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中财产保证形式合理性之我见

第一篇：取保候审中财产保证形式合理性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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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中财产保证形式合理性之我见 作者：刘素美

来源：《职业·中旬》2010年第11期

所谓取保候审是指公检法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付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不少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就提交一定数额保证金这种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很多论证都指出保证金制度容易滋生腐败。我们不能因为实务中保证金制度适用上的瑕疵而否定保证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正确的做法是针对目前实务中的种种弊端加以改进。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法学的发展得益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制度从起源上有很多联系,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的保释制度有极大的相似性,其理论基础也颇为相似,因此论证取保候审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可参照保释制度。

无罪推定原则是保释制度得以发展完善的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首先出现于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在大陆法系,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最早在理论上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思想。他在《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作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担保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

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也规定:“凡是受刑事控诉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障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1966 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次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在第14条第2款中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没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它将无罪推定作为人类家庭成员应当享有的一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证。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无罪推定作为公民基本人权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无罪推定原则也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基本诉讼原则。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既然被告人在合法宣判之前是无罪的,他就应该享有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对其羁押。对不符合保释条件的被告人进行羁押,仅仅是为了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并非认定被告人有罪,因而在被告人最终被宣告无罪时,应当对其进行损害赔偿。在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被羁押的根据时予以保释,不是赋予其自由的权利,而是归还其自由的权利。在被告人的自由不妨碍或威胁到正常的审判程序的范围内,被告人有权保持自由直到被判决有罪,除非被告人在审判时不准时出庭,否则不应予以拘禁。实行保释并非“犯罪控制模式” 所主张的仅仅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消除看守所人满为患的现象。而是如“正当程序模式”所主张的,是为了实现刑事程序的正义,其终极的目的是保障被告人的人权,限制政府动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政府的独立、自

由地位。另外,也使侦察机关在客观上丧失了刑讯逼供的机会。因此,还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或被羁押人以自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论,体现了保释制度的首要价值——人权保护。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折射出财保的合理性

1.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

(1)具体法条。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应当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十条:“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2)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评价。可以看出,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是非常简单的,其具体实施中肯定会出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方式只有人保一种,且未规定保证人的责任;适用条件不明确;期限未规定,以至于以取保候审代替结案。因而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必然的。

2.1996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

(1)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概述。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到8个条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体规定了适用对象: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规定不能适用的对象,公安部则有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首犯,以自杀、自残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及其他严重犯罪的不适用取保候审。第二,增加了保证金的形式。

(2)对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保证金形式分析。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保证金形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自觉遵守规定;二是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三是有利于被取保候审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和工作;四是可以节约政府开支,减轻羁押场所的压力;五是可以在不妨碍或不影响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方便,找证人请律师,发现新证据,为辩护作充分准备;六是大多数国家规定了财保的方式,放在中国值得研究。

三、现代社会呼唤实行财产保证的形式

1.现在法律价值基础决定不宜过多依靠保证人方式

所谓个人本位,在法学领域一般与团体本位(国家本位)相对应的概念,正如政治学领域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相对应的概念一样。法学中的个人本位,意思是当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互冲突时,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优先考虑个人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的法便被称为个人本位的法。从历史发展看,通常认为古代法和计划经济年代的法,是以团体(国家)为本位的;近代的法是个人本位的法,而现代法则是在个人本位基础上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近、现代法均反对国家本位(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法除外)。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价值取向经历了国家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这样的发展过程。人们常常把国家本位等同于社会本位,这是不对的。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是对立的,而社会本位则是近一百年的事,它是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发展。

当今社会,法律的价值取向早已经从国家本位过渡到了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阶段。可以说,强调个人独立的价值是现在成熟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也是当今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这样一种公民社会中,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受到处罚已经成为基本常识,保证人的方式作为一种以人身关系为纽带的保证方式,有违背个人本位之嫌。所以现代法律的价值基础决定不宜过多地依靠保证人的保证方式,而应该扩大财产保证的形式。

2.市场经济环境下采取保证金保证形式更具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人口流动性极大,传统的人口控制方式已经不能够合理有效地调控社会。即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强制性地约束其他人,这种方式已经不能够发挥以前的作用。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限制一个人的有效方式是对其经济基础进行限制。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合理有效地调控社会关系,特定时期的法律要为特定时期的社会服务,也必须适应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形。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形决定了法律的属性,也决定了法律发挥作用的形式,因而市场经济环境下应该更多地用市场经济方式来约束人。所以逐步完善和扩大财产保证方式是必然的,也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四、我国目前保证金保证形式的“不足”及完善

