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六十年前，那本来是一个美丽的田园故事：中国农民以公社为单位组成自己的信用社。每个农民拥有一元一股，完全平等。他们选出几个认识汉字和懂点算术的人们负责管理。信用社的职责很清楚：以长期可持续的原则，对社员们发放小额贷款。
跟世界上很多美丽的故事一样，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故事也完全变成了悲剧。今天回头看，大家都知道，信用社作为一个系统，破产了很多次，即使中国三十年的超级通货膨胀也没能拯救它们。通货膨胀使他们的负债不断缩水，也使他们的资产不断升值。每次遇到银行和信用社的坏帐的处置，和对大量垂死的国有企业的抢救，政府就印钞票把中国这张大饼继续摊薄。
当年，按照政府的命令，我父亲和村里的乡亲们每人向信用社入股3元。从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信用社完全绝缘。1985年，由于坏帐太多，信用社支撑不下去了，每个农民又增资3元。故事也就再次到此结束了。农民把入股当作安排书记的子女就业所做的捐款。农民的眼光真不错，那确实就是捐款。
长期以来，神州大地有很多信用社都是负资产，也就是说，负债大于资产。农民做了几十年的股东，不仅没有积攒下来什么，反而倒欠下债务。而且，很多信用社长期坚持带病工作，有些还长期带着绝症工作，比如它们的坏帐比资本金大好几倍，等等。
农民当初投入的一元钱现在变成了一毛钱或者负数，虽然今天的一毛钱的购买力可能还不如当初的一分钱。
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他们来讲，信用社是高不可攀的衙门。农村信用社在每个乡镇的垄断地位也增加了它们的霸气。他们中只有少量的机构运转正常和优良，多数机构成了公社领导人的出纳员（后来公社改为乡或者镇，当然没有实质区别）。每个县都有一个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但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联社究竟是监管部门还是控股公司。如果是监管部门，那么它们与人民银行或者银监会是何种关系？如果是控股公司，那么，它们出了钱吗？信用社的社员们同意让他们控股吗？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父亲和乡亲们。
再看信用社的悲剧：全公社的每个农民都持有一点点股份就等于信用社没有股东，没有人在乎信用社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而且，没有人有足够的股份和话语权。这样，信用社就不折不扣地由管理层控制。而谁控制管理层？当然是公社的书记（和乡政府的官员们）。而他们不是股东，对信用社的死活也无所谓。那些可怜的农民既没有权力，也毫不关心（他们每个人只有3股，股权太分散）。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包括投资银行的高管们）为什么每年拿几千万美元的薪水！即使银行亏钱甚至快要倒闭了（需要纳税人的拯救），他们也毫不客气。原因就是内部人控制，自己定自己的薪水和奖金，英文里有个说法，they write their own tickets。股权太分散，谁都不在乎。
我们中国的信用社也一样：从书记和镇长到信用社的员工，每个人都欺负那可怜的没爹
没娘的小女孩。里外勾结，骗取贷款，监守自盗非常普遍，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喝一声，住手！
古今中外的国有企业都是一样：国有就是全民所有，也就是无人所有，因为每个人只拥有一丁点儿，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人维护它的利益。
把信用社搞垮了，农民也就没有地方获取甘泉资金。多数农民只好长期依靠民间借贷。所以，保持信用社繁荣，利润丰厚，不断壮大，让农民永远有一个巨大的可靠的融资平台，那才是真正的慈善。如果信用社在第一天就把资金全部送给了农民，信用社何必成立呢？如果信用社一直用低息放款给农民，那么，它就无法成长壮大，他就只能苟延残喘，它们何来资金实力长期持续地帮助农民呢？
有智者批评慈善捐款的理由就是：如果把钱白白地送给某人，那就不利于他考虑如何把钱用好，不利于培养他商业上的长期可持续性。过去28年以来，我一直资助我弟弟在湖北农村经商。虽然我监督很严，又有一张比刀子更锋利的嘴巴，但是，我最终看到的是他的企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对我弟弟来讲，对任何人来讲，用别人的钱跟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道理，用贷款跟用捐款也是不一样的。去年，我承诺分批捐款100万元给我三十多年前的湖北农村中学（马良中学），现在40万元已经到帐，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建了操场，买了班班通电教设备。但是，两个朋友建议我把剩下的60万元改为贷款，因为那样的话，资金可以循环周转使用，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今年六月，我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演讲之前，提出由我付钱把200本书送给听众。主持人坚决反对：“送的书不会被人珍惜。人们不会读，因此也不会受益。受书者很可能马上就把书丢掉。我们建议您把书卖给他们”。我照办了，虽然只卖出了60本。这60个人是花了钱的，可能不会马上把书丢掉。
最近，某广东财团意欲收购一家把底都烂穿了的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县级市）的控股权。该联社在中部某地区，管辖25个乡镇信用社，虽然存款高达56亿元，但资不抵债相差9亿元。本人有幸被财团聘为高级顾问，参与谈判。下面是一段不愉快的对话。
联社理事长：张总啊，虽然我们亏空9亿元，但是在未来，我们县的经济增长率会很高，我们信用社的业绩也会大大改善的。
张：是吗？你们未来的增长率会比过去30年还高吗？过去30年里，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你们都把信用社搞垮了，我怎么能相信在经济放慢时你们信用社的业绩会改善呢？
联社理事长：那些亏空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你要向前看。
张：我们入股45％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要控制管理权，要当法人代表，要改革。否则免谈。
联社理事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总啊！那就没法谈了。我们要留住团队和人才，不能出乱子。还有啊！你们把当地的金融市场搞乱了，谁负责呢？你们把存款卷走了，谁负责呢？
张：首先，你们的团队早就该炒鱿鱼！你们还没有引咎辞职，真是奇怪。其次，任何新来的团队即使想要比你们做的更差，也实在太难了。而且，让我们把钱拱手交给一班被证明失败了的管理层，你说可能吗？最后一点，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进来就一定要把信用社搞乱呢？我们掏了钱如果是为了来惹麻烦，我们有精神病吗？你们把信用社搞垮了，有谁付了任何责任吗？
联社理事长： 你真是太不懂中国国情啦！你不应该在中国生活。
张：我不懂中国国情？八十年代，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当科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GDP 与
GNP的区别呢！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是不知道，虽然你扛着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另外，我在哪里住，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OK？！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救赎：
窃以为，中国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六十年来，我们看见过几个成功的例子，但它们是少数或者极少数。而且，他们的成功是因为运气（碰到了几个了不起的书记，镇长或者联社理事长），而且，我们的货币快速贬值也帮了他们不少忙：他们的债务不断地被摊薄，他们的资产价格在名义上不断升值。他们如果敢吹牛，我愿意跟他们过招儿。
如果货币贬值的速度放慢，或者出现经济萎缩（比如象日本那样物价下降），我们大量的信用社甚至银行又会象多米诺一样倒下。
怎样才能打造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农村金融机构？鄙人不才，但是有几点思考。首先，信用社必须是竞争的产物，而不是政府创造的一个个以乡镇为单位的小垄断。它们应该允许跨乡镇经营。竞争才能练就他们存活的本领。
其次，它们应该有强有力的大股东。大股东应该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人。他们才会真正关心信用社的生存和繁荣。现有的银行，国有企业和准国有企业都不合适做大股东。
