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健全信用制度是提高我国货币信贷制度的保障
健全信用制度是提高我国货币信贷制度的保障
摘要:在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依赖于一套健全的信用制度,因为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控、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以健全的信用制度为基础。在转轨时期,我国信用制度的缺失严重地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有尽快健全信用制度,才能充分发挥
信用制度的宏观功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信用制度;货币政策;信用货币制度
一、信用制度的微观功能
信用制度是为规范和约束信用主体行为和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及合约性安排。信用制度既包括由政府建立起来的正式的外在信用制度,如信用法律法规体系、信用评级制度、信用征信制度、信用担保制度等,也包括以社会公众的信用道德、信用观念和意识为核心的非正式的内在信用制度。信用制度的微观功能主要在于:
1、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权益。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使借贷双方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可以有效降低由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由于借款人对自己借款的用途乃至收益比贷款人具有更充分的了解,资信差的借款人在争取贷款时比资信优良的借款人更为积极,贷款人最后往往选择前者。道德风险是指,从借款合同订立到债务还清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会诱使借款人脱离监控,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增大资金运用的风险。健全的信用制度能够抑制借贷活动中债务人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对违信行为施加处罚,有利于信用资金按时、足额地回流,从而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权益。
2、守信者能够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拥有较高的信贷可得性。健全的信用制度对借款主体具有较强的甄别和筛选功能,使信用度较高的借款者以低成本优先获得融资机会,增强其信贷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和交易费用。
二、信用制度的宏观功能
信用制度不仅具有微观功能,而且具有宏观功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制度保障,这一宏观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其微观功能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更加依赖于一套健全的信用制度。这是因为,财政政策对资源的配置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其实施主要是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为后盾和保障,而在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传导均以健全的信用制度为前提。
1、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控离不开健全的信用制度。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包括货币供给量与利率。就利率而言,它本身就是与信用相伴而生的,体现了信用有偿性的特征。从货币与信用的关系来看,在历史上曾经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相互独立发展的范畴,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的存在并不以信用的存在为前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金属铸币逐渐退出流通,1930年代则完全停止了信用货币与货币金属的兑换。货币的流通和信用活动几乎已经变成了同一过程:“任何货币的运动都是在信用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任何独立于信用活动之外的货币制度已荡然无存;任何信用活动也同时都是货币的运动--信用扩张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信用的紧缩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减少,信用资金的调剂则时时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给在地区、部门之间的分配”。
2、货币与信用的密切融合同时也表明货币政策、货币供给与信用制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是伴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一种管理货币制度,不具备金属货币制度下对货币供给的自发调节功能,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对信用总量和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控;另一方面,也使得信用制度成为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基础和平台。因为流通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无论是现金的发行和回笼,还是存款货币的创造与收缩,都是通过信用程序和途径实现的。
3、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以健全的信用制度为前提。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两条重要途径。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利率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及其对银行的依赖度较高,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支配地位。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信用渠道,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其政策效果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能否及时贷放给企业和居民。若存在健全的信用评级制度、信用担保制度,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对贷款人资信的甄别能力,降低贷款风险,从而增强商业银行放款的意愿,并且不会附加非常高的信贷条件,缓解了信贷紧缩倾向,货币供给和总需求得以扩张。反之,在通货膨胀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信贷资金能否按时回流。由于健全的信用制度使借款人失信必须承担高额成本(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违约率,有利于银根紧缩和货币供给量的减少。
4、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也依赖于健全的信用制度。无
论是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如消费者信用控制、房地产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还是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控制,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和控制信用规模的手段和措施,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必然离不开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三、转轨时期我国信用制度的缺失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1、银行信用链条中断