1.有关保证金的主要问题

(1)收取保证金的数额存在随意性,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经过了1996年的修改,但是关于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具体收取标准和数额的规定仍然不全。为了修补这一缺陷,其他法规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补充性规定,如公安部《规定》第75条:“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44条:“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的数额,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000元以上的保证金。”《取保候审规定》第5条:“采取保证金形式决定取保候审的,保证金的起点数额为1000元。”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因此,造成实务中保证金数额收取的随意性,原因在于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具体,这并不是

财产保证形式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正确的方法不是取消保证金等财产保证形式,而是尽快地完善法律规定。

(2)保证金的收取、管理不统一,没收保证金操作不规范。这两点其实很好解决,只要加强监管,对保证金的收取和管理进行合理有序的管理便可。只要加强司法实务人员的素质,加大监管,这两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保证金保证形式的完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仅有收取保证金这样一种财产保证的形式,应该增设其他种财产保证的形式加以完善。我国的保证金保证仅限于现金, 不包括个人财物、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缺乏适用上的灵活性。因此,为了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我国应当增加财产保证制度,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现金财产作为担保。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财产保证的执行方式,而且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更大的威慑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文章

来源 莲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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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o M 2 摘要 依法治国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具有严格的形式性。研究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研究法治逐渐走向理性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符合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被称作形式法治，它不涉及人的主观好恶以及主观上的评价，因此，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法治 形式合理性

绪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1]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2]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3]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4］

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5]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

（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 “实质的”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对纠纷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而不是根据精心设计的固定法律规则处理社会问题。[6]对于二者的关系，实质和形式作为相对的概念当然具有统一的一面,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实体理性的法律与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的区别并不能仅从法律有没有形式化去理解(它们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还必须从它们处理实体与形式的关系中去理解。”[7]

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在立法上往往对法律规范与道德、政治规范不加区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适用倾向于屈从于实体的道德、政治原则的评价,因此法律缺少独立性、确定性,这种法律总的来说是“实质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则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坚持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规范与实体性的道德、政治原则关系紧密的场合倾向于排除实体性要素的干扰。关于二者的关系，韦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

从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观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观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律自身有标准可循，从而避免了国家家长式的专制对法律的任意专断和干预。其次是可计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观标准，一定时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人们可以按照以往经验对即将适用的法律有所预计。最后是普遍适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感情，不偏不倚的适用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一个利益团体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团身上，因此它与形式合理性相比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

西方法治的进化是一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过程，即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转变为重视法治所能达到的实质正义和公平的过程。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已经是实质法治。事实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

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发展的轨迹和一般规律。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颇有思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对于法治的主张。英国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从而迈出了现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这三项原则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论地位和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9］

仔细分析戴雪三原则后，不难看出，他的第一项原则实际上强调了依法统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第二项原则着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项原则类似于现代法制中的司法独立原则。总的来说，这三项原则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而且从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实质公平、正义的概念。

此后，拉兹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10]在这里，虽然拉兹认识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种族歧视方面的特别规定，从而在法治原则中包括特别法，但他同时强调特别法要受一般法原则的指导，最终维护一般法的权威。拉兹的形式法治观念与戴雪相比，更加明确和成熟，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应稳定、明确和独立。

法治发展到现代，其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求以形式法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专制特权，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实质法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例如，富勒不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实体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义、公平等，而且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即有关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制原则。［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13]事实上，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实质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内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

此外，像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论”实际上是对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对人类更高的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14］罗尔斯认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15]这一条要求强调了法治的外在规则性。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16]这一点实际是要求法律要在实体价值上合理，相当于富勒所说的“法的外在道德”。

（二）当代西方对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争论

随着形式法治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来。更多的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7]这些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的批评讨论，二是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

从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法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争，其实质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争论。

例如，概念法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严格的司法监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确定性。

而部分批判法学学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相反地它如此千疮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确定性都只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幻想，[17] 因此作为形式法治核心的规则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法律规则适用过程的实际行为分析发现,纸面规则对适用者的约束非常有限,不要说纸面规则本身具有诸多局限,就是纸面规则能够做到像概念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尽善尽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仍然不能实现确定性,这是因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法律适用者永远存在,法律解释永远必不可少,事实确定过程总是变化莫测……[18]