再次，它们在利率和监管上必须享受灵活的待遇。政府要让它们赚钱，赚很多钱，那样它们才能强大，农村金融业才会吸引新的进入者，利率又会回归到低位。
今天中国已经有了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控制的。它们多数还是以发放大笔贷款为主业，因为这样简单，省心，赚钱快。但是，也有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埋下头来，以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贷款为主，以小额贷款为主。如果政府让他们开办分支机构，增加股本，增加负债，它们会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在竞争中也会得到提升或者被兼并。一句话，这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让我看到了希望！
第二篇：农村信用社发展现状及改革出路
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三年来，坚持以农为本，为农服务的办社宗旨，经营管理逐步走向规范，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与难点，需要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一、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状
(一)历史包袱重，不良资产比例高，经营效益差。农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以后，遗留的资金 问题目前尚未解决，加之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信用社沉淀贷款比较高且大部分为信用贷款，现已成为不良贷款，且比例较高，直接影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如国家多次调低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降低了金融机构盈利水平。农村信用社资金大量存人人民银行，但存款准备金利率低于金融机构吸存利率，出现倒挂现象，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效益。
(二)负债成本高，闲置资金高。截止2000年一季度末，我县农村信用社的174457万元的 存款负债中，高成本的居民储蓄存款达145234万元，占83.3%，而低成本的对公存款仅有 29223万元，仅占16，7%，同时在145234万元的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达134721万元，占92.7%，可见我县农村信用社的负债结构极不合理，负债成本过高，过高的负债成本制约了其信贷资金的投放，高成本负债必须要有相应的高收益资产，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的渠道较大，在当前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还处于创始阶段，乡镇企业经营风险较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为防范新的金融风险，客观上不可避免出现惜贷现象，大量资金闲置，无法找到安全有效益的投放场所，除小部分购买国债外，大部分存人民银行，承受利息损失，这虽然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严重影响了经营效益的提高。
(三)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竞争力不强。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前，其职工来源大 部分是农村子弟和照顾各种关系调人的，其年龄、文化结构千差万别，虽然近年来通过种方式的培训学习，职工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其它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属于正规院校毕业及招考录用的人员比较明显偏低。文化素质的偏低，加之少部分人政治素质低，思想修养差，法制观念淡薄等，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比较高，经济效益较低。
二、深化改革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唯一出路
(一)抓风险监控，促风险防范。对于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历史包袱重，不良资产比例高，经营 效益风险大的问题，各级人民银行应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扶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以防范风险为核心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制度，把一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政策水平高的同志充实到农信监管队伍中，同时要健全监管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任职资格考试制，经营状况风险情况报告制度等制度，确实提高人民银行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促进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的化解，逐步提高经营效益。
(二)抓金融服务，促资金运用。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后，各级人民银行要努力帮助农村 信用社解决结算和资金调拨困难，合理核定库存现金限额，减少非息占用资金，增加可用资金，盘活闲置资产，同时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信贷投向的指导，鼓励农村信用社加大支农力度，做到敢贷，慎贷而不惜贷，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水平。
(三)抓队伍建设，促素质提高。金融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高风险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高。多年来，农村信用社进人渠道的狭隘，人员素质的不高，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农村信用社要立足实际，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强对职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一些对口大中专毕业生中录用一批政治素质硬，业务素质好的人员录用到农村信用社工作，优化员工文化结构，为农村信用社的长足发展增添新生力量，全面地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村信用社抗御风险的能力和经营水平。
第三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出路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出路
农信社改革的出路
稳步推进产权改革，完善法人治理。
在前一阶段试点组建农村银行类机构和统一法人重组改造基础上，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对组建农村银行类的机构，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审慎稳妥开展组建工作。对以县（市）为单位
统一法人的机构，要集中力量，认真抓好试点，由此形成一套改制改造的规范性操作文本，对符合条件的地方，可以成批量地组织推广，缩短改制过渡期，让新的法人机构尽快投入运行。
督促农村信用社切实转换经营机制。
围绕激励有效、约束严格、权责明晰、奖惩分明的经营机制目标，重点抓好劳动用工、财务分配制度改革，强化信贷问责制，切实在这几个领域的改革上做好文章，防止和杜绝出现“改革就是换牌子”的错误做法，确保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真正转换。
逐步完善管理体制。
在目前监督管理体制下，省级联社如何履行好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责，“管什么、如何管”，现在还没有成型的模式和做法可供遵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至于省级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可以预见，将来改革发展的可能路径，一是目前的纯管理型继续完善；二是具备条件的可能向经营管理型逐步发展，在现有省级机构基础上整合再造，向类似天津模式发展；三是统一法人商业化经营类型。
