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及其现实合理性

第一篇：浅谈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及其现实合理性

浅谈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及其现实合理性

中国古代文明为何能够保持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持续发展，并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而且没有出现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那样的文明断层现象？若追究原由，我们不得不说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建构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所起的积极作用。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很明确的提出，因此我们需从各种文章典籍中概括出来，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效防止人的过度物化及重视社会发展的代际平等，强调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生产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料，在劳动和创造中感受生存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和财富的积累，这些物质资料会不断侵蚀人类的心灵，刺激人类物质欲望的膨胀，逐渐扭曲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导致人与物错位。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充分注意到人的欲望与人的物化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抑制人对自然界掠夺欲望的膨胀，有效地防止了人被完全物化，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为对自然的掠夺而使中国古代社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关系到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关系到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和利用程度。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就以朴素的形式阐述了这个问题，即：人与自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自然物。周代有天、地、人“三才”的表述，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道”不仅是人的本源，而且是天下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通过这些关系的建立，使得人们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位置，进而对约束自身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从时间层面说，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对待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上，坚持代际平等的发展理念，即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生存和 1 发展的需求，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的发展为代价，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形态的文明，它的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关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仁民爱物，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既肯定在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又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正如荀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当下，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方面，存在着分歧，一是过分强调保护，反对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哪怕是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环境保护成为空谈而失去实际意义。一种是过分强调利用，不重视保护，从而走向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则既肯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又强调这种利用应该适时适度，强调利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基于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既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满足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也为子孙万代留下了可供长期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这正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意识。

第二篇：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拥有辉煌的经济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与积极追求。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途径，我们有必要对古代这种宝贵思想进行回顾与分析，以为当代提供有力的借鉴。关键词：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演进借鉴人类文明的历程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历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当我们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00年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empirenews.page--]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empirenews.page--]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三）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empirenews.page--] 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实施。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途径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强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时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认为，“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放任民营，大量卷入市场，必然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必须加强政府控制。

3、途径之三是加强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些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些思想的验证。水是农业的生命,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因为难以考虑环境制约，许多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经历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很多有实际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实施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热衷于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empirenews.page--]

4、途径之四是建立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必将是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因为几乎大部分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也建立在淳朴的民风之上。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一种商品一旦发现其使用价值，人们往往蜂拥而上，时至今日，对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生态破坏的牺牲品。回顾我们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发展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未来，也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是，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第四篇：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建设史作业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虽然这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中心仍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加强统治。

第五篇：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摘 要： 《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教育 现代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浅显易懂，蕴含儒学哲理，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为开篇总纲，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以首孝悌，入则孝，出则悌开篇，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而孝悌则排在首位，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因此《弟子规》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孝可以治国，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作品是礼记。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忧”，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诚者，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黄金如粪土，信义值千金。”故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以“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弟子规》中以“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做到恭敬有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语，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未见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沾染市井俚俗之气。“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齐。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可相互攀比，应崇尚德学才艺，“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错能改，勇于承认过错，“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亲君子，远小人，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接下来授业解惑，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如“余力学文”，“勤学好问”，“读书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奋发图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说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1]孔子.《忠经孝经》.三秦出版社，2008年1月.[2]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2月.[3]李毓秀.《弟子规》.三秦出版社，2008年月.[4]金良年，等编.《大学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末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