至于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则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保护个人积极自由方面的讨论。

然而，实际上，这种论争的发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法治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不足之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治，不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体现实体价值上的正义。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在不同的学者眼中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经过分析和总结，以下几个方面被认为是形式法治最重要的要求。

（一）普遍性

形式法治要诣之一就是依法统治，即社会成员普遍遵守法律。法的普遍性有两层基本含义：从表层上看，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通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不应受个别人感情因素的支配。形式法治不仅是指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使依法办事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更进一步说，法治之法必须普遍适用于社会成员，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当然，法律普遍性必须有法律至上观念和严格的程序做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所包涵的法的普遍性与法的统一性及公平性相联系；从深层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还应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即法的合理性。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适的道德性，从而获得了被尊重的内在根据；要么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相联系，分享着权力的神圣性。[19]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社会的法律必定符合一种更为根本的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因此，法的普遍性理论往往与某种社会发展观联系在一起，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20]

（二）确定性

形式法治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人类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21]法律确定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人一事而擅加改变，从而为人群建立和保持大致确定的预期，使公民个人和组织机构的行为有可预期性、持续性，以便于人们相互交往和建立促进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

（三）自主性

当法治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性质，它就脱离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范畴，上升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需要的东西。形式法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法律本身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宗教相分离；其次是从组织和机制上使司法机构或法官集团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力；最后是要求法律职业上由专门的法学家集团承担，而不受其它权威力量的操控。法治的自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尽管立法机制中权力整合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法治社会的制定法都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2.司法机构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利。即司法机构不受行政机构和其它政党、政治团体的操纵和影响。[22]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必然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总的趋势是走向民主和法治，但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从清末预备立宪、准备开议院、设审判衙门并实行有限分权，到这一形式成为缓和国内矛盾、欺骗人民的把戏；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形式完备的法治，到《临时约法》被废黜，袁世凯抛出“袁记约法”欺骗人民；从1954年宪法给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到文革时期民主与法制受践踏，宪法被束之高阁，如同废纸。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实现形式法治的艰难。

在当代西方众多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要通过实质法治实现实质正义的时候，我国面对的是法制不完善、执法和司法机制不健全、法律监督软弱无力，以及公共权力难以巡抚等情况，因此，现在追求实质法治不仅是一种奢求，而且会带来种种弊端。

第一，实质法治要求运用道德原则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和价值日益多元化，要想确定“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正义和道德的概念不同，导致他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要求也相异。

第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实质法治中的福利法的实施本意是为个人特别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使权利和自由以及维护尊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但结果却造成了对私人自治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以及对个体尊严的冒犯。”[23]在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福利法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而且盲目实施福利法会破坏刚刚起步的法律形式平等的建设。

第三，实质法治强调的是运用正义原则介入立法和司法过程，然而这一介入，对当代中国来说，在形式法治未完备、国家权力缺乏约束、法律从业者职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只能使法律自治被打破，立法民主性和司法中立性被破坏。[24]

最后，实行实质法治，必然要赋予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不受严格程序约束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执法和司法上的新型专断。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二）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意义

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封建的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言出法随，法律随人而定，成为为某些集团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且法律极不稳定，废立全凭一人喜好，人民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相比之下，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法律代替了特别适用的法律，独立的法院代替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审判机构，平等的契约法代替了体现特权的身份法，人民立法代替了王法。总之，形式法治对于防止专权，保护人民权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有利于被市场主体熟悉和掌握；明确、稳定和平等的法律有利于保障效率；独立的司法程序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公正分配利益。总之，形式法治有利于促进市场效率，维护市场主体权利，以及保障交易安全，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讲究法律的程序性，完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实体内容得以严格执行。目前中国仅仅走在法治道路的开端，更应该集中精力搞形式法治建设，如果现在谈实质法治，无疑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是一种奢求。

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不是实体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义，而是程序不公平。[25]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有重实质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是，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程序公平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精湛、结构严密的机器一样运行，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实体不公或许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正义性的丧失。[26 ]

结论

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我国的法治建设要从形式法治作起，这就要求：逐步完善立法体系，尤其是立法程序，使立法按照形式法治的要求进行；逐步确立司法独立的地位，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受任何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影响；逐步约束行政机构过于宽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迈出形式法治坚实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黄金荣 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2] 艾四林 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求是学刊 1994.1