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
适应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在继续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工作的同时，顺时、顺势调整服务重点，拓宽服务领域，改善服务方式，增加服务品种，增强服务功能。要区分不同类型机构，加强对支农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对改制为银行类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明确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三农”，并加强对支农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管。
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风险指标虽有改善，但风险程度仍不容忽视。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管，以监管促发展，在发展中防范风险。要坚持分类监管的原则，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突出监管重点，强化合规性监管，逐步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本轮改革并没有解决农村信用社的所有问题。由于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特殊性，对其支持将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因此，仍然需要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农村信用社优惠，继续延长改革试点的有关政策，并争取使之长期化、制度化。
优化农村信用社发展环境。
清理目前仍然存在的制约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给农村信用社创造出与其他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进一步加大打击“逃废债”行为的力度，提高执法的权威性，为农村信用社清收不良贷款、降低风险隐患创造条件。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步伐，优化农村金融生态，为培育和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为确保农村信用社及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能够健康发展，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配合，以使其有法可依。目前仅有部门制定的《农村信用社管理规定》是不够的，有关部门已经建议国务院尽快制定颁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农村信用社管理条例》，将合作金融立法纳入规划，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性质、地位和政策环境。
第四篇：浅析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问题与出路
浅析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问题与出路
摘要：近几年来，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业务成功运行不仅使其成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实选择，而且成为广大农户脱 贫致富的法宝。但是，仍存在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单一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 品与多元化、多层次贷款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与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运作之间的矛盾这三大主要 矛盾，阻碍着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壮大。本文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在于探索科学的运行机制，构 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和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矛盾；出路
为了优化农户贷款环境，1999、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制定并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提出农村信用社要适时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贷。这标志着中央银行决定在正规金融制度框架内开展过去主要由非政府机构或组织实施的贷款方式，并希望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改善缺乏抵押和担保能力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在2002年得到了较大发展。据中央银行的统计，到2002年底，全国就有30710个农村信用社开办了此贷款项目，占农村信用社总数的92.6%；两种小额贷款余额共近1000亿元，获贷农户5986万户；评定信用村46885个，信用乡镇1736个。农村信用社正以主力军的身份出现在小额信贷的舞台上。但农信社小额信贷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存在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加深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双赢的信贷方式——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
1.农户小额信贷——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从市场营销的一般原理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是农信社积极开展贷款营销活动的有效途径。市场营销学理论认为，要实现某一机构目标，关键在于确定目标市场的需求情况，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地更快捷地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农村信用社而言，贷款业务是其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农村应该是其最主要的市场，因此能否抓住并赢得一般农户，关系着各家农村信用社今后业务发展与竞争成败。农村市场主体——农民大多数以家庭为作业单位，进行小规模经营，资金需求额度较小，又无有效抵押物作担保品。因而，改变了过去金融机构追求抵押、担保，寻找大户的贷款方式，采取了分散、小额贷款形式，按照农户信用等级或采取联保方式发放的小额贷款是农村信用社为农村市场提供的最适合的产品。农信社若要不顾自身经营能力、经济实力和公共关系盲目去抢占城市市场，无异于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从农户小额信贷的实施效果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促进了农村信用社资产的优化和自身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支农实力，形成良性循环。如今的农村信用社已经是商业化了的独立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因此，如果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不能为其带来任何好处的话，其必然会退出小额信贷市场。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热情不断高涨。这无疑源于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实践。