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资金供给制关系的影响,很多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常常用银行贷款来缴税、缴息、认股或超正常分配给职工、填补资金窟窿,大量的“信用贷款”没信用,既使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得不到保障,又使信贷资金的如期偿还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企业常常借破产、资产重组或“债转股”等名义恶意拖欠、借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欠账有理”、“拖欠出效益”取代了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一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末,在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家改制企业中,经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债企业就有32140家,占51.29%,逃避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贷款本息的31.96%。信用软约束导致银企之间信用关系扭曲,商业银行巨额的“软资产”及银行信用链条中断。
在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信用链条的中断意味着应收贷款不能及时回流到银行体系,商业银行为了配合中央银行完成紧缩计划有时不得不强行压缩对那些效益好、守信用的企业发放的贷款,因而出现了信用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失信者驱逐守信者,这是商业银行在已知借款人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逆向选择,必然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降低,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就是在总需求降低的同时也大幅度减少了有效供给,容易导致经济急剧衰退。当经济偏冷、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信用制度的缺失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若商业银行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会良莠不分,以很低的信贷门槛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有企业的借款需求,导致银行“超贷”,造成流通中货币供给的过度扩张,直接威胁到币值稳定的目标,改革以来数次通货膨胀的发生都与此有关;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加强后,由于信用评级制度的缺失,加剧了银行的“惜贷”行为,使得本来就处于不景气状态的企业普遍面临着更严格的借贷标准、更繁琐的借贷手续和更少的信贷金额,这种“一刀切”的信贷紧缩使经济中正常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受到抑制,也使非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进一步降低,从而加大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即证明了这一点。
2、商业信用链条脆弱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商业信用是工商企业之间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时以延期支付和预付货款的形式所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在东西方都是很古老的信用形式,其他信用形式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信用本是建立在交易双方自愿平等基础上的,而在我国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强制商业信用”,即对本应支付的货款拖欠不付这类现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存在示范效应,“三角债”曾一度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并且,由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企业很容易通过不同的方式将风险转移到银行体系,如下游企业拖欠上游企业,上游企业只能拖欠银行;银行办理票据贴现和承兑后若债务企业出现延期支付、无理拒付,银行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损失。脆弱的商业信用链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企业之间互相拖欠会部分地抵消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虽然银行信贷减少了,但大量的三角债使得企业之间的“强制信用”规模膨胀,总需求仍然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此外,如果拖欠货款由银行来组织清理,通常情况下银行都需要发放“启动资金”贷款。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规模清理三角债共注入专项资金900多亿元,这至少在短期内额外地增加了货币供给。
第二,制约了中央银行对再贴现工具的运用。再贴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一项重要的间接调控工具,央行可以通过调节再贴现率、规定再贴现票据的资格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与信贷结构,因而兼有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功能。在西方很多国家,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具有很强的“告示效应”。而在我国,商业信用行为扭曲严重地阻碍了商业银行办理商业票据业务的积极性,票据市场发展滞后。虽然从1999年至2002年,票据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票据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仍然很小。到2002年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7500亿元,仅相当于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总量的4%,票据贴现余额为5743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不足5%。滞后的票据市场进一步限制了中央银行对再贴现工具的运用,在这一时期再贴现最高余额为1256亿元,只占当时基础货币量的3%。
3.个人信用制度的滞后阻碍了货币政策对消费信贷的调节。个人信用制度是商业银行评估借款人、实施信贷监管以及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基本信用制度。1999年2月,人民银行运用窗口指导工具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截至2003年末,中国消费信贷余额已从1997年的172亿元增加至15732.6亿元,消费信贷在银行信贷资产中的比重相应从0.23上升到9.9。在消费信贷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却进展缓慢。2000年7月,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而至今也只有大连、广州等地区初步建立了个人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的滞后造成征信数据及个人信用的信息共享机制缺乏,使贷款申请者多头开户和恶意骗贷有空可钻,银行很难全面、及时地了解借款人的资信情况,难以对消费信贷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跟踪监督和控制,不利于消费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及其进一步推广,也使货币政策对消费领域的调节受到限制。