[3] 同注释[1]

[4] 夏恿 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 1997.7

[5] 孙笑侠,应永宏 程序与法律形式化——兼论现代法律程序的特征与要素 浙江大学学报 2001.2

[6] 高鸿钧 清华法治论衡 第一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

[7] 同注释[1]

[8] 陈兴良 刑法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9] 同注释[6]

[10] 同注释[6]

[11] 葛洪义 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 摘自 中国公法网http://www.xiexiebang.com/

[20] 同上

[21] 同注释[6]

[22] 同注释[6]

[23] 艾四林 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求是学刊 1994.1

[24] 同上

[25]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转引自civet.berkeley.edu/wdluo/reading/1987/vol-99

[26(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 同上

参考书目：

1.清华法治论衡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2.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0

3.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马长山 商务印书馆2002

4.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法治的层次 吴玉章 法律出版社

6.西方政治制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富勒《法律的道德性》法律出版社1999

8.波斯纳 超越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9.罗尔斯 正义论 法律出版社 1999文章

来源 莲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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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财产保证申请书

财产保证申请书

申请人：XXX

被申请人：XXX，女，年龄不详，贵州省赫章县人，住XXX镇前河路878年号附1号。

被申请人：XXX，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籍贯住址同上（系XXX之子）。

被申请人：XXX，女，1992年8月17日出生，籍贯住址同上（系XXX之女）。

申请事由和请求：

申请人XXX与被告XXX、XXX、XXX民间借贷纷一案，申请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为了防止财产被转让，申请人特申请法院作以下财产保全：

一、依法将被申请人位于XXX镇前河路878号附1号房屋财产进行冻结，以免被申请人转卖房子；

二、存放于XXX后面圆木200方、XXX700方、被申请人木厂上圆木和枋子100余方进行查封。

申请人愿意用自己位于XXX的房子作担保。

此致

赫章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2012年4月26日

先予执行申请书

申请人：XXX

被申请人：XXX，女，年龄不详，贵州省赫章县人，住XXX镇前河路878年号附1号。

被申请人：XXX，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籍贯住址同上（系XXX之子）。

被申请人：XXX，女，1992年8月17日出生，籍贯住址同上（系XXX之女）。

申请事由和请求：

申请人XXX与被告XXX、XXX、XXX民间借贷纷一案，申请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为了防止财产被转让，给将来的执行带来很大的麻烦，且情况十分紧急，申请人特依法申请作先予执行。

请求赫章县人民法院将被申请人存放于水塘林场教堂后面圆木200方、集关坪700方、被申请人木厂上圆木和枋子100余方进行拍卖，并将款项存放银行，以便判决后的执行。申请人愿意用自己位于XXX的房子作担保。

此致

赫章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明祖

2012年4月26日

第四篇：新疆形式之我见

新疆形势之我见

学院：理学院 专业：应用化工技术二班 姓名：安锐 学号：20131834

新疆，这块在史籍中被称为“西域”的地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它的命运便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接在一起。生活在祖国六分之一土地上，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历来同呼吸、共患难，共同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而携手并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即使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新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乌鲁木齐“7?5”事件是新疆解放以来发生的一起最为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充分暴露了热比娅及境内外“三股势力”妄图煽动民族仇视，挑起民族对立，以达到其分裂国家的罪恶目的。这起事件再次表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损害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的是各族人民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维护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新疆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各民族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新疆多年的稳定，带来了百业兴盛，带来了持续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带来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旦失去稳定这个基础，社会的繁荣发展就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形势

（一）认清改革开放以来敌人的分裂、渗透活动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大了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力度，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又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大肆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和鼓吹泛伊斯兰主义，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进行所谓的“圣战”、“反汉排汉”、“新疆独立”、“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等民族仇视言论和制定分裂主义政治纲领宣传活动，并且撰写反动文章、诗歌，举办地下讲经学经活动，播放反动音像制品，传阅反动书刊，频频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滥杀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干部群众，制造宗教狂热。分裂分子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就是要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向各族人民灌输分裂思想，同我们争夺广大人民群众，企图削弱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企图利用宗教分裂主义思想干涉破坏司法、教育、婚姻，破坏安定团结，最终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将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因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分裂国家的罪恶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国家观，以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牢牢地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这一前沿阵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反分裂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新疆的稳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新疆解放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起时伏，一刻都未停止过，虽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是与相应历史时期的国际大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重点指向我国，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企图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寻找和打开突破口。他们把新疆作为主攻目标，公开支持和操纵针对新疆的分裂破坏活动。同时国际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活动猖獗，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十分活跃，他们四处建立训练基地，网罗、培训暴力恐怖分子，进行各种颠覆活动，甚至谋求建立跨国武装割据地区，在我周边形成一条动荡地带。在这种背景下，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不断加剧，呈现出逐步升级态势。有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接连发生，骚乱、爆炸、暗杀等暴力恐怖案件急剧增多，暴力倾向和武装对抗趋势明显，新疆的反分裂斗争进入了一个尖锐、激烈和复杂的时期。