通过部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证明了这一点，其结论为：从风险的角度看，小额农贷的风险低于企业贷款，而对利息收入的贡献却大于企业贷款；从农户小额信贷与企业贷款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如果考虑坏账损失这一风险成本因素在内，农户小额信贷总体收益率反而比企业贷款总体收益率高10.643个百分点。因此，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中坚力量的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满足农户贷款需求的一种积极表现，同时也是培育自身新的金融业务点和盈利点的需要。
2.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农户脱贫致富的法宝
首先，农信社小额信贷极大地改善了农户贷款环境，而且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村委会成员对本村村民的具体情况比较了解，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采取与村委会成员合作组成信用评定小组(有些地区信用社还建立了村信贷协管员制度)对农户进行全面的信用等级评定的方式，并采用“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贷款方式，使农户在规定的信用额度范围内随时可以获得贷款。这种贷款方式对于农户来说，简化了贷款手续，免除了传统商业贷款活动中借款可能发生的公证费、资产评估费、招待费等，也不需要承担国际经典小额贷款模式所涉及的强制储蓄成本、缴纳小组基金的成本、频繁参加小组会议和频繁还款的交通成本及机会成本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克服了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博弈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户获取贷款的可能性。
其次，实践证明，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在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抑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支持“三农”中坚金融力量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发展有了新的要求，中国农业必须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而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无疑为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宜春市农信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成效显著。2006年，全市小额信贷累计投向渔业4 000多万元，蔬菜1 400多万元，蘑菇700多万元，蛋鸡680万元，鸡场420万元，木业220万元。仅大埠水产养殖区投放贷款达850万元，接近40%农户得到了贷款支持，新增精养渔池400hm2，新增黄颡鱼套养面积333.3hm2，促进了养殖业超常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支柱产业的建设。通过调查，在当地通过贷款发展渔业的农户，户平收入增加2000元，人平纯收入达到了3400元，比上年增加400元。
二、三大主要矛盾——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拦路虎”
1.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资金供给方面看，截至2002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 147亿元，占总贷款额的37%，已有19 542家信用社资不抵债，占机构总数的55%。巨额亏损严重削弱了信用社的资金投放能力。央行为弥补信用社贷款资金的不足，采取了输血型的再贷款，但资金规模远不能满足，而且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社来说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处于试行阶段，要其把大部分信贷资金转向小额信贷对于一向具有“城市化偏好”的农村信用社来说确实还需要时间和勇气。
从资金需求方面看，信用社小额信贷的成功运行，是解除我国需求型金融抑制的最佳途径。一方面说明农村信用社的借贷资金不再遥不可及，另一方面，许多由于获得了小额信贷资金支持而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的农户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活广告，在这种示范效应下，需要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的农户肯定会越来越多。随着该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
金需求额也会越来越大。
2.单一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与多元化、多层次贷款需求之间的矛盾
(1)期限。目前的农户小额信贷并未能建立起一种农村信用社向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满足农户多方面需求的有效机制。由于农信社自身资金实力有限，现阶段农户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央行的支农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一般较短，为6个月、9个月，最长为一年，并规定不得展期。
(2)利率。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借贷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果利率过低，小额信用贷款又会再次成为寻租的对象，中低收入农户又会面临再一次被边缘化的可能。如果利率过高，则会加重农户借贷成本，打消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的念头。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成本和农户的还贷能力实行浮动利率。
(3)金额。由于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农户的生产也不再局限于粮食生产，还要进行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花卉种植等，因此农户的贷款需求与以往相比大大增加。但是农村信用社在设定农户小额贷款金额时，非但没能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变化，而且从农村信用社或者信贷人员自身利益出发，为降低信贷风险，存在人为压低贷款额的现象。
3.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与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运作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无疑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喜事，它既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信贷服务，为其脱贫致富创造条件，又为农村信用社带来了新的可能的利润增长点。但是，从农村信用社的角度来说，太多的利益外溢，因为其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是无法体现在其收益表上的，也就是外部化了，而且在现有体制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甚至还有可能承担部分社会成本。因为在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特别是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尚未广泛建立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承担本应通过保险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仍出现严重的“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据报道，80%左右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际上是投向了高收人农户，在对中低收人农户发放贷款时，农村信用社仍然较为谨慎，中低收人农户可获得性仍然没有较大的改观。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地区小额信贷资金机会成本会很高，农村信用社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渠道。我曾对宜春市某农村信用联社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就该信用联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的总量来看，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900万增加到2006年的3400万，增长率为1.47%。但从其所占该农村联社当年贷款总额来看，该信用联社2003年的贷款总额为18.294亿元，2006年为19.218亿元，增长率为6.24%，明显高于农户小额贷款的增长速度，而且农户小额贷款所占总贷款的份额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分别只占1.59%和1.74%。