四、健全信用制度,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首先,完善信用法律制度,加大对违信者的惩处力度。对于严重的失信行为应该予以法律的制裁,从制度上约束违信行为,保障信用秩序。其次,健全信用评级制度。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20多家评级公司,但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权威性不够;各商业银行也都有各自的信用评级部门,但其评定标准各不相同,彼此间互不确认,一家企业往往在各商业银行有不同的信用评级。因此,有必要建立有较高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统一和规范信用评级标准。第三,加快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为把中小企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范围提供制度保障。逐步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央及省级再担保体系,探索组建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最后,完善个人信用征信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和完备的个人信用征信制度,是进一步发展消费信贷、促进货币政策向消费领域延伸和覆盖的重要环节之一。
参考文献:
[1]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3]柯武钢、史漫飞(德):《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二篇:提高执行力,制度是保障
提升执行力,制度是保障,解放思想是提升执行力的前提,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行动决定执行力。
完善制度是提升执行力的保障
没有制度,不成方圆。制度也是生产力。制度的约束和推动力比起思想教育、领导示范、道德规范来具有更具体、更长久、操作性更强的优点。根据实际科学制定出:管理科学,责任明确,程序简洁,效率高效,考核标准公平,统一规章制度,以此来解决“责权力”划分不清,考核目标不公平、不统一、不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等影响执行力的问题,真正做到工作的规范化,管理的程序化,机制的科学化。
提高素质是提升执行力的关键
人才是提升执行力的决定性因素。管理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执行力的强弱,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能够把能吃苦、肯吃苦、业务管理素质强、工作水平高及“能干事,会干事,不出事”的人选拔上来,凭工作实绩和业务管理能力选拔人才,这样队伍中就会形成争着干、抢着干、比着干的工作氛围。
监督检查是提升执行力的动力
再好的制度没有监督,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再好的规章不去检查,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前,有的制度执行起来很难,制度成了摆设,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情
况:一是单位领导违反制度了执行起来难;二是单位领导的亲信违反制度了执行起来难;三是负责监督执行制度的人违反了制度执行起来难;其实都不难,只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起来就不难,只要对事不对人,一个事件让制度说话,执行起来就不难,一个事件没有处理好就会导致制度规章成了废纸一张,所有制度规章也就可有可无。缺少了制度的约束提升执行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沟通是事业成功的一半,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加强沟通。第一,要平等沟通。第二,要诚实沟通。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形成合力,提升团队整体的执行力。
第三篇:再接再厉 进一步健全我国反洗钱制度
再接再厉 进一步健全我国反洗钱制度.txt-你脚踏俩只船,你划得真漂亮。-每个说不想恋爱的人 心里都装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我心疼每一个不快乐却依然在笑的孩子。(有没有那么一个人,看透我在隐身,知道我在等人。再接再厉 进一步健全我国反洗钱制度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工作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2007年11月12日
自去年12月召开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落实《反洗钱法》,我国反洗钱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和显著进展,突出表现在颁布和正式实施了一系列反洗钱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顺利成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正式成员,发现并移交大量可疑交易线索,打击洗钱犯罪的行动取得成效。
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以来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实施《反洗钱法》,完善金融领域反洗钱法规。
2007年是我国正式实施《反洗钱法》的第一年。为了使《反洗钱法》更具操作性,继2006年11月修订发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两个法规后,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并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这些配套规章细化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反洗钱监管职责,是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基本操作规章。《反洗钱法》和四个规章构成了我国金融业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更好贯彻依法行政的精神,人民银行先后起草并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实施细则(试行)》、《反洗钱现场检查管理办法(试行)》和《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这三个规范性文件详细规定了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行政调查的程序和操作规程,规范了人民银行反洗钱人员的执法行为,是人民银行履行反洗钱监管职责的基本操作规章。
(二)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实现成为FATF正式成员目标。
FATF于2006年11月对我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制进行现场评估,今年完成评估报告并在6月FATF全会上讨论通过。评估报告肯定了我国政府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视,并对我国反洗钱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快速进展表示赞赏。2007年6月28日,FATF在巴黎召开的第十八届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纳中国为该组织正式成员。