从1990年“4?5”新疆巴仁乡反革命武装**开始，境内“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相对应，制造了爆炸、暗杀、纵火、抢劫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事件，直接影响新疆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们先后制造了1992年乌鲁木齐“2?5”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1993年喀什“6?17”系列爆炸案（造成2人死亡、36人受伤），1994年阿克苏“7?18”系列爆炸案，1995年和田“7?7”打砸抢骚乱事件，1996年温宿“2?10”抢枪杀人案（杀害我武警官兵2人、报案群众1人）、库车县“4?29”系列爆炸杀人案（杀害基层干部4人、杀伤3人）、喀什“5?12”暗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案、叶城县“8?27”洗劫江格力斯乡政府案（杀害基层干部、公安民警6人，杀伤2人）、沙雅“7?15”暴狱事件（杀害武警战士、公安民警、汉族群众16人），1997年伊犁“2?5”打砸抢骚乱事件（造成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乌鲁木齐“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68人受伤）等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这一时期，敌人实施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不仅频率很高，而且与我专政机关的武装对抗非常激烈，其疯狂性和顽固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暴力恐怖活动日益加剧的同时，一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反动宣传甚嚣尘上，渗诱破坏十分猖獗，他们打着宗教旗号，披着宗教外衣，竭力煽动宗教狂热，公开宣扬圣战，鼓吹“新疆独立”。有的地方宗教氛围异常浓厚，以“太比力克”为主要形式的跨地区非法宗教活动不断蔓延，宗教极端势力公然干预司法、行政、教育、计划生育，有的乡、村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取代基层政权之势。他们私设经文学校和地下讲经点，讲经布道，习武制爆，以所谓的“殉教”精神培养恐怖分子，疯狂迫害爱国宗教人士，策划、制造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地危害了各族群众的生命安全，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一些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出现了严峻的态势。

中央对新疆的稳定工作十分重视，从确保全国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把新疆的稳定置于全国稳定的大局中进行研究，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重大工作部署。1996年中央专题研究新疆稳定工作并下发7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科学论断，对维护新疆稳定作出重要部署。1997年3月，中央决定在新疆重点地区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专项斗争，要求打防结合、标本兼治，促进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1996年中央下发7号文件后，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针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的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坚决不让敌人坐大成势，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一系列胜利。在我“严打”攻势下，敌人不甘心失败，顶风作案，在局部地区进行疯狂反扑，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他们积蓄力量、训练骨干，建立“根据地”，组织敢死队，筹集武器，制造爆炸装置，密谋“统一行动”，扬言“九七年大干”、“七?一”前后与我决战。针对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加大打击力度，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平息了伊宁市“2?5”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侦破了乌鲁木齐“2?25”爆炸案等多起暴力恐怖案件，摧毁了“伊斯兰真主党”等一批反动组织、暴力恐怖团伙。由于严厉有效的打击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确保了香港回归期间新疆大局的稳定，有力地扭转了当时的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分裂斗争的信心。

1998年，我们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又破获暴力恐怖案件数十起，打掉一批暴力组织、团伙，粉碎了敌人的一系列破坏图谋。1999年全疆继续加大打击暴力恐怖团伙的力度，特别是在和田、喀什地区组织开展了反恐怖专项斗争，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制枪制爆工具和反动宣传品，一举摧毁了对全区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的和田库来西团伙和喀什亚生买买提团伙，消除了这一影响我区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粉碎了境内外“三股势力”企图在我建国50周年大庆期间实施全疆范围大规模恐怖破坏活动的阴谋。2000年，我们又在阿克苏地区组织开展了以打击“三种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为主要对象的专项斗争，摧毁了跨国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在新疆的组织网络，重挫了境外敌对势力企图直接在我境内建立和发展组织的阴谋，使境内外“三股势力”叫嚣的“2000年实现新疆独立”的政治图谋彻底破产！经过这一阶段的严厉打击，形成了对敌斗争的强大攻势，我们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他们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重大胜利。