三、三大有效措施——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发展的出路
1.探索科学的运行机制——科学设计农户小额信贷的利率、期限和金额。一要本着为农户着想、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依据风险大小、信用高低和农户的偿还能力，适当控制贷款利率的浮动，实行差别贷款利率；二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使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业资金周转速度相衔接，坚决克服人为缩短贷款期限和违背农户意愿安排贷款的做法；三要确定符合农户资金实际需求的贷款额。农户小额信贷以“小”为特征，主要解决单个农户的资金需求，防止“垒大户”造成的信贷风险。但小额信贷也不是越小越好，发放的贷款额应至少能维持农户整个生产周期的资金投入量。
2.构建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农业的双风险性使我们在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过程中，为保证小额信用贷款的良性循环，应规定农户投资的农业项目向保险公司投保。这是一种将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转嫁给社会的有效途径，并且符合分摊风险的互助原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我国自1992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以来，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但由于商业保险机构的商业利润动机和实际政策功能之间的矛盾，使其发展困难重重。实践证明，这种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形势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新型农业保险制度。可以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明确界定农业保险公司的性质，专门办理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确定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其主要经营目标不是盈利，其经营目的、方式和规则等与商业保险不同。
3.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给予优惠政策，引入竞争机制，给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具有社会性，能增加社会福利。西方国家社会实践表明，给穷人贷一美元比给富人贷同等数额的款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如果农信社的农户小额信贷将服务群体扩大到贫困者或低收入人群，则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而且带有公共品性质。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原理，由于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公共品的供给永远是低于最佳供应水平，即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因此农村信用社在没有任何外部条件激励的情况下，向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显然是没有动力的。作为反贫困主体的国家，不能将带有反贫困性质的业务完全推给已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应通过减少税费或资金的优惠来帮助农村信用社发展小额信贷。如在再贷款利率方面给以适当的优惠以降低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成本或调整支农再贷款期限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小额信贷营业税与所得税，鼓励农村信用社多发放小额贷款。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支持，允许像邮政储蓄等机构进入农村小额信贷市场。这样不仅可以减低因农户业务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金压力，而且通过竞争，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增加农业投入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2]殷红霞.农村小额信贷的政策效应及风险防范[J].理论导刊，2004，(9).[3]何广文.以金融创新促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健康发展[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2，(2).[4]闫永夫.中国农村金融业——现象剖析与走向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第五篇：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之困境与
出路(1)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困境/出路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存在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腐败以及监管者越位等诸多问题。在对既有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产权观念、建构信义义务体系与社会合作关系等三个建设性方案。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称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暴露出诸多缺陷，如所有者的缺位问题、经营者的腐败问题以及监管者的越位问题，且“病情”有愈加恶化之势。为此，学界围绕如何“查找病因、对症下药”展开了激烈讨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论者的路径依赖，他们大多基于制度本身的逻辑论证，而并没有对问题原因进行深度探究，因此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笔者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的安排，这种结构实际上包括表象化的制度本身与深层次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就表象来讲，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消极一面，如因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但这是我们选择制度时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就深层次来看，制度设计则往往涉及到诸如产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及农信社作为一个法律主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由此可知，如果仅依法律文本进行制度本身的逻辑推理，将远远无助于问题之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慎重审视法律背后的“故事”，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深度反思。鉴于以上思考，我们有必要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追问：这种制度表面瑕疵有哪些，我们是否应该无功而返？基于视角转换，我们能否从这些复杂表象中洞察到问题之实质，进而取得制度背后之“真经”，这些“真经”是否具有“药到病除”之神效？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之评介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
