着手，初步指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民事证据材料之证明能力制度的必要性，并比较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关于证明能力的规则及其成因，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此项制度的某些缺失和相应对策。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证据 证据材料 证明 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何谓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亦称证据资料，有人认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1）也有人认为是指“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统统称为证据资料，或曰证据材料。”（2）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据资料’则被理解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如证人和当事人本人的证言，鉴定意见（尤其是其结论），书证所表示的信息内容，对物品或场所进行检验或者勘验的结果，等等。”总之，笔者认为以上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证据材料的含义，说明了证据材料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意味着一定的既知事实，而既知事实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命题或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以及用来评估证据从而从已知推断未知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证明价值等概念，都直接与对证据材料的理解紧密相关。证明材料，对于考察诉讼中证明的机制和过程都非常重要。

（二）何谓证据

证据，有学者认为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请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3）也有学者认为“

（一）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

（三）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

（三）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由证据材料与证据的概念可知，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离开了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无从谈起。并且，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命题而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只有符合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即不能作为证据而使用。对某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然效力，再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自然效力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法律效力是法律证据资格的规定，是外加于证据材料的，属于证据制度之一。

不过，也有论者反对对证据材料和证据进行区分，“在坚持证据反映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坚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同时反对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划分。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能构成证据。”但笔者不赞成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同时该观点与其“证据的证据力即证据的形式效力”的观点自相矛盾，既然其认为“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构成证据”，又何谈“证据的形式效力问题”？

二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下简称证明能力），亦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或称证据适格性，是指“具有可为严格证明系争事实的实体法事实之资料的能力。”也有人认为“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另有人认为“证据能力系指在诉讼上可容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凡属于可采纳的证据也可称之为适格的证据。”笔者认为某种证据材料可作为证据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法律上的效力即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通常的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英美法中证据的可采性将证据分为可采纳或不可采纳，也可以称之为受容许的为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则不予容许。所谓某一证据材料可用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既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上而言，也就是可容许或可被采用为证据的一种资格。所以，一般认为，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即是证据材料的可采性。

（三）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以下简称证明力），也称证据力，“系指证据材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上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具体而言，即审理事实的人对

于外部原因的证据所发生的内部意识作用的力量，亦即依据证据事实对于待证事实所置信其真伪存否的力量和程度。”换言之，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案情事实的能力，或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或功能。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其一，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规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审查判断，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把可能性的能力转化成证明的现实性。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上多加以消极的限制，对它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而对于证明力，多是允许法官自由心证，法律上的限制很少。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考察，设置证据能力的限制，有基于证据本身的需要，如排除、意见、传闻法则等，有出于诉讼外的基本政策的需要，如人权保障、特权权利的保护等，但意在保障证据的质量，确保法官对证明力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真实，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法律屏障，一个证据材料，即使具备证据能力，如适格的证人的伪证言，但其不能真实反映案情，也就不具有证明力。

由此可见，证明能力与证明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条件，凡是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才能成为证据，才能有证明力可言；证据材料必须先有证明能力，即先成为适格的证据，或可采纳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问题。从程序上讲，先是解决证据材料的适格性的问题，然后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证据价值。

三 中国法中的规定

中国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的论述主要有三点：关联性、真实性（或客观性）、合法性。但我国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采用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既未象英美法那样有较为严密、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规则中又有许多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陪审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象大陆法那样，作出较为详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从而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我国未有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由于条文较少，内容过于粗糙，并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中事实上以真实性来取代合法性，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4条第3款，第65条第2款，第69条等之规定都表明，法院审判时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的合法性。更成问题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真实性的定位上存在自欺欺人的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

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

（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材料（资料）存在于诉讼前阶段，只要是可能只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材料，但是，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最终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通过法律的检验和法官的认定。证据材料必须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所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更易于诱发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所以确立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等在内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借鉴吸收英美法系中内容详尽的有关证据能力的法则，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影响而过于原则、粗糙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材料必须予以排除。

【注释】

（1）江伟 主编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7月第1版 第128页

（2）樊崇义 主编 《证据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1年3月第1版 第46页

（3）王亚新 著 《对抗与判定 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228页

【参考文献】

1.江伟 主编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

2．曹建明 主编 《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

3.肖建国 《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 中国民商法律网。

4.刘善春 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