进入新世纪以来，自治区党委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毫不手软地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抓住大局稳定的有利时机，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强化各项治本措施，形成了反分裂斗争的强大合力，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坚实。虽然这期间，敌人不断调整策略，千方百计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但多数都在预谋和准备阶段被我们打掉了。尽管敌人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但在我不间断的严打攻势下，他们已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无法坐大成势，没有能力再制造大规模**和打砸抢骚乱事件。虽然有西方势力和境外“三股势力”的支持，敌人断不了根、绝不了种，但也绝对翻不了天，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即使和田“3?23”这样的突发事件和奥运会开幕前后的“8?4”、“8?10”、“8?12”案件和今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我们也有能力有把握及时果断处置，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给敌对分子以毁灭性打击，有力地控制局面，保持新疆社会政治大局持续稳定。当前，全区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回顾多年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高瞻远瞩，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提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为我们领航掌舵，对我们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政治大局已连续多年保持平衡，这一大好局面的形成，是中央长期以来对新疆 稳定 工作高度关心、果断决策、大力支持、及时指导的结果，也是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并不断加大治本力度的工作成效的直接显现。总的看，我们已牢牢掌握了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人民群众的向心力空前增强，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新的复杂形势下有力驾驭新疆工作全局、为党和国家大局做出新的贡献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境内民族分裂组织和团伙虽然遭到我不间断地打击和重创，其活动空间相对缩小，活动频率有所减弱，但从根本上来讲，由于其基础犹存，残余分子并未完全被消灭，特别是其随时得到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指挥，他们决不会停止分裂破坏活动，仍将继续寻找机会和突破口，与我进行殊死较量。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西方反华势力加紧进行各种干扰破坏活动，加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反动图谋和各种渗透破坏、分裂颠覆活动，企图在国际社会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短时间内新疆连续发生了三起影响十分恶劣的暴力恐怖案件。这些情况说明，在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这些案件的发生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历史和现实的几点启示

（一）新疆地区的分裂活动，都与国内和国际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自18、19世纪以来，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分裂活动，都与国内和国际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特点一直延续到今天。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外国帝国主义分裂势力从来都未停止过分裂新疆的阴谋活动，都企图乘新疆**之机，加紧煽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闹独立，搞分裂，妄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作为他们的殖民地，或者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从上述大小和卓后裔、封建主们的分裂割据政权、阿古柏入侵者的“哲特沙尔汗国”、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和加尼牙孜等人搞的南疆分裂政权，都是帝国主义、国外分裂势力与新疆内部的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中的反动分子相勾结的结果。因此，要稳定新疆大局，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集中精力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小撮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插足新疆，制造**。

（二）新疆地区的分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搞乱新疆。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分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搞乱新疆，闹独立、搞分裂。国内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大喊“杀尽异教徒”、“为伊斯兰进行圣战”，以至反汉排汉等等。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复辟服务的。纵观近代新疆地区的历史，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国外分裂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想通过民族、宗教以售其奸，实现他们对新疆进行渗透、分裂“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就能有效地切断其内外联系。

（三）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主要危险。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新疆地区发生分裂**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新疆，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一分裂主义思想及其括动，有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国际的多种原因。这一分裂主义思想的要害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万变不离其宗。民族分裂主义内外勾结，利用宗教意识和民族情绪，煽惑群众，制造社会**，进行武装叛乱，这是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一个历史特点。总之，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都是披着民族宗教外衣，以公开合法的活动掩护其秘密非法的活动，把政治渗透、思想污染、宗教煽动等与分裂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更具复杂性、严重往、长期性和艰巨性。

（四）新疆各族人民是反分裂斗争的主力军。

新疆各族人民是反分裂斗争的主力军。近代以来，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他们始终是反分裂斗争的主力军。背叛祖国，阴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仅仅是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了，国内外一小撮分裂主义势力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过去，在中国衰弱的历史时代不能得逞，在我们伟大祖国日益强盛，中华民族正走向全面振兴的今天，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已成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们的妄想更是绝对不能得逞。