笔者翻阅手头资料，注意到，学者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之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具体。有的以所有者缺位为进路着重其理论研究；有的以经营者激励问题为切入点强调其效率价值；也有的以监督体系失范为视角加以制度救济分析，等等。（注释1：比如，有的从产权理论角度来研究（陈耀芳著：《农村合作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XX年版）；有的以委托代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分析（范静，孙立城：《我国农村信用社委托代理关系的缺陷及治理对策》，《经济纵横》XX年，第2期）；有的从金融监管角度，强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马忠富（《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XX年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者的学术背景大多出于经济学领域。而我国法学界对此则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但囿于选材，笔者仅就具有代表性的几类方案提出来加以讨论。
1.关于所有者问题。（1）所有者缺位说。该说认为，所有者缺位或者产权虚置导因有两个：一是社员入股的被迫性；一是农信社被集体化。随着历史发展，进一步演化为产权主体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农信社“内部人控制”现象：即使管理人员属于农信社社员，但其通过拥有股权所获得的收入与内部人控制所获得的收入相差甚远。在外部监督机制软弱的情况下，他们必然采取倾向于实现其自身利益偏好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产权主体的缺位严重影响了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治理效率[1]（）。（2）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该说从检讨合作原则出发，认为，当下农信社股权结构设置极不合理：自由原则使得农信社在出现风险时社员容易退股，无法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实行一人一票制，社员入股金额较小，入股的积极性降低。因此，这种小股东不会去关心农信社的经营情况，更不会去积极监督农信社的经营者，从而形成了小股东“搭便车”、经营者独揽大权的内部人控制现象[2]（）。（3）股金功能异化说。该说从农信社股金本质出发，观察到股金存款化、贷款化现象，认为这是一种股金功能异化弊端，应该加以认真检讨：首先，存款化股金是一种既保息又分红的股金，因此，其本质为存款。但由于路径依赖，目前农信社股金存款化依然未见改观。其次，贷款化股金是指以贷款所获得资金入股。因为入股资金不是入股股东自己的资金，因此股东对股金运用效率关注不足，对经营者监督和激励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大量股金是由贷款资金构成的，导致农信社贷款规模大幅度增加，贷款风险加大，给其他真实股东及农信社本身带来严重伤害[3]（）。（4）股金性质异化说。该说从股金性质出发，检讨其异化所导致的危害。当下“增资扩股”措施使得农信社股金快速增长，但其风险也随之剧增：一是农信社的股金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资本金”性质。农信社为增强农户入股的积极性，强调股金入退自由，乃至“保息分红”。其后果，一方面，异化了股金的资本金的性质，混淆了资本金与负债的本质区别，并且淡化了股金持有者的风险意识，助长了农民社员投票权的“廉价”特征。另一方面，对出资者“退股”的软约束使股金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农民不愿入股管理，更无法行使控制权，其退股成为常态，因此，农信社股金结构会向职工股倾斜。这样不仅造成了农民股金的弱势地位，而且使利益分配向经营者倾斜。一旦农信社出现支付危机，职工股金将利用内部人控制优势，率先退股，加剧支付风险[4]（）。（5）股金类型冲突说。该说认为，农信社同时设立资格股与投资股存在目标冲突。因为，这两类股金分别体现了合作制和股份制，不仅入股目的不同，而且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风险的特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风险、权利与利益的股东很难休戚与共。双方在社员选举、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方面必然存在冲突，进而削弱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5]（）。
2.关于经营者问题。（1）激励机制缺失说。该说认为，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但具有良好的制衡机制，还要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保持一致。但由于当下农信社缺乏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与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这使得管理层难以发挥潜能。从经济人角度看，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的管理人员必然会采取自利行为[6]（）。（3）职员素质偏低说。该说通过对职员素质的考察，认为由于历史及其他因素，农信社现有的低素质人员很难分流清理，因而高素质人才不能及时补充。这导致了职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老化，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进而严重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7]（）。
3.关于监督者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农信社监督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监督者去功能化。该论分析认为，由于监事会不是常设机构，不能对理事会成员和社主任行使弹劾权，又没有建立完善的监事工作程序和保障制度，因而也就成为理事长（社主任）实施专权的工具。目前监事会中除监事长为专职监事外，其他监事皆为兼职或外部兼职监事。如县级联社监事会，一般只设监事长，通常由主管内审、稽核部门主任担任。日常工作由监事长负责，对下级机构的监督管理主要通过稽核部门发挥作用。监事会演变为农信社内部的审计部门，基本不能履行章程赋予的各项监督职责[8]（）。监事会作为监督者，其功能基本丧失。
4.关于监管者问题。（1）超经济权力说。该说认为，在现行“大政府”的格局下，农信社很难有所作为：微观上，如地方政府对农信社选择具体放贷对象施加压力；宏观上，如涉及农信社分立、合并、兼并事宜也必定进行干涉。然而政府与农信社的目标未必一致，甚至造成了对法人治理结构，乃至对出资者所有权的侵犯[9]（）。（2）政府行为介入说。该说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政府行为介入农信社的危害性。随着国有银行日益商业化和信贷管理日趋严格化，农信社经营状况愈加恶化。然而因为历史包袱等问题，农信社风险承受能力极其有限，因此，省政府就成为农信社的“当家人”。其结果：农信社主任的提名权、经营方向的主导权等重要权限已不同程度地被集中到省联社。随着更多权限的向上集中，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无异有违改革初衷[5]（）。（3）外部治理错位说。该说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探求我国农信社治理制度的问题成因，认为，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农信社的外部监管存在着质的差别。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外外部监督来自于监管当局、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特别是股东和债权人通过转移股权和债权来实现对经理人的激励；而我国外部监督则来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财税部门和党纪部门。这种超经济监管权力使得我国农信社不得不疲于应付之，而真正的普通经济监督主体——股东和债权人（存款人）却消极缺位，比如，农信社人事安排的核心权力在于提名权，目前操纵在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手中，社员代表别无选择。再如，社员不能自主罢免经理人。由于存款人预期，政府不会置农信社的经营问题于不顾，关键时必然提供流动性支持，也即，由于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存款人外部监督失效[10]（）。