成为FATF正式成员,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中的一件重大事件,是我国多部门几年来配合协调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我国深入参与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作,有效打击洗钱、腐败等犯罪活动,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我国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树立中国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良好的政治形象,参与制定和表决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标准和规则,以更有利和更有建设性方式维护国家利益。第二,有利于推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国际合作,提高我国反洗钱工作在打击违法犯罪资金跨境转移、有效追讨外逃资金的效果。第三,标志着中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制已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有利于我金融机构拓展国外市场,使中国金融机构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与其他FATF成员金融机构较为平等的待遇。第四,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体制,促进金融机构加强风险内控,稳健经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第五,有利于预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积极参与欧亚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小组(EAG)工作,与EAG成员国的合作与情报交流不断深入。积极谋求恢复我在亚太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小组(APG)的合法地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开展反洗钱培训项目等其他国际合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展。
(三)加强信息共享,完善反洗钱国内协调机制。
根据《反洗钱法》对有关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职责分工的相关规定,以及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工作会议的决定,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对《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进行了修改,并报国务院批准,目前已印送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调整和充实了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修改和明确了反洗钱工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
人民银行与公安部身份证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了联网,建立了公安部派员到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实习制度,可疑交易情报会商制度不断完善。
(四)反洗钱监测不断完善,资金监测由银行业扩大到证券、期货、保险业。
我国反洗钱监管和资金监测系统不断完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机制在发现和打击犯罪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现。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继续扩大反洗钱资金监测范围,2007年10月1日,证券、期货、保险业正式联网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在建成了覆盖全国银行业的资金监测网络基础上,11月1日起实现了银行总部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数据(“总对总”报送)的新路径,反洗钱资金监测范围进一步扩大。
(五)完善反洗钱组织,降低金融机构风险。
为更好地履行反洗钱职责,人民银行在分行、省会中心支行和计划单列城市中心支行设立了36个反洗钱处,形成了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主管部门的工作覆盖系统,工作力度明显加大。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组织架构也在不断完善,不少金融机构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反洗钱工作的部门,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合规官和反洗钱报告员制度,并开展了普遍的反洗钱培训,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
(六)反洗钱调查和案件协查工作取得成效。
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接收了大量可疑交易报告,经过分析筛选,对其中1142个重点可疑交易线索实施反洗钱调查1361次;经过调查,向侦查机关报案428起,涉及金额折合人民币534.2亿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还协助侦查机关调查涉嫌洗钱案件206起,协助调查560次,协查案件涉及金额折合人民币349.6亿元;协助侦查机关破获涉嫌洗钱案件25起,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62.9亿元。与上年相比,无论是破案数量,还是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从协助破获的具体案件看,既有涉及毒品、走私、腐败的典型洗钱案件,又有公众普遍关注、社会影响广泛的重大经济金融案件。
二、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经验总结
我国反洗钱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
反洗钱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打击洗钱活动和恐怖融资活动已经被提升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稳定的战略高度,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强资金监管,打击洗钱,以预防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同志今年6月1日来人民银行检查指导工作,充分肯定了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要求人民银行充分发挥反洗钱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威慑和查防作用。
(二)积极应对国际反洗钱及反恐融资趋势,变被动为主动。
近年来,我国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在内的所有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有关的国际公约,向国际社会显示了我国政府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活动的决心。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推动联合国一系列反恐决议的通过并予以执行,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也直接推动国内反洗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在国内通过打击洗钱来遏制各种犯罪行为打下基础。通过对国际反洗钱事务的参与,可以更为主动地应对国际政治与金融的变化。
(三)各部门加强合作,提高反洗钱工作有效性。