（五）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近代以来，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才有希望和前途。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稳定，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民族分裂。没有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没有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这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反分裂斗争的形式非常严峻，而且非常复杂。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带来了发展的巨大活力，也使一些方面的矛盾错综交织，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疆面临的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新疆地处反分裂、反恐怖斗争最前沿，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还很艰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筑起维护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形成加快新疆发展的强大合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第五篇：财产保证反担保合同

财产反担保合同

合同编号：反保（2014）-广0214号

甲方（反担保权利人）： 成都西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克平

地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兴川路866号1号楼1107室

联系电话：028-66529911

乙方（反担保人)：范佳伟，身份证号：5***170035

郑娴，身份证号：5***010045

因四川省广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借款人”）向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府支行（以下称“融资银行”）银行申请融资。借款人的该笔融资债务由甲方向融资银行提供担保，根据甲方与融资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协议），当借款人在融资债务期限届满而未及时足额履行合同约定的清偿义务时，融资银行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即甲方履行担保责任，代偿该笔融资项下的相关债务。为确保甲方代偿后担保债权的实现，乙方自愿作为反担保人，为借款人的该笔融资债务提供反担保。

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平和无误解的情况下，经双方友好协商，签署本合同。

第一条

与本合同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合同

一、借款人与融资银行签订的 号《

》,系借款人获得融资银行融资许可，约定借贷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合同。

二、甲方与融资银行签订的 号《

》,系甲方向融资银行提供担保，约定担保事项的合同。

三、借款人与甲方签订的委保（2014）-广0214号《委托担保合同》,系借款人请求甲方为其融资债务提供担保，依法与甲方达成的协议。

第二条 担保债权及担保责任

一、甲方提供反担保的债权即甲方承担的保证责任最高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0，000.00元）。

二、本合同的担保债权是指：甲方依据与融资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协议），向融资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后所产生的对借款人的债权。

三、在甲方向融资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后，甲方可向乙方追偿的债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甲方已向融资银行承担的担保责任的金额。

（二）甲方已向融资银行承担的其他各项费用和赔偿的各项损失。

（三）甲方因行使追偿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税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交通费、住宿费、评估费、拍卖佣金、搬运费、吊装费、运输费等实现债权和资产处置的费用。

（四）甲方与借款人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费、资金占用费、违约金。

第三条

反担保方式

一、本合同的反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及个人财产反担保。

二、乙方提供的个人反担保财产详见后附《财产清单》。

第四条

保证期间及债务履行期限

一、本合同保证期间依乙方所承担的反担保责任和范围分别为：

（一）自甲方按照与融资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两年。

（二）借款人发生其他违约之日起两年。

二、乙方应于甲方向融资银行履行担保责任后10日内向甲方偿还履行担保责任所付出的全部款项以及《委托担保合同》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各项损失、费用、违约金。

第五条

反担保财产

一、乙方同意用本合同后附《财产清单》所列的，其具有所有权的财产向甲方提供反担保。

二、乙方将反担保物权利凭证于

****年**月**日前交付给甲方占有。

第六条

乙方的陈述和保证

一、乙方不得隐瞒反担保物存在的任何瑕疵（如：权属争议、被查封、被扣押、已设定质押权等），若因此导致本合同项下甲方反担保权不能实现的，则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向融资银行提请解除对借款人的担保责任，有权通知融资银行提前宣布借款人融资债务到期并要求借款人偿还所欠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二、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履行融资债务的偿还义务，视为借款人根本违约。自逾期之日起，甲方启动保全和追偿程序，有权变卖本合同项下乙方提交的反担保物（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委托变卖合同》），并以变卖所得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直接归还融资银行，用于履行乙方应承担的反担保责任。甲方在处置反担保物前已先行向融资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因而形成对借款人担保债权的，反担保物变卖所得用于清偿甲方担保债权。如变卖所得不足以清偿甲方担保债权的，甲方仍有权就不足部分向借款人、乙方追偿。

三、反担保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清偿借款人所欠债务后如有余款，由甲方代管，待所有清偿程序、事项完结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

四、乙方承诺在借款人与甲方签定《委托担保合同》之前未将上述反担保财产租赁给任何第三方，合同签订后未解除之前也不会将反担保物以任何形式出租或出售给任何第三方。本承诺是借款人与甲方订立委托担保合同的邀约，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即构成合同诈骗，而非普通的民事违约行，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依据，乙方无异议。