（二）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的问题评析
首先，关于“所有者问题”。学界分别从政治与历史角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所有者问题之根本在于产权制度缺陷。但遗憾的是，该说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种产权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很难说它能够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产权制度作深度剖析：（1）产权制度受各种物权观念之综合影响。我们认为，产权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上的能够形成一个人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易的合理预期的社会工具，与古老的物权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注释2：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化，新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创设，出现了“物权”与“产权”相互影响与相互补充的趋势（徐汉明著：《现代物权与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版，第1页）。为此，学界就二者具体关系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从属论，该论主张产权包括所有权；一是同一论，该论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其中同一论占通说地位。）从物权方面看，19世纪前，个人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具有标志性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制定法的形式阐明了所有权的绝对性；而到20世纪，因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导致了社会生活的两极分化，所有权因此而受到限制，社会所有权支配了理论与立法[11]（）。物权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内在逻辑的演绎。而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制国家，不可避免地也遭受到了这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与团体主义思潮的双重冲击，进而从观念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物权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在接受日耳曼法物权之社会性、集合性的时候，却又忽视了其物权利用本位观；另一方面，我们在接受罗马法物权归属观时，又一直张扬自由主义理念。这种混乱的物权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团体组织的产权构造。这种产权构造直接体现为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并以追求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因此，该产权实际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绝非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注释3：笔者认为，只有当企业产权通过产权主体间的制约来保证各方权利实现时，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才会演化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有学者在谈到公司治理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经济学上公司治理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益；而法学上，强调的是公司的底线”（金锦瓶著：《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XX年版）。）而我国农信社正是在这种产权构造下才出现了诸如“所有者缺位”、“所有者消极”等问题。（2）我国农信社中，企业组织之核心法则——资产分割（AssetPartitioning）（注释4：所谓“资产分割”，是指资产持有者独立分割出来后新成立的法律主体，得以自己名义持有资产，且该法律主体的债权人就法律主体的资产，相对于法律主体的股东债权人具有优先的地位（王文宇著：《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7页）。由此看，资产分割实际上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法律主体的资产与原资产持有者的资产相分离的设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主体的地位独立存在，而且该法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资产；二是赋予法律主体的债权人以优先地位，就法律主体的财产，法律主体的股东必须待法律主体的债权人满足债权后方能进行分配。）制度失灵，从而导致产权模糊。笔者认为，现行农信社法务并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该问题在资产分割法则较为完善的公司产权制度中却得到了极大缓解。因此，在没有资产分割法则对产权制度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很难奢望当下农信社产权关系能够清晰化。（3）至于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实际也涉及到农信社的产权制度问题。农信社基于社会弱者结合，通过互助而达到自助。因此，在社员经济条件未改善的条件下，反驳股权平均、股金较小，是不能成立的。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二战后，美国、日本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股票就能够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或进行控制[12]（）。其股权结构与我国农信社非常类似，但这绝非股权结构设置的致命缺陷。因为，虽然社员股权微型分散化会使对农信社进行控制所需要股金额降低，从而使大股东地位相对上升，但大股东由于股权平均，而不能一股独大，从而就导致大股东控股难度加大了，稳定性差了。所以，这种股权结构设置的有效运作仍要依赖于产权观念的根本改变。（4）股金功能、性质与类型异化说均不成立。我们认为，股金存款化、贷款化完全符合农信社之宗旨，符合社员互助自助目的。从制度设计上说，如果农信社经营得不好，社员有权退股，股金与负债无异；农信社经营效益好，社员自然不会离开，并通过贷款获得帮助。而股金类型不同，并不意味着其彼此冲突。从法律属性上说，农信社是一种公益的私益法人[13]（）。农信社为了实现其公益性目标，作为一般社员入股的资格股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农信社又具有私益性，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通过投资股拓展自己的融资渠道，以求生存与发展。而农信社的存续，无疑为社员提供了一个持续服务的手段。从法律价值上说，股金类型冲突说显然仅看到了形式正义，但这种形式正义的背后却会给投资股东带来实质的不正义。而从制度功能上观察，这种投资股与资格股的差别设立，极有可能转变中国既有的静态产权观念。