在各部门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尤其体现在国家立法、规章制定和国际合作上。
人民银行近期开展关于打击洗钱犯罪和地下钱庄的专项行动,在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年10月上海开庭宣判潘某等四人犯有洗钱罪,分别判刑一年零三个月至二年,这是《反洗钱法》颁布以来的第一桩洗钱罪。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可疑交易线索,协同警方破获的罗怀韬(新加坡人)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高达
52亿元人民币,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三、下一阶段反洗钱工作的总体部署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再接再厉,进一步健全我国反洗钱制度,深入推进反洗钱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下一步的主要工作:
(一)修改或调整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犯罪与恐怖融资犯罪的规定,增加法条的可操作性,提高洗钱罪与恐怖融资罪的调查、起诉和判决的效率;改进实施联合国决议有关冻结和没收涉恐资产义务的程序与规定。
(二)完善反洗钱行政法规。研究、制定无记名有价证券出入境申报制度,建立人民银行与海关之间的反洗钱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对证券业与保险业机构的反洗钱监督检查。进一步扩大反洗钱监管范围,研究启动在律师、房地产和彩票行业等特定非金融领域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
(三)完善资金监测手段,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打击地下钱庄并推动以“洗钱罪”名入罪,继续加大对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的监测,打击网络赌博。
(四)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各国金融情报中心(FIU)之间的合作,建立健全防止与打击非法资金跨境流动机制。
本文原载:《金融时报》
第四篇:宽货币与紧信贷是最佳政策搭配
社科院专家:宽货币与紧信贷是最佳政策搭配
2010年10月11日03:03每日经济新闻刘煜辉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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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应该分开看,混在一起谈是雾里看花。
过去央行一直在操作货币的数量调控,多是被动的,在公开市场操作(央票)和存款准备金率之间来回权衡,以对冲掉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
由于管制利差,价格手段对于商业银行约束有限,所以信贷调控事实上被和货币政策隔离开来,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下达具体的信贷额度和信贷增速单独进行约束。虽然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银行信贷扩张有约束,但必须在边界上时才是起作用。当商业银行资金总是闲余时,准备金率效果也只体现在银行间体内资金价格的波动。
分析师们老在评估货币政策紧和松,而银行体内与体外往往呈现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借贷利率不断上抬(上浮部分),信贷在收紧;另一方面,在银行间市场,公债到期收益率不断被汹涌的闲余银行流动性压得不断走低。中国经济虚拟部分的价格(资产价格)主要由这个体内的利率所决定,而非实体信贷那个利率所决定。
在我看来,未来中国将呈现“宽货币、紧信贷”的政策搭配。
选择“宽货币”,是因为宏观决策者不希望看到资产泡沫的刚性破裂。破裂是个很麻烦的事。因为随着人民币资产估值下沉,土地市场将落入谷底,政府平台债务将演变成银行的幽灵,而使得整个银行信贷陷入收缩,因为中国银行信贷的90%是以人民币资产作为抵押而发放的。经济有可能失速而硬着陆。
选择“紧信贷”,是因为经过两年的信贷高速扩张,未来必然进入一个清理扩张后遗留风险的时期,包括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和过剩产能等等。信贷增速会从2009年的33%高峰逐级压缩至20%以下。中国银监会从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织成了一张监管的高压网,剑指国内商业银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风险隐患。毋庸置疑,未来一段时间,一定是谁扩张,谁难受。
未来宽货币、低储蓄利息率还是大概率的事情。这个格局下,楼市和股市掉不到哪里去。中长期的低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市场会迫使投资者不断地改变他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市盈率(租金回报率等)。
破局的可能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未来外面的世界存在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储备货币国家以货币贬值的方式为过度负债埋单而终至货币危机,而后美国大幅加息以抑制恶性通胀的到来(主要是油价的失控);另一种是好的设想,一旦美国工业再造的战略布局完成,美国的全球领导型经济一旦重新恢复其“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活力,美元将进入一个可持续上涨阶段。尽管这两种可能性短期内都还没看到端倪,但无论哪种可能性的到来,中国的泡沫就到了头,到时候即便想稳也稳不住了。
当下,中国通货膨胀的深化是无可避免的。为了防止通胀失控,将利率提高至通胀率之上的水平是必要的,即维持积极的真实利率。这是在接下来几年中,中国能保持宏观稳定的唯一方法。否则,当外部货币条件突然发生变化时,中国经济遭遇硬着陆将不可避免。
拿出大智慧和勇气来吧!因为把中国的宏观稳定悬系于外部条件,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希望中国的经济泡沫不是被美国人挤破。
第五篇:我国住房保障将从实物保障逐步转为货币补贴为主
我国住房保障将从实物保障逐步转为货币补贴为主
http://gz.house.sina.com.cn2011年10月26日07:42中国新闻网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25日说,我们考虑,这几年,住房保障实行以实物保障为主;经过今后几年的努力,住房供求关系缓和以及住房租赁市场有了一定发展后,将逐步转为以货币补贴为主。
在此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姜伟新报告了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姜伟新介绍说,我国住房保障有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两种方式。实物保障性住房按照供应方式,可以归纳为租赁型保障房和购置型保障房。租赁型保障房有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购置型保障房有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
姜伟新说,保障性住房的几种类型,对应了不同收入、不同类型的住房困难群体,是随着住房保障工作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对住房保障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坚持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保障范围主要包括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的无住房和住房困难家庭,以及棚户区(危旧房)居民。在建设标准上规定,保障性住房建设要户型小、功能齐、质量可靠。
姜伟新表示,考虑到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住房市场状况差异较大,住房保障方式不搞一刀切。实践中,由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保障房类型。
(作者:周英峰 杜宇)