五、乙方应对其所提供的各种证明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六、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对其财产的变动情况以及大额款项收支情况的了解和监督，并为甲方的了解和监督提供便利。

七、乙方保证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从事危及其保证能力的行为，如发生以下行为，甲方可行使撤销权：

（一）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

（二）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八、乙方如发生诉讼事项，导致财产被扣押、查封、冻结、强制执行、没收或处以罚金时，应在该事项发生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九、如乙方决定转让或处置财产，应提前2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转让处置财产所得款项作为反担保财产。

十、乙方如发生离婚、分家析产等分割家庭共同财产之事项时，应提前20个工作日通知甲方。

十一、乙方的电话、住址如发生变化，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

十二、乙方未履行本条上述各项约定，视为乙方反担保能力出现异常，甲方有权向融资银行提请解除对甲方的担保责任，有权通知银行提前宣布借款人融资债务到期并要求借款人偿还所欠款项。

十三、当借款人融资债务到期（含融资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借款人未能及时足额履行还款义务导致甲方承担担保责任时，甲方既可以向借款人追偿，也可以直接向乙方追偿。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将追偿债权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第七条

甲方的承诺

一、甲方应严格保守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所知悉的乙方之商业秘密或个人和家庭财产信息；本合同终止后，甲方应妥善保管和处置所持有的乙方之各类资料，不得对外泄漏。

二、甲方在了解乙方财产的详细情况时，不得干涉和限制乙方的私人生活和正常的消费活动。

第八条

合同效力

一、本合同自甲、乙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主合同无效或失效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本合同项下的反担保责任延及乙方在主合同无效或失效后的法律责任。

三、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一切义务均具有连续性，对其接管人、受让人及其合并、改组、变更名称后的主体均具有完全的约束力。

四、本合同的某些条款或某些条款的部分内容在现在或将来无效的，该无效条款或该无效部分并不影响本合同及本合同的其他条款或该条款的其他内容的效力

五、自甲方的担保责任解除且在《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权利得以实现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

六、本合同担保责任解除是指以下情形：

（一）融资债务到期前，借款人自行（或乙方或借款人提供的其他担保人代借款人）及时足额向融资银行清偿了全部融资本息和其他费用，且甲方未向融资银行承担任何担保责任的情形；

（二）融资债务到期，甲方向融资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后，借款人自行足额向甲方清偿了全部代偿本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三）融资债务到期，甲方向融资银行承担担保责任后，乙方或借款人提供的其他担保人代借款人承担反担保责任，向甲方支付了全部代偿本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在发生下列事件之一时即构成违约,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最高担保金额2%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通知融资银行债务到期或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履行融资债务的偿还义务。

（一）乙方没有履行或遵守本合同中的任何一项义务或约定；

（二）乙方向甲方提交的与其反担保财产有关的任何文件、报表及陈述在甲方认为是重要的任何方面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误解；

（三）由于乙方的原因使本合同或其他反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取消、终止执行或无法予以强制执行；

（四）乙方拒绝接受甲方对其财产的变动情况以及大额款项收支情况的了解和监督，导致甲方无法判断乙方履约能力的；

二、乙方在发生下列事件之一时即构成违约，乙方向甲方支付《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代偿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

（一）借款人未如约及时足额履行融资债务偿还义务，甲方向融资银行履行担保责任后，乙方拒绝履行反担保责任。

四、如乙方违约、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在公开媒体上对乙方的违约行为、背信行为进行公告与披露，公告费由乙方承担。

六、上述违约责任乙方或借款人互负有连带责任，甲方可向乙方或借款人中的任一方主张权利。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一、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可选择如下方式解决：

（一）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如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应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附则

一、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已认真阅读、正确理解合同条款，确信是在已明确所有条款及相关法律专业术语含义，对本合同约定已无任何疑义、异议后签署本合同。

二、本合同一式四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签字页（本页无正文）

甲方（成都西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乙方：（）

身份证号：

签订时间：

****年**月**日

签订地点：成都

财产清单

序号 财产

反担保物名称 金牛区金府路88号附29号、金牛区金府路88号附30号、金牛区金府路88号附31号 所有人/共有人

范佳伟、郑娴 评估价/议价

550万元 反担保价值

550万元

反担保人：

日期：

****年**月**日

权利人：成都西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日期：

****年**月**日

《财产反担保合同》共4页

第2页

成都西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财产反担保合同》共1页

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