其次，关于经营者问题。（1）论者就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的激励机制缺陷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具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失深入与全面。一是，激励机制被异化。激励机制之适用必须要求经营者无利益外部性（即，经营者除为所有者经营外，不存在任何腐败诱惑、政治升迁等）。而在当下，我们有必要设问：如果一个农信社主任在无效约束下能够取得一千万元的职位利益（腐败、政治升迁等），他还会在乎微不足道的一元钱的薪酬价值吗？二是，过分强调经济人假设。我们认为，一个法人治理，首在兴利，次在除弊[45]（）。因此，要发挥经营者权能，采取激励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然而，我们根据经济理论进行制度设计时不能过分地强调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过分强调经济人自私、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存在利他与信任一面。我国经济学界乃至于法学界普遍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就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因此，该理论和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就必然着重于二者之间的制约，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然而，笔者认为，与激励机制比，信任关系更为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激励机制只具有促进经营者提高效率之可能，而信任关系则必然会使企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法律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对破坏这种信任关系的行为，科以“严刑峻法”。由此看，对于经营者问题，在当下，我们与其说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倒不如说是信任关系的失范。（2）论者将农信社法人治理问题归因于经营者素质偏低，从现象层面来说，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在经营者素质偏低的背后，其真正原因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双失灵。试问，从经济人角度看，在一个没有激励竞争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保证每个职员会主动选择无偿奉献吗？在一个没有资格约束的条件下，谁还愿意主动的提高自己呢？因此，这种机制的双失灵必然导致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的弱化乃至丧失。
再次，关于监督者问题。笔者认为，论者对监督者去功能化仅限于对监事会构造现象之描述，并没有具体分析这种现象背后存在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我们通过考察两大法系对监事会的制度设计即可反观到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法人拟制角度看，农信社不具有自然人那样的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因此，其目的事业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关加以实现，由此，法人便将其事务委托给他人代为经营。这就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问题。但围绕这种分离就出现了经营者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这需要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三会制度”来解决。然而，这种制度如何架构，两大法系形成了不同制约模型。在普通法系，重在“制衡机制”的运作，它并不刻意去设计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如美国，信用社的组织结构由会员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组成。其监事会虽然为联邦信用社法定的必设机关（而美国公司组织机构并没有监事会机关），但其地位并不重要：其监事为志愿服务者，信用社不需要为监事会成员支付报酬，监事会成员按照法律由董事会任免（《美国联邦信用社法案》第111条）[56]（），这种监督职能之发挥有赖于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对向的单层“制衡模式”；而在大陆法系，则重在“监督机制”之建构，从而弱化了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如在德国信用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中，监事会地位非常重要，其代表合作社，负责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德国合作社法》第39、40条等），从而形成一种双层“监督模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借鉴了两大法系，既有普通法系的“制衡机制”，也有大陆法系的双层“监督机制”，可谓是一种“折中模式”。由此看，美国信用社的监事会虽也徒有形式，但其法人治理却能够正常运行，其原因在于其有一套“制衡机制”，形成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德国监事会在法律地位上高于理事会，形式一套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也达到了极佳的制度效果。而我国农信社监事会与理事会在结构上是一种双向制衡关系，但在功能上却又表现为一种监事会对理事会的单向监督关系。很显然，这种结构功能的冲突将监事会置于“非驴非马”之境地。
最后，关于监管者问题。由于农信社法人是一种金融机构，政府有责任实施金融风险监管；又由于农信社作为一种合作组织，具有社会属性，政府也有义务保证公共利益之实现。因此，对于农信社法人而言，监督权之实现呈现出与公司法人不同的特色，这主要体现于农信社法人制度更强调其外部监管。为此，两大法系无一例外地构筑了各自比较完善的信用社外部监管框架，如德国与荷兰单元金字塔式监管模式、法国半官半民式监管模式、美国多元复合式监管模式、日本组合监管模式等。这些监管模式以外部约束方式保障了信用社治理结构之有效运行[16]（）。（注释5：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我国农信社采取由银监会监管，中央调控，地方政府管理，省联社负责的多头监管模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严重的监管者越位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农信社作为市民社会主体，其独立主体地位有待强化。所谓市民社会，是一种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社会，我国没有出现正式的市民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社会，我们社会渗透着国家意志与力量，依靠国家（通过政府）的控制与管理。但经验证实，这种控制缺乏效率。而另外一端，市场竞争却异常激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深。此时，为补正这种双失灵之尴尬，政府必须退出市场参与，于是，“第三部门”就在市场政府双失灵后得以崛起。我国农信社作为一种第三部门，正在调整与政府的关系，但遗憾的是，路径依赖给制度创新造成了障碍。由此看，现行监管者越位问题之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失灵的政府仍在主导着一个正在崛起的第三部门。（2）我国农信社尚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注释6：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应有一种反对政府不当干涉的制衡机制。而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各方独立、平等与合作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应当正视农信社法律地位的“客体化”、“被集体化”现象依然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参与治理的现实。由此看，农信社并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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